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以更加自信和从容的姿态，继续30年前开始的“开放”这一伟大进程，拥抱世界，也为世界所拥抱。
　　

　　一头连着中国内地，一头连着香港。30米的木板桥刻下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见证了60年国门开放的曲折历程
　　

　　（三）外媒走中国
　　
　　38年前，罗伯特·基特利一个人为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形象”而激动。如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增加到9人，7个人在北京，2个人在上海。他们自由地居住生活，体验着中国社会的变化
　　
　　
　　
　　　　9月19日晚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伊安.约翰森在北京参加了一场婚礼，喝了不少酒，“像中国人一样，我习惯了在北京的生活。”
　　
　　　　“记录中国的现在和变化，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是伊安最感兴趣的事情。就像他的前辈罗伯特.基特利一样。
　　
　　　　作为《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基特利1971年6月“获中国高层批准”到北京、上海等7个城市采访，成为新中国建国后《华尔街日报》来华第一人。
　　
　　　　“看来中国一切恢复正常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过分的行动之后，秩序已恢复——有些过分行动，是西方过分夸大的.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今天的生活至少是过得去的。若同过去比较，那更是大大地改善了.”当年基特利的报道在西方引起关注。
　　
　　　　如今，这些文字依然生动。
　　
　　　　人民大会堂的座上客
　　
　　　　1971年的北京街头，几乎难觅外国人的踪影。
　　
　　　　自1949年以来，“红色中国”就一直令西方媒体充满了质疑和恐惧。第一个要答疑的人是美联社记者兰卡什尔。1956年年底，致信周恩来获得签证后，他走过罗湖桥，成了第一位踏足中国大陆的北美记者。
　　
　　　　6个星期里，兰卡什尔奔走8000公里，从中国大陆发来长篇的报道。“中国就像一部由6亿个零件组装的超级机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着。”兰卡什尔描述道，“6亿中国人忘我地埋头苦干，要把他们落后贫穷的祖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
　　
　　　　后来，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又把刚刚向外国记者开启缝隙的大门沉沉关上。
　　
　　　　“那时能来中国的记者，凤毛麟角，说是记者，但都被视为贵宾或外宾。”曾在美联社实习的美国留学生杰克感叹道。他2008年来到中国，“扫街”成了主要采访任务，而不是像罗伯特.基特利，能够进出人民大会堂，成为座上客。
　　
　　　　先后担任《华尔街日报》出版人、《南华早报》和《香港日报》主编的基特利，永远不会忘记1971年6月21日的夜晚：他和夫人，与《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托平夫妇、《每日新闻》社长兼发行人阿特伍德夫妇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和宴请。
　　
　　　　作为为中美破冰造势的首批美国记者，他们已经在中国采访了数周时间。此前，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西方左派政党媒体记者才得到邀请。“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我还带着妻儿，他们也都非常难忘这段经历。”基特利2008年在复旦大学作演讲时回忆道，“对中国的看法，也从此改变。”
　　
　　　　会见时，翻译冀朝铸和唐闻生分别在周总理左右入座。唐闻生感觉“这是老朋友的聚会”。
　　
　　　　周恩来对大家回忆了壮年时期在南京度过的岁月，感慨道：“现在作为总理，我就没有那么自由了。”说到这里，他用开始出现寿斑的手指着基特利手里的笔记本说：“比如，我现在说一句，你们就记一句。”
　　
　　　　借助外国记者的笔，周恩来谈了新中国对台湾政策等问题，强调中国将永远不会允许为台湾“独立”而举行的公民投票，因为这问题不存在，台湾人都是中国人。
　　
　　　　新中国领导人的风采，令基特利难忘。之后不久，他又参与了尼克松访华的报道。
　　
　　　　不过，基特利还是习惯把目光瞄准大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人。法国记者罗拔.纪兰的专著《中国印象》，就记录了基特利1971年的一篇关于中国社会的报道。
　　
　　　　“工厂和人民公社，正在创出新的生产纪录。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进行着基本建设。食品和基本消费品，看来供应充裕，绝大多数家庭，都有充裕能力，购买生活必需品.所有这些，构成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家的形象。”基特利写道。　　几周时间里，基特利等美国记者访问了“中国辽阔地区的七个城市”，也走访了改造干部的“五七干校”，“在市内、市郊的工厂、公社，所见所闻，都显示出一种全国一致性。山西省领导人甚至说，他们已消除了省级政府中6/7的高级职位。精兵简政，是当前一个口号。”
　　
　　　　偶有空闲时间，基特利领着儿子溜到了北京的街道。一位男子为了看这对金发碧眼的父子，差点撞到柱子上。
