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生亮（北京）
　　中国保留了对经济宏观调控体制与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在经济动荡时特别突出。拉美大都奉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所以会随着国际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大幅度地震荡。
　　
　　21世纪头十年，中国许多学者通过西半球南北政治经济发展的反正经验来检视自身。从拉美的发展历程来反思中国现状，呼吁中国政府注意拉美现代化的教训。
　　
　　　　对中国而言，美国就是现代化，拉美是反面教材、不良榜样。其实，对欧洲、日本、美国的教训，中国也是很在乎的。不论普通民众、执政党、学者，都很愿意学习国外的经验教训。
　　
　　　　美国在1789年独立，拉美独立在1826年完成，相距仅仅37年，但差异不小。就拉美而言，在约20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先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而后是经济动荡，然后经济恢复稳定，紧接着又是经济危机；相应的就是强人执政、民主选举、军事政变、文官统治。总之，稳定与动荡交替，是“拉美化”问题的最主要方面。
　　
　　　　拉美上述现代化的后果是，不但保存了殖民地时期的家底，即富裕的出口工业与贫困的传统农业并存，主要表现是：贫富差距大、土地与财富分配不均、基尼系数较大、犯罪率居高不下、大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障、社会充满紧张与冲突等。
　　
　　　　诚然，中国与拉美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后果，根源都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主要是国际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少数强势集团操纵国家机器、垄断现代化的成果，没有让全民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益。
　　
　　　　目前，中国执政党推行的发展思路是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共产党在迷茫了一阵子后，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风暴之后，又开始有些自信的选择。有理由相信，2012年执政团队交替之后的中国，也会继续之，除非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与（武力）无法控制的国内集团暴乱等。
　　
　　　　首先，中国一直没有军人干政与军事政变历史与传统。这得益于共产党的特殊文人领导体制，如“党指挥枪”。这点优势在拉美（除了军队完全职业化的墨西哥、同样党化军队的古巴、没有军队的哥斯达黎加之外）是完全不存在的。
　　
　　　　不过，中国大陆今后二三十年的挑战在于，如何吸纳执政党内有权力欲望的政治精英；如何应对党外一大批如刘晓波等持不同政见的知识界清流派、贺卫方等法律改革派、海外的异议人士等；如何应对社会上类似失业的大学生群体等。这些群体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大得多。
　　
　　第二，中国因大市场与华侨等优势而有充裕的发展资金，保障了自主发展。拉美就可怜得多了，得靠美国等西方国家投资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附加各种条件的贷款与经济援助等。
　　　　不论政治制度如何，中国本身是个潜在大市场，投资准了肯定会有回报的。1989年后，投资中国的世界500强没有撤资的纪录。在拉美，一有风吹草动，外资就撤。
　　
　　　　最重要的是中国有3000万亲商华侨。拉美自1492年哥伦布到来后，土著的印第安人被大规模迫害，大量移入南欧各色“失败者”。而成功者来去，都为了发财，他们只是到拉美一游而已。
　　
　　　　第三，中国保留了对经济宏观调控体制与垄断性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在经济动荡时特别突出。拉美大都奉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所以会随着国际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大幅度地震荡。
　　
　　　　此外，已经有了独立工业体系与完整国民经济体系的中国，比仅有单一经济作物发展的许多拉美国家，在对抗国际大资本及不对等竞争时多些底气。
　　
　　　　只要上述优势条件还在，中国就比拉美强；中国还注意培养新优势，注意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吸取来自拉美东欧等国家的教训。中国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势可能性较小，即使出现，也是可控的。
　　
　　　　和平时期的中国，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政治运动，唯一的目标就是经济建设。所谓“三个代表”就是康晓光所分析“三种精英的联盟”，即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群体（权力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家（资本精英）、代表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共同主宰中国命运，他们不愿意削弱上述给自身好处的优势，更不愿意再回到民众革命、阶级斗争的轨道。
　　
　　　　总之，中国在可以预见的30年内不会走向“拉美化”，不过确实存在这种危险，而且危险不小。有问题是很自然的，但中国领袖必须采取及时得当的措施，不断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