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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脸][时事聚焦]从地震看人群的性格和对策

楼主:subwolf 时间:2008-11-13 17:31:01 点击:3635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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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于2008-5-26
    本文从本次地震观察人群的性格,探讨如何引导控制人群。认为人性本善以及坚决反对控制人群的人,请勿介入。谢谢。
    本次地震后,普通中国人的反应是很令人惊讶的。在感叹了世风日下,把邓小平骂了个底朝天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大家如此有爱心,都有些诧异。大众捐款之积极,志愿者之多,可谓空前-希望不会绝后。
    最大的一个原因,是大家富裕了。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免得FQ说我废话,JY说我拍马屁,横竖不讨好。
    其他方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民族主义的宣泄,这要感谢法德和藏独分子们。
    民族这个东西,很多人一说起来就是历史文化血缘。其实我觉得,对于大的民族而言,历史文化血缘关系作用不大,利益共同体更重要。
    最明显就是美国。美国人有什么历史文化血缘联系么?没有。但是美国人还是爱国的,唱国歌满脸流泪,911后高呼“上帝保佑美国”,然后理直气壮地出兵抢石油。
    一个民族或者说一个国家,其凝聚力很大程度来自于利益趋同。而凸显共同利益的,往往是危机。
    比如近代,中华民族概念产生,基于什么?基于一系列战败。在这些战败后,满族上层汉族上层,满族下层汉族下层,都受到了利益损失。在西方人眼里,所有中国人都得把利益让给他们-于是所有中国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利益:不把利益让给他们!
    中华民族的巩固,则来自另外一个危机:抗日战争。日本人更加急迫和强悍地要求中国人让出利益,于是中国人只好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对付这些家伙。
    所以老毛说,感谢日本军国主义。
    最近的案例,外国的则是911。911之后,美国人一度异常团结,因为他们意识到,无论他们自己如何分党派,至少在外国人看来,他们都是美国人,都是自杀袭击的好目标。如果华尔街垮掉,美国黑人白人拉美人,南部联邦或者北方美国,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他们团结起来,发起了十字军圣战。通过虚构一个强大的拉登,造就一个危机,来达成美国自身的团结-中国威胁论,也是基于如此的逻辑。
    对于中国而言,则是圣火风波。无论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支持共产党,反对共产党,他们都忽然意识到,在外国人眼里,他们这些人还是一体的,与中国一同被赞美或者被诋毁。于是他们团结起来,捍卫圣火,也捍卫自己共同的利益。而团结他们的,就是危机下触发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历史,一直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度GDP全球第一的清王朝,被西洋人打得如丧家之犬(明粉别忙转移话题到国内,你们的明王朝被东北的蛮族灭国,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战时,看起来颇西方化的中华民国,也没卷入战争,还颇繁荣,却以战胜国身份享受战败国待遇;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丢掉了大半国土,困守西南一偶的中国,却死死地撑住了,成了二战名副其实的战胜国;解放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却出兵朝鲜对抗联合国军,在朝鲜一战成名,成为全球军事大国;80年代,“要被开除球籍”的危言之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进而突飞猛进,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
    这就是大国了。大国一旦感受到危机,内部团结起来,那么外界极难征服击败他;但是反之,一旦其感到没有危机,那么内部矛盾就会激化(大家觉得外事无忧,就忙于内乱牟利。而且内部够大,始终有足够的矛盾),那么就要被外部击败。
    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媒体从来就善于寻找外部威胁。其目的就在于此:如果不找到一个外部威胁,不能触发本国的民族主义,那么势必内部纷扰。对于国家而言,这是内耗,对于媒体而言,这是说什么都要得罪人-所以,那就找一个外敌好了。
