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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治

楼主:盛世恐龙 时间:2011-08-12 17:51:25 点击:10973 回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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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刚 毅   发表评论
  在现代文明国家,主宰社会各个领域规则运行,指导不同信仰人们行为规范的是什么?是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人治社会的特点为国家领导人的话才是至高无上的法律和权威),每个公民,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敬畏法律,人人遵守法律,人人维护法律,人人实践法律。法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意识领域中如同水乳交融一般、如同呼吸空气一样,是那么的自然、普遍、正常,是那么的不可缺少、深入人心、融为一体。这就是正常的法治社会。
  
  平时我们有些中国人常常把一切行为规范的准则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或以上面的文件为准,而不是把神圣的宪法和法律作为唯一的准则,因此就常常在中国人中间会出现以下这些错误认识:
  
  “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规则也应该相应变化”“跟着上面的指示走,就一定不会错”“不会拉关系走后门,就不能办事情”“没有后台,事情难办”“政策也是灵活的,不能一成不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法不罚众”“跟对了人就不怕犯错误”“不懂得潜规则,就肯定办不好事”等等的一系列违反法治精神的做法。如果国家领导人或上面的文件指示违反了法律的基本精神,即使看出来,也不敢违反,而还去违心执行,就会把事情越办越糟,越办越坏。
  
  
楼主盛世恐龙 时间:2011-08-12 17:53:55
  这样的不良经历和这样的深刻教训,在我们中国人以往的平时经历中还不是比比皆是的吗!
  
  因此,以宪法为准绳,以法律为依据,一切行为准则、一切工作学习规则,均应该有法可依,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应该成为我们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平时行为规范的一切准则。这是以法治国的法治社会的最最基本特征。
  
  法律是最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法治是法律的基本实施和治理,是不依权力领导人的更迭改变而转移。法律法治与民主制度一样,是构建和支撑成为社会稳定发展的两大支柱(另一大支柱是人们的正信宗教信仰)。
  
  法治又是社会精神文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重要条件。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人权是法治的归宿,这与我国古代道家所说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相通相似的,也正如法国人文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说的:“法的本质代表公益”。
  
  正常的民主宪政国家里,法律的制定必须遵循吸纳两个重要元素:第一是吸纳人类普遍认同和欣赏的先进价值观念,第二是吸纳人类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道德观念(往往从宗教教义或者从德高望重的大师学说派生衍续出来)。如果把这两者的理念完美地结合起来,这个法律就是正义的、公益的;反之,这两者结合得不好,或者故意回避这两者的某些实质精华,那么这个法律就有缺陷,或者就是恶法,就会被居心不良的人利用来作恶多端,危害人类。
  
  纪律与秩序是法治的第一层次,法律与治理是法治的第二层次,依法治国、 依法治家,必须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这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的稳定安全,社会精神文明的弘扬,公民人权的真正落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法治的形式来维持文明、保障进步、维护权益。每个公民一定要进行普法教育和具备鲜明的法治意识,这是精神文明的需要,这是建立人文素养的需要,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法治也有两条重要原则,其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个人有任何越轨或凌驾于法制框架之外的举动,都会造成对他人的人权侵害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其二是司法的公义和公正,是维护道德底线和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这需要司法的独立透明和被广泛监督。法律的作用就是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保护公民的自由人权。
  
  现代社会里,任何党派、任何社会团体、任何国家各级领导人、任何个人,所有的社会活动和个人私生活,都必须臣服于神圣而高尚的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是宪法和法律指导一切党派、团体、个人的所有行为规范,这是依法治国的法治基本精神。如果把党派或小团体利益置于法律框架之外,置于普通公民权益之上,强调什么“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968年毛),那么必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治专制社会,必定会出现“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摘自1970年毛泽东对美国人斯诺的谈话)“一d独裁,遍地是灾”(刊登在1946年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上的言语)“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林彪语)那样的大规模大范围迫害人权摧残人性的可怕现象。
  
  不说毛时代中国统治当局大规模的疯狂镇压人权、迫害无辜、草菅人命是大规模的犯法犯罪行为,几千万人生灵涂炭,就是在当今,中国统治当局仍然在明里暗里大范围镇压迫害、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弱势群体、正信宗教信仰人群等等,这当然也是大范围的犯法犯罪行为,他们迟早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
  
  美国移民局对新移民的考核中有这样一道题:对于“法治”的理解有四个选择:1是人人必须守法;2是领导者必须守法;3是政府必须守法;4是每个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粗看一下觉得4个答案都对,实际上只有3才是正确答案,这是法治社会的大前提和根本基础,因为只有“把权力关进了笼子”(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语),才是法律治理的本质,才能造成历届政府的每个官员们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才是真正地体现为人民服务,广大民众的人权才能真正得到保障,上行下效,公民们才会真正地遵纪守法。由于在民主宪政社会里,由于真正开放报禁、开放党禁、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权力只有受到广大公民的经常性的公开舆论批评监督,使得官员们只能规规矩矩地办事,稍有不慎,马上就会下台。
  
