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语言文学][转载]现代维吾尔语及其研究(请勿编辑帖子内容)
现代维吾尔语及其研究
作者：普力察克 耿世民译
O·普力察克 撰 耿世民 摘译
(载《语言与翻译》杂志，2002年第三期)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维吾尔学界不太熟悉的关于现代维吾尔语研究的早期历史以及现代维吾尔语形成的历史过程，对我国开展维吾尔语研究有扩大眼界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现代维吾尔语；研究
中图分类号：H2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0823(2002)03-0001-04
此文为译者在60年代初根据O·普力察克(O·Pritsak)先生用德文发表在《突厥语文学基础》(卷一，1959)中的《现代维吾尔语》一文的第一部分所作的笔记整理而成。普里察克先生为世界著名的突厥学家，乌克兰人。一生著作甚多。五六十年代曾主编《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其成名著作为“关于喀拉汗王朝历史的研究”。60年代移居美国，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此文系该氏为《突厥语文学基础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vol.I》(1959)(德国，威斯巴登)撰写的专题论文，原题作《现代维吾尔语》(页525～563)，原文为德文。译文中略去了关于方言和语言叙述的部分，因我国在这方面已有许多介绍。
译者：耿世民，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现代维吾尔语的首次报道属于J.V.Klaproth，他1806年在Ust’-Kamennogorsk(东哈萨克斯坦省)从一位母语为维语的吐鲁番人那里记录了87个词(维吾尔语言文字考Abhandlung ue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Berlin，1812，16～23)。之后为匈牙利人H.Vambery(1832～1913)、俄国人I.N.Berezin(1814～1996)和N.I.I1’minskiy(1822～1991)。前二人刊布了几封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旧书面语信。Vambery的材料来自喀什(题作察哈台语研究Chagataische Sprachstudien,Leipzig，1867)。Berezin的材料来自阿克苏(题作突厥语读本Tureckaya Chrestomatiya,Bd.I,Kazan1867)。对研究口语比较重要的是I1’minskiy刊布的材料，他在Orenburg研究了一个喀什人的语言(突厥——塔尔语教程导论Vstupito1’ noe chtenie v kurs turecko-tatarskago yazyka,Kazan，1862)。
但维吾尔语文学的真正研究开始于19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即当阿古柏Yaqub-beg(1864～1877)侵占新疆时期，这时欧洲人比较容易进入该地区。
由英国人R.B.Shaw(他是派往阿古柏的Forsyth考察团的成员)开始，他首先出版了(1875～1877)第一个现代维语(书面语)语法(他称之为Turki语，以喀什和莎车当时的书面语为基础)并带有读本。之后继续出版了字典(1878)和历史文献。下一个研究者为F.Grenard(为J.L.Dutreuil de Rhin1890～1895年法国新疆考察团成员)，他刊布了许多原文材料(多为和田方言)和一小字典(可惜用的是阿拉伯字母)。德国柏林阿拉伯学家Martin Hartmann(1851～1918)于1902～1903年在当地研究了喀什和莎车方言。他用精确的拉丁转写字母刊布了两篇材料。匈牙利学者I.Kunos刊布了从一个去布达佩斯的莎车人那里记录下的莎车语材料。对喀什、莎车方言的全面研究应归功于两位瑞典学者：Gustaf Richard Raquette(1871～1945)及其学生Gunnar Jarrinｇ。1896～1921年间，Raquette作为瑞典布道团成员在新疆工作。布道团用“Turki”语(旧书面语)出版的各种书刊是个很大的贡献。Raquette的著作涉及的只是喀什——莎车方言。他刊布了维语课本、许多原文材料、维——英字典和英——维字典等。所有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他们所依据的是有文化的毛拉的发音和他们使用的“书面语”。Jarring以其博士学位论文Studien zu einer Osttuerkischen Lautehre(维吾尔语语音研究)(1933)开始了他的突厥语学研究。在这篇论著里他奠定了科学研究喀什——莎车方言语音的基础。在这本书中他用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发表了几个喀什方言原文材料(附有英文译文)。1936年他又刊布了一些材料。之后他出版了四卷本的《维吾尔方言材料》(Materials to the knowledge of Eastern Turki)(1935年记录于Kashmir的斯里那加Srinigar)，也主要为喀什——莎车方言，但也包括和田(卷一)和库车(卷二)方言的材料。Hartmann的书(Chaghataisches)中包括一些阿克苏方言的材料。N.Katanov收集的阿克苏材料可惜迄今尚未刊布。马洛夫(S.E.Malov)也收集了一些喀什、阿克苏、和田以及于田(Keriya)方言的材料。
北部方言的科学研究由拉德洛夫(W.Radloff)(1837～1918)奠下了基础。他在其《突厥语言材料》第6卷中刊布了他于1862～1863年收集的塔兰其语材料(Kopal和伊宁次方言)。由于拉氏的主要发音合作人随他一起去了Barnaul(按：位于阿尔泰地区——拉氏当时工作之地)，并在那里受到新的语言环境的影响，所以在一些材料中语音上有错误(这一点已为W.Bang所指出，参见该氏的Altaische Streiflichter?Louvain,1910一文)。N.N.Pantusov(1849～1909)发表了许多塔兰其语的材料(可惜多为阿拉伯字母的“书面语”)，他于1883～1908年当过七河省的特派官员。拉德洛夫的学生，哈卡斯族人N.F.Katanov(1862～1922)于1890～1893年受俄国地理学会和俄国科学院的委派到新疆作过语言学和民族学的调查。他到过伊犁、吐鲁番、哈密、喀什、阿克苏。他生前只发表过几篇材料(为吐鲁番、鲁克沁和哈密方言)。大部分材料(共2384张用俄文字母转写的材料和934张俄译文)在其死后流到了德国柏林(原匈牙利研究所突厥学组)。Bang把刊布这批重要材料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K.H.Menges。后者分两部分刊布了Katanov关于吐鲁番、鲁克沁、哈密的材料，并附有德文译文。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按：指1902～1914年四次德国考古队)对研究北部方言也有贡献。虽然其队员G·Huth的材料尚未刊布，但其第二次(1904～1905)、第三次(1905～1907)、第四次(1913～1914)考察队领队Le Coq(1860～1930)准确记录的材料构成我们关于库车、吐鲁番方言的基本材料。此外，他根据Kara-khoja居民的读音发表了著名的“理书Li-kitabi”(用阿拉伯字母)。
1908年拉德洛夫受中亚研究俄国委员会的委派派他的学生马洛夫(1880～1957)去新疆(他除了库车和伊宁外，到了所有地方)、甘肃。马洛夫于1901～1911及1913～1915，在那些地方进行了语言学研究。他特别注意研究哈密、罗布方言和裕固语。马氏只是在其死前不久发表了他的大部分材料：1954年出版了哈密材料(附有字典)，1956年出版了罗布方言材料(附有字典)等。
1921年居住在俄属中亚的东部突厥语族人召开代表会议，会议也有新疆代表参加。会议决定采用历史名称Uighur作为族名。在此以前这个民族没有统一的名称(在俄属中亚他们自称塔兰其Taranchi“种地者”之意，在中国新疆则按居住地称做喀什人Kashgharliq、 吐鲁番人Turfanliq、哈密人Qomulliq 等。)
如大家所知，著名的中亚历史学家W.Barthold 不赞成这一决定。他认为“维吾尔人(即回鹘人 —— 耿按)的住地从来不曾达到南疆地区的西部(zum westlichen Teile Kashghariens)。维吾尔一词只适用于现在仍信仰佛教之“黄维吾尔人”(见“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文版，柏林，1935，页247)。当然巴氏没有注意到，除甘肃回鹘王国(847 ～ 1031)外，在中国新疆(按指高昌)还存在另一回鹘王国，它曾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847 ～ 1270或1325年)；它的两个首府是：古老的文化中心高昌Qocho (粟特语Chinanjkat “中国城”，汉文高昌，稍后为火州，现为吐鲁番之Kara 失八里Bishbaliq (粟特语Panjikat“五城”，汉文北庭，其遗址约在今之古城或奇台附近，应为吉木萨尔)。但广大南部和西部地区历史上也曾属于回鹘汗国(按指建国于蒙古草原时期之回鹘汗国)(约760 ～ 840)。这一点像我们从“Mahr-namag”(按指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中古波斯语文献)中所知道的那样，该文献中有下列回鹘省份：Panjikand(=Bishbaliq=北庭)，Chinanchkand(=Qocho=高昌)，’kw(=Kü〖AKsˇD5〗ａn 库车)(按即回鹘文献中提到的Ugu-kü〖AKsˇD5〗ａn)，Kash(喀什)，Parwan(=Barman=阿克苏)，’rk(=Karashahr=焉耆)以及’cwr(=Uch=乌什)，实际上包括了整个中国新疆(比较W.B.Henning发表在BSOS,Bd.9：3，1937 ～ 1939，页566～ 571中的文章)。(以下省略了关于自治区的成立、面积、地理环境等大家熟知的知识)。
作者：普力察克 耿世民译
O·普力察克 撰 耿世民 摘译
(载《语言与翻译》杂志，2002年第三期)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维吾尔学界不太熟悉的关于现代维吾尔语研究的早期历史以及现代维吾尔语形成的历史过程，对我国开展维吾尔语研究有扩大眼界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现代维吾尔语；研究
中图分类号：H2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0823(2002)03-0001-04
