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致力于取消边防证（网络版）
　　——关于“公众行动”的一些思绪
　　
　　作者：梁泉
　　
　　一
　　
　　我曾经在网络上张贴过一篇标题为《我梦见取消了“边防证”》（2005年5月）的帖子，那篇帖子是我的一个网络系列的节选，我之所以节选并公开张贴那篇文章，是因为恰如我在这篇网络文章中所相信的那样，个人的选择是自由的起点，个人的正确选择是增进自由的基础。安利公司（Amway）的总裁狄克•狄维士，在他的《黄金之门》中提出：“个人能够选择的范围大小，有赖于社会所提供的自由程度。而社会能够提供的自由多寡，却有赖于社会成员个人的选择。个人的选择愈‘正确’，社会能够提供的自由就愈多。个人的选择愈‘不正确’，我们能拥有的自由就愈少。”
　　
　　那么什么是正确的事呢？狄维士认为每个人对事情的对与错都有直觉的判断力。这种良知是人性的一部分。“我相信，上帝给了我们一个道德的蓝图。”狄维士说，“良知是了解此一蓝图，并接受上帝引导的工具。”他认为如果相信自由是天赋人权，那么有利于增进自由的就是正确的。
　　
　　所以美国前总统福特说：“（美国）全国各地的基层领袖，都是脚踏实地的人。大家都抱持着一个信念：自由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而非来自政府。”
　　
　　在“和乞丐只有一步之遥”的现代性困境中，我从自己“海内华人”、从“春运号中国”和“经济特区”的“南流资金”等等身上看到了一个衰败了的国家制度。与我们在《无益身心事常为》中思考过的无现代性的国家相比之下，作为身在其间的个人，一个衰败了的制度也许更让人们感到痛苦。而现代化国家社会的制度建设并不能一蹴而就。
　　
　　因此，我并不以为“盲流、民工、暂住证和收容遣送”这些让亿万人深受其害的制度化和制度性的国家与社会悲剧可以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生活在祖国的经济特区，哪怕是“边防证”这样微不足道的东西，在我梦见取消了“边防证”的时候，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都还是足以让我高兴得从床上惊醒……
　　
　　
　　二
　　
　　3月中我曾经在海口……，从那一年我17岁，在本次列车终点的地方上路，我对自己要做什么，心里是有底的。……我是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做什么的，以及我们可能是什么样的人。谢作诗先生曾经分析过“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经济含义，指出，世界有国家和民族地区之分，具有相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人群要集中居住在一起，居住在一起的人们要形成相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是要使个体具有接近总体均值的特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着深刻的经济含义，这就是以一种经济的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使得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相一致了。
　　
　　上月初我从广州回来，认真地思考了“因为灰色而美丽”，同时我也认真地思考了“我致力于取消边防证”。坦诚地说，我不是搞民主政治活动的所谓民运朋友的敌人，但是我肯定不是这些民运朋友的同道。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的1980年代，刘宾雁先生的两句话就让我终生难忘了，那就是，在大陆中国，制造一个冤案很容易，而纠正一个冤案却很难。这是一种制度性的东西，也是历史本身，它是一个民族社会的宿命，我坚信哪怕是毛泽东那样的强人，也无法改变它们。所以2001年左右我在给《南方周末》的朋友写信时说过，我永远不会相信中国共产党，但是我对中国共产党员永远抱有信心。毛邓时代还是一个强人社会，可是江胡以后，强人社会已经式微，在没有强人，也没有英雄的时代，需要的乃是个体与各个集团的博弈以及因此而来的制度规范。这就是“三届总理批示，为何不抵一家外商举报？”的道理所在。我当时节选《我梦见取消了“边防证”》这篇网络文章，目的就在于含蓄地提醒以及批评那些搞民主政治活动的所谓民运朋友。在“边防证”这样一件荒唐的事情上公民所表现的无力与政府所表现的无能足以让我们警醒，用我在《从“新大陆”到“自由联邦”——致祖桦先生》（见我的博客书信集）中引用过的话来说，“如果说我们能够从所面临的可怕逆境中获得什么益处的话，那就是幻想的破灭：避免了把精力和体力浪费在追寻不可能的目标上。”
　　
　　假如说“一个衰败了的国家制度”比一个强人主导的“无现代性的国家”更让人们感到痛苦，那么，如何降低这种生活成本？回到“毛邓”那种过去显然已经没有可能。但是，要想让这次转型深得人心，最终使人们能够用一种文明的方式来共同生活，并且能够处理在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差异与分歧的话。那么，除了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建设，我看不到其他的出路。我相信无论古今，不分中外，要如何收获就只能如何耕种，这就是我对你的《****》所传达的信息印象深刻的原因。
　　
　　三
　　
　　在臣民社会里，公权力的腐败与无能最终导致了几千年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结局，不论是从家天下的臣子臣民还是党天下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在没有市民那种自主、自治的身份自觉的情形下，良治与善行的社会自觉就永远没有可能。因此“公众行动”这种让市民有自主、自治的身份自觉作用的“做公民”而不是“是公民”的活动在让公权力有益和有用方面所起的作用将是决定性的。
　　
　　“公众行动”是对一个民族社会面临“一个衰败了的国家制度”（社会转型）的积极回应，这种回应可以简要概括为面对“公众问题”，形成“公共话题”，影响“公共政策”。这就是现在我强调的“我致力于取消边防证”的做公民行动，而不仅是当年我含蓄地表达的“我梦见取消了‘边防证’”的“是公民”（身份）意识。
　　
　　
　　说明：
　　
　　本网络文章是根据本月初我个人的一封私人信件改写，在写作这篇网络文章时，我就明确意识到我要把它们和早些时候我已经思考的“因为灰色而美丽”稍加修订后张贴出来。本月上旬，我在自己的纪行文字中提到过我近来看到的个人网点“三公网”，这样的个人网点让我想起了四年前自己创办的新大陆网站以及社区，自从上网开始，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做到“公开姓名、公开思想、公开行动”，现在，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如此践履自己的“三公”。在网络上如此“三公”也许并非是“人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对有这种想法的人来说，只要愿意，我相信所有网友都能做到。我从不认为言论就是为了真理或者是什么正确，我坚信言论无非就是表达，也许言论与所谓的真理和正确有关，但是言论不是真理和正确本身，在言论自由已经载入《世界人权宣言》的今天，但愿再也没有什么金口语言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也没有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话语垄断。正如古代希腊思想家巴门尼德所言：“说与思，是一回事。”既然我们有所思想，那就堂堂正正地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