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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愿地]读《万历十五年》序——一本读了十五遍的书(之一)

楼主:弓常张 时间:2011-09-03 07:43:26 点击:5208 回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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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年前在书摊上买过一本梁实秋的散文集,名字好像叫《雅舍菁华》。尚未读完,便被朋友借去。久不归还,又不便索要。偶去他家竟见那本书正躺在茶几上,扉页上隐约还有我的名字。留恋半晌,怏怏而返。此后多年来,竟也没有遇到过同名的书。也买过一本类似的集子,可能还是那些篇目,但读时竟全然没有了当时的感觉,并每每怅然若失。现在想来,只是觉得可惜了我的书,并不十分在意其中的文字;就像每天总是发来一张报纸,想着还不如给我一张白纸的好。更何况再好的东西也会有一个保质期,时过境迁之后,对那些小品文不再感兴趣了。
     说来惭愧,虽学文学,但四大名著中,也只读过《西游记》《水浒传》。前者是隔过大段韵文只求情节,一目十行。读了以后只是可以告诉别人我读过了。如同随团去旅游拍张照片回来置于案头,仅此而已。后者下了决心逐页读过,可完了并无印象,只是记得写到西门庆在王婆的安排下见到藩金莲时,西门大官人的表现是“唱个肥诺”。这一个“肥”字,至今揣摩,似是无可替代的巧妙,想说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样,白白增加了烦恼。
     《三国演义》也多次下决心要读完它,可总觉得罗氏收了刘备的好处,处处要美化他,丝毫不肯顾及读者的感受,如同急于辩解而不惜歪曲事实传记文学,读来也总有被夸大的故事压迫着而急于脱身的感觉。许多事情都是一开始是强迫自己去做,慢慢地乐在其中不能自拨,积久成癖,达到较高造诣,最后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也未可知。只是这本书读来总是太难为自己,终于把书本垫在桌腿下面,坚决不再读。有一个典故说,在满洲人入主中原前,曾向一位汉族朋友秘密出示一本内部军事著作,层层打开之后,竟是《三国演义》。可见这本书适合于玩弄计谋权术的人读,其中刘备的伪善、诸葛的聪明、曹操的狡诈都可供学习揣摩,但于我的好处不如一块面包来得实惠。有人说他非常爱读书,不读书不能睡着觉,一读书就睡熟了。我也总是觉得他说的那本书是便是《三国演义》。这本书适合渔樵偶遇浊酒三盏之后说闲话,尽可谈关公战秦琼,但孤灯苦读却全无味道。
     四大名著的说法不知始于何时。我看到香港和西方一些大学也都有一个推荐给大家的书单,其中总是社会学的著作比纯文学要多。如果只是要大家读这四本小说,我怀疑是要引导大家脱离现实。就如同当年只让大家看那几部样板戏。
     书店里不少名著用精美的盆子装着,华美的缎面裹着,封面烫金,厚若砖块。枕上、车上、厕上读来都十分不便,只适合沐浴焚香之后,展书案头,正襟危坐来读,如同央视新闻联播。制作者也清楚,其只为收藏,也兼可自卫,只是并不为阅读。形式和实质总不能一致,世间的事,大凡如此。当然,这也见怪不怪,大家常说婊子立牌坊,难道烈妇贞女还用得着如此吗?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名著固然值得读,但不读也不必遗憾;读书人并不会以读书为荣,不读书的人也不会以不读书为耻。前者可能会以读书为乐,后者也自有其可乐之处。何况我们精神上的问题读了名著也不能解决,许多作家不是死于自杀吗?作品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那说的是对好人好事、模范公仆的描写,可又有哪一部书对战争的描写能超越实际的残酷呢?
