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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问题的讨论

楼主:何小原 时间:2013-05-05 17:51:42 点击:5076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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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问题的讨论
  我大学的某同学(他现在是南京某大学的教授)读了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宜以司法独立为先步》一文后,给我来了一封长信讨论问题,信中提出了一些很重要也很基本的问题,我写了这篇文章与他讨论,主要是讨论有关真理的哲学问题,我也希望其他的同学朋友及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们能参加讨论。
  
  华明同学:
  同学,这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称呼。这立刻让我们回到了1978年我们共同踏进大学校门的那个春天。那时我们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一样,刚从寂寞的漫漫长夜中步入黎明,刚从荒芜的冰封大地上复萌嫩叶,未来是那么蒙胧不定,一切都充满了莫名的希望。我们在教室、图书馆、操场、湖畔、寝室都在阅读、思考、争论,我们共同的崇高口号就是:追求真理。现在你的来信让我们首先需要讨论的也是关于真理的性质,或者说关于人类的知识的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平常我们在写文章,讨论问题的时候不去接触这个问题,只是由于我们假定我们都从我们都共同接受的前提出发,所谓从众所周知的常识出发,于是我们的知识、思想大厦似乎都建筑在牢不可摧的岩层之上,但凡做过深思的人都明白,如果我们去探究这个地层,就会发现,这个地基其实是布满了深浅难测的泥潭的沼泽地,不仅横无际涯,而且迷雾重重。但我们很有必要深入地探究这个地层,以便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知识、思想、信念它们的根据究竟在哪呢?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具备几分信心,在什么地方应该保持适度的还疑和谨慎,什么地方必须沉默……
  关于人类的知识、思想观念可以真实地与外在的事物相符合这样的思想(真理),人类是可以在洛克那里建立起一个单纯、明析、乐观的信心的,他设想人类的心灵如同一个白板,通过经验就自然模写了事物的真实,这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强大来源。可惜那些严格按照他的逻辑继续前进的思想更深刻的哲学家们很快就走向了反面。贝克莱质问洛克,既然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来源于感知,那人类除了知道自已在感知之外,还能证明什么呢?人不能离开感知去证明感知,就象人不能离开自己的皮肤去生存。而用感知去证明感知,在逻辑上只能陷入循环的无穷论证(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论的死结)。“存在即感知”。他走向了心灵主义(我不喜欢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这样的称谓和标签。这样的称谓在做一个哲学流派的一个粗略的划分时,有时候可能比较方便。但那个“唯”字毛病极大,造成了许多粗鄙粗陋哲学的诞生,犹其在中国),他作为一个大主教他的意思是人类只能崇尚心灵。而且人类怎能证明自己的心灵感知活动就一定真实可靠,一定不是做梦呢?我们想起庄周的大疑惑,“庄周梦蝶乎?蝶梦庄周乎?”还有柏拉图在“洞穴寓言”中对人类感官可靠性表现出的极大还疑(伽利略在望远镜中看见木星有四个卫星时,他的同事其他的大学教授拒绝去看望远镜,认为这是他施巫术在镜头上的结果,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于是人类还有一条路走,就是从一个先设的先验的不可以再加以还疑的绝对理念出发,按照逻辑严格推演,也可以创造出一个庞大的知识思想体系。柏拉图的“理式论”是这样的体系,笛卡儿“我思故我在”是这样的体系,中国古代的太极阴阳八卦哲学也是这样的体系,但人类最熟悉的先验体系就是数学。数学就是人类创造的一种逻辑工具。它的真理具有绝对性,但它的绝对性仅仅来自于人类自己从绝对观念的赋予,来自于人类观念自己的规定性。人类首先自己断定1一定等于1,1加1一定等于2,于是绝对真理就产生了,尽管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相同的,你吃的那两个面包肯定与我吃的两个面包不一样。于是又有哲学家(好像是维特根斯坦)断定数学只是一种随意创造的符号体系(想一想电脑用的古怪二进位数学,巴比伦人则用六十进位,害得我们现在一分钟六十秒,老大不方便。还有非欧几里德几何学跑出来破坏欧几里德几何学),这种符号体系与实在可能并无必然联系,它的正确性是先在的。杨振宁有一次与陈省身谈话时,就感到迷惑不解,他们物理学家在通过实验得到的量子世界他们都无法理解的了解,他们数学家怎么就通过纯粹的数学推演就知道了呢?如果杨振宁对哲学有足够的了解,他就应该想到,这其实是物理学家必然要用这样的数学模型处理量子论的结果。贝克莱己经让经验型的真理论永远地陷入了困境,随后跑出来的休谟更给它浇上了一瓢透心凉的凉水。休谟也是严格追随洛克的逻辑前进,在他严格的分析之下,不仅物质无法证明,连贝克莱心爱的永恒心灵也消失掉了。既然只有感知,那么我们所能体验到的不过就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暖和、寒冷、饥、饱、红、绿之类的感觉讯号,除去了这些讯号组合,那又找得到什么心灵呢?休谟还无可辩驳的证明,感知不是像洛克、笛卡儿假设的那样长、宽、轻、重等属于第一性,是客观的,红、绿、饥、饱等属于第二性,具有主观的性质,而是一切感知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没有什么是纯粹客观的。休谟还把无情的手术刀用于解剖一切科学赖以存身的基础----因果规律。