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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宜以司法独立为先步(一)

楼主:何小原 时间:2010-03-04 08:53:23 点击:3559 回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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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宜以司法独立为先步(一)
  何小原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目前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于中国三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保持与深化,已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迫在眉睫的重大课题。可是,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一条路径和步骤呢?孰先孰后?有些人认为应以党内民主改革为先,有些人认为应基层民主改革为先,有些人认为应以农村政体改革为先,有些人认为应以城市政体改革为先。我认为,宜以司法独立,实现充分的法治国家为先步。这样,可以较快地获得现代社会良好政治体制的最大福益,为下一步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牢固的基础,阻力较小,较简易可行,同时,这也是符合历史上社会政治体制迁变的规律的。
  一  可以较快地获得现代社会良好政治体制的最大福益
  我所说的现代社会这个概念是与传统社会这个概念相对而言的。现代社会这个概念指的是公民的工业文明的社会,传统社会这个概念指的是宗法的农业文明社会。而从后者转型为前者,实是中国文明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与西方文明相遇所遭到的危机和挑战之最深刻之实质,是中国持续了一个半世纪而有余的历次动乱、维新、战争、革命、探索、改革最重大的背景主题。而纵观世界上那些成功的拥有良好政治体制的现代国家,无一不是实行司法独立,拥有良好宪政体制,实行法治的国家。而实行法治和实行司法独立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世界上绝没有一个充分实现了法治的社会和国家不是实行司法独立的。实行了司法独立才能充分实现法治。而实行司法独立和法治的最深刻的含义是承认一切权力都必须受到制约,承认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条政治铁律。而这条政治铁律的深刻哲学基础是承认人自我谋利最大化的倾向乃是人性最深刻的本能,没有任何个人、政党和机构(包括政府机构)的道德牲能避免绝对权力的腐蚀,因此我们也不能承认任何居于法律之上的个人或者政党、机构(包括政府)的特权。实行司法独立和法治的深刻含义还在于承认建立在人类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理性思考基础上的那些规则(法律)要比那些建立在个人、政党一时的知慧和激情上的决策要好,要牢靠。正是基于此,亚里士多德才在他的《政治学》中大力鼓吹法权高于王权,法治优于人治,极力主张国王的职责就在于维护法律而不在于其它,说出了:“The law is king.(法律才是王)。”这句名言。实行司法独立和法治的深刻含义还在于承认任何个人、群体、集团、阶级、政党都天然地有权追求其自身利益,在法律面前地位都平等,在社会分工中都有其合理性存在,其权力都应得到保护,但同时都有其限度,即不能侵害他人、他群体、他集团、他阶级、他政党的合法权益,因此大家在社会活动中都必须遵守大家都同意并事先约定的规则,即法律。由于各自的权力领域都清楚并得到保护,于是公民自由和社会秩序、社会和平同时于焉产生。诚如哈耶克所言,自由和法律秩序根本不是死敌,而是不可分离的联体同胞兄弟,自由是法治这个硬币的另一面。而一个良好的法治的政治体制应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公民自由为宗旨,而一个公民自由、秩序良好的社会也就是一个高发展动力、高创造性,高效率性、高稳定性、高公平(非均平)性的社会。而这些福益实是一个现代社会良好政治体制的最大福益。如果我们能实现司法独立和法治,我们就能较快获得这些福益。如果我们要举一个历史和现实的实例,我们就可以举我们身边的大家都熟悉的香港为例子。香港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由英国人治理,香港的最高权力在港督手中,而港督的权力来自英女王的授权,港督下的立法局仅是一个咨询机构而非最高权力机关。英人治理香港的整个期间始终没有实行民主政治,但香港在短短15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寂寂无闻、并无什么资源的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充满活力、高度繁荣的大都会,成为举世闻名的东方之珠,靠的什么?靠的就是由于英人由于他们母国的文化哲学观念,由于他们的母国的政治体治,在香港实现了充分的法治,使香港人民享受到了法治下的自由。人民在享受这种自由后,在社会生活中就可以焕发出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有没有这种自由,由于有中国大陆在旁做参照物而更显得愈发珍贵。高度独立的、高效运作的良好的司法体制,在长期法治环境熏陶下养成知法、遵法、守法习惯的人民,实是英国治理香港留下的最为可贵的遗产。
  二  可以为下一步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牢固的基础
  实行司法独立,实现了彻底的法治体制后,将为下一步整个国家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出良好的牢固的甚至是必备的那些社会条件,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将成为容易预期的事情。
  民主政治体制是什么意思?
