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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权腐败涉及要害部门

楼主:兽类社会 时间:2011-08-29 16:29:17 点击:2793 回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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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信息报》2002年3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介绍,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务院70个有审批许可权的部门就有审批项目2854项,省级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多则2000多项,少则1000多项。在上述2854个审批事项中,只有11.8%是依据国家法律设定的,那些依据部门文件和部门内设司(局)文件设定的审批事项则占到了36.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掌握审批权的官员是〝糖衣炮弹〞猛力〝攻击〞的对象,如果官员不严格要求自己,如果老婆孩子不爱护他,就很容易被〝糖衣炮弹〞打中而落马。官员是当今最危险的职业。有些贪官原不不是坏人,有的还有辉煌的过去。关键是制度,在好制度下,坏人难做坏事;在不好的制度下,好人也会变成坏人。
  
  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推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 /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换句话说,中国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根据 2005年3月〝两会〞上的〝两高报告〞,在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的增幅为 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
  
  将第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第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比较,检察机共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大案,后五年相当于前五年的6.35倍,省部级以上的干部犯罪人数大幅度增加。
  
楼主兽类社会 时间:2011-08-29 16:30:31
  不仅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一年又一年的增加,而且犯罪金额逐年大幅度提高。80年代贪污受贿10万元的一般判死刑。90年代初期贪污受贿30万元以上的可以留下性命。90年代中期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可以不死。到新世纪贪污受贿上亿的居然判无期徒刑或死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凡是能商品化的资源必然进一步资本化。权力资本化不满足于一次性的交易,而是着眼于财富和权力的不断增值。当他用金钱买到权力以后,又疯狂地利用权力去收回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当权力换到金线以后,他又用金线换取更大的权力,力求在权力阶梯上无止境地攀登。
  
  过去有〝窃国大盗〞的说法,是指从整体上窃取公共权力。现在搞权力私有的人是窃取局部的权力,在本质上和窃国大盗没有什么不同。
  
  公权腐败涉及要害部门
  
  经济领导部门的审批权可以在市场上换取黄金白银,干部人事部门、司法部门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干部任免权商品化在1990年代就出现了。进入新世纪,司法权力也开始商品化。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干部任免是委任制。在缺乏权力制衡的情况下,委任制常常是根据一把手的好恶来选拔干部。谁在第一把手心目中印象好,谁就可能被提拔。于是,有干部任免权的领导人就会被趋炎附势之徒包围。小人当道,贤者就会退避三舍,在干部队伍中也就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这样的选官制度实际是选劣制度。干部委任制和市场经济结合,卖官鬻爵就不是个别现象。有些地方对〝官帽〞名码标价,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可以高价出售。卖官鬻爵是这样出现的:先有权力缺乏制衡,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了权力私有化,才有卖官鬻爵。第一把手利用任命官员的机会谋私,第二、第三把手也这样做。他们之间心照不宣,互相保护。这次提拔了你的人,下次就重用我的人,权力分享,利益均沾。
  
  那种一手交钱,一手给官,是卖官鬻爵中最笨拙、最露骨的形式。还有其它多种变相的形式。这些形式虽然变化无穷,奥妙无比,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买官者通过各种手段给有任命权的人以好处,卖官者以种种正当的名义给买官者以〝乌纱帽〞。
  
  在通常情况下,卖官鬻爵不容易被揭露出来,只有当某个单位领导班子集体犯罪被处理以后,他们买官鬻爵的黑幕才会暴露于天下。
  
  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是党的免疫系统。近年来,这个免疫系统的检察权也出现了商品化。一些纪检高官频频落的案例使人胆颤心惊。司法是保证社会公正的最后屏障,近年来,这道屏障也百孔千疮。司法腐败的不仅有法官,也有检察官,有些反贪局的检察官也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黄松有也是一个大贪官。已经被揭露查处的广东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辽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歧、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副院长梁福全、焦玫瑰和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院长刘实等人的腐败大案,令人触目惊心。一位研究法律的专家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司法腐败几乎扩散到每一个司法机关,渗透到每一个司法环节,成为当今司法机关的恶性肿瘤。〞
  
  权力场和权力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电磁场〞、〝温度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场〞:权力中心能量最强,从中心向外延伸,能量呈梯度递减。离权力核心越近,能量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能量越弱。权力场类似同心园,如果将平面图同心园画成三维图,就是一个权力金字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能量梯级上。
  如果权力处于公正的情况,这样的权力同心园(或权力金字塔)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一旦权力进入了市场,参与市场交易,问题就来了: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这样,权力中心就可能像一个吸纳财富的黑洞,社会财富不断向权力高端集聚。由于离权力中心越近,对财富的吸收和越强,处于权力场较低层次的官员就不惜一切代价钻向权力场较高的层次。
  