据他的分析,因果规律也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人们出于实用目的根据那些在时间序列上反复先后发生事件上作的一种推断、假定,或者说创造出来的一种习惯。它主要是一种心理习惯。只要有用,我们就暂时可以承认它。它虽然可能指向很高的或然性,但绝不指向必然性。虽然过去一千万年每天太阳都从东方升起,我们也不能断言太阳明天还会从东方升起。这就是休谟的名言。在逻辑上,休谟的还疑主义也是无法驳倒的。休谟就是这样把一切都拖入了还疑主义的冰水之中。正是这种可怕的黑暗的笼罩了一切的还疑主义将康德从专断的沉睡中惊醒,这个矮小瘦弱不堪一辈子也没离开过哥尼斯堡的德国助教(这个人类中少有的博学之士很晚很晚才获得一个很普通的教授职称)却做出了人类中最英勇最伟大的努力,他决心将宗教和科学都从黑暗无边的还疑主义的冰海中打捞出来。康德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比前人更深入更周详地回答了人类究竟能知道些什么这个哲学问题。康德非常仔细地分析了人类的整个认识活动过程,据他的分析,在人的认知过程中,一方面是由那个客观的,外在的实在世界提供的讯号源,刺激源决定。他没有去还疑那个客观的,外在的实在世界的存在,这是他出发的前提(人们尽可以永远地提出这个疑问,但比起否认它的存在,假设它的存在更合理。人类只能到此为止。这是我的回答。其实人类古往今来的一切活动都天然地建立在这个客观的,外在的实在世界存在的假定之上,所以休谟尽管提出了可怕的还疑主义,他却依然饮酒、吸烟、打牌赌钱,他并没有把他美丽的庄园送来给我)。另一方面则由人类的感知能力,感知方式以及人类必须先在的精神范畴来决定。例如人类要看到东西必须先有眼睛,而眼睛的视觉能力和方式必然决定了看到的东西的样子(只能对一定的光谱内的光线产生反应,红外线、紫外线都看不见。我们可以想像有着另外一种感官系统的生物它们所认识的事物面貌和我们不一样),要能组织、分析各种感知讯号必先要提供精神范畴,如时空、异同、数量这样的精神范畴等等。还要先有意志,意志决定了什么值得注意什么不值得注意,意志决定和产生了价值。一句话,在经验之先,必先有一个人类先验的精神结构。这样,康德深入作了主客观这两方面的分析之后,就永远结束了人类的认识活动,人类的知识可以纯粹客观地反映外在实在世界的想法。人类可以认识可以处理的是现象世界,而“物自体”本身是人类永远无法接触,无法认识的。“现象”充其量只是很有限地从某个角度反映了“物自体”的某些性质。康德就这样使用“物自体”和“现象”这两个术语,将两者区分开来。“物自体”指的是离开人类认识而存在的客观的那个终极实在,康德将这个领域留给了宗教,那是人类应该凭信念永远保持谦卑,奉以崇仰的对象,它也许就是基督教的上帝。但同时康德相信,由于现象世界的确立,他就从还疑主义的无边冰海中抢救出了理性、科学和真理。由于人类先验精神结构的存在,人类的整个认知活动、知识体系就有一种必须如此和不得不如此的性质,在这个范围之内,科学和真理是可以确立的,是有效的,这本身就是人类理性的性质和边界。人类不可以质疑这个预设的精神结构。人类不可以越出这个精神结构也就是越出理性的边界去提问题,不可以追问终极和无穷。人类越出这个精神结构和理性的边界去提问题就如同人企图突破自己的皮肤去存在,就会出现二律背反,即无法解答的悖论。康德把现象世界留给了科学,同时他也相信他已回答了从芝诺、皮朗到休谟的还疑主义者的质疑。现在看起来,康德哲学是现代各种各样哲学的重要基石,此后再没有那一种认真和重要的哲学能逃脱他的影响。黑格尔的第一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叫《精神现象学》,叔本华的著作标题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朝重视“物自体”存在和它与“现象”之间关系的方向走,产生了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现代科学主要建立在此哲学的基础之上),逻辑实证主义。朝重视人的主体性、人先验的精神结构的方向走,产生了叔本华、尼采、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你所说的将人类的整个知识划分成三个领域,这个说法也来自康德。
  有了康德这块人类知识论的基石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讨论一下所谓社会科学这个问题了。社会科学这个称谓产生于启蒙时代之后。由于牛顿力学在自然科学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功,启蒙学者和思想家们就打算将那些在研究自然科学方面获得巨大成功的方法移来研究人类及其社会本身,它指的是不是从先验的绝对观念(不可还疑的先验真理、教条)出发,而是重视尊重人类社会的事实,通过对人类社会事实的仔细观察、收集、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说(某种主义、理论),然后通过实验或者实践予以某种程度(注意,不是绝对的!)的认可,修正或者推翻、否定。它指的是这样的一种方法或者态度。不用说,不必做太多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领域我们会碰到更多的先置前提(在这方面,也是休谟和康德做的工作最多)。人类对自己的事务除了真伪判断(存在还是不存在)之外,还有一个好坏判断(是与非),也就是价值判断。就是说,在这个领域,除了人的精神结构的前提之外,还有价值判断这个前提。称东西必先有秤,量东西必先有尺,价值判断就是这秤和尺。人类之所以产生价值问题,是因为人类要生存,要生存就会有各种需求和欲求。否则就没有价值问题。老子说:“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对无欲无求的造物主来说,粪土和黄金等价,滴水与星斗齐观。而人类要生存就会有各种需求和欲求,这些需求和欲求未必都可以同时实现。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法治、博爱……这些高贵伟大的字眼它们的价值含量未必都是一样的,也不太可能会毫无矛盾地同时实现。人们对这些词汇含义的不同理解更是无数混乱的争论的来源。那么,在这么多不同的欲求、需求、价值之中,何者为先?何者更重要?马洛斯将人类的欲求从低到高分成了五个层面,可能反映了某种人性的共性,但也不完全靠得住,不会人人都做同样的决定(想一想释迦牟尼抛弃几万平米的高档物业和五十几位美女如弊履)。做价值判断,回答何者为先何者更重要这个问题,等于在回答你是谁这个问题。你是谁?这个问题只有你自己才能回答,他人、上帝、魔鬼都无法替你回答。价值偏好是无法讨论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裴多菲的选择决定,但如有人要说:“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面包故,两者皆可抛。”他作了这样的决定,他人、上帝、魔鬼都无法与他争辩。萨特说:“英雄是自己使自己成为英雄,狗熊是自己使自己成为狗熊。”从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尺度出发,去观察、研究人类的事务和社会问题,看到的面貌和得出的结论当然不会一样。
