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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犯自供罪行:我杀害5千多名中国人

楼主:妄断者 时间:2014-07-04 10:04:10 点击:72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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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我国将公布45名日本战犯侵华笔供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新京报讯 从昨日开始,国家档案局网站开始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每天公布一人,分45天完成。第一天公布的战犯是铃木启久。他供称自己杀害了5000多名中国军民,还曾经引诱妇女做慰安妇、命令士兵散布霍乱菌、将孕妇剖腹、制造无人区等罪行。
  
  “我的罪行比起诉书中还多”
  
  “1942年10月,对滦县潘家戴庄1280名农民采取了枪杀、刺杀、斩杀及活埋等野蛮办法进行了集体屠杀,并烧毁了全村800户的房屋。”这是昨日公布的第一名日本侵华战犯铃木启久的一条自供。
  
  根据国家档案局网站提供的摘要,铃木称“在侵略中国期间”,“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
  
  昨日,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介绍,从整体的笔供内容来看,这些日本战犯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主要有:策划、推行侵略政策、制造细菌武器、施放毒气、进行人体活体试验、屠杀掠夺资财、毁灭城镇、强征慰安妇、强奸妇女、驱逐和平居民等违反国际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种种罪行。
  
  “很多罪行令人发指,甚至可以说是兽行。”李明华表示,在1956年6、7月审判这些战犯的时候,所有的被告在审判的最后陈述中都承认他的全部起诉事实。
  
  公布笔供原貌,部分受害人名虚化
  
  李明华介绍称,这是45名战犯罪行自供内容首次上网,也是公布得最全的一次,没有做过删节处理。只是出于人道的考虑,对其中受到性侵犯的女子姓名做了虚化。
  
  此次公布的内容是战犯笔供的原貌,而不是编辑和整理的文字版。李明华说:“笔供用扫描仪扫描,原来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之所以公布原貌,就是表明这些笔供是战犯本人写的,经过他本人签字,不容否认。”
  
  在网站刊登的罪行自供,除了原件和译文之外,还有中英文的内容摘要,计划一天网上公布一个,45天公布完毕。目前馆方正在着手整理没有被判刑并予以释放的1017名日本战犯的笔供,将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形式公布。
  
  据悉,中央档案馆馆藏的日本战犯笔供有近20万页,这45名战犯的档案大概有6000多页。
  
  为何现在公布战犯档案?
  
  日本首相安倍上台后,在右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7月1日,安倍政府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这意味着日本在对外使用武力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为何要在这样的时刻,公布45名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自供?
  
  昨日,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表示,日本安倍内阁上台后,公然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化对外侵略和殖民历史。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之际发布这些内容,是为了回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日本侵华种种恶行、暴行、罪行的谎言,揭露日本侵华期间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
  
  “我们这次发布这些档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所犯滔天罪行的铁证。”他说,我们的目的在于牢记历史、以史为鉴、珍视和平,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防止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李明华表示,我们档案工作者搞档案的开发、公布、利用都是有计划的,每年都有工作计划。今年在计划公布日本45个侵华战犯罪行自供的时候,当时就考虑选一个什么时间公布。“我们觉得在这个时期公布是有意义的”。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胜金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战犯的亲口供述和亲笔笔录,是有力反击日本右翼的武器。“面对日本安倍政权的右倾化,这是最有力的武器,是侵略者自己留下的罪证。我们应该开发好,利用好。”
  
  这45名战犯是什么人?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针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多场审判。
  
  在这些审判中,最为著名的是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就是东京审判,其对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
  
  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对一批侵华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一般来说,这些战犯被认定为“乙级战犯”。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至1956年间,中国先后在抚顺、太原两地关押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1109名,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逮捕的140人和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地区逮捕并于1950年7月移交中国的969人。
  
  1956年4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实行区别对待、宽大处理的方针。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56年先后分三批对在押的1017名罪行相对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侵华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并立即释放,对45名日本侵华战犯,向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提起诉讼。
  
  长期研究东京审判的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宋志勇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一般意义上认为,乙级战犯的审判在1949年之前已经结束。这45名战犯不被称为是“乙级战犯”,但是其罪行和级别和“乙级战犯”相差无几。
  
  “对这45名战犯的审判,与东京审判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前者经过思想改造,大部分都真诚认罪,而东京审判中,很多甲级战犯则毫无悔意。”在宋志勇看来,之所以选择铃木启久作为第一个公布的战犯,可能是因为铃木在这些人中的军职最高。
  
  为什么只对45名战犯判刑呢,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文,周恩来对此解释说:40多人对于1000多人来说,比例很小,可为什么我们还要对这一小部分战犯判刑呢?这是因为对中国人民必须有个交代。这40多人将来也是要回日本的。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表明,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结束两国之间的不愉快历史,开始中日之间全面的友好合作。
  
