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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钱塘人家》一部源于生活的记事小说(作者:庐上雁)(转载)

楼主:荷途 时间:2017-10-12 17:36:39 点击:70 回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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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我想写本自传体小说《钱塘人家》,酝酿了许久,只是我将这个想法与一位好心人聊起,此公哑然失笑,提醒道:“上级有规定,只有副部级以上干部才能立传!” 言下之意,那是大人物的事,尔等草民,岂可造次,怪哉?快快打消这种奇怪想法,免得惹事生非!
  忽然想到,小时最喜欢读的几本书,莫泊桑、巴尔扎克、包天笑、陈蝶仙,这些人笔下,不是一些小人物?一个作家,最熟悉的事,莫过于自己生活的环境,前辈以才取人,没有多少官本位观念,流传下来,脍炙人口,吾辈为什么不能?读者大抵是平民,一代人能从我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身影,寻到自己走过的道路,或许,在那个急风暴雨的时代中窥探到一群小人物的命运,见到一个时代的背影,能从前人的经历中认清现实,把握未来,岂不快哉!也就满足了。

  转自 新风文学微信公众平台
  (ID:xf-2014-07)

  第一章 儿时眼中的西湖

  一 、湖畔的老房子
  我在杭州的西湖边长大,湖畔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再熟悉不过了,那么的亲切,印象至深的惟有湖上的明月。虽说西湖风景,四时皆宜,其实,也只有春花秋月二季,才是最适宜于出游的日子。夏天太热,酷暑难挡;冬季太冷,寒风刺骨。只有春暖花开,桃红柳绿,秋月高悬,桂子飘香,才是湖上的黄金季节。杭州处于钱塘江下游地带,古称钱塘县,夏天潮湿闷热,居民屋子窄小,房间偏矮,不透气、不通风,宛若蒸笼,人说的“苦夏”,或者,“熬夏”,也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市人自有办法,傍晚时分,在门前的人行道上洒上几桶冷水,从家里搬出躺椅,摆上一张小矮凳,泡上一壶凉茶,躺在竹靠椅上,摇摇蒲扇,凉风习习,悠然自得,直至月上柳梢头,才打道回屋,夏天也就这样悄悄地熬过去了。不过,我妈妈自有办法,每天吃过晚饭,灌上一壶凉开水,拿着一张草席,牵着我的手来到湖边的草坪上。她将席子铺在地上,大家躺在草席上,仰望夜幕中的星空,一勾明月斜挂在天上,透出阵阵凉气,月光洒在湖波上,扬起层层涟漪,宛若片片碎金,让人遐想联翩。
  母亲爱好文学,一个会讲故事的人,自小到大,我就是在她的故事中熏陶成长的。她的话语中,谈天说地,诗词文学,无所不有,不过,有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不断抱怨、数落父亲。爸爸听了,只是笑笑,不以为然,从不作任何解释。我家的屋子离西湖不远,正面对着玉皇山。母亲说,在造房子时,一位风水先生来看过,说道:“此地不宜筑屋。”
  听者大惑不解,问道:“何以见得?”
  风水先生说:“房子正面对着玉皇山,玉皇山者,乃玉皇大帝传经布道之所也,一介平民,岂可与上天争高下?两字,犯冲,不详之兆!”
  父亲听了,后来买了一对陶瓷独角兽,一左一右,摆在窗台上,正面对着玉皇山。父亲说:“这样就可以避邪了。”
  夏夜,我们躺在西冷桥下的草坪上乘凉,妈妈的故事无穷无尽,说到风水这个话题,又说,过西冷桥的那幢房子(今印学博物馆),从前叫杜公馆。早年上海滩的一位大亨,杜月笙造的。杜先生乃是一个昔日沪上呼风唤雨之人,在造屋前,特地从外地重金请来一位风水大师勘察地形。
  先生细细察看之后,大惊道:“此地不宜筑屋。”
  杜先生听了,问道:“何也?西湖之滨,山清水秀,何来不宜之说?”
  风水先生道:“先生差矣!此地处孤山之阴,前有栖霞岭,有夕阳西墜之意;正对名妓苏小小之墓,旁有文人苏曼殊之墓,屋下暗潮汹涌,阴气过重,非吉祥也。”杜月笙在上海滩上正混得顺风顺水,听罢,付之一笑,不以为然。
  果然后来阳寿只有62岁。
  母亲又说,风水先生一言竟中,想一想,沙文汉以浙江首任省长之尊,入住此屋,奉为官邸,只住了几年就被打成右派,逐出大门,郁郁终生。自此以后,大小官吏,无人胆敢入住。
  还有一次,我们陪几位上海客人出游,泛舟湖上,春风杨柳,湖波荡漾,众人心旷神怡。母亲遥指孤山之巅的一幢宏伟建筑,说道:“此屋尚在建造之时,某日,蒋介石游湖,举头仰望,只见小岛山巅有一幢建筑特别显眼,粉墙绿瓦,倚山面湖,蔚为壮观,门楣上写着‘青白山居’四字,问左右道:‘此屋何人所居?’属下据实禀报:‘这座房子乃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将军之别墅。’
  蒋公闻言,面带愠色,一语不发。
  有好事者将此语传给杨虎,杨将军闻讯,大惊,吓得不敢入住。
  由此,青白山居自建成后,一直闲置,无人斗胆入住。解放后,只得将清代典藏的《四库全书》移放此屋,倒是让一堆旧书享尽了湖光山色!”
楼主荷途 时间:2017-10-12 17:38:11
  二、早年湖畔风情
  我开始读书时(1956年秋)在里西湖第一小学,位置在曲院风荷古碑附近(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前草坪上),校门对着西湖。门前有条石板小径,称湖口路,门牌号为湖口路12号,校舍与曲院碑亭只有一路之隔。
  进入校门,有一个大院子,中间有个荷塘,荷池周边用木栏栅围着,荷塘旁有条长廊,贴满了标语与宣传画。
  过荷塘,有一幢二层中式建筑,前有七、八级石阶踏步,一边有个大教室,另一边是楼梯与几间小教室。大教室里放在排排长椅,墙上挂着一幅大照片,有位身着格子袍的女子,手持一柄短刀,目光炯炯有神。
  据说这里原是秋社所在地,秋社者,乃纪念辛亥先烈秋谨之祠堂也,那个持刀女子想必就是秋谨了。
  大教室周边地方多被隔成一个个教室,二楼有校长室、教员办公室。从楼梯上去有个平台,可俯瞰院子里的荷池,也能远眺校外的西湖。
  走廊的一边是荷塘,另一边则是一个祠堂大厅。记忆中,学校有较大集会时才偶尔用一下,雨天或课后,小朋友将这个地方当作活动场所。
  过了大厅是个操场,一面靠着祠堂大厅,三面用竹篱笆围着,内有篮球架,还有个小沙坑。操场前有个坪台。天晴时,早操后书记站在台上训话,大家规规矩矩地在下面聆听。
  操场的篱笆一边面对西湖,另一边篱笆外有三个坟茔,听说是辛亥的三位烈士墓(30年代的《杭州导游》载:“三烈士墓为陶成章、杨哲商、沈由智之葬地,在凤林寺前。”)它们是做成青石水泥板正方形的,并不吓人。放学后,还有小朋友在那里玩耍。过了坟茔,有几棵参天大树,树旁就是秋谨墓了。
  30年代《西湖新志》写道:“秋谨女士为绍兴之革命女子,清宣统间,因徐锡麟案株连,受诬被诛。初葬西湖,后移越中。至民国,改葬湖南,二省聚讼,复归葬西湖。墓前有风雨亭,取其‘秋风秋雨愁煞人’之诗意也。”
  听说,校后原有一个大寺院,称凤林寺(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位置)。不过,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寺院早已拆除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说杭州》记载:“凤林寺,俗称喜鹊寺,在孤山西冷印社附近,唐元和二年僧道林所建。
  寺后有君子泉,寺内有巨钟。钟声摇曳云水间,令人意远。昔时正月初八杭人烧外八寺香,此为其中之一。解放后,寺已不存。”
  小学有个同学,叫张宏亮,他说,50年代,杭州要造一家饭店接待苏联专家,没有西餐厨师,特地将他父亲从上海调来做西餐,全家人也跟着过来了。
  读二年级时,学校在曙光路口的乌石峰下造了新校舍,于是,师生们从秋祠搬了出来。学校搬走后,祠堂也拆掉了。拆除时,听大人说,在秋祠地下发现许多石板棺材,甚至有白骨。当年人们仍然将这些石棺原位埋入地下。有人说,这些石棺是埋葬满清钱塘县官吏的。民国后,在此造秋社,人们将他们埋在秋社的屋基下面,作为泄愤,或者说,作为对这些满清权贵压制汉人的报复。
  学校没有搬迁前在跨虹桥边(西湖六桥之北面首桥),桥堍有一座西式二层建筑(如下图)。开始时,这幢房子作为岳坟消防队的所在地,有辆消防车停在那里。后来,消防队搬到岳庙对面靠近湖埠(碧血丹心碑旁)的地方去。
  自此之后,那幢房子晚上漆黑一团,从不见灯光;白天也不见有人进出。有个小朋友告诉我,公安八处就设在那里,八处是个监督可疑人物的公安机关。据说,西湖周边的餐馆、照相馆什么的,全归他们管。杭州人的口头禅“暗钩儿”,就是源自他们。人们望而生畏,小朋友多敬而远之,没人敢到那个地方玩。
  多少年以后(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仍然能将这家餐馆做的名菜说得头头是道,特别欣赏这家馆子做的荷叶粉蒸肉与豆沙油包。
  父亲说,每到夏秋季节,餐馆门口就会摆上一张方桌,台面放一个蒸笼,热腾腾的,空气中飘散着粉蒸肉特有的那种荷香、肉香。
  路人经过,多会忍不住买上二包带回家去,与家人分享。
  后来,太和园房子拆了(成为一片绿地),每经过此地,父亲似有恋恋不舍之感,说道:“老早太和园的菜做得多好啊! 餐馆前的湖里放了一个竹笼子,每有湖上渔家打到鱼虾,便会特地送到太和园。老板将鲜活的鱼儿放进竹笼子,沉入湖水中养着。待有了客人上门,立马派伙计拿着兜网,从竹笼子里将活鱼取出,当场活斩现烹。”
  上世纪四十年代出版的《实地步行杭州》有:“菜以醋鱼为最,杏花楼、楼外楼、太和园善制之,其所取者乃草鱼,皆范笼而养之湖边,顾客点及,即取生鱼洗刮,投沸水中,起锅后,另和酱醋调藕粉再煮,需时仅十分钟,故鲜嫩异常。”
  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说到太和园的水晶油包,总是津津乐道,因为油包的馅子是用豆沙做的,豆沙里有一块猪油,称之“水晶”,肥膘的油被豆沙吸走,按时话说,就是“肥而不腻”。在那个每月每人只配给二两半油票的年代,听了父亲一番描述,似有耳闻解馋之意,至今让人垂涎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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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荷途 时间:2017-10-12 17:41:01
  三、童年的快乐时光!

