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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读书]长篇小说--九丫(98节(连载中)

楼主:江苏黄云峰 时间:2008-11-20 09:46:27 点击:1286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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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第四节
    
      ——我急需要钱购买辅导资料,但是真正钱放我手中时,我却不敢要,因为那钱给得太简单。
    
    
    
      函授期间仍需要花钱。我不能去北京参加面授,老师讲课的录音磁带不能不买吧。磁带钱上哪儿弄呢?
    
      父母不给钱,我也不能抱怨,因为家中太穷了。我们姐弟十来个,个个要穿衣要吃饭,全靠老父包点地和看堰上树挣点钱养活一大家人。哥大了要娶亲。娶亲得盖房,没有三间瓦房,姑娘不进门,还要送彩礼什么的,没有万儿八千块钱,就只能打光棍。姐大了要出嫁,再穷的人家,为了面子也得陪姑娘,沾陪嫁就得一两千元。娶亲的和等待娶亲的、出嫁的和等待出嫁的哥哥姐姐四五个,哪个都把老父急得要死,上哪能挣到钱?不挣钱又能行吗?每每想到这些,我就体谅为家庭生活长年劳作不辍的父母心情。有时,自己也有一种愧疚感,毕竟十七八岁的人了,不仅没有给家里挣一分钱,相反却想伸手问家里要,实在是不应该啊!有时,我想,假如有一天,我有工作了,哪怕有一点点收入,第一件事就是给老父老母每人做一套新衣服,让他们吃一顿好饭。因为从我记事起,老父就没穿一件好衣裳。夏天,老父的日子还好过,因为穿破衣服不怕,相反凉快。冬天可就受罪了。每年冬天,老父总是穿一叠衣服,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没一件是好的。内衣四五件,层层叠叠、破破烂烂,外衣是一件不知穿了多少年、经母亲补了又补、补丁上摞补丁的很薄很薄的半大棉袄。头上一顶瓜皮小帽,由新变旧,由黑变白,由白变灰,帽边早已磨损,是母亲用破布缝的帽沿,可以想象已经戴了多少年。老父的脚不好淌汗,所以冬天常冻得裂出道道血口,哪道血口子一挣不是揪心的痛。为了保暖,父亲便用塑料纸一层一层地裹在瘦瘦的大脚上,他对我们常说这比穿袜子温暖多了。实际上,他是穷得没有袜子穿,谁有厚厚的棉袜不穿去裹塑料纸?母亲也曾劝过老父给自己做件新衣服,留着出门穿,可是老父却执意不肯。他说自己一大把年纪了,穿破怕什么,孩子一个个大了,该给他们穿得体面些,免得人家瞧不起。尽管老父穿得很破,却一生勤劳。他每天早上蒙蒙亮就起床,当我们醒来时,他早已背着粪箕、拿着粪勺拾几趟粪回家了。我们家责任田多,没钱买化肥,只能靠老父拾粪壮地。那时,村里就数我们家的粪坑最多,左一个、右一个,家前屋后、园内田头,全是老父挖的。年年月月天天,大大小小粪坑总是满满的。村里人都夸老父能吃苦,是个种地的行家里手。
    
      俗话说,挣钱的不出力,出力的不挣钱。尽管老父会出力,但是,贫困总是不想离开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穷家。
    
      为了学习,为了家庭,我只能省钱,攒钱,赚钱。
    
      我把逢年过节父母给的压岁钱和平时攒的零钱一分一毛地聚起来。函授期间的笔墨纸砚,全是靠这些钱支出。头一次,我将攒了几年的五块钱,拿出来买了五十张大白纸,那时纸张便宜,毛把钱一张。我订了好多个本子,还送了一本给上学的弟弟,为此,弟弟感谢我好几天呢。光靠攒钱不是法,我得想法找活干。
    
      谁能帮我让我有事干呢?我想到了胡素华大姐。在我的印象当中,胡大姐既是热心人又是能干人。她准能帮我。胡大姐那时也不过二十五六岁,人长得很标致,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这在沙塘乡是独一无二的。她还能写会画,又会放电影。因她经常送电影下村,沙塘人几乎没有不认识她的。
    
      我与她虽说都是沙塘乡人,但两家住在两村,中间相隔几里路,真正相识还是在马陵市搞《民间故事三套集成》征集稿的时候。当时,她搜集民间歌谣。我对她很崇拜,经常找她给我在写作上指点迷津。我曾创作一个小剧本《三个儿子的妈妈》,说的是一个老妇人年轻守寡,含辛茹苦将三个儿子拉扯大。当三个儿子各自成家立业后,老太太却孤苦伶仃没有安身之处,因为三个儿媳妇都不愿收留赡养她。最后只好靠法院调解。后来,老太太感叹道,还是计划生育国策好,重男轻女不应该。剧本里同时也鞭挞了那些娶妻忘娘的不孝儿女。因为我没演过戏,也不懂得怎样创作戏剧。所以,故事虽好,但写得不上路。胡大姐就一字一句帮我修改。本子改好后,被市文化馆看中,让我和胡大姐一起参加了那个令人难忘的戏剧研讨会。
    
