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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天下]关于历史文化的惊世之作

楼主:zhangfuxin77 时间:2008-11-19 20:09:58 点击:1688 回复: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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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 承前启后


作者:张福鑫

    
    孙文提出了三民主义,辛亥革命完成较成功的是民族主义革命和民权主义革命。民族革命和民权革命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正因为辛亥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才成为可能。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已预料到在经济建设的高潮之后,必将迎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正因为如此,在完成前两个五年计划,建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之后,毛泽东在晚年再次发动的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文化对人类文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内在的、隐形的,所以不易察觉,容易被人忽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失败的,不但没有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反而在这之后陷入了信仰危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需要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或者说需要一场真正的成功的文化大革命,所谓文化建设就是吸收传统文化之优点,所谓文化革命就是剔除传统文化之糟粕,并采纳当今世界各家文化之长,生成独一无二、先进昌明的中华民族文化,以便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精神。本人性喜新奇,涉猎广泛,专好标新立异,学术研究之心极强。自1995年起我研究历史文化有所心得,经五六年补充完善,思想渐渐成熟,故而写这篇涂鸦之作,希望能促进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成为将来文化革命的纲领。
    第一篇:中国历史
    中国的文化以历史学研究最为繁盛,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悠久,而且从未间断,迄今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堪称是世界奇迹。而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把修史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既为了警示后世之人,也有利于监督当世的统治者。春秋战国时期比较有名的史书有《左传》《国语》《战国策》等等。史家的集大成者是司马迁,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写成《史记》之后,后世的史学家都是采用《史记》的形式来写史书,到明朝已经有二十四史。但这二十四史都是平铺直叙,没有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脉络。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世人明白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知道实施何种政策以适应当世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齐国阴阳家邹衍自成一家,邹衍是以“五德终始”的哲学研究历史,“五德终始”学说就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邹衍的学说曾在中国古代产生巨大的影响,用于解释汉武帝之前的历史,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后世的史学家不懂得灵活运用“五德终始”学说,以致这一学说走向了死胡同。今天我就用五德终始学说来揭开历史的面纱。《史记封禅书第六》中说到:“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史记》这段记载是不完整的,在黄帝之前还有炎帝,炎帝神农氏获水德。按照五德终始的学说,炎帝获水德,黄帝获土德,夏王朝获木德,殷王朝获金德,周王朝获火德。这是第一个周期。
    化学上有一个元素周期表,把一百多种元素纳入元素周期表中,元素所在周期数等于该元素原子的电子层数,主族元素的族数等于原子的最外电子层上的电子数。我们知道某种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就可大体知道这种元素的性质。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朝代周期表,把每个朝代都纳入朝代周期表中。我们知道某个朝代在朝代周期表中的位置,就可大体知道这个朝代所具有的特点。炎黄夏商周春秋战国是第一个周期,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第二个周期,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是第三个周期,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隶属于第四个周期。在元素周期表中,从第二周期开始每个周期里都含有七个主族元素,一个惰性气体元素。在朝代周期表里,第一个周期里,炎帝获水德,黄帝获土德,夏王朝获木德,殷王朝获金德,周王朝获火德。那么在其后的周期里也应该有朝代获水土木金火五德。秦一统天下,有人向秦始皇进言,秦获水德,因而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水德,于是急法,久者不赦。”汉高帝刘邦获土德,故而汉初崇尚黄老之学。《史记封禅书第六》记载:汉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汉武帝获木德,《汉书郊祀志》记载:“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从这样的评价里可知汉武帝并不从属于汉高帝的土德。但无论是司马迁、班固还是后世的思想家都没有认识到汉武帝获木德,因为汉武帝既是汉高帝刘邦的曾孙,又没有另立朝代,司马迁、班固以及后世思想家都以为汉武帝与汉高帝同属一德。既然不知汉武帝获木德,也就不知东汉光武帝获金德,魏武帝曹操获火德,如此一来,五德终始学说难以为继。其实曹操不只一次提到他为周文王,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可惜后世的思想家怀有偏见,总是把周文王捧到天上,把曹操贬为奸雄,岂不知曹操之功绩并不亚于周文王?五德终始学说本为真理,可惜由于后世之人的偏见而无法发扬光大,反而渐渐衰落下去。秦始皇、汉高帝、汉武帝、东汉光武帝、魏武帝,这五个人是第二个周期。隋文帝夫妇获水德,李渊李世民父子获土德,武则天李隆基祖孙获木德,赵匡胤赵光义兄弟获金德,成吉思汗父子获火德。这是第三个周期。进一步地分析可以推导出中华民国之孙文获水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毛泽东获土德,孙文、毛泽东隶属于第四个周期。
    讲解无机化学时并不是按照周期来讲解的,而是按照族来讲解的,因为在同一族里的元素化学性质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建议以后讲解历史时也可仿照这种办法,而不必采用时间先后的顺序,这样更容易抓住事物的本质。譬如可以同时讲解炎帝、秦朝、隋朝、民国这四个朝代,因为这四个朝代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这四个朝代的时间都比较短,差不多都是三四十年的时间。炎帝神农氏统治的具体时间难以考察了,但我们知道炎帝很快就被黄帝所取代了,甚至两家还打过仗。从赢政成为秦王到秦朝灭亡共39年的时间,隋朝存在了37年,民国从辛亥革命到蒋介石迁台存在了38年。第二、我们已知的秦朝、隋朝、中华民国都推崇法治。秦始皇极为欣赏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秦国一扫六合后就采用韩非的学说治理国家,秦朝是法家最盛行的时期。秦朝以法治国还有一个道理,秦获水德,水主阴,阴尚刑法,所以事统上法。孙文提出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学说,并先后举行了两次护法战争。第三、这四个朝代都改变了以前的很多东西,创造了许多新的规章制度,并为后代所沿用。或者说,这四个朝代都是某一个周期的开端阶段。我们称之为炎黄子孙,可知炎帝是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开端。秦朝开创了皇帝制度和郡县制,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度。民国结束了上千年的宗教时代,开创了民权时代。第四、我们已知的秦朝隋朝民国的开创者都特别勤于政事,秦始皇、隋文帝更是大权独揽。秦始皇每天看的奏章有几十斤重,由两个人抬来给他看。隋文帝杨坚每次上朝和大臣们讨论政事,常常是日头偏西了还不休息,大小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孙文为了开创民国和建设民国四处奔走,南征北战,一刻也不得闲。孙文成立中华革命党时要求每个党员都宣誓效忠于他,致使黄兴离他而去。第五、这几个人的优点是公而忘私,值得称道。炎帝神农氏就是为了给人民寻找药材误食毒草而亡。秦始皇废除封建制而实行郡县制,虽然加速了秦朝的灭亡,但秦始皇这样做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自己。隋文帝因为天下刚刚安定,人民还非常穷苦,于是大力提倡节俭。皇帝本人的穿着都非常俭朴,太子杨勇穿着稍微好一些,就受到隋文帝杨坚的斥责。杨勇后来被废除太子的地位与杨勇不够俭朴密切相关。孙文经常说天下为公,并在著作中一再提到要化国为家,而不要化家为国,这种公天下的思想值得后人钦佩和景仰。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都可以说明这四个朝代这四个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譬如说炎帝和孙中山都是医生。秦始皇、隋文帝都生了个逆子,秦二世胡亥和隋炀帝杨广倒行逆施而成为亡国之君。秦始皇是否为胡亥所杀还不能下定论,但隋文帝却是被自己的亲儿子杨广杀害的,孙文的儿子也没有什么大出息。我们可以把这四个朝代的开创者比之为元素周期表中的第一主族元素,包括锂、钠、钾、铷、铯、钫等元素。第一主族元素原子最外层只有一个电子,因此容易失去电子,化学性质非常活泼。这个朝代的开创者为极左派,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好比是容易失去电子。性格极端,并十分勤快,好比是化学性质非常活泼。这样一比,很多东西就可以融会贯通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
    炎帝、秦朝、隋朝、民国这四个朝代都是获水德,轩辕黄帝、汉高帝刘邦、唐太宗李世民、毛泽东则是获土德,这四人也是有许多相通之处。能够论证这四个人有相似之处的论据相当多,我不能一一列举,现在仅举出大家比较熟悉的几点。第一,这四个人都是能征善战之人,历经百战而成功。如果说炎帝、秦始皇、隋文帝、孙文为文人,那么这四个人为武士。轩辕黄帝先是在阪泉之野打败了炎帝,又在著名的涿鹿之战中打败了蚩尤。蚩尤乃是中国有名的战神,黄帝能战败蚩尤更加证明了黄帝的军事才能。刘邦先是参与了灭亡秦朝的战争,在秦亡以后,又打败了西楚霸王项羽。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之后,面对的是隋末各家诸侯,李渊李世民先后击败了薛举父子、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势力。毛泽东与刘邦相似之处最多,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毛泽东合力打击日本人,蒋介石是主要力量,就好比是在灭亡秦朝的过程中项羽是主要力量,但在抗战胜利之后毛泽东又打败了蒋介石,就好比是在灭亡秦朝之后刘邦又打败了项羽一样。蚩尤、项羽与蒋介石三人,虽然都是战败者,但依然受到后世的祭祀和敬重。第二、这四个人都是豪杰之士,毛泽东对豪杰之士有过精辟的论述:“豪杰之士发挥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为豪杰焉。本性之外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拒之”。所谓豪杰之士就是洒脱风流、不拘小节,富于抗争精神、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史记》记载:黄帝公孙轩辕“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从这里可以窥见一斑。《史记》对汉高帝刘邦的记载是:“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唐书》对唐太宗李世民的评价是:“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唐太宗有五大爱好,读史书、良马、射箭、打猎、书法。毛泽东喜欢写诗词,可惜诗词里有过多的骄气,虽然不若刘邦《大风歌》质朴纯真,但在艺术上还是有相当的成就。毛泽东也和唐太宗一样喜欢书法,并都精于草书。第三、黄帝的很多事迹都不可考证了,刘邦、李世民、毛泽东在建国后都展开了血腥的权力斗争,并且都是以胜利告终。汉高帝刘邦在彭城兵败之后召集众将开会,许诺说无论谁能帮他打败项羽,他愿意与之共享天下。张良当即推荐了韩信、彭越、英布三人,张良的眼光非常犀利,他们三人确实具有不世出的才能,在随后的刘项之争中,他们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天下安定后,刘邦先后杀韩信,醢彭越,诛英布,与大臣约定非刘氏不王。李世民虽然没有大杀功臣,但却在天下安定后与其兄李建成,其弟李元吉展开了激烈的权力斗争,最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亲手射杀李建成,部将尉迟敬德射杀李元吉,并诛杀李建成、李元吉的子女。共产党内帮派林立,毛泽东施展神出鬼没之手腕,在建国后先后打到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人,似乎每次都是毛泽东无心,其实每次都是毛泽东有意。我们可以把这四个朝代的开创者比之为元素周期表中的第二主族元素,包括铍、镁、钙、锶、钡、镭。第二主族元素原子最外层有二个电子,在化学反应中只能失去电子,化学性质较活泼。这个朝代的开创者为左派,也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公有制概念较重,好比是在化学反应中只能失去电子。这四个人性格虽然会走极端,但不再象极左派那样钻牛角尖,好比是第二主族元素化学性质较活泼。这四个朝代都是某一个周期的发展阶段
