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欧洲时报》网站日前发表了旅法华人学者宋鲁郑题为《蒋经国为何难比李光耀？》的专栏文章，文章认为“民主也好，中央集权也好，都是一国、一个民族为了适应各自的生存环境而发展出来的治国之道，无所谓恶或优，只有适合与否”，内容如下：
　　
　　
　　新加坡和台湾都是微型的华人社会，但又各自创造了“新加坡奇迹”和“台湾奇迹”。台湾在民主化之前曾长期高居亚洲四小龙之首，而新加坡则以“以富裕、高效、廉洁、法制严明著称于世”，其全球竞争力长期位居世界最前列。而他们的成就分别与两位政治巨人分不开的：这就是台湾的蒋经国和新加坡的李光耀。
　　
　　蒋经国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后第二位主政者，他在任时期也是台湾经济奇迹的巅峰时刻。直到现在，历次台湾的民意调查都显示，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而他执政时期，也被认为是台湾历史上社风气最好、最有希望和活力的时代。
　　
　　李光耀是新加坡的国父，1965年新加坡独立建国时除了土地和人民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来自民主国家英国的殖民者曾经断言，新加坡没有自治能力，即便独立了，也没有发展前途。然而，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新加坡这一弹丸小国率先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中脱颖而出，跻身现代化文明国家行列。
　　
　　到今天，新加坡人均GDP4.8万美元，力压美国，高居全球第五。其廉洁程度仅次于并列第一的瑞典、丹麦和新西兰，列全球第四（德国透明国际排名）。经济自由度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09年《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仅次于香港名列全球第二。而新加坡的国家竞争力根据美国《国家竞争力年鉴》，自1994年到2001年，新加坡曾连续八年在这项世界竞争力评比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其中政府效率仍是世界第一。就是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2008年）显示，新加坡也是仅次于美国名列第二。
　　
　　此外，这个不足五百万（其中本地居民不足四百万）的人口小国，每年的旅游人数居然高达900多万，几乎是自身人口的两倍。更重要的是，当李光耀退政坛的近二十年间，新加坡仍然延续了他开创的适合自身的模式，继续保持了持续上升的状态。
　　
　　应该说，蒋经国和李光耀两人都是华人社会的骄傲，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成功，儒学才再次在全球开始复兴。客观的说，蒋经国在世时，其历史成就并不亚于李光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晚年给台湾选择的道路——按照西方模式开辟的“民主化”——却把台湾带往逆向沉沦：从四小龙之首沦为之末、严重的腐败、严重的社会对立、族群对抗、政党恶斗，与今天的新加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应该说，这种依靠个人威权和开明开创的蒋经国模式，是无法长期延续的，就如同戈尔巴乔夫无法再延续过去的苏联模式一样。但这并不是等于说就可以盲目学习和照搬其他国家的模板，而是应该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最终失败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但没有挽救苏联，反而毁灭苏联。叶利钦没能吸取戈尔巴乔夫的教训，继续沿着毁灭性的民主之路走了下去，直至国家到了崩溃边缘而不得不由普京逆转历史，拯救俄罗斯。
　　
　　蒋经国开辟的民主化，也在二十年间撕裂了台湾。台独借民主化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政党恶斗取代过去协力的经济发展。甚至连年年发生的水灾都无法有效应对，造成“八八惨剧”。而就在这个时刻，政党仍然忙着发国难财。政党恶斗反而变本加厉，更加惨烈。
　　
　　蒋经国之所以难比李光耀，没有开创一条适合自己民族、文化和国情的道路，原因有四。
　　
　　一是台湾长期严重依赖美国扶持，无论是安全还是经济，缺乏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这是和新加坡最大的不同。美国对整个台湾社会有着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因此，当美国七十年代为了应对冷战的不利局面，开始打人权牌、在全球推行民主化时，当苏联模式在八十年代突然衰落时，蒋经国除了效仿美国，别无选择。而且整个台湾社会也同样把西方民主制度当做唯一的选择。面对这个岛外的历史大背景和岛内的历史小环境，蒋经国也难以超越他所面对的时代。
