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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脸]从岳飞说起(邢卫华)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21:52 点击:12799 回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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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并不完全同意本文的一些观点,但觉得文章还是不错的,留此保存。

  作者:邢卫华
  
  (一)岳飞与宋襄公
  
  岳飞是南宋时代的人,而宋襄公则是春秋时代的人,两人所处时代相差了一千七百多年,把他俩放在一起论,似乎有点不挨边。但历史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可参、可比性,尤其是两人所处均为战争频繁的时代,也许看了两人对战争的态度后,今人会在先人的战争观面前,对自己的战争观,多少有一点反省。
  公元一一三零年七月,岳飞以收复建康(今南京)之功,被南宋大本营任命为今江苏通州、泰州镇守使,座镇泰州。时金为分裂打击南宋,建立了伪齐政权,并为了稳定这个傀儡,大举向南宋进攻。岳飞奉命救楚州(今江苏淮安),因兵力有限,被金兵阻击在承州(今江苏高邮)一线,苦战多日,虽屡取胜,终不敌强,楚州守臣赵立,镇抚使李彦先依次战死。岳飞退守泰州。
  十一月,岳飞带领泰州百姓向江南撤退,金兵紧追不舍,途中数战,军中断粮,时部下要求向随行百姓及沿途村庄抢粮,岳飞面对战斗力的不断下降,于无奈中欲违背自己立下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治军誓言,可这时却有属下指着不远处刚刚被他们杀死的一片敌尸,提醒他那些不就是很好的食物么?于是,岳飞指挥士兵一拥而上,架锅点火,饱餐一顿。
  
  这在岳飞嫡孙岳珂所著的《鄂国金佗稡编.卷第二十五.吁天辨诬卷之五.承楚辨》中,记得很清楚——
  “先臣(即岳飞)还师保泰,虏骑二十万披城而阵。先臣独以扶伤饥羸之卒,贾其勇于累战之余,柴墟再捷,河流为丹。先臣率先士卒,身被两枪,犹乘胜逐北。虏既退遁入栅,先臣尽护数十万之生聚保柴墟……饷道无所从出。先臣乃刲尸继廪”
  刲,音亏,割杀,割取;割者,分解。
  廪,储存粮食的仓库,代指存粮。
  可见,岳飞的那首著名的《满江红》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并非只是畅叙豪情,而是真实经历的真实写照。
  人吃人在南宋初年是个普遍现象,著名的抗金劲旅、令金兵闻风丧胆的“八字军”,也是靠着腌人肉坚持作战的。至于百姓相食,更是不胜言记,当时把人称作“两脚羊”,已和猪狗牛马完全没有分别了。
  
  公元前六三八年,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去世后,儿子们争权内乱,以致桓公的尸体生了蛆都没人管。但桓公毕竟是个出色的政治家,早在十三年前就将准备让其继位的公子昭托付给了当时刚继宋国君位的年青的宋襄公。此时,宋襄公看到齐国内乱,于是遍邀诸侯为子昭定君位,以完成齐桓公的嘱托。虽最终只集合了三个小国的兵马,但却顺利的帮齐国稳定了局面。回来后,宋襄公为了天下能保持长久的安定,邀请齐、楚来宋协商诸侯会盟事宜,在去边城盂地会议前,宋国大臣都劝襄公带些兵马以防万一。襄公说:“我们会盟目的就是为了不再打仗,怎么自己倒带军队去呢?”结果在会上因不同意楚成王做盟主,竟被对方给强行绑了驾。后又因这次绑驾受到郑国的恶意羞辱引发战争,终与援郑楚军刀兵相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楚泓(h髇g)水之战。
  这场战役所以著名,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的规模或展示了什么独特的战争艺术,而是来于宋襄公对战争的态度,及这态度引发的悲剧性结局。
  宋是小国,与楚这样的大国交战本就处于劣势,若按战争原则,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就必需抓住对手的错误,或诱使、迫使对手出现错误,才能达到战役目的。所以,当楚军依仗人多势众,无视对岸严阵以待的宋军,大白天就敢乱哄哄渡河时,宋军主将就想趁其人马渡过一半时发起攻击,但宋襄公说:“仁义之师不击半渡之旅。”当楚军全部过河,正乱糟糟的整队排阵时,宋军主将又建议抓住这最后机会,但宋襄公说:“仁义之师不鼓不成列。”古人作战,击鼓为进,鸣金为退。等楚军完全准备停当,一鼓作气的以排山倒海之势打过来的时侯,战争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不仅宋襄公的卫队被全歼,连他自己也受了重伤,差点作了俘虏。从此之后,宋襄公就成了愚蠢的代名词。
  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尽管宋襄公没有做过哪怕是一天名义上的盟主,反而为此丧师辱国,贻笑大方,但在《春秋》中,却备受孔子推崇,因此,他的名字才被列入了春秋五霸中,是紧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霸主。
  这是为什么?
  
  宋襄公回国后,受到多方指责:一说他不该以小国之力争霸主;二说他不该受小辱而起刀兵;三说他不该以弱宋对强楚;四说他不该释半渡而不击;五说他不该放乌合而丧全师。但宋襄公却对这种种责怪不以为然,反驳众人道:
  “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隘阻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不重伤”,就是在战场上不再伤害已经受了伤的人。“二毛”指两种颜色的毛发,“不擒二毛”,就是不俘虏头发、胡子花白的人。“君子”指谁?谁有这基本的人性就指谁。
  “古之为军也”,说明这些原则不是宋襄公制定的,而是先人一直如此。
  隘,是山水之险;阻,是守卫,阻击;不以隘阻,就是不仗恃着有什么高山大河或茫茫海峡作依凭,就咋咋唬唬,惹了你也拿我没办法。当先人学会了用土筑墙后,“城”这种东西,也成了用于防守、阻击的人为之“隘”。显然,“不以隘阻”,也包括不以城坚守固而逞强逞脸。
  悲哀的是,没人支持宋襄公。宋国大夫子鱼针对宋襄公对众人意见的否定,就是这样否定之否定的:
  “您这是不懂战争。面对强大的敌人,有险可阻,有乱可乘,此乃天助,凭此尚怕不能取胜。战争的目的就是杀敌,假如怜惜受伤的人,那就干脆不伤;如果怜悯上年纪的人,那就干脆投降。作战就是利用战机,为什么不能以险隘挫敌呢?击鼓就是为了进攻,为什么不能攻击未列之敌呢?”
  
  子鱼的话不对吗?完全对。
  那是襄公错了吗?也没错。
  子鱼是在以战争原则谈战争,襄公则是在以政治原则谈战争。仅以原则对原则,谁都没有错。但如果子鱼能明白战争是从属于政治的,抛开政治原则谈战争原则,那他的战争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原则。而政治一旦失去了指导战争原则的权力,也就同时失去了维护政治原则的能力。一个无法维护自己原则的政治,它唯一的结局,就是接受战争的原则,以战争的原则替代政治的原则。
  而失去了政治原则指导的战争原则,其唯一目的,就是充分发掘人的兽性,把人变成野兽!此时,谁都可能吃人或被人吃的。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26:00
  (二)岳飞与宋高宗
  
  岳飞之死,据说是个千古之谜。这谜,也据说就谜在那个“莫须有”三字上。这三个字,人们解了近千年,也不过是“不须有”或“也许有”,到底是什么,还是没人拿得准。今天的人拿不准还没什么,有得是时间,接着拿。可如果当年也这样拿不准,那可不行。岳飞什么人?头上顶着的可是太尉、少保、武昌开国侯的荣封,实领着湖北、京西宣抚使,兼领过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战功卓著,死前的头衔还是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属于宰相级别,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或国防部副部长或参谋总长。慢说宋太祖赵匡胤在登上帝位时曾有过禁杀大臣和上书言事者的誓约,并及南宋初年那样动荡的局面,就算是在和平时期,在任何一个朝代杀这么个人,没有过硬的理由,谁敢?可人家秦桧不仅敢,而且面对韩世忠的质问,冷脸回了这么三个字。
  这个回答无论是解成强硬,还是心虚,都会使人得出杀岳飞是“毫无理由”的结论。事实上,这种解释本身就产生在这个结论上。在这个基础上,再追问下去,秦桧为什么要这样做?推论自然就是秦桧要卖国,不除掉岳飞这个主战者就卖不成。而秦桧卖国的证据就是坚持议和。这几乎已经成了千古定论。然而,只要我们能多少了解一些南宋初年的国情,就会发现这个定论起码在两点上难以成立:
  
  首先,岳飞并不是当时唯一的主战将领,与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老一代抗战将领们比起来,岳飞只能算是晚辈之中的后起之秀。就算在后起中,一直坚持在陕西抗金前线的著名将领吴玠、吴璘兄弟及刘锜、扬沂中等将领,身份虽比岳飞差一些,但抗战的坚决性及与主和派的矛盾激化程度,决不比岳飞差。
  在高宗十四年(绍兴十年)的那次著名的宋金大战中,最先对秦桧抗命不退的并不是岳飞,而是刘锜;最先以少胜多,数次在顺昌(今河南阜阳)保卫战中仅以两万人马挫败金兀术十二万大军进功锋芒的,也是人家刘锜。如果没有刘锜等战将的拼死坚守及再三的出奇制胜,从而坚定了大本营派四路大军渡江反击,并争取到极为宝贵的时间的话,岳飞等人能否顺利渡江,能否一举打到朱仙镇,那还真是个未知数。而刘锜、扬沂中与岳飞一样,均有武将最高的“太尉”头衔,吴玠则与岳飞同享“开府仪同三司”的待遇,都是当时后起中资历比岳飞老,而身份仅次于岳飞的名将。所以,杀掉一个岳飞,根本不可能达到为所欲为的卖国目的。
  其次,坚持议和的并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这在他三十年(绍兴二十六年)下达的诏书中讲得非常明白:“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若说卖国,别人卖了或许能换些富贵,你说这皇帝卖了国能换到什么?即使秦桧,当时已身居相位,荣宠有加,卖了南宋,大金难道还能让他做皇帝?要这样的话,这卖与不卖对大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如还是做宰相,这卖与不卖对秦桧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传统的看法,高宗赵构在他的父兄徽宗、钦宗被金人俘往金国后,重组政权时的国策,除了组织北伐,救回父兄,恢复国土,雪洗国耻外,似乎也没别的事可干,或不该干别的事。这不仅是今人的看法,也确是当时一般人的看法。李纲反对迁都,宗泽三呼过河,反映的就是这种忿激的情绪。
  虽然宗泽把屡遭战火毁坏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修复得铁桶一般,可高宗不仅不敢回去,连南京(今河南商丘)也不敢呆,直退到长江边上的扬州,才稍感踏实。是高宗畏敌如虎吗?未必。起码史籍中的赵构不是胆小鬼。
  靖康元年,兵临城下,金人要一亲王至军中谈判,赵构请行,与张邦昌亲赴敌营,被留十余日,意气自若。会宋军偷袭金营失利,敌帅恼怒责叱,张邦昌吓得哭爹叫娘,鼻涕一把泪一把,人家赵构却神色超然,毫不为动,直把个敌酋佩服得不行。可见这个赵构不仅极有胆识,也极有城府。他所以远离二京,不是不相信宗泽的能力,而是不相信大宋的军力。
  即如在东京陷落前,黄河南岸尚有大宋步军十二万,骑兵一万,金人本不敢轻易渡河。但他们知道宋军的实力是不能以人数多寡来计算的,所以就虚张声势的隔岸打了一夜鼓,天亮就不见了一个宋军。与此同时,宗泽却在黄河北岸的磁州(今河北磁县)与金人十三战十三胜,只是这局部的胜利,却没有办法挡住北宋的灭亡。
  再如宗泽守东京时,曾前后十二次上书请高宗回京,其中一次言曰:“丁进数十万众愿守护京城,李成愿扈从还阙,即渡河剿敌,杨进等兵百万,亦愿渡河,同致死力。臣闻‘多助之至,天下顺之’。陛下及此时还京,则众心翕(xī)然,何敌国之足忧乎?”然就是这个丁进,身为都城巡检使,却于高宗元年底,拥兵叛乱围寿春(今安徽寿县),此时虽附宗泽,但在宗泽死后,最终还是因叛乱为韩世忠诛杀;而身为河北、京东捉杀使的李成,则于高宗二年八月,也就是宗泽死后仅一个月,便拥兵叛乱围宿州(今安徽宿县),此后拥兵数十万,一直为南宋心腹大患;扬进不是乱军,而是趁机而起的乱民,虽时归宗泽,但也在宗泽死后三个月的十月份叛乱,倘若其手中真有百万兵,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声势了——所谓宗泽“修复得铁桶一般”的东京,真的就是一座“铁桶”吗?
  此时此刻,你说是李纲的反对迁都正确呢?还是高宗的建都江南正确呢?高宗选择放弃中原四京(北京大名、西京洛阳),远避扬州的决定,难道真的就是畏敌如虎吗?
  
  再看高宗初期南宋国内的局势——青州(今山东临淄)军校王定,拥兵叛乱,杀主帅曾孝序;建州(今福建建瓯)军校张员,拥军叛乱,杀守臣张动;杭州军贼陈通,拥军叛乱,执帅臣叶梦得,杀漕臣吴昉;真定(今河北正定)军贼张遇,拥军叛乱,入池州(今安徽贵池),陷镇江;军贼赵万入常州,执守臣何衮(gǔn),再陷镇江;秀州(今浙江嘉兴)军卒徐明,拥军叛乱,执守臣朱芾(fú);博州(今山东聊城)军卒宫仪拥军叛乱,攻莱州(今山东掖县);建州军卒叶浓拥军叛乱,攻福州;军贼杜用拥军叛乱,占陈州(今河南淮阳);溃兵宋进拥兵叛乱,犯泰州(江苏);关中乱贼史斌犯兴州(今陕西略阳),僭号称帝;淮南乱贼刘忠犯蕲州(今湖北蕲春),入舒州(今安徽潜山),杀通判孙知微;京东乱贼李昱陷兖州;京西乱贼贵仲正陷岳州(今湖南岳阳);淮南乱贼靳赛犯通州(江苏)……这只是仅摘几例。韩世忠治军严不严?可他的小校李在,也居然敢占据高邮(江苏)闹割据,而就在高宗大本营向扬州转移途中,韩世忠属下的统制孙琦,只因左正言(谏官名称)卢臣中斥责御营护军擅行无军纪,居然就在高宗眼皮子底下将其追打得堕水而死,随后率本部兵叛乱而去,时任御史的张浚立即奏夺韩世忠观察使,以示惩诫,“上下始知有国法”。而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自东平引兵至寿春,其部兵竟擅杀守臣邓绍密。时江西曹成、湖南扬么等反贼,均拥贼众不下二十万,至于万人上下的反叛武装,草头司令,不可胜数,比比皆是。
  更要命的,则是高宗三年三月,高宗亲手提拨的扈从统制苗傅,御营右军副统制刘正彦,因对人事不满,在金兵陷鹿州,水贼邵青陷泗州(江苏淮安西部,毁于清康熙年,后没于湖泽湖中)的严峻形势下,竟发动兵变,杀大臣及内侍百余人,逼高宗退位,拥立其兄钦宗尚在吃奶的幼子,请隆佑太后(高宗嫂,钦宗妻)垂帘听政,导致韩世忠、刘光世、吕颐浩、张俊等主要将领从前线撤下宋军本就不多的主力,回兵勤王,致使人心离乱,金兵趁机大举进攻,东京留守杜充畏战,亦假借勤王名义放弃东京,退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山东主官知济南府刘豫降金,河南、山东尽失。
  虽仅月余隆佑就还政高宗,但苗、刘拥兵拒战,加据了内乱,牵制了大量抗金兵力,更使金兀术十万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举占领建康,随即兵临南宋大本营明州(今宁波)城下,迫使高宗避敌海上。而担负保卫大本营重任的张俊,竟为保存实力,擅自引兵避战,得使金兵趁高宗不备,借大雷雨的当夜入海偷袭帝船,若不是水军拼死力战,掩护高宗远避温州的话,也许我们的历史就要改写。而此时在隆佑太后避难的虔州(今江西赣州),卫兵与民兵互相攻击,纵火肆掠三日,民兵数万围城,叛将胡友亦来凑热闹,各方混战,无分敌我,直杀得浑天黑地。与此同时,金兵陷潭州(今湖南长沙),屠城。金兵退,鼎州(今湖南常德)乱民钟相乘机而起,自称楚王陷澧州(lǐ,今澧县);江、淮宣抚司溃卒李选陷镇江;而护卫统制杜彦及后军杨世雄则在江西拥兵叛乱,攻占永丰县,杀知县赵训之——
  这就是南宋初年的局势——数路狼烟,遍地烽火,内外夹攻,百孔千疮,哪里还象一个国家,简直一个大漏勺!此时此刻,你说这南宋的国策究竟是聚兵北伐为第一大计呢?还是整顿内治,畅通政令为第一大计呢?没有畅通的政令,就不可能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就不可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没有有效的抵抗,又怎么可能会有稳固的国防?没有稳固的国防,又何谈北伐大业,光复故土?而整顿内治,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而这个稳定的局面,则只能来于议和。因此,高宗说“议和之策,断自朕志”,并不是为秦桧遮盖,确是实事求是。只是在高宗四年之前,金处在对宋穷追猛打,试图一举灭宋的如潮攻势下,宋则处在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疲于应付中,故宋虽然一直不停的向金派出议和使臣,却很难得到金的积极响应罢了。
  那些至今还在爱国的口号下指责议和的人,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南宋初年,及这个唯一有资格建立并领导南宋政权的宋高宗呢?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28:00
  (三)岳飞与民族英雄
  
  二零零四年下半年,教育部下属的主管教材的单位,曾为把语文课本中有关岳飞是民族英雄的定义,修改为“著名抗金将领”一事,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就连据说是当代最著名的史学专家也都出来反对,理由是岳飞民族英雄定义,已成不容动摇的史学定论。
  可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些可爱的史学专家们的诸多史学定论,常常被历史无情的推翻,起码他们确言凿凿的抗日战争史,就大有重修的必要。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在《华盖集.补白》中的一段话来——
  “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现在又发现了一种‘民气’,更加玄虚飘渺了。”
  教育部的这个关于“民族英雄”的修改事件,就激起了不小的“民气”,沸沸扬扬,大有“岳少保”要不是民族英雄了,教育部就要小心自己“天灵盖”之势,而手中祭起的那个专打天灵盖的“狼牙棒”,也不外就是“没有岳飞,就没有南宋,或就没有了抗金英雄”而已。
  那么,我们不妨看看,究竟是没有岳飞就没有南宋,还是没有南宋就没有岳飞?而在岳飞死后,是不是就真的没有了抗金英雄?
  
  韩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风骨伟岸,目瞬如电。早年鸷勇绝人,能骑生马驹。年十八从军,挽强驰射,勇冠三军。后为南宋五大主力之一的淮东方面军总指挥。
  高宗四年四月,当金兀术直插南宋腹心的十万大军北返时,韩世忠仅带着八千人马,就敢在长江边上拦住他。最让金兀术叹服的,是韩世忠面对十数倍的压倒优势,即不采用以少胜多常见的伏击,也不采用闪电式的偷袭,而是选择了他金兀术在这种情况下绝不敢选择的面对面的决战方式,满不在乎的接受了他的战书。一战下来,恐怕是终大金之世,也就只有这位兀老四最会解释什么叫以一当十?什么叫背水一战?什么叫草木皆兵了?史载:
  “会上元节,(韩世忠)就秀州(今浙江嘉兴)张灯高会,忽引兵(连夜)趋镇江。及金兵至,则世忠军已先屯焦山寺。金将李选降,受之。兀术遣使通问,约日大战,许之。战将十合,梁夫人(红玉)亲执桴鼓,金兵终不得渡。尽归所掠假道(提出把一路抢掠来的东西放下,放一条生路让他们回去),不听;请以名马献,又不听。挞懒(金左副元帅,时兀术为金右副元帅)在潍州(今山东潍坊),遣孛堇太一趋淮东以援兀术,世忠与二酋相持黄天荡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军江北,兀术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以铁绠贯大钩授骁健者(宋军船大,准备用铁链拴大铁钩对付强行渡江的金军舟船)。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缒一绠,则曳一舟沉之。兀术穷蹙,求会语,祈请甚哀。世忠曰:‘还我两宫(徽宗、钦宗二帝),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兀术语塞。又数日求再会,言不逊,世忠引弓欲射之,亟弛去……是役也,兀术兵号十万,世忠仅八千余人。”
  岳飞就是在这次战役中,从陆路主动配合韩世忠拦截,趁势收复了建康空城的。当时岳飞仅是一个统制,相当于今天的团级干部,而韩世忠已官居浙西制置使,拥立高宗,平叛抗金,战功卓著。
  
  吴玠,字晋卿,少沉毅有志节,知兵善骑射,读书能通大义。政和中(徽宗朝),夏人犯边,以功补进义副尉,累功升泾原第十将。靖康初,夏人攻怀德军,玠以百余骑追击,斩首一百四十级,擢第二副将。后为南宋五大主力之一的陕西方面军总指挥。
  高宗八年二月,金兀术率金大将撒离喝、韩常及伪齐大将刘夔引十万骑入侵陕西,时任检校少保,充利州路、阶成凤州制置使、相当于陕西方面军副指挥的吴玠,仅以万人据守仙人关,当其冲要。其弟吴璘率轻兵由七方关倍道驰援,与金兵艰苦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合。
  史载,“敌首攻玠营,玠击走之。又以云梯攻垒壁,杨政(宋将)以撞竿碎其梯,以长矛刺之。璘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分军为二,兀术阵于东,韩常阵于西。璘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绕,随机而发。战久,璘军少惫,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两层铠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一种成排固定在架床上的硬弩,可透重铠)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踩着尸体积成的斜坡向上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我成功了!结果还是没成功)翌日,命攻西北楼,姚仲(宋将)登楼酣战,楼倾,以帛为绳,挽之复正(双方人多得把楼都压歪了,临时用布挽绳,强拽复正,可见战斗之惨烈)。金人用火攻楼,以酒缶扑灭之。玠急遣统领田晟以长刀大斧左右击,明炬四山,震鼓动地。明日,大出兵。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士,分紫、白旗入金营,金阵乱。奋击,射韩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连夜逃跑了)。玠遣统制官张彦劫横山寨,王俊伏河池扼归路,又败之。以郭震战不力,斩之。是役也,金自元帅以下,皆携孥(以为必夺陕西,人四川,故把家属子女奴仆都带来了)来。刘夔乃豫之腹心。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玠终不可犯,则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
  这段文言不难读,写得紧张逼真。吴玠、吴璘兄弟一直坚守在陕西前线,吴玠于高宗十四年病逝于仙人关,其弟后接防守陕西重任。
  
  刘錡,字信叔,沪川军节度使刘仲武第九子。美仪状,善射,百步穿杨,声如洪钟。一直在陕西前线。高宗十年,提举宿卫亲军(保护皇帝的禁卫军将领)。高宗驻平江时,因解潜(亦宿卫亲将)、王彦(抗金名将,八字军创始人,后将专文述及)两军为追索逃卒械斗,俱被罢职,始命刘锜将两军。分马步军为前、后、左、右、中军与游奕六军,每军千人,设十二将,扈从赴金陵。十一年,帅合肥;十二年,戍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区,过江对岸扬州的古渡口)。十三年,授果州(今四川南充,虚职)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实衔),主管侍卫马军司。
  时宋金议和成功,金归还河南、陕西侵地,转年金毁约之心益明,大本营命刘錡为东京(今开封)副留守,类似今天的警备区副司令,办公地点在东京,实际防地则是顺昌(今安徽阜阳),也就是接应东京的第二防线。所部八字军三万七千人,除留下部分继续担任禁卫,实际上只有两万人跟随,号称三万。临安(今杭州)距顺昌二千二百里,众人走水路,沿长江下淮河,在距顺昌三百里时,接报金败盟攻宋消息,即舍舟登陆,带将佐昼夜兼程赶到顺昌,这时金人已入东京,河南尽失。
  顺昌城低矮破败,不易防守,人心思退,而这时金前锋已推进到了河南边城淮宁(今河南淮阳),离顺昌只有数日路程。众将皆曰:“金兵来势凶凶,咱们还是选精锐殿后,家属老小上船,步骑在河两岸掩护,顺流还江南吧”。刘錡一面派人催促所部,一面召诸将会议,坚定的表示:“我原本就是东京副留守,而顺昌则为我们指定防地,今东京虽失,可我们全军毫发未损,且有城可守,为什么要轻言放弃呢?我守意已决,敢言弃守者立斩!”
  在随后的讨论中,大家也认清了形势:金军最多骑兵,宋军若夹河而退,行走缓慢,无以屏障,一旦被敌骑追上,军人尚可自战,家属老幼必为人鱼肉!若危城坚守,或可死里求生。于是,大家坚定了死守决心。
  刘锜凿舟沉船,并把一家老小安排在一个寺庙中,内外堆满干柴,命亲兵守卫,严词戒曰:“一旦城破,即焚吾家,毋辱敌手!”
  金兵围城,刘锜豫先在城下设伏,擒千户阿黑等二人,审问得知敌韩常部离此三十里扎营,毫无戒心,遂夜遣千余人往袭,杀伤甚众。明日金兵数万来攻,刘锜令大开诸门,金人犹疑,不敢稍近一步。突以强弩自城上居高临下劲射,逼敌后退,再以步兵突击,追杀金兵及溺河死者不可胜计(顺昌前临颖河),更破其铁骑数千。
  受围四日,金兵益盛,距城二十里外下寨。刘锜遣骁将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袭敌营,逼金兵后退十五里。刘锜再募百人,直入金营。时雷雨大作,这百人电闪则起而砍杀,电止则伏匿不动,弄得敌众大乱,终夜自战,积尸盈野,狼狈退军。
  大本营接报,特授刘锜鼎州观察使、枢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并让秦桧以大本营名义发书,言已挫敌锋,孤军难守,见好就收,即撤回南。
  金军主帅兀术在东京闻此,一边大喊备马拿靴子,一边向外跑,过淮宁仅停一宿,不七日至顺昌。刘锜初闻兀术将至,会诸将于城上问策,大家均言今已屡捷,大本营既要撤兵,就宜乘此势,整顿舟船,全军而归。刘锜奋然回答:“朝廷养兵十五年,正为今日一朝之用,今虽众寡悬殊,然有进无退!况我们屡挫敌锋,军声大振,倘此时撤军,不仅前功尽弃,则敌必趁势占两淮,逼江浙,岂不把咱们平生报国之志,反弄成误国之罪了么?”
  众皆感奋,再不言退。
  刘锜派部将耿训去下战书,言曰:“我们太尉(刘锜)要与你决战,怕你们不敢涉水过河,愿献浮桥五座。”明日,刘锜果建五座浮桥于颍河上。敌过河列阵,众将请求先打前败将韩常一军,刘锜说:“打他虽易,但兀术精兵尚在,故应先击兀术。兀术一败,余无能为。”
  时天大暑,敌远来疲惫,昼夜不得解甲,而宋军以逸待劳,按兵不动。至下午,敌意气消退,刘锜遣数百人出西门呐喊佯攻,却以数千人轻出南门,直冲敌阵,刀斧乱下,敌弃尸毙马,血肉枕藉,死者不计其数。缴获车旗器甲,积如山阜。
  金军撤退,刘锜更遣兵追杀过万。
  捷报传来,高宗喜不自禁,大本营特授刘锜武泰军节度使、侍卫马军都虞候、知顺昌府、沿淮制置使。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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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胜,字彦威,江苏宿迁县人。多智勇,善骑射。
  在岳飞死后二十年,也就是高宗三十五年,金主完颜亮欲背盟南侵,聚粮造械,藉民为兵。魏胜以一平民身份,觉察金人意图,招集忠勇义士三百人,渡淮袭取涟水,攻下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海州镇),一路宣布朝廷德意,不枉杀一人。随后再败金兵千余及杀郡守高文富父子,遣人谕朐山、怀仁、沐阳、东海诸县,悉归指挥。免租税,释罪囚,发仓库,犒战士;分忠义士为五军,纪律明肃。远近闻之响应,仅十余日,即聚兵数千。随即派人书报边帅,希望得到军装器甲支援,却无回复。
  金兵万余来攻,魏胜设伏杀敌帅以下千人,降三百人,军声更振。沂山民众数十万在苍山起义,金人围攻甚急。魏胜提兵往救,误中金人埋伏。魏胜手抡大刀,单骑殿后,掩护属下撤进山寨。敌骑五百将其围之数重。魏胜匹马单刀,往来驰突,杀得敌围数开数合,身中数十枪,就在突出重围之时,座骑中箭倒地,魏胜奋起,徒步入寨,金兵竟无一敢前。
  金人周山连营,攻之愈急。魏胜度其必攻海州,乘间潜出山寨回城。金人果撤军攻海州,胜登城苦战,箭透鼻齿,饮食俱废,仍率众苦战七日,连战连捷。
  魏胜于敌后举义三月之久,才被沿海制置使李宝在遣其子李公佐舰队于海道探敌时得知,大本营始知其功。及金主完颜亮举兵攻宋渡淮时,怕魏胜袭其后,分军数万来攻。此时李宝帅水军与金人舰队作战,魏胜带人配合,大破金水军。随即自回海州御敌,攻前撤后,屡建奇功,大本营据功授阁门祗候,差知海州兼山东路忠义军都统。
  金人复遣兵十万攻海州。李宝帅军水陆并进,魏胜率众合军大破金兵,斩首不可计,堰水为之不流,余悉奔溃。胜独率兵追北二十里,至新桥,又破之,尽获其鞍马器甲。李宝亦率军驻海州,为进取计。
  金再发兵二十余万来攻海州,李宝竟以防海道为名,率官军登船避战。金兵盛集,魏胜率民军独力拒战,自旦至暮,金兵不能稍进一步。时百姓以李宝既登舟,惧金兵大至,皆欲入城,胜开门尽纳。随后金兵围城数重,胜偃旗息鼓,寂若无人。金军惊疑,数日不敢攻。后壮胆攻城,胜待其靠近,突鸣鼓张旗,矢石俱发,大战三昼夜,金兵仍不得近前一步。于是罢攻,在城外修营垒,绝河道,谋为固守。胜屡趁其不备掩击,不是夜间发兵劫营,焚其攻具,就是单骑骚扰,使金兵不得休息。
  既而金人并力急攻,胜告急于李宝,回言大本营已命将军张子盖率兵解围。金人亦知宋援军将至,已有退意。胜趁势出兵与金军大战,斩首无数,追击数十里。
  时南宋初年老都督张浚复职,招胜赴建康询以军务。授胜阁门宣赞舍人,差充山东路忠义军都统制兼镇江府驻札御前前军统制,仍镇守海州。
  大本营又命镇江御前同统制魏全来守海州,督都府亦遣贾和仲任山东、河北路招抚使,节制本路军马,海州驻扎。贾竟暗地引诱忠义军脱离魏胜指挥,胜屡与辨是非,贾又上谗言,致魏胜被罢职,改京东路马步军副总管、都督府统制,调建康府驻扎。但督府很快就辨明诬告,复胜旧职。胜既还海州,镇抚一方,民安其政。不久,金宋议和,以海州为金地,命魏胜知楚州(今江苏淮安),并以海州官吏及部兵赴任。时和议尚在进行,金人欲乘机夺占清河口,扼三省要道。遂用粮船密载器甲出清河。却不想魏胜根本就没在楚州享安逸,早帅忠义之士守在清河口上。而淮东主帅则以正在议和为由,不许魏胜擅开战衅。结果,金骑压境,魏胜独率本部拒战,从早打到晚,金援军大至,胜遣人向四十里外的楚州告急,主帅竟不发一兵。魏胜独立难支,箭尽援绝,只得令步卒居前,骑兵殿后撤退,遗憾的是在撤至淮阴东十八里处时,不幸中箭坠马而死,年仅四十五岁。
  