    按照五德终始学说,现在正是土德将尽,木德将出之时。在第一、第二、第三周期里木德代表人物分别是夏禹、汉武帝、武则天,这几个人的性格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这三个人都特别大气,夏禹被尊称为大禹,汉武帝被史家评为雄才大略之主,武则天时国泰民安、泽被四方,也是大家风范。何谓大,“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这几个人都特别善于容纳各方面的意见,也善于容纳各种不同的人物。大禹实行善政养民,“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汉武帝年轻时亲自到民间访问同母异父的姐姐,并迎回宫中,是一个容易接触交往的人物。武则天以女性身份而获得朝廷大臣的支持,可见其人格魅力。《旧唐书则天武后》记载:“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 “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第二,这三个人都非常明智,知人善任。夏禹所用的人有皋陶、伯益、后稷等人,汉武帝将卫青、汲黯、霍去病、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从平民而拔擢为将军、公卿,武则天所用的人有魏元忠、狄仁杰、程务挺、黑齿常、娄师德等人,姚崇、宋璟也是武则天先破格提拔而后才为李隆基所用的。汉武帝刚即位就颁诏求才,意气昂扬:“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第三、这三个人都开创了盛世,这三个人所处的时期都是某一个周期的高潮阶段。大禹平水土定九州,疆域宽广。汉武帝抗击匈奴开拓西域。武则天时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连败突厥,疆域比现在的共和国疆域都宽广。在这三人当政时国家安定、人民团结,各方面都有条不紊,生机勃勃。出现这样的局面不但在于这三个人乃旷世之明主,也与这三个人长寿有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假如刚刚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时不能被推行,也可以循序渐进,在他们的监督下逐步推行。我们可以把大禹、汉武帝、武则天比之为元素周期表中的第四主族元素,包括碳、硅、鍺、锡、铅元素。第四主族元素原子最外层有四个电子,因此在化学反应中碳、硅既可以失去电子,又可以得到电子。化学性质稳定,单质碳、硅化学性质是稳定的,自然界中有大量的游离态的碳存在,煤的主要成分就是碳。大禹、汉武帝、武则天这三个人为中间派,性格平和中正,这既是他们善于接纳各方面人物的原因,也是他们长寿的原因,好比是碳、硅、鍺、锡、铅等物质化学性质稳定。碳是有机物的必需元素,硅是储存信息的元素,第四主族元素是关于生命和信息最重要的元素,而中间派也是生机勃勃的象征。
    五德终始学说基于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在五行里水克火,土克水,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所以在水德之后是土德,土德之后是木德,木德之后是金德,金德之后是火德。在第一、第二、第三周期里金德代表人物分别是商汤、东汉光武帝、宋太祖赵匡胤,这三个人物的相似之处有以下几点。第一、性格内敛,脚踏实地。史书对成汤的记载语焉不详,以光武帝、赵匡胤为例。《汉书光武本纪》记载:“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在这里太子把光武帝与汤相比,也可以从中得知光武帝与成汤有相似之处。赵匡胤先后平定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反抗,削夺了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加强了北方和西方各州的边防,并选派文臣带京官衔外出任职,执掌地方行政,另派使臣分掌地方财政,加强了中央集权。在朝廷,则设副相(参知政事),并以枢密使掌兵,三司使理财,分散宰相的权力。他在位期间,兴修水利,鼓励垦荒,整治运河,整顿税制,力图增加赋税收入,增强国力。赵匡胤的政治措施,对于结束五代以来的长期混战割据局面,起了重大作用。第二、虽以军事起家,却重文轻武。《汉书光武本纪》记载:“初,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仄乃罢。”在重文轻武方面,赵匡胤比汉光武帝刘秀有过之而无不及,赵匡胤重文轻武,偏于防内的政策,形成了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从建国之初与外族的对抗中就一味地屈膝投降,割地求和,最终宋朝还是亡于外敌入侵。第三,这三个人都优待大臣,以诚相待,但自己的寿命却不长。成汤的大臣伊尹连辅三朝,可知成汤命不长。光武帝曾经封过云台二十八将,终其一生,没有杀戮过跟自己共过患难的文臣武将,但他把自己的文臣武将养在富贵场里,自己总揽权纲,却累死在六十二岁。赵匡胤只活了五十岁。赵匡胤偏于防内,他防内的办法是削夺文臣武将的权力,却不提防身边人的阴谋诡计。赵匡胤诚心对人,立盟誓世世代代不杀大臣,哪里料到他的亲弟弟赵光义略使诡计就葬送了他们父子的性命?赵光义集中了赵匡胤身上所有的缺点,却没有赵匡胤的才能和敬业,宋朝刚开国就遽丧首领,基础没有打牢,以后的局面更无法收拾了。商汤、光武帝、赵匡胤可比之为元素周期表中的第六主族元素,包括氧、硫、硒、碲等元素。第六主族元素原子最外层有六个电子,氧元素在化学反应中比较容易得到电子,化学性质较活泼。其他元素在化学反应中既能失去电子,又能得到电子。这个朝代的开创者为右派,公私兼顾,虽然私心较重,却胸怀磊落、待人以诚。这三个人开创的朝代都是某一个周期的过渡阶段
    在体育运动的接力比赛中,往往要找一个最优秀的运动员最后一个出场,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最后出场的压轴人物,获火德的周文王、曹操、成吉思汗。这几个人的相似之处有如下几点。第一,礼贤下士,不念旧恶。《史记周本纪》记载:“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三国志魏武本纪》记载:“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曹操选拔人才有一个标准,唯才是举。成吉思汗也是多方笼络人才,哲别在与成吉思汗作战中将成吉思汗的爱马射伤,后来又来投靠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也慨然允之,并赐名“哲别”--箭簇的意思。这个人就是金庸所著的《射雕英雄传》中闻名遐迩的射雕能手哲别的真实原型。在以后的西征中哲别是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为铁木真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二、善于培养教育后代,都有几个好儿子。周文王的儿子出名的很多,周武王、周公、召公都是伐纣的核心人物。曹操的儿子曹丕、曹植都极有文采,是建安时期重要的文学家,周武王伐纣,曹丕则代汉立魏。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个个能征善战,以至拿破仑都羡慕成吉思汗有四个好儿子为其父奋勇争先,拿破仑自叹弗如。这个特点从侧面反映了他们三个人家族观念浓厚,而民族国家的意识则比较淡薄。重亲情,而轻法律。第三,曹操和成吉思汗建立的朝代都比较短暂,魏朝只有几十年,元朝从成吉思汗称汗算起也只有一百多年。那么有人会问,周朝为什么会时间长久呢?这是因为周武王改变了周文王的政策,“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就是说周文王实行的政策是紧张的,周武王实行的政策是松弛的。紧张的政策肯定难以长久,所以魏朝和元朝都时间不长。周朝时间长久的原因还在于实行了封国家建诸侯的政策,封建制是把国家作为私有财产分封给功臣,虽则有利于朝代延长,但大大削弱了中央的威信,中央名不副实,也就意味着这个朝代也早已是名存实亡了。这三个朝代的开创者比之为元素周期表中的第七主族元素,包括氟、氯、溴、碘等元素。第七主族元素原子最外层只有七个电子,因此容易得到电子,化学性质十分活泼。这个朝代的开创者为极右派,性烈如火,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积极主动地出击,好比是容易得到电子。性格极端,并十分顽固,好比是化学性质十分活泼。获水德的炎帝、秦始皇、隋文帝、孙中山与获火德的曹操、成吉思汗性格虽然截然相反,但都有些极端,所以开创的朝代年代也不久远。
    中国历史阶段的划分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孙文提出的,孙文指出炎黄夏商周时期中国是神权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是君权时代,目今中国要开创的是一个民权时代。还有一种是马克思提出了西方的历史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方法,中国的学者郭沫若等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把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称为奴隶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称为封建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算是社会主义社会。目前的教科书就是采用后一种观点。我的观点与孙文和郭沫若都有所不同,但更接近于孙文的观点。我认为炎黄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是第一周期,中国是神权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第二周期,中国是君权时代;隋唐宋元明清时代是第三周期,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君权时代,而是属于宗教时代,或者说是教权时代,人民信仰道教佛教儒教等宗教的程度已经超过对皇帝的信任。举例来说,在《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束手无策,如来佛祖也就是释迦摩尼一出场就轻而易举地把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可知此时在人民心目中教主的地位已经高于君主的地位。中国的历史炎黄夏商周春秋战国是神权时代,这一周期的高潮是夏朝。秦汉魏晋南北朝是君权时代,这一周期的高潮是在汉武帝时代。隋唐宋元明清是宗教时代,这一周期的高潮是在武则天时代。辛亥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民权时代。这一周期的开端是辛亥革命,发展是一九四九年共和国的建立,高潮应当在二十一世纪。这一高潮不单单是民权革命的高潮,更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已经面临这个挑战,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挑战,让我们以高昂的斗志和睿智的头脑来迎接这一高潮的到来吧!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多忧国忧民之士,为民请命之人,虽然现在的政府颇类似于晚清时期的政府,但当表面的太平盛世再也无法掩盖实质的危机四伏时,优秀的中华儿女必定会选择一条变革求强之路。历史有时相似得让人心碎!但我断言在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不会重演历史的悲剧,反之,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让21世纪中国的命运成为令后人心动神弛,为之骄傲自豪的历史。
    第二篇:中国文化