　　
　　二是没有对中华民国在大陆三十八年的失败进行有效的总结。蒋介石就认为他在大陆的失败在于杀人太少，蒋经国则认为对民生注意不够，没有一个人认为整个中华民国的灾难都来自于孙中山移植的美式民主制度。尽管他们各自任内都是依赖个人强权统治，但在国家意识形态上仍然是美式的。这就是为什么台湾一方面实行白色恐怖，一方面自称“自由世界”。
　　
　　因此，当台湾经济取得长足进展，他开明的威权模式随着他即将退出历史舞台而不可延续之时，美国式的意识形态自然从过去理论的深水中浮出水面成为现实的选择。
　　
　　三是蒋经国对华人社会的历史、传统和国民性认知有误。中国有着长期的中央集权的历史，这和中国文明产生的历史条件有关。中国从疆域广大、土地肥沃的黄河流域，产生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的关键因素是兴修水利，这样庞大的工程自然需要中央集权进行协调，从而逐渐形成中国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
　　
　　而西方民主的源头古希腊，都是小型的城邦，以商业贸易和海上贸易为主，不需要过于复杂的政治治理，因而发展出奴隶制社会中的直接民主制度。可资对照的是法国，它由于和中国几乎同样的原因（土地广大，农业文明发达），也发展出悠久的中央集权的模式。而且纵观法国历史，其历史高峰都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时刻；路易十四、拿破仑、波拿巴（他的帝国时代完成工业革命）、戴高乐。
　　
　　可以说，民主也好，中央集权也好，都是一国、一个民族为了适应各自的生存环境而发展出来的治国之道，无所谓恶或优，只有适合与否。今天西方把民主高度道德化，把中央集权高度污名化，实是其全球战略的需要。其次，中国虽然没有民主思想和传统，但却有强烈的民本主义。蒋经国时代的成功其实就是民本主义的高扬。
　　
　　四是蒋经国个人的私心所致。蒋经国正式成为台湾最高领导人后，即沿袭蒋介石对自己的培养模式，开始对其子蒋孝武的栽培。然而发生于八十年初的江南案，令其接班计划完全打乱。主管情治的蒋孝武难脱干系，从而出局。也就在这之后，他才第一次公开声明，蒋家人不会再从政。
　　
　　既然政权以后与自家无关，选择民主便不再是障碍。其实，当权力不再属于自己的时候，选择民主不仅是个人的私心，就是国家也同样如此。
　　
　　中日甲午之战割让台湾给日本后，台湾巡抚在清政府的授意下成立台湾民主国——尽管清政府本身是极为没落的封建皇权。不料五十年后，同样的一幕又发生在日本人身上。当战败不可避免要失去台湾时，日本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其路数和当年的清政府完全相同。就是到了当代，就是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同样。英国统治香港一百五十年，都不在香港实行民主。但当香港要交给中国时，便开始推动香港民主化，甚至不惜违反中英两国协定，不惜得罪中国。
　　
　　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政治人物也如此。正是由于蒋家无法再染指台湾政权，才成为蒋经国最终开启民主化的推动力。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蒋孝武依然可以接班，蒋经国会在晚年推行民主化吗？如果说对时代无法超越，对传统和国民性无法掌握还有情可愿的话，出于一已之私而实行民主化，实是有损其人格之光辉。
　　
　　正是上述原因导致蒋经国未能凭借自己的高度权威，带领台湾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而成为台湾政局二十年之乱的根源。而同时代的李光耀则不仅对国际形势有着清醒的判断，对民主化的潮流心知肚明，更对华人的传统、民情有着深刻的认知，当然更超越了自己的家庭私心。在他的主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成功道路，堪称华人社会的典范。
　　
　　现在的新加坡，虽然有人称之为民主，有人称之为有限民主，有人称之为假民主真专制，然而，一个稳定、富裕、廉洁、高效、法制健全，整体竞争力高居世界前列的成就就是标准，就是答案。中国早就抛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抛弃干什么都要先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逻辑，这种中国都已唾弃的贴标签式的做法，却被西方和一些自由派人士拾起，真是咄咄怪事。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蒋经国难比李光耀，台湾难比新加坡，令人深思，给人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