　　
　　　　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在罗伯特.基特利之后，1979年，经过层层审批，《华尔街日报》成为首批获准在华设立办事处的西方媒体。此后，原先撤出中国的西方媒体机构纷纷回到北京。
　　
　　　　“过去不可能跟现在来比。”这是香港报人、专栏作家秦家骢常挂在嘴边的话。1940年在香港出生的他，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后裔三十三世孙；而他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中美建交后中国政府接受的第一个美国华裔记者，《华尔街日报》驻北京机构首任负责人，直到1983年。
　　
　　　　1979年4月，秦家骢飞到北京，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记者一起，成为第一批来到“文革”后中国的美国记者，在当时中国首都最高的、18层楼的现代化建筑物──北京饭店设立了《华尔街日报》办事处。“每个人两个房间，一间办公，一间居住。我们一直住到了1980年，然后就搬到了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秦家骢对记者回忆道。
　　
　　　　那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中国正处于戏剧化的变化之中。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情感爆发了，街头出现了非官方的出版物。
　　
　　　　秦家骢在报道中国的空余时间里，也在从事着个人历史的发掘──打电话、写信、会见一些人。每一次接触都给他新的激励。他甚至见到了曾遭受政治迫害、在监狱里蹲了二十来年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们于1979年秋获释，是邓小平开明路线的受惠者。
　　
　　　　“那时候，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人主动给你提供消息，你不可以随便旅行，你不可以离开北京，你到上海、天津去也要申请批准。全国你只有一个电话号码，就是外交部新闻司的电话号码，采访什么人、到什么地方都要经过他们批准和安排，甚至在北京也不能直接采访。”秦家骢说。
　　
　　　　“其实我1981年就想离开了，没有新闻可写，这是记者最苦恼的事情，但没有人接替我。当时，我们能看的报纸只有两种：《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我们请人翻译报纸，找感兴趣的新闻，再找机会采访。”
　　
　　　　有一次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是一个工厂出现了新技术，就直接找了去。但工厂表示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让秦家骢直接翻译《人民日报》的消息。
　　
　　　　“《华尔街日报》不是《人民日报》的英文版，要有自己的观点，我要深入了解。” 秦家骢试图说服他们，“哪怕你们把《人民日报》上的话再说一遍也行，可他们说什么也不同意。”
　　
　　　　当然并不是所有采访都无果而终。1980年时对曹禺的一次采访，就辗转成功了。当时，秦家骢和曹禺已经很熟悉了，经常一起吃饭、看戏。但是，曹禺说“朋友归朋友”，要接受一个外国记者的采访，就必须通过正式渠道通知他。
　　
　　　　秦家骢只好把电话打到外交部新闻司，然后就是等待批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按照程序联系了北京市外办，北京外办又找到某个戏剧组织。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有个人说了不。
　　
　　　　秦家骢不甘心。转天，他见到了曹禺，还是坚持采访。后来曹禺告诉他，外交部又把电话打到曹的家里，说有个外国记者要采访他。外交部问清楚是 “小谈”而不是“大谈”，就答应了。
　　
　　　　1983年，秦家骢离开《华尔街日报》，离开了中国。此后的几年，秦家骢埋首写作，出版英文专著《一个中国家族九百年的生活》，“用家族史来写中国的历史”。如今，秦家骢长居香港，为《南华早报》等报纸写评论，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秦家骢离开的那一年，现任《华尔街日报》和道琼斯通讯社中国主编的安迪.布朗，来到了北京，他曾先后在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做财经记者，对在外交公寓的生活印象深刻，“从60年代开始吧，就有了外交公寓”。
　　
　　　　到文化大革命前，极少数受到邀请的外国记者来中国必须要住在那里，接受统一管理。“‘文革’结束后，一直到80年代，外国记者尤其是西方记者都被要求在外交公寓居住、工作。”布朗与秦家骢有相似的感受，“那时候想离开北京到其他地方采访都很困难，很多部门也不对外开放。”
　　
　　　　安迪.布朗到中国后的第二年，伊安.约翰森来到北京大学做交换学生，学习中文，“当时我22岁，拿学生签证，一两个月就办好了” 。
　　
　　　　伊安到中国学习中文是受父亲的影响。当时，他的父亲为香港一家公司工作，经常到香港出差，“他带回的中国照片和中国开放的故事吸引了我。而且中美那几年正在重建关系，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后来，伊安.约翰森主攻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拿到硕士学位。
　　
　　　　从1994年到2001年，他先后担任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尔街日报》驻中国的记者，“我之后又调任驻柏林记者，辗转多年，2009年又回到北京。不知道是我越来越习惯这里，还是北京变得越来越习惯我们？”