此文为译者在60年代初根据O·普力察克(O·Pritsak)先生用德文发表在《突厥语文学基础》(卷一，1959)中的《现代维吾尔语》一文的第一部分所作的笔记整理而成。普里察克先生为世界著名的突厥学家，乌克兰人。一生著作甚多。五六十年代曾主编《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其成名著作为“关于喀拉汗王朝历史的研究”。60年代移居美国，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此文系该氏为《突厥语文学基础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vol.I》(1959)(德国，威斯巴登)撰写的专题论文，原题作《现代维吾尔语》(页525～563)，原文为德文。译文中略去了关于方言和语言叙述的部分，因我国在这方面已有许多介绍。
译者：耿世民，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现代维吾尔语的首次报道属于J.V.Klaproth，他1806年在Ust’-Kamennogorsk(东哈萨克斯坦省)从一位母语为维语的吐鲁番人那里记录了87个词(维吾尔语言文字考Abhandlung ue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Berlin，1812，16～23)。之后为匈牙利人H.Vambery(1832～1913)、俄国人I.N.Berezin(1814～1996)和N.I.I1’minskiy(1822～1991)。前二人刊布了几封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旧书面语信。Vambery的材料来自喀什(题作察哈台语研究Chagataische Sprachstudien,Leipzig，1867)。Berezin的材料来自阿克苏(题作突厥语读本Tureckaya Chrestomatiya,Bd.I,Kazan1867)。对研究口语比较重要的是I1’minskiy刊布的材料，他在Orenburg研究了一个喀什人的语言(突厥——塔尔语教程导论Vstupito1’ noe chtenie v kurs turecko-tatarskago yazyka,Kazan，1862)。
但维吾尔语文学的真正研究开始于19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即当阿古柏Yaqub-beg(1864～1877)侵占新疆时期，这时欧洲人比较容易进入该地区。
由英国人R.B.Shaw(他是派往阿古柏的Forsyth考察团的成员)开始，他首先出版了(1875～1877)第一个现代维语(书面语)语法(他称之为Turki语，以喀什和莎车当时的书面语为基础)并带有读本。之后继续出版了字典(1878)和历史文献。下一个研究者为F.Grenard(为J.L.Dutreuil de Rhin1890～1895年法国新疆考察团成员)，他刊布了许多原文材料(多为和田方言)和一小字典(可惜用的是阿拉伯字母)。德国柏林阿拉伯学家Martin Hartmann(1851～1918)于1902～1903年在当地研究了喀什和莎车方言。他用精确的拉丁转写字母刊布了两篇材料。匈牙利学者I.Kunos刊布了从一个去布达佩斯的莎车人那里记录下的莎车语材料。对喀什、莎车方言的全面研究应归功于两位瑞典学者：Gustaf Richard Raquette(1871～1945)及其学生Gunnar Jarrinｇ。1896～1921年间，Raquette作为瑞典布道团成员在新疆工作。布道团用“Turki”语(旧书面语)出版的各种书刊是个很大的贡献。Raquette的著作涉及的只是喀什——莎车方言。他刊布了维语课本、许多原文材料、维——英字典和英——维字典等。所有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他们所依据的是有文化的毛拉的发音和他们使用的“书面语”。Jarring以其博士学位论文Studien zu einer Osttuerkischen Lautehre(维吾尔语语音研究)(1933)开始了他的突厥语学研究。在这篇论著里他奠定了科学研究喀什——莎车方言语音的基础。在这本书中他用阿拉伯字母和拉丁字母发表了几个喀什方言原文材料(附有英文译文)。1936年他又刊布了一些材料。之后他出版了四卷本的《维吾尔方言材料》(Materials to the knowledge of Eastern Turki)(1935年记录于Kashmir的斯里那加Srinigar)，也主要为喀什——莎车方言，但也包括和田(卷一)和库车(卷二)方言的材料。Hartmann的书(Chaghataisches)中包括一些阿克苏方言的材料。N.Katanov收集的阿克苏材料可惜迄今尚未刊布。马洛夫(S.E.Malov)也收集了一些喀什、阿克苏、和田以及于田(Keriya)方言的材料。
北部方言的科学研究由拉德洛夫(W.Radloff)(1837～1918)奠下了基础。他在其《突厥语言材料》第6卷中刊布了他于1862～1863年收集的塔兰其语材料(Kopal和伊宁次方言)。由于拉氏的主要发音合作人随他一起去了Barnaul(按：位于阿尔泰地区——拉氏当时工作之地)，并在那里受到新的语言环境的影响，所以在一些材料中语音上有错误(这一点已为W.Bang所指出，参见该氏的Altaische Streiflichter?Louvain,1910一文)。N.N.Pantusov(1849～1909)发表了许多塔兰其语的材料(可惜多为阿拉伯字母的“书面语”)，他于1883～1908年当过七河省的特派官员。拉德洛夫的学生，哈卡斯族人N.F.Katanov(1862～1922)于1890～1893年受俄国地理学会和俄国科学院的委派到新疆作过语言学和民族学的调查。他到过伊犁、吐鲁番、哈密、喀什、阿克苏。他生前只发表过几篇材料(为吐鲁番、鲁克沁和哈密方言)。大部分材料(共2384张用俄文字母转写的材料和934张俄译文)在其死后流到了德国柏林(原匈牙利研究所突厥学组)。Bang把刊布这批重要材料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学生K.H.Menges。后者分两部分刊布了Katanov关于吐鲁番、鲁克沁、哈密的材料，并附有德文译文。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按：指1902～1914年四次德国考古队)对研究北部方言也有贡献。虽然其队员G·Huth的材料尚未刊布，但其第二次(1904～1905)、第三次(1905～1907)、第四次(1913～1914)考察队领队Le Coq(1860～1930)准确记录的材料构成我们关于库车、吐鲁番方言的基本材料。此外，他根据Kara-khoja居民的读音发表了著名的“理书Li-kitabi”(用阿拉伯字母)。
1908年拉德洛夫受中亚研究俄国委员会的委派派他的学生马洛夫(1880～1957)去新疆(他除了库车和伊宁外，到了所有地方)、甘肃。马洛夫于1901～1911及1913～1915，在那些地方进行了语言学研究。他特别注意研究哈密、罗布方言和裕固语。马氏只是在其死前不久发表了他的大部分材料：1954年出版了哈密材料(附有字典)，1956年出版了罗布方言材料(附有字典)等。
1921年居住在俄属中亚的东部突厥语族人召开代表会议，会议也有新疆代表参加。会议决定采用历史名称Uighur作为族名。在此以前这个民族没有统一的名称(在俄属中亚他们自称塔兰其Taranchi“种地者”之意，在中国新疆则按居住地称做喀什人Kashgharliq、 吐鲁番人Turfanliq、哈密人Qomulliq 等。)
如大家所知，著名的中亚历史学家W.Barthold 不赞成这一决定。他认为“维吾尔人(即回鹘人 —— 耿按)的住地从来不曾达到南疆地区的西部(zum westlichen Teile Kashghariens)。维吾尔一词只适用于现在仍信仰佛教之“黄维吾尔人”(见“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德文版，柏林，1935，页247)。当然巴氏没有注意到，除甘肃回鹘王国(847 ～ 1031)外，在中国新疆(按指高昌)还存在另一回鹘王国，它曾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847 ～ 1270或1325年)；它的两个首府是：古老的文化中心高昌Qocho (粟特语Chinanjkat “中国城”，汉文高昌，稍后为火州，现为吐鲁番之Kara 失八里Bishbaliq (粟特语Panjikat“五城”，汉文北庭，其遗址约在今之古城或奇台附近，应为吉木萨尔)。但广大南部和西部地区历史上也曾属于回鹘汗国(按指建国于蒙古草原时期之回鹘汗国)(约760 ～ 840)。这一点像我们从“Mahr-namag”(按指在吐鲁番出土的一中古波斯语文献)中所知道的那样，该文献中有下列回鹘省份：Panjikand(=Bishbaliq=北庭)，Chinanchkand(=Qocho=高昌)，’kw(=Kü〖AKsˇD5〗ａn 库车)(按即回鹘文献中提到的Ugu-kü〖AKsˇD5〗ａn)，Kash(喀什)，Parwan(=Barman=阿克苏)，’rk(=Karashahr=焉耆)以及’cwr(=Uch=乌什)，实际上包括了整个中国新疆(比较W.B.Henning发表在BSOS,Bd.9：3，1937 ～ 1939，页566～ 571中的文章)。(以下省略了关于自治区的成立、面积、地理环境等大家熟知的知识)。
楼主 ：kanzoku
时间：2007-06-30 01:22:00
现代维吾尔人是个混合种族，在人种学分类上属短头印欧帕米尔—费尔干型(brachykephale europaide Pamir-Ferghana—Typus)，带有不同量的蒙古人种(Mongoloide)成分。总的来说，在人种学方面与乌孜别克人很近。印欧成分来自该地区的古代民族(大部分说印欧语)。除公元前之月氏和乌孙人(其族属和语言尚不清楚)外，这里古代住有操伊兰语之塞人(Sak)(后来主要居住在和田地区)、粟特人(Sogdian)、所谓的吐火罗人(操Kentum型之印欧语，甲种方言之中心为焉耆=Agni，乙种方言中心为库车)以及印度居民。喀什当地居民(M.Kashghari称他们为Kanchank人)似也为印欧种(按应属塞人的一支)。纪元后最初几个世纪中佛教从和田传布到全区。
从6世纪中叶起，伊犁地区为西突厥和突骑施活动的中心。其北部游牧有葛逻禄人(Qarluq)。7世纪中期起汉族人重新立足于新疆。该地区早在公元前108年到公元2世纪就属于中国。当两突厥(按指第一和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中国于657年于该地设“四镇”(即和田、别失八里、库车和喀什)。这时有藏人、拔悉密人(Bashmil)、回鹘人与他们在此争雄。“四镇”于657～670年和692～760年左右属中国；670～692年及790～860年西藏人企图占有该地区。8世纪初拔悉密部占有别失八里。745年后蒙古草原之新主人——回鹘统治这里。他们于762年接受了摩尼教。840年回鹘人被黠嘎斯人(Qirghiz)逐出蒙古草原后，他们在新疆东部建立了两个王国：高昌王国(847～1270或1325)和甘州王国(847～1031，其后裔为“黄维吾尔族人”)。在这两个王国中他们都舍弃了游牧传统，接受了城市文化，用回鹘语文创作和翻译了大量的佛教或摩尼教文献。
766年葛逻禄人占有七河地区。从那里，他们中的主要部落Chigil(处月?—耿按)，Tuxsi和Yaghma(样磨—耿按)占有新疆北部和西部地区(首先是伊犁地区)。从他们中产生了对突厥语言史特别重要的喀拉汗王朝(840～1212)。葛逻禄人建立喀拉汗王朝后占有喀什地区。当他们作为第一个突厥王朝于960年皈依伊斯兰教时，喀什就成为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心并同时成为伊斯兰突厥语(参见本书中的喀拉汗朝语部分)的摇篮(这时喀拉汗王朝之统治阶层已成为定居者了)。971年(按应为11世纪)作为新疆佛教摇篮的和田也被喀拉汗朝征服并伊斯兰化了。
