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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茅于轼老师的新文章

楼主:优雅的粉红色 时间:2007-08-08 20:06:11 点击:1435 回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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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原因很简单。为穷人说话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穷人是弱势群体,需要有人为他们说话。哪怕说错了,也不同担心。因为立场不错,顶多是技术性错误。说话的人考虑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对自己的舆论评价,为穷人说话是不会出问题的。我国是一个特别讲究立场的国家。立场错了一切都错。谁敢犯错立场性的错误去为富人说话呢。所以都站在保险的立场上为穷人说话。
  
  
  
  为富人说话则不同。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至于做事,为富人做事是有酬劳的,所以大多数人愿意为富人做事。而为穷人做事很难有酬劳,所以为穷人做事的人比较少。于是结果是许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样一个社会是很不正常的,是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之,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
  
  
  
  先要说明,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愿意为这样的富人说话,并不是和富人有什么特殊感情,或者我个人得到他们什么好处,而是考虑全社会的利益。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九亿人口彼此监督,不让任何一个人变富。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最后都变成富人,目前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我为富人说话,遭到猛烈的批评。有这么多人反对保护富人,我更觉得有保护富人的必要。因为的确有一批人准备打倒富人,再次剥夺他们。这批人反对为富人说话,反对保护富人。所以骂我为富人说话的做法。当然,我不仅仅为富人说话,我同样也为穷人说话。不过正如前面所说,为穷人说话的不乏其人。所以我愿意更多地为富人说话。其实,我为富人说话不仅仅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还有前途吗?他们一辈子只能永远当穷人,永无出头之日了。除非自己现在是穷人,先打倒富人,等到自己变成富人之后再来保护富人。这对某一个人来讲的确很理想,但是对全社会来讲是没法执行的。唯一的办法是富人穷人同样保护。这就是人权。
  
  
  
  穷人容易受欺侮,受压迫。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富人一样会受欺侮,受剥夺。这大家未必很清楚。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人变富了就可能有种种麻烦随之而来。如果我们问一问任何一位企业家,当企业家容易吗?他们要交纳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要对付不讲理的官员,给他们上贡,请吃饭,陪娱乐,说好话,低三下四地做人。中国的企业家是全世界最难当的,风险最大的,负担最重的。在执业中稍有闪失,比如得罪了某位高官,没有协调好黑社会的关系,立刻灾难临头,多年的努力马上付之东流。在一个政策多变,朝不保夕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做事。但他们作出了伟大的成绩。中国改革三十年,财富的创造增加了十倍之多。这主要是企业家的功劳。人们常说,工人农民创造财富。这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家创造财富。改革之前也有工人农民,为什么财富那么少?现在就多了一个企业家,财富就蓬蓬勃勃地创造出来了。因为是企业家把劳动,资本,技术,市场等要素,以最有效的方法组合起来,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社会最需要的产品。这种组合要素的任务是企业家完成的,不是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一个国家经济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好坏,而企业的好坏取决于领头的企业家。当然还有政策环境的改变,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是党的领导好。虽然企业家们未必具有远见卓识,他们只是为了赚钱,但是客观上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我国的企业家在过去三十年中,在一个十分险恶的环境中,完成了里程碑式的丰功伟绩。为什么我们不保护他们呢?
  
  
  
  光为穷人说话是不够的。他们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做事。要帮助他们的孩子能够上学,有病时有钱看病,搞生产时有钱买化肥农具,或能进城打工,碰到个别老板欺侮时有人帮他们维权。这些事一部分有政府在做,但是远远不够,需要民间参与。而且是自我牺牲式的参与,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一心为穷人着想。可是这样的人还远远不够。
  
  
  