    在元素周期表中,除了主族和副族元素之外,在周期表的最后一栏,还有一个零族元素,或者叫希有气体元素。希有气体元素的原子最外层有八个电子,八电子是一种稳定结构,所以希有气体的化学性质都极其稳定,很少发生化学变化。在朝代周期表中也是如此,除了水土木金火五德之外,中国每经过一个大周期,在火德朝代结束之后,还有一个分裂和黑暗的时期。炎黄夏商周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春秋战国长达五百多年的分裂;秦汉魏晋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南北朝长达四百年的分裂;隋唐宋元之后,接踵而来的明清两代五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直接导致了晚清时期的丧权辱国。这段时期虽然在政治上狼藉不堪,经济上衰退停滞,人民生活困苦,但却是思想界繁荣昌盛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异常兴盛,号称百家争鸣,主要有法家、道家、兵家、儒家、墨家等等。其中法家代表人物有管仲、商鞅、韩非等人,道家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等人,兵家代表人物有孙子、吴起、孙膑等人,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等人,墨家代表人物是墨翟、荀子等人。春秋战国之后二千年来中国并没有再诞生大的思想家,至于左丘明、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关汉卿、吴敬梓等人,可称之为文学家,不能称之为思想家。南北朝时期虽然没有诞生大思想家,但此时的思想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佛教开始在中国盛行。南朝的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推崇佛教的皇帝之一。在他的带动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盛极一时,北方修建了大量的佛教石窟,南方则建立了大量的寺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句诗词贴切地反映了当时佛教盛行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子、释迦摩尼、孔子的学说渐渐演化成为宗教,也就是道教、佛教、儒教;法家的学说更多的是为国家所采用,有国家法律一说;墨家的学说更多的为民间采用,所谓的侠客都源于墨家。明清为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是一极端黑暗的时期。但在清朝中后期中国却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先后有曹雪芹、曾国藩、梁启超。清朝覆灭之后,又有鲁迅等人。在此时期,欧洲也出现了一个大思想家马克思。近现代的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与民众贴得较近。如果说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的出发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那么近三百年来的思想家的出发点是为大多数民众服务。其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与近三百年来的思想家在本质上都有相通之处,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此处乱码,删去《孙子兵法》原文若干)……多精辟,也要在五种思想之内,道理与“色不过五,味不过五”相同。具体说来,曹雪芹与法家有相通之处,都是极左派,偏重宣传领域。马克思与道家有相通之处,都是左派,偏重经济领域。曾国藩与佛教有相通之处,都是中间派,偏重文化领域。梁启超与儒家有相通之处,都是右派,偏重政治领域。鲁迅与墨家有相通之处,都是极右派,偏重组织领域。这些思想家研究的领域主要应用在和平年代,在军事界还有两个大思想家,一个是中国的孙武,一个是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关于孙武和克劳塞维茨我将另文撰述,在此不再介绍。
    五德终始最早是应用在历史朝代上的一种学说,自古以来,政治与文化就是密不可分的,每一个历史朝代或者伟大的政治人物身上都与某一思想流派有着密切的联系。秦朝与法家有着密切的联系,秦国之强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有很大关系:“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秦王赢政读到韩非的著作后说“非常出色的书,如果能与韩非见面,死而无憾”。韩非在《五蠹》中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必执于法,动作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韩非的主张为秦王嬴政所信奉实行。秦国一扫六合实质上是法家战胜了其他各家各派,脱颖而出,这是法家最盛行的时期。由此可知,法家管仲与曹雪芹有水德。代秦而起的西汉信奉道家,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养。汉高帝刘邦之际,尤其是能运用黄老的精义的时代。道家学说被称为黄帝老子之学——黄老之学,因为黄帝老子都是获土德。由此可知,道家老子与马克思有土德。《汉书武帝本纪》记载:“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武帝对思想文化界最为关注,为何却又罢黜百家呢?因为那时盛行的法家、道家、儒家、墨家都不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而此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所以汉武帝才有了罢黜百家之举。东汉光武帝在年轻时期就是一个太学生,以研究儒学为主。在天下太平之后,皇太子曾经问光武帝关于攻战的经验,光武帝不愿意回答,就拿出孔子来作为挡箭牌,以孔子不愿意谈及战争的典故告知太子不必关心攻战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光武帝及其所处的时期都是推崇儒教和孔子的。《三国志魏武本纪》记载:“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任侠放荡的性格特点恰切地反映了曹操与墨家的关系,所有侠客的思想源泉都来自于墨家。因为思想家与政治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五德终始学说不但可以应用在历史朝代上,也可以应用在思想界。具体说来法家管仲与曹雪芹有水德,道家老子与马克思有土德,佛教释迦摩尼与曾国藩有木德,儒家孔子与梁启超有金德,墨家墨翟与鲁迅有火德。
    如前所述,朝代已经走过了三个周期,现在正处于第四个周期。而思想界则走过了二个周期,现在处于真空阶段。在前文中,我是把性质类似的朝代列出来一起来讲的,而不是根据时间先后来讲,这样更容易抓住事物的本质。对于思想界,我也采取相同的方法,同时把思想界与朝代的紧密联系也作一番介绍。首先来讲的是法家与曹雪芹。虽然我在文章已经多次把法家与曹雪芹相提并论,但很多人从表面现象分析可能以为两者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法家的代表人物是管仲,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齐桓公所采取的政策是尊王攘夷,也就是尊周室攘外夷。春秋五霸之时,周室衰微,外夷猖獗,管仲所推行的政策是从大局出发,与外夷的斗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管仲不采取尊王攘夷的政策,那么众诸侯不尊周室,相互之间为争霸必然自相残杀,杀得不可开交时,那么外夷入侵中华时可能会导致中华民族的灭亡。如果尊周室,有了一个共主,那么众诸侯就可以在周室这面旗帜下团结起来,集中各诸侯的力量与外夷作斗争。由此可知,法家是一个民族主义浓厚的学派,也是一个先公后私甚至是公而忘私的学派。现在再来看曹雪芹,世人对曹雪芹写的《红楼梦》是最熟悉的,但真正了解这部作品的人却不多。《红楼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民族主义思想,含沙射影地抨击了满族入主中原。可由于满清贵族大兴文字狱,曹雪芹不得不写得极其隐晦含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以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人物作为开场,就告诉读者,这本书是把真事隐藏在假语村言之中。在《红楼梦》的政治含义中,薛宝钗是影射吴三桂的,吴三桂前期抗击清兵,后期又引诱清兵入关。所以《红楼梦》刻画的薛宝钗非常矛盾,有时赞美,有时又一反常态地极力贬斥。受赞美的薛宝钗是抗击清兵的吴三桂,受贬斥的薛宝钗是引诱清兵的吴三桂。林黛玉是影射林四娘的,《红楼梦》共写了八十回,图穷匕首见,《红楼梦》在第七十八回里特意提到了林四娘,林四娘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在明末崇祯年间,清兵流窜到山东青州作乱,青州就出现了一个林四娘这样的人物抗击清兵,英勇战死,事实与《红楼梦》中描述的大致相同。贾元春是影射崇祯皇帝的,《红楼梦》中评说贾元春“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正是描绘崇祯皇帝在煤山自吊的情景。贾探春是影射南明福王的,南明福王最后逃到日本去了,所以《红楼梦》中评说贾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贾惜春是影射崇祯皇帝的一个女儿,崇祯皇帝的这个女儿最后当了尼姑,所以《红楼梦》评说贾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旧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红楼梦》中各个人物所影射的历史人物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一下《红楼梦真相》这本书。在《红楼梦》中描写了五个主要人物,其中贾宝玉是极左派,林黛玉是左派,贾探春是中间派,史湘云是右派,薛宝钗是极右派。在贾宝玉身上有曹雪芹的影子,可知曹雪芹也是极左派的性格。曹雪芹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写《红楼梦》,因为曹雪芹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思想。管仲是胜利者,一而再地打败外夷入侵。曹雪芹出生时就已经生活在一个外夷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只好通过写书来抒发自己的亡国之痛,唤起人民的觉醒。尊王思想也在曹雪芹的思想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红楼梦》中是以贾母作为权力中心的,《红楼梦》刻画的贾母精明和蔼,而其他人对贾母毕恭毕敬,甚至鸳鸯为了贾母不惜与贾赦拼死对抗,无不体现了曹雪芹的尊王思想。曹雪芹的《红楼梦》并没有把清王朝灭亡,灭亡清王朝的是孙文,在孙文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思想体系里,第一位的就是民族主义。可知法家的思想核心有两个,一个是民族主义思想,驱除鞑虏,抵抗外敌入侵。另一个是刑名法律,人民安分守己,遵纪守法,实际上是对统治者的尊重,也就是尊王。尊王的具体体现就是守法,以法律作为自己行为的标准。
    现在来看道家和马克思的学说,最为推崇道家的时代是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唐高祖武德八年下诏说:“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而最为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毛泽东当政之时,毛泽东不但要求全体共产党员阅读马克思的著作,而且号召全国人民阅读马克思的著作。2006年3月份我写过一篇《变则通 通则久》的文章,文章详细叙说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以及与道家的联系,“道家从哲学上强调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并可相互转化,并指出柔能克刚,而马克思主义正是把道家的哲学思想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指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统一,处于柔弱地位的无产阶级可以战胜处于刚强地位的资产阶级(具备必要的条件)。道家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教导人民不要甘心被残酷的统治阶级无情压榨,如果统治阶级做的太过分,那就要起来抗争。因为对立的两个阶级所处的地位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没有绝对的事情,只有相对的事情。在这种文化主导下,统治阶级必然会害怕被推翻而节制欲念,与民休养,安于职守。”鲁迅说过:“不读《道德经》一书,不知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胡适则说:“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由此可知,《道德经》是一部哲学著作。《道德经》有一种魅力,它给在世俗世界压迫下疲惫的人们一种神奇的力量。我们分析一下道家代表作《道德经》里的一些话,“第六十三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必作于易,天下之大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于无难。”“第六十四章,其安也,易持也;其未兆也,易谋也;其脆也,易泮也;其微也,易散也。为之于其未有也,治之于其未乱也。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作于累土;百仞之高,始于足下。为之者败之,执之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无失也。民之从事也,恒于其几成事而败之。故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是以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也。”这两段话让我想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质量互变规律,事物由量变,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达到一定的要求,就会发生质变。“第二十二章,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执一以为天下式。不自示,故彰;不自见,故明;不自伐,故有功;弗矜,故能长。夫唯不争,故莫能与之争。”“第三十六章,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去之,必故与之。将欲夺之,必故予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两段话让我想起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消亡的一天,即便不附加外界条件,自身也存在着最终消亡的因素。