     不知从哪里读来这些话,也常常拿来开脱。何况对于《三国演义》这本书,鲁迅有句评价是:“状诸葛之聪明而近妖,拟刘备之长厚而近伪。”民间也有“真三国,假封神”之说。如此想来便也再无要读的想法了。
     一口气读完的作品是《阿Q正传》。初读来手舞足蹈、忍俊不禁,再读来未免黯然神伤。先生让阿Q在土谷祠里做一场梦,便把千古而下干革命搞造反者骨子里的想法说清楚了。无非是要报私仇、抢东西、选女人。好像再没有谁能如此深刻了。这本书至今不敢再读。
     读得最熟的一本书是《万历十五年》。初读电子书,从电脑转移到手机上,再去打印成书,再到网购图书,读了不下十五遍。
     我买来的这本书是三联书店2006年6月北京第2版。这本书1981年初版于美国,三联书店在1997年5月出版之后,到2010年1月已重印29次之多。
     下面诸多想法都缘于这本书,或者说是这本书唤醒了脑袋中的某些想法。没有写明出处的地方,也都取自于我手头的这本书。
  
楼主弓常张 时间:2011-09-04 09:00:00
  这个读书笔记共十多篇,希望能得到指教。
楼主弓常张 时间:2011-09-04 09:03:00
  第二篇:
  儒家思想对自然科学的忽视
  李时珍在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之后,断了“平天下”的梦想,转而继承祖业潜心研究医学。元时科举之路断绝了,学成文武艺难以市于帝王家,为君股肱、兴国安邦的理想不可企及,读书人也只好垂下眼光来关注下层生活,元杂剧得以兴盛。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而言,这是个意外的收获,并且意义非凡。市民形象从此进入了文学作品,俚语俗言的运用,无疑为以后《金瓶梅》这样现实主义作品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铺垫。以儒学经典为教材的考试之中,并无医学的分枝,也没有军事学,也没有经济学。
  儒家思想里有文学,可大约有一半的士子认为,文章是用来承载道德伦理以教化百姓的,叫做“文以载道”。还有一半人认为“文以言志”,言什么志呢?恐怕道德情感也还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吧。
  儒士多以不理财为荣,头脑之中没有金钱的概念,或者说压抑着对金钱的渴求,否则便被骂为充满了铜臭,是小人。安贫乐道公认为是君子的待征。许多载于典籍的文人士子形象,都是孔乙已的样子,没钱时不修边幅、自命清高,有点钱时又视金钱若粪土,故作大方之举。有一个词是儒商,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人,不敢放开手脚完全把经商作为人生第一要义,总要想法儒雅起来,归根结底骨子里还是不敢得罪了儒者,不敢和儒士集团为敌。如果以一个儒家名士为敌,那么可能得罪整个儒士团体,尽而可能开罪于整个官僚阶层,其结果不言而喻。或者说商人还要表现出一点儒者的气质来,更易于为别人接受,是向强势主体靠近的表现,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反之,一个富翁如果还能读书,那对于文人来说,也可证明知识比财富重要,儒士也乐于在其前加一个儒字,体现出大度。还有一个词是儒将,远离了儒者的武人,总是逞匹夫之勇的莽汉,如张飞;或是有勇无谋的小人,如吕布。吴下阿蒙,好读书而让人刮目相看。关羽很受官方和民间的尊崇,文人给他虚构了夜读春秋的佳话。如果没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的前提,不会有儒商、儒将、儒士此类说法。李时珍在医学上成就斐然,可当医生在当时并不是一个普遍被看好、受人尊重的职业。在科举之路上走不通,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如同蒲松龄去教书混碗饭吃一样。