  请问,无论是按战功,按身份论民族英雄,还是按民族自觉,按凛然大义论民族英雄,上述诸君,哪位不足论?若他们可称著名抗金将领,岳飞为什么不可称?若岳飞必为民族英雄,则他们为什么不可为民族英雄?
  可见,岳飞究竟是抗金著名将领,还是民族英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应该是我们评定民族英雄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31:00
  (四)岳飞与宋、辽、金
  
  建立宋朝的宋太祖赵匡胤,在没有完成统一大业的情况下就去世了,接位的是他的弟弟赵匡义,是为太宗。太宗四年正月,宋经过长期准备,向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发动了全面进攻,仅用了五个月就大获全胜。太宗随即指挥大军乘胜伐辽(契丹),易州、涿州望风而降,军临幽州(今北京)城下,兵威大著。虽然到七月也没拿下幽州,但却吓得临近的顺州、蓟州守将交出了城池。
  只是好戏才开锣就匆匆收场了,因为军势正盛的宋军与耶律休哥的大辽援军一战即溃,好不扫兴,只得班师回家。你也许会认为此次伐辽失败,是因为对辽的实力估计不足,过于草率造成的,假如做好充分的准备,打一个区区辽国,有何难哉?可叹的是宋太宗也是这么想的。转年十月再发大军亲征,与辽军主力大战莫州(今河北任丘),结果又是一战败北。太宗这气憋大了。过了五年,觉着堂堂大宋,国富民强,怎么着还打不过一个野蛮的契丹族?于是再次组织起四路大军北伐。前两次的北伐,除了史家等少数人,大多数人是较模糊的,可这次的北伐在今天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因为这次出雁门一路的正、副指挥正是潘美和扬业。而扬业就是在这次北伐失败后的善后迁民行动中,诱敌被擒,绝食死节的。
  在宋太宗的三次北伐中,这次的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攻势也最凌历,也最使人振奋,但也最使人痛心。太宗自此耻言北伐。不过,耻言归耻言,敌对归敌对,宋朝不仅平息不了东北边的辽朝入寇,还引得西北夏州党项族的李继迁叛乱,长期骚扰,战事不断。
  太宗死后,子赵恒继位,是为真宗。真宗七年,任寇准为相,一个月后,辽萧太后携其十二岁的儿子辽圣宗发兵二十万攻宋,直逼今河北定州。真宗督师亲征至澶州(chán,今河南濮阳),各路宋军奋勇力战,连破辽军。尤其是瀛州(yíng,今河北河间)一战,知州李延渥(wò)杀败辽兵十余万众,毙敌三万余。更兼澶州北城宋军伏弩射杀辽军统帅萧达兰,军威大振,至使萧太后深知辽、宋国力相敌,两雄难言胜败。此前,双方已有和意,致此和意方决。时澶州城跨黄河两岸(后因河决,改道南徙),夹水之地名“渊”,故又名“澶渊”。这就是历史上那个有名的“澶渊之盟”。
  而在徽宗二十二年,宋与新兴的金夹攻早已被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辽,但宋十数万大军却在与辽将萧干区区万人的作战中屡战屡败,不仅损兵折将,还把多年积聚的武器粮草全丢了。按约定,灭辽后,辽都城燕京(今北京)归还大宋,故燕京本该归宋军攻打,可宋军五千轻骑却在袭入空城后,硬是被萧干的三千人马打得落花流水,无力再战。只得暗地请金人帮忙,而人家一战拿下后哪肯再还?于是,领军太师童贯,只得以燕京每年税赋一百万贯钱赎回,至金由此轻宋。三年后,金彻底灭辽,随即发兵侵宋。结果,数月就灭了北宋。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大金国时,手下武装才刚满万人,但仅用十二年,金就灭掉了大辽。这虽然是辽朝的腐败所致,可过快的成功,也为大金带来了政体及民心上的巨大隐患。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女真人,能够统治好原大辽的契丹子民及蒙古诸部就已感吃力,如再同时加上一个政治体制和经济实力远胜于辽的大宋,慢说是他们,就是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也难有这个能力。用句形象点的话说,就是一下子吃得太多了,不用别人怎样你,撑也撑死了。
  靖康之难就极为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若按汉民族的概念,打下了一国的首都,俘虏了一国的首脑,这个国就灭了,何况还是两个脑袋!可大金就不懂这个,他们也许对其他民族懂这个,但对汉民族,起码当时还没建立这个概念。在他们的眼里,两个皇帝不过就是两个出乎意外的高级战利品,拿回去究竟有什么用,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收获。他们更知道的是,这是汉民族最大的耻辱,决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所以他们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担心汉民族的报复。而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彻底占领,一个是化解议和。
  而当时的大金也确实想过一口吞掉南宋,只是抗金名将韩世忠让那个大金主战派的首领金兀术,在黄天荡反省了四十八天后,大金终于明白了化解议和远比彻底占领要现实得多。事实上,南宋当时就是在那样的危急形势下,高宗仍不失时机的在绍兴下达了亲征令,并在韩世忠等将领的共同响应下,一举将金兵赶过长江,并从此再也没有让金人找到渡过长江的机会。
  
  那么,这是不是说,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能够彻底打败大金呢?我们看看事实就知道了。
  刘光世,其父就是前面那个统兵十万伐残辽,屡被辽将萧干打败的刘延庆。时刘光世亦在军中,当宋五千轻骑按计划成功袭入燕京时,正是因受命率步军随后接应的刘光世畏敌怯战不至,才遭致惨败的。
  靖康元年,金兵二次围东京,陕西宣抚使范致虚传檄治下各路聚兵勤王,时刘光世任鄜(fū)延路马步军副总管(今陕西富县、延安一带),引兵来会,范致虚总五路大军二十万,欲与金兵决战,刘光世度其必败,竟擅自引兵投时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去了。东京陷落,二帝北迁,赵构登帝位,身边兵微将寡,出身将帅世家的刘光世,自然成为倚重对象。然其治军与其父一样,毫无军纪,经常抢掠地方。高宗三年二月,金帅宗翰(粘罕)挥兵南下时,刘光世率领的军队竟在去淮河抗敌的半路上不战自溃,至敌骑直趋扬州空城,逼得高宗不得不半夜三更顶盔贯甲仗剑赶往江边,仅以一飘摇小船孤身仓惶渡江……而太常少卿季陵,竟被金兵追得连宋太祖赵匡胤的牌位都跑丢了……
  高宗四年,为防金兵在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渡江,危及正在江西南昌居住的隆佑太后,大本营命刘光世驻守江州(今江西九江),扼控蕲、黄,但其到任后却整日置酒高乐,不理江防,致金兵在黄州渡江三日竟毫无知觉,逼得隆佑太后不得不避难虔州,而其闻警后既不追敌寻战,也不调遣围堵,唯一做的事,就是闻风而逃……
  时金兵正攻淮东,楚州(今安徽淮安)被围已达百日,高宗亲下五道手札命其速救,均不敢行,只遣部将轻兵逡巡,俘杀些敌人散兵游骑奏报。唯以招降纳叛,扩充一己实力为能事,致岳飞仅以数千人临敌二十多万孤军奋战。
  后张俊与叛将李成苦战,大本营命其趁虚分兵袭贼巢穴,又借口不行。后高宗命其兼淮南、京东路宣抚使,驻守扬州,经画屯田,虽受任,却始终不敢过江;高宗召赴大本营,亲命其行,仍未成行。换防淮西,指挥部本应设在长江北岸的庐州(今安徽合肥),至少也应在近江的和州(今安徽和县),但其始终不肯过江,一直赖在江南的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
  高宗十年,赵构下令北伐亲征,伪齐刘豫向金求救不果,情急之下,拼凑三十万大军假金兵名义反攻为守,刘光世闻报即吓得弃守庐州,全线溃退至和州,逼得枢密使张浚不得不派人向他下死令:“一人过江,即斩尔头!”才把他吓得不敢继续向后跑。随后,枢密使张浚等人连章弹劾,刘光世借机引退,一心经营自己的安乐窝去了。
  张俊,年十六就从军征战,以勇武屡立军功,靖康元年以坚守山东东明县拒敌有功,授武功大夫。金围太原,随种师中往援,首战即以数百敌万,杀伤甚众,获马千匹。后援师被围,种师中战死,张俊率部下数百人死战突围,且战且行,金兵追至乌川河,张俊率军背水一博,斩敌五百余始脱。寻归康王赵构,剿贼平叛,在协助赵构建立抗金大本营的过程中,功居一等,授后军统制。赵构登基,始建御营五军,授前军统制。
  可见,张俊与刘光世不同,是南宋初期能征惯战的名将,而岳飞、扬沂中、刘子羽等名将,均出其下,亦均受其所荐而显名,故史家谓其妒贤疾能,并不确切。但其在贪财私敛方面,却比刘光世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家的田租收入与当时最富有的绍兴府相等,有时甚至超过两倍还多!据说当时杭州最毫华的酒楼就是他开的,银子多得自己都数不清。为了防盗,竟独出心裁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起名叫“没奈何”,弄得高宗屡次提醒他不要与民争利。而更为军界所不齿的,则是他把为国打仗的部下,当作为自己积累财富的无偿苦役,更何况他在保存实力方面与刘光世不相上下。这无疑使他的军队战斗力大打折扣。
  故从高宗五年起,金与南宋在陕西、湖北、江淮之间进入了以伪齐为主、金兵为辅的拉锯式对峙期,而高宗则利用这个机会,将主要将领及其主要兵力用于清剿叛乱,岳飞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步成为南宋中兴名将的。
  也正是在这个重整旧河山的艰难过程中,君臣上下整整耗费了十年的心血,南宋才终于形成了以吴玠为总指挥、拥有七万精兵的陕西方面军;以岳飞为总指挥、拥有十万精兵的湖北方面军;以刘光世为总指挥、拥有五万二千精兵的淮西方面军;以张俊为总指挥、拥有八万精兵的淮中方面军;以韩世忠为总指挥、拥有八万精兵的淮东方面军的五大军事主力,并辅有刘锜、扬沂中各率两万精兵的独立兵团作机动。这四十余万精兵,西起陕西兴州,中贯湖北襄樊和安徽庐州,东到江苏淮安,对占据河南及部分淮南土地的伪齐,形成了重兵合围之势,首次在对金的实力对比中,稍稍占了上风。
  也正是在这令人鼓舞的形势下,高宗于继位后的十年八月,首次在临安(今杭州)下达了第一个针对伪齐刘豫傀儡政权的北伐亲征令,并把大本营由杭州前移到长江边上的建康,同时决定在这里建太庙,安放太祖赵匡胤的神位——这已然是决心在此建都的表示了!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曾任楚州安抚使、淮南东路兵马钤(qián)辖、武泰军承宣使、行营左护军副都统制的淮西方面军主要将领郦琼,竟因对人事安排不满,于转年八月,杀兵部尚书吕祉,胁迫淮西方面军主力四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31:00
万人投伪齐,顿使双方实力逆转!从此,高宗彻底放弃了依靠主战派,以武力恢复故土的想法,决然退出建康,建都杭州,一心议和了。
  
  看看此时的南宋,再看看此时的大金,想想当年的北宋,再想想当年的大辽,你就知道此时大金不可能一口吞掉南宋,但南宋仅凭着一个“岳家军”,也绝不可能打败如日中天的大金,双方在这样的态势下积极寻求和议、与民休息,显然是唯一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高宗北伐,“刘豫闻亲征,告急于金主亶求援,亶不许”而求救不应的原因。
  在这里,金已十分明确的表示了其弃齐和宋的决然态度,并在郦琼反叛,南宋北伐不得不中止的不利态势下,于该年的十一月,反再出乎意料的废掉了南宋心腹大患伪齐,答应返还徽宗梓宫(盛尸身的棺材,时徽宗已死)及皇太后回南,同时还答应把原属伪齐的河南诸州还给南宋,结果最后则把陕西也还了。
  此时此刻,你说是宋、金议和正确呢,还是继续打下去正确呢?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33:00
  (五)岳飞不可能直捣黄龙府
  
  公元一一四一年,即高宗十四年,金背盟攻宋,岳飞就是在这次的反击战中,率军打到了令后人振奋不已、跃跃欲试的朱仙镇的。然而,也正是这个朱仙镇,一千多年来却一直使我们错误的认为,如果岳飞不死,如果能让岳飞放开手去打,如果南宋不用十二道金牌把岳飞招回来,岳飞就一定能够彻底收复失地!真是这样吗?
  在南宋的五大主力中,岳飞的军队无疑是南宋最强的主力之一。大本营所以要把刘光世、张俊二人的军队放在整个战线中部,无非就是因为这两位进取不足,守成有余,关键时刻,万不得已把刀架在脖子上,他们还真能打几个象样的仗。而他们前据淮河,背依长江,能进则进,不能进则守,守不住则退,敌方一旦跟进,则即成孤军深入之势,钻进左有岳飞十万大军,右有韩世忠八万大军形成的口袋中。反之,如把他们放在岳、韩两侧,一旦溃退,则中部进攻之军立无退路,必将导致陕西战线、淮东战线连带崩溃,川蜀、江南亦将不保!
  而当高宗十三年郦琼叛变后,南宋中部防线,就只有张俊的八万人马,及原淮西方面军副将王德新补充的两万人马。还有就是刚刚赶到顺昌的刘锜的两万人。从名义上,王德归张俊节制,但王德向大本营明确表示了不愿归其指挥,而大本营基于郦琼正因此反叛,亦不敢强拗,故在金背盟后,高宗不得不再强命早已因畏战、厌战而罢职的刘光世重任淮西前线总指挥。而刘光世则勉强过江到和州,就再也不肯往前走一步了,这就造成了高宗十四年那场大战开战后,淮西各军实际上的各不统属。
  前面说过,当金兵渡河时,刘锜正在赶赴东京的行船上,接信即舍舟登车,只随行数人匆匆赶到顺昌城,急派人催所部并向大本营求援。天刚明,金军已到河南边城淮宁(今河南淮阳,古陈国,故又称陈州),幸亏所部两万兵已携家属于四更赶到。顺昌保卫战于此时正式开始,历时整整三十天,而岳飞派遣驰援的张宪、姚政,张俊派遣驰援的王德,却都是在保卫战结束后才赶到的。显然,南宋君臣根本就没有想到刘锜能在此打什么顺昌保卫战!也正是因为如此,秦桧才在刘锜击退金三路都统葛王褒数万大军后,金兀术十二万大军尚未合兵前,要其见好就收,撤回两万宋军及顺昌百姓,以免因实力过于悬殊致前功尽弃。那么,南宋大本营为什么不坚决反击呢?史载:
  “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丙戌,金人陷拱州,守臣王慥死之。撒离曷自河中趋永兴军,陕西州县官皆降。丁亥,金人陷南京,留守路允迪降。刘锜引兵至顺昌府。己丑,金人陷西京,留守李利用、副总管孙晖皆弃城走,钤辖李兴率兵拒战,不克。辛卯,胡世将自河池遣泾原经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敌金人。京、湖宣抚司忠义统领李宝败金人于兴仁府境上。癸巳,知亳州王彦先叛降于金。金人陷永兴军,趋凤翔。丁酉,命胡世将移陕西之右护军还屯蜀口。以福建、广东盗起,命两路监司出境共讨。己亥,命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庚子,以吴璘同节制陕西诸路军马,听胡世将便宜黜陟、处置军事。辛丑,金人犯凤翔府之石壁砦,吴璘遣统制姚仲等拒却之。金人围耀州(今陕西铜川),郭浩遣兵救之,金兵解去。”
  看清楚,顺昌保卫战开始前,不仅岳飞正面的“河南诸州继降”,很少抵抗,更严峻的是岳飞的左翼陕西前线,也“陕西州县官皆降”!时陕西方面军总指挥吴玠,已于上年六月病逝,大本营派四川制置使胡世将统军,各将分兵驻屯各地,虽大本营已命吴璘将各军,但聚兵不及,只能勉强分兵三千迎敌。“蜀口”就是由秦岭进入四川的山口,“还屯蜀口”就是陕军已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倾全力保卫四川。
  
  那么,陕西、河南为什么不抵抗呢?
  这是因为此前的和议条约中,规定在金退还陕西、河南之地后,原金委任的官员,南宋不得无故撤职。金坚持这个条款,也是为了金本身的利益,目的无非是把这一带做为军事缓冲区,以防南宋背盟报复。而南宋为了实际上掌握这两地,在一年中已陆续向各主要城市派遣了一些官员,如刘锜及投降的东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和“弃城走”的西京留守李利用、副总管孙晖,“率兵拒战不克”的钤辖李兴等,但毕竟还是少数,故当金人背盟攻宋时,那些金任命的官员,怎么可能会舍命坚守呢?而南宋大本营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要刘锜击退金军后,见好就收,免得前功尽弃,难道真的就是畏敌如虎,投降卖国吗?
  但也正是因为刘锜出人意料的在顺昌以少胜多,连败金军主力,大获全胜的辉煌战绩,使得金兀术再现高宗四年十万大军一举突破长江防线,直插南宋腹心的旧梦破灭,才为南宋赢得了分析决策及各路大军调动部署的宝贵时间,这也是为什么顺昌保卫战长达一个月,雷厉风行如“岳家军”及素有“夜叉”之称的王德援军,才在大战结束后到达的原因。
  那么,是不是此时岳飞就能趁顺昌保卫战全胜之势,“打过黄河,直捣黄龙府(金旧都,在今吉林省境内)”呢?
  根本不可能!
  
  史载,“闰月,癸酉朔,张俊遣统制宋超败金人于永城县朱家村……壬辰,岳飞遣统制张宪击金将韩常于颍昌府(今河南许昌),败之,复颖昌。丙申,张宪复淮宁府……岳飞遣统制郝晸(zhěng)等与金人战于郑州北,复郑州。李兴复汝州(今河南临汝),与金人战于河清县,败之,复伊阳等八县,李成遁去。韩世忠遣统制王胜、王权攻海州(今山东连云港海州镇),克之,执其守王山。戊戌,张俊率统制宋超等及王德兵会于城父县,郦琼及葛王褒遁去,遂复亳州(今安徽亳县)。己亥,金人救海州,王权等逆战,败之,复怀仁县。庚子,张俊弃亳州,引军还寿春。”
  看清楚,当岳飞在与金人大战时,张俊与打下宿州的王德合兵策应岳飞右翼,攻占了位居河南颖昌与江苏重镇徐州之间的战略要地——安徽亳州。此时,岳飞除了左翼的陕西是威胁外,右翼则有顺昌刘锜、亳州张俊、宿州王德、泗州扬沂中、楚州韩世忠,只要陕军牵制住岳飞左翼金军,岳飞确可放手一博。但现在的问题是,除了岳飞的十万大军可以成一只拳头出击外,刘、张、王、扬、韩可是互不统属的。刘锜主要任务坚守顺昌,保证岳飞右侧后翼,扬沂中坚守泗州,保证韩世忠左翼,这两支军队基本上是不能动的。而张俊出兵,也并不是八万人马全部出动,他还要把主力放在长江中部一线,防止一旦失利,避免长江成为空防,故在中部战线,也就只有张俊、王德的四、五万人可以机动作战,而这些军队,张俊部下的战斗力,又远低于王德。但他们面对的,却是金四路大军中葛王褒与叛将郦琼的十万余人,如果上去硬拼,显然是难以取胜的。可如果此时在安徽境内肃清金军的情况下,将这四、五万人退依淮河设防,则不仅可背依长江守军接应,还可在刘、扬两军的钳制下,形成一个袋口,有效实现了战线中部的四军协防,这就是军事上的“守江必守淮”。因此,张俊占领亳州仅六天,就督促王德率主力大踏步的退过淮河,到寿春布防去了!
  【埃涅阿斯】:这段我是看了非常不爽的,宋朝之所以窝囊,就窝囊在个“持重”、“万全”,这一持重万全,态势一下子就被动了,孙膑兵法言“必攻不守,兵之急也”,就是说打仗一定要尽可能争取主动进攻的姿态,要力争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把敌人推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才是指挥战争的最高境界。这和西方谚语“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是一个道理。从来打仗哪有个万全?人身上拳头只有两只,可以挨拳头的部位却处处都是,一味防守,守得住吗?又担心岳家军左翼,又担心岳家军右翼,又担心两淮,又担心建康、临安的安全,处处要防守,处处要派兵,南宋明明有四十万大军的兵力优势,这么一算一算,反而不够用了,处处兵力都捉襟见肘。金兵其实就是兀术手下一支主力,不过十万出头,按宋朝这么搞,倒是处处都占优势了,这仗还打个屁。简直和后世的老蒋一个德行,明明占有巨大的数量优势,偏偏处处分兵,老毛则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集中兵力逐个击破,最后愣是让星星之火的红军把八百万国军给打垮了。守守守,就是这个守字害人,赵构如果实在不放心自身安全,把其中一支军队调回建康守江防去啊。让其他各路放开手脚打呀,难道兀术还有当年的本事打过长江?就算他真能过江,大不了你赵构再往海上跑一回呀,怕个卵?上回韩世忠才8000兵就差点把他干掉了,这回宋军都四十万了,抄他后路还不把他瓮中捉鳖?老毛当年在延安,在西柏坡,有多少兵啊?胡宗南二十几万人追着二万多人跑,老毛怕过吗?不但不怕,还乐着呢,就我一个毛泽东牵制了你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其他各主要战场压力可就减轻很多咯。打仗有时候就是拼双方统帅的意志,就像下象棋,我方的车马炮追着敌方的老帅杀,敌方的棋子也一样的有机会杀到我方的九宫来,双方就是比拼谁先快一步将死对方。像赵构这么胆怯,把车马炮在河口摆成一排,堵的严严实实,压根不敢放对方一个棋子过河,这要不是有十倍百倍的兵力优势,是打不赢战争的,这样的棋手要赢棋,两个车,两匹马,两个炮,五个兵是不够用的,必须得十个车,十匹马,十个炮,五十个兵,把棋盘塞的满满当当的才够用。
  而韩世忠则在打下了海州后,其后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挥军进攻做为徐州军事屏障的淮阳军(徐州下邳,宋代地名加“军”者,类于今天的军区,主官军政兼职;淮阳军区可调动大半个山东兵员),虽已攻入城门,可最终还是败下来了。这是韩世忠无能吗?不是。实在是他手下虽号称八万,其实在楚州前线一直只有三万人马,其它人马则布署在身后的广大淮东地区,与张俊一样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33:00
,做为一旦失利后的接应,及防止金人冲击长江天险后备。而他却要面对整个山东及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重镇,左翼则只有扬沂中在泗州的万余人马。而在张俊、王德退过淮河后,大本营命扬与刘锜协防亳、宿二州,而扬只能亲带骑兵一千五百人进入宿州,作为主力的步兵,仍需留在泗州,协防楚州。史载——
  “金人诡令来告敌骑数百屯柳子镇。存中欲即击之,或以为不可,存中不听。留王滋、萧保以千骑守宿,自将五百骑夜袭柳子镇,黎明,不见敌而还。金人以精兵伏归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溃。参议官曹勋不知存中存亡,以闻,朝廷震恐,于是有权宜退保之命。既而存中自寿春渡淮归泗,人心始安。”
  再看清楚点,此时岳飞的右侧后翼,可是只有刘锜的两万人马了,而岳飞却在两翼连防守都困难的情况下,“又遣兵东援刘锜,西援郭浩,自以其军长驱以阚中原”。郭浩是陕军,前面曾提到他援耀州(今陕西铜川)。而岳飞说是十万大军,可他却负责武昌到襄阳的千里战线,除需分兵援陕外,每打下一地,也要分兵防守,等他打到离东京只有二十五公里的朱仙镇时,身边多说也过不去三、四万人马,要不怎么史书总是记载“兀术益兵来,部将王刚以五十骑觇敌,遇之,奋斩其将。飞时出视战地,望见黄尘蔽天,自以四十骑突战,败之”,及岳云以八百骑兵冲击金兵数万,全是以少胜多呢。而以少胜多的“败之”,只是击溃,不是“全歼”,金军实力还在,不管是金军欲诱岳飞进入东京,聚而歼之,还是真要退过黄河聊避其锋,岳飞仅凭手下这些人马,真要是孤军深入,打过黄河,他还有可能回来吗?
  只要想想当年金兀术气势汹汹的十万大军打过江南,回来时却被韩世忠区区八千人就打成那个孙子样,就可知什么叫强弩之末了——此时此刻,你说岳飞究竟是该趁势打过黄河,直捣黄龙府呢?还是应该马上撤军回防荆襄呢?这就是为什么大本营要在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下死令让他退军的原因!
  这难道也是要卖国吗?
  后人无不痛惜岳飞的“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但又有谁实事求是的问过一声——
  十年谁人之功?何为废之一旦?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35:00
  (六)岳飞并未大破“拐子马”
  
  什么是“拐子马”?
  《宋史.岳飞传》中载:“初,兀术有劲军,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官军不能当。是役也,以万五千骑来,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遂大败之。兀术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胜,今已矣!’”
  首先要指出的是,作这段记载的史家,在军事学上是一个无知的糊涂虫。因为“飞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阵,勿仰视,第斫马足”的战术,根本就不是用于对付“拐子马”的,而是典型的对付“轻骑兵”的作战方式。
  中国军事史上的骑兵建制,始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此前,中国的军制则以“车战”为主。而车战又是对付当时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的集团进攻最有效的战争手段。但车战的最大缺陷,就是它的不灵活及速度慢,顶多就是“击溃”骑兵,而不能“歼灭”骑兵。而自赵武灵王取游牧民族紧袖轻服的着装特点,学习骑马射箭并建立起骑兵部队后,中国的军事战术中,就有了以骑兵打步兵,以车战抗骑兵这样相辅相成的先进战术。不过,无论怎样先进,战争还是以步兵集团为主力的。于是,在长期的衍变中,车逐渐转向装运粮草器甲的随军运输工具,只在遇到骑兵时,才把它连接成“墙”,步兵隐在其后,用弓箭阻挡骑兵。
  