      研讨会是在市文化馆里召开的。这次去马陵和第一次可就截然不同了。第一次是个离家出走的流浪儿,这一次却是应邀的“座上客”。在这次会上,我不仅学了不少东西,还结识了许多社会名人,诸如散文创作小有名气的牛国健,——当时人都戏称他是“牛角尖”等。胡大姐在研讨会上当然是个活跃人物,到会的人都很喜欢她。牛国健尤甚。
    
      研讨会结束后,文化馆安排我们看歌舞晚会。我当时年龄最小,所以,大家对我最关心。只是我对安排坐位很反感。按说,他们应该把女同志安排坐在一起,男同志坐在一起。可是,他们非搞什么男女搭配,让胡大姐和牛国健坐一块,我则和另一个男同志坐一块,记得那个男同志是土窑人,叫吴强。不过,他可不是那个写《红日》的大作家,而是个年轻的土窑中学教师。
    
      我没有按他们的安排就坐,而是选择了一个离他们很远的位子上单独地坐了下来。事后,胡大姐曾笑着对我说:“你这小丫头,头脑还挺封建的呢。你知道吗,那个小男孩对你印象还挺不错呢。”我说:“胡大姐,你有没有搞错,我才十八岁。”会议期间,我发现那些男女之间总有一种说不完的话题,总有那种让人拂之不去的亲昵。他们相对时,眼神是那样专注、那样深情、那样柔和。说话时是那样情投意合缠缠绵绵,那样耳鬓厮磨亲密无间。我看不惯,也读不懂,也许文化人都是这样。我曾把自己的想法偷偷地告诉胡大姐,胡大姐笑说:“你说你十八,我看你只能是个十一二岁的傻丫头。”
    
    说实在的,那次留给我印象最深、最好的还是牛国健。牛国健细高个,黄巴巴的脸上镶着一双精明的眼睛。他谈吐说笑,显得很有知识,很有风度。再加上他爱笑,脸上总是挂着一副笑相,举止平易近人,所以,无形中给我一种亲切感。我敬重他,还因为他是老师。因为老师不只是人类知识的传播者,更重要的,他们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是打磨和锻造人才的工匠。
    
      戏剧研讨会结束后,牛老师曾来沙塘几次,落脚都是在胡大姐家。那时,胡大姐的爱人在外地上班,一年难得来家几次,家中只有婆婆和孩子。牛老师第一次来沙塘村时,我正感冒,但我还是深一脚、浅一脚,步行三四里路从家里赶了来。
    
      记得那天特热,太阳硬是赖在头顶不走,火辣辣地烤着没戴凉帽的我。四周没有一点风,路两旁的白杨树上,知了不停地叫着,很烦人。好在绿树挺拔,翠叶在阳光的照射下,亮得很鲜活,很成熟。驱走了心中的一份烦恼;路畔野草葳蕤,五颜六色的无名野花,隔三差五地散香于草丛间,给人一种美感、清香感、舒适感、快乐感。
    
      四间平房,两间厨房,让红砖绿树砌成一个农家小院,这便是胡大姐家。若是让风水先生说,这里可算是一方风水宝地。它东面是长流不息、清澈见底、宽阔平坦的流沙河。河里游鱼不断,河边上是沙滩,扒个沙窝,就会泉一窝清水,那水甘甜如露。岸上是高高的钻天杨,那白杨树棵棵睁着大大的眼睛,似乎在期盼着有情人的到来,又像是哲人,在审视着世间的变化。置身于杨树林中,天是一片苍翠,风是一股清新,若是找把凉椅,躺在浓荫下静听树上鸟语,细品手中的名著,那真是神仙过的日子。胡大姐家西面是一条纵穿南北的阳光大道,路上车水马龙,路畔有三三两两的人在乘凉歇息。
    
      牛老师还是老样子,一副笑迷迷的相。他看我来了,非常高兴,两眼笑得几乎眯成一条线。他告诉我,这次是专程来看我和胡大姐的,后来还特别补充一句说,尤其是看我。我虽然知道他说的并不一定是真话,而是一种应酬话,一种调侃话,但我心里依然热乎乎的。一个乡间丫头,能有这么大的名人大热天地跑来看望,能不高兴吗?
    