　　
　　　　就在伊安.约翰森刚刚来到中国的1984年，《时代》周刊4月30日刊登了名为“中国的新面孔”的封面照片：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军大衣的普通中国人手拿玻璃瓶可口可乐，在长城上面露微笑。
　　
　　　　在西方人看来，那时的中国人开始摆脱“Blue-Ant(蓝蚂蚁)”的称呼了。
　　
　　　　蓝蚂蚁，是法国记者罗拔.纪兰对中国众多描述中的一个。这个惯于记录细节的法新社记者，在1955年出版名为《蓝蚂蚁——红旗下的六亿中国人》的书，称“红色中国是一座‘蚂蚁山’，而6亿民众是栖息其中的‘蓝蚂蚁’” ，“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穿着蓝布衣服。姑娘们也穿着长裤，除了下垂的头发或农民式的辫子，她们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样。”
　　
　　　　此后20多年间，类似书籍在西方持续畅销，这个比喻也屡见于西方报刊。
　　
　　　　又一个“金色年代”
　　
　　　　到上世纪90年代，对外国记者的管理开始放松，外交公寓也还原了“公寓”的本来面貌，不少外国媒体记者仍在那里办公，因为租金相对低廉。道琼斯驻华机构多年前搬离了外交公寓，在北京丰联大厦等商业写字楼租用了办公室。
　　
　　　　如今，《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增加到9人，7个人在北京，2个人在上海。《华尔街日报》还聘用了7个中国研究员。因为中国规定外国媒体不能直接招聘中国人当记者，所以他们只能是“研究员”。整个道琼斯在北京有130多人，上海有50多人。
　　
　　　　“我们的记者生活、居住很自由，在北京的机构正准备搬家，换到更适合集中办公的地点。”安迪·布朗说。
　　
　　　　继上世纪30年代之后，现在是西方媒体在中国的又一个“金色年代”。中国近年来的变化与转型，以及不断增加的开放度，都使得中国成为西方记者最愿意关注，也很能出新闻的地方。
　　
　　　　2001年，伊安.约翰森因为一篇来自中国的报道拿到了普利策新闻奖。
　　
　　　　面对“金色年代”，西方媒体也遇到很大挑战。尽管驻华记者人数在剧增，自由作者队伍也在扩大，但主流西方媒体却未能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机遇。新闻线索上对中国本土媒体的过分依赖，尚显薄弱的中文水准和对中国的粗浅了解，网络媒体和私人博客的兴起，以及利用二手资料而不再恪守以采访而来的事实立论，使西方媒体走进了瓶颈。
　　
　　　　2007年1月1日，中国取消外国记者异地采访的限制。布朗给这一政策以“历史性”的评价。
　　
　　　　很多外国记者都拿它作为护身符，“如果去一个地方政府采访，遭到阻拦，我们也可以说，你们政府出台了新的法律和规定，我们有权利来采访，理直气壮。” 伊安.约翰森说。
　　
　　　　伊安.约翰森记得，以往去不同地方采访，要先得到当地外事部门批准，“这是必须的，给你通行证。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可以很自由地去中国各地采访，只要你了解到感兴趣的新闻线索。”虽然，伊安.约翰森仍习惯去外办那里了解情况，但只是为了工作更方便，而不是“盖章”了。
　　
　　　　在伊安.约翰森看来，中国的透明来源于自信。“近年来，采访‘两会’、奥运会,我们得到很好的配合和服务，信息更加公开了。”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也会组织定期或不定期的外国记者招待会。
　　
　　　　而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和政府官员仍“怵头”接受外国媒体访问，令布朗费解，“现在，中国的银行业、电讯业等行业的综合实力很强，占到世界第一、第二或者第三位了，但国外对它们还是不熟悉。要真正走向国际市场，就应该多让外界了解。”
　　
　　　　“现在中国的新闻环境，的确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但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秦家骢说，“比如，我觉得西方记者不是故意抹黑中国，他们大多数也没有什么外国势力背景，中国仍需要进一步公开。”
　　
　　　　“中国的变化是渐次的，中国社会是立体而深刻的，需要身体力行地去体验，去发掘选题。”伊安.约翰森说。
　　
　　　　2001年，中国刚刚进入网络时代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就办起了中文网。
　　
　　　　“我们以网络为平台，以中文为工具，网站24小时更新，提供取材于《华尔街日报》的重要商业、金融市场和科技新闻，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了。现在，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投资和股票，中国的中产阶级也登上国际舞台，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依赖网络，我们的网站就更有人气。”安迪.布朗说。
　　
　　　　“独立思考”和“会讲故事”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的特色。2006年，一本《<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曾在中国新闻学子中热销。
　　
　　　　《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伯特.基特利无疑是讲故事的老兵。
　　
　　　　再看看他记录中国1971年的文字吧——
　　
