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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脸]张居正的改革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7-12-22 17:08:43 点击:5135 回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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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没边,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动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胡说八道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埃涅阿斯』:王安石与张居正的差别是他们各自不同生活经历所造成的。第一,王安石很早就成就大名,心高气傲,这种性格很容易得罪人,张居正则默默无闻多年,名气是慢慢显露的,办事就老辣多了;第二,王安石是个清官,不好女色,不贪财物,软硬不吃,张居正则正如周星驰在《九品芝蔴官》里的金句“贪官奸,清官要更奸”,底下那些贪官污吏的花花肠子他都一清二楚,都是他玩剩下的;第三,王安石是从地方官做起的,以他的才能和性格,办事风格很可能与诸葛亮相似,诸葛亮“凡处以三十军棍以上刑罚者都要亲自过问”,王安石做地方官时大概也是直接盯着下面的州官县官,这些人战战兢兢当然不敢乱来,因此王安石在地方上试行他的改革方案时比较顺利,而做了宰相以后,凡事不可能亲力亲为了,下面的州县也感觉不到王安石的压迫力了,就开始乱套了。张居正则不然,他几十年来一直做京官,极少操办具体地方事务,他设计的改革方案就把地方官吏的种种乱套舞弊情形都考虑进去了,所以他设计的方案,简单明了,没空子可钻,任何人当官都一样必须照他的规矩落实。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以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能用。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老大,这就叫实现团结。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罗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百分之五),或是十比一(百分之十),能收到五比一(百分之二十),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县太爷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县太爷。
  
   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地?  
  
   事实证明,在当时,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总之是一句话,玩你没商量。  
  
   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没有好处,全被地方包干了。  
  
   此外,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  
  
   比如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吧?一算,粮价还不够运输费。那就别折腾了,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  
  
   更头疼的是,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还要仓管费,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  
  
   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么?  
  
   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时是粮食,有时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胡乱印刷的不值钱),早上领工资,下去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埃涅阿斯』:经典
  
  
   于是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埃涅阿斯』: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都是“能耐”。不同的是,前者只有高智商能做到,后者高智商可以有意做到,低智商经常无意做到;前者通常为大众服务,后者通常为极少数人服务。中国无论官界学界,都是后面一种风气占压倒地位,简而言之,写东西的目的都不是让人看懂,而是让人看不懂。比如中国的政府文件,一般都是长篇大论,云遮雾绕的,拧干了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从古到今,最简明的政策就是“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一共10个字,而正是这10个字的提出者刘邦,被公认为拥有绝顶的政治智慧,实为中国历史上的皇中之皇,帝中之帝。以致后世的很多英雄帝王,如石勒、耶律阿保机等都认为,如果与刘邦生在同一时代,只有给他当臣子擦皮鞋的份。当然,约法三章也是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迅速有效的安抚关中。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 
  
   张居正的办法,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1576),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淘银子?  
  
   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事留到后面讲,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7-12-24 15:50:00
  张居正,生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卒于神宗万历十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六年(1572年)万历帝即位后,出任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万历十年病逝。他入阁以后主要是担任首辅期间,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是明代最杰出的改革家。
  
  张居正的先世系凤阳定远人,是朱元璋部下的兵士。曾从大将军徐达平定江南,立功浙江、福建、广东,授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其后,张居正的曾祖张诚,由归州迁往江陵。张居正的祖父张镇为江陵辽王府护卫。张居正的父亲文明为府学生,曾先后七次参加乡试,均落第。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初三居正降生时,其曾祖、祖父、父亲都健在。十五年(1536年),张居正十二岁,以才华出众,补府学生,成为名震荆州的小秀才。由于张居正的祖父是辽王府的护卫,张居正与辽庄王子宪节又是同龄,张居正与宪节遂成为少年朋友。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见习官员,三年期满,例赐编修),登上政治舞台。

  
  步入仕途 锐意改革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严嵩与夏言为了争夺首辅职务,发生了尖锐的斗争。夏言是个有抱负的首辅。他上任后,任用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其时,俺答盘踞河套,经常南下犯边,杀掠人口,抢夺财物。曾铣是个头脑清醒的边帅。他屡败俺答,建议整顿军备,发兵收复河套,并提出了作战方略,得到首辅夏言的大力支持。明世宗对于收复河套计划也是赞同和支持的。但世宗是个昏庸、专横、出尔反尔的君主。正当夏言、曾铣收复河套之时,恰好宫中失火,皇后去世。世宗崇奉道教,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严嵩乘虚而入,立即迎合世宗的旨意,把宫中发生的灾异归咎于“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昏庸的世宗,信以为真。于是对收复河套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下令逮捕曾铣,罢去夏言首辅职务。政府中凡支持议复河套的官员,或是贬谪,或是夺俸,或是廷杖。同月,俺答蹈冰逾河入套,将谋犯延、宁,声势益张。严嵩又抓住这一时机,给世宗以新的刺激,他对世宗说:“俺答合众入套,皆曾铣开边启衅所致。”兵部侍郎万镇又来了个火上加油,说曾铣犯了“罔上贪功”之罪,甘肃总兵仇鸾诬陷曾铣掩败不奏、克扣军饷。世宗遂处曾铣以死刑。曾铣被害后夏言便成了严嵩攻击的重点。同年五月,俺答寇偏头关,八月,犯大同,九月,入宣府塞,深入永宁、怀来等地,京师告急。这时严嵩又向世宗上谗言说,俺答入犯,完全是夏言支持曾铣收复河套引来的祸患,还说,夏言通过其岳父苏纲与曾铣的同乡关系,受曾铣赃贿甚多。十月癸卯,夏言亦被杀害,严嵩复为内阁首辅。
  
  张居正作为一个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科进士,自然没有发言权,更左右不了当时的政局。但他却认清了政治是何等的腐朽,边防又是何等的废弛。二十八年(1549年),他在《论时政疏》中,系统地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这是居正在嘉靖朝仅有的一次疏奏。但未引起严嵩和世宗的重视,没有被采纳。
  
  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犯大同。宣、大总兵仇鸾是个草包,他的总兵官职是用重贿向严嵩买来的。面对俺答的进攻,他仓皇无策,只好故伎重演,用重赂收买俺答,乞求俺答不要进攻自己的防区。俺答接受重礼后,遂引兵东去,攻古北口,陷蓟州,直逼通州,京师告急。世宗遂下诏勤王。宣、大总兵仇鸾在以重金贿求俺答不攻大同后,他知道俺答会深入内地,危及京师。为了乘机邀功并博得世宗欢心,主动上疏请求入援。世宗欣赏仇鸾“忠勇”,命他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路勤王兵马。各路勤王军都是轻骑星夜驰至,未带粮食。世宗下令犒赏。但户部拿不出钱粮,世宗愤怒之下,罢了户部尚书李士翱的官,令其戴罪办事。
  