《道德经》这两段话就是以否定之否定规律为出发点,第二十二章是将自身存在着的消亡因素降至最低点以延长自身寿命,第三十六章是将对方存在的消亡因素升至最高点以打击对方。“第十六章,致虚极也,守静笃也。万物傍作,吾以观其复也。夫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曰静。静,是谓复命。复命,常也。知常,明也。不知常,妄;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第六十六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是以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居前而民弗害也,天下乐推而弗厌也。非以其无争欤?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两段话让我想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特征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着想,不做扰民之举。以民为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人民公仆,毛泽东也说过为人民服务。“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七十七章,天之道,犹张弓者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唯有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见贤也。”这两段话让我想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实行公有制,人民就没有利器,没有伎巧,天下无忌讳,法令无需过多,而人民自化又自正也。实行计划经济,正是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若不实行计划经济,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用不了多久就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了。
    人生如白驹过隙,短暂到让人难以承受。从中学时代起,我就想广泛而大量地阅读一些古典著作,以期了解中国的文化。然而学业沉重,诸事繁杂,转眼已经三十多岁,每天都感到自己忙忙碌碌,一刻也不得闲,当年立下宏伟志愿要读的书籍,到现在读过的还是寥寥无几。2000年秋我作过一首词,下阙是:“昔日雄心何处索,可怜时光匆匆过。匆匆过,愁思如麻,苍天似墨”。2000年的感受到现在依然存在,而且这感受更强烈了。我一直想阅读一下佛教的典籍,但由于人生短暂,时间紧迫,我并没有读过多少佛教的典籍,对佛教的了解不多,但我非常推崇慈悲善良的胸怀,而佛教就有一种普度众生,慈悲善良的心肠。佛教的众生平等,出家人不打诳语的信仰和作风为我所欣赏和实行。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在世界上的所有宗教中,佛教是与科学最为接近的一种宗教。佛教是从印度走向世界的,爱因斯坦作为一名西方的科学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足以看出佛教的教义之深奥。大学时代我曾经因为目标的难以实现而痛苦无比,更想到可能因此而丧失自己的性命,那我又何苦要追求这样的目标呢?我想到了佛教所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格言,在内心深处我反复念诵这句话,就以这句话作为我动力的源泉。时至今天,每当自己感到困惑或者遭遇不幸时,我还是会不自觉地想到这句话。不但如此,即便在闲暇时光,静思默想之时,这句话就会萦绕在我心头。佛教的教义里说在释迦摩尼圆寂几千年之后,佛教将由弥勒佛再次发扬光大,弥勒佛诞生之时,天下大治,人民安康。如今释迦摩尼已经涅盘二千多年了,在这期间惟有梁武帝、武则天大力倡导佛教,公元690年则天武后颁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其他时代大都是把释道儒三教相提并论。梁武帝、武则天的功德显然都不及弥勒佛。现在国家昌明兴盛,人民安居乐业,正是弥勒佛降临之时,我预料不出五年,将有弥勒佛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弥勒佛执政之后佛教文化将迎来一个璀璨的时期。
    释迦摩尼为了寻找真理,离家出走,最后在菩提树下悟道,然后以传道为己任。释迦摩尼的一生以传道为主,并没有做出功业事迹,在具体实践中以佛教教义为指导,做出巨大成绩来的是曾国藩。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声;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曾国藩是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他是最好的儿子,能使父母宽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导和照顾弟妹,体贴入微,曾国藩更是仁慈的父亲,是儿女的好榜样。他的《家书》讲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在骨肉亲情日渐淡漠、邻里亲戚形同陌路的现代社会里,确实有劝世化俗的价值,值得每个人一读。大多数官宦之家,盛不过三代,而曾氏家族却代代有英才。曾国藩在同辈士大夫中“属中等”,颇为钝拙,但他志向远大、性格倔强、意志超强,勤学好问,非常人所能及。他从少年起,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天天写日记反省自己,一生中没有一天不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他待上、待下、待同事谦恕自抑,豁达大度,一生朋友很多,很受人尊重;他守着“拙诚”、埋头苦干,不论遭受多大打击,都不灰心丧气,而能再接再厉,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成功的根本秘诀。曾国藩具有高深的学问素养,是一个“办事(干出事业)兼传教(留下思想学说)之人”(毛泽东)。他一生勤奋读书,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他革新桐城派的文章学理论,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最能体现曾国藩思想的是他的遗嘱,在此全文抄录:“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二曰主敬则身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聪明睿智,皆由此出。庄敬日强,安肆日偷。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人达人之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四曰习劳则神钦。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能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荻,引为余辜。大禹、墨子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劳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祗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我觉得曾国藩的遗嘱体现了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教义,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遇到难处苦处不推诿,把难处苦处留给自己,把易处乐处留给别人。我以梁启超对曾国藩的评价作为本段文字的结尾:“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孔子是“述而不作”,他并没有留下什么代表作品,所以我难以从儒家典籍的角度来评析儒家,就从与儒家有关联的朝代入手来评析儒家吧。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凭空产生,而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儒家文化的兴起与殷朝在社会上的作用有很大的关联。孔子称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临终遗言:“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楹之间,昨梦予坐奠两槛之间,予殆殷人也。”孔子发出这样的感慨,道出了殷朝与儒家的紧密联系,那么殷朝的特点也就是儒家文化的真谛。殷朝的特点是什么样呢?《史记高帝本纪》记载:“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殷之政敬,敬什么呢?无非是敬天地,敬祖宗,敬君父。但天地是否依靠敬祭就能风调雨顺呢?祖宗是否依靠敬祀就能保佑后代呢?君父是否依靠敬服就能仁德慈善么?答案不能说是否定的,但更不能说是肯定的。敬祭天地、敬祀祖宗、敬服君父本无错误,但若是以为仅仅做到这些就是人生的全部,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人生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殷朝和儒家文化的实质就是翼翼小心,对一切外在事物都恭敬侍候,说得好听点是循规蹈矩,说的难听点是因循苟且,说得更难听点就是苟且偷生。鲁迅曾经极力批判中国人安于现状,元朝灭了宋,就安心接受蒙古族的统治,清朝灭了明,就安心接受满族的统治,不但安心接受蒙古族满族的统治,而且帮着他们来统治地大物博的中国。若国人全部反抗,并反抗到底,蒙古族,满族的人数不足汉族的十分之一,如何能统治汉族呢?汉奸之所以满天飞,就是因为中国受儒家思想的毒害太深了。说到这里,有人也许以为儒家就是清心寡欲的学说了,恰恰相反,儒家非但不是清心寡欲,而是欲望强烈的一种学说。正是为了实现自己贪生怕死、飞黄腾达的欲望,所以才循规蹈矩,所以才因循苟且,所以才苟且偷生,甚至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儒家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孔子去拜见老子,老子教训孔子说:“夫:播糠迷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咂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老子对孔子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孔子之后,最能领会和实践儒家思想的是梁启超,梁启超是儒家近两千年来的一代宗师,我们可以通过梁启超来进一步分析儒家的思想。梁启超感知外界事物的变化是非常敏锐的,外界一有风吹草动,他马上就采取相应的行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中都有梁启超的身影。戊戌变法梁启超是仅次于康有为的二号人物,梁启超年纪轻轻就在中国的政坛上叱诧风云。二十世纪初中国酝酿着发生大的变动,当时中国有两种走向,一种是君主立宪,一种是共和制度,梁启超是主张君主立宪的干将,与同盟会论战数年。风云突变,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梁启超审时度势,与宿敌袁世凯捐弃前嫌,摇身一变成为袁世凯内阁中的领军人物。袁世凯受人蛊惑,头脑发热,妄图称帝,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弃,人神共愤,梁启超立马撰文批判袁世凯,并与其学生蔡锷联手,策反两广,在护国战争中立下无法抹煞的功勋。新文化运动兴起了,矛头直指梁启超一贯信奉的孔子儒教,尽管如此,梁启超并没有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上,而是感叹自己落伍了,由此可知梁启超在晚年依然保持着敏锐的判断力,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应变能力。梁启超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他不能预见将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不能预见辛亥革命将要发生,所以站在同盟会的对立面上鼓吹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制;他不能预见袁世凯将要称帝,所以投身袁世凯的内阁;他不能预见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所以极力吹捧孔子和旧文化。梁启超虽然不能预见外界将要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无论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之后他都能迅速作出准确的判断,并见机而作。梁启超的这些特点正是儒家的特征,归根结底就是适应外界的变化,而不是造成外界的变化。梁启超拥有过人的才能,还可以有所作为,若是一般人仅有梁启超的特点,却没有梁启超的才能,那就会成为循规蹈矩、因循苟且、苟且偷生的庸人。2003年我阅读《梁启超传》时看到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极力称颂宋朝,搞得我莫名其妙,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称颂汉朝唐朝,梁启超的这篇文章的观点引起了我的思考,并由此给梁启超定位,梁启超也和宋朝一样获金德。能够给梁启超定位的证据有很多,我在这里再用梁启超的文章试举几例。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中称颂商汤、汉光武帝“各国宪法,既明君与官之权限,而又必明民之权限者何也?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 而不使败坏者也。