  战犯档案此前如何保存?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参与了今年中国慰安妇档案申遗的工作。
  
  在苏智良的印象中,这些资料此前并非人人能够看到,甚至学者都不容易拿到。据他介绍,这些笔录的原件一直存在中央档案馆,有一部分在书籍上公布过,但是整体公布这是第一次。他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些笔录,也查阅使用过。这45人的档案中,有两件档案这次也选录到慰安妇档案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文件中。”
  
  据中央档案馆副馆长李明华介绍称,1951年至1956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日本侵华战犯的罪行进行了调查,并会同有关机关进行起诉、审判的准备。这些档案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每一个战犯的罪行不仅仅是依靠他的口供、笔供,而是通过检举材料、控诉材料、赴犯罪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听取被害人和目击者的证词等等,进行广泛而细致的调查认证。就是说,综合相关情况,最后形成《侦讯总结意见书》,而且每个战犯都在侦讯总结意见书的后面,对他的罪行加以确认,并亲笔签名,有的是战犯自己写。
  
  中央档案馆收藏的这些侦查、审查、处理日本战犯的档案,主要包括纸质、照片、实物、录音、电影这五种。主要分为侦讯日本战犯的案件、日本战犯的罪证和实物案卷,日本战犯回国后活动的档案等这几个部分,包括诸如战犯本人的口供、笔供和其他人的检举材料、日本侵略者制造细菌用的鼠笼及细菌弹片、“中归联”成员访华的照片等。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档案馆先后为国内有关机构、学者提供过侦查审判处理日本战犯的档案,也向日本的有关组织、人士提供过。另外,此前出版的一些书籍、研究成果、影视片、图像都使用过部分侵华战犯档案。
  
  铃木启久:我杀害五千多中国人
  
  铃木称“在侵略中国期间”,“只我个人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其实际数字很(可)能还多”。
  
  以下为他任侵华日军步兵第六十七联队长时期的部分罪行笔供实录:
  
  (1) 1940年8月下旬,我参加了南京附近的作战,占领了一处村庄,对百余名军人进行攻击并对其杀害了约二十人,损毁了约一百户中国人民的房屋。另外我命令在另一村庄烧掉了约二百户中国人民的房屋。
  
  (2)1940年9月我参加了师团长熊谷中将实施的宣城作战,在宣城西方约四十公里附近发现约有五十名抗日的国民党旁系军逃避在房屋内,我即命令第一大队长南田少佐以毒瓦斯将其全部惨杀了。
  
  (3)1940年9月下旬我命令离当涂东方约四十公里驻在高淳的中队反攻抗日红枪会团,中队即杀害了二十名红枪会员。
  
  (4)1941年1月-2月我临时配属到第十一军第十七师团,在第十七师团长平林中将的指挥下我参加了军司令官团部中将指导的汉口北方遂平、泌阳附近的作战。在此作战中我于一月下旬在驻马店西侧,围攻了约一百名占据在村庄的抗日国民党旁系军,将其杀害二十人,烧掉了两户中国人民的房屋。其次在遂平南方我切断了千余名抗日国民党旁系军的后方,由前方包围并杀害了六百人。
  
  (5) 1941年4月我参加了第十五步兵团长赤鹿少将在襄安盛家桥附近实施的侵略战争,在襄安围攻了防卫边境的抗日国民党军,并将其杀害了十人。掠夺了轻机枪两挺,在盛家桥附近,我首先让第一大队长角田少佐从侧面攻击抗日国民党军,我再亲自指挥联队主力和第一大队结合起来将其回歼,但因抗日国民党军大部分都撤退,只攻击了一部分并杀害了二十人,掠夺了迫击炮两门。在此作战中掠夺了中国人民的家畜,家禽数百只。
  
  (6) 五月下旬我在巢县东方和该县附近行军时,对约有300名的红枪会团进行了攻击并杀害了四十人。
  
  (7) 我在巢县命令副官堀尾少佐设置慰安所并诱拐了二十名中国妇女及朝鲜妇女做慰安妇。
  
  铃木启久
  
  ●1890年
  
  出生于日本福岛县。
  
  ●1911年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34年
  
  到中国东北参加侵华战争。
  
  ●1941年
  
  晋升为少将,到华北任步兵第27师第27步兵团少将团长兼唐山地区防卫司令官。
  
  ●1944年
  
  到河南任独立步兵第4旅少将旅长。
  
  ●1944年
  
  任日军第117师师长。
  
  ●1945年
  
  晋升为中将。
  
  ●1945年8月
  
  在东北吉林省公主岭被苏军俘虏,关押在西伯利亚。
  
  ●1956年6月
  
  经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判徒刑20年。
  
  ●1963年6月
  
  被提前释放回日本。
  
  ●1982年
  
  去世。
  
  铃木提前获释后写回忆录反战争
  
  作为45人中官职最高的人之一,铃木启久案件是沈阳审判日军罪行的“一号大案”。细数铃木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铃木启久当庭认罪。
  