  在卍草堂玩

  学校搬到了曙光路口的乌石峰山下后,小孩子常玩的一个地方是卍字草堂。这个“草堂”在今东山弄口的西湖医院后面的山顶上(仁寿山)。那是个用铁架与彩色玻璃做成的圆形建筑,有铁楼梯上去,远远望去,山顶上突兀着一个类似天文台的圆形观察所,夕阳西下之时,闪闪发光,特别吸人眼球。
  不过,到这个建筑物去须要上山(从今西湖卫生院处),走很长的水泥踏步。进入建筑时(不上锁),能见到内部的墙面全是佛教壁画。
  房顶为玻璃构筑,能透进阳光,所以,白天进去,不用灯也能见到壁上的图画,色彩鲜艳,画着各式各样的佛像。不过,印象中这些佛教图画与平时寺院所见的菩萨大相径庭,倒是很有点西洋诸神的特色。
  记得在这个草堂下面一间陈旧的民屋(今曙光公寓位置)住了一位老太太,母亲叫她阿太,与母亲很熟,妈妈常带我到她家玩。
  母亲告诉我,上面那个卍字草堂就是这位老太太的亲戚造的,她在这里负责照料。不过,这个卍草堂在大跃进时拆除大炼钢铁了。《说杭州》记载:“卍草堂,卍同万字。《苑咸诗》:‘莲花卍事总由天’。草堂在岳坟后之东山弄。抗战前上海天丰药厂厂主卢志学之父所建,为西式之圆形建筑。其屋顶颇似天文台之圆顶,而以玻璃为之。每值夕阳照耀,光芒四射,映于湖上,亦奇景也。
  卢为粤人,其父笃信佛,草堂壁画专为绘制,供奉佛像而建。堂内四周全为西方极乐世界之壁画,计有佛像千尊。
  五百余尊为陈晓江所作,陈旋病殁,则由张聿光继成之。聿光曾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教师多年,名画家也。据云其屋顶之设计,亦为绘制及观赏壁画像所需,人临其境,颇有置身极乐世界之感。杭城沦陷时,未遭破坏,以日人多信佛,不敢毁也。胜利后,主人捐其地办范德小学。”

  攀登乌石峰

  我家在乌石峰下,乌石峰是儿时的嬉戏之地,也是我的乐园。只要想到童年的生活,乌石峰就会浮现在眼前。
  小时,我总觉得,屋后有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只有高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才能到达峰巅,顶上有一块巨大的黑色山岩,乌石峰由此得名。
  春天,风和日丽之时,父亲带我上乌石峰放风筝,登山只有一条人踩出来的泥径,还未到达山顶就淌出汗水,气喘吁吁了。
  我用力抓着树枝,费劲地攀上了最高端的那块硕大的黑石,微风拂来,顿觉神清气爽。向下眺望,六桥横卧水上,湖上烟波浩渺,小船迎风破浪,岸边嫩柳簇拥,汽车宛若甲壳虫在缓缓爬行,湖光山色,尽揽无余,不由心情舒畅。
  当时的心情不亚于运动员攀登珠峰的骄傲…..终于到达了心目中的巅峰。
  随着岁月的流逝,上乌石峰的次数多了,一到周末,小朋友便一轰地拥上乌石峰玩耍,尤其是地回春暖之时,山上一丛一丛鲜艳的杜鹃花点缀在郁郁葱葱的林木之中,美极了。小伙伴兴奋得满山遍野地奔啊、跑啊,回来时,每个人都采回一大束一大束的印山红或野嫩笋,妈妈将嫩笋用咸菜炒着吃,将花插在窗前的瓶里,仿佛春天的气息也带到了家中,一家人快活极了!
  我忽然意识到,儿时心中那座高不可攀的大山,原来,很矮,一下子就冲到了山顶。想起来,人个子长高了,惟独乌石峰永远不会长,才会变“矮”。
  多年以来,心目中的乌石峰永远是那样的祥和与宁静,没有湖畔常见的镜头:游客、香客,熙熙攘攘,显得宁静超脱。
  不过,乌石峰的一个好日子是中秋之夜,许多人不知道,乌石峰是杭城赏月的最佳位置之一。立于山顶,举头赏明月,俯首望秋波,意境寻常。但见,湖上粼粼波纹,随风而逝,碎月逐流。如果极目远眺,城里灯火通明,万家团圆,千家欢聚,一时有“湖光、月色、人欢,尽揽囊中”之念。
  山上还能见到浙江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在此聚会。他们席地而坐,边赏景,边弹琴,树影朦胧,月光如洒,乐声悠扬,欢歌笑语,营造了一种难得的祥和气氛。可以说,西湖周边山林,惟独乌石峰,虽紧邻西湖,靠近城区,却很少被人提及。后来我从事地方文史挖掘工作,查考了相关资料。《西湖志》廖廖数字带过:“乌石峰,在栖霞岭西,海拔123米”;清《钱塘县志》也有:“乌石峰,在紫云洞上,石色如墨,故名。又名白沙山,山顶旧有朝阳台。”
  不过,《浮生六记》一书中“浪游快记”篇,对于乌石峰着墨较多,写道:“乌石峰,上有朝阳台颇高旷,盍往一游。余亦六发,奋勇登其岭,觉西湖如镜,杭城如丸,钱江如带,极目可数里,此生平之第一大观也。”
  清《钱塘县志》载:“湖山神庙在岳鄂王祠西南,前临金沙涧,后为乌石峰,有泉发自栖霞山,涓涓下流,仗榛莽中,上多桃花,名桃溪。雍正九年,总督李卫相度地形,芟芜涤秽,虚明闲敞,爰创祠宇,奉湖山之神。”
  古人有诗,夸道:
  凌云黟石削孤峰,南渡犹馀倒壑松;
  那为寻秋频着屐,自因叩法独闻钟;
  溪声吼处疑成云,山色飞来总是龙;
  欲借庵前千尺松,磨崖饱落兔毫浓。
  不难看出,人们早就知道乌石峰是赏湖的绝佳位置,在峰顶筑了个观景台,游客到此观日出、赏湖景,甚或,还能远眺钱塘江,宛若天际上的一条白带,成为生平难得所见之景观!