……虽然,以禹、汤之圣,而不能保子孙无桀、纣;以高、光之明,而不能保子孙无桓、灵。此实千古之通轨,不足为讳者矣。使不幸而有如桀、纣者出,滥用大权,恣其暴戾,以蹂躏宪法,将何以待之?使不幸而有如桓、灵者出,旁落大权,奸雄窃取,以蹂躏宪法,又将何以待之?故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不特此也,即使代代之君主,圣皆如汤、禹,明皆如高、光,然一国之大,非能一人独治之也,必假手于官吏。官吏又非区区少数之人已也,乃至千万焉、亿兆焉。天下上圣少而中材多,是故勉善难而从恶易,其所以不敢为非者,有法以限之而已;其所以不敢不守法者,有人以监之而已。乃中国未尝无法以限官吏,亦未尝不设人以监官吏之守法,而卒无效者何也?则所以监之者非其道也。惧州、县之不守法也,而设道、府以监之;道、府不守法,又将若何?惧道、府之不守法也,而设督、抚以监之;督、抚不守法,又将若何?所谓法者,既不尽可行,而监之之人,又未必贤于其所监者,掣肘则有万能,救弊则无一效,监者愈多,而治体愈乱,有法如无法,法乃穷。是故监督官吏之事,其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盖由利害关切于己身,必不肯有所徇庇;耳目皆属于众论,更无所容其舞文也。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梁启超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称颂孔子:“孔子作《春秋》,将以救民也,故立为大一统、讥世卿二义,此二者,所以变多君而为一君也。变多君而为一君,谓之小康。昔者秦、楚、吴、越,相仇相杀,流血者,不知几千万人也,问今有陕人与湘人争强,苏人与浙人构怨者乎?无有也。昔之相仇相杀者,皆两君为之也,无有君,无有国,复归于一,则与民休息,此大一统之效也。世卿之世,苟非贵胄,不得位卿孤,既讥世卿,乃立选举,但使经明行修,虽蓬荜之士,可以与闻天下事,如是则贤才众多,而天下事有所赖,此讥世卿之效也。”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称颂东汉光武帝:“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纵观梁启超的论著,大多数都是论述政治制度的,高度关注政治是儒家的一个特点。如果说道家偏于哲学和经济,佛教偏于人生和文化,那么儒家则是偏于政治。
    墨家自建立之初就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贾谊在《过秦论》中也把孔丘与墨翟相提并论,“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贤”。据此可见墨家在秦汉之际的影响力。墨家的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中逐渐沉淀,出现了一批反映墨家思想的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这类著作足以怡情养性,游戏消遣,而深得墨家思想精髓,并推动社会发展的则是鲁迅。墨家和鲁迅的思想有些极端,在大范围内在长时间里难以实行,但中国若要有所改变,有所进步,往往非要采取极端的思想和极端的措施不可,就如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所说的:“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所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墨翟是用理论的形式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而鲁迅则是对没有实行墨家思想的社会予以贬斥,给人一种愤世嫉俗之感。先来看墨家的理论,墨家的理论中最为核心的有两条,其一是尚贤尚同,其二是兼爱非攻,这两条思想都有利于组建一个紧密团结的社会。在此摘录《墨经》中的一些经典段落,尚贤:“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且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是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尚同:“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馀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馀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兼爱:“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人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然则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之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然则察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邪?子墨子言:以不相爱生。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非攻:“今遝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遝至乎夏王桀,天有<车告>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鬼呼国,鸖鸣十夕馀。天乃命汤于镳宫,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乱,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诛之,必使汝堪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乡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遝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兼夜中,十日雨土于薄,九鼎迁止,妇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为男,天雨肉,棘生乎国道,王兄自纵也。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黄。武王践功,梦见三神,曰:“予既沈渍殷纣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赐武王黄鸟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来,分主诸神,祀纣先王,通维四夷,而天下莫不宾。焉袭汤之绪,此即武王之所以诛纣也。若以此三圣王者观之,则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尚贤尚同是否能推而广之呢?显然不能,社会如此的复杂,行业如此的众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焉能把人才都笼络到组织体系中来。尚同只能是在一个小范围内,范围越大则越难实施。墨家所提倡的兼爱非攻也仅是在团体之内,在团体之外,墨翟虽不言,但在实行中往往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了,痛打落水狗。《水浒传》表现墨家尚贤尚同的思想非常明显,一百单八将居然详细地按照才能从第一位排到最后一位,这是尚贤。一百单七将都听命于宋江的领导,没有一个反叛的,这是尚同。一百单八将彼此亲密无间,在其内部是兼爱非攻的,征方腊时每折一将,宋江都如失手足,痛心疾首。对外则不然,先是与朝廷战事不断,刚招安不久就征辽,征辽回来没休息几天又主动请缨征方腊,总而言之,非我族类的就要恨之攻之,直至本身也自我爆炸为止。墨家思想最光辉的部分是行侠,楚王要攻打宋国,墨子走了十天的路赶到楚国国都劝说楚王不要攻打宋国。鲁迅据此写了《非攻》一文。在《水浒传》中,鲁提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行侠仗义,三拳打死镇关西,这是《水浒传》中写得最为精彩绝伦的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实行墨家思想的朝代有周朝,魏晋和元朝。《尚书》记载:“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蒙古族在其内部组织严密,尚贤尚同,兼爱非攻,对外则频繁发动战争,依靠其内部的团结一致,屡屡打败其对手,横扫千军似席卷,建立起地跨亚欧两洲的庞大帝国。在西方社会,拿破仑时期之法国,二战时期之德国、日本实行的都是墨家思想。
    如果说墨翟论述的是对内要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而鲁迅所面对的这个社会并未实践这种思想,于是鲁迅对这个社会予以批判。鲁迅用词是十分尖刻的,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两个字来概括:“吃人”,描述身处此社会的感觉是:“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大学时代,我曾经投入较多的精力阅读《鲁迅选集杂文卷》,思想上受鲁迅的影响甚深。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十分强烈,孙文也是提倡民族主义的,但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孙文的民族主义思想有很大的不同。鲁迅多是指出民族精神的不足之处,予以批判和鞭挞,希望藉此促进民族精神的改良。用鲁迅的话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世人若是据此认为鲁迅对中华民族不满,那可就大错特错了,鲁迅恰恰是对中华民族的感情深厚到了极致,甚至是到了固执的地步。鲁迅的文章中以杂文写得最出色,而鲁迅的杂文中写得最优秀的是《魏晋风度与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写杂文一般都是短小精悍,惟独这篇文章写得不但好,而且长,接近一万字,可知鲁迅写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有备而来。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是鲁迅的代表作品。鲁迅开篇就为被骂了上千年白脸奸雄的曹操翻案,气势非凡,“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在这篇文章里,鲁迅写得更绝的是后面关于嵇康、阮籍的几段,现在摘抄一段“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正如鲁迅所说“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而鲁迅本人也是如此,鲁迅无情地批判民族劣根性,恰是源于他是相信民族到固执之极的,鲁迅是一个极端的完全的民族主义者。孙文提出了三民主义,第一位的就是民族主义,在孙文的文章里,篇篇不离民族主义,动辄就颂扬中华民族之优点。鲁迅的民族主义是情感型的,而孙文的民族主义是理智型的。对于鲁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过极为精当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被称之为战士,在我看来,鲁迅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是一名极为勇猛的战士。中国历来的文人墨客都善于明哲保身,圆滑处世,但鲁迅不怕四处树敌,不畏粉身碎骨,以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魄力对着有几千年根基的传统文化中的弊病一骂到底,针锋相对,真真是酣畅淋漓,大快人心。用鲁迅的话说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第三篇:历史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文章写到这里,已经有两万多字,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不甚了解的人读到这里早已是头晕脑胀。由于我的观点是新颖独特的,即便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所研究的人也已是迷惘困惑。而这篇文章在后面还有相当多的内容,所以在此对前面的内容加以总结,并为后面的内容予以铺垫,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概括本篇文章的主旨。前文我逐一分析了五德终始学说中获不同德行的朝代和思想家的特征特点,其实这五德之间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只有将每一德放在大环境大趋势下才能对其特征特点有深刻的理解。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开端、发展、高潮、过渡、结束的过程,就好比是每个人都有幼年、青年、中年、老年、晚年一样。获水德的朝代是极左派,处于开端阶段;获土德的朝代是左派,处于发展阶段;获木德的朝代是中间派,处于高潮阶段;获金德的朝代是右派,处于过渡阶段;获火德的朝代是极右派,处于结束阶段。具体说来,在第一个周期里,炎帝是开端阶段,黄帝是发展阶段,夏朝是高潮阶段,商朝是过渡阶段,周朝是结束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是尾声。在第二个周期里,秦朝是开端阶段,汉高帝是发展阶段,汉武帝是高潮阶段,汉光武帝是过渡阶段,魏武帝是结束阶段,南北朝时期是尾声。在第三个周期里,隋朝是开端阶段,李渊李世民父子是发展阶段,武则天李隆基祖孙是高潮阶段,赵匡胤赵光义兄弟是过渡阶段,成吉思汗父子是结束阶段,明清时期是尾声。在第四个周期里,孙文是开端阶段,毛泽东是发展阶段,而今正在走向高潮阶段。思想家正是反映了这些朝代所处阶段的特征特点,处于开端阶段时,对比以往面对未来而提出新的理念,譬如孙文指出炎黄夏商周时期中国是神权时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是君权时代,目今中国要开创的是一个民权时代。