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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主、正义与国家政治绩效 [已扎口]

楼主:任识君 时间:2008-01-18 22:34:11 点击:5548 回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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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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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中国内地连续多年保持四海升平气象——
   虽然国家实行宏观调控,但经济逐年实现高速增长,社会大局整体稳定。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照顾到了八亿农民,给农村带来全新气象。十七大前夕,辽宁省沙拉镇黑虎洞村的28位农民自发捐款建起农业免税纪念碑;继神舟飞船多次实现“天地往返”之后,国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嫦娥奔月计划,第一颗探月卫星成功发射再次引起世界瞩目;在新一代歼十战斗机高调亮相之后,中国进行了一次太空实验,成功摧毁一颗老旧的国产卫星。这在国际上引起新的一轮威胁论;上海合作组织作用突显,中国与东盟的战略合作被提上日程,在中非元首峰会期间,四十多个非洲国家的最高元首汇集北京,让人惊叹北京“几乎是在召开小型联合国会议”;在一些国家推动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过程中,中国政府一反过去温和谦逊的常态,率先表示使用否决权,美国等大国随即跟进,曾经让有关国家叫苦不迭;随着经济改革深化,新的政治改革开始启动。继村级选举之后,一些乡镇也开始直选乡镇长。在黄河岸边一个叫田王庄的行政村,一位村民在选举之后说:“选举倒是真的,只是他们(当选的一方)人太多、势力太大,要按票数多少,以后也总会是他们当选”;美国人雷默撰文提出“北京共识”有望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按照《北京共识》的描述,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学习的典范和榜样……
   2
   按照国内媒体的宣传,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在一些主流媒体上,已经有人以“盛世”二字表述目前的局面。盛世之说受到有关方面的质疑是可想而知的。只是方方面面的信息仍然可以表明,当前之中国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有鼎盛之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最近西方社会对中非合作的无端指责,焦点一度集中在苏丹的达尔富尔冲突,具体情况如何本文无关宏旨,不过我们倒可以想想在国际热点的背后,过去站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国家;在朝核问题及伊朗、缅甸问题上,传统列强都必须考虑要照顾到中国人的立场;前不久,一位名叫邦娇尼的美国记者出版了一本引起轰动的新书《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作者自述对中国没有什么偏见,也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她纯粹是在阐述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与国际贸易体系之间的关系。在试图完全拒绝中国商品的一年间,她承认自己遇到了从未有过的麻烦,日常生活变得一团糟,家具、电视机坏了,可是她一直找不到非中国制造的修理工具。为了拒绝中国制造,她只有亲手给孩子缝睡袋,最终发现针和线都是中国制造的……
   然而,如果从更加纵深的方面看,中国的稳定、繁荣和中国实力仍然远远不足以令人盲目乐观——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改革的反思,国家有关方面已经承认在医疗、住房、教育等相关领域,出现了某种偏差。房价高位上涨,以及医疗、教育方面的沉重负担成为国内言论的热点话题。民众对于各种腐败的痛恨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在国际上,西方国家与中国几乎在任何方面的交往,人权问题总是绕不开的热点议题,美国每年都把人权报告的主要矛头指向中国。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民主可言,而且在政治层面简直是专制和独裁的。一般地说,但凡专制、独裁的都是迟早都要消亡。换句话说,如果西方人的判断不错,则中共政权早晚都会垮台,国家崩溃自然在所难免;
   随着生活质量改善尤其是精英阶层的出现,国家内部出现了进一步改善生存质量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主、自由的声音,一些人对现行体制开始表露出某种不满,甚至质疑执政团队的法理正义性。在所谓的“新西山会议”上,一些专家便直接了当地对现行体制提出尖锐批评。前不久,在华人圈有重要影响的台湾作家龙应台也说:“文化上的中国是我的祖国,但目前这种统治的国家绝对不是我的祖国。”龙先生话里的意思,无非是指责中国内地是专制体制,这让她羞于承认自己的祖国。由于体制原因,很多自由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完全自由的话语权,他们无非是在一些新潮媒体上发表作品时作出某种暗示,一些文章字面上是介绍“西方的宪政”,而潜台词则是“共产党搞专制”。虚拟自由的网络空间因此成为各种自由主义者表达主张的重要平台。他们在网上提出,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监督机制严重缺失,国家公权被滥用,导致腐败丛生,很多公民基本权利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得到较好落实。一些网民顺着龙应台的访谈余音,提出“爱国”是有前提的,国家政权必须“正义”,否则就不值得去爱。还有人把国外生活的经历贴在网上,介绍外国的选举、游行,以及西方政治生活的点点滴滴,意图非常明显:“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就是这么简单,而这么简单的事情,中国目前的体制却做不到。”在他们看来,中国迟早都要走西方的路子,否则别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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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时间以来,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一些内地主流媒体对台湾纷纷扰扰的大选、罢免案及民众大游行等进行报道。报道的主旨不在宣传其政治制度本身,但台湾效仿西方体制,那种热热闹闹的场面,却给内地民众留下了强烈的心理暗示,很多人谈到这些都会说,看台湾现在有多么民主,领导人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高层贪腐现象可以被媒体自由曝光、地区最高领导人的女婿都可以被囚禁。两岸既然同属一个中国,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呢?
   实事求是地说,台湾目前的民主气氛看起来要比大陆浓厚得多。然而,按照西方的民主理念,因为是经过了大选考验,台独分裂者在上台同样是民主的。如果公投通过,则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甚至台湾独立也应该是民主的、正义的。反过来说,那样在街头抗议“公投入联”、反对台独的民众倒成了民主的垫脚石;而我们维护祖国统一的主张和措施则是无理要求,甚至是反动的、专制的和非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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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此种种,已经让我们感到中国民主及法理正义问题的复杂与多义。作者因此曾经陷入寻思与迷茫: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纷繁复杂的中国现实?如何看待现行体制?中国政治的法理正义究竟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必须要效仿西方政治制度才有出路?
   目前,国内外很多人都在讨论中国实力的提升、分析中国能否成功实现和平崛起。在新加坡、美国等国,很多专家、政要都认为中国崛起是任何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事情。这当然值得中国人欣喜和骄傲。然而,如果中国崛起势不可挡,那么我们必须首先搞清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有没有存在“病态”崛起的可能,在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我们的体制、机制和理念是否存在着重大而且不可克服的问题。如果中国是带“病”崛起,那么即使这种崛起无法阻挡,这些重大问题将注定我们的国家最终要从崛起的位置跌落下来。我们的政治体制和理念与西方截然不同,因此如果中国跌落无法避免,则势必一切都要推倒重来,国家发展的推力越强、行进速度越快、整体实力越强,跌落的过程就越悲壮、造成的破坏肯定会越惨烈。
   在这方面,很多强大的帝国都给我们留下了惨痛教训。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元、清诸朝,以及刚刚解体的前苏联,都曾经有过不可一世的鼎盛与辉煌,然而由于自身存在的问题,帝国大厦最终都没有避免颓然垌塌的命运。那么,我们能否避免这种代价惨重的结局、中国的崛起之路究竟能不能长期持续地走下去、直到永久?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团队的法理正义性是个天大的问题。目前很多人关注的台湾问题、外交战略、经济安全以及环保、教育、住房、医疗等等诸多焦点,与这个天大的问题比起来,无不微若尘埃。
   为探究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绩效状况进行梳理和评估。本文前两节内容是作者关于中国政治绩效的粗浅归拢。作为基层人员,作者没有办法掌握更加丰裕的素材,因而这种分析也无法做到全面准确。作者力图让这种分析没有个人情绪及立场的融入,当然也许几乎无法完全做到。
   第一节 中国素材(上)
   1
   正文开篇,作者先讲这么一段经历。
   记得那是一个小阴天,我到外面办事,回来时路过所在城市的市政府,只见政府大门口乱糟糟的,聚焦在这里的是一家企业的工人。企业停产多年,他们每人只有很少的一点生活费(每个月大概是三百多元)。那一段物价上涨,工人们认为厂领导对企业停产有直接责任,于是堵了政府的门,要求增加生活费,追究厂子停产的责任。那天正好有一个大型会议在政府召开,多数与会人员都被堵在门外,人越聚越多。
   我到现场的时候,市里已经派出来几名干部(他们大概是秘书长、科长的级别)出来做工作,他们当然也在极力地避免着激化矛盾免得场面不可收拾,反复解释说上面正在想办法救活企业,让大家要相信政府。工人们则大声嚷着不解决问题决不罢休。场面终于有些不可收拾,只见远处驶来几辆深蓝色的警车,从车里走出一群警察,排着队来到政府大门口,每个警察都是板着面孔,走到工人中间,要求大家留出一条通道,让开会的人进去。大家自然不肯愿意,于是警察开始强拉硬拽地把他们往一边推,工人中自然也有些态度强硬不服输的,大声吆喝着用力往政府大门处挤,试图再次把大门堵死。可他们终久拉扯不过这些警察。这时,突然有一名老工人扑通跪在地上,大声哭道:“我们厂子完了,大家找领导反映情况还不允许吗?”
   类似这样的事情,相信在内地很多城市都出现过。我所在的城市财政很穷,几乎连公务员的工资都无法全面落实,我想这些失业工人们提出的要求恐怕最终也不大可能得到完全令他们满意的答复。具体结果与本文无关。那个工人跪在地上的哭声却一直在耳边回绕。从他的哭诉中可以联想到,我们的国家在欣欣向荣的背面,确实潜藏着太多的矛盾和问题,一些底层民众在生活上的确有很多悲苦而不如意的方面。
   2
   在正文开篇,作者没有提到上海陆家嘴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楼群,更不愿列举在各地随处可见的光鲜外表,而是讲了这么一段下岗工人围堵政府大门的往事。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种事情都是负面的消息,内地媒体一般是不予报道的。然而,即使在这类小摩擦、小碰撞中,我们分明仍然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种大的和谐气氛。因为,即便是这些堵政府大门的工人们,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企业长年停产时仍然还可以得到基本的一些生活费用,实际上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停产后都找到了新的就业岗位,跳槽的跳槽、有的做了生意、也有的在街上蹬三轮。实在因特殊情况没有收入来源的,还可以领取到最低生活保障金。在城市低保体系基本健全的基础上,近几年这一重要的民主保障制度正逐步向农村扩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完成民族独立、基本统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即令是西方反华势力也没有抹杀的成就,这些都在客观上为中华民众营造了一个可以安稳生存的环境,便是多数作为弱势群体的生命个体,也可以在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安居乐业、衣食无忧——
   一、解放以来,在中共政权的强势主导下,百余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孜孜不倦追求的民族自强运动,目前已经接近完成。关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忧患、焦虑和警戒也已经解除。国家战略的重心由此得以实现由维护民族的生存利益,向确保和巩固国家的发展利益转变。
   一方面,1949年以来,中国实现连续五十多年没有发生外敌大规模入侵的空前记录。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一点,连很多人津津乐道的以强盛著称的秦、汉、唐、明、清等诸时代也无法与之相比。
   任何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北部游牧民族的大规模、高强度入侵几乎贯穿着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全部时期,即使在国人津津乐道的强秦、大汉、盛唐时期,面对来自北部的大规模屠杀、抢劫和攻占,也时常显得束手无策,往往需要长时期进行国力积蓄,然后才有实力反戈一击。与这些朝代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曾经面临的外部威胁,在强度和威胁上又都是最大、最复杂和最难应付的。在这种情况下而能避免强敌入侵,堪称奇迹。这一空前的政治绩效尽管与二战之后的国际体制有关,但战后体制并没有庇护到所有国家,甚至没有庇护到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事实表明,战后体制不是保护伞,国家避免强敌侵犯,关键还在执政团队的高超运作。
   第二方面,五十多年来,中国本土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在人类面临的各种天灾人祸中,最具摧毁力和灾难性的莫过于高强度的战争。战端一起,便是国破家散,生命便如同草芥,民主、民生自然无从谈起。
   新政权成立后,中国曾经有过两次援外性质的抗美战争、几次中小规模边境冲突、一次自卫反击战,这些战事均发生在国家边境线或者境外,战争对本土及民众生活几乎没有造成直接损害。而这几次对外战争中,中国军队均能够保持不败战绩,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是空前的。连续的军事胜利,使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国际声望得到空前提高,也极大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士气。这些军事胜利把中国自清末以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史、杂乱如麻的国难家仇,以及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无不担惊受怕的卑贱心态,屏蔽于国人的记忆之外。
   第三个方面,除台湾问题(后有详述)之外,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境内没有出现严重的分裂问题,更没有因此诱发战争。依赖中共高层的正确决策决断,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并成功实现一国两制,成为解决国际领土争端、实现国与国之间和谐共处的典范。
   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成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可以预见的今后百年乃至更长时期,如果我们的国家不出现内乱,中国几乎不存在类似五胡乱华、八国联军和日本侵华这样的严重威胁,国家崛起不再遥不可及。
   这里强调中国内部不乱,原因在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任何一种外部势力可以真正击溃中国的。有史以来,包括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汉、唐、清三朝,最终导致国家崩溃的根本原因,主要都源于国家内部。而这些内部出现的重大问题又大都集中在执政体制方面。关于这一点,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前,黄培炎在同开国元首毛泽东见面时就尖锐地提到这一问题。毛泽东当时肃然相答,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克服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子,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可惜,被一言解破的历史难题,新政权的开国元首自己没有做得很好。
   从历史经验看,中国任何执政团队、任何朝代,如果内部出现了无法克服的重大问题,最终都难免出现不攻自溃的结局。方方面面的事实表明,从根本上保持国家不乱的唯一途径,只有民主。中国第四代领导核心胡锦涛已经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中国要不要民主”的命题多少有些故弄玄虚。所有那些追求民主与自由,主张民主救国、民主强国的爱国者都值得敬重。而需要我们深入探究的问题在于,中国究竟需要何种形态、什么模式的民主。
   二、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外交等诸多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经济发展全面加速、防务水平明显提高、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各项现代化步伐全面加速,这使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强势提升。
   关于内地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以及中国力量引发的世界经济版图、政治版图和军事版图重大改变,作者不再列以数字或者具体的实例。因为这几乎已经没有必要。
   倒是与这些成就伴生的一些负面效应更值得在这里列举,比方说已经引起各方面重视的环保问题、耕地危机,以及贫富差距,等等。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全面、客观而科学的评价体系问题。换句话说,评估中国的民主、执政正义和政治绩效,我们需要有科学而是不片面的、客观而不是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式思维,只有才能得出更接近于客观公正的结论。否则,比方说有人揪住环境恶化的问题而诋毁经济发展成就,或者利用其他类似的伴生元素去抹杀整体而言的积极成效,那么所有的议题讨论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
   三、千万年来一直困扰中国的民生问题,目前得到较好解决。
   任何国家、任何朝代,民生始终是一个超脱于其他一切问题的基础性问题。所有执政者都必须考虑如何确保民众吃饱穿暖,灾年不被饿死冻死。民生问题看起来简单,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解决民生问题,首先要最大限度而且有原则地避免大规模战争、消除战乱隐患。因为战祸一起,必是生灵涂炭。同时还要科学有效地组织社会生产,更需要制定科学的财税民政政策从而能够实现国家与民众的利益均衡。
   中国历史长期反复于分裂与统一之间,而无论是由分裂实现统一的过程、由统一走向分裂的过程,还是在维护国家统一的过程,总是伴随着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多数人的生命尚且难以保全,更谈不上什么民生问题。即使在汉、唐、宋、清这些朝代统一时期相对安定的阶段,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尤其是在农民群体中占据多数的佃农、农奴,多数年景依然生活在缺吃少穿的状态中,丰衣足食的好年景少之又少。可以说,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机制性、系统性地解决民生问题。
   虽然,有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带给民众的实惠受到了腐败战线的抵消,而且国内仍然存在较大数量的贫困人口,前段时间发生在山西境内的黑砖窑事件也暴露出一些弱势群体的贫苦与艰难(绝大多数农民工的生存质量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各种问题),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民众的整体生活质量得到了较大幅度提高,尤其是进入在胡温新政以来,中央取消涉农税赋、全面实行惠农政策,“三农”问题得到空前缓解,农村经济的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1960年前后,曾经有过大面积的饥荒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民众已经解决了衣食之忧。在中国沿海地区,包括京津、长三角、珠三角在内,约有数亿人生活的这个广大区域,人均经济指标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市经济(尤其是南方城市)的发展,内地起码两到三亿农民提供了工业化的就业机会。而青壮农民的外出对农业机械化产生了意外的刺激。农业机械化,以及农业技术的进步,使中国农业在种植面积锐减和缺乏青壮劳力经营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反而实现了粮食单产、总产持续提升的势头。这标示着中国不仅基本告别粮食危机,而且如果没有极端特殊的情况,还可以在相当长时间保持粮食自给而略微有余。
   随着国家经济和发展,中国的财政税收体系成功实现了以农业为主要来源,变为以二三产业为主要供给源,从而使农民负担得到全面减轻。农民作为中国人口的绝对主体,其增收减负问题正在从机制上得到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因此得到全方面改善。
   四、中国的人权状况明显改善,民主气氛日趋浓厚。
   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式上,当胡锦涛总书记作报告时,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了一张张熟悉而又久违的面孔:江泽民、李鹏、万里、朱镕基、李瑞环……他们都曾经是共和国最高层的决策人物,其中江泽民是国家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目前,他们都过着深居简出的平静生活。这些元老级的人物在党代会上悉数露面,可以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个足以令人惊叹的符号,因为这在中国数千年发展历史上甚至是新政权成立以来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即使在很多实行西方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最高国家领导人平稳交替至今也仍然是个无法破解的难题。不久前在我们的好邻居巴基斯坦,那个年轻时美艳惊人的前总理贝.布托(她的父亲过去也是总统,后来被处以绞刑)刚一回国即发生惊天血案,500多人被炸伤亡。该国另外一位前总理谢里夫回到国内即被驱逐出境。在我们的另外一个邻国菲律宾,也有一位漂亮的女性阿罗约(她在多种国际场合称中国为“老大哥”),她自称当政5年来先后挫败了200多起政变阴谋。