  植物园,我的嬉戏之地

  在小学读书时,放学后,玉泉寺附近的山山水水成了我们玩耍的地方。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玉泉寺旁边造了一个植物园。当年进植物园或玉泉寺,不用买票。每到周末,小伙伴们便成群结队地到植物园来玩,尤其是春光明媚的季节,园中满山遍野的树木花卉,特别吸引人的眼球。
  有一次,有位小朋友对大家说:“植物园后的山岭下,有一片桃树,长着许多桃子。”我们一听说,引起了好奇心,便轰然来到了那片长满桃树的地方。
  这位小朋友说:“这里就是桃源岭。”
  那时,桃源岭尚未开发,玉泉寺后有条泥路,一直通向桃源岭南麓山脚的几间破败茅屋。路上还有不少树木、水塘,塘中有着碧绿的池水,水草映在晶莹透澈的水中,每到春暖花开之时,一大群一大群黑色的蝌蚪在水草中游来游去,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于是,小朋友找来了些瓶子,灌满水,将池中瓢来的黑蝌蚪放在瓶中,望着瓶中窜来窜去的蝌蚪,开心极了。
  我们舍不得丢掉,将瓶中的蝌蚪带到学校里玩,这一下,“惹祸”了。
  有一天,老师特别将我们这批小孩集中起来,几位班主任都来了,他们说:“有人反映,学校管不住小孩,放学了,不回家,竟敢跑到桃源岭去‘捣乱’,抓蝌蚪,这样危险的事情都敢做!”
  小朋友们吓坏了,谁也不敢多说话。
  自此,大家再也不乱跑了,放学后乖乖回家做作业。
  不过,到了星期六下午。小伙伴们再也抑制不住好奇心,又成群结队跑到桃源岭来玩了,从玉泉大门进去,沿着一条羊肠小道,一直跑到山边。那里有一大片的梅树,梅花虽已凋谢,但树上结着一个个小小的、青青的梅子。
  有位小朋友说:“后面还有一片桃树,长着蟠桃。”
  我忽然想到,连环画《西游记》中孙悟空偷吃蟠桃的故事,心想,蟠桃一定好吃,否则,孙行者怎敢偷吃王母娘娘的桃子呢?况且,吃了还能“长生不老”。大家很想进去见识一下,蟠桃究竟是个什么样,只是院子大门紧闭,外面用竹子篱笆围着,谁也进不了。
  只听见有位小朋友开心地大声说:“你们看,那里有个地方可以进去!”
  大家跑过去,一瞧,果然竹篱笆有个地方特别稀疏,我们个子小,只要稍移动一下竹条,人就进去了。于是,几个大胆的小孩便钻了进去。
  院中有梅树,也有桃树,虽早过了鲜花盛开的日子,但是,树上结着一个个小小的青梅。小朋友个子矮,在下面采了几颗梅子。我迫不及待咬了一口,酸涩难吃,吐掉了。有人说:“时间太早,还没有成熟哩。”
  刚想出去,不知谁喊了一句:“有人来‘抓’了,快逃!”
  小朋友见状,一哄而散。
  第二天,我们到校上课,才知道又闯下了“大祸”。
  做完早操,汪书记站在台上,铁青着脸,说道:“有群众反映,学校里有人‘偷’桃子,我已经调查过了,昨天,哪些人去了桃源岭?老实地走出来!
  书记又厉声问道:“谁带的头?”
  小孩子吓坏了,谁也不敢作声。书记扫了大家一眼,冷笑道:“别以为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右派分子的子弟带的头!”
  我不知道书记大人指的是谁,可是全体师生的目光不约而同地全集中到我身上了,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瞧着我。
  我忽然明白了,我与别的小孩子不一样。当年只是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自此,我再也没有去过桃源岭,童年时的快乐记忆,嘎然而止。
作者 :余闻道 时间:2017-10-12 17:45:22
  这必须要点个赞啊~
楼主荷途 时间:2017-10-13 17:29:42
  第二章我与父亲龚文千

  父亲犯了什么事,让别人这样对一个小孩?
  儿时一点摸不着头脑。
  父亲龚文千是抗战后到杭州的,原在大后方的经纬纺机制造厂复员,整体迁到拱宸桥,他也跟着来了。父亲在拱宸桥筹建工厂,还在北山路造了一幢小屋(文保单位),一直住到2010年过世为止。

  一 父亲来到杭州
  父亲是江苏太仓人,抗战前,跑到杭州考国立艺专(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专业是实用美术系。
  父亲对导师雷圭元推崇备至,他说,胜利后,刚到杭州时,首先就是找雷老师,借住他家在灵隐路的寓所。当时这个专业不多,对此父亲洋洋自得,他说,考艺专不容易,与我从太仓一起出来投考艺专还有一位女生,蒋天流就没考上,只好去投考苏州艺专。
  抗战爆发后,艺专西迁云南,父亲在昆明毕业的。
  胜利后,原在大后方的经纬纺机制造公司复员,将机器设备等运到拱宸桥,易址重建。父亲担任经纬纺机公司杭州筹建处主任,又一次来到杭州。
  那些年,一边在经纬纺机厂做事,一边在北山路(时称岳坟街93号)造了座小屋(今“文保建筑”)。
  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决定将经纬纺机公司在美国订购的巨型纺织成套机械设备运到山西榆次县重组,成立另一家“经纬纺织机械制造厂”。由此,杭州的经纬纺机厂筹建处业务结束,他们从上海的中国纺建公司仓库接收了一批纺织机器,更名为浙江麻纺织厂。对于那段经历,父亲极少提及。上述这些事,我是从母亲那里听说的。