除了这两个突厥主要因素外(葛逻禄人在西部，回鹘人在东部)，1062年左右(据M·Kashghari)在新疆尚有其他突厥成分，如在巴楚(Barchuq=Maralbashi)一带游牧的恰鲁克人(Charuq)，该地区西北部的城市民阿尔古人(Arghu)以及北部的游牧民Chomul(仲云?—耿按)人。
可惜，关于这些部族语言特点的不完全的材料，使我们不能追溯现代维吾尔语各种语法现象在总体上与古代和中古突厥语原初形式的关系。不管怎样，现代维吾尔语至少是其y(＜d)按指古代语之adaq变为ayaq“脚”)之特点应归功于葛逻禄组的样磨语和Tuxsi语(处月人的语言像回鹘语一样是d语)以及阿尔古人和仲云人的语言。从他们那里(也从古回鹘语那里)产生了现代维吾尔语中很常用的未来分词形式u。带i的附加字尾在一些方言(首先是南部方言)中的变化(按:指如kirip/kirａp“进入”的副动词形式)表明他们和古代突厥语“n-方言”(按：指“坏”一词是ani或ayi而区分为n/y二方言)(可能为突骑施语；i/i>aａ)的后代或古突厥语婆罗米(Brahmi)字母文献(i/i>o/ｏ)有关。
该地区的这两部分(按指喀拉汗朝和回鹘王国)先是属于蒙古帝国(1227～1260)，稍后是在察哈台一支的统治下(1260～1347)。这一点与其说是在居民的语言特点上，不如说是在其人种上表现得更明显。因为蒙古人本身在这里很快就突厥化了，现代维吾尔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很少。当塔尔马西林Tarmashirin(1326～1334年在位)皈依伊斯兰教后，该地区很快就最终伊斯兰化了(包括吐鲁番地区)。佛教仅保留在居于甘肃的“黄维吾尔人”(裕固族)中。
1347年后，该地区分裂成众多小邦，在那里现在是所谓的和卓起主导作用(和卓一词为波斯语hwaja，他们从西辽侵入时，即1141年起就自诩为伊斯兰居民的保护者)。从15世纪末开始他们也是新疆地区的世俗统治者，直到1680年西蒙古人占有该地区为止。由于崇拜伊斯兰波斯文化的和卓统治的结果，作为察哈台汗国中心的这一突厥语地区反而无助于所谓察哈台语和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察哈台文学繁荣在中亚西部的赫拉特、萨马耳干等地(参看本书的察哈台语部分)。由于该地区长期在文学上完全依赖以波斯语(或较小程度的阿拉伯语)作为书面语的伊斯兰文化，结果是现代维吾尔语中充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成分。只是当清朝于1759年把西蒙古从新疆逐出后，突厥语才又成为书面语，并在后期察哈台语(古代宾格字尾及代词性字尾n的消失，副动词形式un〖AKcˇD5〗a以及第一人称复数过去时duq的使用等)的影响下继续发展着。自然这时也进入了许多汉语文化方面的借词。
上面简单的叙述表明，现代维吾尔人的族源是多么复杂。人们可以这样认为：作为现代维吾尔语突出特点之一的元音后退同化(如baliq“鱼”变为beliq)应为非阿尔泰语之底层(substrat)影响所致。
十月革命以后，著名学者N.A.Baskakov、A.K.Borovkov、V.M.Nasilov等人对现代维吾尔语的研究也作出了贡献。
从6世纪中叶起，伊犁地区为西突厥和突骑施活动的中心。其北部游牧有葛逻禄人(Qarluq)。7世纪中期起汉族人重新立足于新疆。该地区早在公元前108年到公元2世纪就属于中国。当两突厥(按指第一和第二突厥)汗国灭亡后，中国于657年于该地设“四镇”(即和田、别失八里、库车和喀什)。这时有藏人、拔悉密人(Bashmil)、回鹘人与他们在此争雄。“四镇”于657～670年和692～760年左右属中国；670～692年及790～860年西藏人企图占有该地区。8世纪初拔悉密部占有别失八里。745年后蒙古草原之新主人——回鹘统治这里。他们于762年接受了摩尼教。840年回鹘人被黠嘎斯人(Qirghiz)逐出蒙古草原后，他们在新疆东部建立了两个王国：高昌王国(847～1270或1325)和甘州王国(847～1031，其后裔为“黄维吾尔族人”)。在这两个王国中他们都舍弃了游牧传统，接受了城市文化，用回鹘语文创作和翻译了大量的佛教或摩尼教文献。
766年葛逻禄人占有七河地区。从那里，他们中的主要部落Chigil(处月?—耿按)，Tuxsi和Yaghma(样磨—耿按)占有新疆北部和西部地区(首先是伊犁地区)。从他们中产生了对突厥语言史特别重要的喀拉汗王朝(840～1212)。葛逻禄人建立喀拉汗王朝后占有喀什地区。当他们作为第一个突厥王朝于960年皈依伊斯兰教时，喀什就成为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心并同时成为伊斯兰突厥语(参见本书中的喀拉汗朝语部分)的摇篮(这时喀拉汗王朝之统治阶层已成为定居者了)。971年(按应为11世纪)作为新疆佛教摇篮的和田也被喀拉汗朝征服并伊斯兰化了。
除了这两个突厥主要因素外(葛逻禄人在西部，回鹘人在东部)，1062年左右(据M·Kashghari)在新疆尚有其他突厥成分，如在巴楚(Barchuq=Maralbashi)一带游牧的恰鲁克人(Charuq)，该地区西北部的城市民阿尔古人(Arghu)以及北部的游牧民Chomul(仲云?—耿按)人。
可惜，关于这些部族语言特点的不完全的材料，使我们不能追溯现代维吾尔语各种语法现象在总体上与古代和中古突厥语原初形式的关系。不管怎样，现代维吾尔语至少是其y(＜d)按指古代语之adaq变为ayaq“脚”)之特点应归功于葛逻禄组的样磨语和Tuxsi语(处月人的语言像回鹘语一样是d语)以及阿尔古人和仲云人的语言。从他们那里(也从古回鹘语那里)产生了现代维吾尔语中很常用的未来分词形式u。带i的附加字尾在一些方言(首先是南部方言)中的变化(按:指如kirip/kirａp“进入”的副动词形式)表明他们和古代突厥语“n-方言”(按：指“坏”一词是ani或ayi而区分为n/y二方言)(可能为突骑施语；i/i>aａ)的后代或古突厥语婆罗米(Brahmi)字母文献(i/i>o/ｏ)有关。
该地区的这两部分(按指喀拉汗朝和回鹘王国)先是属于蒙古帝国(1227～1260)，稍后是在察哈台一支的统治下(1260～1347)。这一点与其说是在居民的语言特点上，不如说是在其人种上表现得更明显。因为蒙古人本身在这里很快就突厥化了，现代维吾尔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很少。当塔尔马西林Tarmashirin(1326～1334年在位)皈依伊斯兰教后，该地区很快就最终伊斯兰化了(包括吐鲁番地区)。佛教仅保留在居于甘肃的“黄维吾尔人”(裕固族)中。
1347年后，该地区分裂成众多小邦，在那里现在是所谓的和卓起主导作用(和卓一词为波斯语hwaja，他们从西辽侵入时，即1141年起就自诩为伊斯兰居民的保护者)。从15世纪末开始他们也是新疆地区的世俗统治者，直到1680年西蒙古人占有该地区为止。由于崇拜伊斯兰波斯文化的和卓统治的结果，作为察哈台汗国中心的这一突厥语地区反而无助于所谓察哈台语和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察哈台文学繁荣在中亚西部的赫拉特、萨马耳干等地(参看本书的察哈台语部分)。由于该地区长期在文学上完全依赖以波斯语(或较小程度的阿拉伯语)作为书面语的伊斯兰文化，结果是现代维吾尔语中充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成分。只是当清朝于1759年把西蒙古从新疆逐出后，突厥语才又成为书面语，并在后期察哈台语(古代宾格字尾及代词性字尾n的消失，副动词形式un〖AKcˇD5〗a以及第一人称复数过去时duq的使用等)的影响下继续发展着。自然这时也进入了许多汉语文化方面的借词。
上面简单的叙述表明，现代维吾尔人的族源是多么复杂。人们可以这样认为：作为现代维吾尔语突出特点之一的元音后退同化(如baliq“鱼”变为beliq)应为非阿尔泰语之底层(substrat)影响所致。
十月革命以后，著名学者N.A.Baskakov、A.K.Borovkov、V.M.Nasilov等人对现代维吾尔语的研究也作出了贡献。
楼主 ：kanzoku
时间：2007-06-30 01:26:00
耿世民教授的《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一书（约44万字），2003年12月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继《新疆文史论集》（2001年，民大出版社）后第二部论文集。耿世民教授为我国著名的突厥学家和维吾尔学家。他曾在1981、1992年分别获得德国洪堡基金会（Humboldt-Stiftung）研究金和国际知名学者奖，2000年获得国际阿尔泰学会（PIAC）金奖。此外，他尚被选为土耳其语言研究院的名誉院士和国内外多个学术机构的付会长、常务理事、顾问等职。 书中收入他近20年用汉、英、德文在国内外发表的30余篇论文。这些论著都是吐鲁番、敦煌出土的关于回鹘（古代维吾尔）语言、文字、文献和宗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的专门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并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例如，题作《回鹘文哈密本 研究》的若干篇论文，是关于古代维吾尔族原始佛教剧本（也是我国最早的戏剧剧本，属公元8世纪）的研究，从而把我国的戏剧史上推了数百年。《扬州发现的叙利亚字母古代维吾尔语景教碑研究》一文，对研究景教（古代基督教在亚洲的一派）在我国长江流域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楼主 ：kanzoku
时间：2007-06-30 01:27:00
耿世民教授著述
回鹘文
中国的突厥学研究
中国吐鲁番、敦煌出土回鹘文献研究
古代维吾尔文字、文献和方言概述
维吾尔佛教文献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德文本序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品“弥勒从兜率天下降人间”研究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一品“菩萨降生”研究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三品“菩萨离家寻道”研究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四品“走向菩提树下”研究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五品“弥勒得道品”研究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六品“转法轮”研究
回鹘文《佛教启示录研究》德文本序
哈密本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初探
回鹘文《大白莲社经》残卷研究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九卷“长者子流水品”研究
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列卷研究
回鹘文《八十华严》残卷研究
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