   尽管,中国民主与人权状况时常受到西方社会和国内自由主义者的攻击与批评,但是客观地说,无论与建国前相比还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目前的民主气氛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时下我们可以在一些报刊上看到有关专家讲述民国时期或者美国建国前后的“那些事儿”。对于文中影射的东西,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心知肚明。执政团队在这方面显然表现出了宽容而开明的姿态。前文提到的“新西山会议”,那位在会议上批评中共违宪、提议中国实行多党制的与会者(北大教授贺卫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没有受到任何压力。
   经过半个世纪的实践,目前中国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已经初步成型,政治一元正在实现向着多元过度,过去的国家包办一切正在逐步实现全面开放。除了与国家政权、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有关的领域之外,几乎全部实现有限多元化,在经济、文化、娱乐、网络等多方面已经形成活跃的市民文化。
   就民主的进程而言,都知道新中国成立之初便禁止一切奴隶制度。而美国在建国后100多年才废除农奴制,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宣布废除。美国直到1920年左右才真正落实男女平等,这已经是其建国后百余年的事情。而中共甚至在成立之初便提出了男女平等观念。以作者的看法,在彻底消除男女不平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今后可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因为目前多数中国家庭,丈夫的实际地位明显低于女主人。
   以上关于中国左派生成的现实素材,也是内地宣传机构宣传的最多、引以为豪的成就。这些成就,很多在是与历史相比、与过去相比后得出的。多数情形下,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似乎更愿意进行横向比较,与美国、欧洲相比,与日本、澳大利亚相比(当然,很少人拿非洲、拉美诸国与中国进行对比)。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对比是最直观、最明确也最让人心动的。
   第二节中国素材(下)
   毫无疑问,如果不考虑历史与实现,直接与美欧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科技水平、民众的文明水准及生活质量等几乎各个领域的状况都是令人沮丧的。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目前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的很多矛盾和问题,有些问题还非常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显得刻不容缓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而这些问题和矛盾,正是生成中国右派的现实素材:
   第一方面,社会监督力度疲软,民众反映强烈的腐败,导致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广大民众目前最痛恨、最关注、反映最强烈而且认为最需要立即加以根除的,是官员腐败。
   2007年年初,一件小事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引起轩然大波。该市一个区委书记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提拔,指使司机发短信贬责他的顶头上司,结果被有关机关调查。事情的调查结果令人咂舌,在短短几年间,这位区委书记收受百余人所送贿金,数额突破千万元,办案人员还在他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六辆新车的发票。
   近几年,中央加大反腐工作力度,从黑龙江到安徽等省,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窝案”现象。一人犯事,往往牵扯出一大片,工程回扣、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包养情妇、以权谋私、顶风作案,这些似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个中折射出的官场潜规则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如此之大,历史传统的包袱如此之重,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案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具体到某个案件而言,究竟涉及到多少人、腐败到什么程度、相关人员受到什么样的处置,这些都不重要。问题在于那些让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因为这些潜规则的存在,即使那些情趣高致、品质端良、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崇高意愿的官员,也极其难以真正做到独善其身。以平顶山的这个贪腐分子为例,区委书记在任八年,期间又得到提拔(副市级),按说在官员队伍里他应该是一位品德端庄、有能力的领导干部。而他本人既因为得不到提拔而报复领导,说明他也有担当更大政治使命的理想和抱负。这么一位看似优秀的领导干部却潜藏着如此巨大的贪腐金额,人们不禁要联想到同样的官场生态里的那些其他官员。
   近段时间,中央反腐倡廉的力度不能说不大。仅在2006年落网的便有陈良宇、郑小萸、杜世成等一大批高中级干部。在治理商业腐败工作中,各地都有一批贪腐分子被查处。然而问题在于,腐败已经在社会上引发了严重的信任问题。被查处的官员越多,大家就觉得问题漏网者越多、问题越严重。2006年,国家宣布对陈良宇实现“双开”并移交司法部门。在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很多民众仍然对此表露疑虑,因为在此前20年间,这位封疆大吏一直不断地搞着腐败,而且连续不断地得到提升。
   谈到腐败产生的根源,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监督不力。在内地,报纸、电视和电台被定位是党的喉舌,在宣传报道方面确实受到限制。在舆论监督方面,媒体一般只能对那些已经被查办并且准许报道的官员予以曝光(这被称为“打死老虎”)。除了这些“死老虎”,媒体最多只能打一打“苍蝇”。所谓的“打苍蝇”,是指舆论监督的对象是那些权位不高、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的官员,比方说农村的支部书记。
   2006年6月27日,总审计署署长李金华再次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做审计工作报告,审计表明中央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预算管理仍然存在问题,问题金额高达348亿元;部门所属单位存在的问题金额120.27亿元,其中烟草局、教育部等19个部门 预算不细化、不完整和批复不及时 190.03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部等25个部门所属的92个单位 挪用财政资金和其他专项资金 27.54亿元 。这份审计报告是李金华任期内的第五份审计报告,10年间,审计署从一个“冷衙门”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然而对于审计报告所揭露的严重问题,却没有高级官员承担责任,只有一些官阶不高的“苍蝇”级人物受到处理。舆论和百姓对审计报告早已经麻木。
   第二方面,选举虚置、监督缺失等体制性问题,,执政团队的自身形象造成了伤害。
   按照法律规定,国家各级行政长官,是经过各级人大选举产生的。而事实上,选举更多具有程序性意义。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一般要经过有关方面严格的政治审查才能当选。但即使这样,人大代表们在市长、县长产生过程中也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对于由执政团队拟定的人选,人大代表们无非是机械性地举手通过。
   根据宪法精神,这些经过慎重审查推选出来的人大代表是有权力罢免同级行政升官的,起码在理论上同西方一样。中国并不是没有这样的事情。1992年3月,在湖南娄底市的人大会议上,一位市人大代表与另外22人联名提出“罢免市案”。罢免没有成功,被提议罢免的市长随后被调离。然而罢免案不久,这位罢免案的领头人物便为自己的出格行为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第三方面,国家政治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近段,香港的凤凰卫视播放了在我们的一些邻国的采访见闻。其极端的封闭、贫困和饥饿,和近乎夸张的个人崇拜,令很多人为之瞠目结舌。中国人其实对此并不陌生,前溯二三十年,我们在政治异化方面基本上也达到这样的程度。
   目前,内地很多方面正在走上民主化、规范化、正常化轨道,尤其是第三、四代领导人全面实现平稳交接,开创了元首更替新模式,也从体制上使中国政治架构进一步稳健。目前的国家第四代领导人对内务实亲民,对外政策回旋自如,不仅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戴,在国际社会也深受敬重。然而,中国目前在政治架构的进一步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于国家领导人本身具有的美好品质与道德境界,而不是国家运行机制已经得到全面地规范与完善。第四代领导人无论具有什么样的雄才大略,“胡温新政”哪怕受到所有民众的拥戴,都难以确保中国的第五代、第六代领导核心都能像“胡温”一样。
   第四方面,党的执政理论基础研究不够,执政的法理正义受到质疑。
   在任何国家,执政团队都必须要面对民众关于执政合法性的拷问与质疑。也只有在民众关于执政团队合法性的不断拷问下,执政团队才能不断完善执政理念和机制,不断适应社会需求。
   在封建时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道德、伦理和正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国人对三国时期刘备集团的偏爱与同情,而作为盖世英雄的曹操,却被描述成奸谲狡诈的奸贼。
   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法律框架内通过全民选举方式获得执政地位即是公认的法理正义。美国就是典型的多党制国家,从理论上说,任何政党、任何人都有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机会。从实质上说,美国和中国一样,是标准的一党执政的国家,尽管表面上有驴、象两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然而,长期以来在美国政坛占据垄断性执政地位的,事实上只有一个党,这个“党”便是极端隐蔽的“华尔街党”,或者叫财阀常。这个“华尔街党”虽然没有注册登录、组织机构等外在形态,但它在很多方面都具有执政党的本质属性,现实中的驴象两党正如同“华尔街党”的左、右两手。这个“华尔街党”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力远远高于很多一党执政国家的执政团队。其最高明之处在于,如果民众认为我的左手不好,那么我就伸出右手。无论伸出哪只手,国家机器始终掌握在财阀手中,而且又让几乎所有的美国民众都认为选举是真的,自然也是民主的。我这样说不是在揭美国的短,美国一党专制完全不是什么短处,因为这种政治运作模式在法理正义方面存在很多支点,像全民参与的各级大选、无处不在的新闻监督、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民意调查等。从各个方面说美国“一党”体制都是成熟的、稳健的,给美国社会带来了高度的稳定与繁荣。
   作者认为,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政治运作上都类似于美国,明显具有“一党专制”属性,总有一个阶级或者阶级联盟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具有压倒性优势、能够全面掌控局面,从而呈现出稳健而成熟的政治架构。倒是很多在真正意义上具有多党制属性的国家(像巴基斯坦、乌克兰、泰国等),反而由于国家内部的不同阶级、不同族群之间政治主张差异太大、没有一个阶级能够垄断国家政局,结果时常出现左右摇摆、政局不稳甚至社会动荡,一些国家还因此反复出现政变、动乱甚至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作者因此时常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国家内部,究竟是多个党派、多个阶级相互制衡的好,还是有一个在政治生活中具有高度垄断性的阶级或阶级联盟掌控局面更佳。
   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和确立,激情燃烧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民众的激情与信念在经济多元化的过程中日趋现实、日趋功利。再加上民调系统缺失、选举系统虚置、监督系统乏力,政治运作架构确实不像欧美国家那样具有那么多直观而确切、有力的外在支点。而理论界对党的执政地位的论述总是教条而一成不变的,很多内容显得空洞而苍白的。所谓的历史选择论、打天下论,已经无法完全阐示中国政治的法理正义。
   更具实质意义的政治绩效,像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众有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原本完全可以支撑执政团队的法理正义性。然而,由于官员腐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等负面因素的抵消,使这种实质绩效对执政正义的支持力度受到严重削弱。
   中央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面体现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正义性、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然而自由主义者则尖锐地提出,如果执政团队内部发生蜕化、变质,失去群众信任抑即失去继续执政的法理基础,那么又该怎么办?执政团队得到多数民众拥护、支持和认同,当然是具有法理正义性。而纵然能够得到或者已经得到了多数民众的支持,执政者也应该通过相应的程序予以确认,比方说公投结果、民意测验或者社会大选等。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公投、民调、大选,几乎什么都没有。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在缺失民意表达、官员高度集权而又没有相应监督的情况下,执政者的自身蜕变几乎是必然的、失去民众拥护是必然的、没有执政的法理正义性同样也是自然的
   客观地说,面对自由主义者言之凿凿的质疑与责问,就是一些权威学者也时常有意进行回避。很多人同样感到茫然而疑惑。
   综合以上两节,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概括地说整体上欣欣向荣,很多方面却是困难重重;表面上歌舞升平,实际上很多人却时常感觉不舒服。
   时下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什么社会背景,恐怕从儿时开始,在上学、升学、择业及生产质量等几乎所有方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公平问题。求学期间,一些平民的孩子在学费上要东拼西凑,生活方面更是拮据不堪,而那些官宦子弟却因为吃腻学校食堂里的饭菜,时常到外面张罗宴席。这些都给作者以极其强烈的刺激,以至于听说现在有些高干子弟在国外玩车比阔时,已经觉得见怪不怪。在考学、求职和事业发展上,多数平民孩子即使付出更大努力,也远远不如那些官宦子弟前途光明,更不用说那些贪官子弟如果家长没有犯事将会有巨额的家产可以继承,寒苦子弟纵是奋斗一生也不大可能与之比拟……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人生境遇反差如此悬殊,不免令人心意难平。更有一些贪腐分子捞了便宜还卖乖,在位时自称“人民公仆”、“身先士卒”,犯事后又无一例外地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声称“贫寒出身、放松警惕、把自己混同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很多贪官在法庭上的忏悔几乎千篇一律,以至于有人指责他们涉嫌抄袭),这些都更让人产生逆反心理,及至对现行体制提出质疑。自由主义者因此在互联网上提出这种体制终久要被另外一种新的、更加公平、更加民主和更加自由的政治体制所替代,并且坚信只要进行制度变革,均等机会、社会公平和法律尊严等等一切在中国都能得到全面体现。
   因为这样的原因,作者在一段时间对西方的民主制度生产浓厚,于是开始搜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试图从中找出某种联系。然而,这种探索总是让人越发陷入迷茫与困惑。据说,在类似巴西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普遍存在着更大的贫富差距,而且一些国家甚至富人区与穷人区之间有防护网进行隔离,甚至还要派人持枪站岗。穷人是不允许进入富人区的,进入便被指控抢劫。由于存在着强烈的仇富心理,富人一旦进入穷人区,往往会遭到围攻。
   国际上有个透明组织,每年都要对全球各国的清廉状况进行调查。这些年,中国的清廉指数在榜上百余个国家中排名居中。据2007年发布的综合评定结果,中国与印度、巴西等国的排名并列,在163个国家中排在第70名,被定位为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俄罗斯排在130名)。说实话,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排名。因为中国的执政党被誉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这样一个执政团队,其清廉指数反而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还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说明我们的体制的确存在着问题。然而,我们还应当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即在这个清廉指数的排名中,还有很多(注意是很多,而不是只有三五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清廉指数远不如中国,而被誉为西方民主体制典范的美国,其国内的腐败程度反而高于他们时常指责的半专制国家新加坡,也明显高于殖民统治时代、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的香港地区。
   在发展中国家中间,如果不提海地、伊拉克这些极端腐败的国家,印度应该算得上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巴西、墨西哥等被称为美国的“后院”国家,政治体制得到美国的正宗嫡传,这些国家同样都是三权分立、多党交替,为什么却没有阻止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中国的腐败问题,目前已经成为自由主义者攻击政治体制的一把利器。作者没有出过国,不知道在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人们在对腐败深恶痛绝之时,会把矛头对准什么。
   这里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没有因为别国同样存在腐败问题而聊以自慰的意思。跟落后相比求得心理平衡显得没有什么出息。更何况,中国还有一些方面不如俄罗斯、巴西这些国家。这样的对比,意图在于无论我们有多么崇高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怜民之意,都必须要有客观、现实而务实的态度,正确看待我们国家存在的差距和问题,理智、冷静而务实地探寻其中的原因,以避免在寻求国家发展出路方面出现异想天开、拔苗助长、盲目冒进。
   前不久,在温总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在提问时透露,前国家领导人赵紫阳在香港出书,提议中国大陆参照台湾的政治模式。前面说过,西方的政治制度确实已经在宝岛台湾得到相当完整的落实。而台湾与大陆既同属于一个中国,则台湾当然可以成为评价中国体制改革及政治绩效预测的标本。那么内地究竟能不能走台湾的路子?
   第三节 台湾——中国全盘西化的标本
   1
   客观地说,在目前台湾岛内民主气氛确实显得更加浓厚:党派林立,媒体甚至可以曝光最高当局的贪腐行为、“红衣军团”可以向当局静坐示威,一些代表甚至还可以在立法机关乱扔鞋子……应该说,这些体现了西方民主制度确实存在积极的元素,值得内地执政团队思考和借鉴。
   恐怕正是由于这种浓厚的民主气氛,让很多人认为台湾是民主社会、政治制度明显优于内地。我们不妨认为,如果内地参照台湾的政治制度,大陆同样也会出现更加宽松的言论自由,媒体曝光贪腐者(而不论他是谁、也不论他的位置有多高)、任何人都可以在法律框架内自由成立各种党派、任何人都有机会参与大选等,新闻曝光、游行示威、罢免官员等等这些西方的政治元素当然都将成为内地政治生活中的常态,整个国家朝着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方向发展,民众都能够像西方国家那样得到平等、自由和民主……
   现在也有人在对台湾体制提出质疑,比方说认为岛内的层出不穷的贪腐案件,立法机构的攻击和殴斗,还有选举过程中层出不穷的舞弊问题。倍受攻击的是选举前夜出现的“枪击案”——那两颗子弹确实过于蹊跷,就连世界顶尖侦探大师都找不到更有价值的线索。如果真的像外界普遍认为的那样是有人在故意导演苦肉计,那么这种政治模式把天底下最鲜廉无耻的政治骗子送上权力颠峰。
   然而在作者看来,所有这些都不重要。随着体制不断完善,这些问题最终都有可能被克服的。纵然在下次选举前夜出现三颗子弹,对体制本身也构不成致命伤害,因为不是所有投机者都可以永远如此幸运。因此,借助这些对西方模式表示怀疑或者予以否定,说服力起码是不够充分的。
   作者认为,台湾落实西方制度过程中最核心、最关键也最值得关注的,是在这种政治体制实施之后,原本在岛内几乎没有发展空间的台独分裂势力,借助这种宽松政治环境突然间有了存在和发展空间,并且迅速坐大,而且其分裂主张在岛内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意支持,从而对国家的和平统一事业造成极端严重的伤害。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台独势力连续执政两轮之后,岛内政治局面近段时间朝着更加复杂化的方向演化。陈水扁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呼台湾独立万岁。面对台独分子的强烈攻势,原本主张国家最终统一的国民党(不管是否出于选举需要),也不得不逐步模糊统一诉求,提出所谓的“统一、独立、维持现状都是选项”。作为走向台湾的重要步骤,入联公投甚至成为蓝绿双方基本一致的诉求。
   站在西方政治的角度看,公投是一种理想的民主形式,应该具有无上的法理正义性。然而对于台湾的公投,为什么连台独势力的后台美国也一再以严厉语气表示反对?陈水扁推动的公投以及公投背后蕴含的渐进式台独步骤,究竟有没有法理正义性?这里就首先涉及到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就是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问题。
   2
   与台湾的分裂势力遥相呼应,一些自由主义者提出,无论国家疆域多么辽阔、国家整体实力多强,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天下最重要的是国民的生活质量和其他各种权利保障。如果连民众的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则领土大国还不如分化成若干个类似冰岛、瑞典那样的超级小国。从以人为本的理念看,这种观点也没有什么不对。
   纵观当今世界,大国与小国似乎也不存在什么优劣差异。美国作为世界上的头号大国固然有其风光的一面。而欧洲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完全统一的态势,至今仍是小国林立,但这没有影响到欧洲的发展,反而成为经济最发达、社会最祥和、文明程度最高的区域。