  二、在建筑设计院工作
  麻纺织厂基建项目完工后,父亲转到市总工会上班,那时总工会正在筹建三台山疗养院。有一次,我们泛舟湖上,见到湖西绿荫丛中这座外观宏伟的中式建筑,杭州市总工会三台山疗养院,父亲不无感慨地说:“三台山疗养院是50年代根据上级政策设计的,也就是,顶上采用流行的宫殿式大屋顶,绿色琉璃瓦;主楼旁边的房屋照搬‘苏联风格’,做成‘对称’式样。”
  在他的口气中,对这种建筑模式不无想法,又无可奈何。其实,如果浏览上世纪五十年代留下象模象样的建筑,多给人这样的印象,一个时代建筑的写意。
  三台山疗养院竣工后,父亲进入浙江省城市设计院(下称“设计院”)工作。他对我说,在艺专学的那个专业(实用美术),根本“用不着”,好在学过《营造学》课程。毕业后在贵阳开营造厂,在经纬厂与浙麻做的也是“基本建设”,房屋设计可说得心应手。到了设计院上班,由于艺专出身,功底扎实,很受人尊敬,父亲也颇为洋洋自得。他说,他是最早进入设计院的几个员工之一。
  我家住在离设计院不远的北山路上,每天骑自行车只须半个小时就到办公室了。同事们对他无不流露出羡慕之情,自己住的小屋就是自己设计建造成的。
  父亲颇为自得其乐的。每年建筑部要举行全国性的建筑设计竞赛,几乎每次设计赛,父亲都有名次。竞赛后,总要正式出版一本汇总获奖者作品的《全国建筑设计竞赛图集》。我常常翻阅那些父亲拿回来的,一本一本装订精良的《设计竞赛图集》,这些图集仿佛是他辛勤奋斗的酬劳。有一次,我不无遗憾地说:“你怎么总是二等、三等奖,或者,优秀奖呢?不能拿个头等奖吗?”
  父亲说:“这是全国性赛事,想一想,有多少省市,有多少设计院,又有多少名建筑师?各地还要搞平衡,全省也只有几个人获奖。”言下之意,能够排在几个获奖者名单之中,父亲已心满意足了。

  三、戴“右派”帽子
  到了1958年,父亲被戴上右派帽子。那时我太小,印象非常浅淡。只记得一天晚上,突然来了不少人,对我家的房子里里外外搜查个遍,将父亲珍藏着的一些信件、画作、书籍,全部抄走了。
  父亲有许多亲友、同学,彼此往来的书信。不过信中多是一些家常话,似乎也没有搜出个罪证。
  至于说父亲究竟犯了什么事,才被扣上右派帽子的,全家人一直搞不清楚。母亲说,你爸没有别的事,就是“说错话了”。
  至于什么话说错了,我们不知道,设计院的人说,档案里有记载。
  “记载”了什么,连本人都莫明其妙,恐怕只有那个年代才干得出来。直到文革结束,为他平反时,人家才告诉他,父亲说过,抗战的胜利是美国人在广岛扔了颗原子弹。别人批判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共产党八年浴血奋战,以及苏联的对华出兵才取得的。由此,说明他有“崇洋亲美”思想。
  我问他:“说过这样的话吗?”
  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我是吃技术饭的,没想过这事,怎么又会说呢?别人说我‘资产阶级思想’,拿不到把柄,或者说,可以‘上纲上线’的言论,生搬硬造的,这是人家支唔乱造的事。”

  又说:“我心里有数,人家划我右派,平生只有三大错,一是有个资产阶级丈人;二在湖边造了幢房子;三是看不起领导(不巴结上司),领导不舒服,再说受过旧教育,人家会放过吗?
  还有一次,他对我说,反右时,人家整我,其实,不管我有没有说话、有没有做什么事,都会挨整。这与什么引蛇出洞,或者说,阳谋没多大关系,大家心里有数,我的出生、受的教育就决定的。至于大酉,或者,驾吾这样的人,侥幸逃脱而已。石华玉没整得那么惨,多半是当官者也会生病,需要高明医生罢了。
  不过,父亲与别的单位的右派比起来,设计院还算关照。
  有位设计院老员工对我说:“你爸人老实,人家说他有罪,人家说他什么,全认了。从不与人争辩,老老实实,领导觉得他‘态度好’,从轻发落。那个时候,别人要整你,如再‘辩’几句,就是‘抗拒从严’,划个‘极右’,更惨了!不仅自己开除公职,坐牢、发配,还会殃及一家人全都发配到边远穷僻的地方劳动改造。”
  母亲说,陈修良(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沙文汉夫人)就是与人争,“硬拗”,人家辩不过,落得一个极右分子,押送农村监督劳改。
  父亲定性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虽被戴上右派帽子,只降了二级工资,由原来七级,降为九级,仍拿到95元工资。在许多人眼中,仍忿忿不平:一个右派,“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居然拿着比我还高的工资!”
  到了1958年,父亲下放到金华临江公社长山大队二队去改造思想。在长山锻炼了整三年,母亲也跟着他一起下乡。我只是个小学二年级学生,与年长二岁的姐姐留在家中,父亲请一家邻居相帮照看。
  母亲说,初到长山时,下放干部不少,有杭州的,也有县城下来的。社员不知道“右派”是什么?
  生产队长毛泰拉大了嗓门,介绍道:“这几个人与别的干部不同,他们是右派同志,没干过粗活,大家要照顾一点。”
  有一次,父亲成为全社人的笑柄,起因很简单,父亲挑了一担大粪到地里浇肥。本来他就不会挑担,摇摇晃晃的。恰巧要过一条独木桥,一不小心,连粪桶带人一起翻进了溪沟,弄得浑身粪便,虽说臭气冲天,幸好下面是个泥潭,没伤筋动骨。旁边农民见了哈哈大笑,将他扶到溪滩里洗了一下。
  这一下,成了全社人的笑料,名声很快传遍方圆数十里。
  不久,设计院派人下来了解下放干部“思想改造”情况。
  说到老龚,社员个个赞口不绝,并把此事作为表现好的例子。父亲长期搞基建,土木建筑在行,村里人造屋、建楼、修桥、铺路,总找他帮忙,公社、县里也常派他的差。父亲乐此不疲,有了此等美差,可以名正言顺地不需日晒雨淋下地干活了。父亲总说:“学门技术好,到处有饭吃。如当年学了文史,就惨了!