  现代宪法和法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行政、立法、司法这三权是完全独立的,并且它们相互权利制约、相互权力制衡,这就是三权分立原则,这是人类的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进步!现代社会之所以先进文明发达,就在于除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互相监督无法滥权外,更因为广大人民享有完全充分的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的权力,这被称为第四种权利,也是最重要的权利。广大人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参政权、罢免权是影响、左右甚至决定政府当局的决策及政策的主要因素和根本力量。
  
  1748年,法国伟大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巨作《论法的精神》诞生了,首次提出了限制权利的理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要防止滥用权利,就必须以权利约束权利”,进而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理论,向沿袭了千百年的皇权提出了挑战。这种理论就象黑暗的夜幕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一样夺目四射,逐渐驱散了独裁专制的黑暗。1789年同是法国在大革命时期,又发表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思想和观点的自由交流是人的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任何公民均可自由地说话、写作和出版,但要保证对法律规定地情况不滥用这个自由。”人类世界永远激荡着18世纪民主启蒙学者伏尔泰的伟大声音:“尽管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从此,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呼声响彻大地、深入人心。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曾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世界潮流就是民主法治潮流!
  
  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已跨入了民主法治社会,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只有民主法治制度,才能孕育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是进入现代文明的前提,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虽然我们知道民主法治制度并不是人类十全十美的社会制度,它还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例如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和蒙蔽下,德国人民曾经通过民主选举而让法西斯政党上台执政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到目前为止,民主法治制度仍然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制度要先进得多,要完善得多。
  
  民主法治不是手段,不是工具,不是方法,不是计谋,不是策略,更不是恩赐;民主法治是理想目标,是天赋人权,是民心所归,是历史趋势,是人文精神,是公平正义、是公开透明、是智慧喷泉,是宽广情怀,是博大胸襟,是正大光明,是美好氛围,是像呼吸空气那样时时刻刻的需求,是人民大众实现平等和谐互助的凝聚力。
  
  真正的民主法治,就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决不是代表为民作主。我们中国现在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已被许多人们讥讽为“书记开口,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百姓垂手,舆论禁口,众人点头”的木偶戏伎俩。没有民主就没有法治!
  
  我们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到真正的法治社会,人治或专制的痕迹还极其浓厚。例如最近有个有心人曾经详细调查过山西省各级人大代表的组成成分,结果了解到70%以上是各级政府官员组成;他又在北京分散随机调查了全国人大代表的成分,结果也是大致有70%左右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全国各级政府官员组成。作为中国的立法机构成员——人大代表,本来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立法来约束限制行政机构——各级政府官员的行政职务规范,并且监督检查审核他们的日常工作行为,当他们有不良行为时,随时制止批评或罢免他们的行政职务,政府行政人员违法犯罪那怕是出现很小的程度,必定司法会介入进行惩罚。现在可真正乱套了。
  
  我们打个比方吧: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比赛规则是另外有人制定的(好比立法机构成员的立法),运动员的比赛行为好比行政机构人员即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而裁判员就是根据立法机构的立法规则来限制和裁定运动员是否违反规则(好比司法行为),有时候裁判员可以是立法机构的成员,也可以是司法机构的成员,但是运动员是绝对不可以当裁判员的,更不能为自己的比赛行为设立自己的规则,这不仅是普通常识,也是正常体育比赛的统用规范。这里面的三套人马都是独立的,互相制约的,互相监督的。可现在作为行政机构的政府官员竟然有70%左右,他们又作为立法机构的成员,这就是说:自己给自己制定规则,自己对自己的行为监督,这好比又当运动员,又当制定规则的人,又当裁判员,这样的体育比赛还有什么公正性、公益性与正义性?!
  