   与统一与分裂的争议相对应,目前又出现了集体与个体之争、国家实力与个人自由之争等。我们注意到在现实生活中,中国与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确实存在极大差异,国内的学校,尤其是在小学阶段,老师上课前先说“一二三”,学生们齐声回应“要坐端”,接着便是“四五六、手背后”,那种肃然而安静的课堂秩序,让很多来观摩的西方友人感到诧异,大概在英美等西方学校,课堂上总是吵吵闹闹的。他们的教育理论是让学生在课堂上尽可能地完全放松的;电视转播的体育赛事,中国代表团入场总是显得更加整齐些,这样可以展示团队精神,而西方一些代表团则显得稀稀拉拉,他们认为只有每人都能展现个性,团队才有战斗力……围绕这些现象,一些人在网络空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方提出,国家实力再强、主权再独立,如果没有生命个体的自由,甚至国家崛起要以减少民众自由为价值,那么这种国家实力毫无用处;另一方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利益都高于一切,否则倾巢之下,岂有完卵……
   开始上网的时候,看到纷纷扬扬的争论,作者感觉有些眩晕。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要为国家发展献出一切。中国人也向来信奉大河无水小河干的道理。然而按照西方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似乎一切都要被颠覆。一些网民发表言论,认为大河无水小河干,应该倒过来说才对。小河里没有水,大河才能干枯。哪一条滔滔大河不是由无数个涓涓细流汇集而成的呢?
   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实际是主权与人权的争议。主权与人权,本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二者却存在严重对立,比方说车臣问题紧张的时候,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严峻挑战。然而在西方人看来,几次车臣战争却制造了严重的人权危机,俄政府因此倍受指责。中外观念的差异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我们思想上的迷失,几乎可以令人惊慌失措。回正题。
   3
   前文提到,中国历史上的每次统一几乎都是在经过较长时期的大规模杀伐征战完成的,民众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确实要经受无穷无尽的战乱与痛苦,统一时常要以无数生命个体的毁灭为代价。而在国家统一完成之后,经过一个阶段的休整与发展演变——这种周期长则两三百年,短的只有数十年——由于国家体制方面的原因,各种统一综合症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总是难以避免再次出现人亡政息、四分五裂的局面。从统一到分裂,同样又会伴随着永无何止的战乱与杀戮,又给民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更何况在国家分裂的同时,新一轮统一进程悄然启动……
   从中国在统一与分裂之间的历史轮回再联想到台湾目前的局势,我们必须首先要思考这样一个重点问题:我们的民族怎样才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既不再出现统一过程中的流血牺牲,又没有领土分裂的杀伐征战,从而使华夏民族能够长久保持和平、稳定而安祥的衡定状态,让多数民众能够生活在稳定而没有战乱惊扰的、平静生活而不流离失所的、正常作息而衣食无忧的、自由安然而不担惊受怕的理想境界?显然,要避免国家在统一与分裂之间反复循环,则中华民族就必须在统一与分裂之间作出抉择,或者像拉美与欧洲那样世世代代小国并立,且以后不再归于统一;或者永永远远定格于统一,从此没有分裂干扰。因为这是考量中国民主、正义与国家政治绩效的一个基本问题。
   那么,中国究竟是选择永远统一还是长期分裂?
   4
   作者是坚定的国家统一主张者。但作者主张统一,主要原因不是这种大一统的情结。古人关于天下一统的表述,事实上存在着认知上的局限,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是不成立的;而古代曾经是中国领土的区域目前是否仍然归属中国,其实也不尽然。所谓的民族感情只是个模糊的概念,更多地具有感性色彩;那么关于中国为什么必须要实现领土统一,作者归结以下五点:
   一、中国人头上悬着一条河,这条河是黄河。
   位于河南济源市境内的黄河小浪底水库,如今已经成为国内新兴的观光景点,站在高耸的大坝上向四周遥望,山川秀丽,高峡平湖,风光奇丽异常。可以想见如果大坝所在的区域独立,其对下游国家的多么巨大的杀伤性:在干旱时节停止排放即可导致上亿人口无水可用。而大坝一旦决口,差不多可以淹没小半个中国。
   七朝古都开封市的西北隅,耸立着一座闻名中外的铁塔,塔高超过55余米,近千年来一直是中原地区最高的建筑,直到大约30年前才被崛起的城市大楼所超越。因此,这座塔常常被作为比较“悬河”高度的的参照物。而黄河开封段的河床底部,目前与铁塔的塔尖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因此,黄河一旦决口,便成为世界上最为慷慨的河流,河水倾槽而出,奔流直下,毁城淹乡,势不可挡。由于多次遭遇洪水淹城,开封出现了举世无双的城摞城奇观。在目前的开封城区下面,还被黄河泥沙掩埋着六座相对完整的城池。
   据记载,四千年来,黄河上总计出现过千余次的决口事件,并因为大堤决口,先后8次改道。数千年来,国家通过大规模动员、两岸民众纵然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尚且无法抵御洪水,如果区域被割裂,民众在水患面前更是束手无策。单单因为境内有这么一条悬河,中国就有必须在统一局面之下才能进行大规模的防汛动员,需要一个在组织协调方面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这里提到天下绝无的黄河水患,并没有否定这条大河对中华文明的哺育作用。无论如何她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这又涉及到我们分析问题时的态度和方法,即是全面、客观地看待,而不是简单地以偏盖全。
   二、中国的背上有一堵墙,这堵墙就是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长城是世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防御工事,说明中国古代面临的种类侵扰也是最严重的。位于塞北的游牧民族,大概每到秋冬草衰时节,畜牧供给断档,只有南下劫掠,给中原农耕文明造成极大的威胁。记得以前上历史课,老师讲到汉代的北部边患,卫青、霍去病等抗击匈奴,后来又讲到五胡乱华,同学们无不听得义愤填膺。好不容易盼到唐代,大家都感觉中国在唐朝是非常强盛、天下无敌的,谁知老师又开始大讲突厥人的入侵。于是有人提问:“不是已经把游牧民族赶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他们还有完没完啊!”老师说:“现在是唐朝,情况还要好一些。下面很快就要轮到宋朝,问题的严重程度,让人心堵……”
   前面提到过,北部游牧民族的大规模、高强度入侵几乎贯穿着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全部时期。面对这种高强度的外部入侵,中华民族只有统为一体才有实力反戈一击。在这种入侵与反侵略的反反复复中,历史最终选择了融合与统一,因为只有在融合统一的背景下,国家才能以确保长久和平。
   以上两点,在学界几乎没有什么争议。
   至此,关于集体与个体、国家崛起与个人自由的争议,二者之间的优劣区别似乎有了相对清晰的解释。一些学者把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解为岛国心态,大概因为最早的自由主义源于英国。由于四面临海,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支外来势力可以突破三岛。这种独特的防御优势,使军事天才拿破伦纵然可以征服整个欧洲大陆,也从来没有考虑要占领英国;德国的那个战争疯子,他也只能利用飞机、导弹对伦敦等地进行地毯式轰炸,除此之外束手无策。而英国在二战时期遭受的狂轰滥炸,要是与同时期日本全面侵华、纳粹军队远征苏联相比,破坏程度完全无法同日而语。而美国,就防御意义而言几乎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岛,两面是海,南北虽然都有邻居,可是这两个邻居对美国本土可能形成的威胁似乎还不如大海(海潮还可以酿成类似新奥尔良受淹这样的灾难,加拿大和墨西哥连这一点威胁邻国的能力都不具备)。
   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的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基础的因素便是这种极其特殊的地缘生态,即由于不存在外部强敌侵犯、也不担心自然环境可能造成的灭顶之灾,在这么一种相对安全的条件下,民众对集体和国家的依附性相对较小,因此往往更偏重于生命个体的自由发展。
   在这方面,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完全不同。前面说过,中国古来既有黄河的灾患,更有北方游牧民主的高强度袭击。黄河一旦泛滥,整个国家就将面临灭顶之灾(古代的中国仅限于黄河中下游)。而面对游牧民族的侵犯——据说在冷兵器时代,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顽强骠悍又善于骑射,进入内地犹如无人之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先人只有更多依附于集体的力量,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机会,因为团结起来力量大,大家众志成城,可以把城墙修得更高,也具有更大的反击力量;而游离于集体之外,孤助无援的生命个体几乎就没有生存机会。这种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地缘生态环境就使中华族人对于国家和集体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否则,生命个体就会如果草芥。因此,中西方在有关国家与个人、集体与个体的理念差异,关键原因于在自然环境和地缘生态的迥然不同。
   时至今日,这种环境差别仍然没有大的改变。
   作者由此联想到了中国南北建筑风格的差异,即建筑界常说的“南尖北平”、“南敞北封”,其实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南方的房屋顶高而尖,原因是降水量大而又湿热,顶尖而开敞的房子能够更好地排水和散热;北方则由于降水量小,屋顶多建成平顶,既能节省材料,又可以保暖。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评价,尖顶与平房殊优殊劣。如果实在要做选择,作者其实倒更倾向于陕北窑洞,在土里面掏挖一些洞窟再做些简单装修,用不了多少建材而且冬暖夏凉,根本用不着使用空调。然而,这种房屋纵然有百利而无一弊,也不能在其他别的地方完全复制,否则就要出人命。
   同样的道理,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与中国的国家、集体利益至上原则,二者殊优殊劣似乎已经不用解释。至于时下喧嚣尘上的主权与人权之争,其实算不上什么问题,关键在于国家实力。大家都知道主权高于人权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从国家实力的角度看,如果没有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强国,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也许是中国(也许还有俄罗斯等)选项,因为只有这样,强国才可以毫无障碍地干涉弱国。中国当然不会这么做。然而,假定中国要是这么去做的话,那些被干涉的弱国,不知道这些弱国民众中会不会也有人迷失于强国的光环、跟从强国的理念、为干涉者张目。
   书呆子是从来不会杀人的,他们只能误国。回正题。
   三、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即由于特殊的自然和地缘生态,国家统一期间的民生状况整体上要远远好于分裂时期。
   关于这一点,学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中国每次实现统一之后,都不同程度在存在各种问题,尤其是在王朝后期,统治阶级极度奢侈、极度淫逸、极度糜烂,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外戚专权、宦官专权,时常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给民众带来的痛苦的无穷无尽的。应该说这是事实。像终结三国时代的晋帝国,在作者看来那是中国统一王朝中最荒淫、最奢侈、最动荡的一个。《三国演义》里的那只老狐狸司马懿(他在书里不是正面人物),他的后人对中国民众带来的祸害罄竹难书。然而,就总体而言,中国的各个鼎盛时代无一例外地全部出现在国家统一期间。即使司马家族的晋帝国,在完成统一之后也曾经出现过一段相对和平、民众休养生息、生活质量相对较好的繁荣时期。而国家分裂即意味着了无穷尽的动乱、永不何止的征战杀伐。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顿时陷入一片血海,个别少数民族进入内地,不仅掠抢财物,还抢走数不清的美貌女子。对于这些被抢走的女子,他们不仅随时随地可以进行奸淫蹂躏,而且要把她们当成军粮,宰杀烹食。可以说在国家分裂时期,民众的生活从来没有出现较好的时候,整体民生状况明显不如统一时期。
   由于这种原因,追求统一才能成为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个性,也一直是国家政治的重要人文因素。尤其是在国家分裂期间,各个分裂区域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更是把统一作为个人、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和不懈追求。即便是那些偏安一隅的当政者也都面临着统一国家的道德使命和压力。在统一问题上没有作为的君主,其执政道德和个人能力必将倍受质疑。这可以说是中国历次分裂最终都被再次统一的重要动力。
   四、中国人的记忆里有一段痛——“幽云十六州之痛”。
   作者无法确定有关“幽云十六州之痛”之说是否个人原创,但可以断定由于领土被占酿成的国难家仇,至今仍然令很多中国民众隐隐作痛。
   五代时代的石敬塘割让“幽云十六州”,使中华民众在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失去长城防线的庇护,直接导致赵宋王朝富而不强,轮番遭受辽、夏、金和蒙古帝国的大肆入侵。作者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长城以南地区的割让,中国历史似乎就不大可能会有元朝(宋在军事上的软弱有其体制上的原因,但由于缺乏长城工事的庇护,宋、辽、西夏长期对峙,各自的国力膨胀都受到严重压制,最终给蒙古入侵让出了机会)。
   “幽云十六州”事件表明,中国任何形式的国土割让或者分裂,都会造成国家战略防线的严重撕裂。从目前的地缘政治角度上看,中国任何区域分裂后,都注定要成为战略对手牵制中国的战略支点,造成国土安全的重大隐患。
   中国的邻居多,很多邻国实力强大,地缘形势复杂。从北面的俄罗斯(前苏联)到西面的印度、和东面隔海想望的日本,甚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德国、英国、荷兰、葡萄牙,都有过侵吞中国领土的历史,而且被吞并的区域无一例外都成为吞并者对抗中国的战略跳板。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前国民党政府默认独立的蒙古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在那里陈兵百万,成为中国防务形势最严峻的区域。而在抗战时期,日本作为我们的海上邻国,由于策划东北独立(即伪满洲国,在此之前占据朝鲜),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竟然用不着考虑登陆作战。
   谈到这里,很多人会联想到台湾。无论是对于中国的国土防御还是海洋战略,台湾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旦实现独立,则台湾势必会成为第二日本或者第二个英国。这样一来,中国东南沿海从上海到广东这块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将全部暴露在敌国打击范围之内,而且中国的南北海洋联系被切断,无论我们愿不愿意,中国都将成为一个长线路沿海、又被封锁在两层岛链之内的内陆国家,命运永远被掌握在别人手中。
   必须特别申明一点,作者这里提到中国人的“幽云十六州之痛”,并不是要把所有利于和不利于中国的区域都划归中国。从各个方面说,马六甲海峡附近有很多地方的战略位置远优于台湾;如果中国可以拥有夏威夷,则世界版图可能因此被改写。然而,无论马六甲海峡、夏威夷有多么重要,这些在历史上没有归属过中国、现在不是中国领土、将来我们也不大可能提出领土要求。但是,对于历史上原本归属中国、被国际法承认属于中国、也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祖国领土,即使毫无价值我们也寸土不让;更不用说一些位置具有极端重大的战略价值,一旦退让,就会有人“用我们的拳头砸我们的眼窝”。
   2007年6月份,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原属华约集团的捷克,热情的女防长帕勒卡诺娃亲自为他演唱,歌中唱道:“你好,星条旗,已经在捷克上空展开……”看到有关报道,我涩涩地在想,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听到这样的歌声:“你好,星条旗,已经在台湾上空展开。”
   五,中国人还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在当今世界,也没有任何国家愿意把本来归属于自己的一片领土从版图上分割出去。尤其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各个国家都在拼命地占有地球资源。保持领土完整在经济、政治和可持续发展上都有了新的、更实用的价值。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韩国、英国、阿根廷等很多国家在相关岛屿上的尖锐对立,其实很多岛屿小到甚至潮水都可以淹没。中国的南沙群岛同样如此,很多国家都对那些虎视眈眈。可以说,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分裂、领土被分割,都是万般无奈的下下选择。正是因为这样,即使在那些解体国家,每一个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如果内部再次出现分裂苗头,执政者都无一例外地采取各种强硬予以阻止,比方说解体后的俄罗斯,和(前)南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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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一切都表明,中国历史上所以出现反复统一的奇观,是中国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独特的地缘政治共同影响的结果。中国长期持续地保持和平、发展、繁荣、安定,中华民众的民主、自由与幸福必须建立在统一的基础之上。国家分裂,则势必“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准备。”中国就势必是无数家庭幻灭,无数国土被蹂躏,无数军民舍身而去。所谓的发展、繁荣、富强和安定和人权,以及实行民主政治,一切根本就无从谈起。因此,统一符合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是具有先验的,也是中国最大的国家正义和政治绩效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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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来看作为台湾问题。
   我们承认,台湾确实有非常特殊的一面。几百年前,这个美丽的宝岛曾先后被西班牙和荷兰人占领。郑成功血战收复之后,恰逢内地改朝换代,两岸被迫隔离20多年。甲午战败导致台湾被割让。二战后宝岛终于回归祖国怀抱,而短短数年光景,政权更替使两岸再次被隔离,至今又是半个多世纪。提起台湾,不知会勾起我们多少国难家愁的回忆。歌手罗大佑创作过一首流行歌曲《亚细亚的孤儿》。记得上初中的时候,班里很多同学喜欢这么哼唱:“孤儿在风中哭泣,黃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在那种无忧无虑的年龄,传唱这首歌大概因为旋律好听。而现在回想起这段歌词,禁不住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数百年来的流离失所的确造成就了台湾人的特殊心态。由于这种心态,一些台湾人不大信任自己的祖国,再加上意识形态差异及别有用心的政治宣传,有人对内地政治制度存在成见,不愿意让“自由台湾”与“专制内地”统一起来。这些都可以理解。所以,解决台湾问题确实需要特殊的方式、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机制。目前中央政府对统一台湾的政策也是极其特殊的,在一个中国的提前下岛内甚至可以保留军队、“一切都可以谈”,应该说这种自治的承诺已经到了不能继续宽松的上限。
   目前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大选上台的民进党台独势力根本不承认一个中国。而民进党的根本宗旨就是要“依照台湾主权现实独立建国。”在最近一次有关公投入联的聚会中,陈水扁甚至高唱那首著名的歌曲《不可能的梦》。他自喻唐吉诃德:“只要为了正义而战,为了良心而死……奋战至地狱为止”。
   那么,陈水扁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疯狂推动台湾独立,究竟是不是像战风车的唐吉诃德那样是为了正义而战、为了良心而战?作者认为,国家统一既是近14亿中华民众至高无上的根本利益、既是中国政治绩效的基石,那么任何违背、挑战这一绩效正义的举动,甚至包括生成这种严峻挑战的政治体制(哪怕这种体制具有程序意义上的正义性),毫无疑问都是反动的、专制的和非正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民主体制——无论其在程序上规范与否、也不管这种热热闹闹的外来模式看起来是多么地合理正义,但由于由它生成的政治后果公然挑战了中国的统一基石,从实质上对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产生了重大挑战,因此这种绩效以及生成这种绩效的程序,不仅没有任何正义性而言,而且毫无疑问是非法的、罪恶的。2007年9月11日,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在代表美国政府抨击陈水扁的公投入联议题时说,入联公投居心不良,而且可能非常危险。“坏的政策不会因为包装在民主的旗帜中就变得比较好。”
   目前,仅台湾一个地方借鉴了西方政治制度、造成台独分裂势力坐大,已经让祖国的统一与和平发展面临着极端严峻的威胁与挑战。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在中国内地完全落实西方的政治制度,比方说像赵紫阳提议的那样按照台湾模式实现完全的言论自由,取消党禁,那么在西藏、新疆等任何省区,同样可以像台湾那样出现主张区域独立的政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西藏的达赖拉嘛根本无须到境外活动,他完全可以像台湾的民进党那样借助新的民主体制回到西藏,他们甚至在谋求独立过程中根本用不着像民进党那样采取缩手缩脚地“切香肠”,因为法律允许可以直接发动公投,而强势的中央政权早已不复存在;同样的道理,东突分裂恐怖组织当然也可以毫无障碍地在国内外合纵连横。就像台独分子在台湾形成气候一样,藏独分子、疆独分子等再次坐大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因此完全可以说,中国西化即是内地一些地方政治局势的台湾化。台湾作为中国全盘西化的完美标本,意义正在于此。毫无疑问,这也是“国情论”支持者的忧思所在。然而,如果单纯从台湾的假民主、真反动判研西方模式在中国就是一条死胡同,似乎仍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国情”的概念目前还显得有些模糊,很多人还没有真正弄清楚中国的国情究竟是什么,更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这种国情的存在,引入西方模式就会导引空前危机。我们还需要从根本上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即台湾在落实西方模式后为什么没有朝着正当大义的方向发展,偏偏成就了台独分裂势力?极端分裂势力能够借助西方模式上台,其中必然潜藏着我们意识不到的更深层次问题。
  