  在审美的领域,人类的主体性就更强了。甚至可以说,这个领域的问题完全来自于人类的主体性,这纯粹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除了人类精神结构的前提,还有价值观念的前提,同时还要加上由于习俗养成的人们的心理习惯等前提。非洲有些部落美女颈脖超级细长,可以套上很多圈圈,有些嘴唇上可以镶嵌上一个大大的磨盘,现代都市的帅哥们大多会望风溃逃。毕加索之后的不少画家可能很难得到大众心悦诚服的赞赏,一些专业评论家天花乱坠的赞美,也许只是“皇帝新衣”的一个例证。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讨论至此,我们面对这一切,我们究竟可以说些什么?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知识和认识活动是做不到绝对客观地反映外在实在世界的,人类所提出的一切问题都必须永远既从客观方面看也从主观方面看。不是说自然科学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具有主观性,而是两者都具客观性和主观性,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当进入到量子世界之后,科学家深深意识到人类精神结构对科学研究的影响。海森堡说:“当我们到达原子层面的时候,空间和时间中的客观世界就不存在了。”贝勒说:“坚实的、精确的、真实的物理世界似乎化解为我们想像的影子而已”)。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人类的知识和认识活动从各方面来说都不具备终极的性质,达不到终极真理。因此我们应该始终保持必要的谦卑和谨慎,始终保持探索前进的精神。我们应该拒绝那些把某种知识、观念、思想、学说奉成神圣,不允许还疑和批评的作法。某种知识、思想、观念、学说本来可能也包含某些真理,但如果奉上神坛弄成僵死的偶像,不仅堵塞了继续探索真理的道路,而且它们本身也会变成无数谬误和偏见的来源。托勒密的天文学、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科学、儒家的学说,都曾被人们弄成这样的东西。列宁批判马赫(他是启发了爱因斯坦的重要物理学家哲学家),表明他似乎不太能理解洛克之后的哲学发展(苏联和中国都曾长期把马赫和爱因斯坦的思想当成资产阶级的谬论来批判),革命者似乎把还疑主义看成是败坏人们对革命信仰的歪理邪说,他们要求简单明快、不可置疑的真理,于是洛克是合乎脾胃的。但在这样肤浅的地层上建立起来的只能是粗陋的“唯物主义”,这种粗陋以至粗暴的哲学的危害在历史上已经很明显。那些意识到人类有限性、局限性、主观性、相对性,保持适度的还疑主义的哲学演化成现代社会提倡自由、宽容、多元和民主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而肤浅的唯我独尊的哲学则走相反的道路。政治上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与绝对真理观有很大的关联。独裁者通常也就是相信自己绝对真理在手,国家道义在身的人,秦始皇、希特勒皆如此。他们越自信,危害越大。古人叹息:“误苍生者必此人也!”就是指这种情况。
  同时,我们既然承认了自己的知识和认识活动达不到终极,同时我们也就意味着自己多少还是可以知道一些东西,我们也不应像绝对的还疑主义者那样走那么远,我们要做的只是不要让我们的观点、思想、信念超出证据和材料可以支持的程度(罗素语)。
  同时,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是否仅仅拥有一些因价值观念不同而不同的一些意见、主张,它们对人类具有的价值都同等,它们与真理(如果有的话)的距离都一样遥远呢?我觉得不是这祥。首先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不象孔德那样把道德和审美也放入其中,这两者纯粹是价值判断的领域),首先还存在对事实求真的追求,有真伪判断(这是我赞成社会科学概念的首要理由)。如果我们在这个领域放弃科学的口号,不再首先提倡求真求实的精神,那么就会放任一些人、集团、政党把在这个领域的活动变成肆意的仅对某种先在思想、主义的宣传,事实则可以随意纂改、删削、忽略,事实仿佛只是随意被打扮,按照需要牵来游行示众的俘虏(这种情况本来就很严重了)。而且,虽然我们人类细分起来,价值偏好是千差万别的,但在这种千差万别之中,我们能否看到一些共同性呢?我们有着共同的人性,我们其实也有着很大的价值共性。我们甚至可能能在全球的大多数人类身上找到共同认可的正义观,超越民族、国别、阶级、宗教的差异。我们在写文章,说话的时候,其实是假定对方和自己有着那些讨论得以展开的共同前提的,如果对方的观点、结论与自己不同,我们希望通过提供更多的知识,更周密、准确的逻辑判断让对方再思考。如果对方不认可我的前提,我就必须前进到下一个更根本的层面,看能不能找到共同认可的前提。社会科学某种学说的真理性通常取决于它对人类社会事实描述的真实性和它应用于人类社会实践给人类总体带来福益的程度。当然这里也已有一个预设的被认可的前提,就是边沁所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我们是否可以认可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和价值呢?席第欧尼和老子、庄子可能不同意这个目标和价值观,席第欧尼觉得像狗一样住在一个木桶里就很幸福了,老子、庄子对人类的文明进程和科技进步抱悲观态度。我们碰到他们可以再和他们讨论他们主张的人生哲学和道德标尺的合理性。如果从美学上来讨论,各种道德伦理、理想、主义、制度、文明体系可能并无高下之分(我们该承认,奴隶制度、封建制度也可能是美的。我们读到庞培城毁灭之时,有些贵族解放了全部奴隶,让他们去逃生,有些奴隶却愿意留下来,与主人生死与共),但如果用经济效率和对人类的创造性的解放去判断,则高下立见。除非我们根本就不追求经济效率和人类创造性的解放。总之,我们在这里也不宜在相对主义方面走太远。我们要警惕在讨论问题时有人会采取这样的讨论法: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民主政治于是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民主政治也就是不值得追求的;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因此最严肃的思考和最放肆的偏见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偏见就是真理。我们不应该掉进这样的泥潭。