  这好比医生给自己身体开刀治病,好比自己的手抓住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面一样,都是匪夷所思、不可想象的。
  
  当前风靡大陆的中国年轻作家韩寒,被北京大学的教授认为:“全国所有的教授对中国年轻人的影响都不如一个韩寒”。韩寒在《亚细亚的孤儿》一文中有一段令人拍案称绝叫好的话:“几十年前,我们总是在纠结,权力到底要落在什么阶级的人手里,事实上,权力掌握在什么阶级的人的手里都不重要,任何获得权力的人自然就变成了一个新的阶级,从来就没有谁可以论证他们天然和必然的会去维护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的利益。无论你是什么阶级,无论你是哪个思想家,哪个政治家,哪个军事家,研究出如何获得权力的都不伟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权力的才是伟人。”
  
  确实,在我们中国有一些缺乏公民自主意识的人,太崇拜有权力有势力的人了,根本不懂得权力的泛滥对人类对社会的危害是多么的严重,他们也许想利用有权有势的人来为自己谋得一私半利吧,最终只能心甘情愿地出卖灵魂、默认罪恶、参与罪恶,做了奴才做了走狗还洋洋得意自以为聪明呢。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即议长)在多种不同场合下还常常强调代表大会即议会“要在党的领导下”和“加强党的领导力量”“不搞三权分立”,这与立法机关应该起的监督政府行为、限制权力泛滥的立法作用与制约作用,简直风牛马不相及。因此广大民众指出中国这种的“议会”即“人民代表大会”为“橡皮图章”或者“机器人表决”,真是一针见血!
  
  中国的司法机关从根本上来说还无法真正独立,对许多司法工作人员来说,还得时刻遵循在“政法委”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开展工作,还得套上“党领导”的紧箍咒,而真正的大紧箍咒应该就是法律和法治!神圣而高尚的法律,对有些司法干部来说根本不是什么紧箍咒,只是几张废纸而已,而党的领导人或上级的指示和讲话才是他们真正的“法律”(人治特点)。一些司法干部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就使得各地各级的官僚们无法无天的腐败罪恶有了大保护伞的庇护,可以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前腐后继、无恶不作、作威作福、一手遮天。
  
  如果这三位一体的权力统统集中为一体,那这就是说,制定和监督规则(立法)的,执行规则(行政)的,裁定规则(司法)的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那么这个人和这个小团体完全可以无法无天,并且完全可以逍遥法外,这就是标准的独裁专制。我国已经司空见惯的许多见不得人的令人作呃的“潜规则”泛滥,许多卑鄙无耻的“黑箱操作”泛滥,许多令人痛心痛恨的腐败腐化泛滥,许多冤假错案的层出不穷,许多真正想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群体常常遭受压制迫害,许多想伸张正义的人群常常受到打击报复,据《法制日报》报道:【最高检察院的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构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见2010年6月21日《新民晚报》的摘录),这均源于三权不能真正独立,法律和法治不能彰显正义公正。
  
  我们从最近陆续发现的湖北的佘祥林案、河南的赵作海案、广西的王子发案等等均由于“杀人”案,结果被杀的人最后都因为“死而复生”了,而证明了他们都是大大的冤案。在记者的调查报道中,均发现司法机构中的公安与检察机构普遍存在对嫌疑人大量行刑逼供的违法犯罪行为,常常在严刑拷打、不让睡觉、不给吃喝的恶劣情况下获得了嫌疑犯的“供词”。还譬如多次被网民披露的“躲猫猫死”“喝水死”“突发急病死”等等的在看守所或监狱里许多嫌疑人和罪犯非正常死亡事件,哪一件不是执法人员知法犯法而造成的!这些披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司法机构存在大量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
  
  中国司法人员中的不少人存在一个认识误区:认为法律的最主要任务是惩罚坏人。我们应该扭转这一错误观念,应该树立这样的正确观念:法律的第一要义是保护人权,第二要义才是惩罚罪行(不是指人)。惩罚罪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人权,拯救罪人。欣慰的是,这一先进理念在我国的一些报刊上已经出现,例如《新民晚报》最近就有这样观点的文章发表过。
  
  现在中国虽然在向法治社会方向逐渐过渡有了点进步,但是司法方面还存在一些其他认识误区,这就严重影响了法治进程,玷污了法治本质,例如“权大于法”“党纪代替国法”“一旦犯罪,功劳抵罪”“刑不上大夫”“言论有罪论”“思想有罪论”等等,这些长期人治专制社会造成的后遗症还在继续干扰法治、破坏法治,还在继续严重伤害公民们的正当权益。要消除这些很顽固的恶劣症状,还必须经历一段也许很长的时期,因为只有彻底改变当前的独裁制度和专制体制才会向真正的法治社会迈进!
  