   第四节 国家结构论
   1
   美国有份外交杂志,结合有关组织定期发布失败国家排名报告。很幸运,在2007年的有关报告中,中国和俄罗斯一样,被排除在失败国家行列之外,大概算是比较成功的国家,西方人如何定位无关宏旨。交待一点,包括前面提到的全球国家清廉指数,这些都是西方人做出来的。对于其准确程度,作者持怀疑态度。但问题在于,离开这些专业机构的调查统计结果,我们在横向比较方面几乎寸步难行,比方说印度、巴西与中国的腐败指数基本相同,而俄罗斯又远远高于中印巴这三国,离开国际机构提供的指标,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依据。
   在这份失败国家的排行榜上,前面提到的苏丹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占领下的伊拉克。关于美国发动伊战究竟造成多少伊拉克平民死亡,以及战后伊拉克国内发生过多少次爆炸袭击事件、有多少人袭击中丧生,作者不掌握确切的数字(有媒体报道总数约为70万人),只知道他们的国家足球队在赛场上取得胜利后,球迷们在热烈庆祝时还会出现恐怖袭击,而且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
   2007年8月18日,伊拉克副总统塔里克·哈希米前往巴格达东部的鲁萨法监狱视察在押犯人。我们不知道副总统先生是出于安慰囚犯,还是有别的意图,他面对犯人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那些在监狱外面的人不比你们好多少,你们在监狱里至少是安全的……”
   这位副总统讲话的背景是,由于各种袭击接连不断,目前这个不到3000万人口的国家,流亡难民数量接近500万,每个月还有数以万计的难民逃离家园。按理讲,萨达姆终于垮台了、独裁高压也已经远去,在美国一手扶持下,伊拉克的民主体制好不容易诞生了,饱经战乱和独裁统治的伊拉克人民应当回归稳定、安居乐业才对。目前还有大批美国军队在维持着秩序,这个国家现在为什么还能乱到如此程度?
   前面提到国际透明组织提供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伊拉克与缅甸、海地等国一样,是全球最腐败的国家。最近,美国驻伊机构也提交一份报告,指责他们钦定(当然也是伊拉克人民选出来)的马利基政府严重腐败。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伊拉克既然复制了美国的体制,自然也少不了有司法机关和议会,那么面对如此严重的国内腐败,这些机构都在做什么?好在有调查显示伊拉克人民对于国内的腐败漠不关心——他们生活得连囚犯都不如,大概也没有心情去痛斥什么腐败。
   卢旺达的情况似乎更加典型。1994年,这个非洲小国已经按照西方大国的意图进行政治架构重塑,多党制开始实行,三权分立及大选机制已经启动,从法理层面上看,这个国家已经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然而这种西方的民主制度丝毫没有阻止悲剧发生。由于一个极端偶然的事件(民选总统在专机上遇难,原因至今不详),大规模的杀戮如同瘟疫般在全国漫延开来,在极其短暂的时间,这个当时只有800万人的国家,先后有100多万人被无情杀害。
   有人说,民主制度是一种规则,与公民素质无关。这对,只是是一种规则,大家最起码要有尊重规则的素质。如果引进规则而没有规则意识,那么无论是内生还是引进的规则,都不免将成为一种简单的摆设。我们的邻国缅甸曾经在1990年按照西方的模式举行大选。这个国家没有政变发生,因为军方根本就没有交出权力,当选者至今仍然被软禁。
   2007年8月份,泰国新的宪法以公投的方式通过。至此,这个国家在过去并个多世纪先后通过了17部。其中最近的一部制定于1992年,由颂提将军在上年九月份发动政变时被废除。政变发生时距离下一场大选已经不远。其实颂提将军完全可以通过大选施展政治抱负。
   事实上, 在亚非拉的很多后发国家,国家独立之后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形,大选之后一方宣布获胜、另外一方攻击选举舞弊,结果导致整个社会陷入多派对峙;有些国家军方干脆通过政变取得政权,并使国家全面进入军事管制。尽管部分国家在军管期间经过斗争再次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并实现还政于民,但新的稳定尚未巩固,又接连发生军事政变,如此周而复始。据海德堡国际冲突研究学会统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每年发生越过20次,此后年均也达15次,而且这些政变大都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交战结束之后这一数字急剧下降,但年均政变次数也在5次以上,这不包括2004年,那一年世界上发生各类政变10次。在一些政变频繁的国家,平均三五年就要发生一次。 从这个角度看,阿罗约女士五年挫败200多起政变图谋,其实也算不上什么奇闻。
   2
   即使泰国、印度、伊拉克这些国家都没有什么可比性,我们仍然也完全可以从前朝旧事中发现问题。
   美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在连任两届之后,主动退出政坛。而中国的第一任民选总统袁世凯比华盛顿小了120多岁,按道理说他应该比华盛顿更加开明前卫。然后袁世凯不久便选择做了皇帝。
   有人把中国民主进程的过早夭折,归结为宋教仁的遇剌。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名叫黄卧云。他的这一观点刊登在《南风窗》杂志上。其实,纵然宋教仁先生当时好好地活着,他照样也当不了总统。因为当时的选举现场已经被军人团团围困,选不上袁世凯当总统,大家都得饿着肚子。
   袁“大总统”的故事既已过去。历史又前进了将近100年。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的民主体制在中国台湾地区得到完整落实,最终却成就了类似陈水扁这样的民族败类。
   凡此种种,都曾经让作者陷入迷茫与诧异。因为西方模式不仅仅在欧美发达国家,在很多中等发达国家也取得良好的政治绩效。尤其是在那些发达国家,这种模式之于权力平稳交替、国家繁荣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一切都显得那么完善而美好,为什么移植到像伊拉克、卢旺达这样的国家,竞争会导致如此惨重的人间悲剧?同样都是国家,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什么竟然存在如此重大的差异?难道欧美国家天生就有如此民主、开明、自由、宽容和平等的精神?而这些后发国家注定就只能有政变、战乱和冲突,或者独裁专制?为了探寻其中的差异,作者于是决定从阶段性问题着手,搜索欧美国家一两百年前,即处于类似中国目前的阶段时的有关情况。
   3
   1776年7月4日,在隆隆炮火中,美国宣布独立。开国先贤们在《独立宣言》中宣布:“人是生而平等的,他们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就是西方天赋人权理念的原始出处,后来被写进美国宪法。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具有某种诗意的美好理念。然而宪法规定的这些内容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美国独立后既没有在较短时间内废除奴隶制,也没有把北美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当成人看。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黑人每人只按3/5计算(白人一人一票)。而北美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不仅没有投票权,反而持续遭到残酷屠杀。
   看来有关美国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也许很多人会信不过自己的眼睛。1814年,美国詹姆斯·麦迪逊政府作出屠杀印第安人的奖励规定,每上缴一个印第安人的头盖皮,美国政府将会发给奖金50---100美元,其中12岁以下印第安人婴幼儿和女印第安人的头盖骨值50美元,12岁以上青壮年印第安人男子值100美元。直到1890年才基本完成屠杀任务,至此这种屠杀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又过了30多年他们才被确认为是美国公民。南北战争后,奴隶制虽然被废除,但一些州并没有真正废除,却纷纷实行民族隔离制度,在餐馆、旅馆、医院、剧场、车站等公共场所以种族划线,黑人不可以进入白人区域,不能和白人通婚、同时进餐、上教堂等,南方黑人同样没有选举权。
   我想,曾经在“新西山会议”上发表激进言论的那些学者,像北大的教授贺卫方,如果生活在屠杀印第安人或者雇用黑奴的时代,一定也会仗义直言,怒斥屠杀者的野蛮与罪恶,起码会指责联邦政府违宪,因为宪法里明文规定人是生而平等的。
   如果遇到当时的情况,龙应台先生恐怕更要羞于承认自己的祖国。
   回顾早期美国的民主与人权状况,目的并不是要揭美国人的“老底”以否定美国现行制度本身。美国社会目前的繁荣与稳健以及美国民众当下具有的民主和自由,这些都是无法否定的。而作者认为,美国社会的繁荣稳定,以及美国民众目前享有的民主与自由,是建立在当年的屠杀与奴役基础上的。站在美国白人的角度看,不能不说这种屠杀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反过来说,如果美国政府在200年前便不加选择地全面落实民主与平等——像贺卫方们提议的那样,则美国就不可能出现今天的繁荣与稳健,反而极有可能惹出大的乱子。别的不说,一旦印第安人发起遣返公投,白人移民就得全部回到欧洲老家去。美国先贤没有这么蠢,因为他们不是书呆子。(当然,美国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而政治体制的先天不足也曾经让这里生灵荼炭,后面即将提到)
   都知道早期美国是由10多个州的简单组合,州与州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家认同远未形成,各个族群之间,即欧洲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白人与黑奴之间存在(或者潜在)尖锐的结构性矛盾,尤其是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的领地之争异常激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在立国之初就完全按照宪法规则,在国家内部全面推行不分阶级、种族和政治主张的完全民主制度,则美国内部的各个族群势必会被多极分化——印第安人要强烈捍卫他们的传统领地,而美国黑奴的权利意识也会被及早唤醒(即便在政治上受压制的情况下,当时的黑奴也时常发动暴动、起义)。因为各个族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公约数可言,如果再有民主制度的庇护(人人平等,一人一票),印第安人与黑奴极有可能迅速形成强大的势能,最终导致社会多极撕裂甚至出现国家破碎化的局面,分裂成类似拉美地区那样的众多小国,全球称霸永远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想。
   从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有关资料看,美国先贤们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极端严重性。美国的民主领袖托马斯·杰弗逊是“天赋人权”理念的原创者,然而他本人也是屠杀印第安人政策的最坚定支持者,用他的话说:“如果我们约束自己去举斧迎向这些部落,那么在这些部落灭绝之前我们将不会安静地躺下,或者被驱赶出密西西比河以外。”
   方方面面的事实表明,美国人早期对印第安人的大肆屠杀、建国初期对奴隶制的保留,及奴隶制废除后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完全不是出于认知上的局限性,更不能怪罪美国先贤们缺乏民主观念。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为求得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最高政治绩效而对印第安人的权利严加限制、甚至公然剥夺其生存权利,对于美国先贤们来说恐怕是别无选择。唯其如此,美国才能尽快完全国家整合与原始积累,成为今天统一、民主、繁荣、强盛的美国。
   换句话说,为了确保政治绩效的最大化,把天赋人权写入宪法的美国人也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牺牲这种法理正义,对有着结构性矛盾的其他族群实行严厉的国家专制。直到土著居民几近灭绝,直到黑人在种族隔离政策下逐步被边缘化,而分裂主义者面对强势专制最终低头。近几十年来,他们又通过股权扩散逐渐模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段之间差异,财阀党这才掌握并巩固了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最终在社会内部形成一元化的社会结构。正是在这种大一元结构形成的过程中,治理者逐步减缓对其他族群的限制,有序扩大民主,最终形成目前的政治多元化。因此完全可以说,美国现行的多元化的政治格局,是在社会结构一元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大一元背景下的小多元。
   欧洲一些主要大国的民主选举机制同样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社会结构多极化的时代,这些国家总是千方百计地限制其他社会族群的政治权利,把选举限定在极小而可控的范围,比方说英国在百余年前没有给予工人选举权,而有钱人在哪里有房产就可以在哪里投票,一个人因此甚至可以重复投票数十次,这种等级投票直到二战结束后才被废除。同样,法国、德国的选举被设置高高的资产门槛。德国统一更是通过“铁与血”的手段实现的。
   这些典型的西方民主国家,几乎都是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基本消失、国家内部形成单极结构之后,才全面扩大选举范围,真正实现普选。而这差不多已经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一个确切的标声性人物是黑人解放运动的领导人马丁路德.金,他在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里讲道:“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宣言》……然而,100年后,黑人依然没有获得自由,依然悲惨地蹒跚于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之下,依然生活在物质繁荣翰海的贫困孤岛上,依然在美国社会中间向隅而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要把这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众。”
   金的这篇演讲发表在1963年,他本人遇剌是在1968年,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现在很多人对文革口诛笔伐,中国的文革也的确值得深刻反思。问题是我们在反思文革时,也应该注意到同时代的美国黑人。
   4
   写到这里,作者想起了前文提到的命题:在一个国家内部,究竟是势均力敌的多个阶级(阶级联盟)相互制衡、形成多极分化的局面好,还是由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高度垄断地位的阶级(阶级联盟)掌控局面、达到根本利益单极化更佳?
   作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推行的这种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政治绩效,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内部已经形成一个具有高度垄断地位的统治阶级或者阶级联盟,其社会结构具有明显的单极化色彩。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诸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尽管其社会内部存在着多党和多个社会权力主体(议会、司法、政府、传媒、民间组织等),但这些国家的主要党派和各个权利主体在国家战略、根本利益上总是保持高度一致——美国的两党、三权尽管无时无刻不在搏奕,但搏奕各方都不存在夏威夷或者加州独立的问题,也没有反对现行体制的声音,更不存在亲伊朗还是亲以色列的争论;两党、三权之间的差异,无非集中在诸如堕胎、同性恋、减税这类无关原则的技术性问题上,或者是用军事还是政治手段对付伊朗、北朝鲜。
   甚至,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达到这种程度,由于这些国家的价值观念高度趋同,即便把这些国家合并在一起的话,比方说把美国、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等合并成为一个超级国家,那么这个合并而成的超级国家的社会结构仍然可以说是一元的、稳健的。其实这些国家之间现在没有合并,他们之间已经亲密得如同一家,比方说日本和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大家都知道他们与美国的关系,美国说“冲”,两个首相就会齐声问“往哪里?”
   由于国家内部不存在结构性、对抗性矛盾,社会结构基本是一元化的,这些国家多元化的政治体制才总是能够保持社会稳健并形成“三驾马车”效应,主要的执政党派和各个权力主体在前进方向上永远与国家核心利益保持一致,而在绝大多数技术性问题上各有主张、相互制约,使国家权力始终朝着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5
   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其他国家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其一,在一些国土面积相比较小、民族结构相对单一、社会结构相对单纯的国家,效仿西方的制度模式当然也可以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取得理想的政治绩效。不仅如此,这种单结构的国家即便走社会主义路线也可以搞得很好,典型的例子像瑞典,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社民党在这个落后的小国执政。在60多年间,瑞典由一个普通小国发展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2006年社民党败选,但获胜者一方说比社民党更像社民党)。据说在一次民意调查中,只有一个人对其制度表示不满。
   在这类国家,甚至以最传统的王室世袭制、家族模式治理,都能达到社会安定、国富民强之境界,像新加坡和中东的沙特、科威特等。有人说沙特和科威特之所以富庶是依赖资源支撑。岂不知伊拉克和苏丹这些国家同样盛产石油。而苏丹和伊拉克双双被美国人评价为世界上最失败的国家,虽然他们在政治上都引进了西方模式。
   其二、一些后发国家效仿西方模式,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动荡、反复和波折之后,随着经济提升、民众整体素质尤其是法制观念的提升,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渐渐,或者不同的社会结构最终结盟,形成准一元化的格局。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模式经过不断规范完善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逐步认可,从而实现了民主繁荣,像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
   不过也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即这些国家在经历动荡、波折之后,开始集体转向,委内瑞拉等一批拉美国家便明确提出要实行社会主义。
   其三、除了上述两种情况之外,还有很多国家,由于种族、阶级、地缘政治、自然条件等多种原因,其社会结构和利益诉求非常复杂,内部仍然保持价值多取向、利益多极化的社会结构,不同族群在国家形态、政治制度、外交战略等重大问题上都有各自的表述和主张,其中一些主张是相互对立、不可调和的,还没有出现一个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阶级或阶级联盟。作者把这种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国家称为多元化的国家,或者第二类国家。
   以作者的判断,在世界上近200个国家中,起码有一半以上属于这种社会内部多结构的第二类国家。典型的像塞浦路斯,都知道那个美丽的地中海岛屿上存在两个完全对立的政权;乌克兰的情况几乎与塞浦路斯一样,东部亲俄族群与西部亲欧族群出现尖锐对抗;中国周边的斯里兰卡、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泰国、柬埔寨、菲律宾、尼泊尔等国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很多非洲国家显然也是第二类国家。在这些非洲国家,种族冲突、意识形态对抗和阶级矛盾交集呈现,使国家似乎永无何止地陷入冲突、动荡和赤贫。
   这类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国家领土、或者在意识形态、或者在内政外交的其他重大发展战略等方面,整个社会根本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如果按照西方的模式,这些国家甚至制定不出适当的法律或规则。因为一些族群之间在有关重大问题上不仅没有公约数,连折中的余地都不存在。而法律实质上就是社会内部的共识、全体民众的最大公约数。
   这样一来,这些国家便不同程度地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国家法律得不到全民认同,更谈不上共同遵守。而这一问题在社会结构单极化的国家几乎不存在。
   国家法律能否得到全民认同,成为两种国家的标志性区别。
   6
   写到这里,我承认自己遇到些困难,在很长时间几乎无法落笔,因为不知道如何表述,这种在欧美国家运行自如、令人艳羡的西方民主模式,为什么在这种社会内部多极分化的国家就不能完好落实?在这类国家内部,人人平等为什么无法全面实现?我最终意识到给自己出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问题,这类问题的低级之处无异于质疑警察与小偷为什么不能平等共处。
   从理论上说,天赋人权的观念道出了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与尊重,体现了原创者悲天怜人的高尚心灵和美好情怀,就生命意义而言就无可置疑的。然而在一些国家,由于社会内部存在结构性矛盾,而且一些结构层之间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是尖锐对立、水火不容、不可调和自然也无法妥协的,族群与族群之间几乎没有公约数,因此在社会内部总会存在一些族群对抗法律(因为法律没有、也无法体现他们的意志,比方说土尔其和伊拉克都没有规定库尔德人可以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俄罗斯法律也没有车臣独立的表述)。在这么一种情况下,不同族群的人与人之间不仅无法实现平等,而且这种矛盾的结构性、对抗性决定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总是相互敌视、相互排斥和相互打压,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不惜诉诸于战争。中国新疆的热那娅在绝大多数国人看来都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恐怖主义头目,而在东突分子心目中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顽强斗士。出于完全不同的政治利益考虑,西方社会也认为她和达赖是正义的化身。那么我们就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像热那娅和达赖这样的人物,应不应该具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比方说,按道理他们都是中国人,起码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在国内可以自由活动,包括成立自己的组织、提出他们的主张、推行他们的政治方案,甚至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发动公投……按照西方的理念,他们当然都是这方面的权利。可是要是让中国人决定的话,见鬼去!
   同样的道理,西方这种以选票和权力制衡为手段的民主体制当然也无法适用于第二类国家。因为选票与分权本身只是一种调和手段,是在非暴力环境里的捕弈与妥协、调停与和折中、权力与制衡。而由于第二类国家内部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是势不两立、不可调和也无法折中的,国家甚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制定不出让矛盾各方都能认同的法律规则。因此,实现西方的民主制度不仅形不成“三驾马车”,反而出现天鹅、梭子鱼和虾拉车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东拉西扯、五马分尸。除非,有一方能够作出重大妥协,比方说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突然表示,既然政府不同意独立,咱就别再折腾;或者斯里兰卡当局决定,泰米尔人不是要独立吗,那就随他们去。那么,泰米尔人能否归顺中央政府?斯里兰卡政府能否容许这个少数民族独立?从目前的情况看,任何一方的妥协都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让各方平等共处、共享民主,几乎就是在与虎谋皮。几年前,塞浦路斯的分裂双方就联合国的统一方案分别公投,土族人以64.91%的高票通过,希族则以75.83%的压倒多数予以否决。公投结果南辕北辙,民主选票成为废纸。
   西方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在社会族群被严重撕裂、各方主张南辕北辙的背景下实现人人平等,无异于警察与小偷之间称兄道弟,早晚要出大乱子。在这方面,美国人曾经吃过大亏,前文提到他们也有糊涂的时候,主要就因为政治制度的先天不足。
   按照宪法精神,美国在建国之初便应该果断、彻底地废除奴隶制度,像新中国成立后在西藏做的那样(当然这同样需要付出代价,可是事实证明代价小得多)。因为,美国奴隶问题与印第安人的性质完全不同。如果说北美土著居民对外来移民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屠杀对于白人社会而言具有相对的正当性,那么黑奴与白人一样同属外来移民,他们对白人几乎没有构成任何威胁。大家都知道奴隶制度是一种非常野蛮的制度,其野蛮程度远远高于前段山西一些地方被曝光的“黑窑主”,奴隶纯粹是白人的工具,他们甚至可以被随意处死,而他们的主子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从人口数量上说,当时的美国奴隶人数是奴隶主的十倍,因此废除奴隶制度无非是资本的原始积累晚一些完成的问题,以经济代价换取黑人解放才有更大的法理正义性。可是由于体制方面的因素,既得利益者在政府、国会里具有主导地位,整个社会不得不向他们妥协,导致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仍然以法律形式容许奴隶制度存在。