  俺答兵直逼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大火冲天。各路援兵怯懦不敢出战,只是坐观俺答烧杀抢掠。仇鸾的大同兵甚至趁火打劫,比俺答还凶狠。兵部尚书丁汝夔惶急无策,问计于严嵩。严嵩说:“在边塞打了败仗还可瞒住皇上,在京郊就难以隐瞒了。俺答掳掠饱了就会自己离去。”丁汝夔听信严嵩的话,传令诸将,不许轻易出战。兵部郎中王尚学屡次劝丁汝夔出战,汝夔不敢违背严嵩的旨意,一味等待。俺答掳掠中饱后,引兵西去。平虏大将军仇鸾杀了数十个百姓的头,冒功请赏。世宗加封仇鸾为太保,并赐金币。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庚戌年。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世宗感到庚戌之变是一次奇耻大辱,为了泄愤,遂下令逮捕丁汝夔。丁汝夔求救于严嵩。严嵩肯定地说:“我在,你决不会死。”但不久丁汝夔却被杀害了。到了隆庆初年才追复原官。
  
  庚戌之变时,张居正正在北京,他目睹政治的黑暗和严嵩的误国卖友等行为,深感权奸当国,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遂于三十三年(1554年),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回到故乡江陵。在江陵居住的三年间,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时弊的认识更加深刻,改革的决心更加坚定。三十六年(155g年),张居正怀着革新政治的抱负,由江陵回到北京,再次投入激烈争斗的政治漩涡。
  
  其时,严嵩仍为内阁首辅,严嵩与徐阶的矛盾日益激化。三十八年(1559年)五月,徐阶晋升为吏部尚书,次年又由少傅晋升为太子太师。张居正亦由翰林院编修(编修,职官名,正七品)晋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右中允,职官名,正六品),兼国子监(相当于国立大学}司业(相当于副校长),高拱为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徐阶、高拱、张居正逐渐成为嘉靖末年三个主要人物。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严嵩在各种势力的攻击下终于倒台了。徐阶继任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欣喜若狂、笑逐颜开。因为徐阶是张居正任庶吉士时翰林院掌院学士,在翰林院的名分上,徐阶是张居正的老师。再加以徐阶对张居正非常了解,把张居正视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逝世后,徐阶和张居正又以世宗遗诏的名义,革除弊政,平反冤狱,颇得人心。一切好感都集中到徐阶身上。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张居正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要政务。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在举筹失措中被迫归田,李春芳代为首辅。高拱因与徐阶闹矛盾,已于隆庆元年五月离开内阁,徐阶倒台后,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再次入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很重视发现人才和起用人才?他选派官员特别注意年龄和健康,凡五十以上者,均不得为州县之长,不称职者去之。他考核官员,唯以政绩为准,不问出身和资历。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于一批人才,“仕路稍清”。然而他却无力驾驭全部政局,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遂被张居正所取代。
  
  徐阶和高拱都号称精明强干的首辅,为振兴明王朝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他们都不干预经济关系,也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进行点滴的修缮,因而只能以失败告终。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洞察时弊,深谋远虑。早在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他在《陈六事疏》中,就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前四条主要是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后两条重点是富国强兵。整顿吏治,富国强兵,就是张居正改革主张的核心,同时也是他其后进行改革的纲领和宗旨。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把他的改革主张,全面付诸实施。

  
  整饬边防 改善蒙汉

  隆庆元年(1567年)二月,张居正入阁参预机务。其时,徐阶大权在握,高拱因与徐阶不和,遂于元年五月离开内阁。九月,俺答寇大同,陷石州,掠交城,文水,直捣山西中部,北京又处于战争恐怖中。十月,俺答掳掠中饱后引兵北退。穆宗下诏让群臣讨论战守事宜,兵部尚书郭乾被罢职,由霍冀接任。徐阶的门生工科给事中吴时来上疏推荐谭纶、戚继光,练兵蓟州,加强北部边防。这一建议得到首辅徐阶的支持,很快便实现了。霍冀刚刚接任兵部尚书,对情况并不熟悉,大学士李春芳、陈以勤都不愿过问边防事务,而张居正与吴时来、谭纶、戚继光又都是徐阶重用的人。这样,在内阁中主持整顿蓟、辽、宣、大边防的重任就落到了张居正身上。张居正也就从整饬边防入手,开始了他的改革事业。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二次入阁后,在边防问题上,高拱与张居正有着共同的观点、共同的语言,再加上他们都曾为裕邸讲官,又是十年前国子监的同事,关系颇为融洽。因此,在隆庆一朝(1567至1572年),张居芷就是北方边务的实际承办者和主持者。这种有利地位,为他推行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整饬边防,首先是重用智勇双全的将领,对他们“委任责成”,“信而任之”。因此,“一时才臣,无不乐为之用,用必尽其才’,他所重用的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等人,都大显身手,充分发挥了他们的才华和智慧。
  
  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御倭名将谭纶、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后,张居正给予大力支持。谭纶提议建筑敌台,张居正立即答复;“昨议增筑敌台,实设险守要之长策,本兵即拟复行。”谭纶遂与戚继光“图上方略,筑敌台三千,起居庸至山海,控守要害”。戚继光在整饬边防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张居正及时给予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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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的军事才能在镇守蓟州期间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以对倭作战的浙兵为骨干,根据蓟州的地理条件和同蒙古骑兵作战的特点,从实战出发,加紧军事训练。在他镇守蓟州十六年间,一直整饬边防,进行战备.所以蓟州边防,相安无事。这主要是戚继光的功绩。在整饬蓟州边防过程中,张居正与谭纶、戚继光私人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隆庆六年(1572年);张居正当国,谭纶入为兵部尚书,直到万历五年四月病殁为止;戚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保证了边界安定。但张居正死后,戚继光亦被贬斥。
  
  在辽东方面,张居正任用出身贫寒但有大将之才的李成梁镇守。从隆庆元年起,李成梁在辽东屡败蒙古土蛮入犯,其后被提为总兵官镇守辽东。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十,其武功之盛,是二百年来未曾有过的。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离开辽东后,十年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八月,再次起用李成梁镇守辽东,其时李成梁已七十六岁,在他二次镇守辽东的八年间,辽左少事,蒙古土蛮不敢入犯。
  
  在宣、大方面,张居正任用王崇古、方逢时镇守,他们修边墙,开屯田,加紧练兵,防御力量大大加强。
  
  在张居正的主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扭转了长期以来边防败坏的局面。战守力量,日益增强。蒙古犯边,逐年减少。在加强防御力量的同时,张居正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的门路。他命令沿边将帅,要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同蒙古的友好往来。宣、大总督王崇古屡次派遣同蒙古有关系的人,深入蒙古内部,发表文告,宣布:番汉军民凡由蒙古投奔汉族地区者,一律以礼相待,接纳安置。这类文告在蒙古地区果然引起很大反响。投奔人口越来越多。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由于种种原因,也来投奔。要不要接纳把汉那吉,在朝廷里出现了严重分歧。张居正积极主张“接纳”,认为“接纳”把汉那吉是改善蒙汉关系、发展同俺答友好往来的绝好契机。而很多大臣则反对“接纳”,御史叶梦熊认为,接纳把汉那吉必将招来大祸。也有入主张干脆杀掉把汉那吉,以绝后患。在“朝议纷然”的情况下,张居正嘱咐王崇古说,接纳把汉那吉一事,至关重大,一定要慎重行事,切勿简单处置,坐失良机。同时,张居正又将事情原委以及应采取的对策,报告了穆宗。后来,张居正才以皇帝的名义,慑服了反对派,“接纳”的主张占了上风。
  