    有了迦太基,罗马元老院才有议题,元老们和广场上的辩论家才能义正词严,才能免得元老们互相之间打架,也免得元老和平民打架。
    聪明人可能很快就意识到,民主的一个前提,也恰恰就是有外敌的民族主义。不然民主各派会内讧的。
    2008年,圣火的民族主义还没宣泄完-因为对手都迅速后退了,家乐福道歉了,法德降低姿态了,美国顺利过境了。。地震来了。于是大家剩下的热情,都给了地震。
    这里再多嘴一句,从上面可以看出,中国不要怕危机,而要怕没有危机。
    第二个原因是感同身受。
    这次地震和年初的雪灾不同,除了死伤惨重(相比之下,雪灾主要是经济损失)外,影响面极大,全国各地都有震感,东亚东南亚全部波及。
    当人们稀里哗啦跑出办公楼,惊魂未定之余,得知自己是幸运的,而还有人是不幸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感同身受,能部分体会到受难者的痛苦,因此乐于施加援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是在帮助别人,而是在帮助自己-假设有另一个自己,没那么幸运。
    在救灾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往往捐助极为慷慨,援助尽心竭力。很大一个原因,也就在于他们遭受过地震,真正身临其境,感同身受。从他们的角度,他们是跨越时空后在帮助自己。他们对受难者的痛苦,感受更深,共鸣更多,因此也更愿意帮助受难者。
    大家还可以注意到,本次地震的外国援助中,日本非常引人注目。援助资金多,援助人员积极。对中国积极援助的国家,东亚东南亚捐款普遍较多,且态度积极。
    除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中国是东亚大国,经济的主发动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次地震,东亚东南亚普遍有震感,他们也是感同身受。
    日本尤其如此。日本位于地震带上,地震频发,受地震灾害也最严重,因此对于地震带来的苦难体会最深,这也是日本积极援助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模范带头作用。
    中国政府曾经非常强调模范带头作用,最后成了强造模范-然后模范有水分,大家来个矫枉过正,特别不喜欢模范带头作用。
    但是这个作用还是存在的。
    比如单位捐款,他们就说我这个人很直接。为什么呢?我直接问:某某捐的多少?然后我也捐那么多。
    大部分情况下,人们的捐款和他们认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以及对自身的定位相关。最明显的就是单位内捐款,几乎就是头儿捐最多,然后按着职务慢慢匀速下降。
    因为人们觉得,捐少了,显得自己道德水平低,不好;但是捐多了,有很可能被视为炫耀、出风头,还可能给其他同事和领导形成压力,也不好。
    这次地震后,很多论坛上很多人都提到,在单位不好多捐,干脆出来再捐。我一位同事说起他母亲更有趣,本来看见街道在募捐,拿着100去准备捐100,可是到那里一看登记薄,左邻右舍都是10元10元的,于是就觉得捐100太显眼了。最后捐了50-在良心和不出风头之间取了一个中间值。
    这次地震灾害,第一个模范带头的,是温家宝总理。他第一时间往现场走,在现场指挥,感受余震,流泪痛苦。。。这些都带给国民一个信息:总理、老人如此做了,我们应该怎么做?
    无论如何,我们不好太落后。
    后面企业的捐款和名人的捐款,也在随时成为风向标。有人提到有些演艺界名人,第一次捐款并不多,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看到之前有演艺人捐款不多;但是接着,成龙等人横空出世,大笔捐款,一下子就给名人们立了一个标杆:于是觉得自己名气和成龙相当的,就得和他捐赠相当。剩下的小名人们,则依次递减-就和我们在单位里一样。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王石先生。其实万科肯定不是捐得最少的,王石也不是。但是为什么王石被骂得最惨呢?
    一个原因就在于,他还多嘴了,为自己辩护,说自己有理,试图建立另外一个捐赠标杆-这个标杆是少捐赠。于是大众愤怒了。
    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这被认为很可恶,远比做婊子可恶。其原因就在于,你做婊子,也就你自己做婊子罢了,并不涉及旁人;而你还要立牌坊,那就是树立道德标杆,鼓励大家做婊子,大家为了自家的老婆女儿着想,就会觉得非常可恶了。
    所以王石你要少捐赠,那就少捐赠好了。但是你还要说少捐赠有理,应该少捐赠-这就不对了,而且很不对。
    就实际而言,股市谈论里面有一个说法也许更贴近事实:房地产商面临资金压力。王石不肯多捐,很可能原因在于此。而他又不愿意资金压力被外界察觉,加之这些房地产商们长期以来高高在上,掌控舆论能力很强,于是就头脑发热出来试图扭转舆论。结果么,大家慢慢看新闻,我就不多说了。
    
    说道模范带头作用,就不能不提到舆论导向问题。
    舆论导向这个词,自从中国政府说出来之后,很被言论自由者批评了一番,认为舆论不应该被导向。
    我也很不满政府提出这个说法。不过我不是说舆论不该导向,而是这种事,你做就好了,说出来干嘛呢?