  民主政治体制天然地具备正义性、道德性吗?
  民主政治体制是最优良的政体吗?
  民主政治体制适合中国国情吗?
  自从五四运动之后,民主这个口号在中国的各个阶层便具有了神圣的意义,成为各种政治运动中最为响亮的口号。在中国没有哪一个政党敢于攻毁它,反对它。即使是并无诚意实行民主政治的政党也只是硬把某种专制政体说成是民主政治,却不敢抛弃撕毁这面旗帜。但最神圣的东西往往也就是最缺乏深思的东西,最终成为束之高阁,或者被各方面各取所需地胡乱运用,成为罗兰夫人走上断头台的时刻叹息的“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东西。现在中国在进行了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经济繁荣之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响亮最流行的口号便是民主政治,但其实也存在强大的反对民主政治改革的思潮,还疑民主政治的思潮,虽然不能在公开媒体上讨论,但在社会各个层次的民间,一直在激烈交锋,因此在中国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今天,以上的那些问题,是必须得到回答的。
  民主政治体制的意思是人们在讨论他们的权力观念的时候,承认人民(公民的集合体)是权力的主体(所谓主权在民),国家和政府是因为人民利益的需要才产生、才存在的。国家和政府权力的来源在于人民的同意和授权,而这种同意和授权必须通过一定法定的程序来表达和实现。既然如此,在逻辑上国家和政府权力的运行也必然要接受人民运用各种方式的监督制约,并定期更换,这些权力(包括公民个人不可以被剥夺的人身、财产、思想、言论等各种权利[天赋人权]和人们自愿组织的各种社团的法定权利)的实现也必须以法定的制度来保障实现。那么人类认可的权力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以什么做支持呢?从人性上说,人类天然地要运用自己的全部能力去实现自己的全部欲求,假设一个人不和他人发生关系,例如他象鲁滨逊一般地在一个孤岛上生活,他权力的边界除了以他自己能力的限制为界之外,必然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什么道德性和法律方面的问题。但他倘若是和许多人在一个狭小的地域中生活,就一定会发生一个各自权力的界限和规则问题了。倘若没有规则(法律),就必然是一个野蛮的丛林状态,如霍布斯所言,一个人处于与他人无有止境的战争之中,而霍布斯断言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必然是野蛮、悲惨、短命、可怜的。因此人类必须通过契约定立出大家都接受的规则(法律)来保全各自的利益。实际上,各民族在历史上,是通过漫长在丛林状态中残酷血腥的斗争博奕才逐步演化出众人各自遵守的习俗、礼义和法规,道德和正义的观念,关于合法的权力观念才于焉产生。不过这人类各民族漫长不自觉、无意识发展演化的权力观念的历史,在霍布斯那里简化成了一个短短的思想逻辑。这便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基础的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契约论。但人类的权力观念还有另外一种发展的路向和方式。人并不是作为一个原子式的个人孤零零地来到人世,人一出生必然就以某人儿女的身份降临人世,属于某个以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家庭、家族、氏族。如果这里是由宗法观念组织起来的社会,最基础的权力观念必然就是父权(如果是母系社会就是母权)观念。儿女是父母的产物,就被看成是父母的财产,是父母的所属物。国家只是家族的自然放大,君主(所谓君父)就是最高层级的父权,人民(臣民而非公民)也就是君主的财产,是君主的所属物。就像父权绝不是儿女让渡了自己的权力才产生的一样,君权也绝对不是臣民让渡了自己的权力才产生的。相反,就如同儿女在父母面前如果有什么权力那只是由于父母的允许(授权)一样,臣民如果在君主面前如果有什么权力那也只是由于君主的允许(授权)。在这种法权观念体系中,权力的主体就不是人民而是君主。一切权力都来自于帝王,就如同一切光芒都来自于太阳。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在中国农业宗法社会中的法权观念和前面提及的西方基于公民社会产生的法权观念(这种法权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公民城邦国家,起源甚早)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从前一种法权观念出发,人先验地被确定为主权者,处于自由状态,因此从逻辑上说,政府(法律)未禁止之事,人就有权去做,政府倾向于是一个限权政府;从后一种法权观念出发,人先验地被确定为附属物(父权或者君权的),处于无权的不自由状态,因此从逻辑上说,凡君主、政府(法律)未曾允许之事,人就无权去做,政府倾向于是一个权力无限的政府。这种深层的法权理念的差异,决定了中国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也决定了中国在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政治制度转型的难度。