兰州本回鹘文《俱舍论产义疏》
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译释
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
若干古代突厥语词的考释
中国近年来关于摩尼教的研究
一件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寺院被毁文书的研究
回鹘文
中国的突厥学研究
中国吐鲁番、敦煌出土回鹘文献研究
古代维吾尔文字、文献和方言概述
维吾尔佛教文献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德文本序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品“弥勒从兜率天下降人间”研究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一品“菩萨降生”研究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三品“菩萨离家寻道”研究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四品“走向菩提树下”研究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五品“弥勒得道品”研究
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第十六品“转法轮”研究
回鹘文《佛教启示录研究》德文本序
哈密本回鹘文《十业道譬喻鬘》初探
回鹘文《大白莲社经》残卷研究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六卷“四天王护国品”研究
回鹘文《金光明经》第九卷“长者子流水品”研究
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列卷研究
回鹘文《八十华严》残卷研究
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
兰州本回鹘文《俱舍论产义疏》
回鹘文《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译释
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
若干古代突厥语词的考释
中国近年来关于摩尼教的研究
一件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寺院被毁文书的研究
楼主 ：kanzoku
时间：2007-06-30 01:29:00
在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建系庆祝会上的发言
耿世民
2004-11-15 17:32:15 阅读 122 次
作者提供
按：2004年11月1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了庆祝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单独建系大会。在我国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1949年建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也设立了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两个专业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1986年她与哈萨克语专业一起建系，称“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二系”、“突厥语言文化系”、“维哈柯语言文化系”。维吾尔语言文化系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维吾尔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应邀出席建系大会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议·艾买提、全国政协副主席阿布拉提·阿布都热西提、前人大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和国家民委、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贵宾五百多人。会上首先由系主任李提甫·托和提教授介绍该系建立、发展的情况，然后是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王彦的讲话和我的发言。会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驻京办事处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下面是我的简短发言：
首先让我代表中国阿尔泰语言学会和以我本人的名义，祝贺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单独建系。希望今后维吾尔语言文学系越办越好，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更多、水平更高的人才。
谈谈两点个人的看法：
1. 维吾尔族在我国56个民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悠久的历史。她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最早使用文字者——约从公元7、8世纪起，就开始使用鄂尔浑（Orkhon）文。在世界说突厥语的20多个民族中，人口居第三（8百万）（仅次于土耳其、乌孜别克斯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为160万平方公里，居第二（仅次于哈萨克斯坦）。特别要提到的是，只有维吾尔族留下有信仰伊斯兰教以前的文献——佛教、摩尼教、基督教文献以及许多社会、经济方面的世俗文献。这里应当指出，世界突厥学界所说的“古代突厥语”、“古代突厥文献”，实际上基本是指古代维吾尔语及其留下的文献。所以应称为“古代维吾尔语”、“古代维吾尔文献”。
2. 据我所知，在全世界各国大学中，只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单独的维吾尔语言文学系。欧美国家只有少数大学设有“突厥学系Department of Turcology”或“阿尔泰学系Department of Altaic Studies”。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办好。如果说哈萨克语言文学系、蒙古语言文学系、朝鲜语言文学系，除民大外，在国外尚有许多同类系科的话，那么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只在中国有，只在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有。用句中国俗话说，那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如办不好，别人是代替不了我们的。
总之，希望学校当局要给予维吾尔语言文化系多多关注。最后我希望维吾尔语言文学系的老师门也要努力提高教学水平，首先是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这样才能肩负起我们系的光荣任务，为国家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来。
谢谢大家！
＝＝＝＝＝＝＝＝＝＝＝＝＝＝＝＝＝＝＝＝＝＝＝＝
欧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耿世民
2004-11-15 17:32:15 阅读 122 次
作者提供
按：2004年11月13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了庆祝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单独建系大会。在我国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1949年建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也设立了维吾尔语言文学专业。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两个专业合并到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1986年她与哈萨克语专业一起建系，称“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二系”、“突厥语言文化系”、“维哈柯语言文化系”。维吾尔语言文化系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维吾尔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应邀出席建系大会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议·艾买提、全国政协副主席阿布拉提·阿布都热西提、前人大副委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和国家民委、教育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贵宾五百多人。会上首先由系主任李提甫·托和提教授介绍该系建立、发展的情况，然后是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王彦的讲话和我的发言。会后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驻京办事处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下面是我的简短发言：
首先让我代表中国阿尔泰语言学会和以我本人的名义，祝贺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单独建系。希望今后维吾尔语言文学系越办越好，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更多、水平更高的人才。
谈谈两点个人的看法：
1. 维吾尔族在我国56个民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悠久的历史。她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最早使用文字者——约从公元7、8世纪起，就开始使用鄂尔浑（Orkhon）文。在世界说突厥语的20多个民族中，人口居第三（8百万）（仅次于土耳其、乌孜别克斯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为160万平方公里，居第二（仅次于哈萨克斯坦）。特别要提到的是，只有维吾尔族留下有信仰伊斯兰教以前的文献——佛教、摩尼教、基督教文献以及许多社会、经济方面的世俗文献。这里应当指出，世界突厥学界所说的“古代突厥语”、“古代突厥文献”，实际上基本是指古代维吾尔语及其留下的文献。所以应称为“古代维吾尔语”、“古代维吾尔文献”。