  现在我再回答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
  你说我是一个民主的原教旨主义者。我在大学的时候,也许是的吧!当时我认为民主制是天然正义和合理的,但其实并不真正知道民主制为何物。现在恐怕不算了吧。我在文中已表明,民主制的合理性依历史、社会各种条件而立。在中国古代,必不合中国。但在现今工业文明席卷全球的浪潮的条件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球人类都将有普适性。其实中国大陆没有实现民主政治,原因并不在人民现今不能实行民主政治。
  我觉得你对司法独立、法治问题的理解似有些偏差。
  你文中说:“我认为从司法独立开始民主进程不是最佳选择,理由有二,其一,法律包括宪法、刑法、经济法、财产法等大量方面、无数条文,让最高法院而不是党政高层决定如宪法,这是不可能的。这将触动最高层利益,不可能实行。”宪法在任何一个宪政国家里都不是由最高法院决定的,法院仅管司法,立法权在议会。例如美国宪法当年就是由北美十三州的大陆会议决定的。
  你说:“其二,如果单独建立宪法法院,不受最高法院控制,只有执政党支配,这能够保证现有体制基本不变,但是其他法律与其它层次党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实践中肯定阻力极大。”司法独立、法治、宪政的意思恰恰就是执政党不能去支配宪法及其宪法法院。从“宪法”二字的起源讲,宪法本身首先就是限制君权、政府权,维护民权之法。宪政的含义就是指依照宪法的约定治理国家。组成社会共同体的各方面(人民的绝大多数、各集团、各群体、各阶级、各政党社团,犹其重要的是执政者、政府、统治者[指君主制国家而言]都认可,信仰,遵从、服从这个约定)。宪政和法治绝不能容许居于宪法之上的党权。
  以上意见供你参考。盼你继续著文商榷。
  
  何小原
  2010-3-14
  附华明同学的来信:
  
  何小原同学,
  同学,这是一个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请还是让我这么称呼你。看了你的文章,我深深敬佩你始终心怀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你叫我谈谈看法,我感到很困难。政治非我专业,我虽然也思考过此类问题,但是相当笼统和零碎,要写成有体系的文章是不可能的。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各种宏大体系的局限性,还是随便谈谈,也许还有一点有价值的思想火花。
  在谈如何实现民主政治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说说我对于人与世界的总体认识,这是我的思想的前提,当然也是我对于具体问题考察的出发点:
  我将人类知识分为三种:自然科学、人文学科(是学科不是科学)与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是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得到的是真(真理);人文学科是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的是善(利益);文学艺术是非功利性(科学与学科都是功利性的)的创造,得到的是美。从根本上说,人文学科的成果不是真理,是不可证伪的,而是学说或者信仰,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政治、宗教、社会与文化学说,它们各有信众,且相互矛盾。所谓“社会科学”的概念基本不成立,关于社会问题谈不上科学,可以参看波普尔的论点,他说马克思主义无法证伪,因此不是科学(附带说一句,我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自然科学的成果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人质疑苹果垂直落下,而人文学科百家争鸣,政治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伦理有性善与性恶学说,历史有各种学说,宗教就更多了。经济学与社会学是半科学半学科的东西,说他们半科学,因为它们将人类总体视为客观存在进行研究,使用数理或者统计的方法,说它们半学科,因为它们没有也无法准确预测出这次经济危机,或者为什么近年恶性事件频发,它们无法准确预测出社会领域的苹果如何下落(这是我的看法,肯定不完善),而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教育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皆为学科,它们属于信仰或者理论。至于文学艺术,这次不予讨论。有人以自己的社会学说是科学而否定他人学说,从认识论上说是错误的。
  我记得上次我去南宁,你在餐桌上谈到人类认识与世界的同一性(即人可以逐渐认识世界,因此,我认为你属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社会科学”派。)故此,上面就人类知识提出我的(也许是古怪的、甚至是被公认为荒谬的)总体看法。
  我已经将政治定义为人文学科的一种,因此我认为其中没有真理,其意义只能用善(亦即根据政治学说进行实践所得到的福祉或者利益)来衡量,不是绝对“普适性”的。绝对普适性的结论,只属于自然科学。