   如果考虑到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蓄奴制度尚且还有一点点正义性,那么到了建国大约半个世纪的时候(19世纪中叶),国家内部便出现了重大问题:一、原始积累基本完成,奴隶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不符合当时的美国国家利益;二、奴隶制度本身就是罪恶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本来就没有正义性可言;三、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南方各州都在加紧备,小规模的冲突已经在少数州打响,国家分裂近在眼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强烈要求保留奴隶制度的南方奴隶主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国家公敌,国家本来应该坚决、果断而彻底地采取措施。然而,政治体制再次成了绊脚石。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南北双方的“民主”搏奕几乎是警察与小偷的讨价还价,反动势力甚至可以把持政府和国会(可以说是“小偷”控制了警察局,目前的台湾岛内也正是这种局面)。他们既然可以控制联邦政府和国会,国家当然就谈不上采取什么坚决而果断的措施,这不仅延长了数百万黑人奴隶的苦难,也使南北矛盾愈加尖锐,最终被激化为全面战争,百余万人在战争中伤亡。解放奴隶的宣言直到战争打响的第二年才签署,此后成千上万的奴隶逃离南方。事实表明,如果国家可以及时采取果断措施,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战争因此成了那种政治制度把国家折腾到不可收拾地步时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内战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奴隶制度,而是导致这种奴隶制度合法存在的政治体制。美国人的幸运之处在于,这场战争之后,国家内部基本上再没有出现这种高强度对抗的结构性矛盾。
   而与美国相比,很多国家都没有形成这种局面,而是族群林立、结构性矛盾此起彼伏,美式体制的这种先天欠缺因此可以在这些地区持续发酵,像伊拉克、泰国、缅甸、和卢旺达等。前面提到的那位缅甸女性、被软禁的昂山.季素,很多西方国家,和国内的自由主义者都在为她大鸣不平。按理讲,季素本人并没有过错,她的不幸在于大选获胜。而自由主义者在打抱不平的同时,也应当深入思考,一模一样的西方制度,她为什么就没有丝毫的能力控制住局势。
   依作者的判断,在类似缅甸这样的国家,季素们被囚禁才是正常是,如果她顺利地接管了政权,比方说像美国总统、新加坡总理或者是沙特国王那样,那才是天大的奇迹。难怪,美国一些机构(纽约大学全球事务中心)在预测伊拉克局势时认为:“伊拉克必须用独裁制度。”而《亚洲时报》则发文指出,美国在伊拉克正迫切寻找“一位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中东独裁者:与华盛顿的新保守派关系良好,有不惜一切手段镇压异见分子的经验,有承受重压的能力”。
   巴勒斯坦的局势似乎更有说服力。已故领袖阿拉法特在很多西方人看来是专断的、神秘无常的,很多西方领导人其实都不喜欢他。而几十年来这位顽强的老人利用他特有的智慧和强势牢固地掌撑着局面,使巴勒斯坦起码没有向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问题出现在政治强人去世之后,那里按照西方大国的意图实现了全面的、公正的大选,结果西方人最不愿意与之打交道的哈马斯登上政治高地。此后一切都向着他们的宿敌以色列人最盼望的方向进展,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整个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内战因此打响,哈马斯迅速夺取加沙,阿巴斯宣布成立紧急政府、任命新的总理……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地区,西式民主体制催生出两个政权、两个总理。
   地球人几乎都知道,世界上最经不起折腾的国家可能就是巴勒斯坦,这个多灾多难的特殊国家甚至连建国的权利都没有,外部强敌犹如泰山压顶,内部又乱得几乎无法收拾。西方体制在这里落实的后果只能用一个字表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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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在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第二类国家一般会出现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全面实行西方体制导致国家解体,各族群成功独立,从而由一个多极结构的国家变成若干个结构单一的小国,各过各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苏联和南斯拉夫就是典型的例子;再往前推,印度独立之后实行的西方制度,也是在印巴分治的基础上实现的。即使如此,印、巴两国也不总是天下太平。而南斯拉夫解体后即一发不可收拾,再三、再四地连锁分裂。
   其二,引进西方模式,各个族群、各种势力陷入永无何止的争吵与争斗,族群之间的割裂进一步加剧,导致国家出现政局动荡、内部对峙,甚至诱发政变、冲突、战争。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果非要举出例子,我们只须看一看中国周边的多数邻居,非洲很多国家的情况似乎不用再提。
   第三种选择,就是不死扣教条,不照搬书本,更不迷信什么普适而万能的模式,而是以国家发展、民众幸福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走最适合自己的路子,求得最大最好的政治绩效。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就是典型的例子。目前,大家都注意到普京在连续两任即将结束的前夕所采取的措施,并且对俄罗斯今后的政治走向作出预测。同样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在批评俄罗斯回归独裁的同时,无限怀念地说:“1991年后的俄罗斯才真正是民主社会的灯塔。”天,1991年后的那几年!在多数俄罗斯人看来,那简直就是一场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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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到中国,情况尤其复杂。一、就整个中国(即内地+台湾)而言,我们目前属于上述第二种类型,由于西方模式(注意,仅仅是在台湾)的引入,海峡两岸围绕统、独问题陷入无何止的搏奕与对峙,在台独分裂势力的煽动下,两岸间的族群割裂进一步加剧,这种撕裂发展到一定程度,终将诱发大规模冲突,即世人共知的台独就是战争。二、如果台独分裂势力的阴谋得逞,中国则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况,海峡两岸分门立户,井水不犯河水。作者认为只要中共在中国执政,这种情况永远不可能出现。三、就中国内地而言,我们基本上属于上述第三种情况,经过这些年的探索,现行执政团队没有完全模拟其他任何国家的发展方案,而是切实结合国家实际情况,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
   从各方面说,中国都是极其典型的第二类国家。与其他很多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可以说是最多、最复杂也最尖锐的,由于分裂势力猖獗,中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领土不完整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国内存在左右纷争;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也存在巨大差异。而且所有这些矛盾都是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一、中国不是统一就是分裂,不是分裂就是统一,除此之外没有中间路线;二、中国全盘西化,共产党执政就得垮台,而中共政权一天不垮台,右翼势力就一天无法翻身。二者同样不能折中;三、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得势,自由主义者就无法容身。而自由主义者上台,民族主义者就得被清除,双方水火无法兼容……
   前面说过,很多发达国家即使合并起来,内部仍然可以保持高度一致。而在一些族群多极化的国家,即使把其中的一个板块割裂开来,而被割裂的板块内部仍然族群林立、矛盾重重。中国在这方面就非常典型,一个完好的标本就是台湾地区。
   按照作者的判断,中国台湾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引入西方政治体制的区域。大家都知道目前岛内存在两个截然对立的族群,即主张统一或最终统一的蓝营,和主张独立或最终独立的绿营。由于几乎不存在中间地带(所谓的中间选项,仍然有维持现状、最终统一,与维持现状、最终独立的区别),蓝绿双方中总有一方是正义的,而另外一方必然是非正义。因此可以说,西方体制导致的蓝绿之争,使台湾岛内陷入了警察与小偷讨价还价的混乱局面,基本上类似于美国在南北战争前夕的情形。
   那么在这种局面下,如果蓝绿双方搏弈的结果是绿营逐步向蓝营靠拢,即台独分裂势力通过政治角力意识到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坚持分裂是在逆潮流而动,从而最终放弃台独主张,游戏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过去是警察与小偷,现在小偷变成了良民,起码也是刑满释放分子。接下来的一切都可能朝着正义的方向演变。然而,目前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在蓝绿双方的政治搏弈中,台独分裂者没有任何收敛,倒是一些原本坚持正义主张的泛蓝人士出于种种考虑,开始逐步地向绿营靠拢,海峡两岸朝着截然相反的高危方向发展。
   既然领土完整是中国最大的正义和国家政治绩效的基石,那么如果岛内绿营和蓝营中的部分人士合流,则可以认为他们借用西方体制走向了集体反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是有先例的,像纳粹时代的德国,都知道希特勒是通过大选上台的(作者台湾的“双十”庆祝活动中,已经有民众高举标语称陈水扁就是希特勒)。正如美国官员柯庆生说的那样,“坏的政策不会因为包装在民主的旗帜中就变得比较好。”正义的国家并没有因为希特勒通过民主手段上台就容忍他们的反动主张,纳粹集团最终成了所有盟国同仇敌忾、人共诛之的天下公敌,德国人民为此付出极端惨重的代价。事实表明,“小偷控制警察局”也照样是小偷,集体反动就是集体毁灭,纳粹德国的结局便是如此,台湾问题当然也不例外,更不用说台独分裂势力需要面对的不是实力弱小的南联盟,中共的执政理念也注定中国没有戈尔巴乔夫(中国人应该感谢他,以自己的实践向我们指出哪里是雷区)。因此,分裂就是战争,分裂者必然要玩火自焚。小偷控制了警察局,其结果只能是罪加一等、受到更加严厉的制裁。对此,台独分裂者心里恐怕比任何人都清楚。
   前文提到,国家法律无法得到全民认同,是社会结构多极化国家的重点特点。中国在执法与违法、护法与抗法等方面就表现得非常典型。像国家领土的涵盖范围,中国的法律已经明确界定,却没有得到台湾的绿营和达赖集团、热那娅的认同;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显然也没有被自由主义者完全接受;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当然也被那些极左分子扬排斥……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所有这些重点战略问题上,中央政府又没有丝毫余地作出妥协,比方说以法理形式确认(哪怕是默许)台湾或者其他区域可以随便独立,前文说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风云际会的矛盾捕弈中,除了极端分裂势力之外,国内的极右翼势力、极左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都值得警惕。极右势力之所以值得警惕,是因为一些极右分子甚至不惜引狼入室、不惜与洋人甚至与台独分裂势力勾结以颠履中国政权;极端民族主义者值得警惕,则是由于国人在百余年民族屈辱史中生成的特殊心态,使极端民族主义主张具有强大感召力,像“核平日本”、收回库页岛,都可以毫无障碍地剌激着人们神经。而极左主义者则希望国家回到文革时代。作者预言,如果中共政权垮台,则中国立即会出现极右势力与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激烈斗争。在“民主、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势必会有一些省区出现台湾化趋势,而另外一些地方不可避免被极端民族主义者撑控,他们最终会取得国家主导权,像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在选举中获胜一样。尤其是在国家统一面临重大事变的背景下,甚至有可能再次回到义和团时代。
   那么,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做?前段,一家国外媒体向中国“支招”,提出对于台独分裂主义者,要以公投应对公投,即在对方启动台独公投的同时,内地进行统一公投以占领法理正义的至高点。不能不说这个方案具有一定的创意——警察每次去抓小偷,国家都得提前发动一次公投。
   因此在作者看来,中国要想达到和平发展繁荣富强的强国目的,除了在一些特殊的区域实行特殊政策(比方说在台港澳地区实行高度自治,兼顾各方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一个必须采取、不可或缺的手段,就是要以国家专制的形式,以中央政权的强势让所有这些极端势力遵服法律,起码在表面上规规矩矩;如果仍然有人敢于以身试法(比方说在西藏曾经发生的小股叛乱,和台独等其他任何试图分裂国家的行为),就得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玩火自焚。因此,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存在,在中国就愈发显得弥足珍贵,其珍贵之处在于,一方面以爱国为标准,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另一方面对所有顽固不化、利用民主手段无法铲除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果断而强有力的专制,让所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反动势力没有容身之地。中国现行执政团队因此具有完全充分的法理正义,在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族人自由与幸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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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里又涉及到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情况,即使在类似美国屠杀印第安人的时代,而在其统治阶层内部却是更加全面的民主,选举是真实的,执政者的权力受到相当严厉的限制。从目前可以搜索到的资料来看,新闻报道也有较大自由度,比方说在屠杀印第安人的时候,一些正义的报刊确实也可以提出尖锐的批评。与之相比,中国在人民内部甚至党内发扬民主方面仍然远远不够。相信很多人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和感触。作者在年轻气盛的时候,也曾经说过:“我早过了18岁,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见过选票?”等到参加工作,填写过几次选票(选区级人大代表),上面都是些陌生的名子。开始的时候还好奇地问:“我该选谁呢?”年长者听了只笑不语。终于明白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内情,再看到外面张贴着的那些“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代表为人民”之类的标语,便总是禁不住感到有些剌眼。
   这里,一定会有人毫不留情地指出,这就是中国目前的专制。有人在网上问我,到目前为止,中国可有过真实的选举?我想了想,有倒是有,只是真正成功的不多。比方说中华民主在成立次年(1913年)的选举,本来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选举。可是最终的结果都很清楚;台湾近几次的地区选举也算得上是比较直接的,结果成了“小偷控制警察局”;内地的村级和部分乡镇直选已经启动,据说一些地方出现了黑社会参与的问题。作者不掌握其中详细情况,却知道老家农村,能够左右选情的往往是家族势力,或者三五元钱,甚至是一盒香烟、一碗牛肉烩面。
   从方方面面的情况看,中国的执政团队目前在内地民众中实行有限的民主与自由,而不是类似西方的全面放开,或者像文革时期那样可以“大鸣大放”,有其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
   半个世纪来,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在处理内部重大安定隐患的时候,从来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比方说内战暴发前的美国)那样拖拖拉拉、议而不决,尤其是对于曾经在内地发生的一些小股分裂、叛乱活动,中央政府坚决而果断地采取措施,确保了中国(内地)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出现重大分裂事件、没有出现重大叛乱、没有发生本土战争,更没有酿成长期持续、导致生灵荼炭和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动荡和战乱,客观上为广大民众创造了一个平安稳定、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良好环境。这可以说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良好功效。
   然而,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有令人难言的因素,比方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其中的“人民”其实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这不像早期美国,民主的范围基本上是白人族群,其他族群几乎不用鉴定,一看皮肤就知道是专制对象;中国当然也不像塞浦路斯,那里的两族民众经过反复冲突、混战,一方南迁而另外一方则北移,最终形成希族人聚居南方、土族人控制北方、中间有“绿线”相隔离的局面,双方虽然势不两立,可是在族群内部却是同源同宗、自家兄弟,民主自然是个好东西。
   中国的复杂性在于,国内既有区域性独立问题,更有意识形态差异,在其他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也存在各种结构性的矛盾,尤其重要的是,那些需要以专政方式进行制裁的,和应该享有民主权利的,其中的界限非常模糊。作者断言,如果我们的宝岛台湾能像塞浦路斯那样划出一条“绿线”,比方说主张统一的泛蓝族群在宝岛北边,主张分裂的泛绿族群聚在宝岛南边,那么可以说不管有没有外部势力干预,台湾问题早就得到解决。然而问题远远不是这般简单,岛内目前还有那么多赤诚爱国的同胞兄弟,毕竟是血浓于水。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因此有了空前的难度。至少到目前为止,事情还没有到万不得一的地步。如果到了那种程度,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团队在国家面临重大危机的紧急关头,都会不惜代价。
   再看祖国内地,可以说在当前国家专政的压力下,大陆内部的各个族群(不管他内心里拥不拥护国家统一、不管他赞不赞成党的领导、不管他有没有欲望杀人放火)基本上都是循规蹈矩的,可以说都是“人民”、都有民主的权利,甚至连台湾的独派大佬,他们迫于这种压力也不得不在适当的、不触犯国家专制底线的范围内谨慎回旋(他们没有装糊涂)。而如果现在即在所有这些“人民”内部实现完全的平等与民主,那么在国家专制的压力全面解除,各色人等就会像雨后春笋般地跳出来,或者叫嚣全盘西化,或者鼓动核平日本,或者高喊文革万岁,或者有人提出N省独立……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的选择就相对有限:或者严格遵循教条,像书本上写的那样,全面放开民主,任由各种势力跳将出来、随意折腾;或者,保持适度的专制压力,让所有那些极端势力始终受到压抑,起码在表面上做一个老实本分的“人民”,以此为前提推进体制改革,促进思想认同,逐步往更加民主、更加自由的方面过度。
   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我们采取前一种做法,在“人民”概念相对模糊、没有确切区隔办法的形势下全面放开民主、确保各个族群完全自由(比方说达到台湾目前的程度),那么这种折腾注定将使整个中国出现“台湾化”(即族群撕裂,纠纷不断)和“伊拉克化”(时局动荡、冲突不断,以及由此造成的旷日持久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更重要的是,到时候我们的国家能否再有力量进行重新整合,这又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团队在国家内部实行有限的民主与自由,不仅是适当的、也是必要的。处于目前的局面,换作其他任何有民族责任感、不教条的政治力量,恐怕也没有可能比现行执政团队做得更好。当然,这种体制也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弊端。一些官员动辄贪污数千万、上亿元,其中折射出的就不是仅仅需要反思的事情。
   当然,这种国家专制的压力存在会让很多人,尤其是会让很多老实本分的人都会感到不舒服。不过,如果这种压力是必需的、而且压力在逐渐减轻,而且如果突然没有这种压力可能陷入更大的不舒服,那么对于这种国家专制的压力我们只能宽容以待,暂时忍一忍,因为这既是代价,又是成本。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让这种代价和成本低些、再低些。前段时间我坐车外出,车里有位农民的钱包被盗,钱不多,可那是他出来打工仅有的盘缠。车里坐着的数十名乘客,绝大多数人自然是清白的,而且都急着要去上班、上学,按理说这些人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然而,仅仅因为车里有一两个小偷(后来查实是两个),所有人都被拉进派出所,我们每个人都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车里,任由警察进来盘查。在一个可疑人员被带进审讯室后,我们仍然被关在车内,直到那个小偷被带进车里指认出他的同伙,我们这才获得自由。现在想来,如果大家提出抗议,最终只能便宜这两个小偷。好在多数人都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需要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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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有政治家说,这种制度也许不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不坏”的。好也罢、不坏也罢,欧美发达国家已经通过严厉的专制手段消灭了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完成了脱蛹为蝶的艰难过程。无论以前的“蛹”是如何丑陋难堪,如今的“蝶”则显得光彩绚烂,令人无限艳羡。而在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性,“蛹”再丑陋也无法超脱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作者套用这位政治家的说法,中国目前的情况不是最理想的,其中确实存在很多不完善、不规则的方面,而且由于分配不公、监督不力、腐败丛生,确实还有一些人生活得很艰难。但就国家和平发展繁荣的政治绩效而言,现行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最适于中国的,而且我们的体制本身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和提升潜力。
   然而,这样的结论并无法让作者释然。我时常自己问自己,既然中国共产党是目前唯一可以确保中国统一、从整体上可以确保更多人的根本利益,具有充分的法理正义的执政团队,那么我们的国家能不能避免前苏联那样的命运,而是在今后三、五十年、一百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保持长久活力,从而引领我们的国家实现持续长久繁荣、稳定发展、全面复兴?
   实事求是地说,作者对此并非信心十足。目前第四代领导人得到了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底层群众的普遍拥戴,中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向着良性方向发展。然而,由于国家政治体制依然存在着不确定因素,无法保证中国今后各代的决策团队都有第四代领导人的开明和智慧,无法保证今后永远不会出现各种政治异变,我们甚至无法断定中国的第四代核心领导人因为目前受到的爱戴,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盲目崇拜——这同样将取决于中国领导人个人品质和情操。这就为我们预测今后三五十年后的中国面目添加了更大的难度:如果,我们在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发展繁荣方面步子更稳健、分寸把握得都非常得当,如果中国的第五代、第六代及以后各代领导集体都有第四代领导人的品质和智慧,而且通过科学的体制改革扩大民主、规范完善、改善民生 、消除弊端,使一切都能形成规制,只能完善而不可能再被破坏、只能向前而不可能后退,则中共政权可以长久,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在眼前,民众的民主和自由自然可以得到更大保障。话又说回来,如果由于体制性弊端没有得到及时清除最终导致社会异变,当各种矛盾日益聚集趋近临界状态的时候,任何微小的事件都有可能诱发局面失控,并最终导致目前的体制和国家政权在一夜之间陷入崩溃,像前苏联那样。这种可能性虽然目前正在变得越来越小,可是我们仍然不能不重视。
   据说在苏共政权垮台时,在建国初期曾经对苏共怀有狂热感情的广大民众在最危急的关头几乎没有人出来制止,没有任何人站出来捍卫党的各级组织、保卫党的机关,国家军队也只是在隔岸观火。我不敢肯定这类重大事变在中国绝对可以被杜绝,也无法预测如果这一幕在中国重演,国内民众会作何反应,他们会不会有人站出来予以阻止。我只知道,如果此刻出现国家剧变,作为一介底层草民,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下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都一定要挺身而出,或者汇入奋力抗议的人群,或者身单影只地举起抗争的旗帜,冲到破坏最严重、最惨烈、最危急的地方,毫不顾惜生命地同任何破坏势力进行斗争,以鲜血与生命誓死捍卫我们的政权,直到成为大厦倾倒中的一粒尘埃……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知道随着国家政权的垮台,中国和平、稳定、发展的局面必将从此丧失,国家统一进程将无可奈何地突然中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变得遥不可及,而十多亿中华民众的民主、自由、福祉与当前以及将来的幸福生活等所有一切都将灰飞烟灭……
  