孙文认为任何事物从总体来看都是处于不断地发展进步之中,中国的落后是暂时的,中国自有他的长处,必然会由神权君权走向民权,由经济的需要程度、安适程度走向繁华程度,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文明。孙文这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国的进步,而且深信中国的进步是必然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不同于十九世纪的中国。在开端阶段传统势力极其强大,所以其新理念并不能在此时得以贯彻执行,虽然社会上有些改变,但往往是有名无实,多是停留在宣传层面上。处于发展阶段时,已经不满足于人们在思想上接受新理念,而是采取措施解决矛盾,凡是与之对抗的事物,都以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新理念。毛泽东的最根本思想是对抗,跟本国反动政府对抗,跟外国帝国主义对抗。对抗是矛盾的体现,毛泽东写过《矛盾论》,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看似弱小的新事物会在斗争中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最终战胜貌似强大的旧事物。毛泽东这一生跟蒋介石反动派斗,跟日本侵略者斗,晚年的文化大革命跟代表腐朽儒家文化的官僚阶层斗。处于高潮阶段时,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将新理念落实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加以强化,此时新理念的优点也得以充分发挥,激发出最大的创造性,新理念也因此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成为主流意识。实际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事物的高潮是与事物的开端相对应的,有前因才有后果。事物的变化有一个大过程,在这大过程中包含许多的小过程,这就表现为周期性地循环前进,就好比是元素周期表那样。事物达到高潮阶段需要两个条件,开端的纵向发展是内因,适宜的周边环境是外因。“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事物达到了高潮必然要跟过去纵向对应,跟外界横向对应,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就是跟过去纵向对应。处于过渡阶段时,这个时代主要的作用是在于肯定前人的成绩,维持已有的局面,同时查漏补缺,对一些前人来不及做的某些方面予以补充完善。处于结束阶段时,在开端阶段提出的新理念经过发展、高潮和过渡阶段,到此时已经蜕变为旧理念,所以结束阶段的主要作用是批判现行的旧理念,把旧理念的弊端展示给人民看,引起疗救的希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出新理念,但由于此时的人民视野不够开阔,受旧理念的影响又太深,提出的理念往往空想的成分过大,只能在小范围短时间内实施,难以全面实行。
    鲁迅和孙中山都是民族主义者,鲁迅的民族主义和孙文的民族主义孰真孰假呢?这可是个大题目,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曹雪芹,因为曹雪芹不但和鲁迅都是大思想家,而且曹雪芹与孙文同属水德。前文已经说过,在《红楼梦》中,林黛玉是影射林四娘的,其实林黛玉不但影射林四娘,林黛玉同时影射了一个叫竺香玉的女人。《红楼梦》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中借贾宝玉的口说出:“盐课林老爷家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竺香玉是谁呢?竺香玉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实有其人,竺香玉是曹雪芹年轻时喜欢的一个女孩子,但没有与曹雪芹走到一起,并且遭遇令人同情。曹雪芹心有遗憾,情有郁结,所以在《红楼梦》才会如此地抒发万艳同悲,千红一哭的情怀。如果说林黛玉影射林四娘,那曹雪芹和孙文的民族主义就是真的;如果说林黛玉影射竺香玉,那曹雪芹和孙文的民族主义就是假的,但林黛玉同时影射了林四娘和竺香玉两个人物,所以用《红楼梦》中的话说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让人真假难辨。用林黛玉来影射林四娘说明曹雪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用林黛玉来影射竺香玉说明曹雪芹具有民权主义思想,孰轻孰重我们不得而知?11月6日办公室里的一位老师偶然提及孙文,评价孙文说在台上时干不住,在台下就捣乱。如此评价孙文实在不应该,不以成败论英雄,用孙文的话说是:“及身有不成功者,而成功必在身后,吾人有千秋之业,不在一时获得功名荣辱也。”孙文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辛亥革命以前,孙文所宣传提倡的是民族主义革命,第二阶段是辛亥革命以后到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孙文所宣传提倡的是民权革命,先后参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第三阶段是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后,孙文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文所宣传提倡的其实是民生主义,经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在这三个阶段里,第二阶段是最重要的,孙中山是借民族革命的浪潮行民权革命之实,民族革命有一定的自发成分,而民权革命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极力倡导的宣传的。由此看来,鲁迅比孙中山更接近于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难题,真正评价毛泽东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因为我们依然还生活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朝代里,大约要到四十年以后才能客观地评价毛泽东。毛泽东的一生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毛泽东所从事的推翻专制的蒋介石政权,追求的是民权革命,第二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前,毛泽东所从事的是民生建设,经济建设,虽然成绩是主要的,但好高骛远也造成了相当的损失。第三阶段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固然是失败了,毛泽东在文化上的造诣不深是文革失败的内因,而当时的权力斗争异常激烈,文化大革命演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这是文革失败的外因。但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识到了中国发展的趋势是迎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次全方位的演练,其中的某些观点和方法对中国未来的走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与孙文相同,在这三个阶段里,毛泽东的第二阶段是最重要的,毛泽东是借民权革命的浪潮达到民生建设的目的,民权革命有一定的自发成分,而民生建设、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极力推行实践的。我们这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时可能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事的是民权革命,第二阶段从事的是民生建设,经济建设,第三阶段从事的文化建设,文化革命,第四阶段从事的是政治改革,政治建设。第三阶段将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利用民生建设的成果借以推动文化建设,文化革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精神。民生建设,经济建设带有自发成分,而文化建设,文化革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精神则需要我们极力去实现。若有人以为文化建设,文化革命就是发表文章,鼓吹理念,那可就贻笑大方了。文化建设、文化革命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联系的,我们就用毛氏文革来佐证一下文革的含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将有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是发动文革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毛泽东同时也认识到他是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全面的真正的成功的文化大革命的,不但在于他知道自己的很多行为和思想不值得后世效仿和推广,而且当时他已是七十三岁的高龄。毛泽东一贯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为什么非要冒着失败的危险来发动文革呢?因为毛泽东有不得已的苦衷,毛泽东当时面临着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必须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坚持立场,打破僵局,斗争到底。建国初期,毛泽东实行的外交政策是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一年以后共和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朝鲜半岛交手,从此中国与美国拉开了长达22年对立和敌视状态的序幕。由于苏联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中共和苏共的友好关系在1963年彻底结束,双方相互戒备的程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中共和苏共的关系破裂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当毛泽东在1963年作出与苏共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定时文化大革命就已经开始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可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延伸和扩大。在国际社会上受到孤立的同时,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日趋尖锐,毛泽东内外受敌,处境窘迫。多次处于逆境中的毛泽东显然知道在困境中绝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以攻为守,坚持到底,静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于是毛氏文革粉墨登场,对外喊出了打倒苏修,打倒美帝的口号,对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搞得翻江倒海,在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不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权得以巩固,而且共和国和中华民族也从困境中挺了过来,终于迎来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尼克松访华标志着共产党和共和国都走出了困境,打开了未来外交顺利、经济发展的大门。从这个角度来讲,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成功的,但又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失败的呢?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没能控制住局面,造成的破坏性太大,全国人民都卷了进来却不明就里,因而不得人心。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由此可知,文化革命文化建设的首要目的乃是要发动大多数人与政府保持统一步调,迎难而上,在困境上屹立不倒,只要上下团结一心,转机终有到来的一天。中华民族经受了数百年屈辱历史,如今终于又到了复兴的前夜,却很少有人认识到复兴之路的艰辛、曲折和坎坷。旧事物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新事物登上历史舞台必将经过一番拼死搏斗。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必然会再次遇到类似文化大革命发动前的艰难处境,这一次我们未必有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么好运,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处境在文革发动前虽然艰难,但触手可及的战争最终并没有发生。当勃列日涅夫准备对中国动外科手术时,遭到了美国的反对,勃列日涅夫畏惧中国上下一心的局面,况且中国的发展并没有影响到国际战略格局的改变,勃列日涅夫把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现在中国的崛起不但影响到战略格局的改变,而且面临着比四十年前日益加剧的资源争夺,所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远比四十年前要大得多。试问,如果战争爆发,我们依靠什么来取胜?