  接纳把汉那吉后,俺答果然亲率重兵前来索要,致使朝野震动,许多人都惶惶不可终日。不仅反对派认为“接纳”引来了祸患,就是一般人也都认为“接纳”捅下了乱子。这时,张居正一面要王崇古坚持初议,审定计谋,勿为众言左右;一面又给王崇古出主意、想办法,要他开展攻心战术。按照张居正的部署,王崇古立即派遣鲍崇德为使臣出使俺答军中,告诉俺答说他的孙子把汉那吉生活得很好,明朝待他甚厚。接着又说明,把汉那吉不是我们引诱来的,而是他本人仰慕中原文化自动投奔来的。明廷对把汉那吉待之以礼,俺答反而兴师问罪,岂非恩将仇报!如若迫使明廷走上战争道路,则把汉那吉的生死难以预测。俺答听了言之成理,复派使臣至明。俺答的使臣到明后,王崇古让把汉那吉穿上红袍玉带与之会晤。随后,王崇古又以明朝皇帝的名义表示,愿礼送把汉那吉返回蒙古。把汉那吉十分感动,遂与王崇古洒泪告别。俺答见到其孙把汉那吉在明军的护卫下安全归来后,欢喜若狂,立即决定退兵,并上表称谢,表示今后永不犯边。从此,明廷与俺答果真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对峙状态和战争关系,揭开了和平友好的新篇章。
  
  在蒙汉关系改善的基础上,张居正又积极主张对俺答实行“封贡通市”。即明廷封俺答以一定的官爵,定期朝贡、互市,和睦相处.
  
  自嘉靖中叶以来,俺答在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推动下,曾多次派遣使臣向明请求“封贡通市”。明廷礼送把汉那吉返回蒙古后,俺答再次请求“封贡通市”。按照张居正的意图,宣、大总督王崇古正式向明廷建议,对俺答宜实行“封贡通市”,发展友好往来。结果在明廷中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兵部尚书郭乾以先皇圣训为依据,坚决反对。有的甚至攻击王崇古与俺答有“密议”,有的说王崇古是害怕打仗,所以主张“封贡通市”;在“廷议”中,很多人认为,讲和示弱,马市启衅,封贡通市,后患无穷。张居正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现在是俺答乞求“封贡通市”,这与汉代的和亲、宋代之和议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笼统地说讲和示弱,马市启衅。张居正在给王崇古的信中说:“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媚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张居正为了支持“封贡通市”,向穆宗皇帝详细陈述了“封贡通市”的好处,并用明成祖加封蒙古和宁、太平、贤义三王的史实为依据,请求穆宗援例实行。在张居正的努力下,终于议定:封俺答为顺义王,规定每年贡马一次,并在大同、宣府、山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地选定十余处开设互市。
  
  明廷与俺答缔结“封贡通市”盟约后,张居正坚持严守信义,不违约,不背盟。王崇古曾想延期开市,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告诉他一定要“按约进行”,不得改期,并强调,要以安宁、互市和联合为重,切勿失信“起衅”,影响友好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互市贸易不断扩大。不仅由政府掌握的“贡市”(通过朝贡形式进行的贸易)、“马市”(政府之间进行的官方贸易)有很大发展,由于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出现了私人交易的“民市”和每月一次的“月市”。此外,在边远地区还有临时开设的“小市”。“封贡通市”的实行,有力地促进了蒙汉两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蒙古的金银、马匹、牲畜、皮裘、木料等物,源源不绝地流入内地;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种子等,亦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开来。荒野变为良田。开矿、冶炼以及各种手工业技术,都迅速发展了起来。俺答兴建的“板升”城(今呼和浩特市),日益繁荣,逐渐发展为蒙古地区的商业都市和经济中心。
  
  张居正通过重用英勇善战的将帅,整饬边防,加强战守,改变了正统以来边防日益废弛的局面;通过重用足智多谋的边帅,改善蒙汉关系,改变了自明朝开国以来一直与蒙古所处的敌对关系和战争状态,发展了两族之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如果说,洪武和永乐年间,是用以攻为守的策略保证了北部边防稳固的话,那么,自张居正改善蒙汉关系以后,则是以和睦修好保证了北部边界的安定。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两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的。张居正整饬边肪、改善蒙汉关系的重大改革,是以其丰硕、胜利的成果,载入史册的。

  
  创行考成 加强内阁

  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针对空议盛行、不务实事的风气,制定并颁布了对各级官吏的考成法。这是张居正击中时弊的一大改革。这一改革虽说是在遵循“祖宗成宪”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它实际上已经打破“祖宗成宪”的罗网,创立了一整套由内阁掌握政治实权的统治体系,为其后推行各项改革奠定了基础。
  
  隆庆六年十二月,张居正奏请纂修世宗、穆宗两朝实录。他在奏疏中指出,世宗实录从隆庆元年起开馆纂修,历时六年未能完成,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专任而责成之故”。他提出:“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据此,他责成申时行、王锡爵专管《世宗实录》纂修,张溶专管《穆宗实录》纂修,并要他们定出逐月进度、完成期艰、岗位责任、检查办法、考核制度等,由于要求具体,职责分明;考核严格,奖勤罚怠,两部实录均克期完成,编纂质量亦较高。这是张居正考成法的最初运用。在纂修实录过程中,张居正深深感到立限考成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治理国家也应当这样。
  
  万厉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请行考成法,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是张居正在纂修实录过程中行之有效的立限考成办法的发展、完善和制度化。对官吏政绩进行考核,是明代早已流行的制度。按明制,京官每六年考察一次,叫做“京察”,地方官每三年考察一次,叫做“大计”。但在吏治败坏、法令不行的条件下,这些制度或者流于形式,或者成为官员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张居正目睹官场中的丑剧和官吏们的不法行为,深刻认识到:“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为做到“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张居正主张不仅要对各级官吏进行定期考察,而且对其所办的每一件事都要规定完成期限,进行考成。即所谓“立限考事”、“以事责人”。这是张居正考成法的一个显著特点。
  