  儒家的世界观是一元制的。在儒者的思想中,道德伦理之“理”和物理地理之“理”是一回事。孟子说:“人心之善也,犹水之向下也;水无不下,人无不善。”抽象的人性和具体可见的自然现象之间其实并无像似之处。
  后来的朱熹把这种方法向前推进一步,叫格物。“他的格物,要求别人接触植物、地质、历史和地理各个学科,但目的不在这些学科本身上追求真理。因为对任何问题,他的结论已作出于观察之先,而且作出这些结论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孔子和孟子。”P267显然在儒家一元制的世界观中,客观现实总是曲从于主观认知。我们观察事物,只是为了印证已存在于心中的主观想法。“他(朱熹——引者注)的结论是,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以及宇宙间的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共通的原则,而且彼此印证。其学说的基础,乃是宇宙和人间的各种事物都由‘气’构成,通过‘理’的不同形式而成为不同的物。这所谓物,包括具体的事物如日月星辰,也包括抽象的伦理如孝悌忠信。这种把具象和抽象混为一谈的方法,是中国思想家的传统习惯,也合于他们一元制的宇宙观。”P255
  在一元制世界观之下,道德伦理之理与地理、物理之理是一回事。既然如此,那么再观察地理、物理和其它自然科学也都没有必要,更不能走得太远,也不能太认真了。否则会进入科学研究的领域,如果发现了物理之“理”不同于道德伦理之“理”,那当然有悖于儒家一元制的世界观。
  伦理道德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一直用这些来代替技术的进步。比如战争,当张角做乱之时,朝廷上有位叫向栩的大臣献上良策不是技术层面的作战方案,竟然是派一大将面向北方大声朗读《孝经》。诵读《孝经》可御敌,半部《论语》可治天下,这可能是道德代替技术策略的极端事例。可许多广为传诵的故事也是如此,愚公移山、卧冰求鲤、铁杵磨针、龟兔赛跑等,都包含着道德至上的说教。如果从技术层面去考虑,则“听起来是奇闻,说起来是笑谈”。有一句话是:老母猪撵兔子,精神可嘉。除了道德精神上有可嘉许之处外,技术上毫无可操作的地方。
  儒家思想从没有想到技术上的进步,当面对外来的科技进步,儒家思想当然也无法适应。晚清时代西洋坚船得炮超出了儒家士大夫正常的领悟能力。有一次曾国潘的同代人胡林翼看到两艘洋火轮在江中毫不费力地逆流而上,他惊诧不已,无可奈何地叹息说:“此乃吾辈无法理解之物也。”(徐士约《中国近代史》277页)但更多的儒士从道德的高度把西方进步科技斥为奇巧淫技,似乎不屑一顾。
  在道德伦理第一位的情况下,我们自然想到用之来代替科技,用之来代替规则。以道德来代替规则,试图感化对方,让对方也走上道德的轨道。如上所说,我们拒绝日本的战争赔款,我们勒紧裤腰带为小兄弟们无偿提供支援,可到现在为止,在这个依靠规则来行事的世界上,我们并没有多少真心朋友。既有的朋友,也总是充满不确定性。
作者 :穷野诗语 时间:2011-09-05 12:44:00
  西门大官人的表现是“唱个肥诺”。这一个“肥”字,至今揣摩,似是无可替代的巧妙,想说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样,白白增加了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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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肥”字引人遐想,肥腻,油腻,猫腻,一个“肥”字就概尽西门大官人的心思,确是用语精妙!