   第五节 我的民主观
   西方的天赋人权理念,时下在一些人眼里显得如此美好、曼妙而富有诗意,让很多人虽有疑惑却总是感觉没有任何抓点予以驳辩。追求理想、崇尚自由、争取权利、更高质量地生存,这是人的天性和本能。因此如果没有独裁的既得利益为背景,为什么要质疑这种看起来美伦美奂的普世理念呢?
   然而作者认为:如果这些确是普适真理,那么“天赋人权”,则必须首先赋予国家以强制权。这是因为在任何国家,由于个人私欲普通存在、尤其是由于少数人的私欲失控以及由此引发的侵略、暴力、恐怖、分裂、黄赌毒和其他各式各样的非正义行为,国家就得具有对少数私欲失控者进行适当强制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更大多数的民众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适当的国家强制是正义的。而即使国家内外完全不存在暴力、侵犯等等这些破坏性因素,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也需要一定的规则、需要有一种公共管理的权力,这种具有控制和约束力的公权力同样属于国家强制。
   只要存在国家强制,民众的自由空间就不可避免地被剥夺去一部分。正如十字路口的红灯禁行是为了便于行人车辆通行一样,这种国家强制同样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西方人因此称国家为“美丽的邪恶”。如果没有这种“美丽的邪恶”,民主与人权反倒成了一句空话。
   虽然被一些人奉为民主之经典,但美国同样具有国家强制的职能(而且对于被强制者而言,这各强制便几乎是一种专制),而且与很多国家相比,它的强制力量明显强化,而民众自由之宽泛程度则明显不如北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其国家公权空间持续扩大,民众的自由空间则相应被压缩。过去常常以“小政府、大社会”为自豪的美国不仅对移民政策等作了相应调整,而且明显加强了对内对外的诸多限制,总统甚至可以授权对部分通讯内容进行拦截、窃听。在恐怖预警级别较高的时期,婴儿登机甚至一度不准携带奶瓶(后来取消这一限制,但婴儿的监护人登机必须得喝上一口以证实不是违禁物品)。作者这里没有质疑美国的做法。恰恰相反,美国在911后加强国家专制的举措是必要,起码切断了恐怖分子对美国本土的渗透,成功地把恐怖袭击目标转嫁到东南亚和欧洲。
   中国当然也是一个有强制的国家,而且中国既属于第二类国家,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中国客观上需要在思想、言论、新闻等方面的强制强度高于美国等欧美国家,尤其是在对于那些破坏国家建设、损坏无产阶级利益者而言,这种强制措施便几乎是一种专制,即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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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任何国家,专制决不是没有底线的,更不是毫无限度的强制、约束和制裁。国家对于敌对分子的专制职能既以强制手段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阻止并制裁那些少数的私欲失控者,当然也一定会存在专制失度、权力被滥用的问题。这种超出必要强制的最低限度,从而伤及无辜民众,造成社会问题,于是生成各类“坏的专制”。
   如何在保持“好的专制”的同时,又能避免出现“坏的专制”,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多数民众的自由权利、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这是任何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避免“坏的专制”,确保永久安定,最佳途径就是实行民主。
   然而,无论在任何国家,民主又不能宽泛到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谁愿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程度。如果社会环境宽松到三五群人聚起来搞个表决,一个地区就可以独立了,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反而会伤及领土完整这一最大的国家正义。毫无疑问,个人的民主与自由又必须通过国家专制加以规范与控制。如果社会自由宽泛到连国家机器都无法予以有效控制,比方说在伊拉克、阿富汗时有发生的各类袭击,泰国、巴基斯坦等国频频发生的军事政变,这样又形成了“有破坏性的民主”。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民主与专制情况具有高度复杂性。
   一、就大中国(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而言,我们的国家专制力仍然远远不够,“有破坏性的民主”在一些区域乱象丛生,最典型的就是台湾地区。从国家发展、民族富强的方面看,这种局面具有极端严峻的破坏性和杀伤力,尤其是在国际竞争日趋剧烈、大国搏弈白热化的今天,世界大国牵制中国的其他手段(比方说武器禁运、贸易壁磊、经济制裁、石油通道等)几乎统统失效,唯一的利器便是台湾问题、达赖集团,以及热那娅的东突恐怖组织。姑且不说西方大国,就连很多中小国家都可以盯准这些软肋敲一敲竹杠,而且总是能让我们的泱泱大国忍气吞声地在其他问题上作出让步。中央政府在任何层面的外事交往,都不忘提醒对方表述“一个中国”立场,其中的无奈与迁就,令人汗颜。
   二、就中国内地而言,目前普遍存在着国家专制被滥用的情况,在一些领域甚至是过度滥用。这在前面已经有表述。
   目前,国内上下既有加强国家专制的声音(比方说对于台独分裂者,网上喊“打”声一片),又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而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便是如何充分发扬民主而又避免“破坏性民主”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如何完善“好的专制”、杜绝“坏的专制”的问题。
   而这种可以加强“好的专制”、最大限度抑制“坏的专制”,或者说既发扬了民主又避免这种民主体制的破坏性,从而可以使绝大多数民众的各种权利得到保障,同时最小程度地受到约束,这种最佳的方案即是作者期望中的中国式民主,也是建设民主中国、自由中国、富强中国和青春中国的最佳路径。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难以把握的平衡,因为人不是神仙。
   3
   中国的万里长城目前已经是世界级的知名旅游景点,每年都要来无数的中外旅客。游客登临长城的时候,空手从山脚走到烽火台,都要累得腰酸腿疼。可以想像我们的先人当年在修建这座工事的时候付出多少艰苦卓绝的劳动。他们长年累月地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身上还要背负沉重的砖石,多数繁重的工序即使今天最现代化的设备也无法完成。其中的流血牺牲自然是无法避免的,恐怕在施工中伤亡的也不在少数。作为中华民众众志成城抵御入侵的重要标志,长城因此被写进共和国的国歌,应该被归于“好的专制”。然而,秦帝国的中央集权既有如此之高的大规模组织动员能力,却又劳师动众地在国都附近兴建了延绵数百里、专供统治者享乐的阿旁宫,据记载,这座浩大工程的投入甚至还要大于长城。阿旁宫自然也成了封建统治者享乐腐化、淫逸奢侈的象征,毫无疑问是“坏的专制”。
   时下,现实中国虽然在各种议题上都有争论,但改革没有回头路,这在全社会已经形成广泛共识。“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从十七大上传出的洪亮声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执政团队已经在相关领域扎实推动,各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也针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和论证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路径。如何实现中国式的民主,其中自然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些主要将取决于中国政治家们的智慧与决断,取决于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与意愿。作为基层人员,作者没有把握这种宏大主题的视野与资源,但仍然认为,中国在推进政治体制的过程中,任何以减少“坏的专制”为目的的改革方案,都必须以不削弱“好的专制”能力为前提。换句话说,减少国家专制被滥用,必须要以这种调整不削弱、不伤及国家专制的必须效能。逐步放开民主必须要使国家有能力保持国家统一、保持中国不乱更不会出现大乱、长期动乱为前提。改革就是要让国家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权力阶层修建“阿旁宫”,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广大民众的自由与福祉。但我们不能为了杜绝“阿旁宫”,使国家软弱到连组织修建长城的组织动员能力都没有。如果到了这种地步,无限民主本身具有的破坏力使民众的福祉与自由反而又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任何改革方案都必须要以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前提。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并不是扩大党对国家各个领域的主导与控制。事实上,并不是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管得越多、统得越死效果就越好。加强党的执政地位,最关键的问题是要通过科学有效的体制改革,使党的领导具有明确而令人信服的法理正义性,使我们的国体、政体和党的领导在全社会形成高度认同,达到“人要跟党走,牛也拉不回”的境界,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民主与自由,达到良性循环、日趋完美,在真正意义上形成更加宽松和谐的社会氛围,使中华民族能够永远保持螺旋式的升腾,从此再没有后移与坠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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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大闭幕后,北京奥运的盛事步伐便越来越近了。仍然记得申奥成功时国人溢于言表的惊喜,也不禁想起了中国参与奥运会的历史。中国于1922年成为奥林匹克成员,然而到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时,国家只派一名干事前去参观,却没有正式参赛。那是北洋政府刚刚终结的年代。都知道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那是中山先生亲自引起的美国模式。而从1912年到1928年,短短10多年时间,中国先后出现了6名总统(临时大总统、代总统),大约30位总理、代总理(任职时间最短的只有几天)。在那种时局动荡的年代,参与奥运对于中国人而言实在是一种奢侈。
   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名运动员,是短跑名将刘长春。那是下一届的事情,1932年在美国。中国的奥运代表团只有3名成员,刘长春是唯一一名选手。为了虚张声势,又拉了另外3名无关人员跟随入场,其中一名还是外国人,其中的冷清与廖落,再联想到中国代表团在最近几界开幕式上的浩浩荡荡,百感交集。关于刘长春的参赛,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因为当时国家正值分裂时期,日本提前“代表”他们扶持的那个满洲国政府向奥委会申报刘长春等出席奥运会。消息传开,全国哗然,抗议的浪潮此起彼伏。当时的中央政府因为担心招惹日本人,已经声明不再组团。倒是刘长春本人得知此事后,立即在《大公报》上声明:“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绝不代表伪满洲国……”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关方面找到张学良将军求援,少帅慨然应允,资助1600美元。这时距奥运会开幕仅有一个月。 这位中国惟一的运动员参加了100米和200米跑的比赛,结果在预赛中即被淘汰。
   提到那个伪满洲国,我们自然又想起另外一个名子,中国的末代皇帝浦仪。二战结束后,浦仪作为日本人侵华的帮凶、伪满洲国的皇帝,被送上国际远东法庭。浦仪在法庭上辩称自己只是一个傀儡,一切都是日本人操纵的。法官问他为什么不予以阻止。面对几位分别来自美国、苏联等战胜国的法官,我们的末代皇帝问道,(日本人大举侵犯中国的时候)你们这些世界强国,美国、苏联,还有那么多的国际组织都阻挡不住,我一个被废黜的皇帝,又能有什么办法?
   在电视上看到这段有关战后审判的影音资料,我的眼睛里禁不住蓄满泪水。我幸庆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而中国也不再是当年的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相信她永远也不再回到那种时代。我曾经用雄才大略形容第四代领导人,因为当前的发展形势,因为有亲民、爱民的好政策,更因为在波谲云诡的局势下,尤其是在国内个别省份分裂主义者最猖獗的时候,我们的主席、总理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显得胸有成竹、处变不惊,这总能让民众产生一种安稳踏实的感觉。我们的国家实力也决定着只要共产党不垮台,牛鬼蛇神就起不起来。可是我们似乎又不自信我们的祖国永远不会崩溃:西方那些国家几乎天天都在指责我们,仿佛中国人真的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的体制又确实存在很多弊端和问题,在一些方面授人以口实;中国人心也不齐,一些人甚至连祖国都不愿意认同……我想,如果祖国的崩溃注定不可避免,那一定是到了强大的军队也阻止不了的时候,而自己只是一粒草芥,更是无能为力。
   然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深深地祝福着她永远青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如果祖国需要,我愿意为她献出一万次。
   (完)
  