2. 据我所知，在全世界各国大学中，只有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建立了单独的维吾尔语言文学系。欧美国家只有少数大学设有“突厥学系Department of Turcology”或“阿尔泰学系Department of Altaic Studies”。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办好。如果说哈萨克语言文学系、蒙古语言文学系、朝鲜语言文学系，除民大外，在国外尚有许多同类系科的话，那么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只在中国有，只在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有。用句中国俗话说，那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如办不好，别人是代替不了我们的。
总之，希望学校当局要给予维吾尔语言文化系多多关注。最后我希望维吾尔语言文学系的老师门也要努力提高教学水平，首先是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这样才能肩负起我们系的光荣任务，为国家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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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楼主 ：kanzoku
时间：2007-06-30 01:32:00
中央民族大学耿世民教授荣获PIAC金奖
本报讯 日前，中央民族大学著名古代突厥语言专家、博士生导师、洪堡基金会1992年国际知名学者奖获得者耿世民教授收到国际阿尔泰学常设会议（PIAC）秘书长D·西诺教授的亲笔签名函件，函件告知该常设会议今年9月在比利时召开的第43届年会一致通过决议，将本年度的国际阿尔泰学常设会议（PIAC）金质奖章授予耿世民教授，以表彰他在阿尔泰学，尤其是在维吾尔学研究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
PIAC自20世纪五十年代成立以来，已先后将此种奖章授与14个国家的30余位国际上最著名的学者。正如函件中所说，“耿世民教授是中国获此荣誉的第一位学者”。耿世民教授以其杰出的学术成就享誉世界，赢得了全世界同行的普遍尊重和敬仰。他1997年获得的德国洪堡基金会国际知名学者奖至今仍是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唯一的一项，此次的PIAC金奖也是我国学者首次获得。这些殊荣是耿世民教授本人的骄傲，也为我国突厥语言学界及阿尔泰学界，为国家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张宝京）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10月31日第九版)
本报讯 日前，中央民族大学著名古代突厥语言专家、博士生导师、洪堡基金会1992年国际知名学者奖获得者耿世民教授收到国际阿尔泰学常设会议（PIAC）秘书长D·西诺教授的亲笔签名函件，函件告知该常设会议今年9月在比利时召开的第43届年会一致通过决议，将本年度的国际阿尔泰学常设会议（PIAC）金质奖章授予耿世民教授，以表彰他在阿尔泰学，尤其是在维吾尔学研究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
PIAC自20世纪五十年代成立以来，已先后将此种奖章授与14个国家的30余位国际上最著名的学者。正如函件中所说，“耿世民教授是中国获此荣誉的第一位学者”。耿世民教授以其杰出的学术成就享誉世界，赢得了全世界同行的普遍尊重和敬仰。他1997年获得的德国洪堡基金会国际知名学者奖至今仍是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唯一的一项，此次的PIAC金奖也是我国学者首次获得。这些殊荣是耿世民教授本人的骄傲，也为我国突厥语言学界及阿尔泰学界，为国家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张宝京）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10月31日第九版)
楼主 ：kanzoku
时间：2007-06-30 01:42:00
古代和田塞语/耿世民 欧亚学研究
欧亚学研究
古代和田语是一种塞（Sak）语，在印欧语分类上属于伊兰语东支。根据历史分类，则属于中古伊兰语。它比其它中古伊兰语更古一些。文献多属于7-10世纪。个别语词已见于公元2世纪的印度文献中。这种语言因主要流行在古代和田地区，所以称之为和田塞语。因和田地区自古就流行大乘佛教，所以出土文献也多为佛教大乘派的作品。
十九世纪末以来有许多古物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土，其中包括书面文献。霍尔恩勒（R. Hoernle）研究了这些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文献，发现有两种在此之前不为人知的语言。其中之一接近帕米尔山地诸语言，它就是后来定名为和田塞语的语言（另一不知名的语言为长期争论不休的所谓“吐火罗语”，即古代焉耆-亀兹语）。
第一位刊布和田塞语文献的为E.Leumann，称其为“北亚利安”(nord-arisch)语。他认为这种语言既不是伊兰语（虽和其有语音上的亲缘关系），也不是印度语（虽有许多印度语借词）（按所谓亚利安语，指印欧语系中的伊兰--印度语支。德国学者有时称印欧语为亚利安语）。稍后挪威学者S. Konow研究证明这种语言确为一种伊兰语。它与公元前一世纪统治印度的塞人的语言有亲属关系。这一点也为德国学者G.Lueders 所证明。因为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献主要在和田一带出土，所以学者又称之为和田塞语，以区别于其它塞语。
后来刊布了更多的这种语言的文献和研究专著。其中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为1932年S. Konow 出版的《塞语文献研究Saka Studies》。书中除文献外，尚收入当时已知的所有和田塞语词和至今仍未失去意义的语法概要。其次为E. 和M. Leumann 父子刊布的原写本存于俄国圣彼得堡的所谓E 写本（最大的和田塞语文献之一）。现存和田塞语的许多佛经因有汉文、藏文或梵文本可供比较研究，所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而 E 写本为和田语原著，无其它语言的本子可供参考。所以罗氏父子在研究中不得不克服许多困难。他们的译文和研究曾受到Konow和Bailey的批评。英国剑桥大学的H. Bailey教授一生献身于和田塞语的研究，他的著作开辟了和田塞语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贝氏一生共出版了九卷关于和田塞语的专著。七十年代出版了世界第一部和田塞语词典。二次大战后，他的学生M. Dresden , E. P. Asmussen, R. Emmerick也从事于这方面的研究，其中以Emmerick 的成果最突出。俄国有V. S. Vorob’ev-Desyatovskiy，可惜英年早逝。现在他的夫人M. Vorob’eva-Desyatovskaya继承了他的事业。
和田在汉文史籍中称于阗，也称“玉国”，位于昆仑山北麓，哈拉喀什（Qaraqash）河（又称墨玉河）和玉珑喀什（ yorungqash）河（又称白玉河）流经境内。它尚有下列古名：Khotana（见于公元三世纪的驴唇文文书中），Gaustana （佛教梵文文献中），Y[ttina（汉文于阗一名的古和田文的写法），Hu-tan（藏文对和田城的叫名，称其国为李国/Li-yul），xwδnyk （粟特文中）。古代和田文中称Hvatäna 、Hva/na 、Hva/。和田东有楼兰（Kroraina）（包括今之尼雅/ Niya ,且末/ Cherchen ,若羌/Chariqliq），西有喀什/ Kashghar/Khye2a。著名的丝绸之路南道通过和田到达印度和中亚和西亚。现存有古和田文写成的去克什米尔和甘肃的路志/图经，内中提到沙州/Shachu、甘州/Kamachu、金国/Ysarnai bqfa。和田产玉/]ra、小麦/ganama、大麦/rrusa、葡萄/g[ra、黍/qysa/、亚麻/ku/bq、棉花/kapqysa、大麻/kq/ba、大米/rr]ysa、碗豆/mq/gä/gurmä、柑桔/]rhva；家畜有狗/11uva、马/a11a、驴/kharä、猪/pqsä、山羊/pasä、奶牛/g[ha；产丝/thauna、酒/mau等。
欧亚学研究
古代和田语是一种塞（Sak）语，在印欧语分类上属于伊兰语东支。根据历史分类，则属于中古伊兰语。它比其它中古伊兰语更古一些。文献多属于7-10世纪。个别语词已见于公元2世纪的印度文献中。这种语言因主要流行在古代和田地区，所以称之为和田塞语。因和田地区自古就流行大乘佛教，所以出土文献也多为佛教大乘派的作品。
十九世纪末以来有许多古物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出土，其中包括书面文献。霍尔恩勒（R. Hoernle）研究了这些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文献，发现有两种在此之前不为人知的语言。其中之一接近帕米尔山地诸语言，它就是后来定名为和田塞语的语言（另一不知名的语言为长期争论不休的所谓“吐火罗语”，即古代焉耆-亀兹语）。
第一位刊布和田塞语文献的为E.Leumann，称其为“北亚利安”(nord-arisch)语。他认为这种语言既不是伊兰语（虽和其有语音上的亲缘关系），也不是印度语（虽有许多印度语借词）（按所谓亚利安语，指印欧语系中的伊兰--印度语支。德国学者有时称印欧语为亚利安语）。稍后挪威学者S. Konow研究证明这种语言确为一种伊兰语。它与公元前一世纪统治印度的塞人的语言有亲属关系。这一点也为德国学者G.Lueders 所证明。因为用这种语言写成的文献主要在和田一带出土，所以学者又称之为和田塞语，以区别于其它塞语。
后来刊布了更多的这种语言的文献和研究专著。其中具有开拓性的著作为1932年S. Konow 出版的《塞语文献研究Saka Studies》。书中除文献外，尚收入当时已知的所有和田塞语词和至今仍未失去意义的语法概要。其次为E. 和M. Leumann 父子刊布的原写本存于俄国圣彼得堡的所谓E 写本（最大的和田塞语文献之一）。现存和田塞语的许多佛经因有汉文、藏文或梵文本可供比较研究，所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而 E 写本为和田语原著，无其它语言的本子可供参考。所以罗氏父子在研究中不得不克服许多困难。他们的译文和研究曾受到Konow和Bailey的批评。英国剑桥大学的H. Bailey教授一生献身于和田塞语的研究，他的著作开辟了和田塞语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贝氏一生共出版了九卷关于和田塞语的专著。七十年代出版了世界第一部和田塞语词典。二次大战后，他的学生M. Dresden , E. P. Asmussen, R. Emmerick也从事于这方面的研究，其中以Emmerick 的成果最突出。俄国有V. S. Vorob’ev-Desyatovskiy，可惜英年早逝。现在他的夫人M. Vorob’eva-Desyatovskaya继承了他的事业。