(当然,这种差异为了突出特点是作了简单化处理的。西方不是一点宗法文化都没有。和洛克写《政府论》同时的菲尔默爵士就写了《父权制》为绝对王权辩护,只是这种思想在西方不是主潮,他几乎被后日的人们忘记掉了。)君主为了让臣民对君权有更高的信仰,便将君权与神秘的天命联系起来,自称天子。但究其天命何以降临其身的实质,便会看到他无非是血腥残暴的暴力斗争的胜利者,是最大暴力的掌握者,正由于看到了这一点,庄子和黄宗羲才不能同意儒家对君主的美化和理想化,而是辛辣地揭露王侯不过是最成功的大盗。但这些暴力斗争的胜利者走上君主的岗位后,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肩负起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最高利益代表者的职责,因为此时整个国家、国土、全体人民已成了君主的私产也(天子家天下)!三千五百年前的成汤在登君主位大典时就向天祈祷:“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天!天下人民如果有罪,那都是我的过错,惩罚我吧!如果我一人有罪,只惩罚我一个人吧,不要让天下人民受累!)《汤誓》”。成汤大帝愿以一己之身做天下人民的牺牲,他的恳切,颇让天下人民动容。这就是中国数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实质。这种宗法的政治文化哲学(儒家思想)在中国深固难徙,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从未遇到过挑战。明白了这一点,才会明白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各个以推进中国现代化自命自任的维新党人、革命党人何以总难挣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侵染。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执政者被期待为圣贤,去做一个好家长,好主上;在下者自然被视为子民、臣民以至其以草民、蚁民、臣仆、臣奴自居(在现在中国“股民”、“基民”、“网民”之类的称谓仍特别发达,为什么不称“股东”、“公众证券投资者”等呢?这都是缺乏公民意识的集体无意识的表征)。在各维新党人、革命党人依次推进的各种不成功(或者称获阶段性成功)的革命中,口中喊的是民主口号,心中却往往不由自主的依然是主民心态;在政纲煌煌写上推行民主政治,手脚做出来的却是主民政治;口中以公仆自谦,心中实以主人自居;在台下无权时便极力倡言民主,待到权势隆盛,政权在手时已俨然以人主自雄矣!依次走上舞台的各执政党其实都情不自禁地代替了自己所推翻的君主,把国家和人民都看成是自己的财产,是自己的所属物(掳获物),由自己主宰。如果说他们与人民形成了利益共同体,那也是在这种心态下的利益共同体。但我们分析了这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沉积,只是说明了中国的民主政治何以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命运多舛,却不能证明中国不应或不能进行民主政体改革。人类民主政治的强大生命力实来源于人类现代文明进程中各种新发明新事物的推力,诚如托克维尔(他是个法国贵族,民主制天然的敌人)分析所言,几百年来,没有一样新事物不在帮助它成长壮大,没有一样新事物不在造成它敌人的没落毁灭。现今我们只要提一下教育普及和互联网就行了,无庸再言其余。我们要讨论民主政治体制的正义性和道德性,就要问那个时代那里的人民所遵从、相信,提倡、向往的观念,要问那里的习俗、礼义和民情。如果我们是和唐宋人讨论民主政体,唐宋人必不以为然,他们一定不会认霍布斯、洛克、卢梭他们的契约论为是,他们一定拥护父权君权,一定相信君主政体才是最优良合理,最符人性人情的政体,但我们已是在现代中国,我们已无法回到或者固守宗法文化。民主潮流确实如孙中山所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目前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高速城市化,千千万万农民工入城,就是千千万万农民脱离宗法社会,入城成为公民的过程。民主政治在现代中国各阶层观念上的神圣性,无人敢抗拒性,前面已经言及。现今你去和普通人讨论民主政治,就会明白,一般人通常都会说民主很好,只叹息在中国无法实现而已。但阻力究竟在何方?这其实是很明显的。很有一些朋友想为中国文化争光,力言中国政体为世界最良政体,我以为他们只是受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束缚,如果我们不想固守在宗法农业文明的圈子不出来,不拒绝加入世界性的公民的工业文明的主潮,我们就无法抗拒民主政治体制的正义性和道德性。我相信,现代的人们,只能从民主政治体制中获得政治文化的正义性和道德感,除非人们能永远将政治文化的合理性建立在对暴力的畏惧、沉默、屈服和崇拜之上,但对暴力的畏惧、沉默、屈服和崇拜并不能产生政治文化的道德感和正义性。