楼主荷途 时间:2017-10-13 17:30:31
  四、“摘帽”回杭州
  经过三年的改造思想,(1961年)设计院给他摘帽,调回杭州。
  虽说已摘帽回原单位,可以从事原先工作了,不过,今非昔比,只不过多了一个名词,“摘帽右派”。当然待遇上比没摘帽的人要好多了。
  反右后,父亲接受了教训,不敢“乱说乱动”,自此谨小慎微,从不“骄傲”,处处“夹着尾巴做人”,走路弯腰低头,见人低声下气,领导叫做什么,从没二话,做得多,说得少,或者,干脆,不说,整天埋头苦干,只求“表现好点”,谨言慎行,老老实实,生怕再次掉进政治运动的旋涡里。
  设计院对父亲还算不错,大体上来说,杭州的一些较大工程,诸如,杭州大学的几幢教学主楼、图书馆、住宅、厂房、体育馆等,他都参与设计。回到家里,父亲极少谈到设计院的工作或同事,尤其是领导,偶尔提到,在他的口气中,将院里的人分为“吃技术饭”与“吃政治饭”二类人。
  说到“吃技术饭的人”,总是用一种称赞的口吻说,某人技术上有一套,某人有独到见解。说到“吃政治饭的人”,则闭口不谈了,流露出敬而远之的神态。偶尔说起一些同事,大致上有董大酉、王正本、唐葆亨,这么几个。
  董大酉是1963年调到设计院的,任顾问工程师,也是获得庚款为数不多的几个留美学生之一。解放后,担任过建工部设计院总工程师,那年(1963)刚从天津设计院总工程师的位置上退下来。在几次会上,董先生与建设厅副厅长余森文相识,董与余森文谈到杭州园林建筑与西湖开发的设想,十分投缘。六十年代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萌生了南归之想,大酉原在上海工作,迁出上海的人,户口很难再回去。由此,想调到老家的杭州来。
  余森文经上级批准,向他表示,浙江可以工作调动名义,将他的户口迁到杭州。回来后,安排在建筑设计院任顾问工程师。
  父亲告诉我,他们对西湖西部开发有些想法,回忆起来,“西湖西进”的发轫,应该始于他们这些人当年的思考。
  父亲几乎不谈论单位里的领导,惟有余森文、林川,提过几次,让人印象至深的一句话,他说,与那些“吃政治饭的人”相比,余是个“想做些事情的人”。
  在设计院,大酉与父亲经常谈到玉泉植物园与西山路(今杨公堤)的发展问题,想法不谋而合。父亲做过三台山疗养院项目,长年住在西山路口的北山街上,对于西湖西部地形地貌,可说了如指掌。
  董先生初来乍到,对城建与西湖园林开发有个模索过程。
  有一次,大酉及设计院的一些人与父亲一起到植物园与西山路踏勘,边走,边聊,说到西湖西部的园林资源开发、人文资源,话语滔滔不绝。回忆起来,当时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很想为西湖西部地区,包括植物园、西山路、三台山路等地做一个整体性的开发规划。
  说着,说着,不知不觉就走到我家附近,有人便向大酉介绍说:“龚工就住在这个房子里。”
  董先生见了,十分好奇,于是,大家一起进了屋子。
  那时,房子很小,很挤,住着多户人家,不过,当年司空见惯,也不见外,坐下来,又七嘴八舌地聊了起来,我也站在一旁。
  说的内容由工作聊到家庭生活,董说,设计院的人多以为我是北方人,从天津调来。我在京、津地区多年。其实,我生在杭州,早年在上海做事。解放后才调到西北的,后来才到京津工作。
  又说,我爱人也是上海人,金女大(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毕业。母亲听了,不由说道:“我也是金女大出来的。”
  说到当年金女大抗战时西迁成都的事,话题就来了,这一下,除了工作以外,彼此距离拉近了。董先生很健谈,他说,我是四十多岁才结婚,只一个儿子,叫董艾生,在杭二中读书。
  又说:“虽说我生在杭州,亲友多在上海,多年在外地工作,所以,杭州已经没有什么亲友。
  说到孩子,董先生十分骄傲,用不无夸奖的口吻说:“我儿子毛毛很聪明,成绩好,喜欢数理化,回家忙着摆弄半导体收音机,只是不太愿意到外面跑。”
  其时,人们对文科不看好,流行的口号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对于文科专业,常常被人忽略。
  他听说我与他儿子同年(1949年出生)时,眯着眼,看了我一会儿,对父亲说:“你的儿子很秀气,我爱人与你太太是先后同学,孩子又是同龄人,就让他跟艾生交个朋友罢。”
  董先生老大得子,又是独苗,取名“艾生”,蕴含“爱子至深”之意。就这样,我与董艾生,成了朋友。
  一直到文革初期,我还时常到劳动路董家找艾生玩。
  只是到了文革时期,大家往来少了。有一次,我又跑去找艾生。大酉见到我,不无关切地问到设计院的事。
  他听说我父母在运动中遭受冲击,十分同情。
  谈到自己的情况,庆幸地说:“我刚调到市建设局(离开设计院了),新来乍到,打交道的人不多,人家不知道我的底细,没有人贴我的大字报。”今天回忆起来,他还说,反右时,我刚好到苏联出差,回国后,运动高潮已经过去,接下来调到天津工作。话语中,有不无侥幸之意。不过随着运动的深入,董先生也未能幸免。
  文革中,董家夫妇过早去世,他们的独子,艾生,得了忧郁性,住进了医院。当然,随着文革无休无止的开展,董先生与父亲的那些对于西湖西部开发的设想,早就无疾而终了。
  文革时,对于父亲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整个设计院几乎“一锅端”,以前站在台上指手划脚的领导,隔岸观火的同事,只要上了点年纪,全关进了牛棚。造反派眼中,父亲这样的摘帽右派,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无足轻重,在批判走资派或反动权威时,才拉出来陪斗一下,父亲在文革受到的凌辱远没有母亲那么难熬。