  张居正考成法的具体内容,最主要的是以下两条:第一,六部和都察院(监察机关)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完成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个帐簿上,一本由部、院留做底册,一本送六科,一本呈内阁。第二,六部和都察院按照帐簿登记,对所属官员承办的每件事情,逐月进行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如若没有按期完成,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亦根据帐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事例进行议处;内阁同样亦根据帐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检查。这样,六部和都察院检查所属官员,六科稽查六部,内阁监督六科,层层检查,内阁总其成,内阁遂成为名实相符的政治中枢,这就是张居正的统治体系,也是张居正对明代吏制的一大改革。明代的内阁,创建于永乐初年。洪武十三年(1355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丞相之权遂分归六部,这样,六部都直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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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负责。明成祖即位后,为适应处理繁多的朝政的需要,任命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品级较低的官员,于午门外文渊阁值班,参予机务,始有内阁之称。这时的内阁仅仅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厅,权力很小。到仁宗和宣宗时期(1425—1435年),内阁的权力才逐渐增大起来。内阁的第一把手即首辅大学士,叫内阁首辅。内阁首辅与次辅、群辅之间的界限,是嘉靖中叶以后严格起来的。因此,由内阁和内阁首辅直接控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制度,并非明代的“祖宗成宪”。张居正把这一制度说成是“祖宗成宪”,不过是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罢了。六科是明初设置的政治机构。明代的国家政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均设有尚书、左右侍郎。明初于六部之外,又设置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均设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等官。六科对六部有封驳、纠劾之权,是六部的监察机关。按明制,尚书是二品官,都给事中是七品官,但都给事中对尚书有封驳、纠劾之权。在明代,大官可以统率小官,但小官亦可以牵掣大官。张居正用六科控制六部,这是明代的“祖宗成宪”,但用内阁来控制六科,则是他的创制,是对“祖宗成宪”的变革。明人对此是了如指掌的,万历四年(1576年),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背叛“祖宗成宪”,指的就是这个变革。然而,张居正的统治体系,恰恰是在这个变革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张居正之所以能够令行禁止,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权相”,其组织保证即在于此。张居正当政期间所推行的各项改革,都是通过这个组织系统贯彻执行的。张居正加强中央集权的主张和措施,实质上就是加强内阁的统治权力,使内阁成为发号施令的指挥中心。
  
  考成法颁行后,六部和都察院均按考成要求清理章奏,订立完成期限,并分别登入三个帐簿,以备稽考。张居正当政期间,办事立限;已成定制。对未按立限完成的违限事件,稽查和处罚极为严格。如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事件共二百七十三件,抚按诸臣五十四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都以未完数多,停俸三月。由于信赏必罚,随事考成,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张居正是一个洞察时弊的改革家。他确定以理财为考成准则,把征收税粮情况作为对地方官考成的首要内容。万历四年(1576年)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的官员,山东十七名,河南两名;受革职处分的官员,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运用考成法来整顿赋税,迅速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做到了民不加赋而上用足。万历九年(1581年)四月,张居正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自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太仓积粟,可支十年。

  
  整顿吏治 伸张法纪

  明代中叶,吏治腐败达于极点。特别是严嵩当政期间,贿赂公行,朋党成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上下务为姑息。针对这种混乱局面,张居正以推行考成法为中心,信赏必罚,刷新吏治,给腐朽的官场吹进了一股改革的清风。
  
  张居正依据立限考成的三本帐,严格地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万历二年(1574年),张居正责令吏部尚书张翰、兵部尚书谭纶,把知府以上文武官员的姓名、籍贯、出身、资历等写在御屏上,每隔十天,根据升迁调改情况更换一次,随时掌握官员的变动。万历五年是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张居正强调,要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把那些专靠花言巧语骗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这样,又把整顿吏治和惠及小民有机地联系起来,既稳定了统治秩序,又提高了行政效率,出现了中央号令,犹如疾雷迅风、朝下而夕行的局面。
  
  通过立限考成,每个官员都有了明确的职守。对于那些吃粮不管闲事的冗官,尽行裁革。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下令撤除了苏松地区擅自添设的管粮参政,并责成吏部检查各省添设官员数,核实上报。万历九年(1581年),一次裁革冗官(闲散官员)一百六十九名。在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二、三,其中南京官员裁革尤多。与此同时,张居正广泛搜罗人才,把那些拥护改革、政绩卓著的官员,提拔上来,委以重任,信而用之。万历四年(1576年)十月,神宗审览了关于山东昌邑知县孙凤鸣贪赃枉法的报告后,问张居正:孙风鸣进士出身,为何这样放肆呢?张居正说:孙凤鸣正是凭借他进士出身的资历,才敢这样放肆;以后用人,当视其才,不必问其资历。神宗赞同了他的意见。这样,张居正又以圣旨为令箭,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人才,起用人才时,他主张“论其才,考其素”,对才能和品德进行全面考察。同时,他又注意到每个人的长处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被他选中的文武官员都在改革中发挥了骨干作用。
  
  在整顿吏治过程中,张居正对各级官员凭借职权滥用驿站现象,也进行了整顿。明代从京师至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使用驿站官员的吃、住、夫役和交通工具,称为驿递制度或驿站制度。明太祖朱元璋时,对使用驿站控制很严,非军国大事,不准使用。即或是公侯贵族,亦不例外。有一次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回京;擅自使用驿站车马,就遭到明太祖的严厉训斥。当时规定的给驿条例仅只有六条,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使用的。到嘉靖时,给驿条例由六条扩张为五十一条,使用驿站的官员逐渐增多起来。各级官员按照给驿条例领到勘合(约相当于现在的护照)后,便可凭勘合使用驿站。随着政治的腐败?驿站制度亦混乱不堪。不仅各级官员滥用驿站,而且还将勘合转送他人滥用驿站。有时,一张勘合供数人乃至数十人滥用。一些不法权贵,手持勘合到驿站后,为非作歹,百般索求,甚至捕人掠盗,残害百姓,成为明中叶的一种暴政。朝廷虽多次下令进行整顿,然而都不过是一纸空文。万历三年(1575年),张居正亲自抓驿站整顿。有些官员不以为然,依然滥用驿站车马。万历五年(1577年)正月,张居正对违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严加惩处,才引起人们的重视。据《明实录》和《国榷》记载,万历八年(1580年)五至十二月八个月中,违制使用驿站受处罚者达三十人之多。其中革职者七人,降六级者十一人,降三级者八人,降一级者三人,降职者一人。万历八年,张居正的弟弟张居敬,由京回乡,保定巡抚主动发给勘合使用驿站,张居正得知后,除令其弟交回勘合外,又对保定巡抚进行了严厉批评。这样,经过张居正整顿,改变了长期以来无法改变的滥发勘合、滥用驿站的混乱状态。既保证了军国要务的畅通,又节省了大量开支。各省都因驿站积银有余,减免了驿银征派。
  
  在整顿吏治过程中,张居正对宦官势力的干扰,也进行了坚决抵制。太监冯保既是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同时又博得了慈圣太后的器重,权倾朝廷内外。就连神宗皇帝都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为“大伴”。张居正通过结好慈圣太后,巧妙地来抑制冯保的势力,限制他参与军政事务。张居正借宦官引诱神宗游乐事件,严惩了宦官孙海、客用;罢斥了司礼太监孙德秀、温泰、周海等人。其他宦官,凡属安分守己的,照旧管事;凡是为非作恶的,一概罢除。经过整顿,在张居正当政期间,宦官势力受到抑制,就连冯保本人也为恶不甚。
  