    拿破仑曾经说过,精神的力量比物质的力量要大。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的力量越来越重要,但当我们回顾历史,我们还是能够认识到拿破仑的话是正确的。当我们阔步跨入21世纪之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看我们多难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一百多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当时我们的国力不逊于日本,我们的军力不逊于日本,为什么我们却输给日本呢?在甲午战争前我们有近三十年的经济改革(洋务运动),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网上的一些同胞就感觉良好,踌躇满志的话,那洋务运动三十年后中日的实力对比就更值得骄傲了,当时的清政府的岁入可不象今天一样与日本有好大一段距离,而是日本岁入的1.5倍!我想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872年,李鸿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白银,这是“经济改革”的成就,而相比之下,直到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本政府的总年收入才八千万日元。 军事上呢?1884年朝鲜“甲申事变”后,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决定“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建军,装备了七千吨级铁甲巨舰;二艘二千吨级巡洋舰五艘,加上其它大小军舰,共二十多艘;南洋舰队也拥有了二千吨级主力舰四艘,千吨级炮舰三艘;广东、福建舰队共有千吨级舰艇八艘。四支舰队共计大小舰船八十多艘,这支庞大的海军,居当时世界第四位。但这仍远远没有实现李鸿章等人的理想,据他们设想,海军主力舰要有二十四艘,而当时仅有七艘。八十年代开始,清政府还以巨资修筑了旅顺、大连、威海、烟台、吴淞、马尾、黄埔等海防基地,装备了最新式的克虏伯自动回转射击大炮,以及深水军港、船坞等配套设施,旅大、威海、大沽等基地的营建,使中国拥有了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军港、船坞、炮台防御体系。仅在旅顺一地,就装备了数百门德国克虏伯大炮,成为世界著名军港之一。 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既使不能说清朝的军力强于日本,也决不能说清朝的军力弱于日本。如果我们想想今天的中日军事实力对比,想想日本的八八舰队,金刚级战舰,宙斯盾系统,更不用提空军的巨大差别,我们何时才能达到象甲午战争时那样的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呢?近来一些文章,把一堆经济数据堆起来,而且堆的很高兴。 且不说日本也会发展,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可能维持那么高的增长率。我只是想问:我们以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输的吗?如果我们对未来踌躇满志的话,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前在经济、军事实力都不亚于日本时输给了它,而且输的那么惨。甲午战争不同于鸦片战争,不是大刀长矛对抗坚船利炮的战争。我们不输在经济实力,不输在军事装备,更不输在爱国热情。清朝的普通士兵是很英勇爱国的。 我们输在哪里?我们输在精神的懦弱,我们输在制度的腐败。象慈禧老佛爷,要做寿,要搞庆典,修园子;反正国家的利益在她的私人利益之下,北洋的经费她可以任意取用,挥霍,而使北洋舰队老化,无钱按原计划购新舰,连吉野也因此由中国定造舰变成日本舰。甲午海战旗舰“定远”更是因年久失修,开炮竟震塌舰桥,让整个舰队失去指挥。还有一帮清朝的军需官腐化堕落暗饱私囊,购来一些低劣的炮弹甚至教练弹充数。因此虽然有多次日舰中弹,却未见炮弹爆炸。真不明白这些也是同胞的中国人哪来这么大的“胆量”,直到今天还有人敢造假药,用工业酒精兑酒,修桥出现豆腐渣工程,婴幼儿喝的奶粉上掺三氯氰铵,难道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人命关天的事?甲午的命运在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两种不同的变革兴起时就已种下。既使我们能侥幸获得一二次的战术胜利,也难逃最终的战略失败。如果是经济,我们可以强国;如果是军事,我们可以强军。但如果是精神的懦弱,制度的腐败,我们又将何去何从?二战时日本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依然坚持抗战,决不投降,甲午战争中日本不过占领了中国的几个沿海港口,民间要求抗战的呼声正浓,清政府却早已吓破了胆,不惜割地赔款以求结束战争,若清政府坚持到底,日本地狭人少,当时的经济又不如清政府,日本未必能经得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可知甲午战争中国输在清政府精神的懦弱,制度的腐败。清政府精神懦弱制度腐败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就在于清政府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深,儒家思想偏于防内,清政府的信条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清政府镇压国内的反抗不遗余力,对外却屈辱投降,对法战争是不败而败,对日战争是不战自败,未战先败。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引起了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并没有对清政府产生影响,更没有触及从根本上导致清政府精神懦弱制度腐败的儒家思想。
    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肇始于民国建立,民国建立首先改变的是国体政体,民国建立也为文化领域的改革打开了方便之门。民国建立不过六七年,新文化运动随之兴起,新文化运动旗帜鲜明,打到孔家店的口号振聋发聩,给人以焕然一新的舒畅感觉。由于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推崇政治秩序的稳定,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深得统治阶级的欢心,历朝历代的昏庸统治者大肆提倡儒教,以至中国的政治体制日渐落后,儒教在宋朝以及明清等朝代盛极一时。曾国藩作为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受时代的束缚,也没能逃脱儒家的熏染和影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有一段辛辣嘲讽儒家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如果说新文化运动是发起了对儒教的第一次战役,那么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儒教文化的第二次战役。毛泽东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毛泽东年轻时不但非常钦服曾国藩,也极为欣赏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主张让梁启超来组阁。毛泽东到了老年,大力推崇曹雪芹、马克思、鲁迅等人,能大段背诵《红楼梦》中的章节,却闭口不谈曾国藩和梁启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被毛泽东评为“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梁启超更是直接与儒家有相通之处,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矛头所指的正是儒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把中国的几千年文化发展史归结为儒法两家的斗争史,毛泽东立场坚定地站在法家一方,极力批判儒教,批林批孔批周公。毛泽东的观点虽然有所偏颇,但儒法斗争不失为中国文化发展的线索之一,毛氏文革中的观点值得参考和借鉴。儒教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所形成,所以消除儒教文化对中国的不良影响也非新文化运动和毛氏文革这两场运动就能奏效的。儒教思想在中国的顽固程度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八百年前的元朝把儒家打入了第十八层地狱,当时社会上的等级制度森严,儒家被排在了倒数第二位,“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比娼妓的地位还低,仅高于乞丐的地位。元朝批儒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比新文化运动和毛氏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明朝取代元朝之后儒家马上又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宋明理学甚嚣尘上,元朝所做的批儒努力顷刻间化为乌有。清朝虽然代明而建立,但清朝统治者却继承了明朝的腐朽思想和腐朽制度,八股文成为毒害汉族人民的有力武器。吴敬梓的文笔虽然老辣犀利,写出了《儒林外史》对儒家和八股文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但却未能动摇儒家的统治地位。宋明清三个朝代是最为奉行儒家的,中国就在宋明清奉行儒家的过程中衰落下来。孙文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为了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中华大地上接连掀起了两次批判儒家的浪潮,新文化运动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仅有这两次浪潮还是不够的,稍不留神,儒家就会卷土重来。我们一定要把批判儒家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否则我们就有可能重蹈元朝的覆辙。前两次批判儒家的浪潮进行的并不彻底,现在又到了不得不发动新一轮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了,这将是近现代以来在新文化运动和毛氏文革之后针对儒家思想的第三次战役。为何说“不得不”三个字呢?对此我是从实践中得出的深刻体会。在当前的社会里,有相当多的人受儒家文化的毒害,具体表现为心浮气躁、顽固不化。我在大学里以及就业以来都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当我与这样的人交谈时,他们不能深刻地分析问题,都是泛泛而论,谈了好久,再回过头看,他们的观点无非是教科书或者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听之无益,而对我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们视如洪水猛兽,不加分析地予以贬斥。林语堂说“我觉得任何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一定会大笑”,林语堂为什么会大笑呢?因为林语堂深受儒家文化的毒害,所以对《道德经》有一种不自觉的排斥。林语堂甚至认为其他人也会和他一样有这样的反应,这倒未必,凡是未受儒家文化毒害的人都不会有这样的反应。我大学时代才借到《道德经》全文,第一次读《道德经》时的景况,倒有些象林黛玉读《会真记》,“林黛玉把花具且都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受儒家文化毒害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对当朝统治者歌功颂德,一味地趋炎附势,忽视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拒绝对当前社会做任何的改进,而且做事没有一定的成章,为达到自己自私自利的目的不择手段。社会上存在着很多这样的人,中国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正如曾国藩所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痛恨晚清时期的“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儒家文化之盛行就会导致民心涣散,士大夫忧容苟安,现在晚清时期的景象再次出现,不能不令人担忧。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强于日本却败于日本,正是因为摆脱不了社会上腐化风气的影响。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再次发动一次文化上的大变革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