作者 :穷野诗语 时间:2011-09-05 12:46:00
  《西游记》即可当神话、科幻、穿越小说看,亦可当成道书看。。。内中奥妙,实在是理、趣无穷。。。
楼主弓常张 时间:2011-09-07 09:10:00
  读《万历十五年》之三:舍鱼而取熊掌易,舍生取义难
  
  在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时,人们当然能舍鱼而取熊掌,可生命与正义之间的选择就不那么容易了。鱼和熊掌都是面对的实物,舍鱼之后,会有熊掌的获得,这是更高层次的收益,何乐而不为呢?如同盘中一大一小两个苹果,大家自然愿意舍小取大。这其实用不着亚圣来谆谆教导。刻意教导的结果反会让人怀疑怂恿者另有企图,在大与小面前逡巡不前,违心去做舍大取小的事。“孔融让梨”的弊端正是如此。
  可如果面对的生命和正义呢?舍弃了前者,后者的获得与否,则不是当事者所能看到的。在生命和正义之间,哪一个更重要呢?现实中的答案也并不是像苹果的大小一样一目了然。我们倾情讴歌舍生取义者,其实也只是因为能这样做的人不多;或者说视正义重于生命的人不多。事情往往是因为难能,所以才可贵,才可歌可泣。
  鱼与熊掌之间是选择,可以重复来做;生命与正义之间则是决择,决断之后,再无第二次的可能性。孟子在这里混淆了“选择”与“决择”两个概念。
  正义与真理大约是近义词,有句话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小数人手里。——从此少数人就有了真理在握的优越感。这句话如果是对的话,那只能说明,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不需要真理。我们在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动之前,不也有滋有味地生活了几千年?现在我们大多数人知道了,无非增加了点小聪明罢了。把前辈们付出毕生心血甚至生命换来的真理,当作嘲笑先人的资本,不要也罢。指鹿为马也好,指马为鹿也罢,对于芸芸众生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是一种政治游戏罢了。何况真理也没有绝对的,没有放之四海、揆之古今都确凿无疑的。科学的进步总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行的。相对的真理在现实中也确实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我们老百姓要剥开权力和金钱的迷雾一睹其芳容并非易事。
  我们的先人总是善于用类比的方法预先铺设好理想的轨道,希望我们闭着眼睛由着惯性走下去,从鱼与熊掌之间的选择,滑向生命与正义的决择。但做起来时才发现难度太大了。
  用类比来代替逻辑的分析、严密的论证是先秦哲学家们常用的伎俩。“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性之善”与“水之向下”,抽象莫测的人性与普遍可见的自然现象之间并无些许相似之处,这样说实质上只是拿自然现象的无可质疑来为主观想法虚张声势罢了:
  ——人性为什么是善的?
  ——因为水是向下的。
  “把抽象和具象混为一谈,是中国思想家的传统习惯,也是合于他们一元制的宇宙观。”(P255)后来的朱熹发展了这一作法,把它叫作格物;声称可以通过对自然界任一事物的观察,达到体悟人间至理的结果。这是悟道的不二法门。其实这和儒家先哲的说法如出一辙,本质都上是一种强盗逻辑。因为如果依着这个逻辑反过来说“人心之恶犹水之向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同样是无法论证的。如果能从对竹子的观察中发现人性是善的,同样也可以发现相反的结论。
楼主弓常张 时间:2011-09-07 09:10:00
  待更新……
楼主弓常张 时间:2011-09-15 16:58:00
  第四篇:儒家思想对于经济的滞碍
  在经济方面儒家思想集中体现在这样一句话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串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中的许多篇章简洁到没有对话的环境,甚至没有对话的对象。只有不管在什么环境,不管针对什么人,都正确的话才会以这种形式出现。所谓缄言即是。孔子的弟子们只记载夫子的话,全然没有听者及其反应的描述,体现出这些话在他们心目中的绝对权威。
  试想,如果有一人突兀而来,说完就走,众人对他的话即使不能理解只能逐字记来下容后慢慢回味,之后又把他的话俸为圭臬,那来者当然非同一般。《论语》第十二章中,樊迟与孔子的对话,恰恰就是这种情况:我说过了,不理解问别人去。这不容质疑的权威如果来自于科学,当然可喜可贺;如果来自于上面,所未必是好事。“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才是正确的尊师之道。
  那么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上面的话大约是孔子和某一位国王在对话,对方表达出自已的忧虑:国家太穷了,国民手中没有财富,这样国家如何能长治久安呢?孔子的回答是:国家不富裕,民众太穷,这是现实,但完全用不着担心,如果大家都如此,平均如一,那么没有比对,也就无所谓贫穷了,国家也就不会有倾覆的危险。写下这段话时,我想上面提到的国王如果换成毛泽东,除了孔子不会现身之外,好像没什么不可以的;尽管毛曾批林批孔。
  其实这个思想本身就意味着不求经济上的发展,只求平均,不求个别、局部的进步,以保持现状来迁就落后,希望有条件获得财富者能以仁义道德为标准来自我约束其超出一般民众现实物质水平之上的财富诉求。
  我们读孔孟的“仁政”“王道”思想,说的都是要上层用民以时,节约民力,鲜见如何开拓财力的意见。“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材木不可胜用矣。”只想着迁就自然界落后而原始的生产力,没想到可以适当改变这一点。如同在一片草地上,只想到少放牧一些羊,没想到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多种一些草。孔孟之时,囿于客观现实无从做到这些,可其后继者们也鲜有这方面的尝试,可能是囿于孔孟之道了。