    在CNN事件之后,我想大家对于言论自由说,也该心存疑惑了。那么现在实话实说:舆论是必须导向的。
    因为我们如何知道标杆如何?我们怎么知道哪里有个什么牌坊?
    舆论告诉我们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个牌坊,其中有不少就是婊子的牌坊。如果我们总看见婊子的牌坊,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应该做婊子;如果我们总看见英雄的牌坊,那我们就会觉得该做英雄。
    所以舆论导向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影响大众的道德标杆。
    舆论导向应该注意的是两点
    1:这是国之大器,只有高层可以运用。
    不要为了某省级的GDP,几千万的投资,就动用它-这是国内常见的错误,甚至为了某个乡长,他们都能动用这个国之大器。
    支持一个政权运作的,有三种基本东西:军队、金钱、舆论(排名不分先后)。这三者的最高权力,就是宣战、军队的调动运用、经济政策的变化和紧急制动、舆论的基调和导向,紧急管制。这些权力都应该属于国家元首手里的核按钮,不得容许其他人滥用。
    舆论导向权应该被视为和军事戒严一样,属于国家最高级的紧急权力,禁止中低阶官员擅用-就像他们无权调动军队,发布经济政策一样。
    2:舆论只能提供有限的加成,而不是无限的加成,更不能支持完全的虚构。
    比如,舆论能够把5元渲染成6元甚至10元,这是正常的。但是试图把5元渲染成50元500元,甚至试图空手套白狼,则是无法持续的。
    一定要注意,舆论导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不是一个万能的工具。
    
    理所当然,我们这次没能做到完美,有很多不足。尤其是对于人们的道德疲劳,应该加以关注。
    人群的道德是会疲劳的。比如911后美国人爱国情绪高涨,积极参军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而现在他们正在抱怨。为什么?因为热情无法长期持续,在无法长期持续提供刺激-比如石油利益-的情况下,人们无法保持长期的道德高位和道德热情,就会疲倦。
    但是人们对于自己的道德疲劳,是抱着一种掩耳盗铃、推卸责任的态度的。
    首先人们不会承认自己的道德是心血来潮,道德还会萎缩。
    其次他们就会为自己的道德萎缩寻找替罪羊。
    在美国,这个替罪羊就是总统布什。在中国,就是贪官。
    大家可以注意到,从灾后第三天开始,对于救援不力、不透明、贪官的抱怨就开始增多了,现在就更多了。
    这其实就是道德疲劳,寻找替罪羊的托辞。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类似情况。比如大家一起吃火锅,谈到什么事情,有人认为在场的某人做得不对,于是指责他。这时候,为了缓和气氛,旁人往往会提出更可恶的人的更可恶的故事。于是大家一起指责这个更可恶的人,缓解了当前的矛盾。
    这个更可恶的人更可恶的事,必须是不在场的人,最好是大家都认识却又没关系的人。于是,往往就是贪官。
    在这里,贪官们就往往起了一个道德缓冲的作用。比如我说某人做某件事不对,让公司吃亏了;大家就会打圆场,显得很看得透一般,说贪官如何如何,然后某人这些小事算什么。我们的道德就借着这个无限低的靶子,缓慢而平安地降落了。
    在本次赈灾中,舆论和政府的一些错误,加剧了道德疲劳,甚至引起了反感,那就是热点转换不及时,未能提供足够的可讨论的热点。
    人们不是道德至高无上的圣人,他们的捐赠额和很多因素相关,但是并非直接和灾害现场的需要直接相关。大部分情况下,人们的捐赠和收入、自我的社会定位相关,还和自己的慷慨度有关。
    这些因素复杂地互相影响后,每个人捐赠时,有两个心理线。
    有一个捐赠基本线。低于这个线,他会觉得不安:显得自己缺乏身份,或者显得自己没良心。总之,他会试图捐赠高过这个线。
    还存在一个捐赠上线。当捐赠高于这个线,他会觉得不甘心,有吃亏的感觉,觉得被人占了便宜。总之,他会避免捐赠超过这条线。
    在第一时刻,人们想到的是赈灾。于是大家开始捐款,在单位按照等级捐,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按照自己的道德捐。无论如何,头三天一过,基本上,要捐的已经捐了,捐多少也已经确定了,没捐的也不会捐了。大家都已经捐过了自己的基本线,而靠近了自己的捐赠上限。
    而这个时候,舆论的热点还没有转换,依然在大量募捐和宣传某某企业某某人捐赠了多少。这就给人们带来一种压力。