  我也赞成为穷人说话,他们的权利也需要保护。但是我反对为了讨好舆论,哗众取宠,说的话最终对穷人不利。比如鼓动穷人反对富人,宣传富人有罪,宣称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制造剥夺富人的理论。毛泽东为了解放穷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创造了一个穷人国。穷人并没有变富,反而更穷了。到毛泽东死的1976年全国有两亿多人吃不饱,常年挨饿。更不用说三年災荒饿死几千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穷人。后来眼看致富无门,只好宣称穷人光荣,愈穷愈光荣。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让穷人永远安心做穷人。倒是改革以后由于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做到了两亿人口脱贫。这是世界银行客观的研究报告,没有人能够否定。可惜的是至今还有许多人执迷不悟,醉心于毛泽东的造反致富的理论。
  
  
  
  还有许多表面上帮助穷人,其后果损害穷人的似是而非的政策,如要求小额贷款低利息,设定很高的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大学降低学费,制造富人搭穷人便车的政策,让穷人上当受骗。这些问题一时难于搞清楚,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更多的财富创造和合理的财富分配。其他的想法只是忙中添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人与人的平等,人人都能得到同样的保护。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不错的。让我们勇敢地去做吧。
  
  
  
  
  
  
作者 :郑重 时间:2007-08-10 11:43:00
  茅老老有所为,始终保有一棵年轻的心,令我辈汗颜。
  “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茅老勇于直面,敢于担当,是为中国之幸!
  
作者 :梁泉 时间:2007-08-17 13:11:00
  茅文真义:挨刀的穷人应该怪掏钱的还是怪操刀的
  
  
  章星球:转自真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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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真看了茅于轼论穷人富人的文章,对其人权观点表示支持和敬意,我认为茅老的观点可以总结为标题所述,挨刀的穷人应该怪掏钱的富人还是责怪操刀的强盗。
  
  茅于轼曾经说,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人权,尽管在这个制度下富人可以通过财富享有更多的好处,但首先制度对人权的侵害是不分富人与穷人的,某些富人为谋取比穷人更多利益而支付的成本,让人更能具体地看到被政府侵犯的人权的价格。宪政民主不立,即使是最高领导,他的人权同样未受保护,比如说,胡温也要从小被迫阅读马恩列毛,而不能自由地吸收他想要的知识,自由地选择教育的权利就是人权的重要内容,所以最高领导的人权也一样受过严重侵害。
  
  当然,更重要的是,茅所指的富人们,也应该看清楚自己与穷人们共同利益——人权,为中国的人权事业做点贡献。
  
  一个强盗用刀指着富人和穷人,谁掏的钱多谁就不用挨刀。富人掏了钱,穷人挨了刀,穷人是应该仇视富人,还是仇恨强盗呢?没有强盗对穷人和富人人权的控制,就不会有富人用财富去收买强盗。我认为这就是茅于轼此文的深意所在,薛涌显然理解错了。
作者 :偶是linda 时间:2007-08-20 17:39:00
  “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
  
作者 :定州大龙 时间:2007-08-23 19:10:00
  只有富人富得心安理得,富得理所当然,富得众望所归,富得安安稳稳,穷人才有盼头,才有希望!
作者 :郑重 时间:2007-09-01 21:19:00
  转载于中国选举于治理网,同时参见20070830《南方周末》
  
  温克坚:让穷人和富人自己说话
  温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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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457】【字号:大 中 小】
  
   一:茅先生说了什么?
  
   2002年10月,茅于轼老先生在杭州参加了一个网友聚会,做了个发言,大意是要保护富人的财产,只有通过保护财产,穷人才有致富的机会。后来有人把这些发言整理成文章,放到网络上,当时就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 有的朋友激烈反对,说要站在穷人一边,有的朋友说要站在富人一边,这样才能穷人变成富人。我是当时这个聚会的发起者,不过由于个人原因,我并没有参加这个聚会,但是后来在网络上看到讨论的热烈,也曾经简单写了点文字,提出“要让穷人和富人站在一起” 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发生交易,产生机会,富人可以购买必要的服务,而穷人可以通过提供服务,逐步摆脱穷人状态。我当时的意思是要取消那些制度性的障碍,比如户籍制度。
  