  正常的法治社会,言论方面只要不对他人构成造谣诬蔑陷害,不对他人造成精神伤害,都不构成犯罪;思想认识方面无论政治观点、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的分歧有多大,只要行为不走极端不搞破坏,不造成对他人人身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伤害,都不构成犯罪。而这些正确的法治观念,直到现在还没有深入人心,特别还没有对我国的司法工作人员形成普遍的规范,而根深蒂固的“权大于法”“言论有罪论”“思想有罪论”等等的这些人治专制思维惯性,直到现在还在经常阻碍着中国真正法治的实施贯彻。
  
  如果说,体制的腐败是社会产生最大范围的腐败。那么,司法的腐败是社会上最黑暗的腐败!其他各种腐败(政治、体制、权力、经济、文化、生活、思想等等的腐败)则是污染了人类正常生活必须使用道德河流的各处水质,而司法的普遍腐败则是直接污染了道德河流的水源,最终会把人类引向道德的毁灭。(这段话大意出自西方一个著名思想家的著作中)
  
  原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参加了由中国市长代表团参观一些发达国家后,在对上海市民的电视转播中我亲耳听到他讲到:“德国的警察和司法队伍素质非常高。过去我们在“文革”时期搞政审常常要查祖辈三代人的政治面貌;德国在招收警察和法官时,就要对其查他的上面三代甚至查五代人是否有违法记录在案的历史,如果没有,同时本人表现又良好,才有可能被录取。”这段话给我印象深刻。如果中国没有借鉴学习国外的先进理念,光讲阶级出身(现在已经淡化了)和组织领导的信任,不讲民主公开选拔程序和法治规则制约,不讲德才兼备,不讲舆论公开监督,不讲透明公开程序,只讲任人唯亲,只讲帮派小团体利益,只讲“潜规则”,只讲唯领导人指示为一切准则(而不是以宪法与法律为唯一准则),那么无论立法行政司法队伍都会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
  
  专制人治制度下的政治往往主宰法律,政治强奸民意,法律是权贵的奴婢,官吏滥权是压迫人性摧残良知的人治社会;而民主法治制度下的法律时刻制约政治,法律伸张正义,法律是民众的卫士,人民自由是解放人性弘扬良知的法治社会。在真正的民主与法治社会里,法律和法治对恶人来说是悬在头顶上的克利达摩斯利剑,对绝大部分遵纪守法的公民来说是保护他们的正义之剑,是公义之神,公正之天平。
  
  (未完)
  
  
楼主盛世恐龙 时间:2011-08-14 03:52:55
  民主宪政国家里的公民,完全可以组织一个与政府对抗的结社和政党,例如成立一个共产党并且进行公开活动,也完全可以在不受严格审查的自由出版的报刊上书籍里公开大量指责“资本主义如何罪恶”,“资本家如何残酷剥削压迫工人”,“国家领导人如何是资产阶级的走狗和代理人”,却根本不用担心会得到法院和法律的“反动思想犯”“反革命政治犯”“企图颠覆国家政权罪”“阴谋煽动破坏国家安全稳定罪”“污蔑国家领导人罪”等等的罪名,因为法律只制裁惩罚行为罪,决不会制裁惩罚所谓的思想认识罪。但是如果有杀人、伤害、抢劫、偷窃、欺诈、强奸、贩毒、诽谤攻击个人(即造谣污蔑)等等的犯罪行为出现,那么必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惩罚,如果只是个人的言论思想与宣传活动而不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运转,就不会获得任何罪名。

因此在民主宪政国家里,报刊上每天都刊登了大量的批评、监督、指责行政(政府)领导人、立法(议会)议员的文章,你可以在报刊上大骂总统、总理、部长、议会议员(只要不是诽谤污蔑的人身攻击),都可以安然无恙。

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法治的基本特征在于舆论监督的公开,那些国家的报刊基本上不刊登表扬、赞美、歌颂有权力的人的文章,而大量刊登对有权力有权势人的批评指责,甚至揭露这些人的违法乱纪行为,立即可以绳之以法。“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皇帝有罪,照样伏法”。这就是民间公开透明的公民们强大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是被称之为强大的“第四种权力”,就是为了防止公权力的专制和腐败。

在民主法治国家里,整个社会全体公民都在努力贯彻100多年前美联邦总统林肯所主张的“民有、民治、民享”精神,努力贯彻20世纪美联邦总统罗斯福所主张的四大自由(言论出版、思想信仰、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精神,努力贯彻真正的三权分立和公民们公开透明监督权力的精神,就是为了限制公权力的滥权,为了防止公权力的腐败,为了强化公民们的权利,为了保障公民们的权益,为了真正实现“官权小,民权大”的民主法治原则和人权至高无上原则,才能尽量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平等、博爱、自由、和谐、进步、发展。