  因此,民主与其他许多概念一样,如自由、平等、博爱、和谐、中庸、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都是某种理论、学说或者信仰,这些概念及其实践都在社会中发挥过大小不同的作用,也暴露出其负面性质。
  民主不是具有绝对普适性的价值,它首先与集中(其极端形式是专制或者专政,与民主中的暴民政治-法国大革命、文革-相对应)相对,它们只是政治中关于个人意志作用的两个极端形式。随着历史进程的继续,民主在世界政治中逐渐成为主流,实践说明,在现在的历史环境中(在过去,情况十分复杂,两者都有过意义,如雅典最伟大的政治时期是伯利克里斯时代,民主优越性彰显,但其之前的僭主政治庇希特拉土时期也对希腊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民主的希腊相比,罗马帝国-奥古斯都之后-专制的多,但是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以及福祉-其中几十年,在帝国的范围内没有战争!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民族,然而却是进步)民主具有越来越大的价值,可以为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福祉,我们都想实现民主,这不是由于它具有普适性,而是由于它具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我们采用它不是出于理论(我在上面已经说了,人文学科的成果不是真、而是善),而是它的优越性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所以,我不太同意小原关于民主的普适性的理论证明(在他过去给我的其它信中,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对于民主有某种原教旨主义的热爱,21年前我也曾是如此,现在我老了,思想变保守了)因此,也不太同意他所认为的中国民主制度应从司法独立开始的结论。但是我也认为,司法独立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十分不自信地认为,中国的民主改革应该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也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邓的办法),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从理论上证明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们只能“试错”,什么都可以试,正确了就走下去,错误了就改过来。
  老实说,我对于中国能够顺利实现民主改革抱着某种程度的悲观的态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句话不能绝对地看,但大体正确,中国现有政治体系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集团,特别是政治权力集团(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举个简单例子,人人都知道反腐的最简单办法就是社会监督-人民、媒体、非执政党等(党内监督是个笑话),但是就连公布公务员个人资产这么一件事情都始终做不到,就说明利益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如果自己的屁股上没有屎,这将是举手之劳。还有公车等问题,一直通向高层。(至于国内外的各种华裔“民主主义者”,也令人失望。)
  其实,民主(选举)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意义,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各得其所,其一,领导人的竞选纲领体现了大部分人的意志,这是我们大部分人都理解的;其二,大部分人通过投票把权力交给了领导人,许多人忽视了这个意义;有了这些选票,领导人就获得了领导的“合法性”,否则就是不合法的,没有社会基础。(与小原的“契约论”有相似处。)苏联就是一个例子,那里没有民主选举,因此领导人没有足够的合法性,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颜色,领导人下台。而在民主制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如在美国,布什犯下严重错误甚至罪行,但是他不会因此下台,因为大多数人曾经支持他(否则不是他上台),即使在他犯错误之后,他也有“基本盘”(台湾术语),还有法律基础。遗憾的是,我们有些基层领导不懂得这件事。他们有时获得了99%的选票,其实也许除了他的亲友,没有真正支持他。在中国,一位省长可以上面被免职,而在美国,总统不能免掉州长,因为州长的权利不是总统给的,是选民给的,他们的选票给了他“合法性”,无法剥夺。我们的某些层次政权缺乏执政的基础即“合法性”,这是一个巨大隐患。
  我认为从司法独立开始民主进程不是最佳选择,理由有二,其一,法律包括宪法、刑法、经济法、财产法等大量方面、无数条文,让最高法院而不是党政高层决定如宪法,这是不可能的。这将触动最高层利益,不可能实行。其二,如果单独建立宪法法院,不受最高法院控制,只有执政党支配,这能够保证现有体制基本不变,但是其他法律与其它层次党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实践中肯定阻力极大。
  如果我们一定要将政治改革的各种选项进行比较,进行选择的话,我以为应该从对于党政官员(特别是高层人士)各种利益伤害最小的开始做起,阻力小,成功可能性大。那么,基层选举也许是较好开端。鉴于城市人与党政高官利益联系更多,司法改革只能从农村开始。这其中还有民选政权与基层党组织的关系问题,也许可以采取如下做法:将党组织建立成为监察性质的机构,而实际权力赋予村委会。加入党本来就是为民谋福利,这与党的宗旨不矛盾。这是一个过渡性安排,以后再试水深浅加以调整。关于国家政改,我和陈志坚同学聊过一些,这里就不全面阐述了,以后大家有兴趣,还可就具体论题讨论。