　　　　有一位最近到过北京和莫斯科的访客说：“同莫斯科比较起来，北京的食品市场简直是购物者天堂。”若同其他自称为社会主义的首都——如新德里等比较，中国市场上廉价必需品之丰富和充裕，更是令人吃惊。奢侈品较少，即使有，也故意提高售价，以抑制需求。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今天的生活至少是过得去的。若同过去比较，那更是大大地改善了。
　　
　　　　每周工作48小时，是全国的标准。此外，另有6小时用于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位通常抱着怀疑心理的西欧人，在北京的时候说：“你至少得承认，这个政府已在很多方面做了极其了不起的工作。”
　　
　　　　
　　
　　　　如今，基特利已远离新闻一线，长居华盛顿，撰写评论文章。
　　
　　　　两个月前，新疆发生了暴乱。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帮助下，伊安.约翰森和同事们去了那里报道。“西藏是不容易去，但也不是不能去的。”
　　
　　　　随着“中国热”的持续升温，今天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将继续关注中国的故事，而他们只是外国记者，不再是“外宾”了。

　　面对“金色年代”，西方媒体也遇到很大挑战。尽管驻华记者人数在剧增，自由作者队伍也在扩大，但主流西方媒体却未能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机遇。新闻线索上对中国本土媒体的过分依赖，尚显薄弱的中文水准和对中国的粗浅了解，网络媒体和私人博客的兴起，以及利用二手资料而不再恪守以采访而来的事实立论，使西方媒体走进了瓶颈。
　　

　　（四）一个家族的四代留洋路
　　
　　1947年，卢肇钧拿着国民党政府给予的资助，离开北平，去到美国；1950年，他满怀对新中国的热忱，回到中国共产党治下的北京
　　
　　　　本刊记者/杨时
　　
　　　　“你别回去了。回去之后，共产党听说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就把你关在小黑屋里，你还搞什么科研？”1950年，与卢肇钧一起留学、工作于波士顿的同学经常这样劝他。
　　
　　　　中共政权建立之初，因意识形态对立，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之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将中国看作“红色的敌人”。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人对“红色中国”心存向往，有人惧而远之。已经学有所成的卢肇钧最终决定回国，成为第一批返回新中国的36名留学生之一。
　　
　　　　卢肇钧的父辈正是清末最早一批留法学生中的一员。卢家至今四辈成为了中国百年国门紧闭与开放的缩影。
　　
　　　　“回到中国给我们写信！”
　　
　　　　“共产党即将统治中国，我们今后只好流落异乡了。”一位中国留学生垂头丧气地说。这是1949年春节的聚餐会，几十名旅居波士顿的清华校友在餐桌上聊起国内时局。有人反驳那位同窗，“列宁有赎买政策，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出高价聘技术人员回去的。”
　　
　　　　卢肇钧插了一句，“关键不在于是否出高价。如果共产党真的要振兴中国，还是该回去。”没人把卢肇钧餐桌上的话当真。
　　
　　　　那时，卢肇钧已到美国读书两年，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边做助教边读博士学位，甚至已经接手一项美国海军委托的地质研究项目。当时32岁的卢肇钧身穿西装，打斜纹领带，戴金丝眼镜，性情儒雅，生活舒适。无人将这个学者派头浓郁的年轻人与“红色政权”的革命联系在一起。
　　
　　　　但那次聚会之后，卢肇钧开始与一些旅居美国的中共党员密切交往起来，以了解国内时局。很快，他与一些学生成立了“中国问题座谈会”，以学生团体的形式传播中国的消息。
　　
　　　　1950年初，一些中共党员通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起回国号召，卢肇钧被选举为波士顿地区联络人。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带走大批知名教授，新中国急需大量知识人才，中共开始向国外留学生伸出橄榄枝。
　　
　　　　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另一方面出于对科学人才的爱惜，对于大批中国学生极力挽留。挽留的手段软硬兼具，一方面给予更为丰厚的物质报酬；另一方面，在麦卡锡主义的背景下，将一些亲共学生和教授压制下去。回国，成为了一种斗争。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8月，卢肇钧还是辞去教职，与另外35名同学一起坐船经香港辗转回到北京。
　　
　　　　离开美国之前，卢肇钧的房东诺威尔太太反复叮嘱，“回到中国一定给我们写信报平安。”但是，这位老太太直到去世也没能收到卢肇钧的信件。
　　
　　　　1950年，卢肇钧回到北京。
　　
　　　　上世纪30年代，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炮火，卢肇钧辗转于清华、辅仁与燕京，最终毕业于西南联大。上世纪40年代早期，卢肇钧曾以工程师身份在昆明等地工作，负责桥梁、公路的设计。抗日战争结束后，回清华大学任教并参与迁校回到北平。
　　
　　　　1946年，随着抗日结束，留学欧美热潮升温，当年有730人走出国门。一年后蒋介石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文化协定”再度激励学生出国深造。卢肇钧通过了公费出国考试，抱着到更先进的大学深造结构力学的计划，于1947年到达纽约。在曾经的清华导师刘恢先指点下，转而进入哈佛大学土力学专业。