现代政治理念指出:一切权力如果没有透明的民主选拔、真正的法治制约和公开的舆论监督,那么权力必定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在普及了普世价值的民主宪政国家里早已深入人心了,而在中国还绝对是忌讳的,被认为是别有用心的“反动思想”。在现代民主宪政国家,腐败现象就会很少出现,例如韩国首都首尔有几百万人口,属于国家性质的立法行政司法的公务员们好几万人总共只有14辆公车,基本上公务员上下班都乘公交车或私家车,(而我国每年光为公务员消耗的公车消费竟有3900多亿元);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一些官员(2名州议员、2名市长、3名市政府成员)集体受贿平均每人1500美元,结果他们每人面临20年的联邦监狱服刑的惩罚,《新民晚报》曾经报道过这一新闻(人治或者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往往“刑不上大夫”或者“重罪轻判”及“包庇掩盖”,因此各种腐败泛滥);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因为受贿贪污最近判决前台湾“总统”陈水扁夫妇20年徒刑并且罚3.7亿台币;据《世界之窗》杂志曾经报道过:英国首相大臣议员们在招待外国元首吃的饭,都要自己掏腰包付钱,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任期间每星期休息天会像普通老百姓那样上超市买东西,在家里做饭菜;所以在民主法治国家出现贪官污吏的几率是很少的,即使出现,法律的惩罚力度也是很大的;也就会出现美国里根总统在任期间小儿子失业期间只能去领取救济金生活、当了8年总统的克林顿因风流韵事被司法追究责任所以卸任后还会欠下一屁股经济债、阿格纽副总统漏税被发现后马上撤职、尼克松总统犯窃听错误后马上被议会弹劾掉只能无奈辞职等等的正常现象。

有一位在中国国内成长的成年人最近到美国去生活了几年,他非常感叹美联邦的繁荣富强和长治久安,经过他的仔细观察,然后写了一本书《生活在美国》,在书中他认为发现了美国始终欣欣向荣的三个公开秘密:普遍的宗教信仰、美好的民主制度以及良好的教育环境。宗教信仰提升了道德的自觉自律,奠基和普及了好民风;民主法治制度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和实现了真正的民权与民生;良好教育焕发了公民的智慧力量,启迪和增长了民智。

其实在美国,一般找不到许多贪官,因为按照美联邦的法律规定:

1、总统、政府各部长、各邦国首领(即州长)、各市长和各村镇长都没有市政建设和办公物品采购的决定权,凡是涉及财政支出的所有项目均由国会参众两院、各邦国议会、各市镇议会集体讨论、审议和决定。总统、部长、州长、市长、镇长只有执行权而没有拍板权,他们想腐败也没这个条件,也钻不了这个空子,这就在制度上彻底堵死了他们以权谋私大肆敛财的门路。

2、美国各个联邦州国都实行司法独立,地方法院和高等法院都不被任何政党或政府负责人所领导,任何人贪污受贿,均没有任何“保护伞”。克林顿“总统”搞了莱温斯基(不属于以权谋私,仅是不道德的婚外情),同样要被独立于政府的司法机构检察官揪出来!

3、美国各个联邦州国都实行新闻自由,各级政府行政官员们整天被公民们的媒体公开监控着,只要一碰法律的“高压线”,或者一举一动那怕有一点儿越出法律的框架,马上就会遭到媒体舆论的公开谴责,很快就会身败名裂,因此谁也不想因小失大。就连联邦副总统阿格纽因偷税,马上就被国会议院解除了他的副总统职务。

所以曰:世上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在本质上,美国人并不比中国人优秀半分,美国的官员们并非不想贪污腐败,不想公款吃喝,不想公款旅游,不想公款占有豪车住宅,并非不想殴打惩罚“不听话”的小商小贩和动迁钉子户,并非不想狠狠打击“捣乱破坏”的维权人士和“政治异见人士”......,其实,他们也很想,但他们不敢,一旦他们这样做了,就会触犯法律,侵犯人权,马上自己就会身败名裂,马上就会受到法律对他的制裁惩罚。

例如美联邦国家领导人受到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礼品馈赠,一般价值比较高的都要上交国库,特别是礼品价值超过35美金而没有上交的,那就要面临司法机构对他贪污的指控。曾经发生过一件真实事情:美国有一市长被中国一位市长热情邀请来访,说所有开销均由中国市长承担(实际上由中国老百姓承担),但是美国的市长就不敢开这个口了,当中国电视台记者问起美国市长为什么不回应邀请中国市长时,美国市长才谈起自己的“苦衷”,原来美国市长的任何开销均由不得他作主,他化纳税人的一分一厘钱都要经过市议会的审查和批准。有相当多的美国和西方民主法治国家的市长,收入都不是很高,在家庭经济紧张时,市长正职工作完成后,利用业余时间去兼职第二职业,例如有的市长做娱乐场所的看门人(在美国),有的市长做掏烟囱灰的工作(在德国工业城市杜塞尔多夫市)等等,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好多好多来。在真正的民主法治国家里,当官的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不定期地向公民们公布他们和他们家庭的财产以及收入帐单,并接受相关部门的审查核实。

