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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为国争光就要让他当政协委员吗?

楼主:yaosansi 时间:2008-03-10 17:28:00 点击:576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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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治学的基本常识来看,乐之总感觉目前中国的“政协委员”以及“人民代表”制度应该是一种民代制度。然而,前几天,因为著名田径运动员刘翔被推为全国政协委员但是不能与会,当有记者就此事向政协发言人吴建民提问时,吴当场回答道,刘翔能当政协委员,“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荣誉”。前半句如何落实不大清楚,但后半句却似乎是一句大实话。然而,因为刘翔体育运动成绩非凡,就一定要把政协委员这顶帽子当成荣誉奖励给他吗?如果不以此为奖励,那么,目前的政府是否有其他算什么给这些“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一定的国家奖励呢?看到这则消息,乐之不禁想起北洋时期的荣誉勋章制度了。
  
  北洋时期虽然在今天许多人眼里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是,当时许多制度设计其实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仍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就拿那个时候的国家荣誉勋章制度来说,就值得好好学习。中国在帝制时代就一直有旌表制度,为提倡优良德行,历代王朝均对能为世人表率的嘉行善举实行奖励,其方式由地方官奏报朝廷,获准即赐以匾额,甚至由官府代为建造石坊。对古时候的人们来说,如果能获得此种奖励,无疑是一件极为荣耀之事。所谓光宗耀祖,其本意可能就与此有关吧。新式的荣誉勋章制度却是从晚清开始的,不过开始只是针对商界兴办实业的一种激励措施。民国成立后,始有面向全体国民的勋章及勋位制。1912年,袁世凯接任大总统后,先后公布《勋章令》以及《勋位令》,规定对于有勋劳于国家的人,或有功绩于学问及事业的人,按成勋劳功绩颁给嘉禾奖章,或授予勋位。
  
  这种勋章制度后来一直为历代执政者所沿用,但是1949年政权更迭,此制即失。尽管当时中国曾经全方位向苏联大哥学习,但是荣誉勋章制却没有模仿过来。1954年的宪法所列举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其中包括“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但是这条规定实际上是一纸空文,因为当时并没有国家荣誉勋章制度。1955年,当局曾在军队系统,对“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制订了“勋章奖章条例”。但对于其他各界人士可能作出的社会贡献或德行,并无全面的荣誉奖励制度。其原因为何?乐之想想,要么是考虑到这是“旧社会”的遗存物,属于“破四旧”的范围;或是担心“新中国”的人民为因为追求这种勋章助长社会上“个人主义”“私利主义”的盛行,与当时“大公无私”的政治道德标准不相吻合。去年年底,面对公德鲜存,价值虚无的社会现实,有关方面才公开提出要“几年内全面建立国家荣誉制度”,欲以“共同价值观团结中华儿女”,不过,此种制度至今仍未见公布。
  
  但是,无论个人心理出发,还是从政府治理方法来看,普遍的国家层面荣誉勋章制度都是有其必要性的。实际上,从本国实际来看,虽然没有采取勋章制,但对于那些从一定政治标准来看“有突出贡献者”,依然有一定的奖励制度,如“劳动奖章”、“三八妇女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被认为是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他们往往能够获得另外一种奖励——“政协委员”,甚至是“人大代表”的称号,这大概是很久以来众所周知的一种潜在事实了。其实,无论是官员讲话,还是这些“代表”“委员”吐露“心声”,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此种“荣誉”论的痕迹。然而,大众印象中,所谓“政协”,即“政治协商”,所谓“人代”,即“代表人民”,本来都含有浓重的“参政议政”的民意代表色彩,这种名义如何能够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荣誉奖励呢?也许正因为如此,当一些“委员”想为百姓说些话时,立即便遭到某些官员的棒喝,甚至被迫出场。因为在某些官员的眼里,这种“委员”“代表”本来就是一种荣誉性称号,自然没有什么实际的对话资格。
  
  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从来没有将民代制度与国家荣誉勋章制度混在一起。清末资政院及各地谘议局议员选举,规定需要“硕学通儒”以及纳税多额者,可以被举为议员。到北洋时代,民代制度不断发展,中央层面有参众两院,地方上后来也有参议会,以及市县议会,乃至乡镇议会。但不管哪种层级的议会,都要求候选人具备基本的政治知识与能力,至少在法律上来讲,是不允许滥竽充数,空占坐席的议员产生。当然,也许今天的“代表”与“委员”中,也会有一些人真的能为民众发声,一些人也可能会具备这种发声的能力与知识,但无庸讳言的是,眼下列名“代表”、“委员”的许多人可能根本不具备“参政议政”的基本知识与能力。梁启超曾经说所谓“议会”,即“聚全国舌辩之士,以致论一国之政也”,因此,“议会之议员,皆政党之名士”。然而,今天这些“代表”与“委员”,究竟有多少人能达到“舌辩之士”的标准呢?
  
  有功自然要行赏,但行赏应该有一定之规则,更不能滥用国家名器。“政协委员”与“人大代表”,这究竟是一种民代责任,还是一种功勋荣誉,必须首先界定清楚,否则,有其名而无其实,于国于民,均大不利焉。从这个角度来看,乐之认为当局应该先好好学习北洋时代的国家荣誉勋章制度,制订出一个完善周全的法律,无论是文艺明星,还是体育健将,乃至科研功臣,投资巨商,慈善名人,甚至道德模范等,均能依照其业绩大小,按律颁给一定级别的荣誉勋章,这样对其个人来说,既得到应该的荣誉,也能减轻莫名的外界压力。然后,将荣誉制度与民代制度切割开来,从上到下认真完善现行的民代制度。唯有如此,舆情才能真正上达,民意才能真正伸张,而国家与社会之进步也才能真正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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