  在当代中国,能把一件事情办成功,不在于你有多少才能,而在于你是否和掌权的关键人物有关系。同掌权的人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卖官鬻爵的选官机制下,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就是一张黑网。权力进入市场以后,同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上级和下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联结成了一个利益关系网。无论是干部任命中形成的黑网还是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网,都是偏离社会正义的。这样的〝互联网〞是产生腐败温床、保护腐败的同盟。上世纪末和新世纪初,不少省市都揭露出了省一级高层领导人为首的犯罪集团,显露出一张张黑网。
  
  2004年揭露的黑龙江省委案,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省长田凤山以及五名副省级高官、十多名地级官员,构建了一个上下勾连、左右交织巨大的犯罪网路。权力网是一个三维结构的网,上下、左右都有利益相连。触犯任何一个结点,都会关系到其它结点的利益。这样,无权的百姓就被罩在这个大网之中。正义难以伸张,冤屈不能申诉。
  最近一位企业家向我诉苦:他老家的村党支部书记侵吞了农民的土地补偿费,还编造假项目骗取国家投资。农民索要土地补偿费,书记说:〝你有本事上北京告我吧!〞,农民上告了,上访者从北京被揪回整死。他家乡这个县几年整死上访农民五人,死者家属都被〝摆平了〞。这位企业家出于义愤,自愿代理乡亲讨公平,奔走于省、市、县、乡之间,经过两年努力,他灰心了。他对我说:〝从市到县,到乡,到村,上下左右结成了利益联盟的黑网,个人力量是不能和这张黑网抗拒的!〞
  
  权力世袭
  
  公权腐败另一个方面是权力世袭。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的另一种说法。社会阶层世袭那就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有人以为集体世袭是指高干子弟的,实际上是指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不是指高干子弟个人。高于子弟千差万别,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藉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社会上还有一种利益机制,促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公权。
  
  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政企不分,权力高度集中,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为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
  
  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说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句话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
  
  与〝官二代〞相对就的是〝穷二代〞。〝穷二代〞也是集体世袭,是被迫的集体世袭。中上层社会地位的职务被〝官二代〞世袭了,〝知识改变命运〞已经不灵了。工农子弟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
  
  〝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人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的花费有的是靠向亲朋友好借债,大学毕业后他们的面临的紧迫的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不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成了使贫困者更加贫困的陷阱。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
  
  政策不公正是最重要的不公正。政策不公是权力不公造成的。政策不公一方面是指〝官员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中央部门制定出来的政策不能代表多数人、特别是底层百姓的利益,只是为少部分人谋利创造条件。这方面的政策不公还比较容易监督和纠正。而不容易监督和纠正的是社会合力造成的政策不公正。
  
  制定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的人应当遵循社会公意。社会公意应当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合力。恩格斯说过造成重大历史事件的合力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他说的是平面图形,社会合力实际是多棱园锥体的中轴线,好像一把半张的雨伞的柄。社会合力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力量博弈的结果。由于改革中形成的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政策制定者可能成为强势群体的〝车夫〞。他们只能按照强势群体的意愿开车。然而,如果按强势群体左右的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中国社会就更加不公平。政策的制订者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不能由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就〝车夫困境〞。
  
  出现〝车夫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声音微弱,而强势群体藉助手中的公权,利用他们在政府部门中的有利地位,在决策过程中占有更多的话语权。因此,改革方针和各项政策常常有利于强势群体不利于弱势群体。
  
  强势群体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凡是有损他们的改革,出台都很困难,凡是有利他们改革,出台就相当快。官员财产公开、遗产税等虽然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但一直不能实行。其中最典型的是住房改革和公车改革。
  
  国发[1998]23号文件规定,1998年7月30日停止福利性分房,全面实行住宅商品化。在这个日子以后,老百姓需要高价买房,而官员呢?〝计划经济的最后晚餐〞永远吃不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中央部委盖了大量的豪宅,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职工。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制衡权力 驾驭资本
  
  近几年来,出现了〝仇官〞〝仇富〞社会心理。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官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靠自己的科技成果和苦心经营而致富的。但是,这两种社会心理是客观存在的。这两种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要从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寻找。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当今中国一切罪恶的渊薮,也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中国当前两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从而出现〝仇官〞;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从而出现〝仇富〞。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
  