  在整顿吏治过程中,张居正针对法纪废弛,君令无威的状况,把执法与尊君联系起来,以伸张法纪为中心进行整顿。他把不法权贵看成破坏法纪、祸国殃民的大患,坚决予以打击。辽王朱宪栉原是他的少年朋友,宪栉长大后在江陵一带横行不法,民愤极大,地方官莫敢谁何。朝廷派刑部侍郎洪朝选调查。由于宪栉百般阻挠,公开抗拒,洪朝选不敢如实申报。张居正得知后,毅然过问此案,他根据宪栉的罪行,秉公执法,毫不留情地把辽王宪炸废为庶人,惩办了荆州一霸。对洪朝选隐情不报的失职行为,也给予应有的惩处。黔国公沐朝弼,为非作歹,多次犯法,本应依法制裁,但朝中无人敢问。张居正不畏权势,挺身而出,伸张法纪,改立朝弼的儿子袭爵,把朝弼本人捆缚到南京,幽禁至死,一时“人以为快”。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儿冯邦于,凭借其叔父的权势,横行不法,醉打衙卒,触犯刑律。张居正一面派人向冯保说明情况,一面将冯邦宁杖打四十,革职待罪。由于他雷厉风行地伸张法纪,有力地抑制了强宗豪民的违法活动。

  
  清丈田亩 一条鞭法

  张居正改革,先由军事、政治着手,进而又向经济方面推广。他通过清丈田亩,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等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挽救了财政危机,使濒于崩溃的朱明王朝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
  
  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吏治的腐败,豪强地主与衙17吏胥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逃避税粮。在这种情况下,清丈田亩、均平税粮就成为理财安民的首要课题。
  
  万历六年(1578年),明政府下令清丈天下田亩。张居正责成户部尚书张学颜亲自主持清丈。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所丈土地,除皇帝赐田外,一律“办纳粮差”,不准优免。户部还颁布了统一的《清丈条例》,规定了各级官员的职责及其完成期限。嘉靖以来,不断有人提出的清丈天下田亩的倡议,在张居正的努力下终于付诸实施了,这是当时震撼朝野的一件大事。
  
  由于清丈田亩触犯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有些地方官对清丈田亩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公开袒护豪强,迟迟打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7-12-24 15:50:00
不开清丈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知难而进,坚定不移,他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不怕个人安危”。他运用考成法,严厉督责各级官员认真清丈,对阻挠清丈的宗室、豪强,严加惩治。他下令:“但有执违阻挠,不分宗室、宦官、军、民,据法奏来重处。”他告诫各级官员,“清丈之事,实为百年旷举”,不应“草草了事”,必须“详审精核”,“务为一了百当”。这样,清丈田亩工作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万历九年(1581年)九月,山东清丈完毕,增地三十六万余顷,吏部对有功官员进行了嘉奖;同年十二月,江西清丈完毕,增地六万余顷,抚按等官十二人受到嘉奖;同月,松江知府闰帮宁、池州知府郭四维、安庆知府叶梦雄、徽州掌印同知李好问,都因清丈田亩不得力、不认真,受到停俸戴罪管事处分。此后,各省陆续清丈完毕,有关官员都根据在清丈中的功罪,分别给予嘉奖或降处。在清丈过程中,由于张居正运用考成法,信赏必罚,各级官员不得不着实奉行。清丈田亩,除云南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完成外,其余各省都于万历十年(1582年)年底竣事。
  
  这次清丈达到了预期的成功。仅据北京、山东、河南统计,清出隐占田亩就达五十余万顷。由于扩大了摊派税粮的负担面,初步做到“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当然,在清丈中也发生了一些弊病,如有的地方官,“争改小弓,以求田多”,出现了浮夸,但总的看来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不仅当时受到人们的赞誉,而且在张居正死后若于年还有人追述他“核地亩”的功绩。
  
  清丈田亩的告成为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创造了条件。原先赋和役是分开的,赋是对田亩之征派,役是对人户之征派。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其实,早在嘉靖年间有些地方官员在部分地区就开始试行一条鞭法了。但由于官僚、豪强反对,“屡行屡止”。直到张居正大力推行,才成为通行全国的制度。这种制度的要点是:
  
  第一,赋役合并、化繁为简。其办法是通计各省、府、州、县田赋和徭役的总量以及土贡、方物等项征派,归之一总,统一征收,所以叫做一条鞭法。
  
  第二,差役合并、役归于地。明代的差役征派有三种:按户征派的叫做里甲,按丁征派的叫做均徭,临时征派叫做杂泛。从征派形式来说,又有役差(即直接服役)和银差(即输银代役)的区分。一条鞭法规定,所有的徭役(包括里甲、均徭、杂泛)全部折成银两缴纳,取消了扰民极大的役差征派;一条鞭法还规定,将银差程度不同地摊入地亩,按亩征收。如有的“丁六粮四”(即将银差的十分之四摊入地亩征收),有的“丁四粮六”(即将银差的十分之六摊入地亩征收),有的“丁粮各半”等等。
  
  第三,田赋征银、官收官解。田赋征派,除漕粮缴纳实物外,其余部分一概征银。规定必须缴纳实物的漕粮,亦由民收民解(即押送),改为官收官解。明初实行粮长制,以纳万石田赋为一粮区,推其纳粮最多者为粮长,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称为民收民解。其后弊端丛生,遂改为官收官解。
  
  一条鞭法的推行是与张居正创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抑制豪强、清丈田亩密切配合的,没有这些条件,一条鞭法就难以推行。可以说一条鞭法的推行是张居正改革最主要的归趋。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整顿赋役、克服财政危机、稳定明朝的统治,但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重大影响,却远远超越了张居正的主观愿望。
  
  一条鞭法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户丁征派,加重土地负担,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在地主制经济高度发展的明清时期,土地绝大部分在地主手里,户丁绝大多数在农民一边。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也就由农民一边转移到了地主方面。当然,这种转移并没有改变剥削的实质。它只不过是由对劳动力的直接榨取转化为对地租的再分配罢了。封建国家加重对土地的征派,豪强地主千方百计地逃避这种征派,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国家与地主之间瓜分地租再分配的斗争。但是,国家放松对于劳动力的直接控制,则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再加上一般工商者并不占有土地或很少占有土地,从而也就摆脱了繁重的征派。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商业资本向土地投资的现象大大减少,即或有余资亦不多置田产。一条鞭法关于赋役折银缴纳的规定,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反转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它还正式肯定了白银在赋役征收中的法定地位。所有这些,都是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进步的。一条鞭法从明中叶酝酿至万历年间通行全国,历时一个半世纪,几经周折,时行时停,最后定为国策,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顺应历史潮流、因势利导的努力。
  