和田在汉文史籍中称于阗，也称“玉国”，位于昆仑山北麓，哈拉喀什（Qaraqash）河（又称墨玉河）和玉珑喀什（ yorungqash）河（又称白玉河）流经境内。它尚有下列古名：Khotana（见于公元三世纪的驴唇文文书中），Gaustana （佛教梵文文献中），Y[ttina（汉文于阗一名的古和田文的写法），Hu-tan（藏文对和田城的叫名，称其国为李国/Li-yul），xwδnyk （粟特文中）。古代和田文中称Hvatäna 、Hva/na 、Hva/。和田东有楼兰（Kroraina）（包括今之尼雅/ Niya ,且末/ Cherchen ,若羌/Chariqliq），西有喀什/ Kashghar/Khye2a。著名的丝绸之路南道通过和田到达印度和中亚和西亚。现存有古和田文写成的去克什米尔和甘肃的路志/图经，内中提到沙州/Shachu、甘州/Kamachu、金国/Ysarnai bqfa。和田产玉/]ra、小麦/ganama、大麦/rrusa、葡萄/g[ra、黍/qysa/、亚麻/ku/bq、棉花/kapqysa、大麻/kq/ba、大米/rr]ysa、碗豆/mq/gä/gurmä、柑桔/]rhva；家畜有狗/11uva、马/a11a、驴/kharä、猪/pqsä、山羊/pasä、奶牛/g[ha；产丝/thauna、酒/mau等。
楼主 ：kanzoku
时间：2007-06-30 01:45:00
据汉文记载，公元前二世纪时和田人口已达二万人。现在有五万多人。玄奘在其名著《大唐西域记》中有关于和田情况的详细描写。他说和田人精于手工业，善歌舞，爱好文艺。和田人精于军事防守。当地居于统治地位的为说东伊兰语的塞人。现存文献中存有下列民族名称：和田/hvatanai/hva/nai人、藏/ttqguttai人、汉族/ci/gai人、大食/tta1ikai人、克什米尔/kaspärai人、印度/h]/dvq/ga/ja/bv]yai人、突厥/tturkä人、匈奴/hunä人等。
在人种学方面，现代和田人接近帕米尔地区的塔吉克人，并混有突厥人和藏人的成分。古代塔里木盆地南缘伊兰族的残留为帕赫坡/Pakhpo人，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居住在叶尔羌河上游，即和田和帕米尔之间地区。虽然他们说突厥语，但据说他们尚有另一种语言，只在他们之间使用，并为萨里库尔/Sarikul人（按指我国塔吉克族中的舒格南/Shugnan人）所懂。公元第一千年中叶中国旅行家的记载，说明新疆的西部、南部居住着伊兰人——塞人和月氏人。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和古波斯文献首次提到塞（Scythian/Sak）人，如前548年的Gekatay（见于Stefan Vizantysky）和前521-518年的Bexistun碑铭。塞人的最东支为Sakai Amurgioi或古波斯的Saka Haumawarga。据汉文史料，塞人居住在喀什西边的帕米尔、费尔干河谷一带。再往东分散着其它与塞人有亲属关系的伊兰部落。甘肃西部有月氏（古希腊的Toxaroi）。考古学材料证明这些部族同Andronovo文化的持有者（北哈萨克斯坦及西西伯利亚青铜文化）有关系。
公元前2世纪，这些民族被匈奴所迫西迁。这一迁移导致希腊-大夏（Bactria）国的崩溃和在北印度-阿富汗及其邻近地区建立贵霜（Kushan）王国。塞人从中亚迁到印度的可能道路之一就是通过东帕米尔。经过著名的悬渡。一些不大的塞人王国出现在新疆（包括和田）。同时，当大部分月氏西去中亚时，一部分则留在塔里木南部的昆仑山的北麓。为此，伊兰成份也从东进入和田。
中国史籍提到和田的时间，属于公元前二世纪。据传和田国是由阿育王（Ashoka I）（前272-232）之子同中国皇帝之子建立。这个传说是否反映出西方（印度）的塞人（从西方）和东方（中国）的月氏人（从东方）共同活动的结果？历史上和田主要是受尉迟（Vijai）王朝的统治。佛教传入和田为公元120年。这一年可能是和田王Vija Kirti及Kanishka王进军印度帮助其族人贵霜人的时间，但在南印度遭到惨败。结果迦腻色迦宣布为王，是为贵霜的复兴期。
公元3-5世纪时，中国在和田的影响衰落。各种游牧民威胁和田。6世纪初厌噠人，之后突厥人占有和田。8世纪末到9世纪初藏族人占有和田。在此期间交织着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和田建立了许多寺院。最后的和田王名叫Vija Sambhava(912-966) , Vija Shura(967-977) , Vija Darma(978-982) 。从和田文献中我们尚知道下列王的名字： Vija Vohan , Vija Kirti , Vija Vikram , Vija Sagram 。尉迟（Vija<Vi1a）为王族的姓氏名。
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和田为突厥穆斯林所征服。
和田王的称号很堂皇，如“仁慈之天、和田伟大王中之王”（mi2fam gyastä hva/nä mistä rru/dänu rre）、“王中的狮子”（rru/dä sarau），甚至“印度王中之王”（hedava cakrravartta rrada）。国王下边有宰相/qmqca、省长/22au、统帅/spqta、法官/pha2avata、寺院主持/pramuha、财务官/malysaka、贵人/bäsivar22ai等官员。
官方宗教是佛教。汉文史料表明古代和田人还崇拜火。一些和田语词表明和田人和古代伊兰人的宗教Mazdeizm（拜火教中的一派）有关系：如和田语的usmaysada “太阳”(<古代波斯语Ahuramazda”最高神”) , 11andrqmata“佛教神!ri”, ttaira haraysä”须弥山” , ysama11andai“世界”, k2]a“教师”等词。
现存和田语文献说明古代和田语曾拥有丰富的各种各样的文献。历史表明和田语文献曾遭到极大的破坏，许多大部头著作现只存个别残叶，如kha 1.13 为某一著作的 148 页，ch lxviii.001为该著作的225页。现存文献在内容、文体、诗律、文字、语词等方面都受到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现存文献主要为大乘佛教（北方佛教）的译文或改作（关于现存和田语文献可参看拙文《古代和田语文献》，载《新疆文史论集》，2001年，北京）。由于存在梵文、藏文、汉文同一经文本子，这就使解读和田语变得比较容易。现在学者们也能释读非佛教类文献，如文书、诗歌等。现存和田语文献大多为诗体，如著名的《赞巴斯塔之书The Book of Zambasta》（也即所谓的E写本），《佛本生赞》（Jatakastava）等。M. Dresden认为和田语诗律主要为音节诗：1）12音节诗，2）16（17）音节诗。但他同时承认重音在和田语诗中的重要性。和田语的主要文献已为英国剑桥大学已故贝雷（H. Bailey）教授用拉丁转写字母刊布在其六卷本的《和田文献》（Khotanese Textes）一书中。另外S. Konow, E. and M. Leumann , M. Dresden , R. Emmerick 等人也对研究、刊布和田语文献作出了贡献。
附记：在巴楚发现的十几件塞语文献的语言与和田塞语有较大的区别，学者们称之为巴楚塞语（或土木舒克Tumshuq塞语）。有的学者（如北大荣新江教授）建议称之为拒史德语。此外还应指出，巴楚塞语虽在语言上属于塞语，但在文化方面（如文字、宗教等方面）则属于北部的龟兹文化圈。另外，从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和11世纪马赫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字典》等书所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当时喀什地区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也为一种塞语。
在人种学方面，现代和田人接近帕米尔地区的塔吉克人，并混有突厥人和藏人的成分。古代塔里木盆地南缘伊兰族的残留为帕赫坡/Pakhpo人，他们在二十世纪初居住在叶尔羌河上游，即和田和帕米尔之间地区。虽然他们说突厥语，但据说他们尚有另一种语言，只在他们之间使用，并为萨里库尔/Sarikul人（按指我国塔吉克族中的舒格南/Shugnan人）所懂。公元第一千年中叶中国旅行家的记载，说明新疆的西部、南部居住着伊兰人——塞人和月氏人。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和古波斯文献首次提到塞（Scythian/Sak）人，如前548年的Gekatay（见于Stefan Vizantysky）和前521-518年的Bexistun碑铭。塞人的最东支为Sakai Amurgioi或古波斯的Saka Haumawarga。据汉文史料，塞人居住在喀什西边的帕米尔、费尔干河谷一带。再往东分散着其它与塞人有亲属关系的伊兰部落。甘肃西部有月氏（古希腊的Toxaroi）。考古学材料证明这些部族同Andronovo文化的持有者（北哈萨克斯坦及西西伯利亚青铜文化）有关系。
公元前2世纪，这些民族被匈奴所迫西迁。这一迁移导致希腊-大夏（Bactria）国的崩溃和在北印度-阿富汗及其邻近地区建立贵霜（Kushan）王国。塞人从中亚迁到印度的可能道路之一就是通过东帕米尔。经过著名的悬渡。一些不大的塞人王国出现在新疆（包括和田）。同时，当大部分月氏西去中亚时，一部分则留在塔里木南部的昆仑山的北麓。为此，伊兰成份也从东进入和田。
中国史籍提到和田的时间，属于公元前二世纪。据传和田国是由阿育王（Ashoka I）（前272-232）之子同中国皇帝之子建立。这个传说是否反映出西方（印度）的塞人（从西方）和东方（中国）的月氏人（从东方）共同活动的结果？历史上和田主要是受尉迟（Vijai）王朝的统治。佛教传入和田为公元120年。这一年可能是和田王Vija Kirti及Kanishka王进军印度帮助其族人贵霜人的时间，但在南印度遭到惨败。结果迦腻色迦宣布为王，是为贵霜的复兴期。
公元3-5世纪时，中国在和田的影响衰落。各种游牧民威胁和田。6世纪初厌噠人，之后突厥人占有和田。8世纪末到9世纪初藏族人占有和田。在此期间交织着经济和文化的繁荣。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和田建立了许多寺院。最后的和田王名叫Vija Sambhava(912-966) , Vija Shura(967-977) , Vija Darma(978-982) 。从和田文献中我们尚知道下列王的名字： Vija Vohan , Vija Kirti , Vija Vikram , Vija Sagram 。尉迟（Vija<Vi1a）为王族的姓氏名。
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和田为突厥穆斯林所征服。
和田王的称号很堂皇，如“仁慈之天、和田伟大王中之王”（mi2fam gyastä hva/nä mistä rru/dänu rre）、“王中的狮子”（rru/dä sarau），甚至“印度王中之王”（hedava cakrravartta rrada）。国王下边有宰相/qmqca、省长/22au、统帅/spqta、法官/pha2avata、寺院主持/pramuha、财务官/malysaka、贵人/bäsivar22ai等官员。