  然而,战争是以取胜为基本原则的。而取胜的最佳手段,就是偷袭或突袭。所以,当行进中的步兵或在战场上正厮杀的步兵突然遭到骑兵闪电般的突袭时,往往来不及或根本就不可能利用随军车辆,这就迫使步兵必须找到一种不依靠车辆、在野战中有效对付骑兵的战术。《宋史.吴玠传》载:
  “璘阅兵河池,以新战阵之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敌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陈如之。凡陈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替之。更替以鼓为之节,骑出两翼以蔽于前,陈成而骑兵退,谓之叠陈。诸将窃议曰:‘军其歼于此乎!’璘曰:‘古之束伍令也。军法有之,诸君不识尔。得车战馀意,无过于此。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房知车战之利,可用于平原旷野之间,而不得车战之法,其败固宜。敌骑长于奔冲,不尔,无有能抗之者。’”
  吴璘是吴玠的胞弟,这里是说他发明的一种对付金军骑兵优势的新战术,大意是遇金兵时,自己骑兵先从两翼出动,与敌对峙,步兵趁机布阵,前面两三排坐于地上,手持长枪,斜刺向前,后面一排弓弩手跪于地,再后是强弓硬弩,阵成,骑兵撤后。大家怀疑步兵坐在地上对骑兵,岂不是坐以待毙么?吴璘说,这是古代就有的战术啊,在军法上就写着,是从车战借鉴来的,在适宜平原旷野上对骑兵,你们只是不知道罢了。
  于此,我们不妨把这个“古之束伍令”称作步兵“点式小单位”战术。
  这种战术简单灵活,随时随地可实施,因为它是按照军制基本单位的“什人”建制而设定的,也就是今天的“一个班”。当发现大规模骑兵集团突袭时,只要指挥官一声号令,大家立即在各自所属的“什人长”带领下,以“什人”为单位,面对敌骑方向,前三名士兵席地而坐,将长枪末端顶在地上,两膝夹紧,双手紧握,枪尖斜刺向一人高的前方;第二排三名士兵,则以跪姿贴其后,双手紧握长枪,未端夹在腋下,枪尖直刺前方约一人半至两人高处,这样布阵的唯一目的,就是阻止马的前冲及跨跃;而站在最后一排的三名士兵,则持弓放箭,负责射杀正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和马。
  这样的“什人”单位,就是战场上的“一个点”,而“点”的间距则数米至十来米不等,布局错落,看似随意,却散而不乱,迫使敌骑不得不在这些“点”中间乱窜,由战术上的主动攻击,转为战术上的被动挨打。而单个的步兵,由于是十人紧密挨在一起作战,以静制动,非常适应抑制人的紧张心理,故能使“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
  实战中,步兵们又发现敌骑虽然对己失去攻击能力,但毕竟还能在“各点”的空隙间乱窜,并没失去其“机动”能力。又于是,有人开始尝试用长枪横扫侧方的马腿,干扰马的奔跑,只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启发步兵想起在枪刺的下面,安装一把勾形的镰刀,用以坐在地上或蹲在地上横割马腿。这就是“麻扎刀”——一种把镰刀用麻绳绑扎在长枪上的作战武器。
  也就是后世兵器谱上的“钩镰枪”。
  
  但需要注意的是,把枪刺与铁镰打造在一起的“钩镰枪”,仅是“兵器谱”上的一种武器,并非军事史上的“实战”武器。真正用于对付骑兵的并非“钩镰枪”,而是“麻扎刀”。也就是说,事先打造好的铁把镰刀,平时只是一种辅助器械,与枪身是分离开的,因为它的钩形刀刃,太容易伤人了。
  那么,这是不是说,骑兵在步兵的“点试单位”战术及“麻扎刀”武器面前,就再也拿步兵没办法了呢?
  不是。既然步兵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探索出新的战术及武器克制骑兵,骑兵也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特长,探索出克制步兵打骑兵的战术。于是,在骑兵的发展史上,就出现了“重装骑兵”。
  所谓“重装”,就是让人与马都披挂上厚厚的铠甲,这样就有效的防止了弓箭的伤害。而马上士兵手中的武器,也不再是细长轻便的马刀,全都换上了粗壮的长枪,这与今天西方影视剧中的“骑士”非常相象——作战时也是一手挺长枪,一手带缰绳,靠马的冲击发挥枪的冲刺威力。
  但这同时也限制了马的奔跑速度,及人与马的机动灵活性。
  所以,重装骑兵作战,最忌的就是单兵出击,或散漫式冲击。最佳战术,就是组成方阵,各自保持一定距离,同时起步,不求快,而求步调一致,速度虽比轻骑兵慢,但远超过步兵的奔跑速度,形成一排排、一方方不怕弓箭远距离杀伤的装甲“墙”,在一道道“墙”上挺出一排排穿透力空前强大的长枪,这就使步兵的点式单位麻扎刀战术顿失作用。
  首先就是不能在地上坐着或跪着了,必须站起来迎击,可在长枪与弓箭都失去防卫和攻击作用的情况下,就算他们能躲过第一排重装骑兵的冲击,也难躲过第二排、三排及后面一排接一排长枪及装甲马匹的冲击,好容易逃过这一劫的,面对紧跟在骑兵后面冲锋的步兵集团,还能再有多少抗击信心、勇气及实际还手能力呢?
  
  那么,这是不是说,此时重装骑兵就是主导战场致胜的法宝了呢?
  不,事实正相反。重装骑兵自出世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成为战场致胜的有效手段。
  重装骑兵的战术优势,就在它的集团方阵冲击能力,可这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因为既称战场,就必有敌方,不管对手是轻骑兵还是步兵,总归还是“兵”,只要稍有抵抗,就会造成重装骑兵方阵的变形,势必阻挡后排的进攻,一波波的消弱其战斗力,此时若对方再有勇士杀入方阵中左冲右突,干扰惊乱马匹前进方向,则重装骑兵威力顿失。因此,重装骑兵自其出现,也就只能在特殊的场合下,还必须有轻骑兵、步兵保障其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它的冲击威力,所以一直无法成为决定战场致胜的关键因素。而历史上真正发挥出重装骑兵潜力,让重装骑兵成为战场上绝对致胜因素的,就是女真人。
  女真人最早的祖先叫靺鞨氏。靺(mò),用皮革制成的袜子;鞨(hé),用皮革制成的鞋子。可见,女真人的先祖善于制革,显然是以游牧为主,渔猎为辅的。东汉末期,其子孙生活在今东北地区的松花江、黑龙江、牡丹江、长白山一带,分为粟末、伯咄、安车骨、拂涅、号室、黑水、白山七部,但到隋唐时,就只有粟末和黑水两部了。此时,两部均附于高丽(朝鲜),唐太宗派李绩征高丽,黑水部就曾发兵十五万助高丽,被唐军大败于安市。后于唐玄宗开元时期来朝,玄宗封其地祖居地为黑水府,首领封都督、刺史,并派官员为长史监其治,赐姓李,名献城,领黑水经略史职。其后契丹兴起,遂绝朝贡。在松花江、牡丹江一带的女真人归契丹,称熟女真。而在长白山、黑龙江一带未归附契丹的女真人,则称生女真,自谓“白山、黑水”。
  金的始祖叫函普,原住在高丽境内,六十岁时决定脱离高丽内返,其兄阿古乃不愿相从,曰:“后世子孙必有能相聚者,我就留在这里吧。”函普回来后,娶女真完颜部女为妻,其后人完颜氏逐渐统一女真各部,开始了女真族争霸天下的大业。此时,阿古乃的后人也离开居住地参加进来。但不管这时,还是以后,金国是金国,高丽国是高丽国,与先前的秦、汉、魏、唐,和后来的宋、元、明清一样,咱们与朝鲜都是兄弟关系,除了晚清实力不行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的。而汉族与朝鲜族也一直都在两国间享有自由居住权。假如(注意:这里说的是“假如”)有些糊涂东西借金的祖先曾居于白山、黑水和朝鲜一带,而说咱们今天的长白山、黑龙江一带、甚至连牡丹江一带都不是我们的,那你就完全可以反驳他,当年是女真人在为自己争霸,不是在为“其它国”争霸,更不是“哪个国”在指挥女真人争霸。而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国失败后,女真人并不是跑到哪个国家去了,而是自愿融入了中华民族。若照你这个逻辑,那你是不是早该跟着融进来了呢?
  而女真人之所以特别钟情于重装骑兵建设,则除了他们游牧民族的特性在于骑马外,主要就是兵力资源太少,因此他们才利用多皮革的优势,发展攻击潜力具大的重装骑兵。而重装骑兵在他们手中雄风振起的决定性因素,却不过是在马的嚼口上,系了一段小小的“韦索”而已。
  韦索,就是皮条。或说用皮割成的绳索。
  也正是这样一条小小的皮绳,使马在受到冲击干扰的情况下,个体无论怎样惊慌失措,也无法改变其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35:00
前进方向,从而保证了重装骑兵方阵的强大攻击力。故女真人当年才能屡屡以少胜多,素有“女真不过万,过万无能敌”之称。
  而经过女真改进的重装骑兵之所以要叫“拐子马”,也并不是如史家所说的是它们“从阵地两侧拐出去冲锋”,因为轻骑兵出击时,也是从阵地两侧冲出去的。且不从两侧冲出去,还能从阵地中间的步兵身上踩过去吗?
  “拐子”是北方地区对跛脚“瘸子”的别称,而“拐子”与正常人相比,最大的差距,就是在双方的速度比中,“拐子”由于一只脚不灵活,使速度受到限制。这种称呼用在加了“韦索”的重装骑兵身上,则是指马匹不经过一定训练,步调肯定是不会一致的。尤其是马匹进入惯性奔跑阶段后,很难控制其速度的一致性,这势必造成一组三匹马中的快者被慢者拖住,慢者被快者加速的组与组之间的不协调,从而破坏重装骑兵方阵的攻击能力。于是,在训练中,就需把马的两条前腿用统一长短的绳索系住,使马在奔跑起来进入攻击速度时,快者无以加快,慢者无以放慢,始终保持统一的均匀速度。
  “拐子马”不是指它的战术,而是指它的速度限制。
  也就是说,不管咱们的军事史上出没出现过《水浒传》上写的那种用铁环联结重装骑兵的“连环马”,徐宁都不可能用“钩镰枪”大破“连环马”。也只有这种很可能是虚构的兵种,才会“一马仆,二马不能行”。而女真人所以在马嚼口上“贯以韦索”,而不是铁链,也正是怕出现“一马仆,二马不能行”的现象——区区皮绳,随便用佩刀一割就断了,故若一马仆,二马照样行。显然,当年的女真人比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和拍《水浒传》电视剧的导演们聪明多了。当然也比写《宋史.岳飞传》的那些史家聪明多了。
  这就是为什么要说指挥岳家军以“麻扎刀入阵”的岳飞,并未大破“拐子马”的原因。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或许是史家记载岳飞大破“拐子马”时,只是把所用的武器错记成破轻骑兵的“麻扎刀”了!仅以一个“麻扎刀”的错记,凭什么就肯定岳飞没有大破“拐子马”呢?
  答案则是——
  之所以要断定岳飞或岳家军并未大破“拐子马”,并非只凭史家的一个“麻扎刀”记载,而是金军的这个致胜法宝,已在此前刚刚结束的顺昌保卫战中,早已被刘錡率领的“八字军”全歼了!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37:00
  (七)大破“拐子马”是南宋集体智慧
  
  女真人崛起之时,大辽(契丹)曾发兵二十万征讨,却被女真区区不足万人打得丢盔弃甲,大败亏输。后又以四万打败大辽皇帝亲征军七十万,故有“女真不过万,过万无能敌”之称。而女真人屡屡以少胜多,靠的就是训练有素的独家致胜法宝——拐子马!
  “拐子马”为什么这样历害呢?
  在《宋史.刘锜传》中,介绍了“拐子马”的具体作战方法,“……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
  史家在这里也有一个错记,即“铁骑分左右翼”是不对的。因为“拐子马”是一个集团方阵,其最大优势,就是“勇往直前”,最忌的就是在冲锋时左右转弯,否则阵形必乱。所以,“拐子马”是不能作为首发冲锋陷阵的兵种使用的,必“战酣然后用之”。
  战酣,就是两军交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最激烈之时。用在这里,就是面对敌方兵力占绝对优势时,先派步兵与敌方步兵殊死战斗,若敌方原就人多,或主将仗着人多势众增兵助战时,己方主将即鸣金让步兵撤退,造成战败怯敌的假象,时弓箭手立即上前,射住阵脚,阻击敌方步兵追击,掩护己方步兵撤退,使敌我拉开一定距离,而阵前密布的旌旗后面,“拐子马”早就列阵而待,故步兵不可能向阵中撤退,只能闪向左右两侧,当敌方步、骑兵鼓勇大进时,旌旗倒处,“拐子马”如江河溃堤之势杀出,铁流奔泻,锋芒所向,谁人敢当!且最喜的就是敌方人多,布阵纵深越厚越得势,狂飙横扫,雷庭万钧,所过之处,无不狼奔豕突,肝胆俱裂——此时再以轻骑兵直突敌方主帅旗下,则后继步兵,也就只剩区区赶羊缚鸡之劳了。
  这就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宋军常常以数倍兵力决战金军,且士气无不高昂激奋,却无一不遭毁灭性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南宋初年,如何以现有军力打破女真“拐子马常胜军”的神话,就成为南宋各军上下及大本营军事专家们的当务之急!而首先尝试破“拐子马”并取得胜利的人,就是韩世忠。
  
  高宗八年(公元一一三四年),南宋经过数年不懈努力,逐渐形成了五大主力阵容,而岳飞则从鄂州(今武昌)渡江,以破竹之势,收复了千里汉水沿岸的伪齐之地,直下襄阳,横扫新、邓,将陕西与江淮连为一体。伪齐刘豫惊惶失措,便与金人合兵,大举攻宋。高宗亲下手札,命韩世忠迎敌。时韩世忠以建康(今南京)、镇江、淮东宣抚使驻守在镇江,接命即遣部将解元率步军主力,赶赴高邮当敌步军,自提轻骑过江趋大仪(今江苏扬州西北大仪集一带)当敌铁骑。时宋军对金人“拐子马”心怀畏惧,为坚军心,韩世忠伐木为栅,截断自己退路,以表在此与“拐子马”决死之心!
  大仪紧邻邵伯湖,属水网泥沼地带,草高水多,不利骑兵行动。韩世忠将人马分为五阵,交错设伏二十余处,并设计示弱,让敌误以为宋军害怕,已撤向长江布防,故金骑始敢从此经过。史载:
  “聂儿孛堇闻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挞孛也拥铁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揕(zhèn)人胸,下斫马足。敌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挞孛也等二百余人。所遣董旼亦击金人于天长县之鵶口,擒女真四十余人。解元至高邮,遇敌,设水军夹河阵,日合战十三,相拒未决。世忠遣成闵将骑士往援,复大战,俘生女真及千户等。世忠复亲追至淮,金人惊溃,相蹈藉,溺死甚众。捷闻,群臣入贺,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与求曰:‘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厥功不细。’帝曰:‘第忧赏之。’”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载记中,沈与求曰的那个“自建炎以来,将士未尝与金人迎敌一战,今世忠连捷以挫其锋,厥功不细”实在是胡说八道,先不说四年前的那个韩世忠大战黄天荡,只说此前三年即高宗五年,陕军的吴玠,就在大散关东的和尚原,仅以数千宋军,就彻底打败过金兀术亲率的十万大军,最后逼得金兀术削须换服,狼狈逃窜,仅以身免,首创宋军以少胜多,全胜金军的战例!这次战役,后面将专章涉及。
  嵬者,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制酒壶,“背嵬”就是背着酒壶的人。而在军中,只有将军才可随便饮酒,而为将军背酒壶的,自然就是亲兵。“背嵬军”就是亲军,按今的话说,就是一军之精锐,主将依靠专打硬仗的部队。
  
  请注意,这里背嵬军所使用的武器,可不是长枪大刀或“麻扎刀”,而是“长柄大斧”——这才是破“拐子马”的专用武器!
  为什么非用长柄大斧呢?
  因为斧既有锋刃,又有锤子一样的重量,面对刀砍不动,枪扎不透,箭射不穿的“重铠”,长柄大斧抡起来,亦砍亦砸,即使伤不了皮肉,也照样砸你个骨断筋苏,砍你个哭爹叫娘——什么狗日的“拐子马”,玩勺子去吧!
  揕者,震也,本意为“刺”,用在这里,就是用斧背的砸击力,震透甲士胸部的重铠,造成严重的内伤。
  而韩世忠所以要把部下分为五阵,设伏二十余处,而不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骑,就因为他从长期对抗金人的作战中,看出“拐子马”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它的长枪只能在正前方逞威风,而于侧背,则在一手夹枪的情况下,毫无能为,只能挨打。所以,他才选水网地带,让金骑跑不起来,而在行至宋军埋伏地点时,侧翼必然暴露,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大斧在身边上下翻飞,“上揕人胸,下斫马足”,玩命的往自己身上抡……
  若只看这一仗,其实并不大,金人不过才四、五百骑,最终俘获也不过二百余人,但这却是宋军首次彻底打败并全歼“拐子马”的战例,其意义则是空前而具绝对转折性的。
  从此之后,宋军就再也无人畏惧“拐子马”了。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刘锜才在数年后,于顺昌保卫战中,史无前例的创造了“大破拐子马”的辉煌战绩。史载:
  “方大战时,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牙兵三千督战,兵皆重铠甲,号‘铁浮图’;戴铁兜牟,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即用拒马拥之,人进一步,拒马亦进,退不可却。官军以枪标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臂,碎其首。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自用兵以来,所向无敌;至是,亦为锜军所杀。战自辰至申,敌败,遽以拒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声不绝,乃出饭羹,坐饷战士如平时,敌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马木,深入斫敌,又大破之。弃尸毙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积如山阜。”
  拒马,就是用三根长木、多根短竖木,按一定规则绑扎成的三角型器物,其中一排竖木较长,斜刺前伸,顶端削尖,摆在营门前或寨栅前,专门用于阻挡战马冲锋跨跃,故称“拒马”。
  浮图,即“浮屠”,佛教术语,原指佛教徒,后转指有德佛教徒死后葬身之塔。“铁浮屠”就是“让我们的铁甲勇士送你上西天”的意思。乍一看,挺历害,和“拐子马”一样不好对付。可实际上,要是“拐子马”都玩勺子去了,这人肉包子似的“铁浮屠”又算老几呢?因为这东西和“拐子马”一样,越是注重对自己的保护,就越笨,故宋军只管抡圆了长柄开山大斧,一股劲的连砸带砍就是了!
  而刘锜则在这里又多了一个“拒马阵”——就是在适合骑兵冲锋的开阔地上,用一条条“拒马”,摆成一个个方阵,交差错落,前后不一,士兵则躲在里面待机而发。这无疑是把韩世忠在水网地带对付“拐子马”的方法,巧妙而简单实用的搬到旱地上来了,同时就使原本开阔的空地,变成为数个临时堡垒交差隔断的曲里拐弯的“大胡同”,不管是重装骑兵,还是轻骑兵,或是步兵,在进攻中只能在这些胡同中穿插行进,遭受来自至少两个方向的打击。
  而金兀术所以一上来就出动“铁浮屠”,也正是因为此前金三路都统葛王褒与大将韩常,其统领的步骑与“拐子马”,刚刚在这个“拒马阵”上吃了亏,“锜用破敌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门射敌,无不中,敌稍却。复以步兵邀击,溺河死者不可胜计,破其铁骑数千。”因此,金兀术才首先出动铁甲步兵,在宋军步骑兵不敢接近的情况下,长驱逼近宋军用“拒马”摆成的临时堡垒而毁掉它们,使宋军在开阔地上无以屏障,再用“拐子马”打败他们。但他却没想到,正是他自己用于逼迫士兵只进不退的“拒马”,和宋军用于保护自己的“拒马”,把他笨拙的铁甲步兵夹在了死亡中间,反而一无能为,任凭宋军玩闹似的用长枪挑去金兵头上的铁盔,再用长柄大斧探身一通猛砍,可怜白白丢了这些乖乖的小命。金兀术一看不行,急忙鸣金收兵,却不想宋军不依不饶,鼓声响处,纷纷冲出临时堡垒,大斧长枪,一路追杀,直心疼得兀老四不得不强令“拐子马”出击,怎奈宋军后援及时将“拒马”推上前来,组成堡垒,让将士撤入其中,待“拐子马”被挡住不能行进而失去战斗力之际,复又冲出,再一阵乱砍,直打得金兀术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救又救不得,舍又舍不得,干眨巴眼在那跺脚吸凉气——
  而宋军打累了,则就近撤进临时堡垒中,城中的老婆孩子大姑娘小媳妇儿们,早做好了米饭馒头烙大饼,鸡蛋韭菜卷大葱,热汤热粥的让汉子们送上来,就在金军鼻子底下胡吃海塞,金军干咽着口水,却无一丝办法。因为那“拒马”内侧都有一排门板做挡箭牌,远了射箭没用,近了就冲出去砍你,只待吃饱了打几个响嗝,再放俩响屁,抄起家伙就又冲去揍你。是有“城上鼓声不绝,乃出饭羹,坐饷战士如平时,敌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马木,深入斫敌,又大破之。弃尸毙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积如山阜”之记,好不痛快!
  也正因为这一大仗打得太痛快了,“兀术平日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37:00
恃以为强者,什损七八”,所以当岳飞大战郾城时,才不可能大破“拐子马”。都让刘锜打没了,还打什么呢?而“拐子马”又并非只是弄些马披挂上些铠甲就行,战马不经过严格驯练,一定时间磨合,到一块就厮咬尥蹶子,是不可能投入战场的。故金兀术为遏制岳飞的凌历攻势,只能用轻骑兵上阵了。
  二十多年后,自觉收复海州的魏胜,则在顺昌保卫战“拒马阵”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巧妙的“连环车阵”,屡次以少胜多,大破金军步骑兵!史载:“胜尝自创如意战车数百两,炮车数十两,车上为兽面木牌,大枪数十,垂毡幕软牌,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辎重器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垒,人马不能近;遇敌又可以御箭簇。列阵则如意车在外,以旗蔽障,弩车当阵门,其上置床子弩,矢大如凿,一矢能射数人,发三矢可数百步。炮车在阵中,施火石炮,亦二百步。两阵相近,则阵间发弓弩箭炮,近阵门则刀斧枪手突出,交阵则出骑兵,两响掩击,得捷拔阵追袭,少却则入阵间稍憩。士卒不疲,进退俱利。伺便出击,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夜习不使人见。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
  请注意这段记载的最后一句,“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也就是说,无论是南宋初年,还是平常的什么年,下面的军队不管是打了大仗、小仗,也不管是伤亡多少、俘获多少,都是要向大本营如实汇报的,而大本营除了具实赏罚外,还要让军事专家们分析战例,研究成败,总结胜负原因,优者推广,劣者淘汰,及时指导军队的战术改进。故南宋初年的以“长斧、拒马破拐子马”战术,及其配套的器械制造,肯定也都是下发各军“遵其式造焉”的。
  所以,大破“拐子马”战术,虽离不开南宋初期一些个体、团体的创造性思维及大胆尝试,但也更离不开南宋大本营的及时总结,及由上而下的“诏诸军”推广。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38:00
  (八)岳飞.秦桧.王伦之死
  
  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受到侵犯的时侯,抗战与议和,是两种必然的选择,但不能将它们看作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也许倒可以把它们看作一条道上跑的两辆车,哪辆在前?哪辆在后?哪辆载重多些?哪辆少些?恐怕决定权不在道路,而在车况。它们的方向、目的是一致的,断然否定哪一辆的作用,恐怕有失公允。
  实力强大,你敢来,我就打;打跑了,也就跑了,议的哪门子和?这叫骚扰。一点实力没有,忽啦一下就被人家占领了,你倒是想议,可谁跟你议呢?这是兼并。但凡涉及到议和,大都实力即不是强大,也不是没有,也许局部打得不错,但全局形势不妙;也许局部不妙,可全局还不算糟糕。直让攻的精疲力竭,守的也焦头烂额,这才是双方议和的基础。高宗初年的南宋与大金,就是这个样子。
  因此,抗战与议和,就成为南宋初期的两个相对并行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不管相对的双方如何的水火不容,但做为南宋最高统帅的宋高宗,始终居间调和,不偏不倚的原因。
  
  徽、钦二帝被俘北迁,随行的皇亲国戚及宫人官员有二、三千人,这里面有相当数量的官员是自愿去的。有人说,自古哪有自愿被俘的?既自愿,就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但这只是后人的臆断。当时的人可不这么看,反倒是把这些人的行为看作忠义之举,也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做到的。即如当年范蠡、文仲随越王勾践去吴国作人质,越王都喂马,他们能有什么好差使?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才成为千古忠臣的典范。
  做为臣下,外敌入寇,自己没有本事保国安民,却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皇帝孤零零的被人家掳去异国他乡,别的能耐没有,只有抛妻弃子的陪着一起去,也算不枉这君臣一场的情义。虽不能说这就是爱国,但说句还有点做人的良心,总不为过吧?金所以要这样多的宋朝官员,则是为了让他们帮助自己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而从历史的经验上看,无论是前面的辽、夏,还是此时的金,或是其后的元,只要一旦把这样的体系完整的建立起来后,则无一不野性顿失,走向衰落。因此,在这样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敌方那里当差的人,只要没有切实的损害本国、本民族利益的行为,也不会被认作变节,回来也会受到应有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南归之人,大都能受到高宗接见,并大都给予妥善安排的原因。秦桧就是这些人中一个极为典型的人物。
  秦桧原是北宋左御史,在金人打进东京立张邦昌为帝时,曾进行过激烈反对,多次找金人抗议,结果激怒金人,把他抓起来,连同家人一起掳去金国。后也同其他人一样,被金人派以职务。
  秦桧是金兵左副元帅挞懒的军事参谋,他是在高宗四年十月从江苏的楚州前线,与妻子王氏一同回到宋军水寨的。有人说,秦桧是金人故意放回来的。对吗?对,这是事实。可也有人说,秦桧自己说是杀了看守,夺了条船跑回来的,显然是为了掩人耳目,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对吗?对,这也是事实。只是这个掩人耳目不是秦桧要掩,而是宋高宗要掩,也的确是掩那个回来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议和。
  
  需要注意的是挞懒这个人。他就是前面提到的高宗四年金兀术十万大军被韩世忠阻击在黄天荡时,那个在山东派兵接应的金军统帅,汉名完颜昌。而其资格也远比金兀术老得多,与粘罕是一代人,军功多在灭辽战争中。在对宋战争中,主要进攻山东及河南东部,刘豫的伪齐政权,就是他建议并扶持起来的。而最终也是由他提议和宋弃齐并亲自实施的。如果说秦桧是南宋主和派之首,那这个挞懒就是金朝的主和派之首。而南宋的议和派要是卖国行为的话,那挞懒在大金国如日中天之时极力主张与宋议和,也是要卖掉金国吗?
  所以,秦桧到挞懒的帐下当差,就不应该是一个偶然。因为金主和派首领还有封宋王、加太师、尚书令的金太宗之子宗磐;封陈王、领尚书左丞相、加开府仪同三司兼侍中的金太祖之子宗隽等其它多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议和是宋、金双方主和派的共同目标,也是当时备受战争苦难的各族民众的共同愿望。而秦桧在回到南宋后,提出以黄河划界,“南人归南,北人回北”的建议,显然也不是他个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若无金国主和派的首肯,恐怕他也不敢贸然在宋高宗面前下这样的保证,并始终坚持议和动议。我们从秦桧南归后仅四年左右,宋、金就议和成功,金退回河北,并主动废掉伪齐政权,而南宋则收回陕西、河南等黄河以南大部分失地,就足以看出他们当初的用心所在了。而这种用心究竟对谁有利,我们只要看看双方对待主和派的态度,也就一清二楚了。
  秦桧一回南宋,很快就被封为相当于今天外交部长一职的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升为副宰相,不到一年就正宰兼枢密使,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虽然这之后高宗迫于主战派压力,撤过他的职,但没几年又让他做枢密使,和议刚成,秦桧随即恢复相职,这之后就再也没离开过相位,并授予“太师”这样的文武职最高荣衔。这是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事实。
  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却是南宋和议全权大使王伦,于此次和议成功后不到七个月,就被金国骗去扣留。大多数人更不知道的是,促成这次和议的金国主和派首领挞懒、宗磐、宗隽,在王伦被扣不到一个月,就以出卖国家利益罪,被金国处死。
  
  王伦,字正道,其祖上是宋神宗朝与名相寇准同列的宰相、文正公王旦之弟王勖的玄孙。到他这一辈,家道中落,没上过学,任侠好义,往来东京洛阳之间,专干些打抱不平的事,虽数度犯法,但也没做过牢。北宋末年,东京失守,都中人民面对这样的惨败,悲愤不已,齐聚宣德门抗议不止,逼得钦宗无言以对,王伦乘势挤到钦宗面前自荐说:“臣能弹压。”钦宗解所佩夏国宝剑赐给他,王伦再言:“臣未有官职,出言不正,不好弹压?”钦宗取纸写:“王伦可除兵部侍郎。”王伦下楼来,找些相识的原本就在众人中起哄的混混们,分派他们传旨抚定,都人乃息。只是后来拿钦宗手札要官时,宰相何俦以王伦乃小人之行,并无正功,不过利用时弊而已,只补了他个修职郎,也就是侯补国家干部,并无实职。
  高宗元年,面对金兵如潮攻势,大本营广招胆识之士,专门充任和金使者,并问徽、钦两宫起居事。王伦慨然报名应召,升朝奉郎,也就是转为正式国家干部了,并授刑部侍郎名号,职充大金通问使。并以阁门舍人朱弁作他的副手。只是第一次赴金,就被扣留了。但这种扣留,并不是把他们关起来,而是不给他回去的通行证,回不去而已,多少还是有一些行动自由的。
  因此,当有一个叫陈忠的商人密告徽、钦二帝押在金故都黄龙府时,王伦就用钱买通陈忠,让他设法去黄龙府把南宋形势偷偷告诉二帝,由是两宫始知赵构已建立、并有效的领导着抗金大本营。不久,王伦又和粘罕建立起直接联系,以其胆识得到粘罕信任,有言曰:“先前你们遣来的使节,问他们什么,吭哧半天也说不上来,你跟他们到是不一样。”虽然当时金还在试图一举灭宋,仍对南宋随后派来的使者如宇文虚中、魏行可、洪皓、崔纵、张邵等人进行扣留,但对王伦的干练可信,已留下相当印象。
  高宗六年,在南宋已初步站稳脚跟,韩世忠在大仪、高邮大战中大破金军后,粘罕才不得不亲自找到王伦,坐下来谈起议和的具体条件,并让其回南宋商议。王伦见到高宗,讲了金人意图,并把数年留心的金国详情报告,以供大本营决策参考。高宗备加优奖,升其右文殿修撰,主管万寿观,并把其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子录用。当时,金国派来的使臣,无一不自大骄倨,而南宋陪同文官,往往不敢多措一词,唯王伦出面,每次都能不卑不亢,既挫其锋,又不损关系,是此愈为大本营所重。
  高宗九年春,徽宗及宁德皇后讣闻至,高宗以王伦为徽猷阁待制,假直学士,充迎奉梓宫使,以朝请郎高公绘副之,嘱咐王伦在见到金左副元帅挞懒时,晓以利害:“河南之地,金国既不拥有,与其让刘豫占着,年年为此与宋用兵,何必不归宋罢战呢?”伦奉诏以行,并带给太后、钦宗黄金各二百两,及银两于宇文虚中、朱弁、孙傅、张叔夜等被扣人员家属之在金国者。
  王伦至睢阳,刘豫派人欲强取国书。王伦回曰:“国书应当面交给金国皇帝,怎么能随便给你们拆看呢!”刘豫仍不死心,强命不已,王伦不屈不挠,坚持到金国迎接官员到来,渡河见挞懒于涿州,具言刘豫邀索国书无状,顺势离间:“象刘豫这样人,当年高宗那样信任他,他都背叛了,日后谁能保证他不背叛你们呢?”当年底,挞懒即废刘豫。
  王伦及高公绘返回南宋时,挞懒送王伦时,嘱咐说:“告诉你们皇帝,自今和议之道已畅通无阻,应抓紧时机,早定大计。”
  史载,“九年春,赐王伦同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充迎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既又以伦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尹。伦至东京,见金右副元帅兀术,交割地界,兀术还燕。五月,伦自汴京赴金国议事。初,兀术还,密言于金主曰‘河南地本挞懒、宗磐主谋割之与宋,二人必阴结彼国。今使已至汴,勿令逾境。’伦有云中故吏(认识王伦的北迁故宋官员)隶兀术者潜告伦,伦即遣介具言于朝(派随行人员回去告金有背盟意),乞为备。兀术遂命中山府拘伦,杀宗磐及挞懒。”这是高宗十三年八月的事,转年五月,金人就撕毁和约,兵分四路渡黄河,大举进攻南宋了。
  你说这样的议和究竟对谁更有利呢?
  