  侵华罪行罄竹难书
  
  铃木启久在法庭上供述说:“(在潘家戴庄)把村民集中到一个广场进行了大屠杀,例如把婴儿从母亲怀抱中夺来摔死,剖开孕妇的肚子,把人活埋,堆上柴草点火把人烧死,,或者用刺刀、机枪等武器,一下子把这个村庄屠杀了1280余人。然后又把全村房屋都烧毁,掠夺粮食、衣服,真正实行‘三光政策’。”
  
  根据铃木的自供,他曾经命令部下在中国村庄中散布霍乱病菌,导致上百人患病;他曾经诱拐上百名中国妇女和朝鲜妇女,成为日军的慰安妇;他为了试验以空气注射杀人的方法,在中国人身上做试验;他曾经释放毒气瓦斯,一次杀死50名抗日中国军人。
  
  铃木称,仅仅是自己的记忆即杀害了5470名中国人民,烧毁和破坏中国人民的房屋18229户,实际数字可能还多。
  
  作为45人中官职最高的人之一,铃木启久案件是沈阳审判日军罪行的“一号大案”。铃木启久当庭承认令人发指的罪行,比如把婴儿从母亲怀中夺走摔死、剖开孕妇的肚子、把人活埋或烧死等。
  
  宣判数日后,面对媒体时,铃木启久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人正是被害者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犹如刀割一般。”
  
  1956年7月,9名战犯家属来探监,其中包括铃木启久的妻子。据《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作者张仁寿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时铃木的妻子对丈夫说:“我听说表现好可以减刑。我知道你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他安慰妻子说:“这不是会不会说话的问题,主要是认识不认识真理。”
  
  回国后投身“反战和平”
  
  1963年,73岁的铃木启久被提前释放。当有日本记者问他回国之后想做什么的时候,铃木启久回答说:“反战和平,一定要反战和平。”铃木启久之后加入了著名的“中归联”。
  
  在中国被押的日本战犯,除了少数被判处有期徒刑之外,从1956年开始,陆续有1000多名战犯被从轻处理,释放回国。这些“归还者”代表在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致力于和平反战。由于归国战犯相继去世,该协会于2002年解散。
  
  回国后的铃木启久用三四年的时间完成了《117师团长的回想》等两部回忆录,叙述了日本军被八路军打败的过程。他的文章曾经多次出现在“中归联”主持编撰的书中,如2002年“中归联”编撰出版的《侵略——在华日本战犯的告白》一书中就再度收录铃木的《无住地带》,讲述日本军“三光政策”造成“无人区”的暴行。据《难忘的岁月——中日记者见证的两国关系》一书介绍,这一文章在日本引起很大反响。
  
  除此之外,归国后的铃木比较低调。回国将近20年后,铃木启久于1982年在故乡福岛去世。
  
  本版稿件采写: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储信艳、张颖倩
  
楼主妄断者 时间:2014-07-04 14:25:23
  藤田茂
  
  据藤田茂1954年8月笔供,他1889年生于日本广岛县。1938年8月到中国山西参加侵华战争,任陆军骑兵第28联队大佐联队长。1945年3月任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1945年8月在朝鲜咸兴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8年8月,在山西河津逮捕住民6名,“讯问这些被逮捕的人民时使用拷问、殴打等方法手段且杀害了”。
  
  1938年11月,在山西运城东北40公里的三路李村,“搜索屠杀了多数三路李村住民”。
  
  1939年1月中旬,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为使兵习惯于战场,杀人是快的方法,就是试胆。对此使用俘虏比较好’ 。‘刺杀比枪杀有效果’”。4月,在夏县,“我命令第1中队长……让部下的9名兵刺杀了俘虏”9名。8月15日,在山西泽州,“我让把8名俘虏交给第1中队,把9名交给第2中队作为教育材料刺杀了”。
  
  1944年3月—1945年4月,任骑兵第4旅团长期间,“瓦斯弹:使用74发(绿弹)”。
  
  1944年4月10日, “我在归德旅团司令部,召集各队长,命令”“使用瓦斯弹的权限给予联队长,在此作战期间,骑炮1门携带20发瓦斯弹,联队炮1门携带10发瓦斯弹”,“俘虏尽量在战场杀害,算入‘战果’”。
  