  五、八十年代后的父亲
  改革开放后,全国开展大规模的纠正冤假错案,父亲被彻底平反。
  恢复名誉后,发表的那篇《关于杭州西湖的建筑造型、区域划分与扩大湖面等问题探讨》(82年)的论文
  对于湖西地区的规划前景做了细致的分析并绘出了详尽的图纸,同时,对西湖周边直径圈内,楼屋高度的限制,以及杨公堤的恢复,西湖旅游向西部拓展等,他的主张得到各方认同。
  回想起来,那些构想的基础,应当来自当年他与董大酉几个人奔走思考的结果。当然,真正推进西湖西部地区的建设,以及“西湖西进”政策的落实,还是200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了。
  有一段时间,父亲在设计院的标准设计站工作,当时出版的《全国建筑设计标准图集》就是父亲参与设计的。
  由此,也给父亲一个机会跑到全国各地去观摹当时的各式各样有代表的建筑物,留下不少珍贵的照片。
  那本《标准设计图集》成了我至为珍贵的怀念父亲的“纪念物”。
  父亲一直工作到1986年(68岁)时才退休,离开设计院。退下来后,父亲没有息手,在九三学社办的一个建筑设计咨询公司上班,一直至78岁,已无法看清图纸了,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

  本文转自 新风文学微信公众平台
  (ID:xf-2014-07)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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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荷途 时间:2017-10-14 16:31:40
  小学毕业后,我没考上初中,在讲究出生的年代里,要查家庭出身,考“根红苗正”、“三代贫农”,或者说,“革命干部后代”(简称“革干”)之类,我这样一个出生在“旧知识分子家庭”者,自然而然被列入另类,虽说父亲已摘帽。不过,摘帽右派犹如“刑满释放分子”一样,依然被列入别册。
  “成份”这个词汇在今人看来,联想到的内涵更多的是化学成份之类,可当年每个人读书、工作、入党、参军、升迁,或者,参加社团什么的,甚或,迁户口,小到在什么表格填写时,此栏的内容都要慎重其事的如实填写,也最为人看重,无论做了什么,或者,准备做什么,首要的事,追根刨底,查血统,查祖上几代,直系、旁系都要弄得一清二楚。这一下,父母急了,好在听说有几家民办学校正在招收落榜小学生。于是,替我去报了名,我也就顺其自然地进入了那所学校,湖滨初中(民办学校)。
  凡进那所学校的孩子都是公办学校“刷”下来的人,多少让人灰心丧气,同学心里清楚,自己是因为家庭出生不好,或者,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在小学段特别调皮捣蛋,才会进入这所学校的。
  不过,那所学校所在位置特好,就在临近西湖边的学士路上。清代这里叫“旗下”(旗者,满清也),清军攻占杭州后,将西湖边接近城区最繁华的地块圈起来,留给自己享用,住在旗下的人非同一般,成了实际上的人上人(汉人是不准进来的)。
  民国后,拆掉了围墙,正值西风东渐,造了一些中西合壁的里弄房子,也就是人称石库门建筑,湖滨初中所在地称星远里。
  不过,校舍只占了星远里一幢房子的一个底层,楼上及周边的房屋仍有居民住着。校前有青石框大门,进去后有个小天井,青石板铺地,天井后原是客堂,人们将客堂与旁边的二个房间改建成教室(底屋有三个教室,一个办公室)。
  学士路沿街还有几个教室,那时,凡行人走过都能听到教室内的朗朗读书之声。课间休时,同学们闲站在路旁观看往来的行人、车辆。
  不知怎的,校正门被前面的屋子堵住了,师生只能从窄小的后门进出。后门窄,进屋后,旁边有个小木楼梯。
  楼梯下,就是进入一个教室的通道。这里原是厨房,搁板太矮,师生进出需弯腰低头才行;室内过于阴暗,白天也必须开灯,教室旁有个小窗,正好对着隔壁人家的天井,邻居在天井里搭了个灶台,如果那户人家炒菜,厨房的味道就会飘进教室。教室的另一面是又是一个房间,学生可从木板墙壁缝里看到另一个房间的活动。如今想起来,方寸之地,竟然挤得下一个班的五十名左右学生,委实不易。
  学校没有操场,上级强调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
  “德”是爱党、爱国、爱人民;
  “智”就是文化知识;
  “体”,即,体育运动,要求学生有健康的体魄。
  幸好,离学校不远六公园的省高级人民法院旁有块空地,有现成的篮球架,于是,体育老师方正就带学生在那里上课,那块空地就成学校操场了。虽则是一所里弄学校,但是,教师工作做得兢兢业业,同学读书也非常认真,即便是作为创办人的黄展岑老师,虽说年龄已大,既做管理工作,也为我们授课,讲的是中国历史。已经五、六十多年过去了,想到他当年讲课内容,许多学生仍历历在目,特别是他说到“旗下”情形,满人对杭州居民的专横跋扈,对汉人无所不在的压榨,以及市人的愚昧无知,头头是道,让人记忆犹新。
  多年来,我热衷于地方文史挖掘,多少得益于当年黄校长的影响。
楼主荷途 时间:2017-10-14 16:32:55
  2013年,我正巧在上城区做文史工作,原湖滨初中所在地在调研区域之内,也就顺理成章地对这所学校的来龙去脉做了点考证,专门去访问初中时的班主任(也是学校创办人之一)陈天乐老师。
  他说,湖滨初中筹措于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后期,国家经济陷入困难,公办学校难于满足学生升学需求。
  于是,党中央提出了“二条腿走路”方针,也就是,在党领导下,借助民间力量,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创办学校,湖滨初中就是在此大形势下,由湖滨街道与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共同创办的。
  说到学校开办初期的情形,陈老师说:“1961年,我在复旦大学生物系读书,得了病,校方劝我回家疗养。只好回到杭州,闲居在家,此时,有位街道干部找上门来,说道,有些孩子小学毕业后考不上初中,又没到就业年龄,呆在家里,成了社会负担,问我可不可以将他们组织起来,补补课,来年再考,不仅解决了街道的困难,考生与家长都有这样的需求。
  于是,我们(尹德予、钱兆成,许忻祖)四个人给他们补课,当初只是义务劳动,我们出力,街道办事处提供场所,在下兴忠巷54号的一座旧房厅堂里。恰好此时,民革的黄展岑、王恭寿、戚沪生等人找到了湖滨街道,谈起,想开办一所民办初中,解决落榜小学生求学问题。街道办事处在星远里恰巧有几间空房,一拍即成。
  由此,民革与湖滨街道办事处合作,首先撑起了这所学校。
  我听了,不觉奇怪,问道:“校舍处于靠近西湖边的学士路上,寸金寸土之地,怎能拿到这样一所房子做校舍呢?”
  陈老师说:“湖滨初中刚成立时,房屋经过社会主义改造(注2),空在那里。民革听说了,就与街道协商,让学校办在那里。”
  我问:“学校是街道与民革共同创办的,莫不是开办资金由民革出,校舍由街道提供?”
  又问:“民革那来资金?又不是一家赢利机构。”
  另一位老师,王其培解释说,实际上,民革也没有钱,只是牵个头,工商联的汤元炳先生(注2)闻讯,学校缺少开办资金,从个人积蓄中调了一部分(一万元)过来。
  陈老师接着说:“其实,民革也没有拿出多少钱,记得我的第一次工资,二十三元,全部是从学生缴的学费中得到的。”
  我追问:“学校成立前,学士路校舍的房子是谁的?怎会‘空关’?”
  陈老师告诉我:“星远里的整条弄堂的房子都是一个叫陶星基工程师的资产,后来,国家对私人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注3),湖滨街道办事处拿去。空关也是空关着,社会上有那么多失学青年,对于街道来说,成了一个棘手问题!拿出来做校舍,解决社会问题。”
  筹办中的学校,虽有了星远里那座石库门老房子作为校舍,但是,学校需要的桌椅板凳等教学用具从哪里来呢?
  众人一筹莫展,幸好,街道办事处有个人与教育局的人很熟,听说有家公办学校需要更换桌椅,旧家具正要处理掉。
  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很兴奋,几经协商,我们几位老师自己拉着大板车,七手八脚,将他们淘汰掉的桌椅板凳搬了过来,放在空置的房间里。
楼主荷途 时间:2017-10-14 16:34:00
  王其培老师说,这所学校是由民革与街道以及几名社会青年办的,实际筹建与教学负责由王展岑操办,初时全校没有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上级调派了一位党员老师过来,此人叫沈玉美。
  调来时,没有具体职务,她是学校的第一个党员,为了体现党的领导,大家叫她“负责人”。
  另一位负责人,屠瑞芬副校长,从一所公办学校,瑞金中学调过来的,她原在瑞金中学做团委工作。当我去访问屠老师时,她说:“我到学校时,他们已将学校撑起来了。过来前,领导答应过,原‘公办学校待遇’不变。对于我个人来说,作为一个党员,首要任务就是服从组织上的分配。”后来,钱美玉老师也来了,职务是指导员,大家叫她钱指导,也是学校的负责人之一。
  当我们谈到师资来源时,老师们众口一词地说,虽然只是一所新“民办学校”,但是,大部分师资都在大学读过书,由于种种原因而又回来的人,师资质量并不比别的学校差。有二位老师是夫妻,毕业于北京名牌大学,被分配到邯郸师院,他们长辈都在杭州,那年,老人瘫在床上(儿女均分配在外地),没人照顾,俩人急了,一同回到杭州服侍老人,却失去了在邯郸的那份正式工作。

  于是,学校将他俩一起请了过来。
  黄展岑的职务是副校长,也是学校事务的实际操作者,依然上课,教中国历史。有一位老师,钟再安,原在大学读书,已三年级了,只是家里贫困,被迫辍学回家就业;另一位老师叫王恭寿,好像历史上有点事,教的是生物与数学;还有一位老师,楼恩泽,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当过国军的上校,孤身一人在街道工厂做小工,也被学校请了过来。
  至于钱兆成老师,在杭州大学读书时得了肺病,学校怕他传染给别人,劝他退学,只好辍学回家。剩下来的几位老师,原在公立学校工作,出于难言的原因,出走了。一位叫秦伯平,曾在杭四中做总务,早年当过管账先生。离开杭四中后,依然在湖滨初中当会计。
  第一届学生的班主任王其培老师说,我原是浙江农业大学的学生,在五十年代的校系调整中,迁到了新疆,实在难于适应那里的生活,又得了病,不得已只好回老家杭州养病,在湖滨初中教的是英语。