官方宗教是佛教。汉文史料表明古代和田人还崇拜火。一些和田语词表明和田人和古代伊兰人的宗教Mazdeizm（拜火教中的一派）有关系：如和田语的usmaysada “太阳”(<古代波斯语Ahuramazda”最高神”) , 11andrqmata“佛教神!ri”, ttaira haraysä”须弥山” , ysama11andai“世界”, k2]a“教师”等词。
现存和田语文献说明古代和田语曾拥有丰富的各种各样的文献。历史表明和田语文献曾遭到极大的破坏，许多大部头著作现只存个别残叶，如kha 1.13 为某一著作的 148 页，ch lxviii.001为该著作的225页。现存文献在内容、文体、诗律、文字、语词等方面都受到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现存文献主要为大乘佛教（北方佛教）的译文或改作（关于现存和田语文献可参看拙文《古代和田语文献》，载《新疆文史论集》，2001年，北京）。由于存在梵文、藏文、汉文同一经文本子，这就使解读和田语变得比较容易。现在学者们也能释读非佛教类文献，如文书、诗歌等。现存和田语文献大多为诗体，如著名的《赞巴斯塔之书The Book of Zambasta》（也即所谓的E写本），《佛本生赞》（Jatakastava）等。M. Dresden认为和田语诗律主要为音节诗：1）12音节诗，2）16（17）音节诗。但他同时承认重音在和田语诗中的重要性。和田语的主要文献已为英国剑桥大学已故贝雷（H. Bailey）教授用拉丁转写字母刊布在其六卷本的《和田文献》（Khotanese Textes）一书中。另外S. Konow, E. and M. Leumann , M. Dresden , R. Emmerick 等人也对研究、刊布和田语文献作出了贡献。
附记：在巴楚发现的十几件塞语文献的语言与和田塞语有较大的区别，学者们称之为巴楚塞语（或土木舒克Tumshuq塞语）。有的学者（如北大荣新江教授）建议称之为拒史德语。此外还应指出，巴楚塞语虽在语言上属于塞语，但在文化方面（如文字、宗教等方面）则属于北部的龟兹文化圈。另外，从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慧琳的《一切经音义》和11世纪马赫木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字典》等书所透露出的信息来看，当时喀什地区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也为一种塞语。
楼主 ：kanzoku
时间：2007-06-30 01:59:00
楼主 ：kanzoku
时间：2007-06-30 02:21:00
[摘要]：维吾尔语方言是我们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我们应保护它，挖掘它。我们在方言中发现了很多表达能力非常强，使用非常巧妙的词汇，文学语言中完全可以继续使用。现代维吾尔语是古代维吾尔语的延续和发展，但还是很多古代维吾尔语词汇没有进入书面语而被边缘化了，因此这些词汇仅仅保留在各方言和土语当中。这些方言资源是我们要抢救的宝贵财富。本文通过大量例证说明古代维吾尔语在现代维吾尔语留存的情况，使用频率，表达能力以及和书面语的关系。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论述古代维吾尔语词汇的演变过程，方言形成的历史，方言与各历史时期的维吾尔书面语进行了比较，探讨书面语的演进过程。
[关键词]：古代维吾尔语 方言 土语 语音变化
维吾尔语方言历史悠久。丰富的方言资料和语言文化资源，是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维吾尔语方言是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所有维吾尔语方言的总称，它又三部分组成：一是从南疆的喀什到北疆的伊犁，塔城以及东边的哈密，吐鲁番等地区的维吾尔族人使用的，由于使用人口比较多所以又被称为中心方言，相当于维吾尔族的普通话；二是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人使用的和田方言；三是使用人口比较少，但很有特色的罗布泊方言。对维吾尔语方言的划分，学者持不同意见。有些学者认为，和田方言中只是有些音的发音不同而已，和田周围的被归为中心方言的有些县，反而与和田发音很像。如，在莎车县和叶城县，越往东部，人们的口音就越像和田人。但有些学者认为，和田方言有很明显的地域特点，这不仅仅体现在语音方面，还体现在词汇方面。如，和田方言中大量存在古代维吾尔语词汇，古代塞语，吐火罗语词汇等等。但这次考察中我们发现，有些古代维吾尔语的词汇不仅仅在和田方言中存在而在中心方言中也能找到这些词汇的痕迹。例如：quwanmaq和田方言中欢乐，欣悦，感奋，高兴的意思。（古代维吾尔语中quw是幸福的意思，加表示自身态的后缀an就表示自娱自乐，参见《突厥语大词典》）。这个词在诗歌中仍然被使用，而且喀什，阿图什等地的年纪大一点的人也都会使用。就是说，随着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这些词汇在现实生活中正面临消亡。
维吾尔语各方言的形成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和田人的语音特点尚保存着古代住有操伊兰语之塞人(被认为后来主要居住在和田地区)、粟特人、所谓的吐火罗人之印欧语的语音特点，如，和田人发r音与属印欧语的当代民族的语音相似，等等。但有些学者测认为，这种所谓属印欧语民族的语音特点别的地方也有，如，吐鲁番人发r音与和田人差不多。我们在此次方言调查中发现，还有大量的维吾尔族人发出r音有不同程度的困难，如，莎车人的土语中辅音r已被半元音y代替。其实大部分维吾尔族人使用的中心方言中辅音r的脱落或交替现象普遍存在，如：
书面语 口语
Bar （有，存在） ba
Qar （雪） qa
Qäyär （哪儿） qäyä
Yar （悬崖） ya
Anar （石榴） ana
Pakar （矮个子） paka
Yär （土地） yä
Bir （一） bi（库车土语），biž（喀什图语），biy（莎车土语）
Qir （边棱，棱角） qi（库车土语），qiž（喀什土语），qiy（沙车土语）
我们不难发现“和田人的语音特点源于属印欧语民族的特点”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维吾尔族人信仰伊斯兰教以后，《古兰经》成为了他们必读的圣书。而所有的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神谕，人无法用别的语言表达。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禁止被译成别的语言。不仅如此，至今为止所有的穆斯林念经都用阿拉伯语念，而《古兰经》里的神谕必须要发音准确，错误的发音算是亵渎《古兰经》。就这样，本来古代突厥语中并不存在的一些语音和词汇混入到了维吾尔语里。古代突厥语的r是小舌音，阿拉伯语的r是舌尖音，维吾尔人信仰伊斯兰教后他们语音中的小舌音r音就变成了现在的这种舌尖音r。和田人和吐鲁番人信仰伊斯兰教较晚，所以他们的语音中还存在着古代维吾尔语的特点，而并不是印欧语民族的语音特点。
关于罗布泊方言的形成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人探讨了小罗布淖尔的境域变迁及其土著罗布淖尔人的祖源，认为他们是土著的塔里木人。有些人想把他们与蒙古的多伦人联系起来，但我们不难发现，罗布淖尔人的语音特点或风俗习惯中根本就找不到蒙古人独有的特点痕迹。而罗布淖尔人的语言中有着大量的古代维吾尔语的特点，从此可以断定，罗布淖尔人历史源远流长，而多伦人是１７世纪左右，迁移到南疆的西蒙古厄鲁特或卫拉特人，此前罗布淖尔人一直在罗布泊周围生活了很多世纪。他们在１８世纪信仰了伊斯兰教后，加入了维吾尔大行列。该地区之所以形成了罗布淖尔方言，是因为罗布淖尔人居住的环境特别偏僻，交通不便。与周围的维吾尔族人来往甚少。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随着大量宗教术语的借入，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语词汇进入了维吾尔语。政教合一的各王朝政权使用的官方及宗教界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毛拉阿訇使用的书面语越来越远离了平民百姓使用的口头语言。就这样形成了14世纪至20世纪初新疆及中亚地区操突厥语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学语言所谓察哈台维吾尔语。这是维吾尔书面语的统称，在语言，词汇，语法等方面，以古代维吾尔语及信奉伊斯兰教以后的维吾尔语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语词汇替代了古代维吾尔语词汇，而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古代维吾尔语词汇还是占着首要地位。20世纪初尤其是中叶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现代维吾尔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代又一代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接近古代维吾尔语和维吾尔语口语的现代书面语代替了察哈台语。现代维吾尔语是古代维吾尔语的延续和发展，但还是很多古代维吾尔语词汇没有进入书面语而被边缘化了，因此这些词汇仅仅保留在各方言和土语当中。这些方言资源是我们要抢救的宝贵财富。但我们没有去好好的研究它，没有好好的使用它。一旦随着社会发展，遇到新的事物我们忙碌于借外来词，而不去挖掘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资源。如果我们无法造词就可以在我们的方言里寻找合适的词汇使用。随着语言的盲目规范化，许多小土语和特殊的方言现象正在急剧萎缩和消亡。全面科学地研究维吾尔语方言的传统面貌，及时抢救记录和保存维吾尔语方言资料，保护民族语言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我们学术界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我们这次方言调查的目的是通过运用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去研究方言，以便更好的挖掘和保护我们的语言资源。我们在此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将方言与古代维吾尔语进行比较，从中得出科学依据，为语言工作者出谋划策。
================================
执笔：帕尔哈提·吐尔逊
协助： 吐送江·依明 阿依努尔·司马义
阿力木江·托乎提 帕提古丽·买买提 阿力木·玉素甫
阿布都热依木·.热合曼*
(脚注)