  万历十年(1582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实现了他的宿愿。万历初年,张居正是严追积欠税粮的主持者,万历十年他又成了免除旧欠的积极倡导者。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财政全面好转的反映。张居正依据量出而为入的理财原则,在边防巩固、“足食足兵”的形势下,财政支出大为减少,所以免除旧欠、固结民心便成为他的宿愿。然而,正当他的宿愿即将付诸实现时,二月间他却被病魔缠身,卧床不起,大学士张四维、申时行也不得不到病榻前请示工作。

  
  劳瘁国事,人亡政息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遗下他沤心沥血建树的改革业绩以及年近八旬的老母、三十余年的伴侣、六个儿子、六个孙子,静静地离开了人间。终年五十八岁。张居正生前神宗曾经对他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自然,张居正在九泉之下也用不着为自己的子孙担心了。张居正病逝后,神宗下诏罢朝数日,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文”,是曾任翰林者常有的谥法,“忠”,是特赐,据谥法解,“危身奉上曰忠”。显然在赐谥时,神宗对于张居正功勋业绩的估价还是相当高的。
  
  然而,张居正尸骨未寒,时局却急骤逆转。
  
  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神宗皇帝与张居正保持了一致的态度。这种局面又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其一是在嘉靖以来与日俱增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猛烈袭击下,统治阶级再也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继续统治下去了,所以反对改革的势力未能占居上风;其二是由于神宗即位时,年仅十岁,他对身兼首辅和严师的张居正,又敬又畏,处处听从指点,对改革并无疑议。在这种形势下,张居正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行使的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权力,所以,改革取得了迅速成功。其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改革已见成效,危机已经缓解,官僚和贵族们在贪婪的阶级本性趋使下,强烈要求冲破改革时期所受的节制,并进而废弃改革;另方面,神宗皇帝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威柄震主”的张居正日益不满起来。这个微妙的变化贴身太监最为了解。所以张居正去世后,司礼太监张诚、张鲸便在神宗面前拚命攻击张居正的主要支持者冯保,随即冯保被逮捕,家产被查抄,从而揭开了弹劾张居正的序幕。
  
  神宗皇帝态度的变化,在反对改革的官僚和贵族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起来攻击张居正。接着,张居正创行的考成法被取消,官员不得任意使用驿站的禁例被废止,张居正重用的官员被罢黜,张居正裁汰的冗官被起用。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赐谥,并撤其子简修锦衣卫指挥职务。五月,张宅被查抄,饿死十余口,长子敬修自杀,三子懋修投井未死,保存了一条性命。神宗在刑部尚书潘季驯的乞求下,特留空宅一所,田十顷,以赡养张居正的八旬老母。张家的这种结局,张居正在他生前大约没有料到。
  
  张居正改革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他所建树的业迹并没有因为改革的废止全部付诸东流。诸如,“封贡通市”、改善蒙汉关系,并没有因为张居正改革的废止而消失。恰恰相反,即或在张居正身后,蒙汉两族的友好往来依然存在,并不断向前发展。直到清朝魏源在追述蒙汉关系的改善时还说:“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弛驾驭,因势推移,不独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开二百年之太平。”又如,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改革宣告废止:以后,一直在向前发展。尽管万历九年(1581年)政府下令通行全国,但有些省、府、州、县,并未执行。这些地方都是张居正改革被废止以后,陆续实行一条鞭法的。例如,河南开封府扶沟县、彰德府磁州都是万历十二年(1584年)实行一条鞭法的;山西省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六月由巡抚沈子木请行一条鞭法的;陕西省是万历十七年(1589年)二月由巡按徐大化请行一条鞭法的;等等。这种情况表明,神宗皇帝虽然可以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废止张居正改革,查抄张居正的家产,但他却改变不了“天下不得不条鞭之势”的历史潮流。
  
  历史是无情的。张居正改革被废止后,神宗皇帝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的私欲,大肆发作。他横征暴敛,挥金如土。整个统治阶级糜烂不堪。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起来,一发而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脱颖而出力挽狂澜了。这时一些有政治头脑的人才又想起张居正以及他的改革业迹。天启二年(1622年),熹宗帝下诏为张居正平反昭雪。万历五年(1577年)曾因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按明制,父母丧,凡官吏俱发原籍为民,守制二十七个月;由皇帝特别指定,不许解职,称为“夺情”。)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天启二年又成了为张居正昭雪的积极倡导者。崇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7-12-24 15:50:00
祯三年(1630年),礼部侍郎罗喻义,又挺身而出为张居正讼冤。崇祯十三年(1640年),崇祯皇帝诏复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原官,并授张敬修的孙子同敞中书舍人。国家到了危难之际,又回过头来缅怀张居正的业迹,试图召回已被废止的新政,固然仅只是一枕黄粱,但它却从反面告诉人们:张居正当政期间所建树的改革业迹是不可磨灭的,张居正是有明一代最杰出的改革家、政治家。
作者 :上帝的使者天使陈 时间:2007-12-25 08:26:00
  『埃涅阿斯』: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都是“能耐”。不同的是,前者只有高智商能做到,后者高智商可以有意做到,低智商经常无意做到;前者通常为大众服务,后者通常为极少数人服务。中国无论官界学界,都是后面一种风气占压倒地位,简而言之,写东西的目的都不是让人看懂,而是让人看不懂。比如中国的政府文件,一般都是长篇大论,云遮雾绕的,拧干了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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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评得好
作者 :中子团 时间:2007-12-25 10:00:00
  好。
  与王安石的改革是有不同。
  
作者 :漠雪青驼 时间:2007-12-25 14:52:00
  1.尽管不赞成[当年明月]的行事风格和人品,但是我承认他的文字写的很好看。
  
  2.黄仁宇先生在《16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和税收》中对明代的财政给予很严厉的批评。明代的财政和税收很乱,没有规律可言。征收方式也很死板。而“一条鞭法”,与其说是“改革”还不如说是“还原”,因为明代以前的王朝都是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只有明朝坚持实物税。(还不允许民间使用白银)。张氏的改革直到明朝覆亡,也没有完成。
  
  3.王安石的改革,在理论上考虑的很成熟了,并且经过局部实践的检验。失败的很大原因在于用人不当,和最高统治者的动摇。
  相比王安石,张居正幸运的多了。
作者 :脸渐红 时间:2007-12-26 16:42:00
  自古改革者,都是悲剧人物。他们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作者 :脸渐红 时间:2007-12-26 16:50:00
  王安石与张居正,建议有关研究者写篇两者的比较文章。
  相信很有价值。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7-12-29 11:24:00
摘自:『煮酒论史』 〖天涯头条〗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 作者:秋风浩荡


  到七月徐阶一离开,八月,张居正跟着就上了一道《陈六事疏》。他要跟皇上陈述六件事。张居正在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是考虑了老师的面子,他不愿在徐阶在位时就表露出两人政见不合。
    
  这个奏折很有名,实际是张居正的全部执政纲领。一共有六条,无不切中大明吏治的要害,是他为重振帝国开出的六条良方。也就是: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
    
  他在万历年间当国十年所为,无不是按照这个既定方针办的。奏疏把明朝的问题看得入木三分,读起来相当之痛快。就像庖丁解牛,砉然有声。
    
  大明朝这个步履蹒跚的老牛,还真是就得张居正这样的人来捅它几刀。
    
  因为这个条陈是张居正后来十年新政的灵魂,所以我在这里就拣出几条来罗嗦一下。
    
  先说第一议“省议论”。
    
  他说,几年来我看见,“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政多纷更”,老是自相矛盾。草民我觉得,譬如当今之日,一面斥不劳而获为大耻辱,一面百万彩票又为大光荣;一面娼家卖笑须游街示众,一面白衣天使又为野雉发套防病。若此,百姓又何所适从?
    
