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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五四:启蒙,未完成

楼主:检书烧烛 时间:2017-05-04 15:34:35 点击:19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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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李泽厚随想


  你能感受(不只是认识)这历史的残酷吗?依旧是春风杨柳,依旧是熙熙攘攘,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什么事都发生过了。
  ——李泽厚《杂著集》,第263页

  1

  一个民族在任何时代,也许只能是少数人乃至极个别人的觉醒,而多数人只能长久地处于蒙昩与浑沌。所以启蒙总是一件理想的事,一件总能被中途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的事,一件永远未可完成之事。

  所以李泽厚说,“有时候甚至整个时代的思潮所达到的深度,还不及一个思想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他曾被喻为“一个时代的思想启蒙者”,这或许是他对启蒙未完成、或根本不能完成的一声浩叹。

  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启蒙。中国在此前后,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中西文化的历史性相遇。文化的交融,给人们带来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能对外来文明的先进成分适时地吸收,同时,回到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观察与思考的位置,也能使人们对本土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有更客观和更本质的认识,从而滋养更健全的道德,建立起更好的价值和生活。

  但是,这种启蒙很快被救亡主题所压倒,一些真真假假的启蒙思想人物提出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设计,迅速而全面、主动和被动地宣告破产。此后则是长达数十年的救亡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到了最后,还出现了“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的文化大革命。

  按照李泽厚的说法,整个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现代史,是“救亡压倒启蒙,农民革命压倒了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当然不能说20世纪之初即开启的那场启蒙思想运动,最终却带来了集体的癫狂,但回望这一路走来的结果,当初以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启蒙并未完成,而且在很多时候,还确确实实地走向了它的反面。

  2

  上世纪80年代末,在西风劲吹东西交织、“众人失语,学术荒芜”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再次开启启蒙模式。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一批“自由思想、理想激情、诗意表达”的思想家,呼唤现代化、思想解放和人的主体性,以奠定与全球化相一致的中国现代化基础。

  这是以突破意识形态强制和理性回归为根本目的的又一场启蒙,由李泽厚借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200周年而及时发出,被称作“新启蒙”。

  与五四前期中国精英人物“中体西用”的主张所不同的是,虽然都是从传统出发,李这次提出的主张则是“西体中用”。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与西方经典进行了跨越时代、纵横地域的比较性的现代阐释,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原始儒家、宋明理学和释道思想的本来面目,以此帮助民众认识到中国的价值和道路选择。自然,这也是世纪之初,那些不顾中国久远的历史文化思想基础和社会本体,只是一味认定外来知识、且只举张全面“拿来”的庚子留学少壮人物们所不可同日而语的。

  然而,如本人开头即指出,所谓启蒙,永远是一件未可完成之事。

  正如《重构中国精神》(2005年6月第1版,文汇出版社)一书的编者所说的那样:“过去一百年间,经历了中西文明的几度碰撞,经历了文化上的自我怀疑和放弃,传统的信仰、道德、伦理、文化认同面临挑战。”“不受节制的商业化浪潮,最彻底地冲刷了人的心灵,一些中国人变成了虚无主义者。”

  以及该书的作者之一秋风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社会的确创造了经济奇迹,人们的财富和生活的确有了大幅度提高,文化、娱乐、消遣方式的确丰富多彩极了。但是,在这些物质的背后,心灵深处却是虚无的,这种虚无蔓延到人们精神的各个层面:个人的信仰、个体的私德与公德、怜悯之心、公民精神,等等。人们找不到心灵的归宿,整个社会因此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焦虑症。”

  这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之初的二十余年间中国人的精神历程所反映出来的基本状况,与百年之前的民族混沌与蒙昩,实无二致。今天社会的人们在物质欲壑之深的惊人程度,以及整个社会结构性的权力腐坏与滥用,特别是由此带来的民族心理的进一步溃败,使人们对一切传统几乎不由分说地迁怒与怨憎,并早已成为隔离精神自由与理性价值的浓重雾霾。启蒙所寻求的对个体灵性的唤醒,经过近十年时间的跋涉与踉跄,随着智者的远离,再一次被中断。

  3

  社会为什么需要思想启蒙?

  历史上的历次思想启蒙运动,对不同时代的社会到底需要做什么?