  再看那个王伦,虽然其后宋、金又再次签定了以淮河中流为界、并有岁输银绢等附加条件的“绍兴和约”,可正当宋、金臣民相互交好,远离战乱,尽享和议带来的安定之时,王伦却于被囚禁的六年后,惨死于金人之手。
  史载,“(高宗十三年)十月,伦始见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无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绍文为宣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38:00
勘官,问伦:‘知挞懒罪否?’伦对;‘不知。’又问:‘无一言及岁币,反来割地,汝但知有元帅(挞懒),岂知有上国邪?’伦曰:‘比萧哲(金使)以国书来,许归梓宫、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国寻海上之盟,与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两国耳。’既就馆,金主复遣绍文谕伦曰:‘卿留云中已无还期(你是不用想回去了),及贷之还,曾无以报,反间贰我君臣耶?(我们相信你,还河南、陕西地,你不仅不思报答我们,反往来离间我君臣上下)’乃遣蓝公佐先归,论岁贡、正朔、誓表、册命等事,拘伦以俟报;已而迁之河间,遂不复遣。十年(绍兴十年,即高宗十四年),金渝盟,兀术等复取河南。伦居河间六载,至十四年(高宗十八年),金欲以伦为平滦三路都转运使,伦曰:‘奉命而来,非降也(我是国使,不是被俘投降者)。金益胁以威,遣使来趣,伦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缢杀之。伦厚赂使少缓,遂冠带南向,再拜恸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辅相两朝(王伦祖上为宋两朝宰相),天下所知。臣今将命被留,欲污以伪职,臣敢爱一死以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于是河间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南宋)诏赠通议大夫,赐其家金千两、帛千匹。”
  
  岳飞死于自己人的“莫须有”罪名而成为民族英雄,王伦可是誓死不屈、实实在在的以国使身份死于金人之手,他虽然没有象秦桧那样的被后人骂作汉奸卖国贼,但在当年,也是骂声四起,受尽了委屈,多次辞职不许,可今天又有几个人知道他的死及为什么死呢?
  由此可见,以主战、主和定是非忠奸,是很难站得住脚的。而秦桧卖国求荣杀岳飞的说法,也根本无法成立。那么,宋高宗和秦桧为什么非要杀岳飞呢?其实,只要了解了南宋初期的国情后,再了解一下岳飞的行为得失,也就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千古之谜了。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39:00
  (九)岳飞.王彦.八字军
  
  孺悲是孔子弟子,但他在成为孔子弟子前,曾直接去见孔子拜师,孔子推说自己病了。但在传话的人刚走出他的屋门时,却取过瑟这种乐器弹奏,并高声唱起来,使孺悲清楚的知道他并没病,只是不能见他。因为礼制规定,拜师应通过师的弟子引见介绍才行,否则就是失礼。
  而拜师后,也不能直接受教于师,而是跟随引见弟子或师指定的弟子受教,这样的弟子称“门人”,意思是接受入门之教的“入门之人”。至于日后是否随师受教,则看其为学的水平进益程度,也许很快就从师教,也许就要相当长时间,甚至一直都跟随这个弟子。而“礼”之所以要规定这些,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学会节制自己的盛气、霸气、骄气、傲气,这就是“克己”。否则一上来什么都不懂呢,就与先来诸人平起平坐,则眼中必无同窗,更无后来诸人,走上社会后,就很容易心高气傲,目中无人,不肯甘居人下!
  而岳飞就是这样一个心高气傲,不肯甘居人下的人。
  
  岳飞是在北宋灭亡的前四年,河北真定宣抚使刘韐(gé)募敢死战士时应募从军的。因剿贼立功,率下百余人。其间因父丧及任命书丢失,曾两次离军。至金攻宋,刘韐军溃,赵构受命赴金,到相州(今河南安阳)被磁州太守宗泽拦下,建立大元帅府,以宗泽为副元帅,广招溃散军兵,岳飞遂归其麾下,并以招降吉倩三百八十人之功,补授承信郎,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正式被承认为国家干部,并有了一定的级别,官职相当于今天的营级。后跟随宗泽入守东京,屡立奇功,补授秉义郎。宗泽也开始关注这个青年,教授其阵图战法。
  赵构即皇帝位后,岳飞不顾职卑位低,上书高宗,大意说其身边的宰相黄潜善、汪伯彦一干人,畏敌如虎,只知一味拥着您南逃,不堪恢复大任,应御驾回东京,亲率六军将士北伐,则中原可复。高宗不可能看到岳飞的信,即使看到,也不会当回事,因为高宗原知黄、汪不堪大任,不过用其平衡李纲等人的反对迁都而已,故一到江南,立罢二人。好在黄、汪并未怎样岳飞,只是将其解职完事。
  岳飞在回家的路上,正好碰上了新任河比招抚使的张所,当时这些从大本营派出的战时方面大臣,手中都有数百千张空白任命书,故张所一听岳飞的情况,便立即恢复了其国家干部身份,补授修武郎,任职中军统制,与其长谈,更爱其才,更经过几次战斗,再补武经郎。
  张所既为“河北招抚使”,他的管辖区域就该在黄河北岸的今河南、河北一带,于是,当他招幕到一些兵力时,就派属下都统制王彦,率领包括岳飞在内的十一名统制及七千人马,渡河开辟抗金战场。
  
  王彦,少年时隶弓马子弟所,徽宗亲临阅试,即补下班祗应,任清河尉,青年时从泾原路经略使种师道两入西夏作战,身有战功。金兵围攻宋京汴梁,王彦慨然弃家赴京,参加抗金战争。张所为河北招抚使,急需将才,过东京,见王彦与谈,喜不自禁,即任命其为都统制,也就是管统制们的统制,显然要比岳飞资历深得多了。王彦过河后,兵临新乡,金兵势盛,王彦欲慎重进兵,岳飞却笑其胆小,独率部下冲敌,夺旗挥舞,王彦只得挥兵力战,遂攻下新乡。王彦责岳飞不服从指挥,岳飞则嗔王彦畏敌如虎,二人为此反目,岳飞遂率部独自行动。史载:
  “翌日,战侯兆川,身被十余创,士皆死战,又败之。夜屯石门山下,或传金兵复至,一军皆惊,飞坚卧不动,金兵卒不来。食尽,走彦壁乞粮,彦不许。飞引兵益北,战于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乌。居数日,复遇敌,飞单骑持丈八铁枪,刺杀黑风大王,敌众败走。”
  而就在这时,金人以为宋大军进入河北,上下震动,急调数万精兵前来围剿,将新乡围得水泄不通。王彦则率众死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冒死突出重围,且战且退到共城(今河南辉县)西山,据说身边仅剩七百余人,但他们据险设寨,顽强死守,使散亡部下逐渐寻归。岳飞就是在这时找王彦要粮去的。
  岳飞不听将令,反在此时理直气壮的向处于危机中的王彦要粮,岂不已把主帅王彦当成了他的后勤部长么?因此,众人在气愤中要求按军法宰了岳飞。但王彦为岳飞松绑,置酒相待,说明困守荒山,没有余粮,让岳飞回去自己想办法。可岳飞竟在这样的危急时刻,率部下渡河回东京,投宗泽去了。
  而王彦则一面坚守,一面派手下去联络各路义军。金人久攻不下,遂出重金悬赏王彦,逼得王彦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换多少次地方,弄得属下有事常常找不到他。众人不免相聚议论,终于弄清王彦是怕他们为了赏钱出卖他,于是对王彦说:“我们所以抛妻弃子,不惜万死从公渡河,就是因为感念公之忠愤救国之心,希望随公一雪国耻。今令公寝不安席者,无非因为金人重金悬赏公首,可我们要是为这些出卖您,我们还是人吗!”众人随即相互在脸的两侧分别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墨字,这就是南宋初年著名的“八字军”!
  史载:“彦益感励,抚爱士卒,与同甘苦。未几,两河(黄河流经今内蒙托克托时,转而向南流至陕西潼关才复又东向,故这一流段的两岸称河东、河西,也就是今山西、河北一带)始增响应,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皆附之,众十余万,绵亘数百里,皆受彦约束。”
  而那个创造了顺昌保卫战以少胜多奇迹的两万人,就是这个“八字军”中的一部分,其作战的典型特征,就是血战到底,誓死不降!以致金帅欲派一将领攻打王彦山寨,这名将领竟吓得扑嗵跪地,哇哇痛哭道:“王都统的营垒坚如铁石,实在打不下来呀……”言外之意,你要杀我就直说哟,干什么非要借刀杀人啊。金帅又派骑兵截杀王彦粮道,不想王彦早有准备,伏兵四起,杀得金兵四散奔逃。王彦欲趁势收复西京(今山西太原),与东京留守宗泽联络。宗泽招王彦赴东京会议,彦带“八字军”精锐万人出发,金兵数万欲袭其后,但眼睁睁的看着“八字军”最后一人渡过黄河,却始终不敢近前一步!
  到东京后,大本营召赴,彦坦然将万人付宗泽,只带亲随数人赴召。由于王彦坚持收复西京,宰相黄伯彦、汪潜善便不安排他见高宗,只升其为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差充御营平寇统领,归平寇前将军范琼节制。而这个范琼曾在金人陷东京时,有过帮助金人胁迫徽、钦二帝北迁、拥立伪楚张邦昌为帝的汉奸行为,因此王彦耻与为伍,称病辞职。
  后枢密使张浚赴陕督师,力荐起复,奏为前军统制。王彦毫无怨言,遂召“八字军”三万余人赴陕。时金又对南宋发动全面进攻,金将娄宿欲夺陕西,张浚仓促组织了陕西五路兵马,进行富平会战。王彦极力劝阻,说陕西诸路人马,互不相知,难免配合不到位,一旦失利,必致陕西尽失,不如屯兵坚守,以挫敌锋。然王彦亦知张浚终极目的,是为了致胜陕西,动摇金军整体攻势,以减轻大本营压力。于是请求到一线参加战斗,受命为金州(今陕西安康)、均州(今湖北均县)、房州(今湖北房县)安抚使。
  富平会战失败,陕西大部沦陷。中原巨贼桑仲原为王彦部下,时聚兵三十万,在攻占襄阳后,乘势西向,均州、房州也相继失守,陈兵金州白土关下。王彦遣统制门立为先锋出战,不幸阵亡。将士失色,请求聊避敌锋。王彦历声责之:“枢密使张公正在极积组织反攻,倘若桑仲突破金州防线,则必致陕军腹背受敌,再无复战希望。敢言避敌争者斩!”随即亲率将士直趋长沙平,阻水据山,设伏以待。贼兵见官军兵少,蜂拥而至。王彦亲执战旗冲锋,众人无不以一当十,殊死博斗,贼兵大败。王彦率军追至白碛,一举收复房州。
  史载,“桑仲既败还襄阳,乃鸠集散亡陷邓州,凶焰复炽。南攻德安,西据均阳,分众三道:一攻住口关,一出马郎岭,一捣洵阳,前军去金州不三十里。彦曰:‘仲以我寡彼众,故分三道以离吾势,法当先破其坚,则脆者自走。’遣副将焦文通御住口,自以亲兵营马郎。相持一月,大战六日,贼大败,仲为其下所杀。又有王辟、董贵、祁守中阻兵窥蜀,势虽不及桑仲,然小者犹不减数万,彦悉讨平之。是冬,伪齐秦凤经略使郭振以数千骑掠白石镇,彦与关师古并兵御之,贼大败,获振,复秦州。张浚承制以彦节制商、虢、陕、华州军马。”
  高宗五年九月,京西南路副总管李忠反叛,突攻金州诸关隘。王彦措手不及,关隘尽失,退屯城郊,令将士全部隐伏于山谷间,派人在城郊焚烧粮草积聚等,假装败逃,却密令将士夜潜伏于大道两边。敌果上当,轻兵冒进,王彦挥军逆战,大败叛军,追袭至秦岭,遂复诸州县。刘忠无奈,只得走降刘豫。
  高宗七年正月,金兀术率十万大军入侵陕西,意图扫荡陕军,拿下进入四川的秦岭蜀口,一举攻下四川。张浚召王彦与吴玠、刘子羽同会兴元。金大将撒离曷自上津倍道兼驰,不一日至洵阳。王彦手下统制官郭进战死,王彦退保石泉县。金人攻下金州、均州,彦转趋西乡。二月,金人攻饶风关,王彦与吴玠联兵御敌,血战六日,关破。彦收余兵再退达州。五月,王彦遣兵至汉阴县,大败伪齐周贵,收复金州。张浚承制进彦保康军承宣使兼宣抚司参议,王彦婉词谢绝。
  高宗九年四月,大本营命王彦管理荆南府,充任今湖北秭归、三峡、荆门、公安这一大片军事辖区的安抚使。王彦遂从四川买了一千七百头耕牛,交给官兵,措置屯田八百五十余顷,有效的解决了兵民的粮食给养。
  高宗六年二月,大本营以王彦管理有方,升其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王彦则以岳飞为荆襄樊方面军大帅,力辞不就。张浚遂保奏王彦为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督都府参谋军事。六月,王彦率“八字军”万人赴大本营。行至镇江,闻听母丧,上书要求解官回家居丧,大本营以国事为重,没有批准,并下诏让其免穿丧服见高宗。随后任命其为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
  高宗七年正月,就发生了在大本营驻地禁军争斗的事。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39:00
前面已在魏胜介绍中说过,当时各军统领为了增加自己军事实力,总爱干些挖别人墙角的事,尤其是对“八字军”这样的劲旅,就更是争夺的对象。这时禁军统领解潜,就挖了王彦的墙角,把他的一些部下私自招到自己军中,而在王彦前去交涉抓捕时,两军就在闹市中大打出手,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须知,大本营最忌士兵只知听主管将领的命令,轻视国家利益,而“八字军”当年则正是因为对王彦表忠心,才在脸上刺字的,此时正好给了谏官口实,交章弹劾,遂罢二人官职,贬秩二等。王彦自知遭忌,上书要求回家居母余丧,这次倒是批准了。不过,只到二月,就复其洪州观察使、职知邵州。从表面上看,官职倒是升了点,但实际上兵权没了,成了文官。王彦当然还是想带兵打仗,就去面见高宗。高宗抚劳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即召矣。”
  高宗九年,王彦病卒于职,年仅五十岁。
  
  史载,“彦称名将,当建炎初,屡破大敌,威声振河朔。时方挠于和议,遽召之还,又夺其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议惜之。彦事亲孝,居官廉,子弟有战功,不与推赏。将死,召其弟侄,以家财均给之。”
  现在的问题是:王彦为什么以功升京西南路安抚使、知襄阳府时,却以岳飞节制荆襄,辞职不就呢?是王彦心胸狭窄吗?
  不是。
  唯一的原因,就是——
  无论古今中外,就是再下去千亿万年至太阳系及宇宙毁灭,岳飞当年擅自脱离河北战场的行为,都是名副其实的临阵脱逃罪!
  
  这就是为什么岳飞一到东京,即刻被军法处逮捕,判处死刑的原因!也亏了东京最高军政长官宗泽认识他,一见判刑呈文,大惊失色,即刻曲意回护,安排他率五百轻骑驰救汜水关,立功赎罪。岳飞力战得胜,宗泽立即升岳飞留守司统制,相当于今天的团长。
  把这样两个人放在一起对比,就足以看出并非王彦心胸狭窄,而恰恰是岳飞心高气傲,从一开始就不肯甘居人下。换句话说,倘若当年张所要是派他率领王彦等十一将过河,他就绝不可能干出临阵脱逃的丑行了。反之,他则天蹋地陷都不在乎,全凭一己情绪任性胡为了!
  因此,那些至今还在那闭着眼说岳飞“大公无私,一心为国”的人,是不是应该睁开眼,重新审视一下岳飞内心的真实世界呢?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42:00
  (十)岳飞.吴玠.和尚原
  
  高宗三年,金兀术大举进攻,杜充逃奔建康,后降金。岳飞率本部人马两千余人,在今江苏宜兴一带坚持抗战,当金兀术十万大军直突杭州时,岳飞寻机六战六胜。而在战区被金兵掳掠,部队断粮时,岳飞宁愿挨饿,也严禁部下抢掠百姓。当金兵北返被韩世忠逼进黄天荡逃逸时,岳飞主动配合拦截,设伏牛头山,四战四胜,并趁势收复了已是空城的建康,因此立功扬名,为高宗赏识,仅一年的时间,就提升为通、泰镇抚使,归张俊节制,守卫淮东。
  然而,就在此时,岳飞又一次犯了临阵脱逃罪!
  
  泰州与扬州成一线,是长江及半个江苏的门户,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虽然其后岳飞奉命去救楚州,刘光世奉命递进增援,并节制诸镇,守御通、泰,但岳飞本职未变。可他却在回兵泰州后,于当年十一月金兵进攻之际,莫名其妙的退出了泰州,远离守地,渡江到江阴沙洲上去了。虽然《宋史.岳飞传》曲意为岳飞开脱,说“有旨可守即守,如不可,但以沙洲保护百姓,伺便掩击。飞以泰无险可恃,退保柴墟,战于南霸桥,金大败。渡百姓于沙上,飞以精骑二百殿,金兵不敢近。飞以泰州失守待罪。”
  这就不对了——既有明令可以不守,何来失守之罪呢?又何来待罪之说呢?
  
  就是岳飞的孙子极尽全力为岳飞开脱罪责,也不过是说刘光世胆小如鼠,派去增援的王德在承州(今江苏高邮)一带立寨,自保不出,却反把高宗给刘光世的指示拿出来做了个反证:“刘光世所奏,备见体国忠勤。今来楚州既失,其通、泰最为要害,万一虏人侵犯,必窥海道。仰光世多有措置,节制诸镇,诫谕协和一心,戮力保守。若无疏虞,即当以功赎过,更舆优异推恩。仍当切探伺,如得机便,即乘势击袭渡淮,不得稍失机会。”
  这字里行间中,哪个字是在说可以放弃通、泰?哪句话是在说“可守即守,不可守即退”呢?反到是在“以功赎过”这四个字中,明确无误的指出了楚州失守的责任,就在刘光世身上,并更加明确的指出要他全力保住泰州、通州,不让金人从海道进攻,并做长江屏障。那些说宋高宗不知抗战,只知议和的人,把眼睛睁开看清楚,这究竟是高宗不抗战,还是一些手握兵权的武人避战自保,畏敌如虎呢?难不成还让最高统帅亲自提枪上去厮杀吗?
  而王德乃当时有名的虎将,人称“王夜叉”,决非畏敌不前之辈。对这次承、楚之战,《宋史.王德传》是这样记载的:
  “四年,光世镇京口,以德为都统制。金兵复南,光世将退保丹阳,德请以死捍江,诸将恃以自强。分军扼险,渡江袭金人,收真、扬数郡。既而又遇敌于扬州北,有被重铠突阵者,德驰叱之;重铠者直前刺德,德挥刀迎之,即堕马。众褫骇,因麾骑乘之,所杀万计。”
  《宋史》有很多记载自相矛盾,即如这里的“所杀万计”,已经不是小数目,按说就应趁势进军,解楚州之围了,但事实上王德并没实力去解围,说明他手下的兵员是有限的,所以《宋史.刘光世传》中才说“时金兵留淮东,光世颇畏其锋,楚州被围已百日,帝手札趣光世援楚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郦琼将轻兵以出,时奏杀获而已。楚州破,命光世节制诸镇,力守通、泰。”显然,王德力战是真,而“所杀万计”就未必是真的了。但不管怎么说,王德他们也毕竟还在承州一带坚持抗敌。这一点,就连岳飞的孙子在为其辨解时,也不得不承认:
  “如是则先臣一军之外,惟王德尔。王德之在承州也,其下不用命,斩二校,而军益悖詈,不可用,仅能自守其栅,盖不敢望毡袭而弯其弓。”
  栅者,伐木埋之为寨。可见王德也没在承州城内,而是在野外立营坚守,而身为通、泰镇守使本职的岳飞,竟在有城可守,手中尚有万余军队的情况下,擅自放弃了泰州。请问谁让他这样做的?他有什么权力这样做?这不是临阵脱逃,又是什么?“飞以泰州失守待罪”,究竟是“失守”,还是根本就没守的“弃守”?
  既然近江的泰州都可不守,那远离长江,西临洪泽湖,东临山东的楚州还费那么大劲守它干什么?费那么多兵将援它干什么?此前刚刚因无救兵而失守的楚州镇抚使李彦先及将军赵立之死,岂不是死得活该,毫无意义了么?如果以当时大家都这样,或保存实力为自己开脱,那又如何面对慧眼识英才、至死也没离开自己职守的宗泽?又将如何面对死守太原近一年、饿毙战死的数万军民及短兵巷战跳水全节的守将王禀?以及与其它城池共存亡、难以数计的英魂?
  泰州无险可恃,那十一年后刘锜的顺昌保卫战,就有险可恃吗?史载:
  “时(顺昌)守备一无可恃,锜于城上躬自督厉,取伪齐所造痴车,以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数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毕,而游骑已涉颍河至城下。”
  这是无险可恃的问题么?
  
  也许有人会说,刘锜守顺昌是有先决条件的,史载“锜与将佐舍舟陆行,先趋城中。庚寅,谍报金人入东京。知府事陈规见锜问计,锜曰:‘城中有粮,则能与君共守。’规曰:‘有米数万斛。’锜曰:‘可矣。’”而泰州地区连年战火,岳飞军队乏粮,自然无法与顺昌相比。
  是吗?那好,我们就看一个不仅无粮,且连城墙后方都没有的人,是如何带领数千败亡散卒,坚如磐石,利如尖刀一般插在金军鼻子底下的吧——
  就在岳飞等人在淮东作战时,亲赴陕西督军的枢密使(宰相级,主管军事)张浚,为减轻金军对大本营的进攻压力,组织五路陕军二十余万反攻,金急调时在淮西的金兀术两万精骑兼程入援,会同其它路金军约六万余人,在富平与宋军决战。在这一战中,张浚与宋军前敌总指挥犯了许多战术上的错误,首先是张浚没有接受趁金军尚未会合,各个击破的建议,认为兵力居优,在金帅假作示弱时,以为金军畏战而致轻敌;其次是宋军前敌总指挥刘锡以为前临苇泽泥沼,金军战术优势的重装骑兵“拐子马”和轻骑兵都不能发挥作用,却不想金军用草袋装土,在苇泽中垫出一条道路,突然向宋军发起进攻,宋军惊慌失措,失去统一指挥,虽有刘锜当机立断,身先士卒,冒死突敌,遏制住金兀术两万多人的左翼军,并在其它宋军路的配合下,将其包围,全歼金将赤盏晖所率精骑万余。但金兀术在劣势下临危不乱,率军拼命死战,金大将韩常也在重伤之下率军反扑,与兀术突出重围,更加金大将娄室找准宋军薄弱环节,全力猛攻宋军环庆经略使赵哲一军,而赵哲竟在危急中率先脱离战场,导致宋军全线崩溃,富平会战彻底告败,陕西尽失,四川危在旦夕!
  而若四川一失,则云、贵不保,金必沿长江顺流直下江浙,南宋大势去矣。但就在这人心震怖之际,时任秦凤路副总管兼知凤翔府事的吴玠,在众将纷纷避敌收缩之际,却招收败亡散卒数千人,与其弟吴麟逆敌而进,在今宝鸡西南无人知晓的和尚原上,立栅设寨,紧紧扼控住风翔金军进攻四川的通道!史载:
  “玠收散卒保散关东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或谓玠宜退守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坚壁临之,彼惧吾蹑其后,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凤翔民感其遗惠,相与夜输刍粟助之。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杀之,且令保伍连坐;民冒禁如故,数年然后止。”
  汉中是保卫四川的最后一个战略要地,自古欲取四川者,必先取汉中;反之,自古欲保四川者,也必保汉中。而和尚原就在汉中正前方,垂直距离约一百六十公里。而吴玠所以非要坚守和尚原,就因为对面的凤翔府城,原是他的职守本司。他和王彦、刘子羽等名将一样,原本是不同意富平会战的,战败亦无力挽回,而凤翔为敌占领,也并非他的责任,此时他退回汉中,与众将聚兵一处,不仅无人指责他,且还会受到重用。可他却选择了坚守职司一条险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上,既无城池,又无粮草,难道他就不想想数千人吃什么吗?然而,事实上却是凤翔一带百姓夜晚冒死争相为他们送粮食,金人伏兵截杀,什伍连坐都不管用,仍然“民冒禁如故,数年然后止”。
  更令人可敬的是,他们在此坚守,帅府、大本营竟无人知道他孤军在此,而致部下中一些不坚定者,也认为他是自讨苦吃,拿他们性命不当事,甚至要合谋把他们兄弟劫往金营献功。史载:
  “始,金人之入也,玠与璘以散卒数千驻原上,朝问隔绝,人无固志。有谋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诸将歃血盟,勉以忠义。将士皆感泣,愿为用。张浚录其功,承制拜明州观察使。居母丧,起复,兼陕西诸路都统制。”
  而金人当然也不会任由自己鼻子底下插着这样一把尖刀,多次出兵攻打,不仅都为吴玠所败,而且还首创了宋军自与金开战后以少胜多的先例!史载:
  “绍兴元年,金将没立自凤翔,别将乌鲁折合自阶、成出散关,约日会和尚原。乌鲁折合先期至,阵北山索战,玠命诸将坚阵待之,更战迭休。山谷路狭多石,马不能行,金人舍马步战,大败,移砦黄牛,会大风雨雹,遂遁去。没立方攻箭筈关,玠复遣将击退之,两军终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常胜,及与玠战辄北,愤甚,谋必取玠。娄宿死,兀术会诸道兵十余万,造浮梁跨渭,自宝鸡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夹涧与官军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坌以待。金兵至,伏发,众大乱。纵兵夜击,大败之。兀术中流矢,仅以身免。张浚承制以玠为镇西军节度使,璘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兀术既败,遂自河东归燕山;复以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屯凤翔,与玠相持。”
  这是金兀术自高宗三年十万大军被韩世忠截杀黄天荡侥幸逃逸后,首次被宋军以同样的数量对比遭致全面惨败,据说还是换袍割须后,才逃脱的。而在南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42:00
宋后来形成的五大主力中,吴玠是唯一的从始至终都在面对金军作战的方面军大帅。
  
  同是高宗四年,同是身处劣势,同是无险可守,同是无粮无援,一个是明令死守,却放弃本职,临敌弃守;一个是无命自进,主动迎击,坚守本职;一个是距长江防线不足三十公里,一个距蜀口要冲汉中一百六十公里,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就是史书中为什么要记上一句“岳飞以失守待罪”的原因。
  假如当时高宗能对岳飞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处分,也许岳飞的未来就是另一个样子。遗憾的是,高宗无法摆脱宋朝历史性的政治缺陷,不仅对岳飞弃守泰州的行为未作处分,反而干脆让岳飞专事了一个时期的安内,剿抚叛乱。再假如岳飞从对叛乱给国家带来的重大危害中,能体会出高宗最大的心病及以此警示他的良苦用心,那岳飞的结局也会改写。
  遗憾的是无法避免遗憾。在这之后的五年时间里,岳飞先后升任神武右军副统制、神武军副军统制、江南西路、舒州、蕲州制置使、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湖北、京西宣抚使等要职,并加封太尉、少保,开府仪同三司。这里当然有高宗提拨年青后起,以平衡老将军权的用意,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对岳飞的倚重及偏爱。如果说此时的高宗在岳飞身上犯了错误的话,那就是他把岳飞提拨得太快了。也太迁就了。而此时的岳飞则如乘东风,早已飘飘然忘乎所以了。
  把这样两个人、两件事放在一起对比,目的并不是要贬低岳飞,否定他的“民族英雄”地位,而是要我们这个社会不要再玩已被严酷的历史证明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高、大、全式英雄形象塑造法”,学会严肃的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是则是之,非则非之。否则,就是典型的讳疾忌医,文过饰非,不长记性!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44:00
  (十一)岳飞.张俊.罪淮西
  
  岳飞之死的第二大罪状,就是“不救淮西”。
  对此,史家要么是一笔带过,含含糊糊;要么是讳莫如深,避而不谈;要么是一口否定,不予立案。那么,这条罪状究竟成立不成立呢?
  完全成立!
  