  民主只是政治方法之一,不是绝对真理。但是对于现在中国来说,是迫在眉睫,必须立刻走的一步。中国现在社会矛盾尖锐,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我们本有文化传统,虽不令人满意,但可作为凝聚剂,后被引入之西方学说(包括马主义、自由主义)等破坏,社会缺乏精神根基,更加之物质主义泛滥,理论上存在着大动荡之可能性。当然,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这倒不全是我在行将退休之时,感到苏联式的休克疗法令人不寒而栗,我更多的是看到无数人比我处境更加不利,在大动荡中将遭受命运的蹂躏。
  但是,我也看不出现在上面有什么想要进行政治改革的意图,相反,我看见了经济领域的国进民退,媒介领域的加强控制,以及对于民众意愿的漠视——农民的合法身分要求、对于房价暴涨的怨恨,拜金主义,官商勾结,权力机关的腐败与暴行,资产阶级(我不喜欢用企业界这个中性名词)的骄横傲慢,知识界的腐败(学校、医院)。我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主要是经济上的)感到骄傲,我不希望由于我们处置不当发生大的动荡,但是说实话,我为我们的总体前途感到某种程度的悲观。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就是利益的分配(西方议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预算),指望既得利益集团放弃已经到手的利益,这种愿望是否过于天真?但愿我是错的,仅是盛世危言。
  我的全文观点凌乱,有的地方语法也不通顺,足见某些大学教师水平有限,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衰败。见谅。
  此文仅供你个人阅读批判,希望看见你的“商榷”之类的东西。
  本想和你们的诗,但是既无诗兴,也无时间精力,但对于李希跃的夕阳暮色之情有同感。问吴太太好。
  同学华明
  
  下面是这位同学再次著文来信表达他的观点:
  
  
  知识哲学及其文艺——代序
  
  本书内容有关文学艺术,而文学艺术是人类的思想成果的组成部分。我把人类的所有思想成果定义为知识,我将在这里阐述我关于知识的哲学思考,以及我的文艺观,为理解本书中的具体观点提供基础。
  哲学是一个奇怪的学科,几千年来,它都在讨论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并且基本上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这不等于说哲学没有进步。一般来说,哲学的进步在于提出有意义的新问题,并且给予合理的答案,丰富人对于世界与人的理解。人们一般将有意义的知识称为科学,大致分为有关世界的自然科学与有关社会或者人的社会科学这样两个领域,而科学的目的,就是追求真理。而我的问题是,如果科学是追求真理的话,那么什么是真理,所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否都同样在追求真理?为此,我提出我的以下看法。
  我将全部知识划分为三个领域:有关自然的、有关社会或者人的与有关文艺的。
  我把有关自然的正确知识称之为科学。科学知识包括两个前提,即可证实性与可证伪性。可证实性是指可以实践加以证实,苹果总是落下反复证实了万有引力;可证伪性是指科学知识包括可证伪的条款,即如果出现了违反的现象,该科学知识即失效,如果苹果脱离枝头没有落地即说明万有引力定律作废。通过考察有关自然的知识的可证实性与可证伪性,可以判定其是否为科学。也可以说,判断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的正确性的标准是真即真理。当然,自然科学也不是绝对的,它是发展的,如物理学从牛顿体系到爱因斯坦体系。但是在确定范围内,它具有可证实性与可证伪性。
  我将有关社会或者人的知识称之为人的学说(简称人学),而不是科学,包括从相对实证的经济学到相当虚幻的宗教,范围广大且形态万千。人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严格可证实性与可证伪性,无论何种经济学理论都无法对经济现象做出准确无误的判断,根据经济学理论进行预测,总是存在误差甚至谬误。而且任何经济学理论都不包括可证伪条款,无论出现多少反例它也不会承认失效。这就是说,评价人学理论的首要标准不是真。虽然如此,但也可以从真的角度来对人学理论进行评价,例如,与宗教学说相比较,经济学说更接近真,一种经济学说比另外一种经济学说更接近真。然而真并非最重要的人学评价标准,许多人学理论无法以真作为标准加以评价。一种经济学理论并不比一种宗教学说更有价值,正如一个成功的商人并不比一个崇高的烈士更值得纪念。但是如果真不是评价人学理论的首要标准,那么如何对其进行评价?我认为对其进行评价的首要标准是善,即给人带来的用处、好处、利益或者幸福。以此作为标准,我们就不但可以评价同一学科中的不同学说,也可以评价不同学科,例如,在经济学中,实用性强的学说更具价值(也许,在经济学领域真与善是相对统一的,但是,无论何种经济学说都不是科学),而宗教虽然似乎不那么真,但是仍然具有很高价值。
  人学知识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即主观性与历史性。人学之所以不能以真作为首要评价标准,是因为它涉及人,从根本上说,人并没有普遍的、先验的、共同的本质,人在人存在的过程中形成他的本质,盖棺才能论定。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阶层阶级之间、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别甚至对立。正是由于社会或者说人中间存在着从利益、立场到性格、文化方面的各种差别甚至对立,所以任何人学理论都不可能是普遍适用的。举例来说,几乎所有经济学学说都有这样的前提,即利润是资本带来的,言下之意,利润应该归资本家所有;而马克思经济学说认为,是劳动者的劳动带来了剩余价值,不言而喻,剩余价值应该归劳动者所有。之所以存在着这样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观,是因为双方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人的利益。打个极端的比喻来说,尽管老虎与绵羊都是动物,但是它们的伦理观水火不容,人也是如此。
  人学不仅在上述社会空间中因人而异,而且在历史时间中因人而异,事实上,后者就是前者的某种形式的体现。因为人是历史的,因此评价人学的标准也是历史的。我们已经看到,过去曾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若干学说,现在已被无情抛弃,而过去某些离经叛道的学说,现在却成为了“真理”。根据这种逻辑,现在的许多人学“真理”将来还可能被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说,盖棺甚至都不能论定。因此,历史不会终结。当然,我们不会因此陷入相对主义,这是因为,我们最终还有善作为评价标准。