  张居正指出,“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这是说新官上任时的情形。“漫言数事”,就是今日之“我来简单说两句”,这两句,简直就是滔滔不绝。此外一有新官上任,就不问青红皂白撤换中层干部,凡是前任所用,通通撤掉,或调来亲朋好友,或有拍马小人见机跟进,立刻就有官可做。庸官的套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张居正又指出,你看这种条陈,文辞华丽,看的人无不惊叹,不是说他有才,就是说他能干事,其实他小子刚到任,“地方利病,岂能尽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是听了人家的风言风语罢了。时间一久,“简单说两句”说了些什么,恐怕他自己也忘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要办事,就不要七嘴八舌。像现在有些人施政,一开始就没考虑周全,听到有人说什么就马上实行,没等见效,又因人言而止。弄得大家疑虑不定,旷日持久,难见成效。他主张,今后“欲为一事,须慎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就是考虑好了再干,干就要干到底。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皇上您应该叮嘱各部院衙门,今后要领会朝廷讲究务实的方针,一切汇报与报告,必须简单扼要;是非可否,你给我明明白白说清楚。全体干部要秉公持正,建立“诚行直道”的人际关系,以提高业务素质为要务。这样,干部管理才能有生气,队伍风气也才能起变化。
  
  
  
  第二议,曰“振纲纪”。
    
  张居正说,我看近年以来,纲纪不严格,法律不起作用,上下都讲姑息,百事全都付之因循,“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律所管的,居然仅仅是微贱小民;强有力者虽然违法乱纪,可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所有的纪律,反而是只有制定纪律的中央在执行,下面的官员,则有践踏法规之行而毫无畏惧之心。整个官场,因循守旧之风渐成,举手之劳就能解决的事情就是办不成。
    
  张居正指出,在处理违纪上,人情当然可以考虑但不能徇私,法律宜严格但不宜猛(严打之类的就不必要了)。我希望皇上奋起掌握国家命运的决断,把你的光辉照耀四方,申明法纪以严肃干部作风,掌握好权力以日理万机。
    
  张居正还强调指出,奖惩赏罚要统一于公道,而决不能徇私;政教号令一定要有中央来决断,而不要受那些空谈影响。凡是法律应该惩罚的,虽是权贵也不能宽恕;凡是受了冤枉的,虽是卑贱平民也必须纠正。这样,国家的体统才能正,中央才能有威严,下面的那些家伙,才能有守法意识。
    
  ——张大人在这一点上,与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思想有相似之处,比较相信法律严明的效力。所谓“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是他们治理不正之风的法宝。

    
  第三议为“重诏令”,也就是中央精神一定要贯彻好。
    
  张居正说,各衙门报上来要处理的事务,关系到各地方民情利害的,该衙门机关应考虑轻重缓急,按次序上报。中央交办的事务,必须抓紧办理,事情才不至于堆在一起。
    
  张居正指出,天子的号令,就如疾风霹雳,如果风也不能动,霹雳也不能击,那么可能连自然的进化都要滞住了,
    
  张居正强调指出,近来中央的命令多落实不了,抄发到各部之后,往往拖住不办。或是签一句“按中央精神办”就算完事,“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行”。中央指示下来,各地方官反应迟缓,甚至有查勘一件事十余年也查不完者。文卷堆积,多数被淹没掉了(多至沉埋);可作证的人,一半都死掉了(半在鬼录),事情也查不出真相来了,最后使犯法的人漏网逃脱。
    
  张居正愤怒地问道:“国有不伸之法……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得明?赏罚何由而当?”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指出,部院各衙门凡大小事务,接到中央命令后,数日之内,应尽快回复。事情比较清楚的,要做一个结论,不要再推到下面省里去议了。要是需要省里调查的,要严格立下一个期限,责令上报。部里设立登记簿,办的时候登记,办完后注销。超过期限的,要按违反制度论罪。这也将作为吏部考核干部的依据之一。这么干了以后,人人都会拼命尽职,事情就不会堆在一起推不动了。
    
  ——史载,大明的官僚机构,到了嘉靖、隆庆这一代,凡有文件下来,官员都会签一个“照办”(钦此钦遵),然后就成空文。什么“照办”?哪个还来理会!一年里文件不知道有几麻袋,办没办,天知道!文件本身就是一张纸,它又没有知觉,这事是没人来管的。国家机构等于基本瘫痪。你看各层,都有官在位置上,也经常有一些“揖会”,传达这呀那的,但实际工作一样也推不动。
    
  人之初,性本懒吧?官员们有吃饭局、泡脚、剪彩的时间,却没有办实事的工夫。
    
  
    
    
  第四是“核名实”,专门讲了用人标准,十分详尽。
    
  张居正说,臣每见朝廷用人的时候,吏部首长就要慨叹缺乏人才。窃以为,古今人才的人数和水平应该相差不远,皇帝使用赏罚之权驱使天下之士,什么样的人才得不到?而说“世无才焉”,臣不信也。问题就在于“名实之不合,拣择之不精,所用非所急,所取非所求,则上之爵赏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
    
  也就是说,提拔上来的干部,名不副实。选拔时没有用心考核,选来的并不是需要的人。于是皇帝对下的赏罚不分明,下面的人都怀有投机取巧心理。由此,可悲的局面就此形成:老牛和千里马同拉一车,两者都拖累得疲惫不堪;南郭先生混在乐队里瞎吹,如此,人才怎能不缺乏?事情怎能办得成?
    