  淮西之战,是宋、金真正实现和平前的最后一场大战。这次战役发生在宋高宗十五年,是上年金背盟攻宋屡遭重挫后,为了在谈判桌上挽回面子而发动的。《宋史.杨存中传》载:
  “十一年(绍兴十一年,即高宗十五年)兀术耻顺昌之败,复谋来侵。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于是存中(即杨沂中)以殿司兵三万卒戍淮。”
  可见,上年那场背盟的全面战争,对金打击最大、最痛的,并不是岳飞的郾城之战和兵进朱仙镇,而是刘锜的顺昌大捷。因此,作为主战派代表,并因此而把主和派全都杀光的金兀术,在发动攻宋战争后,自己却连遭大败,无论对内对外,脸面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此时,宋金双方坐下来重开和谈,显然金方的底气就虚了不少。虽然我们已不知道当时谈判的具体情况,但从金兀术再次发动战争上看,其目的也是显而易见且非常微妙的,无非就是为了给自己挽回一些面子而已。所以,这样的挽面子战争,就不会是象上年那样的全面战争,而只能是一个有限的局部战争,不管来势多么凶猛,充其量也不过一场大型战役的规模而已。这一点,大本营看得是非常准确的,故此才有高宗“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之记。这在《宋史.刘锜传》中,也说得非常明白:
  “十一年,兀术复签两河兵,谋再举。帝亦测知敌情,必不一挫遂已,乃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
  而高宗所以要诏诸大帅齐聚淮西,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在告诉金兀术——你不用瞎咋唬,我们早就知道你没信心,也没实力再打全面战争了,也就只能玩点这样的小把戏捞捞面子,但我们南宋再也不是十多年前那样的盗贼蜂起,山头林立,我行我素,一盘散沙了,而是政通人和,上下一心,雷厉风行,同仇敌忾,想打那就陪你打,想谈那就陪你谈,想玩什么咱就陪你玩什么!
  什么是底气?
  这就是底气!
  
  可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点好不容易聚起来的底气,却让咱们堂堂的岳飞大元帅给泄得一干二净!史载:
  “春正月癸卯,凤翔统制杨从仪败金人于渭南(金在陕西的战略佯攻)。庚戌,张浚入见。乙卯,金人犯寿春府(金在淮西的战略主攻),守臣孙晖、统制雷仲合兵拒之。丁巳,寿春陷,晖、仲弃城去。己未,刘锜自太平州(今安徽当涂)率兵二万援淮西。庚申,金人渡淮。辛酉,雨雹。乙丑,刘锜至庐州(今安徽合肥)还。丙寅,兀术陷庐州(空城)。戊辰,金人陷商州(金在陕西的战略佯攻),守臣邵隆弃城去。己巳,命杨沂中引兵赴淮西,岳飞进兵江州(今江西九江)。”
  “癸卯”是正月初二。显然,“帝亦测知敌情”,就该在这之前了,否则就不是“测知”了。因此,“乃诏大合兵于淮西以待之”,就应是在战争开始前。而这个“诏”,虽是指高宗的命令,但它不可能是直接下发给各帅,而应下发到兵部督府这一级军事指挥机关,再由他们按照战役目的需要,分写不同的命令下发各帅。而在岳飞的孙子岳珂所著的《鄂国金佗粹编.淮西辩》中,则是这样说的:
  “故御札首曰:‘昨得卿奏,欲合诸帅兵破敌,备见忠谊许国之意,嘉叹不已。今虏犯淮西,张俊、杨沂中、刘锜已并力与贼相拒。卿若乘此机会,亟提兵会合,必成大功。’此盖奏至之第一札也。”
  也就是说,岳飞在接到兵部督府下达的命令后,并未执行,而是亲自给宋高宗上了一道奏章,内容竟也是“合诸帅兵”!于是,有人就说,这说明岳飞此前并未接到“合兵淮西”的命令,否则他怎么可能再提“合兵”呢?这不合常理呀。这确实不合常理,但这个“不合常理”,却恰恰说明兵部督府给岳飞下达的命令中,没提“合兵淮西”,而只是明确让岳飞速“发兵淮西”,所以岳飞才给高宗亲上了一个“合兵淮西”的与大本营意图相同的奏章。按宋时急件快递的规定,杭州到鄂州(今武昌)为十天送达。据查,高宗这个回岳飞的“奏至第一札”,到达岳飞手中的日期是二月九日,再从“昨得卿奏”上加一天,说明岳飞上奏章的时间,应为正月十八。史载:
  “二月癸酉,张俊遣王德渡江,屯和州,金人退屯昭关。邵隆破金人于洪门,复商州(邵隆依靠自己力量失而复得商州,可见金军人数并不多)。乙亥,金人复来争和州,张俊败之。命韩世忠以兵援淮西。丙子,趣岳飞会兵蕲、黄。王德等败金人于含山县东。己卯,统制关师古、李横击败金人于巢县,复之。庚辰(十一),岳飞发鄂州。”
  趣,就是催促。淮西失城陷地,张俊等人一仗接一仗的打得那么热闹紧张,大本营却只接到岳飞的建议,接不到岳飞出兵的消息,救兵如救火,能不急吗?而岳飞除了还在一个奏折一个奏折的往上递,还一再要求亲赴大本营,面见高宗,陈述己见。好家伙,都什么时侯了,千里迢迢的还要赴京面谈?你说高宗能不急吗?就连一个劲为岳飞说好话的《宋史.岳飞传》中,都记着“帝趣飞应援,凡十七札”。十七道诏书往来呀,天知道路上得累死几匹马!还好,岳飞总算于接到命令的第三天出发了。史载:
  “三月庚子朔,张俊进鬻田及卖度牒钱六十三万缗助军用。壬寅,韩世忠引兵趋寿春。癸卯,复张俊特进。金人围濠州。岳飞发舒州。”
  按岳飞孙子岳珂的说法,岳飞是带了八千骑兵赴援淮西的,可从鄂州(今湖北武昌)到舒州(今安徽潜山),直线距离最多不过五百公里,到此次岳飞从舒州再次出发时,二月庚辰到三月癸卯,要是没算错,可是已经整整二十四天了,按行程算,一天才走了不足二十一公里。这是不是太慢了点呢?况且是以雷厉风行著称的岳家军八千骑兵呢?对此,岳飞的孙子没给出合理的解释来,而《岳飞传》中则说:
  “师至庐州,金兵望风而遁。飞还兵于舒以俟命……”
  看上去,占领庐州的金军,是因看见岳飞来了而吓跑的。可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庐州是在岳飞到来之前,由一直在淮西与金军苦战的其它各路宋军,在著名的柘皋大捷后,乘胜收复的!与岳飞到来不到来,毫无关系。
  
  自金军占领庐州后,宋军生力军陆续渡江参战,金军在和州、含山、巢县等地连连战败,这很让金兀术丢面子,于是,他便选择了巢县西北地势宽阔平坦、适于骑兵作战的柘皋镇,集中十万铁骑“拐子马”,要同宋军决一死战。
  金兀术所以要选柘皋这个地方用重装骑兵“拐子马”决战,是因为上年他的“拐子马”在顺昌被刘锜全歼后,他已不敢再象往常那样使用这东西了,于是便想出了一个专门用于“挽面子”的新战术——柘皋有条河,金兀术在河对岸一箭之遥的开阔地上,把“拐子马”分为两个大方阵,中间形成一条数十米的通道,正对宋军搭建的路桥,这就使宋军过河便会进入“拐子马”阵的两面夹击。你不过河它不动,你敢过来就是自投罗网。可宋军要是不敢过来破阵,显然就等于宣布自己的无能,仗没打就已经输了,到时金兀术就可得意洋洋的打道回府,南宋在谈判桌上可就直不起腰来了。
  如果这也算是个小小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话,那打的就是一个心理战。
  宋军诸将当然不会让金军铁骑阵吓住,刘锜先到,看到金军怕宋军袭击,已把桥拆了,为保证后来宋军过河,率“八字军”砍木柴铺于水中,搭建多座“路桥”,更为了防止金骑乘桥袭击,命士兵坐于桥上,把长枪夹在两腿间为“拒马”。王德、杨沂中、田师中、张子盖等战将随后赶来会战。先是杨沂中率军从上游过河出击,但却遭到金阵中的弓箭拦截,伤了一些士兵与将领,只好退过河来。众将面对金军这样的铁骑夹道阵势,一时也挺头痛,商量还是等正往这赶的主帅张俊来了再说吧,不料一直少言寡语的王德挺身而出,大喊一声:“临敌制胜,等什么等!金军右阵最坚,看我先为诸位破了它!”随即飞身上马,率万名手持长柄大斧的背嵬军冲过桥去——
  王德,字子华,早年以武勇应募从军。金人入侵,攻占隆德府(今山西长治),王德随军驻守泽州(今山西晋城)、怀州(今山西沁阳)一带。军帅姚古募勇士往探敌情,王德应召前往,斩一军官而还,升进武校尉。姚古问他:“还敢再去吗?”王德奋臂而应,只带志愿者十六骑,径直闯入隆德府城,冲进官衙抓住伪太守姚太师,敌军围上来,王德奋威在前面开路,格杀数十百人出城。姚太师解往朝廷后,宋钦宗纳闷儿,不明白怎么十几个人就能进城把一个太守抓出来?问而回说:“抓我的那位,哪里是人那,简直一个巡海夜叉啊!”
  是有“王夜叉”之称。
  靖康之难,王德带属下勤王,知高宗立,倍道投高宗,归刘光世指挥,屡立战功,高宗三年升统领,七年升熙河兰廓路副总管、行营左护军都统制。高宗十一年初,刘光世退役,大本营命王德主管淮西方面军,而原为同级的郦琼不服其管,两人屡为军务发生争执,相互打到大本营论是非,大本营遂派兵部尚书吕祉监军。王德治军较严,不许抢掠百姓,这对于长期在刘光世治下以散漫著称的淮西军来说,无疑是很得罪人的举动。而郦琼则相反,常以放纵部下媚众,拉拢住多数军官和士卒,终因得知大本营欲收其兵权消息后,鼓动众军叛变,劫持吕祉投敌。时王德仅带八千余人奉诏赴卫,远离淮西,故未能阻止事变,结果硬是把个好容易熬到手的方面军大帅弄丢了。
  当此之时,死对头郦琼就在金军中,王德憋了两年多的一股无名怒火,轰然爆发,身先士卒,一马当先,看见金阵中冲出一员将领,弯弓就是一箭,正中咽喉!众人齐声纳喊,手抡专砍重装骑兵的长柄大斧,“堵墙而进”,冲上去就是一通猛砍乱砸,其它宋军紧继其后——只可怜金军阵中,马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44:00
上马下一片鬼哭狼嚎,血肉横飞……直佩服得个刘锜大战过后,见了王德就躬身一礼:“昔闻公威略如神,今果见之,请以兄礼事。”
  前面说了,重装骑兵的最大威力,就是它的整体性冲击力,一旦停止不动,则一无能为。这一仗下来,直杀得金兀术跌足痛哭,差点没把他心疼死!
  这就是柘皋大捷。
  
  金兀术不甘心,两天后整军与扬沂中等再战于店步,又遭惨败,遂狼狈而退。史载“己丑,兀术亲率兵逆战于店步,沂中等又败之,乘胜逐北,遂复庐州。”
  这哪里是被岳飞吓退的呢?
  实际情况是,岳飞听说宋军在柘皋与金军决战,庐州必空,想趁势收复,不想刚出发三十里,便接宋军已复庐州消息,只好又退回舒州去了。
  实事求是的说,柘皋大战,宋金双方兵力相差不大,若不是王德为雪耻而奋威,还真不敢说是个什么结果,委实一场险胜。然而,张俊诸人却因此而认为金军彻底没戏了,于是庆祝之余,已在商量退兵。
  可遗憾的是,金兀术并非如他们想的那样不懂战争,此时在郦琼的建议下,突杀回马枪,再集大军围住了淮河边上的濠州(今安徽凤阳),仅五天就破城而入,守臣王进、水军统领邵青战死。而急于夺回城池的扬沂中、王德,也由于不听刘锜劝告,轻进濠州,误中金兵埋伏败还。随后赶到的韩世忠水军,夜劫敌水寨不果,而金军则在其身后谋断水路,全歼韩世忠。韩急退,金军夹河放箭,船身被射得如白毛刺猬,总算没被截住。八天后,远在四百八十公里外的岳飞,才率军赶到距濠州约七十公里的定远县,而金兀术已挽足了柘皋失败的面子,自然不愿再复失手,早已全师而退了。
  
  按岳飞孙子的说法,岳飞是二月十一日兵发鄂州的,而到定远县时,则是三月十二日。也就是说,淮西大战两月余,岳飞在出兵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中,始终未见金军一兵一卒,成为诸大将中唯一未与金军接战的人。对此,岳珂在其编著的《鄂国金佗粹编.淮西辨》中,为爷爷分辩道:
  “臣按先臣被罪,尚书省敕牒之全文曰:‘淮西之战,一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观胜负。’呜呼!御札之有十五,固也,抑不观其时乎?前奏未上,而后命沓至,出师之命虽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时先臣以寒嗽在告,即以十一日力疾出师,故十九日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以此见先臣之出师,实无留滞,奉诏三日而行尔。自鄂而蕲、黄,自蕲、黄而舒、庐,皆以背嵬亲为先驱。虏方在庐,望风退遁,还军于舒。复来窥濠,又次定远,虏复引去,盖三月之中旬也。是时先臣闻命即行,首尾仅月余,往来道里,不止数千,计其时日,亦可见矣,而徒以其诏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臣之不幸也。”
  讲了半天,还是没有看见岳飞参战。倒是也说了一个“时先臣以寒嗽在告,即以十一日力疾出师”,意思是岳飞当时正患感冒,咳嗽不止,虽没把这当作迁延军务的主要原因,但后人却足以凭此为岳飞鸣冤了。然而,《宋史.岳飞传》中,也用相同手法,记载了此前高宗十年岳飞患病受命的不同作法:
  “九月,刘豫遣子麟、侄猊分道寇淮西,刘光世欲舍庐州,张俊欲弃盱眙,同奏召飞以兵东下,欲使飞当其锋,而己得退保。张浚谓:‘岳飞一动,则襄汉何所制?’力沮其议。帝虑俊、光世不足任,命飞东下。飞自破曹成、平杨么,凡六年,皆盛夏行师,致目疾,至是,甚;闻诏即日启行,未至,麟败。飞奏至,帝语赵鼎曰:‘刘麟败北不足喜,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遂赐札,言:‘敌兵已去淮,卿不须进发,其或襄、邓、陈、蔡有机可乘,从长措置。’飞乃还军。时伪齐屯兵窥唐州,飞遣王贵、董先等攻破之,焚其营。奏图蔡以取中原,不许。飞召贵等还。”
  如果高宗认为张俊比岳飞的军事才能大,他还连下十七道御札命令岳飞速援淮西干什么?斯时亦病,彼时亦病,何前后判若两人?就算你本人有病,不能急行,派手下战将带数千轻骑疾进驰援,把你的“岳”字大旗在两军阵前展上一展,总不是一件难事吧?也多少算是对大本营的一个交代吧?而这原本就是岳飞早就用过的手段。史载:
  “江、淮平,(张)俊奏(岳)飞功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留洪州,弹压盗贼,授亲卫大夫、建州观察使。建寇范汝为陷邵武,江西安抚李回檄飞分兵保建昌军及抚州,飞遣人以‘岳’字帜植城门,贼望见,相戒勿犯。贼党姚达、饶青逼建昌,飞遣王万、徐庆讨擒之。升神武副军都统制。”
  怎么此时反到忘了这一招呢?
  
  按说,岳飞上奏第一章的建议,既与大本营“诸大帅合兵淮西”命令的不谋而合,就应该积极执行,但为什么在实际执行时,岳飞却又从始至终磨磨唧唧,进不进退不退的在那转圈玩呢?唯一原因,就是岳飞又在犯当年不服张所派王彦挂帅的毛病了。
  首先,他在接到兵部督府的速发淮西命令后,本应立即服从,可他却在根本就没弄懂大本营意图的情况下,自以为是的按兵不动,给高宗上起了奏章。可岳飞毕竟是个职业军人,故在他尚未接到高宗回复时,已渐渐悟出了大本营不好明言的意图——活捉金兀术!史载:
  “秦桧奏:‘近报韩世忠距濠三十里,张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飞已离池州渡江去会师矣。’帝曰:“首祸者惟兀术,戒诸将无务多杀,惟取兀术可也……”
  而这个战役目的,大本营不可能公开,也就只有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张俊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沿江设防,不愿先过江临敌的原因。同时也是出色的进行过顺昌保卫战的刘锜二万“八字军”,在先入庐州而弃守的原因,无非就是要放金兀术孤军深入,而让岳飞奇兵直取庐州,韩世忠水军封锁淮河,好关门打狗,一举活捉好战分子金兀术而已。可遗憾的是,当岳飞悟出这个大胆而确实可行的战略意图时,他已把出奇致胜的宝贵时间,浪费在奏章往返的路途上了。这也是他为什么在二月四日的奏章中,要提出从襄阳“长驱京、洛”补救性建议的原因。
  同样的原因,金兀术在没有弄清宋军的战役目的时,纵兵深入,毫无顾忌,但却在与宋军接触后,稍受小挫,即突然收缩兵力,在大雨泥泞中大踏步回撤,显然是接到和猜出了宋军意图;但他于回军半途,却又突然决定在柘皋决战,显然也是接到了岳飞不可能赶到的情报。否则,他是不会前紧后松,那样从容的一战再战的。
  而岳飞之所以在已到淮西,却始终不与张俊率领的主力会师,共谋金军,也无非是前所要的“合诸帅兵”,原是想由自己指挥他帅,不愿让他帅指挥自己,故此在知道大本营任命张俊做前敌总指挥后,才一反常态,欲进不进,不得不进,进而不进,退而不退的在那一个劲的穷磨唧!
  亏了张俊一直都在举荐他。
  而张俊则对岳飞看不起自己心知肚明,所以他才在收复庐州后,得知岳飞也前来袭复庐州的信息时,派人送上一句“前途粮乏”的话。说白了,就是“这时才来啊,该干的我们都干完了,阁下来吃饭啊”,也无非是告诉岳飞“没你这个大鸡蛋,我照样能做出大蛋糕来!”可遗憾的是,这个大蛋糕在两人自以为是的意气之争中,最终做砸了。但不管怎么说,淮西之战从始至终,也是人家张俊在那指挥。
  
  事实上,金在发动淮西之战前,心里也并没多大底数,所以便招宋降将同朝商议。史载:
  “时降将郦琼为金人所用,知金将南伐,语其同列曰:‘琼向从大军南伐,每见元帅国王亲临陈督战,矢石交集,而王免胄指麾,三军意气自若,用兵制胜,皆与孙、吴合、可谓命世雄材矣。至于亲冒锋镝,进不避难,将士视之,孰敢爱死乎?宜其所向无前,日辟国千里也。江南将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或督召军旅,易置将校,仅以一介之士持虚文谕之,谓之调发;制敌决胜,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体,愚者丧师。幸一小捷,则露布飞驰,增加俘级,以为己功,敛怨将士,纵或亲临,亦必远遁。而又国政不纲,才有微功,已加厚赏,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诛,不即覆亡,已为天幸,何能振耶!’琼所指元帅,谓宗弼(金兀术)也。宗弼闻之,召问江南成败,谁敢相拒者,琼曰:‘江南军势怯弱,皆败亡之馀,又无良帅,何以御我!吾以大军临之,彼君臣方且心破胆裂,将哀鸣不暇,盖伤弓之鸟,可以虚弦下也!’宗弼喜,以为知言。”
  可从柘皋大捷看,宋将与宋军,远非郦琼所言的“伤弓之鸟”,但从宋军先胜后败的结果看,却偏偏让他于不幸之中又万幸言中,而这个“万幸言中”的,恰恰正是我们的岳飞大元帅——假如岳飞的八千骑兵能及时参战,能在柘皋大战前袭取庐州,则金兀术十数万铁骑,势必处在宋军前后夹击之中,而柘皋大战,就不是击溃金军,而是全歼了。就算退一步,倘若岳飞八千骑兵能在柘皋大战前与诸将会合,必然会在决战中发挥出他们的威力,即使金兀术能逃脱,那笨重的十万铁骑又能逃脱得了几匹呢?就算再退一步,都脱逃了,可凭着岳飞卓越的军事才能,怎么可能会使张俊的判断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让宋军先胜后败呢?而凭着岳家军的骁勇善战,仅是尾追紧逼一下,又怎么可能让金军杀回马枪弄个先败后胜呢?而就算杀了回马枪,八千骑兵,风驰电掣,又至于让濠州被围五天而致失陷吗?而岳飞别别扭扭,走走停停的态度,究竟向金方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及淮西之战先胜后败的结局,又究竟给南宋在谈判桌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一目了然,还用得着再多费口舌吗?
  逗留不进,坐观成败,不救淮西之罪,真的是在冤枉岳飞吗?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47:00
  (十二)岳飞.曲端.年羹尧
  
  岳飞之死的第一重罪,就是“谋反”!
  那么,这条罪状成立吗?
  不成立。因为岳飞确实没有“谋反”。起码是没有直接证据。
  那么,这是不是说,杀岳飞就是毫无道理的了?
  不是。确有道理。
  什么道理?
  
  我们不妨先从清代雍正年间著名的年羹尧冤案说起吧。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检讨、侍讲学士职。康熙四十八年任四川巡抚,五十七年升四川总督兼巡抚,六十年任川陕总督,任内多次平定内乱,并以定西将军衔,参加征讨蒙古准葛尔部策妄阿拉布坦进攻西藏的叛乱。雍正元年,青海蒙古罗布藏丹津叛乱,授抚远大将军,次年大破叛军,罗布藏丹津仅以二百骑逃逸,青海平定。随后朝廷接受其建议,编青海诸部,设佐领,三年一贡并开市贸易;限员各庙喇嘛不得超三百;在西宁、大通河等要害关隘处驻兵建堡,及陕西、四川、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增设卫所,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远地区的实际控制能力。以功加太保,封公爵。
  然而,仅一年多时间,年羹尧就因居功自傲,被百官交章弹劾,终以九十二款罪,被雍正帝赐死自尽。其一子处斩,余子戍边。而这九十二款罪,看起来不胜枚举,但说下大天来,也不过两个字——悖礼!
  即如其在凯旋京师,雍正帝命王爵以下大臣郊迎,并命百官跪迎时,他竟端坐马上不回礼!要知道,这可是只有皇帝才可尊享的大礼呀——此时,他把自己当成谁了?
  再如皇太后去世,全国致哀,停禁一切宴乐。他竟宴舞寻欢如常,这就是悖礼顶极重罪——“大不敬”!
  而在雍正帝屡次指出他的罪行,迭诏严辞训斥时,他也照样梗着脖子不回一言——他眼里除了自己的功劳,还容得下谁呢?
  此时再看年羹尧行营画四爪龙,对部下行文擅用“谕”这类只有皇帝才可使用的词汇,并接皇帝诏书不行臣礼、滥用宫廷礼仪等僭越行为,若说他意图谋反,难道真的就没一点道理吗?
  
  唐末,藩镇割据,公元九零七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覆唐建后梁。十六年后,原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覆梁建后唐。再十四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以自称儿皇,建后晋。又十一年,后晋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建后汉。仅四年,后汉枢密使同平章事(宰相职)、兼节制河北诸州军事郭威覆汉立后周。十年后,检较太尉、殿前都检点、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陈桥兵变建大宋。
  这就是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中的那个五代,无一不是武将专权自立而致。更重要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也没想过谋反,但却在部下谋反的意志面前谋反了。而宋太祖也正是基于此弊,才片面强化皇权,把抑制武人拥兵自重,作为终宋之世的基础性国策,不管什么人,稍有涉嫌,即加刀斧。
  大宋政治对什么都能含乎,唯独对这一点决不含乎!
  可见,宋朝的政治失当,并不仅仅是赵姓皇家自身的问题,它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而解决宋朝的政治缺陷,也决不是哪些人在哪些时侯凭哪些方法就能解决的事。尤其是南宋初期,抗击入侵、稳定局势是首要,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上升为情绪化的社会性对抗,从而影响民族大计。而对于任何一个具有明显政治缺陷的权力机构,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如何摆正自己与它的关系,是衡量一个人君子品行与小人品行的重要标志。
  而“礼”的建立,正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摆正这个关系。可遗憾的是,岳飞一生什么都不含乎,但却恰恰就专在这个“礼”上含乎!
  
  淮西之战结束后,岳飞回兵刚到舒城(非舒州),就与张俊、韩世忠同时接到了大本营的召见令。三帅一到,秦桧立即宣布了大本营决定:三帅同参知政事(升副宰相职),张俊、韩世忠同为枢密使,岳飞副之。张俊立即将所部兵权交御前司(由大本营亲掌),韩世忠不置可否,岳飞则力辞枢密副使职。高宗对三帅说: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宗弼(金兀术),何足扫除乎!”
  是日下诏:“宣抚司并罢,遇出师,临时取旨。逐司统制官已下,各带御前字入衔,且依旧驻剳;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取旨施行。仍令统制官等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
  随后大本营命韩世忠负责将枢密使办公地点迁移,置司镇江,张俊与岳飞赴淮东巡视边防。张俊见海州城不易守,毁城迁民至楚州。而楚州屡遭战火,城墙破败不堪,俊欲修固,岳飞竟言:“当戮力以图恢复,岂可为退保计?”
  戮力以图恢复,就可不为退保计么?犹如足球比赛,如果教练只知督导队员全力进攻,却不要队员防守,结局会怎样呢?史载:
  “(韩世忠)授武宁安化军节度使、京东淮东路宣抚处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莱,立军府,与士同力役。夫人梁(红玉)亲织薄(草帘)为屋。将士有怯战者,世忠遗以巾帼,设乐大宴,俾妇人妆以耻之,故人人奋厉。抚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阳(楚州旧名)遂为重镇。刘豫兵数入寇,辄为世忠所败。”
  可见,楚州乃屏蔽淮东、宋金必争的军事重镇。而此时岳飞竟说出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军事专家、国防部副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应有的态度么?
  难怪张俊听了勃然变色!
  难怪这成为岳飞的第三大罪状!
  