  1944年5月2日,在河南许昌西南10公里的黄旗卫村,“刺杀俘虏4名”。
  
  1944年5月21日,在河南洛阳,“击毙中国人民12名(1名是妇女)”。
  
  1944年10月26日,在河南太康附近,“拷问杀害中国人民6名”。12月16日,在黄河北左岸归德北方地区,“拷问杀害中国人民11名”。
  
  1945年3月27日,“在竹林桥北200米的邓县——老河口道上的约50户村庄,把合住民,连老人、妇女、小孩,……屠杀了这些住民”。同日,“在马屈山攻击使用了瓦斯弹”。
  
  1945年5月9日,在山东沂水西北25公里的石桥“杀害很多中国人民”,“放火,全部烧毁石桥村”。同月“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攻击在豪山的八路军时,“使用了瓦斯弹、瓦斯筒”。“为了预防遭受八路军所埋设的地雷之害,则称谓领路,使十几名人民先行的事实是使令实地趟地雷了”。
  
  1945年6月,“在济南的虐杀俘虏”,“把使用于阵地构筑的济南俘虏收容所600名以上的俘虏,在6月15日以后使用于教育刺杀了”。
  
  “停战后的处理。(1945年)8月17日召集各大队长命令如左:1.销毁各种文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尤其湮灭对共产党弹压的证据),2.埋没特种弹(瓦斯弹、烧夷弹、发烟弹、曳火弹、及一部分信管),3.销毁防毒面(具)……”。
  
  笔供英文内容提要(Abstract of the Written Confessions in English)
  
  Fujita Shigeru( 藤田茂)
  
  According to the written confession of Fujita Shigeru in August 1954, he was born in 1889 in Hiroshima Prefecture, Japan and went to Shanxi, China in August 1938 to join the Japanese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serving as colonel and commander of the 28th Cavalry Regiment. He took the position of lieutenant general and commander of the 59th Division of the 43rd Army in March 1945. He was captured in Hamhung, the Korean Peninsula in August 1945.
  
  Major offences:
  
  August 1938: arrested 6 local inhabitants in Hejin, Shanxi, “interrogated these arrested people through torture and beating, and killed them”;
  
  November 1938: “searched for and killed most of the inhabitants of Sanluli Village” in Sanluli Village, 40 kilometers to the northeast of Yuncheng, Shanxi;
  
  Mid-January 1939: in Zhangliang Village, Anyi County, Shanxi, “told all officers, ‘Killing people is a quick way to get soldiers accustomed to the battlefield, as it can test their courage. For this purpose, it is better to use the captives.’ ‘Bayoneting is more effective than shooting.’” In April, in Xiaxian County, “I ordered the commander of the First Squadron…to order 9 soldiers under his command to bayonet to death 9 captives。” On 15 August, in Zezhou, Shanxi, “I ordered the First Squadron and the Second Squadron to take 8 and 9 captives respectively as teaching materials and bayonet those captives to death”;
  
  From March 1944 to April 1945: “used 74 gas shells (green colored shells)” while serving as commander of the 4th Cavalry Brigade;
  
  10 April 1944:
  
  “I called all regiment commanders together at the Brigade Headquarters in Guide and ordered that” “regiment commanders could authorize the use of gas shells. During the battles, 20 gas shells are equipped for each cannon of the cavalry and 10 gas shells for each cannon of the regiment”, and “try to kill captives on the battlefield as far as possible and calculate them into ‘combat achievements’”;
  
  2 May 1944: “bayoneted 4 captives” in Huangqiwei Village, 10 kilometers southwest to Xuchang, Henan;
  
  21 May 1944: “shot dead 12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1 woman)” in Luoyang, Henan;
  
  27 March 1945:
  
  “massacred all inhabitants of about 50 households in a village along the Dengxian County-Laohekou road, which is 200 meters to the north of Zhulinqiao, killing seniors, women, children… and other inhabitants”; “used gas shells during the attack in Maqushan” on the same day;
  
  9 May 1945: “killed many Chinese people” in Shiqiao, 25 kilometers northwest to Yishui, Shandong, and “burned down the entire Shiqiao Village”; in the same month, “ordered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Water Supply Squad to use cholera virus to fight a germ war during the battles”; “gas shells and gas canisters were used” when attacking the Eighth Route Army in Haoshan; “to prevent soldiers from stepping on land mines placed by the Eighth Route Army, more than ten Chinese people were ordered to lead the way, i.e. to walk in the mine field in front of the troops”;
  
  June 1945: “maltreated and killed captives in Jinan”, and “over 600 captives of the Jinan Internment Camp who had been forced to build battle positions were bayoneted to death in soldier training after 15 June”;
  
  “Arrangements after announcement of armistice: I called all squad commanders together on 17 August (1945) and ordered them to do the following: first, to destroy all kinds of documents (to get rid of criminal record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ism, especially the evidence of cracking down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cond, to bury special bombs (gas shells, incendiary ammunition, smoke projectiles, light tracers and some fuse tubes); third, to destroy gas mask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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