   几年过去了,那些制度性的障碍依旧,贫富更加悬殊,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更加尖锐,一些人的神经更加敏感和脆弱,阶级斗争的氛围似乎正在重新凝聚, 因此茅于轼先生的那篇“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就是和这个社会心理的正面冲撞, 自然很快成为一个讨论热点,并引发网络上口水滔滔。
  
   在我看来,茅先生阐述了几个简单的道理:告别剥削理论,不能再打倒富人;创富需要企业家才能;富人也是弱势群体,需要保护。有很多表面讨好穷人实际上祸害穷人的理论。这些说法,在当下的知识语境中,基本是一些常识,言说常识,捍卫常识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只需要适当的勇气。 茅先生就是用平白的文字,说出这些常识,来直面当下畸形的社会心理结构。因此,重要的也许不是茅先生说了些什么,而是茅先生的说法引发了什么,人们想通过批判茅先生想说什么。这些是社会心理的折射,也许更多的反应出这个社会的某种病灶。 从我有限的浏览来看,网络上的那些口水以及很多论者的指控,甚至连仔细阅读茅先生文章的耐心都没有。大多数也不进行论证,要么干脆就是谩骂,要么认定“权钱勾结”“富人原罪”“穷人被剥夺”就是基本的事实,任何对这种“基本事实”的否定或者其他解释就是政治不正确,可以构成道德上的冒犯。
  
   不过对茅先生为人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从道德立场角度对茅先生进行指责,那一定是走错了方向。一部分原因也许可以归结为用词的随意性。比如“说话,做事,穷人,富人,仇富,原罪”等等词汇其实都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大家完全可以使用同一个词语,却指向完全不同的意思。因此,我同意一些分析者的意见,继续这种贫富二元的思路进行争论本身就是有害的,会强化目前一些畸形的社会心理,要进行有效的争论,需要重新开始一个事实认定和措辞规范的过程。
  
   二:言论自由是瓶颈
  
   一方在阐述一些基本常识,而另外一方在阐述“基本事实”,照理这几种阐述应该相互可以兼容甚至和谐共处了,可是这次争论中却显得有点势不两立,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不过在我看来,更重要的问题显然是要对这种社会心理形成机制进行剖析,通过对事实的还原,通过辩论形成的知识过程,使得一些情绪性的社会心理有疏导的渠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本文也并不准备从这个角度进行剖析,我希望强调的是必要的制度基础。这个制度基础,最简单的说,就是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自然不是要求某个特定的媒体承担这个职责,而是指言论权利不受公共权力限制。只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各种各样的观点以及他们相应的事实基础和论证过程才能得到交锋,并且被公众看得见,听得到,社会的公共理性才能发育并逐步得到提升,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民间评价体系。在这种公共理性照耀下,人们会明白贫穷和富裕并不是对立的,自由和不自由才是对立的。在这样一种评价评价体系的引导下,拥有财富的不同并不会制造太多的社会紧张和冲突,很多自由而富裕的社会已经证实这点。
  
   而在现实中,任何试图通过从制度层面解析贫富根源的努力都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这种分析会显得政治不正确,甚至有某些政治挑战性,在多层次的官方审查体系和媒体自我审查体系的作用下,很有说服力的解释无法有效传播。 相反,那些打着社会正义的旗号,以财产分配为主要标识的话语体系跟官方意识形态却有着天然的亲和力,社会主义和仇富原本是一家亲,只要执政者不放弃既有的意识形态,那么那些仇富的喧嚣绝对不会平静。在社会转型时期,贫富差异很容易成为政治矛盾的方便的替罪羊。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其实心里一清二楚社会贫富分化的制度根源,但是因为直接挑战制度问题风险比较高,那么柿子捡软的捏,把那些拥有财富的阶层成批判对象。一方面,可以收获道德上的美誉,一方便却没有什么风险,这实在是比较便宜的事情。 不过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仅仅凭着常识,就可以明白很多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那些歌颂权力,却指责资本的声音,总逃不脱机会主义的嫌疑。当然,在特定的政治敏感时间,社会舆论背后总是纠结着权力斗争的影子, 我们也不能排除特定政治实力借助煽动贫富矛盾,实现自己特定政治议程的企图。
  