我们来个鲜明的对比后,就可以了解美联邦和西方的民主开国元老们是多么深刻地洞察了人性的贪婪和美好并存,他们精心设计了一套民主法治制度来扼杀人性的丑陋罪恶,来张扬人性的美好善良。

也许有人说:你太美化美国及其西方国家了,你崇洋媚外,一点儿也不爱国。其实这些话说得一点儿也不负责任,也缺乏理性思考。我是一位理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和维护民族利益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也是作为一位公民必须具备的高尚责任义务,这话固然说得不错。但是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被践踏民主法治的人利用,来掩盖其罪恶行径,来扭曲人性,来转移目标并且蔓延扩大罪恶,那是极其可怕的事情。历史上发生了多少类似这样的惨剧!

要知道,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正义爱国的民族主义是反抗无耻的压迫、反抗罪恶的侵略,捍卫做人的基本人格与人权、捍卫民族的基本尊严,就像中华民族的抗日卫国战争那样悲壮浓烈,令人可歌可泣。而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往往践踏人权,侮辱人格,摧残民主和法治,用爱国主义来遮盖其罪恶行径,现代历史上就出现了以下这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用心险恶的阴谋家和野心家的煽动、蛊惑、欺骗、裹胁、逼迫下,国内民众的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优越主义恶性膨胀,如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下发动的一系列罪恶的侵略战争;第二种情况是民众的民族主义从长期的自卑心理突然向极端自尊泛滥(或者由于宗教分歧文化冲突),如1994年卢旺达国内的胡图族突然大肆屠杀图西族(大概屠杀了80万至100万人)等等;第三种情况即被所谓的“优越正确伟大”的意识形态所迷惑,以“阶级斗争”“革命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的名义居高临下心安理得地去屠杀虐待本国的被压迫的下等公民(屠杀虐待本国大量同胞还谈什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实在荒谬之至。)如一些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发生了大量公民非正常死亡的悲剧。

民族问题或者民族矛盾的产生或激化,说到底是人权问题或者是民主法治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联邦的原先几个国家的不同民族发生了分离独立运动,而塞尔维亚人掌握着军队实权,就分别对波黑、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的科索澳地区的穆斯林人、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实施了大屠杀,几十万老百姓死亡,几百万难民外逃,这时候,西方民主法治国家再也看不下去了,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1999年联合派兵惩罚了塞尔维亚军队,终于稳定了巴尔干半岛的动荡不安的局势,杀人战争罪犯也得到了国际法庭的审判。如果这时候你还要漠视人权,就像中共领导人当时空谈什么“不要干涉内政”“要爱南斯拉夫国家大家庭”“反对人权高于主权”之类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人权或者缺乏人权来谈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都是荒谬的,缺乏民主与法治来侈谈什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那只可能是利用这块遮羞布来掩盖某些特权人物“阳光下的罪恶”,都可能会诱惑一些糊涂人或者幼稚人走向偏激偏信和采取极端行为,走向人性败坏,而对人类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

一切有权力的人以所谓的“爱国主义民族利益”为名来蒙蔽欺骗单纯的青年人去肆无忌惮地干着违法罪恶的事情,一般都有以下这些践踏人权败坏人性的特征: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欺骗当真相,把谬论当真理,把暴力当革命,把卑劣当进步,把野蛮当荣誉,把无礼当率真,把正义当傻瓜,把人权当垃圾,把法律当废纸,把道德当虚伪,把低俗当可爱,把宗教当愚昧,把仇恨当爱国,把真相当谣言,把真理当反动,把无赖当正常,把无耻当表率……

看看一些专制人治国家的现状吧,不要说没有正常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结党自由,却反而每天产生着不少人的“反动思想犯”“政治犯”“反革命犯”“颠覆政府罪”“邪教罪”“造谣聚众煽动罪”“污蔑领导人罪”(仅仅为了举报)“扰乱社会治安罪”(仅仅为了公开维权) “泄露国家机密罪”(把从来不能公开的领导人及其亲属子女的非法收入讲出来也是属于此罪范围) 等等的罪名被投入到监狱里或者被残忍杀害或者强迫送进“精神病”医院受折磨,只有你成为了哑巴、聋子或瞎子,才有可能保全你的性命,尤其牵涉到对政治异见人士严厉处理的案件中(“言论有罪”论,“思想有罪”论的泛滥),一般均不允许律师参与而制造了层出不穷的冤假错案。在这方面,我国确实走了令人痛心的不少弯路,例如四十多年发生的“文革”十年浩劫(那时候已经废除了律师制度,实行最黑暗的地地道道的独裁专制统治),而当时的法律完全屈从于淫威权力,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奴婢和打手,就连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拿《宪法》想声辩自己的权利,也申诉无门,被迫害折磨得最终含冤而死,不要说广大普通老百姓了。宋美龄上世纪八十年代给大陆的国家副主席廖承志回过一封信,称在中国历年来的政治运动中,中国大陆有一半以上的人受过各种政治迫害,宋美龄说: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道,根据中共中央对全国29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正式’统计数字,由1966年开始,到1976年10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波及遭殃者至6亿人。”