  以上学说不仅可以解释历史上众多人学理论的命运,而且可以解释当下人学理论之间的矛盾。例如,前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与马克思在利润或者剩余价值的问题上是对立的,那么,如何评价二者呢?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是对的,因为他们的学说在现实中可以指导经济活动,尽管存在问题,但是也有用处,在现有条件下,可以促进生产力;然而马克思也是对的,因为他的学说预见了未来,他在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看到了其局限性。二者属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代表的是现在,马克思代表的是未来,他们各自具有其合理性。事实上,在人学中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理论,它们之间有一些是相互无关的,有一些是相互交叉的,有一些相互补充的,而有一些是相互矛盾的。
  在我看来,人学中的任何概念与命题都不是神圣的。在人学中,没有绝对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追问人学中绝对的概念或者命题是什么,那就是善,也就是说,同义反复。
  文艺是人类知识的第三个领域,范围相对较小。我认为文艺理论与文艺作品有着质的区别,文艺理论属于人学,其评价标准是善。也就是用处,用以阐释文艺作品。而文艺作品属于文艺(同义反复?)。文艺与科学和人学有着共通之处。文艺的评价标准可以是真,即真实,当我们说某幅绘画栩栩如生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这个标准,用学术的话说,发挥了认识作用。文艺的评价标准也可以是善,即功用,当我们说一首歌曲鼓舞士气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这个标准,用学术的话说,是发挥了教育作用。但是,文艺显然有别于科学与人学。一般说来,文艺更接近于人学(有人甚至认为,文学就是人学,当然,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说的)。这是因为,文艺具有主观性与历史性。文艺评价的首要标准是美,用学术的话说就是发挥审美作用。在许多作品中,真善美一般是结合在一起的,当然,有的作品可能有更多的真,有的作品可能有更多的善,而有的作品有更多的美。一般来说,经典作品同时具有真善美。然而美是评判文艺的首要标准,一部文艺作品无论有多少真或者善,如果没有美,它就不是文艺,而哪怕它不涉及真或者善(当然,完全不涉及是不可能的),只要它拥有美,它就还是文艺。如此说来,美是文艺的本质。
  与真相比,善是主观的和历史的,而美也是如此,因此文艺具有主观性与历史性。与科学和人学相比,文艺是含混的,甚至含混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即含混已经成为一种优点。人们常说,“诗无达诂”。也就是说,对于一部文艺作品,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引伸下去就是,一部作品在历史上的释义是变化的。我甚至认为,从理论上说,对于同一部文艺作品,不但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可以由相互矛盾的解释。这是因为,一部作品创造了一个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具有这样一种同一性,即它们都是矛盾体。如果我说,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即我们对其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甚至是充满矛盾的(例如前述一般经济学家与马克思相互矛盾的观点),没有人会反对;那么,我可以说,一部文艺作品中的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即我们对其的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甚至是充满矛盾的,也应该没有人会反对。《红楼梦》与《哈姆雷特》就是文艺作品具有这种含混性或者矛盾性的典型例证,而这种含混性或者矛盾性正是其成为经典作品的要素之一。当然,成为经典作品的要素还有很多,如真或者善,以及其他许多要素。就我来说,我喜欢“秋风萧瑟,洪波涌起”的雄浑气概,喜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淡泊情怀,更喜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悠远哲思,这是因为,“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与“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合成的内涵更加丰富与辩证。
  在《镜与灯》一书中,艾布拉姆斯创建了艺术批评坐标,即艺术品处于世界、艺术家与欣赏者组成的三角形的中间;在《作为一个艺术中之要素与美学原理的“心理距离”》一文中,布洛提出了审美距离概念,用以描述欣赏者与艺术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我将二者的学说加以综合与扩展,提出以下文艺理论:文艺作品与其之外的世界存在着三种主要关系,即艺术作品与社会、艺术家和欣赏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美学距离,这是一种艺术特有的美学的、即艺术认识论的关系。如果艺术品与世界的距离较近,艺术品是现实的,如果艺术品与艺术家的距离较近,艺术品是浪漫的,如果艺术品与欣赏者的距离较近,则艺术品是通俗的;以上三种距离如果过近,则分别有谴责与黑幕、自传与忏悔、武侠、言情与侦探、色情等文艺,这里主要说的是文学的,也大致适用于其它艺术。