  
  
作者 :埃涅阿斯 时间:2008-01-19 15:55:00
  楼主谈到中国内部的族群分裂问题,也谈到美国当年的族群分裂问题。认为美国当年的族群很容易区分,肤色差别明显,中国则难,因为看起来都一样。
    
  但是应该透过肤色看本质,美国当年的族群表面看来是以肤色区分,实际是以宗教信仰精神来区分的。凡是融入新教伦理道德的人,就是美国的主体族群。只是当年白人绝大部分信奉之,而黑人、有色人种多数排斥之,于是美国政府也就不必认真一一甄别,搞肤色一刀切省事多了,虽说显得很野蛮,但是确实极大降低了行政成本。直到现在,这个原则也在延续,不同的是很多黑人、有色人种也融入了进来。至少是不激烈反对。而美国国力也强大了,有充足的财力人力物力进行较为仔细的甄别,再说其他族群的反抗也比较微弱,才能导致今天美国各种肤色、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和平生活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眼光是非常精辟的。将来可能对美国造成巨大威胁的,正是意识形态上的重新分裂,例如拉美裔美国人的逐渐增多,以及他们坚持的天主教信仰和西班牙语,美国黑人越来越多的皈依伊斯兰教。如果届时美国形成这样的格局:黑人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说英语的白人绝大多数信仰新教,说西班牙语的拉美裔人绝大多数信仰天主教。而三者之间不能和谐共处。那么美国将不可避免的迎来自己的“三国时代”。
    