　　
　　　　卢肇钧的出国一方面由于求知的渴望，另一方面似乎因循了父辈自小留洋的血脉。他的父亲卢学孟曾被清朝廷送往法国留学，后回国报效。卢学孟曾任驻英通译官、京汉铁路行车总管等职，民国后任陇海铁路局局长、交通部参事，一时权重，卢家后辈中多人被安排到铁路系统工作。
　　
　　　　日本侵华战争时，卢学孟放弃高薪，辞职还家。“那时候就靠卖东西过日子，典当衣服什么的。”卢学孟的儿媳、卢肇钧夫人陈善蕴说。
　　
　　　　那时卢肇钧不过二十出头，受抗日思想影响，一度想投奔延安，但因家中需要靠他接济而未果。随后他考取国民党政府支持的公费留学名额，远赴美国。
　　
　　　　最初一段时间，卢肇钧在美生活费用全部由国民党政府提供资助，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衰落，资助渐渐断绝。一年多以后，卢肇钧已靠在大学做助教的工资为生。
　　
　　　　在哈佛与麻省理工学习工作3年后，卢肇钧归来。按照他的设想，仍计划回到清华任教。但新政权建立后，百废待兴，铁路建设急需人才。卢肇钧直接加入铁道科学研究院创办土力研究室。本应成为中西交流桥梁的卢肇钧无法预料，自己面对的是一扇逐渐关闭的国门。自此之后30年，自己与美国同窗音信断绝。
　　
　　　　荣耀成为罪证的年代
　　
　　　　回到中国，卢肇钧一边面对着缺乏基本科研条件的苦恼，另一边对新政权充满热忱。但由于中美意识形态的对立，卢肇钧逐渐感到微妙的不安气息，本想按照承诺写信给美国师友报告平安，但都被同事好心劝阻。
　　
　　　　50年代初期，中共新政权对于海外学子开放接纳，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亦逐渐发生变化。在反右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被打倒。就在反右运动正值高潮的1958年，卢肇钧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党员的身份并未让他逃过文革的劫难。
　　
　　　　文化大革命开始，国门紧锁、卢肇钧与美国无法取得任何联系。直到20年后，与美国同窗聚会时，对方才对他说，“当时以为你已经不在了。”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因为卢肇钧留学美国的背景、大量海外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每天早晨，排队训话。那大字报啊，多了去了。”卢肇钧夫人陈善蕴摇了摇头。由于卢肇钧平日性格内向，人缘好，所以小环境之内尚有同事加以保护。
　　
　　　　“有个造反派抢了单位所有公章带在身上，他有权。有一天，他跟卢肇钧说，你这个反动学术权威，我来管你。就把他带走了。”陈善蕴回忆。
　　
　　　　那个造反派将卢肇钧带到废弃的实验室，告诉他，每天早早来，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离开，就此将其保护起来。而十几年前，他离开美国时，同窗无意的一句“把你关在小黑屋”一语成谶。
　　
　　　　与此同时，卢肇钧的家人开始翻出祖辈的照片，一一销毁。卢肇钧的父亲卢学孟留学法国的那些照片，在文革中无异于罪证。
　　
　　　　文革中，卢肇钧的大儿子参加红卫兵组织时，因父亲的出国经历而遭拒。
　　
　　　　焚烧了家中照片，自己又被“雪藏”于实验室的卢肇钧熬过了文革。“即使这样对待他，他也没抱怨过早知道如此就不回国之类。”夫人陈善蕴摆摆手，低头不语。
　　
　　　　文革前的1964年，卢肇钧曾陪同相关领导出访埃及。自那之后，中国关闭国门，被文化大革命席卷的中国人，无法找到任何与世界沟通的通道。卢肇钧再次出国，时间已是1980年。
　　
　　　　“出去开眼界是对的”
　　
　　　　198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再次对世界发出开放与接触的信号。彼时，卢肇钧与恢复活动的中国土木学会代表团开始出访工作。直到1992年，他再次踏上北美大陆，到达美国及加拿大。那一次，卢肇钧见到了40年未曾联系的旧日同窗。“同学有的都成了大资本家了，经济条件上没法比了。”夫人陈善蕴笑笑说。
　　
　　　　卢肇钧恢复正常工作的80年代，他的子女也已长大成人。那时候，大批青年学生萌发出国热潮。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与清华大学负责人座谈时说道：“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主要是自然科学……”从此之后，“出国热”势不可挡，直到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80年代，中国科研单位以及大学纷纷提供公派留学名额，给予经济资助。以考试分数为选拔条件，又一批年轻人走出国门。
　　
　　　　卢肇钧的大儿子于北京工业大学读书时，学校曾想派其出国，但因为需家庭支付部分费用，而未能成行。直到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去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现在硅谷工作。
　　
　　　　卢肇钧的女婿曾在国内某科研单位主攻拉美经济，于1986年赴美读博。卢肇钧的女儿不久后即以陪读身份赴美，夫妻二人留在美国工作至今，丈夫成为经济学者，妻子在波士顿一所医院担任医生。
　　
　　　　只有二儿子卢乃宽现在陪伴在母亲陈善蕴身边。1986年，子承父业学习铁路相关专业的卢乃宽考取铁道部公费留学项目，到麻省理工学院进修一年。父子两代成为校友，时间已隔40年。
　　
　　　　卢乃宽回忆，当时他赴美进修期间，政府一次性给予一年生活费5000美金。
　　
　　　　“生活挺紧张。但是当时国内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块人民币。”卢乃宽说。
　　