艺术作品认识社会的现实,但这种认识应是创造性的,不只是复制;作品表达作者的内心,但这种表达应是客观化的,不应是直抒;作品需要读者的欣赏,但这种需要应是引导性的,不必是迎合。此外,艺术作品还有本身的问题,各类艺术都有其自身的概念,其中某些自身独有的,有的则是全部共通或者部分共通的。例如,各类艺术都有多种自身要素,诗歌、小说与戏剧都有语言,它们的艺术创造方法也各具特色;而在几乎所有艺术中,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对立:如音乐中的对位、绘画、雕塑与建筑中的对称、以及诗文中的对偶(附带说一句,对立即广义上的对偶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具有重要意义,是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文学的价值的关键要素,值得深入研究)。上述理论旨在从一种新的角度来认识艺术,在艺术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全面的联系。我希望有机会就上述文艺思想做出进一步阐述,供大家来批判。
  以上知识哲学主要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不是逻辑上的,逻辑严密的宏大体系一般来说都是牵强的,无论看起来多么美妙。我的意思是说,上述想法既是对于以往人类知识的反思,也是从生活体验中产生的结论,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演绎。如果说这一理论本身具有一定逻辑的话,那么可能是因为,所谓知识或者知识体系本身就是人的思想成果,而人的思想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本身具有逻辑性。
  
  2013年2月17日
  于   南京望江楼
  
  下面是我再次给他的复信,进一步表明我的观点:
  
  关于真理问题的通信
  华明吾兄
  我觉得我们对各领域的问题恐怕要做更具体,更细致的分析,看哪些领域只存在真假判断,不存在是非(价值)判断;哪些领域既存在真假判断也存在是非(价值)判断;而哪些领域不存在真假判断,只存在是非(价值)判断。
  对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这些领域,似乎很难说它们提出的命题只有价值判断而无真假判断。社会学的创立者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他的主张,就是将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视为一客观现象,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对之研究,至今社会学仍在此种态度、精神和方法下发展。
  我们平时使用“真理”一词,除了包含“真”,还含有“对”和“正确”的含意,就是说,除了真假判断,还包含了价值判断,此点甚值得留意。我们使用这个词,要注意分辩这个区别。
  对于人们的价值偏好,当然无法与之争论,不一定统一的价值体系,何者优先,何者更重要,必须要由人们自己去决定。但恐怕不宜否定人类有着共同的人性。人类的社会历史不断发展变化,但人性从来没有改变过。人类有共同的生理、心理结构,有着共同的欲求,至少可以加以理解,加以同情,加以宽容。
  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如果双方都有共同的知识、价值背景,就较容易相互理解与取得共识,不然则否。但我以为,如果我们在这一层面没有价值体系的共识前提,我们很可以在下一更基础的层面获得价值共识前提,如果我们都很遵重逻辑,真的都很热爱真理,那我们有可能在遵重事实的前提下,通过严格的逻辑论证获得共识(共同认可的真理)。例如我们不一定都共同信仰马列主义,不一定共同赞成用它去分析事物,但倘若我们承认谋取“社会公共福益”(社会各阶级、各群体、各集团合理权利和利益的总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为更根本更重要的价值,我们就可以通过对人类已进行的的广泛实践进行逻辑的论证去证真伪。这一层无共识我们可以在更下一层去找。但当然事实上很难。汉代的文学贤良们与桑弘羊们争论盐铁国企良劣无结论,陆九渊与朱熹两位大贤在湖边争辩理学几天亦无人服输。但据说整天在雅典街头辩论的苏格拉底用这个方法让很多人尴尬,让人信服。要知道我们平常人争论更包含了很多的意气,很多的逻辑混乱。
  我们还要去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根据康德的真理学说,人类的全部知识、思想处理的也只能是“表象世界”的事物,而不能接触到“自在之物”。因此即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人类的知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观性,被人性(人类的感知方式和形式、思维的方式和形式)所限定,所关联,或者干脆一句话----所扭曲。因此这里的求真,就仍是主观世界(表象世界)之真。从这种观点来看,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的知识由于人性的扭曲只是程度上的区别,这就是我那篇《民主与真理问题的讨论》文章上半篇力图表明的观点。
  我们也还要考虑到我们人类所使用语言的局限性。人类借以思维所使用的语言有很大的模糊性,每个人理解、使用的概念又常不同一(这点汉语可能更甚,据说德语好一些)。莱布尼茨和维特根斯坦都企图去发明一种“原语言”。他们以为,发明了“原语言”,人们争论问题就象做算术题计算一样不易混乱了,但最终他们放弃了这企图,他们发现不存在“原语言”。他们认为人们在争论问题时常常就象陷入了修建巴比塔的语言混乱陷井,常常是愚蠢而无意义的,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对求真理就不具诚意的人们了。
  因此我们如果能在诚恳的讨论中促使各自能更认真,更深入地思考问题就很不错,假使我们还是承认,追求真理是我们的最爱的话。
  
  小原
  
  
  
作者 :王雁2006 时间:2013-05-08 12:2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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