  正因为如此,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才凸现为美国最大的威胁,而中国这样有着深厚儒家文明背景,又是共产主义大国的国家,则在美国看来虽然不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暴虐,却可能是比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更难对付的真正对手。犹如曹操当年虽面对强大的袁绍、袁术、马腾、刘表,却对无地无兵的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当然,他没有料到,取曹氏而代之的是司马氏。
    
  中国现在搞的民主改革倾向,是确定党员的民主主体地位,也就是以GC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否来决定谁是成为国家参政议政的主体族群。当然,马列主义在中国也像佛教一样被本土化了,我想可称这种现象为马列主义的儒化吧。也就是说,儒共主义正在形成和生长。
    
  说到底,世界是人心的竞争,文明的竞争。
楼主任识君 时间:2008-01-19 21:24:00
  中国现在搞的民主改革倾向,是确定党员的民主主体地位,也就是以GC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否来决定谁是成为国家参政议政的主体族群。当然,马列主义在中国也像佛教一样被本土化了,我想可称这种现象为马列主义的儒化吧。也就是说,儒共主义正在形成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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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总结得很好。我只有有所感觉,一种朦胧的感觉,本人实在提不出“儒家共产主义”这样的新词。事实上,任何主义在中国都有被儒家化的倾向,就像任何主义在南亚都有被“南亚化”的倾向,我注意到无论是在印度、巴基斯坦或者斯里兰卡,那里即使是民选总统,也都有“总统”的血统,比方说印度的老甘地、甘地夫人、索尼雅、拉胡尔等,巴基斯坦则有老布托、小布托以及布托的丈夫与他们的党首儿子,斯里兰卡的库巴拉通加夫人似乎也是“首相”之女。。。。。
  
  美国的全球霸权即将结束。有人说目前的美国是一个“不那么超级”的超级大国。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子,而且大概用不了两三年,美国前面的“超级”两个字可能要被很多人去掉,美国即将成为“实力最强的大国”,而不是超级大国。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再等三两年,或者三五年,总之用不多长时间,这方面的信号很多很多,我们可以注意美观即将进行的美国大选,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预候选人再提“中国议题”、拿中国开涮,这在以前没有的,关于普京当前的“排兵布阵”,美国人也没有拿出以前对待查韦斯的架式。我还注意到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英国、德国等重量级大国新任元首关于中国的态度,在这方面唯一的一个异数似乎是德国的默克尔,可是默克尔的对华态度竞争引发了执政团队内部的分裂,而且默总理本人最近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再联想到俄罗斯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东盟成员国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平衡,似乎生出一种美国落日的感觉。当然,我们都应该知道,即使美国实力被一分为二,而中国按目前的速度发展十年,我们仍然不是对手,这一点中国人必须保持清醒
  关于文明冲突论,我没有更多这方面的知识。只是感觉在当下的“文明冲突中”,美国有可能是世界上处境最为凶险的国家,我强调一点,“最为凶险”。这方面美国人未必能够听得进去,然而在前段时间巴基斯坦发生政局波动而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开始关注其核器流失隐患的时候,这方面的感觉于是更加明显。这方面的“凶险”概率似乎是极低的,低得几乎没有发生的可能,如果不是所有极端偶然因素全部叠加在一起的话——这简直与“911”的概率一样低。祝福美国
  
  
作者 :埃涅阿斯 时间:2008-01-19 23:58:00
  呵呵,佛教到了中国,变成禅宗,马列到了中国,好歹也给安个名字嘛,所以我就先儒共主义这么叫着了。

  我有两个主要的敌人:我面前的南方军队,还有后面的金融机构。在这两者之中,后者才是最大的威胁。———林肯  
  
  其实各国都一样,外患看起来可怕,实际关系不大,怕就怕祸起萧墙。中国如此,美国也如此。
作者 :绯色烟火 时间:2008-01-20 10:45:00
  改革三十年来正义的缺少使我们政府强大而民间散乱,这就象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一样,表面上牢不可破,其实,一触即溃.如果普通公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那么极少数人的极富和大部分人的饥寒交迫相对应,那么,如果穷人的生命不值一文,富人的财富谁敢担保呢?楼主从中国现实政治的精英管理角度出发,为我们解释了当前的困境,可是:谁肯主动放权呢?统治者的慈悲还是良心的发现?这一点,楼主心知肚明!
作者 :埃涅阿斯 时间:2008-01-20 13:41:00
  谁都不肯主动放权,谁都想主动抓权,那么权从哪里来呢?归根到底只能从人民而来,好比你抢到再多面包存放家里也总有吃完的一天,只有土地阳光雨露才是永恒的食物源泉。

  如果最伟大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人民,何以解释列宁能建立苏联,毛泽东能建立新中国,莫非论实力,他们当时抵得了沙皇或者蒋介石的一个手指头?近代不搞暴力革命,和平夺权的人也有一个,他就是希特勒,如果不讨论他掌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单单看他取得权力的过程,就能发现这是个怎样的奇迹,一个一文不名的流浪汉,几年之间高升为一个大国元首,为什么?他的力量之源泉在哪里?难道有人相信他周围有什么磁场?不,他唯一的力量源泉在于德国人民。不管他是引导还是欺骗,总之是他而不是别人整合了德国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最伟大,但是弱点在于分裂分散,只有有人有效的把他们的力量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气候,而这个整合力量的过程正是平民政治家最艰苦的奠基过程),因此他才能成为一代枭雄,如果他跟德国人民失去联系交流,立马就会变成洪秀全似的傀儡。
  
  不要指望高层的良心发现,即使有人有这种觉悟,那么他也就立刻不容于政坛,要被打入冷宫了。要指望的是某些人寻找力量,寻找自己权力基石的时候,找到民间来,如同钻探石油一样,一井打下去,发现下面蕴藏着滚滚财富,瞬间从穷光蛋变成大富翁。政治也是一样,人民的力量才是真正无穷的,谁先钻探到归谁。

  一代新人换旧人,旧人传位给新人总有几个选项,新人总有得宠的不得宠的,得势的不得势的,不可能四平八稳,个个满意,康熙都调和不了几个皇子的矛盾,何况这些中层官僚。那么其中总有某些人觉得自己不得宠于上级,需要寻找新的力量源泉,源泉之一就是民主。近年来的基层选举改革实际上就是为这些人开了口子,在顽石上砸开了一条缝。接下来,就是要慢慢的撕开这条裂缝,而种撕开裂缝的巨大力量只能来自人民。而且还不能动作太快,这顽石有灵性,一旦察觉有人要撕裂它,它会自动闭合那条缝隙,那时候它就又变成一整块顽石了,不知何时才有新缝隙。顽石的坚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周期性,它最脆弱的时候就是新人换旧人的时候,因此人民也要精确选择这个时机发力,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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