*帕尔哈提·吐尔逊，男，1969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人，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05级硕士研究生；阿依努尔·司马义，女，1980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人，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04级硕士研究生；阿力木江·托乎提，男，1980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勒县人，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04级硕士研究生；帕提古丽·买买提，女，1977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人，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05级博士研究生；吐送江·依明1980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人，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05级硕士研究生；阿力木·玉素甫，男，1973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人，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系05级博士研究生；阿布都热依木·.热合曼，男，1971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系05级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古代维吾尔语 方言 土语 语音变化
维吾尔语方言历史悠久。丰富的方言资料和语言文化资源，是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维吾尔语方言是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所有维吾尔语方言的总称，它又三部分组成：一是从南疆的喀什到北疆的伊犁，塔城以及东边的哈密，吐鲁番等地区的维吾尔族人使用的，由于使用人口比较多所以又被称为中心方言，相当于维吾尔族的普通话；二是和田地区的维吾尔族人使用的和田方言；三是使用人口比较少，但很有特色的罗布泊方言。对维吾尔语方言的划分，学者持不同意见。有些学者认为，和田方言中只是有些音的发音不同而已，和田周围的被归为中心方言的有些县，反而与和田发音很像。如，在莎车县和叶城县，越往东部，人们的口音就越像和田人。但有些学者认为，和田方言有很明显的地域特点，这不仅仅体现在语音方面，还体现在词汇方面。如，和田方言中大量存在古代维吾尔语词汇，古代塞语，吐火罗语词汇等等。但这次考察中我们发现，有些古代维吾尔语的词汇不仅仅在和田方言中存在而在中心方言中也能找到这些词汇的痕迹。例如：quwanmaq和田方言中欢乐，欣悦，感奋，高兴的意思。（古代维吾尔语中quw是幸福的意思，加表示自身态的后缀an就表示自娱自乐，参见《突厥语大词典》）。这个词在诗歌中仍然被使用，而且喀什，阿图什等地的年纪大一点的人也都会使用。就是说，随着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这些词汇在现实生活中正面临消亡。
维吾尔语各方言的形成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和田人的语音特点尚保存着古代住有操伊兰语之塞人(被认为后来主要居住在和田地区)、粟特人、所谓的吐火罗人之印欧语的语音特点，如，和田人发r音与属印欧语的当代民族的语音相似，等等。但有些学者测认为，这种所谓属印欧语民族的语音特点别的地方也有，如，吐鲁番人发r音与和田人差不多。我们在此次方言调查中发现，还有大量的维吾尔族人发出r音有不同程度的困难，如，莎车人的土语中辅音r已被半元音y代替。其实大部分维吾尔族人使用的中心方言中辅音r的脱落或交替现象普遍存在，如：
书面语 口语
Bar （有，存在） ba
Qar （雪） qa
Qäyär （哪儿） qäyä
Yar （悬崖） ya
Anar （石榴） ana
Pakar （矮个子） paka
Yär （土地） yä
Bir （一） bi（库车土语），biž（喀什图语），biy（莎车土语）
Qir （边棱，棱角） qi（库车土语），qiž（喀什土语），qiy（沙车土语）
我们不难发现“和田人的语音特点源于属印欧语民族的特点”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维吾尔族人信仰伊斯兰教以后，《古兰经》成为了他们必读的圣书。而所有的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神谕，人无法用别的语言表达。所以很长一段时间，禁止被译成别的语言。不仅如此，至今为止所有的穆斯林念经都用阿拉伯语念，而《古兰经》里的神谕必须要发音准确，错误的发音算是亵渎《古兰经》。就这样，本来古代突厥语中并不存在的一些语音和词汇混入到了维吾尔语里。古代突厥语的r是小舌音，阿拉伯语的r是舌尖音，维吾尔人信仰伊斯兰教后他们语音中的小舌音r音就变成了现在的这种舌尖音r。和田人和吐鲁番人信仰伊斯兰教较晚，所以他们的语音中还存在着古代维吾尔语的特点，而并不是印欧语民族的语音特点。
关于罗布泊方言的形成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人探讨了小罗布淖尔的境域变迁及其土著罗布淖尔人的祖源，认为他们是土著的塔里木人。有些人想把他们与蒙古的多伦人联系起来，但我们不难发现，罗布淖尔人的语音特点或风俗习惯中根本就找不到蒙古人独有的特点痕迹。而罗布淖尔人的语言中有着大量的古代维吾尔语的特点，从此可以断定，罗布淖尔人历史源远流长，而多伦人是１７世纪左右，迁移到南疆的西蒙古厄鲁特或卫拉特人，此前罗布淖尔人一直在罗布泊周围生活了很多世纪。他们在１８世纪信仰了伊斯兰教后，加入了维吾尔大行列。该地区之所以形成了罗布淖尔方言，是因为罗布淖尔人居住的环境特别偏僻，交通不便。与周围的维吾尔族人来往甚少。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以后，随着大量宗教术语的借入，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语词汇进入了维吾尔语。政教合一的各王朝政权使用的官方及宗教界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毛拉阿訇使用的书面语越来越远离了平民百姓使用的口头语言。就这样形成了14世纪至20世纪初新疆及中亚地区操突厥语民族共同使用的文学语言所谓察哈台维吾尔语。这是维吾尔书面语的统称，在语言，词汇，语法等方面，以古代维吾尔语及信奉伊斯兰教以后的维吾尔语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量的阿拉伯和波斯语词汇替代了古代维吾尔语词汇，而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古代维吾尔语词汇还是占着首要地位。20世纪初尤其是中叶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现代维吾尔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代又一代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接近古代维吾尔语和维吾尔语口语的现代书面语代替了察哈台语。现代维吾尔语是古代维吾尔语的延续和发展，但还是很多古代维吾尔语词汇没有进入书面语而被边缘化了，因此这些词汇仅仅保留在各方言和土语当中。这些方言资源是我们要抢救的宝贵财富。但我们没有去好好的研究它，没有好好的使用它。一旦随着社会发展，遇到新的事物我们忙碌于借外来词，而不去挖掘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资源。如果我们无法造词就可以在我们的方言里寻找合适的词汇使用。随着语言的盲目规范化，许多小土语和特殊的方言现象正在急剧萎缩和消亡。全面科学地研究维吾尔语方言的传统面貌，及时抢救记录和保存维吾尔语方言资料，保护民族语言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我们学术界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
我们这次方言调查的目的是通过运用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去研究方言，以便更好的挖掘和保护我们的语言资源。我们在此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将方言与古代维吾尔语进行比较，从中得出科学依据，为语言工作者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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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帕尔哈提·吐尔逊
协助： 吐送江·依明 阿依努尔·司马义
阿力木江·托乎提 帕提古丽·买买提 阿力木·玉素甫
阿布都热依木·.热合曼*
(脚注)
*帕尔哈提·吐尔逊，男，1969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图什市人，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05级硕士研究生；阿依努尔·司马义，女，1980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人，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04级硕士研究生；阿力木江·托乎提，男，1980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勒县人，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04级硕士研究生；帕提古丽·买买提，女，1977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人，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05级博士研究生；吐送江·依明1980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人，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05级硕士研究生；阿力木·玉素甫，男，1973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疏附县人，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系05级博士研究生；阿布都热依木·.热合曼，男，1971年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系05级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