  民主政治体制的最大好处是人民在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将会极大地提高人民自身的素质。人民广泛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以主人的心态和姿态踊跃地发表管理和改革社会的意见,将焕发出极大的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样的人民与在专制制度下死气沉沉、麻木畏葸,胆小退缩,乡愿愚昧、视野狭窄、头脑中充满了各种被强制灌输造成的偏见状态的人民是完全不同的。高素质的人民是良好的高速发展,高创造性社会的前提。在讨论到民主政治的时候,不少人提出只有人民素质提高了才能实行民主政治,但他们常常忘了人民素质高正是民主政治施行的结果。
  民主政治体制的另一重大好处就是能保证国家的执政者和政策不会长期地与人民的重大利益背离,而一个人或者少数精英垄断政权则有可能由于人性的弱点,权力的腐蚀,造成他们虽然不断声称代表人民利益,但其实在不少地方追求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蜕变为自我谋利的机构。
  民主政治体制当然不是一种没有弊病的体制,不过人类并无能力发明一种没有毛病的体制,因为人类自己是有缺陷的。
  民主政治体制实行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我们稍微想一下就会明白,多数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在进行思想探讨时,更不能保证某种多数认可的认识的真理性。如果我们想到在一个社会里,富有知识和智慧的永远只会是少数人,而构成多数的群众比较而言永远总是缺乏知识而且缺少深思的习惯和能力的。那么如果我们讨论的是需要远见才能看清的问题,需要丰富的知识才能恰当评判的问题,那么多数的决定、见解和选择几乎天然地必然地要和正确的和深谋远虑的决策相悖,要和真理无缘。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才对民主政体评价甚低。因此,民主政治需要各种与精英政治有关的制度来矫正,来约束,来补充,以期减少民主政治的弊害。其实欧美的思想家通过几千年民主制度的实践和发展,在理论上早就对民主政治的优点和缺陷研究得相当透彻全面,现代欧美各国施行的民主政治体制早与古希腊原始的小城邦民主制大大不同,总体而言,都吸收了很多精英政治的优点甚至是君主制的优点(如同古罗马的政治家西赛罗设想的那样,是一种混合政体),将民主政治的弊害降低,完善改进了民主政治。例如代议制,议会两院制(参议院或上议院由政治精英构成),总统行政权力独立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司法独立制。
  民主政治必然要允许社会中的每个个人、群体、集团、阶级、政党自由地表达他们的见解,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他们的利益边界,只能在自由的博奕中完成。这样虽然会给社会带来生机勃勃的局面,但也会带来社会动乱的危险,因此就需要各个个人、群体、集团、阶级、政党都服从大家在开始时都认可的游戏规则(宪法、法律),都不能诉诸暴力,不能违法,因此,民主政治是否能良好运行,是否具有独立的,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参加民主政治的各方(包括政府)是否具有对宪法和法律的信仰,是否自愿用宪法和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实是生死攸关的前提。美国的著名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必形同虚设。”拉美国家之所以长期陷在“普力夺”(亨廷顿用语,指的是那种各阶级、集团、政党轮流以暴力手段上台,又都无一例外对其他阶级、集团、政党施以暴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的情况)的陷井里难以自拔,很可能就是缺乏法治文化,民主的旗帜又被各阶级、集团、政党相互抢夺、胡乱挥舞的结果。海地、索马里等国,更是缺乏法治文化而成为极端失败国家的典型。
  民主政治最大的弊害就是引发暴民政治(多数人的暴政或者少数人以多数人名义进行的暴政),而无论那一种类型的暴政都绝不会是社会的福祉。这种暴民政治必然又走向强人政治,最后又走向寡头专政,从而开启一个坏的循环。而防止暴民政治出现的力量仍然是独立的,拥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和良好的法治文化。
  因此,司法独立、实现彻底的法治国家,建立优良的法治文化是民主政治得以成功运行的必须必备前提。
  (待续)
作者 :宽兮绰兮 时间:2010-03-04 10:14:09
  路过,不懂政治~
作者 :冠男 时间:2010-03-04 13:15:43
  有空细看~
作者 :夜色中的清荷 时间:2010-03-04 16:49:26
  :)))
作者 :youaimali 时间:2010-06-07 15:40:10
  个人认为楼主思路没错,法治确为治天下之良方,可叹的是好的种子没有好的土壤。客套话不说,直白一点,楼主所寄托的法制最高机关归谁管?始终是个人,老子也始终监督不了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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