  陈老师告诉我,学校的生源主要来自公办初中招考落榜的差生。
  不过,有一点各位老师的想法基本差不多,虽称落榜生或差生,其实,质量一点都不弱于任何公办学校。原因很简单,学生不是因成绩不好而落选,仅仅是因为“家庭出身”而被拉下来的。
  尽管文革尚未开始,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子女在小学毕业后,很难进入高一级学校,剩下的,就是资本家、小业主,或者说,被认为是“家庭背景复杂”的后代,也难进入公立学校。
  陈老师说得直截了当:“招的有二种人,一种是家庭成份差的优等生,另一种是红五类当中的乱头阿爹。”(杭州话/顽皮的学生)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黄展岑当年不辞辛劳,四出奔走,开办这所学校的初衷。在那个年代里,不仅为一些社会青年或流落社会的人找到了谋生之地,也为许多学业优秀,苦于出身不好的孩子,撑起一个小小的园地,可谓功德无量!
  说到教学质量,各位老师异口同声地说:“湖滨初中的生源虽说‘差’,但是,教学质量一点都不弱于任何公办初中。
  第一届毕业生(1965届),有一半以上考取了高中,录取率与普通公办学校持平,且略为高于公办学校。要知道,那届学生“家庭背景”不怎么样的人居多,有这样的录取率,相当不错了。至于说到第二届毕业生,恰好遇到文革,学生们与他们的同龄人差不多,大多数人上山下乡了。当年我就是这所学校的第二届毕业生。
  陈老师说:“到了65年下半年,教育局为了集中力量办学,将西湖边的另一个地方,涌金门附近,营门口的横紫城巷,也有一所类似的民办初中,叫涌金初中联合办学。那所学校与湖滨初中在规模相近,上级决定将二所学校合并,成立涌金初中。
  此时,黄展岑老师年岁大了,没有再到合并后的涌金初中去,就这样,‘湖滨初中’这个名称也就自动消失了。”
  我很感激这所学校,因为在我一生求知的最关键岁月里,能与一群命运近似的人相处,彼此之间,心照不宣,即便,在文革这样的疾风暴雨中,也能相挤取暖,有了精神的慰藉,避免了某些人的遭遇。

  注释:
  1、北山路84号大院,位于北山路北侧,葛岭南麓,由一组近代别墅群组成,除保留民国时期别墅建筑外,1949年5月后,作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干部宿舍,又陆续增建多处别墅。

  2、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点。

  3、汤元炳(1909-1995),任杭江纺机厂经理,解放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委等。
楼主荷途 时间:2018-02-27 14:43:13
  第六章 风声鹤唳中的小猫

  我家养过一只小狗,长着一身黄黄的毛,大家叫它“小黄”。饲养小黄的初衷不为别的,我家屋子周边房子不多,想来父亲为了家里安全,才养了狗。每当我放学回家,小黄就会亲热地跑上前,汪汪地叫着,淡黄的毛色,光滑透亮,围着我蹦蹦跳跳。

  当我独处时,它会静静地趴在身边;不开心时,它会来舔我的手掌心,仿佛在向人撒娇讨好,让人忍俊不住,小黄陪我度过了童年最快活的时光。

  童年的我,不知道人生是如此地艰困。在一次运动中,居民区批判母亲时,其中的一条罪名,就是狗仗人势,也许是狗的天性,见到生人便会汪汪地叫。

  父亲迫不得已,只好将小黄关在屋子里,整天用链条牵起来。

  尽管如此,别人仍不放过小黄。

  母亲禁不住群众的批斗。终于,父亲只好将小黄的眼睛用黑布蒙起来,放在自行车斗里,带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放掉了。

  小黄走了后,家里变得特别宁静,谁也不说话了,仿佛亏欠了小黄似的。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在我放学的路上,忽然一只小狗扑了上来,汪汪地叫,我惊楞了,不就是小黄吗?

  它舔着我的手,依然是那么亲热,我不由自主地将它抱在怀里,不停地说:“小黄,对不起!我们不该把它丢掉,又回来了!”

  可没多久,父亲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带着母亲要下放改造思想了。他沉重地说:“我们要去农村了,连你们都照顾不了,还能管只狗吗!”

  此时,恰巧有位朋友准备回乡,于是,父亲请他将小黄带走了。

  小黄走了,也带走了全家的欢乐。父母亲将我们姐弟俩人托给一家邻居照顾,就下农村了。那时我只有小学二年级,我们在邻家“搭伙”。父母的想法是对的,连自己都照顾不了,那有条件养狗呢?

  不知多少个月过去了,小黄几乎淡忘了。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梦乡里,忽然被几声狗叫吵醒了,那耳熟的声音,不就是小黄吗?我顾不得穿衣服,疯了似的跑到外面,果然是小黄,依然是那么亲热地扑了上来,我抱着小黄,抚摸着它的柔软的毛,小黄变瘦了,风尘仆仆,又寻了回来,似乎久别重逢,流露出欢快的眼神,仿佛没有什么埋怨。

  我慌忙跑到楼上,在抽屉里找到了二个雪饼(当年雪饼最便宜的食品,五分钱二块),我倒了一碗开水,将雪饼一点一点地给喂小黄吃,看着它贪婪的样子,忍不住哭了。

  那天,我将小黄抱到房间里,似有着说不完的话。可是,只是小学生的我,搭在邻居家吃饭,又怎能照顾小黄呢?

  第二天,我去上学了,我将家中仅存的点心,一小块雪饼,放在屋外的罐子里。我突然想到,有位同学的父母在食堂工作。到了学校,就与他商量,能不能弄点骨头给小黄吃。那位同学听了,倒是慷慨地答应下来。

  放学后,我就跟着那位同学到了食堂,果然替我弄到了一些骨头、剩菜什么的,我开心极了,总不能每天向人“讨”呀?

  那个年代,吃多少要看人脸色,人都吃不饱,谁能照顾一条小狗?

  我每天动足脑筋为小黄找食品,经常跑的地方,除食堂的泔水桶外,也到了杭州饭店后面的垃圾箱,为小黄寻找食品。我将找来的食物放在一个小罐里,每天晚上,小黄都会找来。

  可是,没过多久,放着的食物,几天来一动不动,也再听不见小黄熟悉的叫声了,我不知道小黄到那里去了。我宽慰自己说,也许小黄嫌我的食物太差劲了,找到更好的地方了?

  没过多久,父母在乡下的生活稍微安定了点,于是,将我接到乡下小学去读书了,随着日子流逝,小黄也渐渐淡出了记忆。

  有一次,母亲带我回到杭州,在一次与邻居的交谈中,他忽然说,不知怎的,你们走了后,每天晚上有一只狗在屋外汪汪地叫,烦死了!

  我与母亲突然意识到,不就是小黄吗?

  我们沉默了,全家亏欠小黄太多了!

  三年之后,父亲摘帽,一家人又回到了杭州。

  此时,全家四人挤在一个斗室之中,那有条件养狗呢?

  一天,父亲抱着一只小猫回来,说是一位同事家的母猫生了一窝猫葸,送的。小猫瘦小的身子,张着一对可爱的大眼睛,尤其是眼睛边有二个大黑圈,活像一只可爱的小熊猫。一望就让人又怜又爱,长着一身黑黑的短毛,大家叫它“小黑”。

  自从小黑来到我家,为家庭又增添几分欢乐,小黑比小黄更温存可爱,每当我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小黑便会跳到我的膝盖上,咪咪地叫个不停,撒娇似的,让人去宠爱它。

  如果抓到老鼠,小黑会将它拖到外面,咪咪叫个不停,仿佛在邀功。于是,父亲就会找出一些小黑爱吃的食物来奖励它。

  放学回家,小黑就会围着我的脚边转,像在说:“我饿了。”

  父亲尽管工作很忙,仍与小黑逗乐,他说:“这次可不能亏待小黑了。”我明白父亲指的是什么,我们对不起小黄,现在有了小黑,可不能抛弃小黑了。小猫喜欢吃鱼,可是,那个年代家里,人都吃不饱,那能有条件天天有荤腥呢?