  张居正指出,一般来说,器必试而后知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现在用人则不然,把一个人称做人才,却不通过实践检验;任命了某人之后,却不考核他的成绩;办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给了适当的处罚。因此,荒谬也就产生了,质朴老实的,被讥讽为无用;大言无当者,以虚张声势窃得名誉;超群出众的,被说成是不合时宜;而拍马逢承的,则以假象欺世。
    
  有人虽有才干,却因为地位卑微而被忽视(一成为下属就越看他越无能);而才干不怎么样的,因为有虚名而倍受尊重(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有那偶尔做成了一件事的,终身都能拿来吹牛;有人偶尔出了点差错,则议论纷纷一巴掌拍死。
    
  更成问题的是,官员往往在一个岗位任职太短,不等他干成什么人就走了。“更调太繁,迁转太骤”,当官的怎能有责任心?还有就是,对待干部太过讲资格,因而毁誉都不符合实际。
    
  张居正说,臣窃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没有好的选人办法哪里能行?如得其道,天下之士任皇家挑选,不可能挑不出适用的。臣愿皇上慎重赏赐,用人一定要考核其成绩,任命必须看准了人。有功于国家的,虽千金之赏、封侯之印,您也不要心疼;无功于国者,就是一个笑脸也不能给他。
    
  张居正强调指出,请皇上命令吏部,要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实相符。凡京官三年期满、外官六年期满,都不得随便连任、滥给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原文如此)的评语,作为储备干部。至于官员的升降进退,一切以“功实”为准,不要被虚名所惑,不要拘泥于资格,不要太顾虑舆论,更不能掺杂个人爱憎,不要以一事概括其一生,不能以一点小缺点掩盖其大节。
    
  在京各衙门的副职,须要量才录用,长官一旦出缺,就以副职补上,不必另找(哪有那么多的外来和尚?)。部院本系统下属各省的官员,有熟悉规则、尽职尽责者,九年任满,吏部可以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司级、副部,其他级别可直接调用,部院就不必外找了。
    
  ——张居正的这一议,相当重要,是他日后厉行“考成法”的蓝本。专制皇权下的
楼主埃涅阿斯 时间:2007-12-29 11:24:00
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奸滑官吏,有看脸色吃饭、奔走逢迎的,往往官运亨通;干练下属,有埋头苦干、办事较真的,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选拔,人心不服,队伍哪里会有士气?
    
  ——鄙人亦曾见,有一类小吏,一心谋夺正职,闻正职当红,则整日满脸阴郁;闻正职失势,则笑语振动屋瓦。某时有巡按高官视察,立时笑面灿然,飞扑而上,务求印象深刻,以利来日提拔。平日则懒赴署内办公,踪影不见。偶有成就,则绵延三年喋喋不休。此类猾吏,实为巧伪,却又虚名在外。上司不明就里,为之吹嘘,则前途更为坦荡也。可见古之弊病,今仍遗毒,未知何日方能休。
    
  
     
  下面来看第五议“固邦本”,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这一条,江陵先生说得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即使我们后来者聪明无比,也不得不服——原来古人什么都明白!
    
  这一条,也不无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将实际的,出去那些不尽清理的严酷,我看法家的真理还是多一些。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管仲说过的,管仲是齐国成就霸业的功臣,他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要想称霸王,大国崛起,不是多生产钢铁枪炮的问题,是怎么样以人为本的问题。我们来看张先生的教诲。
    
  张居正首先指出,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草民按,彼时之胡说,今日之真理也)。《尚书》曰:“民为邦本,本固定邦宁。”就算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为什么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老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外患内盗乘机而起(江敬先生的意思是,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老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老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必然的(其势然也)。
    
  去年因为是元年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道去催税费,这虽然是权宜之计,但老百姓就受不了这么搜刮了。臣近日听取了外官的议论,都说办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为钦差出去了,目睹老百姓穷苦,又没有别的渠道清理欠税。只好将各地官库的储存全部调到京城来,以致各省库藏空虚,一遇到水旱灾害,眼看老百姓饿死而没办法救。这么搞,国库没等充实,国家元气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张居正教导我们说,臣窃以为,矫枉者必过其正。在当今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怕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头恳请皇上念惜民穷,多给百姓一点实惠,凡是不急的工程(草民按,譬如高楼宽路广场等等),没有益处的征收摊派,一切都应停免。您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
    
  我乞求皇上下令吏部,小心选择好官,让他们善待小民。考察官员贤与不贤,把那些律己廉洁、实心爱民的,作为“上考”也就是称职,要尽快升官。如果只会巴结上司、企图跑官要官,而无实政治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干,也只能给予“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并且押送到边防管制,什么时候退完了赃,什么时候另行发落。
    
  张居正强调指出,陛下应责令户部反思,为什么天天琢磨来钱的方法却财政匮乏?其弊端何在?现在准备的新举措,是根据什么原则?当今风俗奢侈,官民穿华丽衣服造豪华大宅都没有什么限制,加上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平,偷税漏税,恃强不纳,田赋征粮偏重于小民。各衙门小金库到底存了多少钱粮,漫无查稽,谁也不清楚。假公济私,官吏滋生贪污之心。
    
  张居正痛心疾首地指出,上述种种,皆耗财病民之大者。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家伙,把他们干掉,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
    
  ——张居正先生一点也没有危言耸听。明代自正统年间一来,财政情况就一蟹不如一蟹,每况愈下。《真定府志》载,成化以前,民间除了两税草马(供给边防用)之外,不过给官家服几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后,中央和地方两级每年增派的税收多了十倍。凡是官员级别高一点的,都盯着下面的财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鹰攫肉,必获乃已。小民奈何不贫而逃走,村里壮丁不足服劳役的数,就加派田赋。这情景怎么得了。当时的官员考核,就是一个税收情况如何(长吏考课,唯问钱粮),其余公务,不过虚应故事。到了这位隆重庆,更是专派御事到各地去“清库”,有点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看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经千秋万代。
    
  真的就千秋万代了么?灯山酒海里,人也难清醒。草莽之夜啼,难以越高墙。
    
  可是张先生关于“危民易于为非”的警告,并不是在吓唬他。祸起萧墙的时候,上吊可都找不到安静的地方了。
      
  
      
  最后一条,第六议,讲的是边防的事。这事,是当务之急。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6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这里不详述了。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大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煞一煞狂虏的锐气。
    
  从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迄今已经19年过去。这19年,官场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几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比以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说“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怎样。当然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这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国朝典故》)。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是“往者冒昧,妄有所陈,诚激于时弊,不得已耳。”(《答广西熊巡抚》)
    
  冒昧我看倒谈不上,有激情才是真的。
    
  政治上的作为不作为,全在于有没有激情。在位者若没有激情,老百姓也就过闷罐式的日子吧。年年说皇恩浩荡,年年却是积弊如山,河清有日乎——我等到花儿都谢了!街头贩夫都看得清的事,以皇帝的英明为什么老看不见?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自此他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从此发端(然忌我者也自此始矣)。
    
  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反应。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披战袍、跨骏马,装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特务轮翻操练、比试骑射。“龙旗照耀虎豹营”,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偶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有夸张),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主意。天下能有被你大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防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心理作用,境内就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俺答估计也知道了风声——汉家郎毕竟不是好惹的。   
       
       
    
  隆庆初年张居正的这个上疏,不过是他后来龙吟虎啸的一声初啼。入阁后,他这还是头一次露锋芒。昏昏者只见其奇谈怪论,昭昭者却能见出他志在廓清。我们明白了他的抱负之后,也就可以索解他后来与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
    
  大明帝国沉疴在身。这样庞大的一坨,生,生不得;死,死不掉。它等待的就是有回天之力的国手,能给他痛哉快哉地来一针。
  
作者 :中子团 时间:2007-12-30 14: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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