  回大本营后,岳飞始终坚持辞去枢密副使一职,返回两镇(鄂州、襄阳),也就是回到原先的统兵位置上去。高宗诏曰:
  “朕以二、三大帅各当一隅,不足以展其才,故命登于枢机之府,以极吾委任之意。”
  “今卿授任甫及旬浃,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责,乃辞不能。举措如此,朕所未喻。夫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权,而谓不可以有为,人固弗之信也。”
  把三大帅聚到一起,同掌国防之重,而各地军兵轮流入卫,岳飞练兵独到,正好把其它部兵好好训练一番,以待时机,一举收复故土,难道真的就不行吗?史载:
  “乙亥,诏有司造克敌弩,韩世忠所献也。帝谓宰执曰:‘世忠宣抚淮东日,与敌战,常以此弩胜。朕取观之,诚工巧,然犹未尽善。朕筹画累日,乃少更少,遂增二石之力而减数斤之重,今方尽善,后有作者,无以加矣。’”
  高宗身为一国之君,得有多少事够他烦的,可他竟能完善前线实战用的“克敌弓”!而身为军事专家的岳飞,却就是不肯在大本营干,一再要求辞职。终于惹得谏官们弹劾了。
  
  史家与后人,凡说起此时弹劾岳飞的事,无不加上一句“受秦桧唆使”,可说别人受唆使还行,要说这时任御史中丞的何铸也受唆使,就没道理了。要知道,他可是岳飞一案的初审主官,也是第一个以这种身份为岳飞辩冤,并因此被排挤贬官,之后亦始终不回朝与秦桧为伍的人!史评:
  “铸孝友廉俭。既贵,无屋可居,止寓佛寺。其辨岳飞之冤,亦人所难。然绍兴己未以后,遍历台谏,所论如赵鼎、李光、周葵、范冲、孙近诸人,未免迎望风旨,议者以此少之。”
  看清楚,赵鼎也是主和派,只是强硬些,为此而与秦桧不睦,但李光可是一直被认做秦桧亲信的,后也确被秦桧提名参知政事,位列宰相,“光与右仆射秦桧议事不合,于帝前纷争,且言桧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铸因劾光狂悖失礼”。
  而那个孙近,就更说不得了,更被反对议和的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列为“不共戴天”的三该杀!“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敌。专务诈诞、欺罔天听,骤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齿唾骂……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
  而何铸连这样的人都参倒了,难道也是“迎望风旨”吗?显然,何铸应是一个合格的谏官。而在一个合格的谏官眼中,是没有“忠、奸”之分的,不管谁有错,他都照参不误!史载:
  “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复交疏论之,大略谓:‘飞被旨起兵,则略至龙舒而不进;衔命出使,则欲弃山阳而不守。以飞平日,不应至是,岂非忠衰于君邪!自登枢筦,郁郁不乐,日谋引去。尝对人言:‘此官职,数年前执政除某而谋不愿为者。’妄自尊大,略无忌惮。近尝倡言山阳(楚州)之不可守,军民摇惑。使飞言遂行,则几失山阳,后虽斩飞何益!乞速赐处分,俾就闲祠,以为不忠之戒。”
  
  更为可怕的是,岳飞的种种毫无节制的行为,如果仅仅是引起了最高当局的联想还无所大碍,但若引起属下军官的联想,那岳飞与当局之间,双方就肯定会有一个要上演在劫难逃的悲剧了!
  可悲的,恰恰正是岳飞的属下引起了联想!
  更可悲的,这个属下恰恰正是岳飞的儿子岳云!
  按规定,宰执若被谏官弹劾,是应立即辞职的。正好此前岳飞一直在坚持辞职,故此大本营这次便接受了岳飞的辞职申请,但拒绝其返还鄂州或襄阳,命其住留临安,“仍奉朝请”,也就是逢一、逢五须列朝站班,因为岳飞还保留了少保的荣衔,及“特授”了他原任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虚职,并充万寿观使。但岳飞就是不愿在临安住,随后告病假,与岳云回到江西九江的家中。这是八月的事。紧跟着九月大本营派军器少监鲍琚到鄂州查对宣抚司帐目,就在这时,岳飞部将王俊向总管王贵告发副总管张宪,说其谋据襄阳为变,证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47:00
据则是岳云寄给张宪的几封信,内容大约是要张宪等人在前线挑动金人,引发战事,逼大本营让岳飞复职领兵,并言“可与得心腹兵官商议”。
  这就是岳飞谋反案的源起。
  
  对此,《宋史.张宪传》是这样记载的:
  “会秦桧主和,命飞班师,宪亦还。未几,桧与张俊谋杀飞,密诱飞部曲,以能告飞事者,宠以优赏,卒无人应。闻飞尝欲斩王贵,又杖之,诱贵告飞。贵不肯,曰:‘为大将宁免以赏罚用人,苟以为怨,将不胜其怨。’桧、俊不能屈,俊劫贵以私事,贵惧而从。时又有王俊者,善告讦,号‘雕儿’,以奸贪屡为宪所裁。桧使人谕之,俊辄从。”
  这里明确说的是秦桧、张俊主使人诬告陷害岳飞。而王俊则是在他们威逼利诱下出来诬告的。可在收缴兵权后,大本营“仍令统制官等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时总管王贵刚刚回来,张宪也刚刚出发,张俊、秦桧根本就没去湖北,而王俊一直是张宪的副手,是等张宪走后才向王贵告发的,哪来的秦、张这些乱七八糟的勾当呢?至于王俊其人品质如何,不得而知,但据《中兴遗史》记载:
  “(岳)飞自郾城回军也,在一村寺中,与王贵、张宪、董先、王俊夜坐,移时不语,忽作声曰:‘天下事竟如何?’众皆不敢应,惟张宪徐言曰:‘在相公处置耳!’既退,俊握先及贵手,曰:‘太尉!太尉!闻适来相公之言及张太尉之对否?’,先与贵曰:‘然’。”
  “太尉”是武将最高荣衔,王贵、张宪、董先等皆无此封,用在这里是一种尊称。而岳飞与张宪两人一叹一答,看似平平,王俊听了为什么这样惊慌失措呢?
  他害怕!
  怕什么?
  “天下事”本应以高宗为首的大本营来处置,怎么能由岳飞来处置呢?这是明显的悖礼言词,涉及的就是“谋反”。而王俊仅为“岳家军”中一个副统制,权力有限,一旦有变,他是一无能为的。当年淮西军叛变,四万人中并非都愿跟着走,但在兵部尚书于淮河边被杀时,数千人虽为之动容,却无一人敢吭气,无非就在周围全是叛军,早就在监视着你了。这就是“裹挟”。
  王俊怕的就是到时也被“裹挟”——身家性命啊!
  如果张宪没给他看过岳云的信,他可能凭空编造这样一个手无凭证,全靠王贵等跟随岳飞多年的勇将来作证的证据吗?他不了解别人,还不了解王贵是什么人吗?而王贵与姚政、傅选、庞荣这四个将领,都是跟随岳飞多年的勇将,王俊却要通过他们作诬证,这样子去诬告,可能吗?
  史家说王贵跟着诬告岳飞,是因为阴私事被秦桧、张俊握住了小辨子,不得不为。可以岳飞治军之严,要是连纯属外人的秦桧、张俊都知道的事,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史家连东京的书生拦金兀术马头这样的事都能知道,又怎么可能举不出王贵具体的“阴私事”来呢?更解释不了的是,王贵证言举足轻重,既顺从了秦桧、张俊害岳飞之意,就是一个大功臣,按说事后即使不能飞黄腾达,至少也该多少升个虚衔意思意思,可他却照样遭贬斥,显然也是因为他知情不举。
  
  而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载,在这之前,岳云已先期被大理寺(最高法院)判处了两年徒刑!这就有问题了——
  因为最先被捕下狱的是张宪,史载其受尽酷刑,体无完肤,却始终不认罪。后由湖北送杭州下大理寺狱后,才召岳飞父子赴京,到杭州正式逮捕下狱,案件前后拖延两月之久。按理,岳云是主谋,在张宪、岳飞未定罪前,岳云是不该、也无理由定罪的。既定罪,谋反最轻也是杀头,稍重即灭族、灭三族、灭九族,怎么可能只判两年徒刑呢?
  唯一答案——就是岳云确实写过信。只不过张宪让众人看后烧了而已。故张宪完全有理由打死也不认帐,任天王老子拿他也没办法。可这在写信人却不行。岳云十二岁从军,所历均战阵拼杀,一是一,二是二,从未说过一句假话,也从不敢说一句假话,心中所有,黑纸白字,三推四问,以岳云性格,掉了脑袋不过碗大个疤,只从不连累父亲与张宪上,也会一个人担下来!也正是因为这样,直到最后判决岳飞、张宪死刑时,秦桧和万俟卨还以刑部名义改判岳云“流放”。
  再从只判岳云两年徒刑上看,高宗显然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杀谁,无非是要岳飞别再对大本营收缴兵权耿耿于怀而已。要不他也不会让岳飞跟着张俊以巡边为名,将韩世忠三万军队先期分编,意思就是让岳飞接下来主动配合分编自己的军队,因为最容易出差子的,就是韩世忠和岳飞的军队!这在张俊与岳飞分编韩世忠军队之前,就已出现了明显迹象——
  “会世忠军吏景著与总领胡纺言:‘二枢密若分世忠军,恐至生事。’纺上之朝,桧捕著下大理寺,将以扇摇诬世忠。飞驰书告以桧意,世忠见帝自明。”
  景著(耿著)是韩世忠亲信,胡纺也是韩世忠一手提拔,可今天却有人望风捕影的也说“原来秦桧早已物色到一条走狗,这就是淮东总领胡纺”。可胡纺这样做,真的就不对吗?史载:
  “时通古(金使)与报谢使韩肖胄(宋使)先行,而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伏兵洪泽镇,诈令为红巾(民间义军),俟通古过则劫之,以坏和议。肖胄至扬州,世忠将郝抃密以告直秘阁、淮东转运副使胡纺白之,肖胄、通古乃自真、和由淮西以去。世忠怒,追抃,欲杀之,抃弃家依岳飞军中……”
  这是宋、金第一次和议成功后的事。
  韩世忠这样做,真的就对吗?
  胡纺这样做,真的就不对吗?
  而景著刚刚从大本营回来,路过镇江时见过韩世忠,此时秦桧等人真的不该引起些联想吗?这就是秦桧立捕景著下狱的原因。岳飞则是到楚州后才知道这件事的。他十分清楚此中历害,立即派亲信连夜赶赴镇江通报韩世忠,韩即连夜赴杭,亲见高宗辨白,君臣相握痛哭,嫌疑顿解——高宗什么不明白,他要的就是武将们不要放纵任性闹情绪!
  
  所谓分编,就是改编。改编什么?此前,在宣布收三帅兵权时,也同时宣布“改统制官为御前统制官,各屯驻旧所”也就是说,改“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刘家军”、“吴家军”等各“家军”中的带兵统制官,为宋朝“国之一家”的统制官!
  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就因为当年淮西方面军堂堂四万宋军,血战沙场整十年,一个狗屁不是的郦琼,居然就能让他们转眼集体叛变投敌!居然就能在誓死不过淮河的兵部尚书惨遭杀害时,仅仅只是数千人动容,却无一人站出来抗声!这样的军队还不该整顿么?还不该让他们知道自己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哪一人的“私家”军队么?此时,如果这些军队的某一位统帅、或某一位统制、或某一位士兵因此而闹情绪,你说他的行为该是一个什么性质呢?如果你不懂,那就教教你——
  在武人,就叫军阀作风!
  在社会,就叫一盘散沙!
  而南宋大本营则始终在与这样的军阀行为作斗争。即如张浚的阻止岳飞合并淮西军,及后来的兵部尚书王庶欲通过互调诸帅偏将以制诸大帅军队的日趋私有化,都曾引起诸帅不满,如岳飞就擅自弃军闹意气,而张俊则公开威胁王庶,让人带话:“得罪我们,想想你能在这位子上干几天吧?”王庶则针锋相对:“你替我告诉姓张的那个小子:用不着他咸吃罗卜淡操心,我在一日,就这样干一日!”矛盾之尖锐,可见一斑。
  这也是高宗和秦桧为了讨好金国吗?
  
  而岳飞与岳云,公为直接的上下级关系,私为无可替代的亲情父子关系,此时,不管岳云是否真写过信,是否在信中真的要众人闹事,最高法院既已认定并作出了判决,在这样的重罪面前,岳飞都应以双重“间接责任人身份”,向宋高宗明确认罪,承认自己治军不严,教子无方,并转而以“直接责任人身份”,率先承担一切责任及后果!
  这就是礼!
  礼不是法。法是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该谁的责任谁承担;礼则一是二,二是一,下违法而上连责,非失查者即失教,主动承担一切责任。
  而岳飞却在两个多月内,始终象年羹尧一样,梗着脖子在那拒不认错,使事态越来越趋向恶化,终于招致杀身之祸,且把岳云与张宪两人性命,也白白搭进去了!

  【埃涅阿斯】:作者整个文中,关于礼、法的议论,十分精彩。但用这些理论套用到评价岳飞,未免太偏颇。人无完人,各种人才都有优点,也有缺点。李云龙就是李云龙,赵刚就是赵刚,李云龙能打仗就必然不是粘粘乎乎的角色,赵刚规规矩矩就必然带不出嗷嗷叫的部队。想两全其美,天下哪有这么多好事?岳飞这人原本文化水平有限,有点墨水还是自学的,哪能想到这么多弯弯绕的道理?不教而知,而且还不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哪有这样的天才?解决方法是像老毛一样,办抗大学习班,加强思想教育。你们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嘛,那好,我们来教你懂不就得了。再就是派政委,李云龙不是太冲嘛,给配个赵刚做搭档不就平衡些了?还是制度问题,不能把主要责任归咎于岳飞父子。
  
  这不仅让人想起十多年前的另一起冤案……
  曲端,陕西前线最早奋起抗战的著名将领,吴玠就出自他的帐下。此人知书善文,长于兵略,父任左班殿直,战死于西夏战场,故其年仅三岁就被授予了军职。史载:
  “曲端,字正甫,镇戎人。父涣,任左班殿直,战死。端三岁,授三班借职。警敏知书,善属文,长于兵略,历秦凤路队将、泾原路通安砦兵马临押,权泾原路第三将。
  夏人入寇泾原,帅司调统制李庠捍御,端在遣中。庠驻兵柏林堡,斥堠不谨(警备松懈),为夏人所薄(偷袭),兵大溃,端力战败之,整军还。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47:00
夏人再入寇,西安州、怀德军相继陷没。镇戎当敌要冲,无守将,经略使席贡疾柏林功,奏端知镇戎军兼经略司统制官。
  建炎元年(高宗元年)十二月,娄宿(金大将)攻陕西。二年正月,入长安、凤翔,关、陇大震。二月,义兵起,金人自巩东还。端时治兵泾原,招流民溃卒,所过人供粮秸,道不拾遗。金游骑入境,端遣副将吴玠据清溪岭与战,大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义兵已复长安、凤翔。统领官刘希亮自凤翔归,端斩之。六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
  请注意“端时治兵泾原,招流民溃卒,所过人供粮秸,道不拾遗”这句话。
  南宋初年,之所以会造成盗贼蜂起的混乱局面,除了宋代政治上的直接原因外,与地方政府和百姓对待战败下来的溃军态度,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宋史.李兴传》载:
  “溃将邵青自真州(今江苏仪征)拥舟数百艘,剽当涂、芜湖两邑间,(秘书少监、直龙图阁知宣州李光)招谕之,遗米二千斛。青喜,谓使者曰:‘我官军也,所过皆以盗贼见遇,独李公不疑我。’于是秋毫无犯。”
  再请注意,这里的“邵青”,就是上面刚刚提到的淮西之战中,那个在濠州战死的水军统领,也是本系列(二)中提到的那个“水贼邵青”。
  可见,曲端所为对陕西抗金阵营形成的巨大潜在作用,同时也使曲端在陕西诸军中,享有了非常高的声望。故张浚宣抚川陕,收揽英杰,“以端在陕西屡与敌角,欲仗其威声。承制筑坛,拜端为威武大将军、宣州观察使、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知渭州。端登坛受礼,军士欢声如雷。”
  也就是说,曲端是南宋初期第一个方面军大帅。
  
  但也正是这个曲端,此前龙图阁待制王庶受大本营之命节制陕西六路兵马时,招曲端联军会战,曲端却以未接大本营任命王庶的通知为由拒绝,后接通知,仍不服调。金人知陕西将帅不和,再攻陕西五路咽喉要地延安,王庶连续派人督催身任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并手握陕西精兵的曲端往救,曲端却擅自命令吴玠攻取华州(今华县),欲行“围魏救赵”之计使敌分兵回救,但金军并未上当,结果导致王庶兵败,丢掉了延安府。而当王庶到其驻地责问他时,曲端竟反责王庶丢失延安之罪,并以武力夺了王庶将印兵符,还想趁机杀之!幸亏陕西抚谕使谢亮阻止,王庶才保住一条命。
  张浚督陕,重视吴玠、刘锜等年青将领,曲端亦知吴玠对其种种作法心中早有不满,竟在高宗四年春的环庆战役中,故意使吴玠战败。史载:
  “四年春,金人攻环庆,端遣吴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将屯宜禄,玠先胜。既而金军复振,玠小却,端退屯泾州,金乘胜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为援,端谓玠前军已败,不得不据险以防冲突,乃劾玠违节制。”
  于是,张浚始有罢曲端之心。时逢张浚欲发动富平会战,曲端反对,曰:“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此话实为至论,与王彦、吴玠、刘子羽等名将看法一致,但张浚却借春季环庆战役指挥失利,夺了曲端兵权。富平战败,张浚初意再用曲端,但遭到王庶、吴玠等人的反对,理由就是这人不好节制,故张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借口曲端曾做“不向关中兴事业,却来江上泛渔舟”这样的诗句攻击高宗无能,以谋反罪将曲端逮捕。
  曲端治军甚严,无功不赏,有错必责,张浚竟任命曲端曾鞭责过的一个部将康随为提刑官。曲端一听,即知必死无疑,他有一匹战马名“铁象”,日驰四百里,至是在狱中连呼“铁象可惜、铁象可惜”数声,再呼“天”数声——
  什么意思?
  痛悔轻丧兵权那!
  果然,张浚放纵康随公报私仇,在狱中残忍的堵住曲端的嘴用火烤,待其极度干渴时,灌之以烈酒,至其九窍流血而死。“陕西士大夫莫不惜之,军民亦皆怅怅,有叛去者。”
  张浚为此罢职,三年后,大本营为曲端平反,追复曲端宣州观察使,谥壮愍。史评:“端有将略,使展尽其才,要未可量。然刚愎,恃才凌物……轻视其上,劳效未著,动违节制,张浚杀之虽冤,盖亦自取焉尔。”
  曲端之死,乃南宋第一大冤案。斯时其人也远比岳飞资格老,功劳大,军事、文才、政略等方面,虽不敢说就比岳飞强,但绝不会比岳飞差,说句旗鼓相当,亦不为过。然其与年羹尧、岳飞一样下场的悲剧性结局,难道还不足以让我们反思岳飞冤案中其自身的内在原因吗?
  
  所以,《论语》才在最后一章的第二句话中,选了孔子这样一句话——
  “不知礼,无以立也!”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49:00
  (十三)岳飞.秦桧.汪精卫
  
  我们都知道,岳飞的背上,有他母亲手刺下的四个涂墨大字“尽忠报国”,也都知道岳母刺字的目的,是让他为国家利益尽忠尽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可有谁想过,刺字警励,为什么不刺在本人能看到的地方,却偏偏刺在本人看不到的背上呢?
  岳飞在高宗四年弃守泰州后,受命专事平定内乱,在短短三年时间里,以一万二千人的有限兵力,连续歼灭剧贼曹成、马友、郝通、刘忠、李通、李宗亮、张式、彭友等贼众数十万,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七年秋,高宗招见,亲书“精忠岳飞”四个大字,并制旗亲赐岳飞。史载:
  “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帝命飞为之备。四年(高宗七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
  时岳飞已把老母接来,安家于江州(今江西九江),接高宗命令,准备渡过长江,沿汉江收复襄、邓诸州,临行,岳母把高宗专为褒奖岳飞的题字“精忠岳飞”,改为“尽忠报国”,亲手为其刺于背上,目的正是要岳飞知道,身为一方镇帅,国难当头,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忍辱负重”。
  可遗憾的是,岳母积劳成疾,过早去世,虽在理论上为岳飞留下了这四个字,但却在实践上,没有来得及教会岳飞究竟什么是“忍辱负重”及怎样忍辱负重?
  
  高宗十一年,南宋经过十余年苦心经营,已形成五大方面军,足以发动对伪齐的大反攻。于是,高宗发布北伐亲征令,离开临安去平江(今江苏苏州)。二月,岳飞赴平江面见高宗。三月,高宗出发去建康,让岳飞仅次韩世忠扈从左右,升湖北京西宣抚使,加太尉。岳飞顺势要求高宗将已去职的刘光世五万余淮西兵马归他指挥,高宗爽快的答应了。倒是张浚和秦桧私下提醒高宗,若把淮西兵马归其节制,则岳飞手握南宋十五万精兵,倘若一旦有变,他军无一能制,慎应防其拥兵自重,尾大难掉,高宗顿悟,合兵事罢。
  按说,权在高宗,可否之间,均属正当,实在也说不出别的什么。然而,岳飞却因此负气上书,要求解职回家服母余丧,且不管高宗批不批准,竟在这关乎国家命运转折的重要时刻,擅自弃军而去。在此之前,老将张浚早对岳飞目空一切的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多次提请高宗注意。无奈高宗一味袒护,反以为老将们嫉妒。直到此时,张浚再次指出岳飞专意并兵,意在要君时,方如梦初醒,同意了张浚的建议,派兵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议军事张宗元,权领湖北、京西宣抚判官。
  宋代的判官或通判一职,表面看是副手,但实质上,州、府、军政等正职所管大小事,无判同签,不得执行。这实际上给岳飞派了个监军。
  岳飞弄了个偷鸡不成反蚀米,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故高宗连连下诏,让岳飞复职,岳飞均拒绝受命。高宗严令负责为岳飞筹措军需的湖北粮漕转运使、司农少卿李若虚,及岳飞属下大将王贵,一同到岳飞母亲墓地盖庐吊唁,并言如不能说服岳飞复职,二人赐死。岳飞仍不为动。相持到第六天,李若虚忍无可忍,指着岳飞的鼻子训斥道:“我二人提命相劝,死不足惜。然尔不觉有愧于我们么?尔不过一介农夫,若不是天子倾心托付,何能手握十万大军,威镇一方?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风云变幻之时,尔竟擅离职守,屡抗皇命,视天子权威如蔽屣,你难道想造反吗!”
  岳飞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看着这位平时任意呼喝的属下,只剩了干嘎巴嘴、干眨巴眼,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不得不赴朝面君,上书自劾。高宗则好言抚慰。此时,他肯定相信岳飞没想造反,但恰恰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郦琼却造反了,不仅拉走了四万精兵,还把个兵部尚书给杀了!这时惊出一身冷汗的,就肯定不是岳飞,而是宋高宗了——但高宗却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派人赐给岳飞军钱十万缗……
  什么是“忍辱负重”?
  这就是忍辱负重。
  
  高宗十二年十月,金国派遣议和使臣来南宋,冠名“江南诏谕使”,显然不把南宋当主权国家看,而当作了自己的属国臣子,致南宋上下群情激愤。但高宗考虑再三,下诏诸大臣:
  “遣使至境,朕以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汛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欲屈己求和。在庭侍从、台谏之臣,其详思所宜,条奏来上。”
  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向人家称臣更屈辱的事呢?无论怎么说,南宋所有人都是高宗的臣下,南宋臣金,人们尽管再感耻辱,也毕竟没有高宗的感觉强烈,况且此时南宋已今非昔比,高宗手握数十万军队,值此慷慨激昂之时,趁势豁出去与金拼个你死我活,又能怎样呢?死十万,死百万,还能死到高宗头上吗?
  而高宗所以握重兵而不言战,就因为他知道,在宋、金交战的后期,汉人与真正的女真人血战的时侯并不多,大多都是女真人挟迫占领地汉人充前锋,以血肉为金人开路!即如前面提到的高宗八年陕西仙人关那场大战中——
  “敌首攻玠营……璘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铠(双层铠甲或铁甲),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一种成排固定在架床上的硬弩,可透重铠)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踩着尸体积成的斜坡向上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
  而在此前不久的仙人关饶风岭大战中,依然是——
  “金人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而敌不退……”
  这些在金人攻坚战中“死者山积”而成坡道的死者,无一是女真人,全是占领地上被强征的汉人“签军”,所以真正的女真将领从不为这些死者伤一点心,反累次催逼“签军”们以血肉为他们铺路,从而迫使宋军发明了一种仅短暂出现于当时的守城器具“铁华车”——由石碾子发展出来的铁铸外带狼牙刺的大铁滚子,专用于“人肉坡道形成时”顺坡下放……而金将撒离喝所以未得而言得,说明他早已习惯这种方法的屡屡“得”之了。
  也正是明了女真人对汉人种种令人发指、残无人道的行为,高宗才反复多次的告诫各路宋军主帅,在金人败退时,切莫横出拦击,尽量放金军归还,因为那里面的女真人,早就骑马先退了,被拦杀的基本上都是被迫前来、只靠双腿进退的汉人“签军”。即如淮西之战时——
  “秦桧奏:‘近报韩世忠距濠三十里,张俊等亦至濠州五十里,又岳飞已离池州渡江去会师矣。’帝曰:“首祸者惟兀术,戒诸将无务多杀,惟取兀术可也。澶渊之役,达兰(辽军主帅)既死,真宗诏诸将按兵纵契丹,勿邀其归路,此朕家法也。朕兼爱南北之民,岂忍以多杀为意乎!”
  而在高宗十五年,南宋已经有了稳定的财赋收入,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军需物资了,可在前面提到的淮西之战中,那个在陕西商州面对金军战略佯攻的邵隆,就在只有区区十多天的反击战中,重现十多年前岳飞放弃泰州时,在柴墟镇的“刲尸继廪”吃人肉事件!史载:
  “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岭间……隆始持十日粮,过期,食不继,士卒脔腐尸,啮草木食之,疲困日甚。及战,隆亲鼓之,呼声动山谷,无不一当百,遂大捷。”
  腐尸还不如新鲜人肉。试想,北宋为中国诸朝及世界历史上当时最富有的朝代,在金人进攻下尚且大面积的出现人吃人现象,假如高宗真的为了一己之尊,再对金打一场全面而旷日持久的生死战争,那远不如北宋财力雄厚的南宋,及金占领的中原广大地区,可想而知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恶劣局面了,而最倒霉、最惨痛的,无疑就是那些一任战争蹂躏的生民百姓了!
  所以,高宗才对派去接金使过界的官员一再重申:
  “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
  高宗“屈己求和”,究竟为了谁?
  而宋、金虽已议定和约条款,但金使萧哲等至宋后,却声言“先还河南,余事徐议”。其目的,就是要以陕西之地做宋臣服的交换条件,所以他们不是到宋庭向高宗递交国书,而是要高宗到其下榻的宾馆来取,更弄得上上下下一片连声的责骂王伦,连秦桧都对王伦责怨不止,但高宗却倍加体谅,一面要王伦继续就此交涉,一面明确自己“屈己求和”的坚意,并在王伦与秦桧在众怨沸腾下畏难回避时,对身居谏官之首的勾龙如渊辞色俱历的说:
  “士大夫但为身谋,向使在明州时,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
  意思是,现在他们都有能耐唱高调了,可当初我在明州被金军逼到海上追出三百里时,他们的能耐都哪去了?那时金人如果要我称臣,恐怕我就是对金人拜上一百次,他们也不会说一句话吧!言外之意:你们这些臭不要脸的东西,也就专在人家忍辱负重时唱高调骂人家汉奸卖国贼罢了,事到临头,真要自己付出时,就找不着你们了!
  倒是韩世忠还算体谅高宗,接高宗诏书后,随即上书:“臣伏读宸翰,邻邦许和。臣愚思之,若王伦、蓝公佐所议,讲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迹有实,别无诬同外国诳赚本朝之意,二人之功,虽国家以王爵处之,未为过当。欲望圣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无反覆文状于朝,以为后证。如臣前后累具己见,冒犯天威,日后事成虚文,亦乞将臣重置典宪,以为狂妄之戒。”
  此时我们回头再看岳飞的目无上下,及紧继其后的郦琼四万淮西军的叛变,现在你还能说金人对南宋及高宗的趾高气扬、狂妄自大中,没有岳飞和其它武人的一点责任吗?
  