  于是,父亲买来了一个小鱼网,做了一个网兜,好在我家离金沙港(一条西湖支流的小河汊)不远,每星期父亲都要抽出二、三天的清晨,到溪边为小黑抓鱼,多时能抓十几条小鱼,少时也总有二、三条的收获。偶尔,也能抓到几条稍大一点的鱼(小包头鱼),我们就烧着自己吃。虽然我们全家人都很瘦,可是,小黑却养得壮壮的,光滑油亮的黑毛,小黑陪伴着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快乐的时光。

  只是好景不长,运动又来了,居民区又开始批斗母亲了,他们说,这家人是“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连养只猫都是黑的。

  邻居自认为是革命派,凶神恶煞,母亲见到他们吓得哆哆嗦嗦,不敢与之交往,于是,这些人只好将气撒在小猫身上,一见到小黑就喊打,小猫在外如同惊弓之鸟,见了生人,就逃之夭夭。

  母亲不无歉意地说:“我们‘犯事’,也连累了小黑!”

  小黑在外面受了委曲,宛若惊弓之鸟,只要遇见生人,早就逃之夭夭,可是一跳进窗台,到了自己家里,就什么都不怕了,有时,我有同学到家里来,坐在椅子,小猫就会蹦的一下,跳上那个人的膝盖,咪咪地蜷伏在他腿上睡觉。

  我忽然觉得,小猫真通灵性,对于小猫来说,那些同学也是生人呀,怎就不害怕?小猫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家里,就有了安全感,不用担惊受怕,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保护它!

  我们住在楼上,特地在屋边为小黑做了一个草窝,这是一个寒天的焐饭窝,成为小黑的床铺。天气凉了,我们怕小黑睡着受冻,总是将窗子虚掩着,开个小缝。每次小黑回家,就会一蹦跳上窗台,用爪子将窗子打开,钻了进来,然后,蜷着身子睡在垫子上。

  有时,下雪、下雨,小猫就会自己拨开门,次日醒来时,只见小黑在棉被里呼呼大睡,雪白的床单上留下了一个个清晰的猫脚印。

  我们没有责备过小黑,外面冷,小黑也喜欢睡在温暖的被窝里呀!妈妈总是这么说,仿佛在补偿小黑为全家人的受罪。

  小黑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寒暑,几乎成为家庭的一个成员。

  终于,小黑没有等到邓青天为它平反的日子,离开了我们。

  直到今天,每当我听见猫叫,看见小狗,就会怦然心动,想起我家的小黑与小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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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荷途 时间:2018-02-27 14:45:24
  第七章 上山下乡

  在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里,成份差的人是灰溜溜的。

  在学校里,革命师生、红五类纷纷张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斗争席卷全校。造反派中有“革命派、左派、红暴派”之分,大家都标榜自己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捍卫者”.如我这样出生的人只能在一旁观看,自然而然成了逍遥派。

  到了1968年,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抢”的疯狂岁月稍有缓解。接下来,又掀起了另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学校进驻了工宣队(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来了一批杭州热水瓶厂的工人,班里多了个工人,叫谢水根,师生们称他谢师傅,动员大家上山下乡(教师多已“靠边站”)。

  1968年,学校的第一批下乡的同学去了萧山农村,他们在钱塘江边滩涂上围垦造田,回来说,实在太苦了,不是人过的日子,不过,建设兵团要好点!致少有工资,总不致于挨饿、受冻,或当倒挂户(意为生产队分配的工分不够支付本人口粮)。

  许多同学听了,纷纷报名到黑龙江建设兵团。

  班里只有个别人当兵去了,还一位身体有点残,按政策规定,允许“留城”(不用下乡),其余的人全部上山下乡(大家称之为“剃光头”),大家对那二位同学,好羡慕!

  高峰与同学们大多去了黑龙江,我没有走,成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又要开学了,学校只得把剩余的人推到了各人所在的居民区,负责动员下乡。

  1969年夏天,我们这些尚未下乡人的档案被移送到户口所在地的居民区(我在北山街道栖霞岭居民区)。

  那年秋天,居民区开始做“动员”工作,动了真格,完全不象学校那样温吞水(至少同学们还有点冲劲,或者说,“理想”)。

  在居民区则是另一码事,学生时代的激情,或者,对未来的憧憬,早就荡然无存了。在开动员知青下乡的会前,居民干部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的。会场设在栖霞岭的一个叫香山洞的地方,这里原有个寺院(香山寺/香山精舍),小时到那里去玩过,里面还有几尊石佛。

  只是50年代后,寺庙早就砸掉了,原寺院的房屋里搬进了不少人家。那天见到原香山寺内的走廊仍在,庙舍早已成为老百姓的宿舍。香山洞前有块空地,我到时,已经有几十个人坐在那里了,下面摆着条凳,凳子旁放了几张桌子,不像开批斗会,也不像座谈会,看那架势,类似于开公审大会。

  他们早与父亲单位取得了联系,将他从工作单位里叫出来。还有不少家长模样的人坐在下面的条凳上,父亲也坐在中间。

  我的周边围着一大圈人,指指点点,朝着我们这几个知青(我们坐在前排)。虽说第一个轮到的不是我,但也在前二、三名之内。

  挨到我了,治保主任戚素珍先上前,手指着我,说道:“你要知道你是什么人?你的父母是右派分子,你想逃掉吗?”

  她胸有成竹,厉声说道:“绝对不可能的!”

  这个戚素珍的名字,自从五八年对个体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在栖霞岭、岳坟街一带无人不晓,原先岳庙正大门对面直到湖埠头(游船码头)有二排大大小小的私营商店,出售各种杂货,诸如,锡箔、水果、食品、餐饮、土产之类小店。城迁运动时,将这些人全家大小全部赶到农村。

  六六年打砸抢时,岳庙的菩萨也是她带人砸的。六八年母亲押送回上虞,也是她领的头,做这类事,可说是她的拿手好戏。

  这个人先让父亲说话,父亲说:“我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支持儿女上山下乡!我只有二个孩子,一个女儿已经到乡下去了。”还没说完,一张户口迁移证放在我的面前。

  我扫了一眼,上书:我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决心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云云。

  我没有心思看下去,拿起笔,二话不说,就将那张表格填写好了。

  戚素珍见了,掩饰不住高兴,马上将我的名字在户口簿上注销了。那时的城镇居民将“杭州户口”看的高于一切,没有户口就等于没了粮票、油票、布票什么的,一个人也就失去了在城市生存的所有依据。户口一经迁出,也就意味着永远迁不回来了。

  只是过了一个月,正在我打点行装,准备到黑龙江去的档口,听说上面又来了新文件,凡“黑六类”子女不能去黑龙江。据说内部有文件,那个地方离国境线太近了,许多狗崽子竟敢逃到苏修那里,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罪该万死!因此,凡去黑龙江建设兵团或农村的人,一律要进行严格“政审”。可想而知,我的“报名”被刷下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不由暗暗高兴。

  坦率地说,我非常不喜欢过“军营式”的集体生活。如果我的命运还可以在兵团、农场、插队之间挑选的话,我会挑下农村。

  有几位去萧山红垦农场(浙江建设兵团)的知青回来说:那里原来是个关押犯人的地方,自从知青来了以后,将犯人挪到旁边的一个地方去了,相互之间,只隔着一道铁丝网。

  有些知青初到农村,没见过犯人,他们站在铁丝网外向里面张望,只见衣衫褴褛的犯人在劳动改造,不由惊讶地喊道:“牢改犯、劳改犯,你们快来看,他们是牢改犯!”

  有个犯人听了,非常生气,跑到铁丝网前,大声说道:“你不用咒骂我们,我们是劳改犯,不过,我们是有年限的,等我们服满刑期了,照样能回去。可是,你们知青,只有一辈子呆在这里了,哈哈哈!”

  如果一定要去农村,苦点倒不怕,可以去锻炼,好在年青,多点人生的阅历,倒是更愿意到浙江乡下,一是离家近;二是那种古文中的田园生活,“日出而作,日暮而归”,给了一点浪漫的想象空间。我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只有切身的感悟,才会写出感人的故事。

  第一卷 完 >>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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