  “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序)
  “在本朝(明朝——引者注)的社会中,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道德就应该抵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他们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例如东南各省本来可以由海外贸易而获大利,但由于顾全大体,没有坚持这种特别的经济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国政治的均衡。在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须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P270
  经济上的只求均衡不只是滞碍了经济发展,其实也滞碍了技术进步。如果鼓励某一地区超出普遍现状发展,那么必然会要求人员的流动、产品的转移、信息的沟通,可能进一步要求统计结算、银行保险业的发展。这样显然超出儒家思想的限制,如果这些真的发展起来时,儒家思想也不能理解。
  而一个社会想在均衡如一的情况下,共同推进,共同富裕,即使一个弹丸小国也不能如此,何况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自然条件迥异、人口素质不一的国家?上述想法也只能作为空洞好听的口号,现实中简直是不可能的。
  由此想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举,摆脱几千年来儒家思想藩篱是不容易的。如果一味强调共同富裕,说不定中国现在还会和朝鲜一样穷。或者说,平均如一的想法,只能是共同贫穷,不可能共同富裕,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结果都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现在的社会学家们也认为社会最好是一个橄榄型的,中产阶层大一些社会才稳固,而不是没有贫富的差距才好。
  按照儒家的逻辑,如果物质发展了,那么必然结果是可以导致国家的安全不能保证。古人的确是这样认为的。
  “一代国君如果专注于‘文’而使之臻于极致,则已经开了祸乱之基;反之,息乱创业之君,则专注于‘质’,只求使百姓免于饥寒而不去顾及是否粗粝。这种认为文化与生活水平和国家安全不能相容的看法,是中国传统历史的产物,也是官僚治理亿万农民,就要求整齐划一、按部就班,不能鼓励特殊分子或特殊成分发展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法则。在他(李贽——引者注)所处的时代,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可能,也没有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社会物质文明(即李贽所谓的“文”——原文注)”往前发展,而国家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不能随之而改进,势必发生动乱。”P264
  “而且(明)政府也坦白声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不是它的宗旨。”(《中国大历史》P233)
  下面一段话是孟子对梁惠王说的:“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则不王者,未之有也。”要称王天下,也只需达到如此标准即可。这和孔子的想法几乎是一致的。
  下面的这句话是孔子对君子对民众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又说: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显然强调是君子要遵从“道”“义”。
  把上面的话综合起来看,孔一方面对当政者说,不用担心大家没有钱,只要大家都没有,那就没事。另一方面又回过头来对君子对民众说,道义才是最主要的,不要因为爱财而泯灭了道义。
  “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P105
  “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P172
  “给予官员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的收 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P105
  “本朝官俸微薄,……如各部尚书(相当于各部长——引者注)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P3到了清代,二品文官的岁银是155两,禄米是77.5石。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P172
  儒家思想并不主张积极发展经济,国家如果依着这种思想来做的结果自然是滞碍经济的增长、社会的发展。
  其实道家也有相同的看法。道家的社会理想是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去。道家的个人理想则是无已、无名、无功,那么当然不要求拥有私有财产了。从道家弟子的生活状态上也可以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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