现代化国家的标志是实现政治民主化、人权独立化、思想多元化、权利平民化、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生活福利化、社会法治化、军警国家化(不属党派私有),其中核心是实现民主与法治,这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根本基础和首要条件。连马克思都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民应该享受公民应有的基本民主权利即基本人权:如生命权、生存权、财产权、学习权、劳动权、迁移权、选举权、选择权、言论自由权、知情权、出版权、知识产权、参与权、参政权(真正的选举与被选举权)、罢免权、隐私权、结社权、集会权、赔偿权、信仰自由权、免于恐惧权、免于匮乏权等等的合法权利,又有多少真正落实呢?简单地说中国人基本上没有落实这些人权!
  
  虽然这些公民的基本合法权利的落实在我国有少许进步、有少许进展,但是离开发达国家的标准还很远,特别是“免于恐惧权”这一权利,还远远没有落实达到国际公认的标准,大多数中国公民对有权势的人大量违犯法律的滥权与压制的罪恶行为,在公开场合下选择了沉默(皇帝新衣面前的集体失语),因为如果不沉默的话,往往就会引祸惹身、大难临头,但是这沉默的多数并没有泯灭良知,他们基本上都是心明眼亮的,就像2009年官方媒体进行关于职业信用度的民意调查中,在所有职业群体中间,信用度最差的竟然是官员和不法奸商,这让中共官方感到无比震惊和尴尬。
  
  据中共官方核心刊物《求是》旗下的《小康》杂志2009年进行了一次关于职业信用度的民意调查中显示,在广大中国民众心中,中共官员的信用度比妓女都还远远不如,更有超过90%的受访者民众认为,中共官方的所谓的调查数据和讲话报道“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表示官员基本上都是“当面说一套,背后另搞一套”。中国官员的信用度在所有职业群体中,排列为倒数第二,在受访者民众中间只有0.7%的人还相信官员的讲话,仅比专门制假售假的奸商高一点点。
  
  中共官方的一手欺骗、一手镇压、疯狂敛财、前腐后继,无官不贪、无官不黑、无官不假,保持有良知有人性的官员只能在充斥着“厚黑学”官场内被逐渐逆向淘汰,大批不良官员的无法无天的作为使得他们的信誉在中国广大老百姓中间已经完全破产了!
  
  而公民基本权利的完全实现和长久保障,就必须通过正义公平法律的透明颁布与深入人心,及其法治的充分实施治理,看来在今后还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实现这一理想目标。
  
  思想家洛克说:“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法律应该保护人民,惩治违法作恶的坏人,让人民获得真正的宽广自由。法律的作用就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保护人民的自由人权。我们通俗地说,一个好的法律和法治社会就是让全体公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免于恐惧的自由”;一个坏的法律和人治社会情况正好相反,就会出现“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独裁专制状态。
  
  全球有两大法律体系,无论是欧亚的大陆法系,还是英美的海洋法系,都贯彻了一个共同的准则:只认定行为罪,不认定思想罪。法律的宗旨不仅要充分保护公民的四大自由以及各种人权不被侵犯,而且还要严格防止行政部门公权力的泛滥。海洋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唯一区别,在于海洋法系在司法判决中有强大的陪审团,陪审团有权力否决法官的判决(如轰动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法官与陪审团意见不统一是无法判决的。陪审团成员由平民百姓随机构成,它可以显示公民的参与权和彰显法律的公义性与独立性,也可以大大减少有钱有势的人与司法人员勾结制造冤案错案的几率。
  
  不受制约的权力比虎狼还可怕!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捷克发表过演讲,说人类最大的也是最成功的发明,不是科技的昌明,不是激动人心的名著,而是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限制公权力的专制泛滥,他形容自己正是站在笼子里向人们讲话,自己不能为所欲为。(此讲话内容在中国的《杂文选刊》上刊登过)
  