      当晚,牛老师没有返回,住在胡大姐家。胡大姐四间平房分两半,东两间,西两间。牛老师住在西头,胡大姐和她儿子住在东头。那晚我也没回家,和胡大姐的婆婆住在一起。夜里我烧得很厉害,天亮才退烧。头脑不痛了,鼻子也不像头天那样“水泄不通”了。
    
      牛老师是什么时候走的,谁送的,我都不知道,我估计可能是胡大姐,凭我的直觉,我发现他们的感情很微妙。据说,牛老师的妻子是个文盲,胡却能歌善舞、能文能武。如果牛胡能结合,倒是天生的一对。很可惜,天老爷总是捉弄人,有情人偏不能成为眷属。
    
      牛老师走后不久,为了找事做,我求到了胡大姐的门上。果然不错,胡大姐很乐意帮忙。她先问我,去不去乡地毯厂?我说,不能去,因为进厂要带资,我没钱,除非不带资。石粉厂呢?那儿不带资。我说,那个厂效益不好,光干活不给钱,还不知什么时候能给钱,我也不能去,何况那个厂是三班制,一个女孩子家,上白班还问题不大,上夜班可就不方便了,如今坏人不少,倘若出了事,到底是驴不走,还是磨不转?我无法说清楚。
    
      胡大姐听我说得有道理,也就没坚持让我去。她又带我找到乡宣传科长方圆,并说他们门路多,安排个把人估计问题不大。
    
      方科长三十多岁,个头不高,脸红里泛黑。他说话很随和,没有官架子。从他的言谈举止中,还可以看出他对胡大姐的尊重。胡大姐将我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通,从方科长那小而有神的瞳孔里,我似乎可以觉察到他对我的关注。不过,他的回答却让我失望。本来,我认为他会给胡大姐个面子,答应给我找点事做,哪怕是口头答应也是好的,可是,他却一口回绝了胡大姐的要求,虽然那神态似乎让人认为他爱莫能助。
    
      临走时,方科长为了安慰我,或者说给胡大姐下个台阶,又交待了一句:“以后有什么困难可来找我。”我表面上点了点头,心里极不愉快。现在有困难,你都没法解决,以后还能有什么指望?不久,函授部来信要求未参加面授的学员购买辅导资料磁带,磁带费七十元。
    
      在求亲不灵、求友不应的情况下,带着几分侥幸,我不安地二进乡宣传科。这次我没叫胡大姐陪同,我不好意思给胡大姐太多的麻烦,人家还有一大堆事,不可能整天专为我一个人转。
    
      真巧,方科长正在办公室里写东西。他看我来后,笑津津地放下材料,非常热情地招呼我在他的对面坐下,又给我倒了杯热气腾腾的“龙井”茶。看他那么大的官,那么大的人给我一个毛丫头倒水,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没等方科长问,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想不到他非常爽快,随即从抽屉的信封里抽出七张十元大钞。他把钱递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说:“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拿去用吧,不够的话,再来找我”
    
      望着这七十元人民币,我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了出来。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农家女,一个穷得十八岁了还穿着旧衣服破布鞋的毛丫头,堂堂的方科长竟能毫不犹豫地借给她七十块钱,让她买学习资料,说给谁听谁会相信呢?可是,方科长就能这样做了。虽然,他与这位姑娘非亲非故,而且仅有一面之交;虽然,他也知道这位姑娘没有经济来源,七十块钱还起还不起,还是两可之说。但他还是借了,而且分文不少。
    
    尽管非常激动,我却没有忙着去接那七十块钱,连忙抽回自己的手。不错,我是急需要钱,而且我也是主动并且专门来借钱的,现在,真正钱摆在跟前了,我又犹豫起来。我的确不敢接,因为我不敢保证自己是否能还得起。
    
      方科长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再次拉起我的手说:“拿着吧,什么时候有钱了什么时候还,反正,我不等钱用,不就这几十块钱吗?你若不介意的话,权当是老大哥帮你的了。你跟我那个上学的妹妹差不多大,你就把我当作哥哥对待,还不行吗?”说着,他把钱硬塞进了我的手里。又说:“你上次来找工作的事,我都记住了,你放心,以后有合适的,我会替你留心的。”他说这话,我的确相信,因为,上次胡大姐带我来时,我亲眼看他把我的情况记在他那个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上的。
    
      钱借来之后,我没敢告诉家人,也不敢用,假如父亲知道后,不打断腿,也会骂破嘴,我会永无宁日的。几天之内,走不安,坐不宁,思来想去,权衡再三,我还是决定放弃购买辅导资料磁带,又把七十块钱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方科长。方科长很诧异,问我怎么不用了?我扯谎说,资料带有了,是同学借给我的。他又说,这次不用,下次还需要吗?我说,下次需要下次再来借。方科长看我执意不要,也就没再说什么,不过,他又补充说,以后学习上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找他,我说声谢谢后便慌忙离开宣传科。
    
      以后,我一直没看到他,也一直没找他。
    
      说心里话,我怕找他,更怕见到他。因为,我觉得他那热情的眼神里似乎还含有点别的东西。
    
    
  
作者 :缺口的水杯 时间:2008-11-20 09:51:00
  ——我急需要钱购买辅导资料,但是真正钱放我手中时,我却不敢要,因为那钱给得太简单。
  嗯,,,就是,不属于偶的咱一分不要,属于偶的,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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