  怎么才能公正?这需要一整套制度体系来保证的。这套制度体系的目标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权力和资本是两种社会能量,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两种能量。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资本投向哪里,哪里就会改变面貌。但资本是贪婪的(经济学的语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没受驾驭的资本也可能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马克思要抛弃资本,资本是抛弃不了的;孙中山说节制资本,节制也可能过度。我提出驾驭资本。
  
  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纪委和其它种种防止腐败的机构都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内力,靠这些机构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权力腐败。不能独立审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体是权力的恭顺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立法、司法、行政合为一体,就不可能有权力制衡。立法、司法、行政也要相对成为外力,才能够互相制衡。人类近两百年的经验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有效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这个目标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实现。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也是胡在建党周年讲话中再次强调的〝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正是走出公权腐败危局的道路。
  
  
作者 :盛世恐龙 时间:2011-09-30 14:44:59
  从去年开始,中国贪官外逃话题就成为一个经常被中央政府部门不断“关照”的话题。每逢某政府部门或研究者对外发布贪官外逃的相关报告,不久后就会有其主管部单位称这一研究是“谣言”或“严重失实”,甚至还逼迫当事人出面收回原来所言。今年6月份网上流传一份《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旋即被中国金融学会出面否定,说该报告所言并非事实。但三个月之后,中纪委、监察部宣布启动省级防逃追逃协调机制试点工作,等于再次承认官员外逃现象严重。
  
  贪官携钜款外逃曾被北京列为国家级研究课题,给予研究者经费资助并提供查阅资料的便利。既是事实,中央政府各部门之间为何又要如此不顾形象地互掐?背后原因复杂。
    
  贪官外逃进入公众视野的来龙去脉
  
  中国贪官与国企负责人外逃发韧于上世纪90年代。那时最著名的外逃案件是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事件。于志安12岁即被八路军收留,16岁入党,曾与焦裕禄并列为全国六大标兵,外逃前曾被称为国企改革典范。因其政治身份特殊,他的外逃案曾轰动一时。
  
  有关资本外逃的研究,目前可考的是王军所写的“中国资本流出的总量与结构分析”一文(《改革》杂志1996年第5期)。后来我在《现代化的陷阱》(1998年北京出版)一书的第五章专列一节“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资本外逃”,从此之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中国公众视野。以后又出现过一本由李广森撰写的《中国追捕外逃贪官纪实》,但因没有对新情况的系统性研究,一直未形成媒体讨论高潮。
  
  2004年,由湖南大学《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参与者王明高对外发布该报告中有关贪官外逃部分,《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10期,3月18日)以“中国贪官外逃路线图”为题,发表了一组专题文章,很详细地揭示了厅局级官员成为出逃主力;出逃准备是个系统工程,一般需要经过出国探路、海外安家、资金转移这“三部曲”,每个贪官至少会携款数百万元至逾千万元,等等。
  
  从那之后的几个月内,中国贪官外逃成为中国媒体讨论的重要话题,其中最有名、被媒体广泛征引的资料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据当时媒体报导,商务部的研究结果是“商务部披露资金外逃内幕4千贪官卷走5百亿美元”,并言之凿凿地谈到总理温家宝、副总理黄菊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金融管理部门尽快洽商提出解决办法。该报导还特别说明:“该报告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报告《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中的一部分。”
    
  媒体追问外逃贪官及携款数额到底有多少
  
  《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署名为“李先梓”的文章:《请给公众关于贪官外逃的准确数字》,援引了几篇当时比较权威的报导:
  
  “2003年,《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统计说,中国共有至少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
  
  “2004年2月4日香港《文汇报》援引内地统计数字说,单是2003年上半年,内地外逃党员干部高达8000多名,具体携款数目不详;
  
  “2004年7月23日《法制晚报》报导说,公安部在5月份召开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2004年8月16日《法制晚报》报导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我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
  
  “这些数位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500人和8000人之间的差距,以及50亿美元与500亿美元之间的差距更是判若云泥,到底谁的数字更准确?公众到底应该信谁的?”
  