  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欧美人民普遍认识到人类今后应该真正贯彻基督精神,即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兄弟姐妹关系相处,以人为本,公民至上,因此许多欧美国家都规定了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及相关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律法治等等的资料作为中小学生的必读书籍,让每个人从小就开始懂得对人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即人权的敬重(这是人类最大的道德),对法律和法治的敬畏,对民主自由的美好向往,在公民课上反复教育孩子们懂得并且实践民主法治社会中必须具备的三权分立、四大自由(言论出版、思想信仰、免于恐惧、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基本人权等相关权利义务,具备法律法治等相关常识责任。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中小学生也能在课堂里学习到这些社会基本常识呢?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中小学生能够清晰认识到自己的公民意识(民主、法治、人权、独立、责任、义务、服务、奉献等等)呢?我们内心极其渴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没有法纪,罪恶泛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让正义的法律和法治普及到我们中国每个公民的头脑中,我们每个公民必须懂法、维法、守法、执法,为社会、为单位、为家庭、为孩子们创建一个健康成长的良好法治环境。成年人对待子女,千万不能有侮辱性的语言,不能打骂虐待,这是侵害人权的违法行为。孩子如有违法犯罪行为,家长千万不能姑息包庇,应及时交有关部门处置。我们常常发现,在法制意识淡薄的家庭里,常常会酿造出许多痛苦和不幸的悲剧,常常出现家庭暴力与家庭虐待,并常用欺骗,偷抢,伤害等不法手段来侵占邻里利益,对社会不断造成破坏和损害。家长和老师们对待孩子应该具备良好的民主的风范、法治的示范、健全的人格、健康的情理、榜样的力量、优良的言传身教,这就是在潜移默化地给子女进行了最好的教育。
  
  我们每个有识之士都应该为中国大力普及开展民主法治启蒙运动作出自己的全部努力,要全方位深层次地让全体中国公民认识到:一切权力来源于公民的意志,人人享有神圣的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如果符合现代文明先进理念的宪法与法治能够充分保障广大公民实现意志和权益,那就是好法律;而宪法与法治只是反映了统治小集团人物的意志和利益,必定是恶法律。
  
  如果民主与法治只有外表面的“镀金层”空架子,里面却充满了恶絮败褥,或者只有欺骗人民的空头支票而根本无法落实,甚至“挂羊头卖狗肉”,那就会像“文革”期间大规模出现的极其恶劣恐怖的现象: 制度不能约束权力泛滥, 法律不能保障正义自由, 人权不能得到保护兑现, 教育不能培育良知素质, 文化不能培养理性境界, 经济不能正常和可持续发展,家庭不能树立愉悦氛围, 人际不能和谐关爱相处,肆无忌惮的专制人治统治使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了可怕的腐败化、流氓化、愚昧化、野蛮化、奴才化、冷漠化的肮脏泥潭中去。前车之鉴,不可再犯。
  
  让我们身体力行,让我们全力以赴,为建设我国成为民主法治的现代宪政国家而努力贡献自己的一切!
  
  2009年9月10日-12日 2010年7月6日、2011年8月11日修改
  
  (完)
  
  
作者 :网络恐龙 时间:2012-01-20 06:37:49
  吴英在东阳、义乌、湖北等地拥有的商铺、地产、房地产项目,吴英还购买了大量的珠宝,当时是计划开珠宝店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吴英购买珠宝显然不是用于个人消费,因为个人消费不可能购买上亿元的珠宝。吴英所拥有的商铺、地产,是2006年购进的,大家都知道,从2006年到今天,这五年之内,房地产的价格翻了多少倍,吴英的资产如果不是被非法没收和拍卖,不但能够偿还所有的债务,而且吴英已经是坐拥价值数亿元房产的富豪。而吴英所拥有的珠宝价格在五年之内也翻了几倍。吴英案并没有结案,吴英名下的财产就被东阳市政府的一些部门超低价拍卖,这是非法的。这其中存在多少猫腻尚不得而知,而可以知道的是,吴英的本色概念酒店仅装修就投入了5000万元,这个酒店的经营状况良好,入住率很高,盈利状况也很好,却被东阳有关部门以450万元的价格近乎无偿地掠夺。以450万拍卖价值至少数千万元的本色酒店的事件当中,就有东阳市当地公安人员的直接参与。官方数据说他借款7亿多,有3亿多还不上,不到一半,那还上的4亿还是低价贱卖的结果。如果他平安到现在,那么多房产的升值都不止7亿吧?不灭口,那些通过法院超低价拿到他的地产的人能安心吗?吴英罪不致死!经济犯罪,即使是集资也是两厢情愿;其集资的资金是用来投资了,如果她的 个人资产没有被廉价处理, 到现在几个亿没有问题,还贷依然可能。浙江法院为何无视法律,罔法泛滥死刑。究竟有多少黑幕不为人知,再者,惊闻有联名要求判决吴英的那些人?是为了封住她的 口吧,怕再说出一些黑Mu。再就是,不论国有银行还 是其他的一些国有投资机构,经常损失几十亿,几百 亿,追究的责任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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