    我们这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时可能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事的是民权革命,时间大约为2005年至2019年,这次民权革命会有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可以阅读我半个月前写的《由世界金融危机所想到的》一文,这次民权革命的高潮将会是在2012年左右。第二阶段从事的是民生建设,经济建设,时间大约为2019年至2033年。这次民生建设、经济建设会有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难以预料,时代发生了太大的变化,政策也要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制定,但这次民生建设和经济建设必定与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建设有相似之处。第三阶段从事的是文化建设,文化革命,时间大约为2033年至2047年。中国近一千年以来最重大的事情将是中日之间的生死搏斗,这场搏斗有可能发生在第二阶段的末期,也有可能发生在第三阶段的前期,也就是2033年左右。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加上当政的弥勒佛指挥有方,完全有能力将日本击败。在把日本击败之后,中国将全面崛起,此时中国可能面临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危险。西方从英国工业革命起就开始引领这个世界,已经长达近四百年,中国的崛起肯定会令西方国家不安和不适应,所以中国会有一段时间被孤立。直到中国证明自己的实力,尤其是文化上的实力,中国才能走出被孤立的阴影。同时中国国内将面临着军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日战争的不利后果就是军人实力大增,军人将不满足于被文人领导而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发动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引导中国人民团结在领袖身边,无论国际国内发生怎样的风云变幻,都相信领袖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从而保持政局的稳定,度过这一难关。如果我们在文化建设,文化革命中只是摆出各个思想家的观点来,而没有任何侧重点,不赞扬某一家,也不批评某一家,那样就不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我们就沦为被曾国藩所痛恨入骨的“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这种风气为患甚大。所以我们在文化建设,文化革命中要旗帜鲜明的拥护曾国藩的主张,而极力批评儒家的因循苟且作风。第四阶段从事的是政治改革,政治建设,时间大约为2047年至2060年左右。到底何种政体是优良的,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赞同孙文的主张,也就是采取彻底的共和政体,但我更认为无论采取何种政体,必须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由当时的实际需要来决定。在四十年以后,中国所采取的政体也许并不是最优良的政体,但必须是适合当时需要的政体。我们这一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时间更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必要把好事做尽,也不可能把好事都做尽,我们完全可以把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的重任留给我们的儿孙辈,甚至是曾孙、玄孙辈。我们在第四阶段所从事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只是为将来真正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建设造声势,甚至说我们可能有意识地采用并非优良的政体,以便中国人民在比较中作出正确的选择。正如《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言:“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合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为何我们可能在第四阶段的政治建设中采用并非优良的政体?这样做是以迂为直,虽然是迂其途,却能达到后人发,先人至的目的。在这里我引用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中的一段话,首先声明,我并不赞同梁启超的观点,在此引用仅是说明政体的种类和梁启超的观点:“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期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其馀各国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如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雠。故其民极苦,而其君与大臣亦极危,如彼俄罗斯者,虽有虎狼之威于一时,而其国中实杌陧而不可终日也。是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地球各国既行之而有效,而按之中国历古之风俗与今日之时势,又采之而无弊者也。”
    我历来认为写文章不过是雕虫小技,笔墨游戏而已,写文章时总是等到思想被压抑了许久,非写不可的时候才动笔,往往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1999年8月份我写《拒绝英语并非盲目排外》耗时一整天,这篇文章我留在家的底稿后来被张不平烧掉了,也不知道朋友那里是否还保存着这篇文章?在这之前我写文章都是用小时来计算的。2002年我写《顺时代潮流 应人民要求》,八千多字,2002年七月五日、七月六日写了两天。二十天前我写《由世界金融危机所想到的》,有七千多字,十月十八日、十月十九日我写了两天。刚写完《由世界金融危机所想到的》一文,我就感到意犹未尽,很多问题没有讲透彻,十月二十一日就想动笔写这篇文章了,但十月十二日我还写过一篇《红楼梦之人物简析》,十月份连续不断地写文章,有些腻烦了,所以迟至十月二十四日我看到2001年四月份写的《继往开来 承前启后》这篇文章时才开始动笔修改。动笔的第一天我就想到要把这篇文章写的长一些,因为这非常多的想法埋在我心底已经有十几年了,不吐不快,既然要写就写个淋漓尽致。本来我2001年写这篇文章时用了两天,写了四千字左右。我2008年修改完善这篇文章却用了十四天,从十月二十四日到十一月七日,中间十一月四日停过一天,这期间我白天去学校,晚上回家就座在电脑前敲打键盘,写了三万多字。有意思的是我时隔七年之后重新写这篇文章,所用时间是原先的七倍,扩充后的字数也是原来的七倍左右。其实这篇文章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因为其中涉及的东西极多,但我向来不喜欢不擅长写长篇大作,还是就此刹车,留给后人去写专著吧。这篇文章之所以写的这么长,还因为我写这篇文章有很强的目的性,第一个目的在开头就说过了,为了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世人明白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就知道实施何种政策以适应当世的需要。第二个目的是大力推崇近现代的思想家曹雪芹、马克思、曾国藩、梁启超、鲁迅等人,而把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流派放在次要地位。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喜欢厚古薄今,总以为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伟大,秦始皇因为儒生厚古薄今而勃然大怒,于是有了焚书坑儒之举。我不能焚书坑儒,只好写篇文章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春秋战国时代思想家的出发点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的,近现代思想家的出发点则是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的。换言之,推崇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只能导致专制,而推崇近现代的思想家才能走向民主。第三个目的是要让世人明白中国在明清以来走向衰落是因为受了儒家思想的毒害,我们要振兴中华就要大力批判儒家思想,发起一场文化建设文化革命运动,树立起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精神。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文章写到这里也到了收尾的时候。很多人评价我写的文章大气磅礴,气势恢宏,我却感到清朝孙髯写的一副对联大气磅礴,气势恢宏,就用孙髯的这副悬挂在云南省昆明市大观楼上的对联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过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嬴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张福鑫
    2001年4月21日——4月22日第一稿
    2008年10月24日——11月7日第二稿
作者 :符诗乘 时间:2008-11-19 22:08:00
  学习了!一直没有时间来看。今后只能是偶尔来沙发一下了:)问好大家!
作者 :越州寒露 时间:2008-11-20 08:54:00
  欢迎 张福鑫 朋友!
  
  编辑,置景.
  
  学习中
作者 :chenhuanxi 时间:2008-11-20 16:00:00
  重新学习中国悠久历史文化!
作者 :宸菱夜空 时间:2009-03-01 19:22:00
  重温了
楼主zhangfuxin77 时间:2009-04-05 10:03:00
  这样的文章居然沉底了,搞不懂?
    
  是文章写的不好,还是因为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而不愿顶帖?
作者 :aki_yang 时间:2009-05-30 05:43:00
  善文不在字多,通篇速阅,东编西凑,且不论马克思所谓思想,若是洪秀全夺得天下,阁下是否要殚精竭虑,俯首献媚添个思想派别,曰拜上帝教?
作者 :43fggfhgf 时间:2009-06-11 04:14:00
  回你的
楼主zhangfuxin77 时间:2009-07-03 17:24:0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者 :岩芽雪柳 时间:2009-07-03 17:53:00
  能否将文章的主旨简明扼要地提出来?这样看,很伤眼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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