　　　　被文革封闭10年的中国，再次与世界发生联系后，因经济水平、政治环境的差异，旅居国外的中国学生分化两路。一部分决意回国，将所学所见带入故乡；另一部分，排除万难各显其能留在大洋彼岸。时隔半个世纪，50年前海外留学生的景象和争论似乎再次重现，只不过这一次，国内早已换了天地。
　　
　　　　卢肇钧在50年前的麻省理工已可获得美国海军方面的科研课题，而五十年后，其子卢乃宽的美国朋友想将其介绍到麻省的林肯实验室，参加美国空军某项目的研究工作时，遭到拒绝。理由是，“他是共产党国家来的人” 。
　　
　　　　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侨民表示敌意的同时，国内对于公费出国逾期不归者给予极大舆论压力。在那个电视机尚被列为奢侈品的时代，这些用政府资金出国而滞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成为了靶心。国内派遣单位纷纷给予压力令其回国，但对于心意已决的人们，似乎收效甚微。
　　
　　　　随着时代变幻，中国逐渐开始寻求与世界同步的可能。从90年代起，“与世界接轨”逐渐成为各个领域的美好愿景。国内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中西生活方式的弥合，使得中国公民出国不再成为难事。曾经滞留海外的一些人开始自愿选择回国创业。今年9月北美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的统计，77%的华人学者计划回国发展。
　　
　　　　卢乃宽的哥哥及妹妹一家如今都在美国工作稳定，子女正在接受大学教育，还未有回国打算。而他本人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两年。去年假期，她与同学结伴到香港购物，今年十一长假计划前往泰国观光。
　　
　　　　“如果她想出国，我们就提供方便。”卢乃宽笑笑说，“出去开开眼界还是对的。”
　　
　　　　此时，卢肇钧已去世一年有余，从祖辈到孙辈，跨出国门的四代已逾130年。 ★
　　
　　　　“1870年代，权臣曾国藩和李鸿章数次联名上奏，要求派人出国留学。他们在一份奏折中说：“(中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中国必须“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然而15年间，清廷不过派出百余人。
　　
　　　　百年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然面对人才奇缺的窘境。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对派遣留学生问题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真正拉开。
　　
　　

　　国民党撤退台湾时带走大批知名教授，新中国急需大量知识人才，中共开始向国外留学生伸出橄榄枝。
　　

　　（五）新东方：留学羊群里的牧羊犬
　　1987年，徐小平留学到美国，在美国的天空上，他声称见到了“唐朝的月亮”。10年后，有出国热忱的中国人都知道，要出国找徐小平。2009年，徐的儿子徐超到美国念大学，他已经不需要来自父亲的留学教育了
　　
　　　　本刊记者/孙春艳
　　
　　　　当徐小平1996年年初从加拿大回国踏上新东方创业路途的时候，也许他没有想到他会在轰轰烈烈的“留学潮”中影响数以十万计的人。10多年过去了，他回首与无数留学生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怒的跌宕日子，感慨道，“我的心情从未‘平和’过，我只是一直激动着……”
　　
　　　　在美国见到“唐朝的月亮”
　　
　　　　世事弄人，而时代造人。
　　
　　　　徐小平从上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到上世纪90年代回国帮助新东方学生出国留学，其个人命运的变化正暗合了当时中国留学热从兴起到狂热的过程。正如大家所熟知的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从上世纪80年代搞培训为了出国，而后放弃出国一心做大新东方一样。
　　
　　　　1981年，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徐小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大学任团委文化部部长。刚开始想走“仕途”的徐小平当时并没有想到要出国，那时的梦想是做“中国的文化部长”，“做得好没准能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上世纪80年代国内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提出，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1980年深圳特区建设正式启动，城市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开始启动，改革的重心由农村逐渐转移到城市。而自1978年邓小平批示同意教育部关于扩大派遣留学人员的指示，徐小平身边的同事公派留学的人开始增多了。
　　
　　　　“出国回来就能解决‘8大件’(当时指冰箱、电视、洗衣机等8种家用电器)。”徐小平艳羡不已，而当时在北京大学一年的工资，也买不起一台冰箱。这种公派出国带来的财富效应在北京大学这样的知识领域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尤其在1986年前后一股出国留学的热潮开始逐渐蔓延，出国几乎一时成了身价的标志，成功的风向标。
　　