    他们从舆论上看到的,使得他们觉得自己还应该再捐一点,才配得上自己的社会地位,才能和其他人类比;但是另外一方面,捐赠已经逼近他们的捐赠上限,他们感到自己吃亏了,不愿意再捐。
    人们可能会捐,也可能不会捐,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感到烦躁。捐赠问题已经从一个表现自己道德的机会,变成了一个道德法庭审判,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为自己的道德做申辩。
    作为自己不再更多捐赠的一个辩护证据,他们就会关注到捐赠以外的一些问题,来作为自己不捐赠的理由:于是贪污、不透明等等问题,就开始喧嚣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热点无法转换的现象,还源于舆论的傲慢。
    作为第四权力,而且是所有权力中最不受制约的权力,舆论相当傲慢。这次救灾中,记者干扰救护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除了本身是个问题外,舆论的热点转换慢,形成对人群的道德审判,也使得人群反击舆论。
    热点转换慢即于此有关。舆论的现场记者和主持人处于持续的刺激中,其热情下降速度明显低于大众。舆论以自我感觉为中心,使得舆论热点不切换,舆论兴高采烈地充当起了道德法官的脚色。
    正确的做法,舆论不仅应该减缓捐助的号召,削弱这个热点,避免对大众的道德审判,还需要提供其他的热点。
    每个人都在希望为灾区做点什么。但是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除了捐款外,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在捐款已经达到自己的捐赠上限后,人们希望做点什么,又不愿意捐款,又没什么可做,于是对灾害的热情就转为“谈论”。这个时候,舆论要提供足够的热点给大家谈论。
    令人沮丧的是,这个时候的“谈论”,基本上是攻击居多。大多数人不会具备专业知识,指望他们谈论出什么真理,有理有利有节地讨论,那是不现实的。实际上,这个时候的人们,往往是基于自己已经捐赠这个前提,在表现自己的道德高位,审判别人-他们也和舆论一样,喜欢做道德法庭的法官。
    舆论这个时候能做的,最好就是“零和”:让所有人都废话一通,最后也不结仇,也没有什么结果,就此了结。毕竟,救灾靠的是现场的人力物力,而不是后方的嘴巴,也不是报纸的社论。
    如果舆论能够提供一个共同的靶子,那当然更好。不过现实地说,这不太容易,而且可能留下很深的后患-对于这个靶子的攻击可能过于猛烈,进而使得社会的道德异化为审判者。
    
    综上所述,当危机或者灾害来临时,政府应该如下处置
    1:要让所有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有现场感。这样才能触发大家的热情。
    2:第一时间树立正确的模范楷模。总理和主席赶紧去现场,第一时间找到那些慷慨的名人和企业(例如成龙、加多宝集团),让他们成为一个标杆。(这其实也是一个双赢的的结局,这些慷慨的名人和企业出镜率将明显高于那些不慷慨的家伙)
    3:捐赠的号召要适可而止,避免形成一种压力,引起反感
    4:随时提供可供讨论的“热点”,避免人群无事可做
    
    可能有人看了上面的文字,会有些不高兴。其原因,我也可以帮他说出来。
    因为在我这个文章中,人群,也就是人民,并没有具备天然的道德高位,也不具备正义的标签。人民,更像一个道德中下、能力中下,能量极大的人,被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或者说监管着。
    这并不是民主派们准备污蔑的中国特色,实际上我不承认中国有什么特色,我们和欧美人一样谋求利益,以自我为中心,具备完全一样的人性,无论丑陋还是美好。
    这其实是学习美国的先进经验:美国人早就开始研究人群的性格,分析它,并加以利用。美国能发动“颜色革命”,就和他们研究人群,利用人群密不可分。
    最简单的案例,美国人的选举,总统候选人们就在不断分析人群的心里和性格,投其所好地废话-每次他们都说要严厉对待中国,每次上台后都缓和。但是下次,他们还是要继续说“严厉对待中国”。
    他们分析过,需要这么说。他们也知道,只不过可以这么说。
作者 :x71方向标 时间:2009-01-02 17: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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