  尽管公布上述资料的都是政府部门或者官方的权威杂志,但因中国《新闻周刊》的专题报导登在各大门户网站上,加上说是总理副总理过目,从此以后贪官外逃的资料大抵都以商务部报告为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
   
  商务部报告六年后被突然否定
  
  按说多个政府部门均有自己的研究人员在做这项专题研究,也经过多年来媒体持续采访报导,一向喜欢堵国民嘴巴、蒙国民眼睛的中宣部对资本外逃的讨论也未制止,听凭各媒体“炒作”,这类事情的真实性应无疑问。但中国政府确实是个创造奇闻的政权,也从不吝惜制造谎言,并利用权势逼迫他人与自己一道撒谎。于是从去年以来,贪官外逃数量规模两度被否定。其中一例是2010年4月26日《证券时报》发布消息,称商务部否定自己过去做过一个研究报告,即“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
  
  这种否定,当然是为了现实需要。只是商务部逼着研究者出面否定自己6年前声称做过的报告,其中蹊跷实难以猜测。我当时只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商务部是中央部委,该报告提供的贪官外逃资料反复被中国媒体征引,比如2009年1月19日,新华社旗下的《了望新闻周刊》在《“跨国家庭”为贪官提供外逃捷径》一文中再次引证这组资料。这就让人产生疑问:商务部的公务员人数至少一二百人,自2004年之后的6年当中,这个报告的内容被反复大量征引,商务部的人不可能没看过这些征引,为何迟至今天才会出面否认?梅新育本人在2010年4月27日发表博文《4000贪官卷走500亿美元谣言始末》说:“我当天一眼就看到了这个标题,再一看内容顿时深感震惊,马上便打电话与该记者交涉,要求他们报社通知网站删除这条新闻,又花时间写了封正文1300多字的邮件,一一列举说明那篇报导中的主要捏造和讹误之处,当天下午发了过去。但由于该报导已上网,网上流传已经无法消除。”
  
  我仔细读了梅新育这篇博文,感觉是:这是托词。我自己在媒体工作过,确实多次看到媒体更正报导的情形,通常做法是发现偏差失误后立即尽快发声明以消除影响。该篇报导所涉之事重大,作者又是中央部委研究人员,如系不实报导,记者不可能不受处罚。如不能证明是记者制造虚假资讯,那么作为新闻提供者的梅新育,所担干系可谓至大,此中利害,作者自应知晓。为何要迟至6年之后才发表文章消除这篇“不实报导”的影响?我相信其中自有作者不能为外人道的缘故在。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发表?――我这里指的“选时间”的主体当然不是梅新育,而是指未出场的主角。顺便说一句,梅新育今年8月再度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重提国企资金被离岸企业通过开曼群岛等转移这一事实(《中国离岸企业被指侵吞国资转移五百亿美元资金》,《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8月2日),从中可知梅新育去年被迫否认事出有因。
  
  这一轮否认背后的因素只能猜测。我猜想当时有两大因素迫使中国政府坚决否认大量贪官携款外逃之事。一是当时有关中国太子党利用权力敛财的黑幕频频见光,英国《金融时报》2010年3月29日以不署名记者名义发表《生而为钱的中国太子党》;二是以保密安全与谨慎做为商业品牌的瑞士银行,其保密大门已被美国攻破(《美国敲开瑞银保密制度内幕》,路透社2010年4月13日),正准备通过《独裁者资产法》。这两件事情给北京造成了危机感,因此得极力否认中国贪官携款外逃的事实,这倒不是为已经外逃的贪官着想,而是于“公”来说,得稳定军心;于私来说,高层家属也有海外财产安全问题。
  
  今年为何旧戏重演
  
  去年4月与今年6月,关于中国贪官携款潜逃的数量与事实已经两度被否认。为何现在中纪委与监察部又宣布要试点呢?这里有个时势所迫。
  
  大外宣努力塑造一个繁荣似锦、前途无限的“中国模式”,却始终无法解释一点:为什么这个繁荣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即富人与官员纷纷弃国而去?据说子女家属已定居国外的“裸官”已高达118万,如果说官员们是担心其腐败曝光,那富人们却是用脚投票,光明正大地通过移民等方式,并很清楚地解释移民的第一位理由是为了安全、子女前途。
  
作者 :盛世恐龙 时间:2011-10-01 20:22:17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15日)发表的一项报告指出,征地、拆迁、医患与劳资等九类纠纷最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据中新社报道,《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研究报告》指出,当前有9类纠纷最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并很可能转化成社会风险。这9类分别是:征地纠纷、拆迁纠纷、物业纠纷、改制纠纷、医患纠纷、劳资纠纷、污染纠纷、借贷纠纷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纠纷。
  
  报告分析,这9类纠纷不仅只是社会现象,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复杂、深层的根源。
  
  此外,报告指出,“五全两信”问题也正成为中国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
  
  其中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医疗安全、生产安全与网路安全成为引发社会矛盾最敏感的导火线,而政府失去公信、社会失去诚信又成为隐藏在这些导火线背后的“炸药包”。
  
  报告建议通过健全机制,让老百姓有“民意”可以与政府有效对接,有“民怨”可以与政府平等对话。
  
  此外,报告也建议通过长效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透过这些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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