　　　　刚刚结婚不久的徐小平在1987年留学到美国，边打工边工作的日子很清苦，但他至今没有忘记第一次看到“美国月亮”时的激动心情，他想到了唐朝诗人王昌龄的诗 “一片冰心在玉壶”。声称见到“唐朝的月亮”的徐小平感慨于美国文化带给他的震撼。但迫于经济的窘迫，他又想办法申请到了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全额奖学金，在加拿大继续攻读音乐硕士学位。
　　
　　　　而此时，在北京大学当英语教师的俞敏洪按捺不住了。他的同事，同时也是好朋友的徐小平留学加拿大了，跟他同在英语系的王强也去了美国，他北京大学同一寝室的哥们包凡一也去加拿大读了MBA。为了赚够出国的学费，俞敏洪约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班，挣出国的学费。
　　
　　　　但纪律严明的北京大学没有容忍俞敏洪的做法。1990年秋天，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广播了对俞敏洪记大过处分，大意是俞敏洪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云云。 “北大踹了我一脚，我当时充满怨恨，现在却充满感激……”俞敏洪说。1991年，他毅然砸碎了“铁饭碗”，开始了新东方的创业之旅——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夜里大街小巷地刷糨糊贴广告，在垃圾桶上作免费演讲，点着蜡烛给学生上课……
　　
　　　　但这个时候，在国外的徐小平正经历着人生最痛苦的时段。1994年，徐小平回到中国，原本打算和朋友合开一家音乐公司，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当时两个儿子，一个3岁，一个5岁。要养活老婆孩子、快进入40岁的他，想过去做驾驶教练。自恃“多才多艺”的他，回忆当时不无感慨：“就愁没机会！”
　　
　　　　在加拿大听说了俞敏洪创业的事情，徐小平感到机会来了。他主动联系了俞敏洪。1995年，感到创业孤单的俞敏洪分别到美国去看望王强，到加拿大去看望徐小平和包凡一。那时候王强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年薪是6万美元，但让王强震惊的是俞敏洪在留学生中的威望。在参观普林斯顿大学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都认识“俞老师”，他们都在新东方上过课。
　　
　　　　当俞敏洪谈到“新东方的一些学生虽然考过了GRE(雅思)、TOEFL(托福)，却申请不到奖学金；拿到全额奖学金却也经常被拒签时，”徐小平主动申请回到新东方创业，看着犹豫的俞敏洪，他说“我可以提供出国咨询指导”。
　　
　　　　“机会并没有邀请我，是我攫取了机会。”徐小平反复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1996年年初，徐小平、王强站在了新东方的讲台上。1997年，包凡一也从加拿大赶回来加盟了新东方。徐小平结合自身经历成立了新东方出国留学、移民咨询处，王强提出了“美语思维”概念，包凡一成立了新东方写作中心。“三驾马车”的到来，使新东方告别了个体户经营的时代，而进入团队创业的黄金发展阶段。
　　
　　　　不出国，人生就是问题的一切
　　
　　　　徐小平至今忘不了当时第一次看到新东方办公地点的感触，那是一个在北京大学旁边租来的两层违章建筑，工作人员都是上了岁数的下岗女工(后来都成了百万富翁)，办公室更是个“烂地方”。对于任何“海归”看了都会失望的地方，徐小平却感到了“无限欢乐”，“地越荒，越能体现垦荒者的价值和能力”。
　　
　　　　新东方加拿大移民、美国签证咨询、美国留学咨询——广告贴出去之后，办公电话就早早晚晚响个不断，来咨询的学生呼呼啦啦来了一大群。一对一讲解、开小讲座、大讲座……徐小平每天几乎都工作到晚上12点以后，他第一次感觉自己被别人如此需要，兴奋的他投入到一种疯狂的如痴如醉的留学咨询工作之中。仅几个月的时间，徐小平在新东方声名鹊起，学生们知道要出国找徐小平。
　　
　　　　1996年2月，刚到新东方几周的徐小平迎来了一个女子的造访。此女名叫沙玫(化名)，30多岁，为出国已经奋斗了很多年。
　　
　　　　徐小平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她说：“最好明天就走！”
　　
　　　　徐小平说：“我理解，你想去哪一国？”
　　
　　　　她说；“除了中国不去，哪里都去！”
　　
　　　　徐小平说：“你多大？”
　　
　　　　她咬咬牙，视死如归地说：“刚刚过了三十点五岁的生日。”
　　
　　　　憋足了劲回到国内的徐小平，一回来就遇上了憋足了劲要挤出国门的沙玫，而沙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典型的为了出国什么都不要的女人：出国，就能解决一切人生的问题。不出国，人生就是问题的一切。
　　
　　　　而正因为抱定出国目的，她把国内生活视为短视行为，导致她的人生走到了十字路口。毕业于内蒙古大学英语大专的她，在北京一个电脑皮包公司做秘书，只因为清闲有更多的时间复习英语。一个60岁、枯瘦矮小又没钱的美国老华侨，经过别人的介绍，正在追求她并提出要和她结婚带她去美国过苦日子。这正是沙玫来新东方咨询处找徐小平的原因。
　　
　　　　在打消了沙玫企图利用不平等跨国婚姻解决自己出路的愚蠢想法后，徐小平趁热打铁开导她放弃“最好明天就走”“除了中国不去，哪里都去”的出国浮躁心理，鼓励她“选择一个具体行业的舞台，从国内跳到国外，再从国外跳到国内”。因为徐小平看到了太多“那种因为在国内混得不好因而要急迫出国的朋友，往往到头来既出不了国，也回不了国”的例子。
　　
　　　　当时的1996年，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脚步正在悄悄加快，留学生回国创业的潮头也开始涌动。徐小平鼓励沙玫辞掉稳定却学不到知识的工作，到正准备进军北京的美国通用能源集团的新闻发布会上“打杂”——仅一周时间。
　　
　　　　沙玫迎来了生命转折点。在通用公司这一周的工作，沙玫通过她那热情洋溢的工作态度和面面俱到的细致精神，博得大家的喜爱。工作结束，通用能源公司老板已经决定聘请她做办公室助理。