   一个非宪政体制的存在,加上主张财富重新分配的各种理论的存在,使得中国社会面临特别的威胁, 也使得传播财产权保护的观念显得特别重要, 其实这也是茅先生文章的核心观念。仇富不解决问题,中国再也不能重新经历一次以财富重新分配为诉求的社会革命,产权保护必须成为法律的基本目的,保护产权的意识要沉淀为文化的根基之一,内化为人们的基本道德伦理。没有言论自由,这些目标都无法实现。 相反在严厉的舆论控制下,社会理性化程度低,伪装的正义正裹挟着情绪和喧嚣,很容易把社会引向自由秩序拓展的反面。
  
   三:用宪法权利来表达
  
   除了言论自由,这场争论还有一个重要的程序性缺失,那就是你凭什么为穷人和富人说话?!结合茅先生一贯的发言----比如他一直强调产权保护,反对剥削理论等等立场, 我可以理解为茅先生是凭借他的专业知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常识理性的捍卫。 但是那些满口代表穷人,为穷人说话的人士,你经过人家授权了吗?天下有各式各样的穷人,你凭什么为那么多人说话?凭你对贫困的研究?如果真的对贫困有研究,那你不会反对茅先生保护产权的说法。 还是凭你对财富的仇恨?问题是你仇富,别人未必仇富。 如果没有授权,最好别轻易代表穷人说话。你可以为自己的贫穷寻找理由,但是最好不要把你的理由给一般化,不是所有的致富都有同样的故事,也不是所有的贫穷都是同样的原因。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 穷人虽然穷,但是并不代表他不会说话。他不会说话,他可以联合起来说话,或者找到愿意为他们说话的人。换句话说,财富上相对贫弱的公民,可以通过组织,通过结社,通过政治参与来“说话”,这个时候他们说出来的话往往很响亮,这样就可以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并不需要那些面目不清的却自称代表他们的人士来强行为他们代言。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那些自称最广泛的代表他们利益的往往坑害他们最深。 而那些相对富裕的公民,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说话,同样可以通过行使这些公民的基本权利,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的组合以及他们的动态博弈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中的常态。
  
   在这种制度下,穷人自己能说话,自己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表达不一定是精致的文字,不一定是声情并茂的言语,这种表达就是宪法规定下的公民权利:游行,示威,结社,政治参与等等。
  
   比如工人们(相对的穷人)在和企业主(假设他是相对富人),可以通过建立工会,可以通过联合行动,来增加他们的谈判能力,使得利益博弈可以达到动态的平衡。在这个情境中,集体谈判权是表达的核心武器,而这个权利是谁在剥夺? 富人有这个能耐来剥夺吗?
  
   究竟是什么组织剥夺了这些权利? 这个恐怕是傻子也知道的事实。茅先生之所以强调为富人说话,也是看到在这种制度下,哪怕富人都没有“说话”的权利。孙大午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因为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就遭受了牢狱之灾;茅先生为孙大午这个富人说了不少话,他也因此赢得了不少尊敬。
  
   因此,在公民权利被压制,而公共权力恣意行为普遍存在的状况下,不管是富人和穷人,都应该抛弃这种“财富”视角,而应该从“权利视角”来看问题,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在追求落实公民权利的征途中,不分贵贱。
  
  
   注:本文立足于RFA采访后的思路梳理。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7-8-25 本站发布时间:2007
作者 :郑重 时间:2007-09-01 21: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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