  把这些事件摆在这里,就是要明确告诉今人——宋高宗当年的屈己求和,实在是迫于内外相逼,不得已而为之,也根本就不是什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49:00
么“卖国”行为,而是有利国家,有利社会,有利各族民众的行为,而遵照高宗旨意行事,并成功的完成了议和使命的王伦、秦桧等人,不管其自身有多少缺陷、缺点、错误,多么的不是东西,他们也不是出卖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汉奸卖国贼!
  而当时真正的大汉奸,是那个在民族敌人扶持下建立起来的“伪齐”儿皇帝刘豫,以及投靠在这个汉奸傀儡政权下的所有为其效犬马之劳的那些人。在这里,一个必须弄清的概念是——
  凡是汉奸政权,必为傀儡政权;而傀儡政权,并不全是汉奸政权。譬如,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贝当政府,就是一个纯粹的傀儡政权,而不是汉奸(法奸)政权。而二战时在中国出现的汪精卫南京政府,则既是一个纯粹的汉奸政权,同时又是一个十足的傀儡政权。
  而这两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就在法国的贝当政府是在法国战败,全境沦陷,当时政府完全失去管理能力的情况下,以“政府名义”由占领国德国授权、并按德国人意志管理社会的“合法政权”。
  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则是在当时中国并未全境沦陷,其合法政府仍在有效领导全国抗战的情况下,原政府成员汪精卫等人私自脱离合法政府,以“个人名义”接受由正在对中国实施侵略行为的民族敌人小日本儿授权成立、并按其意志管理部分被占领土的“非法政权”。
  对于纯粹的傀儡政权,不管真假,也不管你是否承认,其成员都可以使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甚至“曲线救国”论,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遮羞。但对于汉奸傀儡政权,则不管它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喊着什么的口号,他们也不可以用“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或“曲线救国”这样的概念,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或遮羞,而只能是变节投敌、无耻至极的民族罪人!

  
  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要是把“忍辱负重”的真实行为混同于汉奸卖国行为时,那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肯定就是一群没皮没脸,无一丝基本是非概念的糊涂虫。即如前面提到的那个杨么,就曾在相当一段时期、甚至现在仍被当作“农民起义领袖”,反把岳飞因“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湖寇杨么亦与伪齐通,欲顺流而下,李成又欲自江西陆行,趋两浙与么会”而坚决平叛的正确行为,说成是错误的“镇压农民起义”,这不是毫无基本是非概念的为汉奸张目行为,又能是什么?
  而造成社会基本是非概念丢失的内在原因,就是文化概念的丢失;外在原因,则是人与人之间基本行为准则“礼”的丢失——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刑者,法也;
  庶人者,平民也;
  大夫者,中层以上官员也;
  刑不上大夫,并非象一些望文生义者讲的那样,说是官员可以不守法,或法不可治官,而是说官员为受过教育的人,本应知书识礼;而礼讲的是自我约束,法则讲的是强制执行,故官员不能象庶民那样,非法强制而不作为。反之,庶民因没接受过正规教育而不知礼,故不能象要求官员那样的要求他们自觉约束自己行为。而庶民面对的是一己的生存与发展,接触的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他们必须在法律的监督下,解决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者是之,错者非之,丝毫不能含乎。
  而“大夫”们面对的却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彼此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就不能以“个人”态度对待,因为很多问题的看法,由于各自学养、经历等因素而不可能完全相同,甚至常常完全相反,任何人都无法在一时之间判断谁对谁错。所以,作为社会管理层的“大夫”们,就必须要懂得并遵守“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在彼此尊重对方意见的基础上,尊重管理层做出的各种决定,并全力执行。对则共荣,错则共辱。
  这就是“礼”。
  法,告诉社会的是“你不该这样做”,所以它是以强制的手段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彼此的距离;
  礼,告诉社会的是“你应该这样做”,因此它是以自觉的行为约束让人与人之间保持彼此的尊重。
  尊重,带给社会的是“凝聚”;
  距离,带给社会的是“对立”。


  即如面对议和,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就曾上疏曰:“臣谨按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日,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
  王伦身为南宋和议全权大使,所行均为国家社会,这与他的出身“市井无赖”有什么关系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顾一己性命,四次往来交战国,终于说服金人还宋河南、陕西地,凭什么就该为此杀他的脑袋呢?他的“区区之心”与胡铨的“区区之心”,难道真就无相同之处吗?难道真的就是“不共戴天”吗?
  而一个社会的管理层,在民族危亡关头,内部竟闹得这样生死对立,又究竟对谁有利呢?
  这就是失礼必然导致的情绪化社会性对抗!
  而在这样的情绪化社会性对抗中,对抗双方往往看到的只是对立方的缺点,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谁又是完美无缺的呢?即如老都督张浚,“人号‘小元祐’,所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刘珙等为名臣;拔吴玠、吴璘于行间,谓韩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见刘锜奇之,付以事任,卒皆为名将,有成功,一时称浚为知人。”但他却错失陕西,冤杀曲端,误用吕祉,坐叛淮西军,焉称完美?但历史却并未因此而否定他在民族抗战中应有的历史地位。
  同样,刘光世畏战,张俊贪暴,吴玠好色,秦桧忌贤,王伦无赖……就连韩世忠也尽有可说之种种不完美,但就是这些不完美的文臣武将,支撑起了南宋初年的抗金大局。而领导这个抗金大局的唯一中心人物,则是也许比这些不完美的人物更不完美的宋高宗。可在这些不完美的人中,可以没有谁,也不可以没有宋高宗,否则,“南宋”这个概念,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说在民族危亡面前,任何人无权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不满,上升为情绪化的社会性对抗,因而造成上下猜忌,社会离心,从而影响民族大计的原因。
  
  “岳家军”肯定不是岳飞自己叫起来的,但面对这样明显的有损上下一心的称呼,或混然无知,或明知而不加制止,甚至自矜自得,以为地球少了自己就会不转了或起码会转得慢一些的态度,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不知道自己多少钱一斤!
  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全局的行为,大本营既要你撤军或进军,就自有它的道理。也许这个道理在你看来是毫无道理,但你的看法仅仅是你自己的道理,并不代表全局的道理,为什么非得要下十二道金牌才肯执行、甚至十七道御札也不肯切实执行呢?其时各路友军都处在必撤之地,或必战之地,都在苦撑着等你一同撤下来,或戮力同心攻上去,倘若此时人家只顾自己,不管你的死活,你到想撤的时侯还撤得回来或想攻时还攻得上去吗?
  岳飞治军之严,尽人皆知,“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底下的兵卒拿了老百姓一缕麻捆粮袋就立斩不贷,而且其统制还要打一百军棍,你说战场上若有人胆敢拒不服从岳飞的命令,岳飞有可能迁就他吗?如果可能,“岳家军”还能有那么强的战斗力吗?如果不可能,那岳飞杀了这样的人,你会为这样的人叫屈吗?
  更何况仅仅是拿了一缕麻……
  而岳飞在通、泰镇抚使任上时,前军统制傅庆不服岳飞,想回老领导刘光世身边,岳飞得报,暗记于心。从承州前线回来后不久,岳飞招集部将比试箭法。诸将弓力都没能超过一百五十步射程,只这傅庆箭箭射程都在一百七十步。随后岳飞将高宗赏赐的战袍等颁赏承州战功。傅庆因没有自己的,便上来争功,遭岳飞喝斥,傅庆竟跑过去毁坏战袍等物,岳飞怒而斩其首!
  傅庆确实不象话,但岳飞在杀他时,是否想过自己的不服王彦,及擅自脱离河北战场的行为呢?是否想过王彦和宗泽对他死罪行为的两次宽大为怀呢?而傅庆的目无上下,与岳飞的目无上下,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及形式上的不同呢?这不是只许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又能是什么呢?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但这国法与军规,可不是哪个人自己定的,也不能任由哪个人随意更改。“卒取民麻一缕”是不对,但充其量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而不是一个大大的“罪行”,你最多可以超限“责罚”人家,而不能随意“处决”人家,因为人家也是与你一样身份的“国民”,一样身份的“军人”,一样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国家拼命作战,你有什么权力,有什么资格随便剥夺人家的生命权呢?
  这些话,可不只是今天的道理,也不只是岳飞时代的道理,而是远在岳飞尚未生下来之前的之前的数千年前就有了的道理!也是我们的先人一直在坚持,并努力传接下来的道理。可惜的是,这个道理只有春秋时期的宋襄公懂得一些,及此时的宋高宗多少还明白点,也多少还能坚持点,而岳飞和今人,却早已任着自己的性子,梗着脖子扔到一边子去了。
  郦琼为了让国家的军队目无国家,只听自己的,他仅仅是采取用了放纵部下,以小慧邀结人心的方式,就达到了变国家军队为一己军队的目的;而岳飞为部下争功闹意气及取民麻一缕而擅杀部下的草菅人命行为,不过是变郦琼以小慧结人心为恐怖镇人心的方式罢了,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变国家军队为一己军队的目的!
  这就是典型的军阀及军阀行为!
  这种行为对国家百害而无一利!
  而任何时代及任何人,都有权对这样的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及相应的手段,毫不留情的给予坚决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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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49:00
br>  反过来,高宗真的愿意杀岳飞吗?要真的愿意,何以还只以谋反罪判岳云区区两年徒刑呢?显然是在等岳飞象韩世忠那样来见他。不管怎么说,儿子犯了谋反罪,又是自己的下属,知情不知情,冤枉不冤枉,也都要负首责!
  然岳飞却硬是梗着脖子,在随后追加的“不救淮西”、“弃守山阳”、“妄议立储”等罪行面前,始终不服气,终逼得高宗盛怒之下改判岳云死刑,同杀三人!
  可见,最不愿杀岳飞的,就是宋高宗!
  而最不敢杀岳飞的,则是秦桧。否则,他就不会在接到高宗要岳飞自尽的手令后犹豫不决了。显然,他也是想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遗憾的是他找不到,所以唉声叹气,闷闷不乐。可当他听到老婆王氏的一句“缚虎容易放虎难”,却使他顿下决心,立即就执行了高宗的命令!
  为什么?
  因为岳飞可远比一只虎历害得多,你抓了他,若说数罪是实,你不杀他还有什么纲记可言?这以后更没人拿大本营当回事了!更重要的是,放了岳飞,要是他不服气造起反来,不管他有没有兵权,凭他的名声和号召力及军事才能,南宋都怕是没戏了。我们今天当然可以保证岳飞不会叛变了,但当时谁敢保证呢?譬如那个郦琼,他毕竟还没敢自称“郦家军”,可说个叛变就叛变了!而对南宋威胁最大的那个刘豫,要是高宗对他不倚重、不信任,能在高宗刚继位时就被派去知济南府治理山东么?可他也是说个叛变就叛变了,还被金人立为伪齐皇帝,占据山东与河南,屡与金人合侵南宋,充当金人的看门狗及马前卒。人心难测,赵构在众人的屡次提醒下,面对岳飞毫无节制的行为,实行敲山震虎,杀鸡吓猴之策,难道真的还有什么“莫须有”的千古之谜解不开吗?
  而“莫须有”这三个字,也并不是史家与今人解说的“不须有”或“也许有”,而是数百年前杭州土话中的一个问句“是不是”?《续资治通鉴.宋记》载——
  “……如渊回曰:‘今日事势,与在明州时不同。’谊曰:‘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与之商议,取其稳当乃可?’帝不答,久之曰:‘王伦本奉使,至此亦持两端;秦桧素主此议,今亦求去矣。’”
  这是前面说到的秦桧与王伦迫于百官压力回避时,勾龙如渊与左正言李谊去见高宗,高宗疾言历色的说了“向在明州”一番话后接下来的对话。显然,“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是在说明百官阻拦及秦桧、王伦回避后,李谊向高宗建议“是不是把三位统兵大将军叫来商议一下,如他们能支持,百官就好说了”的询问句。而当岳飞入狱后,韩世忠找秦桧去问作为“谋反”罪证的岳云寄张宪书到底是怎么回事时,秦桧告诉韩世忠,张宪在将这些信给王贵等人看过后,早就烧掉了,因回韩世忠:“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在这里,“莫须”二字,已由询问句转为反问句。“莫须有”三个字,就是秦桧在代高宗反问韩世忠,也是在反问所有的武人——“岳飞的罪状,就算没有那封信的事,他的种种行状,还需要有吗?”——言外之意,就是你们难道非得等到再出第二个郦琼才甘心吗?
  无庸讳言,“莫须有”三字,的确不足以服天下,但当一个社会都不知“礼”为何物的时侯,人与人之间最可怕的就是没有诚信可谈。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不能以“礼”来明理的时侯,就只能以“法”来执理了。
  史家与后人每言至此,无不捶胸痛呼:“自毁长城!自毁长城!”然在这自毁长城的过程中,史家和我们每一个自己,是不是也应想想自己在这只有“凝聚众志,才能成城”的历史长城上,是否也曾拆下过或正在干那拆下一块砖的事呢?是否也应为这个“自毁长城”的惨痛负一份责任呢?
  也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与缺陷,所以我们才必须要看到每个人都有的良性一面,更应看到自己不良的一面,而不应文过饰非,讳疾忌医,从而才能勇于面对自己的不完美,面对他人的不完美,进而才能正确的面对社会的不完美。
  而在这一切的不完美中,那些凡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最大化竭尽一己之力的人,不管其自身尚有多么的不完美,无疑都应是本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因此,岳飞是宋、金时期汉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金兀术则是女真民族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而这样的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民族英雄”概念,不能因为后世出现的民族融合而改变。所以,这里指出岳飞的缺点,也并不是要否定他在民族抗战中应有的“民族英雄”历史地位,而是为了让今人、后人从中汲取教训,避免这样的历史悲剧一代代重复上演。
  
  岳飞的父亲死得早,故知子莫若母,岳飞在那个战乱年代的成长过程中,其性格上存在的必然性缺陷,没有任何人能比岳母看得更加清楚。“精忠岳飞”是以宋高宗为首的大本营对岳飞为国家、民族、社会作出贡献的肯定及褒奖,而岳母改“精忠岳飞”为“尽忠报国”,则是在警诫岳飞:国难当头,千万不要固步自封,而要不断走出自我,竭尽己力,舍己为国——
  岳飞能打仗,会带兵,身先士卒,同甘共苦,不忘国耻,不忘己责,但就是不懂得如何做人,只知执理,不知尊礼,立身难坚,立家难兴,立国难厚!而中华民族则早在岳飞那个时代之前而至今,就无时不面临着危机,面临着耻辱,做为他的一分子,要是不懂得这个“忍辱负重”及如何负重的话,那你就很难保证不会在力行堂堂君子之时,却意外的做了个区区小人……
  “不知礼,无以立也!”
  君子者立人,小人者立事。
  立人者克己知礼,立事者纵己执理。
  岳母的良苦用心,岳飞明白吗?
  今人明白吗?
  悲夫!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52:00
  (十四)霸道.贼道.诸葛亮
  
  人生究竟有没有“命”?
  有!
  什么是“命”?
  命,从口、从令,有权威发“令”,强制对方服从之意,而受“令”者也有“无令不行”之意,故“命”在其后的衍化中,便有了“赋予”的含义。然发令与受令,只是一个“开始”,最终发方与受方,还得有一个验令与交令的“完成过程”,这就使“命”成了一个有始有终的“过程”。而先人认为天地万物无不都是“道法自然”所赋予的,无不有生有死,有始有终,是为无法摆脱的自然之“命”;于是,“命”便逐渐融入了“生死过程”的内涵,成为“时间范畴内的纵向发展”。
  而既然是自然之“命”,则天地万物无不来于自然,因此,不仅人生有命,而且天亦有命,地亦有命,万物均有命。
  命可知吗?
  可知!不仅人命可知,而且天命亦可知,地命亦可知,万物之命均可知。
  那么,用什么来知命呢?
  运。
  “运”是什么东西?
  運,繁体的写法从辶、从军。辶,辵(chu颍┳直浔剩癯啤白咧保庵刚ё哒#刖显谝黄穑蛑妇拥男凶俨欢ǎ霾恢埂:笥种鸾ト谌肓硕浴吧痹饧食砂艿檬Ъ涞墓媛苫剿魅现S谑牵霸恕本椭鸾ト谌肓恕靶兄沟檬А钡哪诤晌翱占浞冻肽诘暮嵯蚍⒄埂薄?
  而在这纵向与横向、时间与空间交叉碰撞产生的那一个个“交汇点”,就是“命运”。
  试问,世上又有什么东西从出生到终结,没有这个纵向与横向、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呢?而在这一个个的“交汇点”上,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中,所代表的具体意义,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是故命有大小;运有短长。
  命者何为小?己命为小。
  命者何为大?天命为大。
  运者何为短?己运为短。
  运者何为长?天运为长。
  故知命运大小短长者,为君子;而不知命运大小短长者,为小人。
  古往今来,不知天命者小人不衰,故人类社会始终难彰。
  今来古往,能知天命者君子不绝,故人类社会始终不灭。
  
  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古往今来的糊涂小人中,最令人遗憾,也最令人可惜的,则莫过于那个被我们当作智慧化身,家喻户晓,尽人皆知,鞫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了!
  东汉末年,宦官乱政,黄巾逆起;军阀割据,兵连祸结;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当此之时,遍天下只有一个曹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马踏青苗,斩发代首;礼贤下士,底定中原;喘息抚荆州,片纸震江南;汉中首鼠,西川惶悚,平定割据,指日可待——可就在这么个节骨眼儿上,风吹残柳,晃晃悠悠的钻出来个诸葛亮……
  诸葛亮这个人,其实在明代以前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他所以能受到今人这样的崇拜,无非是靠着一部《三国演义》的吹捧。诸葛亮崇拜谁不知道,只知道他常在人前自比管、乐。自比不是崇拜。崇拜是不可逾越,自比则至少是并驾齐驱。那我们就不妨看看这位诸葛亮是怎样与管、乐并驾齐驱的吧。
  
  管,姓管,名仲,字夷吾,春秋初期任齐相,辅佐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建立了霸业,著名大贤,连孔子都很推崇他。但只有推崇,没有备至。因为只有王道衰落,方有霸道之兴。霸乃衰世之道,孔子能推一下,已很给面子了。当然,孔子推崇管仲不是为了给谁面子,而是因为“霸道”也是道,是道当然也就值得推一推。
  公元前六八一年,周庄王姬佗去世,其子胡齐即位,是为釐(xī)王。按说天子去世,诸侯应去吊唁奔丧,新君继位,更应前去朝贺,起码真不真假不假的你得意思一下呀。可当时慢说异姓封爵,就是同姓一宗的都没一个拿这当回事。这时已登上齐国政坛七年的齐桓公,觉着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个事,于是就向管仲讨教。管仲首先就让桓公派人去朝见新王,其次宋国为争君位内乱,就请釐王为其立君平乱。
  周釐王自是求之不得,急忙颁发了为宋国立君的诏书,顺势就请齐桓公代为召集为宋立君的仪典。遗憾的却是诸侯对齐国招集立君大会结盟的反映极为冷淡,加上急于得到确认的宋公御说,约会的八家诸侯也才到了一半,弄得齐桓公冷屋冷灶的挺没意思,就想还是拉倒吧。可管仲正色说:“三人成众,何况五国,盟则有信,废则失信,请君如期会盟!”这之前,齐桓公曾要带兵车如会,管仲制止说:“盟会是为了尊王安民,消除战乱,怎可耀武扬威呢?”
  虽然这次盟会参与国极少,但却为齐桓公日后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打下了成功的基础。
  楚国一向目无中央,自称夷狄,数世称王,恃强凌弱,众怒所向,但管仲在诸侯大军兵逼楚境,誓死一战之际,以静制动,仅用谴责楚国久不向王室进贡滤酒及祭祀用的白茅草为由,便使骄横的楚成王气焰跌落,理屈辞穷,乖乖的重新贡茅复礼,并加入诸侯盟会,消除了一个最大的战争隐患,使自周平王东迁以来日趋混乱的天下稳定了数十年。
  
  乐,姓乐,名毅,字什么?不知道。只知道他是战国时魏人。公元前三一四年,燕国内乱,齐国趁火打劫,攻毁燕国都城。后燕昭王即位,刻意雪耻,励精图治,礼贤下士,前面提到的那个齐国大辨家邹衍,这时就到了燕国任职。这时在魏国任职的乐毅,正好也出使燕国,昭王知道这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优礼有加,真心挽留,遂感动了乐毅,居燕整顿训练军队。
  二十八年后,齐君湣王暴失民心,燕趁机联络秦、韩、魏、赵四国,由乐毅为将伐齐,一战击溃齐师。后四国退出,乐毅指挥燕军半年左右便夺取城池七十二座,仅余莒和即墨二城。但这两座城乐毅却围了三年。当时包括燕太子在内的许多人,都怀疑乐毅是不是想收买人心,自己做齐王?乐毅不为所动。也幸亏燕昭王信任他。那么,乐毅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首先,他知道燕是小国,齐是大国,如果单以军事实力抗衡的话,燕不可能败齐。他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实在是齐湣王的昏暴所致。先不说这位曾公开宣称要灭掉周朝,自己做天子的事,只说这位被燕军打败后一路出逃的经历,就足以知道这位的德性了。
  他先是逃到卫国,人家卫君恭敬周到的接待了他,他却一屁股坐到人家正殿的君位上,当着人家臣下的面,让卫君给他行跪拜大礼,气得卫人当晚就偷了他的行装,弄得他灰不溜丢的逃向鲁国。你倒是长点记性啊,可他偏偏就没记性,鲁君派人迎接他,手下问人家准备了些什么来接待他们,人家说准备了十头牛,可手下斥责说,你们得按天子级别接待我们大王,鲁君得腾出他的宫室,并来亲自服侍。人家一听就火了,连城都没让他进。
  你说这样一个玩意儿,逃难尚且如此,平时待臣民怎样,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燕军所到之处,大部分城市兵不举戈,城不闭门,直如无人之境。不过,这种现象只是齐人对失政的情绪,可并不代表他们就真心欢迎燕人来统治自己。乐毅也正是明白这个,因此才废齐苛法,严历约束燕军,并为齐桓公立祠亲祭,努力把对立情绪消除于未萌。
  其次,燕军进展神速,大部分齐人无力出逃,而能一逃再逃而至最后孤城者,若非拼死不降之士,就是聪英果敢之人,身陷绝地,后无退路,必誓死守城,若强攻硬取,两败俱伤,肯定损失惨重。乐毅若为一己之功,得胜之军,誓如压卵,他能攻不下这两个弹丸之地么?所以不攻,眼前避免双方流血还在其次,主要是为防止给未来留下更大的流血隐患——假如燕军攻城,齐人死守,不管开始怎样激烈,最终守军要是投降那还罢了,倘若全部与城共存亡了,那齐燕可就惨了,乐毅必将前功尽弃!
  为什么?
  这是因为燕军拿下的七十多座城池要都是硬攻而下还无所谓,但他们恰恰大多是兵不血刃而得,被占领者在这样的连锁反映下,通常的耻辱感就被掩盖住了。而一旦受到大义凛然的刺激,这耻辱感就会被激活,并以超常的速度膨胀,当它爆发之时,将是任何力量也难以阻挡的。斯时斯地,燕、齐军民都将被置于绝境,谁都没有退路,但凡还有点人性的,想想都会毛骨悚然。而此时乐毅竟置个人荣辱于度外,不仅不攻城,而且也不紧逼围城,反后撤二十里,在给城中齐人打柴取食之便的同时,留下了在适当时机和平结束战争关系的余地。
  乐毅其人在历史上留下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所以成为千古美谈,并不在他半年下七十余城的赫赫战功,而就在这身处战争状态的生死抉择间,无时不以一己之身系天下百姓苍生为念的致善之心。
  
  战争关系是人类胎带的动物性恶行,一个人在这种恶行面前所持的态度,是衡量人品行最有效的标尺。春秋、战国时代是诸侯割据,而汉末则是军阀割据,其本质都是在分裂天下大一统的局面。出现这种现象,亦无一不是中央政权失去了政治上的号召力及对方域的控制能力,而恢复这个能力的主动权则又掌握在最高管理者的手中,如果这位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或荒淫无度,萎縻不振的话,那你就是再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力挽狂澜。管仲这样的人所以不去扶助周天子,正是因为人家拒绝他去扶,因此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教齐桓公礼尊周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用另一种方式达到维护统一的目的。这种以地方代中央维护天下统一的方式,就叫“霸”。
  霸,不是在创建统一,而是在维护统一,正因为它与王道创建一统的目的一致,所以霸也是“道”。但如果地方打着中央的旗号或干脆无视中央的存在独霸一方,这就不是“霸道”,而是“贼道儿”了。

  霸道与贼道儿,就在这个如何对待统一与分裂的态度上。诸葛亮既自比管、乐,那我们就不妨看看他又是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52:00
怎样对待统一与分裂的吧。
  想建功立业不怕,想出名留名也行,节骨眼上站出来的也不少,可干什么却必须要想好了,所谓三思而后行。诸葛亮此时出来显然是不想再做小隐,投曹操又怕没自己合适的位子——大才嘛,傲点是正常的。其它的玩意儿又看不顺眼——傲嘛!那么,凭诸葛亮的才学与能力,荆州刘表,东吴孙权,西川刘璋,汉中张鲁,西凉马腾这些军阀,不敢说都拿下,一个两个总没什么问题吧?
  尤其是那个孙权,面对曹操一泻千里的气势,捧着那封要与他会猎东吴的战书,倍感势孤,早没了主意。要不是鲁肃横插一杠子,哪还会有赤壁之战的血肉狼藉?可这鲁肃要跟诸葛亮比,真要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况且东吴还有个自家兄长诸葛瑾引介,说服老孙放弃割据,谁又敢说不可能?剩下的大佬中,除了那个马腾的儿子马超还是块料,其它不过酒囊饭袋。此时局面,牵一发而动全身,全功全名全苍生,舍此而何?若只要这个名,激流勇退,做个闲云野鹤;若想再展雄风,只要一心为苍生,怕的不是没事干,就怕的是你干不完。为人为己,成功成名,天下也并非就没有两全其美的事,就看你一心所系的是什么了?
  刘备这个人,虽然穿的名牌是“中兴汉室”,擦的香粉是“皇亲贵胄”,可就是谁见谁恶心,给哪哪不要,弄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连个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你瞧他那点出息。诸葛亮为什么放着那么多的大腕儿不找,单单看上这么个东西呢?看看他那篇被多少势利之徒称羡的“隆中对”就知道了——
  “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miǎn),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ān)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要说他贴上刘备是为了中兴汉统,这汉天子还活得劲劲的,既然自比管仲,那所有的心思就该围着“天下一统”转,怎么还没出被窝就在梦里尿出了个三分天下的臊地图?要说他是为天下苍生,不为一家一姓,那你忙不迭的贴上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的刘备干什么?说到底,还不是看着在各路军阀中,也就只有这个刘备割据的决心最大,而势力又最弱,逞智逞雄,逞志逞才,正是都有这为一己出头的私欲,也才更容易一拍即合么?
  管仲教齐桓公以信义为本,扶危济困。而诸葛亮却多次鼓动刘备趁刘表病危袭取荆州,反倒是刘备觉着人家刘表看在亲缘的份上,在落难中收留了自己,这样的忘恩负义实在太不够意思,看上去可是比诸葛亮要脸得多了。
  管仲不战而屈人之兵,乐毅虽战而恤天下苍生,而吴蜀割据六十一年,单是这个诸葛亮就六出祁山,表面上打着的是完成刘备遗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际上却是在沽名钓誉,骚扰天下,耗尽天府民食,疲尽西川精壮,终至一个堂堂天府之国,在其死后一击而亡。所谓诸葛亮治蜀之功,又在哪里呢?
  更重要的是,三国之后,我们的社会仅在西晋享有区区数十年的统一,便又在东晋重现分裂,终于进入南北朝的五胡十六国的各自为政时代。而这延续四百多年的大分裂,本就起于这三分割据,试问这诸葛亮的“鞫躬尽瘁,死而后已”,究竟是在为谁尽瘁?为谁后已?
  功耶?罪耶?是耶?非耶?
  我们是不是比他更糊涂?
  