　　
　　　　她从一个无所事事、默默无闻的皮包公司秘书，变成了在中国急剧扩展的跨国公司的白领丽人，这是典型的中国机会。而这一新职业成为她申请美国留学的转折点。在世界500强的大公司工作，使她的工作背景和入学资格获得了一个崭新的阶层和档次。当她申请美国各大学的商学院时，她只要告诉对方自己在通用能源集团工作，没有一家商学院会对她的入学资格和素质表示怀疑。
　　
　　　　1998年夏天，沙玫被美国芝加哥一所不错的大学的MBA录取了。当沙玫去使馆签证，她故意把她通用能源集团的公文包往签证窗口一放，同时，把别着通用公司标志的前胸，也高高地挺起来。签证官抬头一看，说：“Oh, you work for GE company？(你在通用公司工作？)”沙玫热情洋溢地说：“Yes, Sir, Do you use our company’s products？(是的，先生，你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吗？)”获得了谈话的主动权的沙玫，自然得到了签证。
　　
　　　　但沙玫没有3万美元的出国费用，最终她争得父母同意卖掉了父母内蒙古的房子，她用这笔钱，成功地读完了MBA课程，两年后，在美国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工作。
　　
　　　　4月，对于准备出国留学的人，是个残忍的季节，因为这是学生签证的旺季每年这个时候，美国签证处窗口总是哀鸿遍野。新东方咨询处则成为学生们发泄对签证官仇恨的地方。
　　
　　　　1999年夏天，又是一个美国签证的旺季。徐小平开设了“美国签证哲学辅导班”，报名者甚众。面对学生被拒签的失望情绪，徐小平只能一遍遍地为他们鼓励、打气、指导。当时有一个脸色苍白的男生站起来，说自己去美国读MBA签证申请刚刚被拒了，他反反复复地强调被拒签是冤枉的，明明他有足够的钱但还是以资金不足和移民倾向把他给拒了。
　　
　　　　3年后的一天，在北京的街头，徐小平再次邂逅了这个男学生。他已经从美国那所商学院毕业，在华尔街工作了一年之后，被美国公司派回中国——一家美国华尔街的主流公司与中国一家大型国有金融公司合资后的最佳总裁人选。
　　
　　　　他的脸上看不到3年前的疯狂暴戾，洋溢的是对于未来金融事业展望与个人锦绣前程的豪情与自信。
　　
　　　　“国家与国家间的相互学习，是通过像这样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出国留学的方式展现的。”徐小平感慨于教育如何改变人类，留学如何再造中国。
　　
　　　　从出国到回国
　　
　　　　经历过世纪之交“出国热”的中国，现在已经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很多领域已经从“不开放”“半开放”，走向开放。从前“出国”“留学”所代表的一切人生追求，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有了可以替代的目标。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说过一句话：“送出去十个留学生，回来一个就是成功。”而多年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留学生已经迎来了“回国潮”。
　　
　　　　2000年5月，徐小平和俞敏洪应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邀请，分别到这两所大学发表演讲。这一次他们代表新东方正式提出“留学生归国彩虹计划”。他们鼓励留学生，与其学有所成后在美国辛辛苦苦寻找美元和机会，不如及时回国，在国内的众多机会中勇敢地拼搏一次，为中华振兴出力。
　　
　　　　回首徐小平所经历的“留学热”，他深深感到那场疯狂的出国热，实际包含着理性含义，就是表明人们对贫穷落后的扬弃，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涤荡在中国大地的出国热风起云涌，而且越来越热，中国出国人数一直稳步增长，今后继续增长10年至20年没问题。”徐小平预测。而他的自我评价是,“我是留学羊群里的一个牧羊犬，负责把他们赶进屋里去，给他们引领方向。”
　　
　　　　不久前，徐小平刚把大儿子徐超送到美国念大学。徐超在上海国际学校上的初中，在美国读的高中。到了徐超这一辈，他已经不需要来自父亲的留学教育了。 ★
　　
　　　　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向国外派遣留学生。1950年向东欧国家派出25名留学生。1951年375名学生留学苏联。1954年前往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学生增加到1500多人。这时期留学生多是从优秀高中毕业生，部分大学生和老师中挑选的。文革前，中国向29个国家派遣了10000多名留学生。
　　
　　　　文革开始后一度停止派遣留学生，从1972年恢复派遣留学生到1976年，整个文革期间国家派遣留学生总数1629人。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1980年代,“出国热”席卷中国大陆。1986年12月，国家教委出台《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规范出国留学。90年代以后，出国大潮更加势不可挡。1995年全年出国学生为2万人，2000年接近4万人，2008年一年达17.98万人。
　　
　　　　1978～2008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经达到140万。
　　
　　

　　“我是留学羊群里的一个牧羊犬，负责把他们赶进屋里去，给他们引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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