  思想启蒙的原点当自何处寻找?

  启蒙往往由外因所触发,而本来应是为了最后解决内因的问题。也就是说,启蒙并不是为了以之达到对问题本身的否决,亦即对本体抛离的外力空想和外力附体。

  如果按照体用关系来说或许更见显当。内因对应本体,外因乃是用所,就像一有病之躯,解决本体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不适问题,以使之痊癒,才是关键和最后的目的,故前提条件是不能脱离本体,而后择施外用,这才是启蒙的意义。

  所以李泽厚们的启蒙路径,是先研究本体,力求打通现代与民族历史文化的连接。大概正是吸取了五四启蒙流弊的教训,李泽厚提出“西体中用”的启蒙方案,与当年洋务大臣们的“中体西用”进行了体用关系的互换。

  “西体中用”的核心,是对生产力的本体性确认。因为现代化的核心是大工业生产,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的工业革命,其中科技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成为大工业生产的本体。它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不断发展,势必对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道德标准、思维方式等一系列观念带来巨大改变,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本体意识之一。因此,如果只是把科技发展当作一种“用”的对待,显然是偏狹的,也是不顾事实的。

  “西体中用”的目的,是补上中国错过的全球工业与资本发展机会的生产力基础,让人们从长期意识形态的梦魇中挣脱出来,回到社会化的大生产和普通的社会生活中去。只有发展了起来的生产力,才可以让一个时代的社会进入盛世,并奠定不同时期民族文化的复兴与繁荣,继而塑造出健康独立的文明肌体。

  “中体西用”是新启蒙运动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发声,虽然较之今日言论环境 ,整个社会倾听与反思的土壤还没有完全板结,普遍的价值撕裂也没有产生。但也只是在当时掀起一定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知识界,还处在相对简单实用的反对与讨伐的惯性之中。所谓反思,也只是止步于对刚过去的那一场运动的后悸与思痛。一个不须讳言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时代担当的精神核心,其实也是在那个猝然临之的市场经济与理论面前发生了动摇,在此不论。实际上,李泽厚提出的问题和需要解决之迫切性,在今天恐怕更应振聋发聩。

  4

  中国思想启蒙的路径不能完全地选择西化,因为这条路实际上已经被证明行不通。这是新启蒙思想家的一个颇有勇气的提出。

  中国文化中有一大糟粕,极为强大,未能破除,那就是封建思想。这里需要先厘清一个问题,即破除封建不等于破除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的本体意识,这才是最基本的社会“中体”。李泽厚在他的学说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这是思想界和普通民众始终未能分清的事。

  中国近代史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一部学习西方竭力西化的历史。按李泽厚的例举,最早大规模和系统的西化运动是太平天国运动,连毛泽东都指出,其领导人洪秀全是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从西方借来上帝,组织拜上帝教,提出打倒妖魔,去掉孔子牌位。他将传统的本体意识进行全盘的颠覆,而借来西方的摩西十诫,改造为国家的律条,却不针对自己和特权阶层。他不仅在财富上建立统一的分配制度,由天国的圣库进行统一管理,甚至还对家庭、人身等采取严格限制,比如男女分开,夫妻不能同房等,以此颠覆中国传统的人伦社会,企图建立一个高度巩固其统治、驱役的封建化、军事化国家。初听之下,这些简直匪夷所思,但是,你不难从中看出中国在西化过程的中一种熟悉的套路。

  例如,同样作为西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之后,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悉数照搬,并被无限扩大,终于在最后出现了个人权威绝对化的典型的封建化特征。中国传统意识、即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人伦、情本等本体性的社会存在被否定和破坏,其结果只会带来文明的废墟,而在一片废墟上的文化重建,并企求确立所谓的群己权限和国家、社会与个人的自由与民主的现代关系,那无异是空中楼阁。

  5

  李泽厚提出回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即以儒学思想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的基础,其理由是什么?