  诸葛亮自谓精于数术,善断阴阳,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人事伦常,遍天下无人能难得住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智者。但纵观人类历史,恰是这些智者在以其昭昭,使人昏昏,惑乱视听,逞智逞能!是故孔子有言: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知,古知与智通用,意为有知识才有智慧,知识越多越聪明。谁说的?当然是有知识的人自己说的,所以他们后来才在“知”下加了一个以口言说的“曰”字,因为证明知识多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得自己说出来。你不说,谁知道呢?
  对吗?不知道。咱们还是听听老子是怎么说的吧——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故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
  你看,真正的智者并不向人显示自己的知识,而向人显示卖弄自己知识的,其实最愚蠢。
  兑,从八、从口、从儿;八者,人虫之分,此时人对自然与自身的认知犹如小儿,夸夸其谈,口若悬河,又能说出个什么?“塞其兑”,就是少说为上。兑在八卦中为泽,泽乃水非水、土非土之物,引申到人的身上,就是人人都存在的有知与无知,若只知显示有,暴露的却正是你的无?“闭其门”,不是让你关在家里不出来,不与人交流,而是让你知道自己是老几。
  光者,自然存在,谁没见过呢?但各人所站角度,所处地位不同,所见光及对光的感受也不同。譬如,在南、北极地附近生活的人与赤道附近生活的人,对光的感觉与需求就大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但这并不等于“光”本身有什么“不一样”,故赤道附近的人就不能认为月光比太阳光好,南、北极地附近的人也不能认为太阳光比月光好。同样,知识分子之知与引车卖浆者流之“知”,在本质上也没什么不同,尔知彼不知,彼知尔不知;尔能彼不能,彼能尔不能,全知全能的人是根本不存在的,若一味只强调己知为真知,才是真正的无知。只有尔知尊彼知,彼知敬尔知,知知相合为一体者,才是真知。这就是“和其光”。
  尘者,微不足道,比人,就是引车卖浆者流,有了“和其光”的自知知明,自然就有了知识分子的与工农大众相结合。“同其尘”,并不是要知识们都下田干农活,进工厂做工,而是在心态上视引车卖浆者流所需、所求为己之所需所求。而引车卖浆者流所需,无非食能充饥,衣能蔽体,屋能遮雨而已,故其所求亦无非一个社会安定罢了。
  但社会是由人的群体组成的,而人的个体及群体历来强弱有别,贫富有差,地位有等,相对之下不可能不产生矛盾磨擦,虽然管仲、乐毅并未做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但他们毕竟为社会下层尽己所能的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存环境,多少也算是做到了强者“挫其锐”,乱者“解其纷”,而诸葛亮所行,却无一不反其道而行之——
  自比管、乐?他配吗?!
  玄者,黑中泛红,引申为天的幽远,深邃。同者,相合为一,无差别,与玄合在一起,“玄同”在自然世界就是混沌状态的“一”,在人类世界就是不论强弱、贫富、地位而能做到等同合一的人。这样的人,你不会因与他在一起才感到亲近而亲近他,也不会因不与他在一起才感到疏远而疏远他;你既不会因与他在一起才让你获得某种利益,也不会因不与他在一起才让你获得伤害;你不可能让他因依靠你而显贵,也不可能让他因不依靠你而下贱。所以,这样的人才会成为天下人心目中的最尊贵者。
  而诸葛亮则正相反,刘备确因欲得其才智而三顾茅庐与其亲,亦因得其才智而三分天下而获其利,更因得其才智而贵为蜀君而君臣共脱其贱。只是天下百姓却因他们的逞智逞雄而大失其亲,广疏其邻,饱受其害,同落其贱!可见,以知识为智慧的东西们,也许什么都知道,但就是不知先人理念中的那个“一”,更不知这个“一”中为何有个“天”?
  
  读懂了老子,也就明白了孔子的“知者乐水”,并不是说“智者见了水就快乐”或“智者喜欢水”,而是在说智者的心性犹如水那样的好动,其最高追求就是一展才华,所以,他们特别喜欢社会的动荡,不喜欢社会的安宁,这就是智者所“乐”。
  而仁者正相反,其心性犹如山一样的稳重不移,其最高追求就是社会的无为而治,所以,他们特别注重社会的安定,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在稳定中得到长足发展。这就是“寿”。可见,仁者的“寿”,并不是要自己的长寿,而是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行。

  所以,做为《论语》结尾的最后一章第一句,才选了孔子这样一句话——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53:00
  (十五)知行.知命.文天祥
  
  南宋末年,苦守了五年之久的战略要地襄阳,因汉奸指点元军以巨舟冲断与襄阳一江之隔的樊城浮桥,至使襄阳失去人力、物力、军器支援,守将吕文涣顿失信心,开门降敌,从而使淮南侧翼再无屏障,元兵横扫江北,顺流而下,长驱江南,临安告急!
  文天祥时任江西安抚副使,属理赣州,接勤王诏书,禁不住涕泪滂沱。哭什么?要亡国了。国家弄到这等地步,那种无奈,那种痛惜,不是真着急,早为自己寻后路去了。还有哭的没有?肯定有。只是哭过也就哭过了。也许是为自己怀才不遇?也许是为生不逢时?也许是为……也许?史无载记,但肯定不是为报国无门。因为闻警而起者,除了原鄂州守将张世杰,就只有一个文天祥。可此时的文天祥,除了头上那顶安抚副使的纸帽子,无一兵一将。但他散尽家财,广招郡中豪杰、山民万人,星夜赴卫。
  好友劝止他说:“元兵三路虎狼,君驱乌合之众,直如羊入虎口。”
  文天祥慨然长叹:“我也知不自量力,但国家危难,竟无一人一骑驰救,枉为臣民。倘忠臣义士,闻风而动,义胜谋立,人众功济,国家尚可一救哉!”
  什么是男子汉大丈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首先就是这个责任感!
  
  文天祥,名云孙,字天祥,又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后期理宗时的状元,理宗殿试状其风仪,又赐字宋瑞,一名一号三字,史书中则一会变一个称呼,不知道的还真能读晕了。
  史载,文天祥“生性豪华,自奉甚厚,留情声色,不拘形迹”,也就是经常妓乐满堂,纵酒高歌。还特别喜欢下棋,赤日炎炎,最愿泡在清溪里,与好友浮在水面上,无盘无子,“以意作枰”下盲棋。意犹未尽,迟暮忘归,就缠块遮羞布,于岸边点火烤肉喝酒,一醉方休。真乃倜傥风流,潇洒人生!单凭这些,给他个纨绔子弟,可是一点不过份。
  可孔子不这么看:环境顺逆,小德不拘。因此,《论语》选子夏言:“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闲”是古代的门,就象今天的栅栏。“大德”就象范围在一间屋子里,别说出去绕,把头探出这个“栅栏”都不行!若嫌憋得慌,非要出去绕绕,那一绕就绕坑里去了。有条件吃点、喝点、玩点,再找两个小蜜,只要不违法、不侵害他人利益、不弄出乱子,都属于“小德”上的出入,并不影响做人的根本。“诸葛一生唯谨慎”,可就是没能耐住这个“闲”内的寂寞,一念之差,就绕坑里爬不上来了,真乃全尽小德亏大德,丧尽了做人的根本。
  悲哉斯人!
  文天祥自中状元至此时,除了这之前给了他个从未到任的刑部尚书虚位,这个安抚副使应是他戴过的最大帽子。凭他的才华,谁敢说他没资格负气?要讲怀才不遇,谁又比得过他?
  文天祥赶到临安后,受命担任右承相,赴元军谈判。由于他不避生死,大义凛然,据理力争,使元军统帅感到此人必为灭宋的最后障碍,便扣留不放,押解北返。但在押解至镇江时,文天祥设法脱逃,来到真州(今江苏仪征)。不想两淮制置使李庭之误听传言,以为其来说降,逼守将苗再成杀之。再成不忍,假说城外来人欲见,骗其一出,骤关城门。
  先不说此时文天祥什么心情,只说这苗再成稍有偏差,后世还知有这位民族英雄么?不知也无所谓,但落一个汉奸恶名,找谁给你讨说法?好容易在天亮前赶到扬州,却又听等进城的人讲,谁抓到有个叫文天祥的大汉奸给重赏。此时此刻,非文天祥不抗战,实抗战诸君在抵抗文天祥也!就是再过几万年,此时的文天祥或归隐,或出洋,谁又有资格说他的不是?
  不要以为只有今天才能出国,德佑皇朝投降后,与张世杰共立端宗和帝丙那两个孩子的首相陈宜中,就是在复兴无望的最后生死一刻出国避难的。南宋的海上贸易盛载史册,彼时出国,上船就走,爪哇琉球任君游,不算叛国。文天祥也确实易名清江刘洙,东入大海。但他不是到外国给人擦皮鞋,刷盘子,做三等孙子,待攒够俩辛苦钱后,有朝一日回来充大款,唬自己人。谁都知道他是去干什么。人五人六的陈宜中临阵退却了,饥寒交迫的文天祥却毅然决然的迎上去。
  
  文天祥为什么能走而不走呢?这个问题还是让那些真正的男人来回答吧——
  陈昭,常州通判;王安节、刘师勇,常州都统;姚訔(yín),常州知州。常州城墙破败低矮,军民象南宋十四年顺昌保卫战那样,把门板木栅等竖立在城墙上加高坚守。致元相伯颜屡攻不下,百般劝降,然军民毫不为动。伯颜怒极,杀城外居民,煎人油为炮(一种发射石头的弹射装置),射上城墙,焚烧守具。城破,知州姚訔先死,刘师勇突围。陈昭与王安节短兵巷战,渴饮血水,力战不退。家人寻路回来,急呼陈昭:“敌围未合,东北门可走。”
  陈昭闻言,睚眦俱裂,历声回答:“去此一步,非我死所!”
  壮哉陈公!
  顶天立地,气吞山河!为君一掬英雄泪——
  史评,文天祥“屡跿屡踬,屡踬屡跿——”。
  跿(tú),就是勇跃跳起;踬(zhí),就是被绊倒。按今天的话,就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陈宜中在做太学生的时侯,曾率众抨击奸相贾似道,少年得意,难免自傲。文天祥虎口逃生后,陈力请其再任右相并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文力辞右相不就,不是怕担责任,而是陈曾多次否定文的正确建议,势如危卵,怕再与其发生冲突,影响大局。但却以枢密使督诸军。
  时人叹曰:“昔日督军,高车驷马,锦衣美食,前呼后拥;今之督军,褐袍敝屣,饥不择食,手无分文,八方求索,唯一死与之。”
  索什么?打仗得要粮、要械、要衣、要人那!
  文天祥不要右相,却要这个枢密使督诸军,为了什么?
  大丈夫为民族而战,舍我其谁!
  一无所有,一力承担;一介文弱,一命置前!不就一个同仇同苦,同生同死,身先士卒嘛。
  堂堂男儿,何分文武,一腔热血,有死而已!
  去此一步,非我死所!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地名:广东海丰五坡岭——文天祥被俘的地方。公元一二七八年十二月,文天祥在带领残部转入山区的坚持抵抗的途中,在此造饭,为元军追及,力战被俘……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这首诗:《过零汀洋》——公元一二七九正月,元军从潮阳以海船押送文天祥去新会县南海中的崖山,意图让他劝降在这里用舟师锁海,拼死抵抗的宋水军统领张世杰。在经过珠江口的零汀洋时,文天祥气贯长虹,坦然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人用竹木削片做书记史,为防腐虫蛀,将竹用火烤滴水似出汗,干至泛青色后以皮条编册,后人遂以“汗青”代指“史册”——人之一生,应时时警励自己,无论环境顺逆,锦簇零丁,所行都要对得起历史!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那座小楼:北京兵马司——文天祥在此被囚禁三年,足不履地,矢志不移。
  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就在这座小楼里,文天祥大义昭“天命”,再续《正气歌》——
  元世祖忽必烈多少还算得上是一个有远见的帝王,不管他是打哪听来的,确也说过那句“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名言。这时的元帝国,版图已跨过伊朗,从伊拉克的巴格达起,划进东欧,直抵莫斯科。忽必烈急需治国人才,他再次请文天祥出来当丞相。没人怀疑忽必烈的诚意,问题是怎样处理这种关系?
  接受,就意味着投降;拒绝,则意味着放弃。
  接受就是投降,一般人都能听懂,只这个“拒绝意味着放弃”却让绝大多数人糊涂。放弃什么?
  史载,文天祥对劝降的人说:缺人做官,投降的人有得是,只要肯尽弃平生,何必非我?但他同时又讲:
  “国亡,我份一死而已!然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
  什么意思?宋时道家穿黄袍,戴黄冠,意思是说,大宋亡国了,我做为大宋臣子,有死而已。不过,你们倘要就是不杀我,一定要放我生还,那我就回到故乡出家做道士,以后你们要是在政治上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地方,想来请教,我以世外人的身份,可以指导指导你们。
  是文天祥怕死吗?怕死他早就学陈宜中了。但不怕死并不等于愿意死。单对个人,若图留芳百世,死最容易。文天祥在被俘押往燕京的途中,得知张世杰、陆秀夫与那个年仅八岁的帝丙死难的消息后,明白南宋已彻底灭亡,便绝食长达八天却未死,于是坦然复食。对一个誓死不降的人来说,斯时斯地,你说是死比活更难一些呢?还是活比死更难一些呢?而此时的文天祥,唯一的儿子死于乱军中,妻子也死于难民营,国破家亡,孓然一身,他究竟在留恋什么呢?
  不要忘了,文天祥所处的是个什么时代?这宋元交替,可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一个能把活人剥光了摁到烧红的铁锅里煎人油,并为加快筑垒围城的速度,把为其筑垒的人连其背负的土一层层埋起作壁垒的民族,该有多野蛮?多落后?这个野蛮落后,可不仅仅只表现在战争中。战乱过后,胜利者跑马圈地,侵占了别人家园不算,他还需要人为他耕种,管你士农工商,随便抓来就成了他的奴隶。他还要享受,是个女性,只要他看上了,管你婚配已否,拉来就是他的奴婢,想怎么糟践就怎么糟践。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民族矛盾激化到何种地步可想而知!作为战胜一方的官员,他们是即得利益者,很难制约自己的欲望;作为战败一方的官员,如有胆量奏谏,又怎么可能失节偷生?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民族”这个概念已不仅仅专指战败一族,或战胜一族,而是指在大元“中华”帝国版图内的所有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53:00
生民。如何让他们尽快摆脱战争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如何创造一个和睦相处的良好环境?如何使国家走上有利于各族同胞共同发展的良性轨道?这才是真正的百姓心之所思,才是真正的各族生民心之所望,才是真正的“天”之所“命”!
  文天祥余生正为此“天命”所留,心之所恋的,也正是这个各族生民的“心之所望”!
  遗憾的是,“倘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这句话,在史书中彪册了上千年,可在今天知道文天祥的人中,又有几人知道这句话呢?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跟孩子们讲?是不知道?是不情愿?还是不敢?我们似乎远比那些亲手杀害文天祥的人更希望文天祥为我们去死。一个只知道崇拜闹割据、闹分裂的大才诸葛亮的民族,又怎么可能读得懂先人理念中的那个“一”?又怎么能够读得懂文天祥?
  文天祥最终还是死了,因为就凭忽必烈那两下子,他也不可能读得懂文天祥,但文天祥可不是为“我们”死的,而是为“天下”生民而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个社会有史以来,够得上“英雄”二字的,可说是车载斗量;够得上“民族英雄”四个字的,同样是手拿把抓;但真正够得上“中华民族之民族英雄”这九个大字的人,也就只有这么一个文天祥!
  而一个总是希望能有英雄为自己死难的社会,肯定是一个最没有希望的社会!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论语》的编者所以要把孔子的这句话特意放在最后一篇最后一章的首句上,无非就是要告诉我们:不管你自认是个领袖、还是个精英或是个科学大家亦是个大家学科什么什么的吧,你就是把《论语》前面的所讲的五百多章全做到了,可就是最终也没弄明白究竟什么是“天命”,那你这一辈子也还是白学、白活了!
  知天命者,必知其所行,亦必知其所正。
  君子哉人也——文天祥!
  罔天命者,必罔其所正,亦必罔其所行。
  小人哉贼也——诸葛亮!
  看看文天祥,再看看诸葛亮,难道我们真的还不该悟出点什么来吗……?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56:00
  (十六)杨业.潘美.石敬瑭
  
  唐末,当占据河南、陕西实力最强的割据势力朱全忠自立为帝建后梁的时侯,割据山西的晋王李克用,亦频繁出兵抢地盘,派其子李存勖(xù)及养子李嗣源趁虚攻占了河北。后梁派上将刘寻率兵五万来抢河北,初战就趁李存勖列阵未果,挥军掩击,李军大乱,这时一将挺枪跃马,仅率十余骑杀入敌阵,左冲右突,无人敢当,遏制住了对方的进攻,遂归本阵,竟无一伤亡。
  转年,李嗣源再战刘寻,身陷重围,危急关头,又是此将挥剑跃马,奋力拼杀,反败为胜。
  又二年,李嗣源在无石山误中梁将魏瑰埋伏,追兵紧逼,此将带少数残兵回身冲敌,杀散铁骑五百余,缓行殿后……
  年底,李存勖等与梁军十数万众大战胡柳陂(pí)失利,李存勖仅以五千人固守在一小山上,李嗣源守山右,问此将有无良策?此人曰:腊月天寒,出手掉指,敌多步兵,我们不如先吃饱喝足,等其冻得差不多了,再以骑兵突击,一战而胜。到傍黑,其人亲率数千骑出击,大败梁军。
  一次,李嗣源与其人便服带随从少许往观敌寨,敌骑突袭,敌将枪尖几达李嗣源后背,此人再奋雄威,挺戟一挥,数敌落马,余皆怯战,遂全众而归。
  李存勖建后唐,派李嗣源渡黄河灭后梁,此人仅以五十骑随李夜袭郓城,突入东门,梁兵大集,把他们围在十字路口上,其人身被数创,仍以身护住李嗣源,挥兵力战,毫无惧色,直至唐军后续赶来,遂夺郓城。
  后唐庄宗李存勖失政,以戏子为官,闹得众叛亲离。其人与众将拥李嗣源为明帝,受封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傅、充陕州保义军节度使兼六军诸卫副使、开国伯。后辽人兵集大同一带边地,窥伺中原,明帝加其兼侍中、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国、威塞等军之汉、蕃(少数民族)马步军总管,赐竭忠匡运宁国功臣,让其守御燕(今北京)、云(今山西大同)一线边境及山西、河北。
  史载,此人“性简俭,未尝以声色滋味辄自宴乐。每公退,必召幕客论民间利害及刑政得失。明而难犯,事多亲决。”还举了两例:
  一、有一个开店的妇人投诉,说她将粮食摊在门前晾晒,被一个军士的马吃了。可执法官审问军人时,军人并不承认,可又拿不出马没吃粮的证据来,一时说不清。从这也可看出,此人治军整肃,是严禁害民的。当时大都认为一定是那个军士的马吃了人家的粮,否则,一个女人家弄这个干什么呢?可此人不这么看,对执法官说:“两人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怎么可以随便断案呢?你们把马杀了,剖肠检验,若确有人家晒的粮食,杀军士正法。若无,杀妇人以绝诬告。”结果,当众杀马,肠内无粮,遂杀妇人。其守境再无人敢欺瞒诬陷。
  二,有兄弟俩,弟弟想迁居,把属于自己的那份地产卖与其兄,嫌其兄给价太低,便卖与外人。外人要其兄出字据认可,其兄百般设阻,结果弟兄俩打起了官司。县里觉得这哥俩都不怎样,移送上司,此人说:“一家兄弟闹成这样,均因我上任伊始,教化未及所致,我很惭愧。不过,此事寻根究理,兄长既愿得良田,弟索良价,顺之则是,逆之则非,其兄不义太甚,你们给我狠狠揍他一顿大板子!其田谁给的价高卖谁。”上下皆服其明断。
  一介武夫,居然还懂得牧民教化,要说这个人可该算得上是智勇双全,明察决断,堪受大任的堂堂君子之人了吧?
  非也!
  此人慢说君子二字,就是连个“小人”二字都配不上。因为他就是我们历史上那个名符其实、不折不扣、纯纯粹粹的大汉奸、大卖国贼——石敬塘。
  
  公元九三六年,明宗死后一年,其养子李从珂率兵推翻了后唐愍(mǐn)帝李从厚,是为后唐末帝。因其与石敬瑭之间早有介蒂,不久关系破裂,末帝发兵围攻太原。石敬瑭招架不住,这时那种特别聪明也特别缺德的谋士就适时出招了。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叫桑维翰,他建议石敬瑭向辽国借兵。石敬瑭担心辽不肯帮他,桑维翰就让石敬瑭认辽帝耶律德光作父亲,自称儿臣。石敬瑭觉得这耶律德光可比自己小了十岁,到时怎么张的开嘴呢?桑维翰说只要能保住荣华富贵,到时把嘴当做肛门就是了。石敬瑭又担心只是把嘴做了肛门,人家未必就能买账,总得送点什么意思意思才是,让桑维翰看看自家都有些什么能让人家看上的宝贝。
  桑维翰说,这送东西可大有讲究,送了人家看不上的,可就是白送。可人家能看上什么呢?金珠宝玉?你有,他老李家也有,收了咱的,再收他的,那可就又白送了。所以,既送就送他别人不肯送的!石敬瑭问,什么东西是“人”不肯送的呢?桑维翰一指脚下,回说“土地呀!”石敬瑭一激凌,这东西也能送人?身为守土一方的镇帅,却把土地送与外人,这以后可怎么见人呢?
  桑维翰说,你想这嘴要是能做肛门,那脸就已成了屁股,没有了脸,还能有什么怕见人的么?石敬瑭一听也是,就说这大辽多年来无非就是想要这燕、云之地,你看把哪块给他们好呢?桑维翰说,干脆把这燕、云一带十六个州的土地都给他们算了,省得讨价还价的来来去去的耽误时间,弄不好城破人亡,什么燕啊云啊的,想要块葬身之地到时都得看人家的慈悲了。石敬瑭佩服得不行,连称“至论、至论”,张开两臂就要拥抱拥抱,一激动,冲天就是一个大喷嚏,把鼻涕粘痰糊了对方一脸——
  从此国门洞开,中原百姓再也别想有一个安稳日子了。
  看清楚,这才是卖国贼!
  
  公元九六零年,后周世宗柴荣病亡,随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回兵京师,入宫见宫女抱一小儿,知是周世宗柴荣的小儿子,身边的谋臣范质、赵普皆劝杀勿留,旁边却有一帅垂首不语。赵匡胤偏问他该如何处置?此人回曰:“臣与陛下北面事世宗,劝陛下杀之,负世宗;劝陛下留之,则必被陛下疑。”赵匡胤曰:“即人之位,杀人之子,我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呢?不过,他也总得有个归宿,干脆你收养了他吧。只是世宗的儿子你不好做养子,就做个侄子吧。”
  此人便将孩子抱回家去,取名惟吉,并不与自己子孙连名,意在让其单行立户,不忘其祖。最后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做了刺史。收养这个孩子的人,就是宋初的抗辽名将潘美。
  公元九八零年,潘美任河东三交口(今山西阳曲县)都部属,负责守卫今山西代州一带边陲,防辽入寇。左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使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属杨业,归潘美指挥。
  时辽兵十万大举进犯,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潘美采用杨业建议,由潘美担任正面防守,杨业带数百轻骑出雁门关北小路,绕道敌后突袭,潘美则适时发动反攻,前后夹击,一战击溃来敌,斩其驸马侍中兼节度使萧咄李,生擒其马步军都指挥李重海。潘美因功封代国公,杨业以功授云州观察使。
  公元九八六年,宋太宗组织第三次收复燕、云十六州战役,潘美为云、应、朔诸州行营都部属,杨业副之。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使王侁(shēn)为监军,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同领随行。大军连拔云、应、寰、朔四州,师次桑乾河,由于主力曹彬之师轻敌冒进,孤军深入误中埋伏至败,大本营诏诸路班师,潘美等撤归代州。此时,云、应、寰、朔四州仍在宋军控制中。随后,辽国萧太后乘胜率十余万大军来夺四州,大本营决定放弃四州,命令潘美等出兵掩护四州民众内迁。这时辽兵已攻下寰州。
  史载,杨业曾建议:“今辽兵势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州守将,俟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辽兵必来拒,即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千人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可保万全。”
  从“俟大军离代州日”这句看,杨业这个建议应是迁民行动尚未开始时提出的。寰州在这四个州中的地理位置离代州最近,此时寰州已失,若宋军出兵迁民回归时,辽军横出寰州拦击,必截断宋军归路,按说宋军迁民行动本应中止,但事实上宋军一直在实施中,说明攻占寰州的这一路辽军当时并没这个实力。要知道,宋军迁民不同于交战,不可以随时机动,而是要随民缓行,想快也快不了,辽军多骑兵,要想追上宋军可谓不费吹灰之力。可在迁民途中,辽军却一直紧跟宋军,但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可见此时的形势虽表面上危机四伏,大战在即,而实际上却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辽军说起来有十余万,但其分兵进攻,其一路面对宋军数万精锐,未必就占绝对优势,这应是辽军一直紧随宋军,而不贸然进攻的主因。在此态势下,监军王侁(shēn)坚持大张旗鼓,沿大路行进的主张并非毫无道理,而潘美、刘文裕的对其支持,也无非意在合兵一致,使敌难以乘隙。从杨业的历次战绩上看,他极擅长以少胜多,出奇致胜,此时他提出在陈家峪两狼山谷口设伏,诱敌进谷,给以痛击,使敌不敢蹑宋军之后的建议,就是这样一个出奇致胜的战术。王侁是个刚愎自负的人,与杨业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的确说了一些过头的话。
  不过,从其后宋军曾在陈家峪设伏一天的情况看,潘美还是支持了杨业的。而潘美的伏兵所以撤去,是因为王侁以为杨业在寅时出发(凌晨三点),到巳时(上午九点)还没什么音信,一定是敌军怯战,杨业在乘胜追击,就想寻过去抢些功劳,擅自率本部人马行动造成的。潘美作为主帅,不能制止王侁破坏作战计划,固然是失职,可要知道,监军一职就是为了牵制主帅军权的,此时监军认为杨业临敌制胜,急需接应,假若真是如此,误了军机致杨军失利,转胜为败的责任,潘美可是担当不起的。所以,潘美也只好起兵沿交河递进,行军二十里左右时,突接杨业遇伏大败的消息,宋军计划至此已全部打乱,只得全军沿小路撤退了。
  而从杨业出兵诱敌遭敌伏击的事实上看,杨业的主张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起码这证实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8-02-18 10:56:00
了辽军没有进攻意图,反倒是在提防着宋军的突袭,也说明辽军在边关与潘、杨长期的对抗中,对他们的一些战法是熟悉的。再从伏击杨业的辽军与扬业周旋整一天后,才按杨业意图追近陈家峪的情况看,他们对扬业是有防备的,伏兵在没有主力接应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大胆追击。而杨业在其后风高月黑的有利形势下,仍无法从陈家峪脱身,也充分说明追击杨业的应是辽军的主力,人数众多,所以天黑后也不怕宋军主力偷袭。
  今人均指责潘美在听到杨业兵败的消息后,不是立即督师前去增援,而是迅即撤退,简直是畏敌如虎,罪不容赦,却不知潘美身为主帅,此次军事行动专在迁民,不在求战杀敌。而大本营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四个州,亦说明宋无力在云州一线与辽作必争之斗。此时潘美由于支持杨业建议致遭损失,已然获罪,倘再贸然前去寻战,数万大军要是被辽军主力缠住,它路辽军必蜂拥而至,斯时斯地,可就不是能不能完成迁民的事了,而是能不能保住西北边防主力的大事了。
  而辽军再胜,必将乘势突破代州虚防,直下宋之腹心,其时新败之宋,哪里想得到与来得及调兵布防呢?至于抛家舍业跟随宋军内迁的那些民众,也只能一任数万辽兵屠戮掳掠,谁又能知道活得下几人呢?真要闹到这种地步,潘美能负得起责任吗?他又能拿什么来负呢?此时他采取损偏师而保万全之策,难道真的就应该成为千古罪人吗?
  身为一军主帅,潘美既有权采听众人之议,也有权否决众人之议,胜败自古为兵家常事,慢说是打了败仗,就是打了胜仗的一方也同样会有人员损伤,凭什么到了潘美这就不允许出现失误呢?这事无论怎么讲,也谈不上谁忠谁奸,谁爱国谁卖国,但到了说书的嘴里,为了吸引听众,就非得糟践一个捧一个,一部颠三倒四的《杨家将》,直搅得民间“潘、杨不结亲”了,才觉着是出了一口恶气。
  出了谁的恶气呢?
  
  今人特别喜欢搞问卷调查,那就不防问一问,看看今人知道石敬瑭是货真价实的大卖国贼的有几人?再看看不知道潘美是大汉奸、大卖国贼的又能有几人?
  这就是我们的大是大非观吗?
  因此,《论语》才选了孔子这样一句话,作为最后一章的最后结束语——
  “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作者 :gzgzwhan 时间:2008-02-21 00:31:00
  帖子很长。刚看到拒马,很有创见。
作者 :gzgzwhan 时间:2008-02-21 02:10:00
  家天下必然杀岳飞。
  
  拿破仑说:一头雄狮率领着的一群绵羊,会战胜一只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
  宋朝的皇帝除开国皇帝之外,只是只绵羊而已。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亦非天下之天下,乃英雄与强者之天下也。
  农村中99%是小人、白眼狼,城镇中95%是小人、白眼狼,城市中80%是小人、白眼狼。这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亦非天下之天下,乃英雄与强者之天下也”的内在原因。
  
  夫勇者,故能慈;夫广者,故能俭;夫成器长者,故不敢为天下先。
  
作者 :gzgzwhan 时间:2008-02-21 13:59:00
  对比一下美国的总统:
  
  第1任总统 乔治·华盛顿 独立战争
  第7任总统 安德鲁·杰克逊 第二次美英战争 夺取佛罗里达
  第12任总统 扎卡里·泰勒 美墨战争 夺取新墨西哥
  第18任总统 尤里西斯·格兰特 南北战争
  第34任总统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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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亦非天下之天下,乃英雄与强者之天下也。
  农村中99%是小人、白眼狼,城镇中95%是小人、白眼狼,城市中80%是小人、白眼狼。这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亦非天下之天下,乃英雄与强者之天下也”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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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天下与天下之天下,必然杀吴起、岳飞。
  
  夫勇者,故能慈;夫广者,故能俭;夫成器长者,故不敢为天下先。
  拿破仑说:一头雄狮率领着的一群绵羊,会战胜一只绵羊率领的一群狮子。
  
  封建皇帝除开国皇帝之外,只是只绵羊而已。
作者 :xinglaoshi201159 时间:2011-08-03 17:59:00
  嗨,咱们同名同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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