  在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缘起”时,李泽厚曾指出:“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造、构建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它不仅是‘精英文化’、‘大传统’,同时也与‘民俗文化’、‘小传统’紧密相联,并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通过儒学教义,经常相互渗透、联系。尽管其间有差异、距离甚至对立,但并不是巨大鸿沟。这样,儒学和孔子的《论语》倒有些像西方的基督教的《圣经》一书了。”(《论语今读》第1~2页,2004年3月第1版,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他还提出,儒学的“宗教性道德(‘内圣’)可以经由转化性的创造,而成为个体对生活意义和人生境界的追求,它可以是宗教、哲学、诗、艺术。社会性道德(‘外王’)可以经由转化性创造,而成为现代政治体系的中国形式:将重视人际和谐、群体关系、社会理想以及情理统一、教育感化、协商解决等特色,融入现代政治的民主体制建构中,开辟某种独创性的未来途径。”(同上)

  《圣经》在西方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影响不言而喻,它无疑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意识的历史基础。其间,他们也经由文艺复兴等标志性的转化创造,而形成今天的个体经验价值和社会政治体制,这是他们的客观社会存在,所谓“西体”便是如此。遗憾的是,近代的中国启蒙思想家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未能取得主流的政治地位,作为“中体”重要基础之一的孔子和《论语》,却屡屡遭遇近现代占据主流话语的中国知识人的误读和抛弃,可以想知,这种无根的、脱离本体社会意识的现代化追求,只能是一种中断启蒙、走向撕裂甚至是最后导致封建反扑的死环运动。

  那么,作为“中体”的中学出发和作为“西体”的西学出发,他们各自的宗教品格和哲学原理有何异同?李泽厚也在他的阐释中有清晰的解读。

  他认为,作为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宗教战争。儒学不重奇迹与神秘,但对宗教取包容态度。它执着追求人生意义,有对超道德、伦理的“天地境界”的体认、追求和启悟,以此助人安身立命,因此它是“没有人格神、没有魔法奇迹的‘半宗教’”的;但是,它又是“半哲学”的。儒学很少抽象思辨和“纯粹论理”,“这里很少有‘什么是’(What is) 的问题,所问特别是所答(孔子的回答)总是‘如何做’(Who to)。”“而所有这些都并非柏拉图式的理式追求,也不是黑格尔式的逻辑建构,却同样充分具有哲学的理性品格,而且充满了诗意的情感内容。”
  因此,在重新阐释孔子的那句最具代表性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时,李泽厚说,“从经验、事实、历史出发,温故以知新,不迷信奇迹,不空想思辨,此‘实用理性’之具体呈现也。‘实用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便正是历史理性。思辨理性(认识)、实践理性(道德)均来源和服从于此‘历史理性’。”(《论语今读》第61页,2004年3月第1版,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正是作为启蒙思想者的李泽厚与一般思想家在认识论上的一大分野,为什么?因为历史理性必高于科学理性(阶段实证),乃由于其在根本上增加上了更大的时间元的实证单位,故他所说的“来源与服从”,是不容忽视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真正的思想启蒙,须是要回到本体性的自我体认上来,这其实与西哲“认识你自己”的命题是殊途同归的。按照西学的逻辑要求也并不矛盾,即人类要建起通往终极自由的巴别塔,必然要从不同的方向奠基,从各自的方位出发。

  6

  启蒙未完成,但自那个时候开始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世事虽然颇多颠倒,而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却一直没有停止,这或许还算是希望所在。

  《论语 •子罕第九》中有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话:“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句话透露出一点历史的细节,记录了达巷这个地方,有乡人说孔子有博学的名声,但是也没看到他有什么成名的专长。大概是讥讽他沽名钓誉,没有什么实际的技能。《今读》引《朱注》中说,“射、御皆为一艺,而御为人仆,所执尤卑”,也就是地位极为卑下。孔子听到这个说法后有点自嘲地说,我干哪一行呢?赶车?射箭?我就做个赶车的也罢。

  李泽厚在阐释这一段时,及时地指出了时下中国“思想告退而学问方滋”的一大社会现象,也就是专家当道,哲学家、思想家恐怕不大受人待见。他则借此表明了自己心志:尽管如此,“还是不‘成名’也罢。”

  “学问方滋”时至今天,看看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很多很多不过是本质上的形式方盛,与“学”无关,相信大家已有目共睹。在我看来,李先生乃是过早地谦虚了,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执御者,都决定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与到达的与否,其为人之高下尊卑,与达巷党人之辈言有何干呢?

  201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中国五四青年节前夕,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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