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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中国文化”将来也可主导世界大势
黄守愚
刘洪波先生在《春节改名元旦，纯属瞎折腾》中说：“改春节为元旦的倡议，有着复兴文化的旗号。我不知道按照这种复兴法，中国的未来要回复到哪里去。‘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合法性’，竟然不在于遵从人民的意志和世界公认的价值，而是存乎‘元旦’与‘洋旦’的正名之中，‘贻笑天下’而已，谈何‘民族自豪感、优越感’！”（《现代快报》1月25日）由此，刘洪波先生认为，现行“春节”改正为“元旦”，属是“贻笑天下”的方略，并认为“不是一般的无聊”。而古丘先生《中国话语中何来“法理”、“合法性”？》一文说：“黄先生在文中大谈要‘反对西方话语霸权’，改名‘事关中国文化合法性’之类，可是笔者发现这篇文章写得相当‘西方’啊。”继而，古丘先生又提出了自己的几个观点。（红网红辣椒评论1月25日）
看来，我将现行“春节”改为“元旦”、现行元旦更作“洋旦”一事，又有一些新问题不得不回应诸位评论家。
我读了两文，深感当今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连刘洪波这样的知识精英也对传统文化如此陌生。虽然古丘先生甚为谦虚，但似乎未能思考到“世界潮流”也是变化的，“中国文化”也可引领“世界潮流”，其价值也能成为“世界普世价值”。将来，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世界之中心，那么“中国文化”之准则也可成为国际准则。而我们今日号称与国际“接轨”，实际上是“接鬼”。如此下去，西学鸠占鹊巢，国人认贼作父，真担忧将来中国会全盘西化。
道光三十年（1850），俞樾应礼部复试，题为“澹烟疏雨落花天”，答卷首句曰：“花落春仍在。”主考官曾国藩甚为赏识之。华夏文化在西方文化之冲击下，在当时的知识精英看来，中国文化是“澹烟疏雨落花天”，已破败没落，满目凄凉，似乎大势已去。花落春亦去，那是华夏文化的自我沦丧。“花落春仍在”，即为华夏文化续慧命，以图来日复兴成为世界之一枝独秀者。150多年来，知识精英对“澹烟疏雨落花天”之焦虑无时不在。
中国人两度全面受异族统治，一为元代，一为清代。另外，抗日战争期间，部分山河沦陷，部分国人为日寇与汪伪所统治。尤其是清代，面对“留法不留头”的高压政策，国人最终还是接受了满清异族文化。当时的朝鲜使团来到中国，就十分痛心地哀叹“华夏文化”之沦丧，认为“华夏文化”之“正统”不在中国，而在朝鲜。但到了民国初年，许多国人一听说割掉辫子，鬼哭狼嚎的，极不情愿，与清初之反抗留辫子迥异。如果真有历史必然性的话，中国人是最容易被异族或外来文化统治的。这正是我的忧惧。
我的思想固然保守，但不完全排斥外来文化。一言以蔽之，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完全复古被古人牵着鼻子走，沦为“古奴”，固然也不算高明；被西方文化牵着鼻子走，自甘作“西奴”，也不算好汉。中国文化必须立脚不随流俗转，走独立自主之路线，不能自我阉割而沦为西方之附庸（西奴），以至最终被西方文化消灭，而是自我挺立宏规，当下创造，作则垂范以契来者。
因此，刘洪波先生指责我建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合法性，“竟然不在于遵从人民的意志和世界公认的价值，而是存乎‘元旦’与‘洋旦’的正名之中”，并无道理。“元”、“天元”，正义也，何尝未吸收当今西方文化之精华，何尝不是人民的意志？事实上，目前的“世界公认价值”也是近世欧洲精英受儒家文化之孳乳而诞生的，我们何尝不能反手为之？正如“不学古人，一无是处；全学古人，何处著我？”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不学西方文化，固然是一无是处。全学西方文化，何处著我？故而，正如古人将佛教本土化为禅宗一样，今日之中国人应化吸收当今世界优秀的文化，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原则，再综合而转换创造出一种带有中国文化特质的世界优秀文化。随着将来之崛起，中国成为世界之中心，“中国文化”何尝不会引领世界潮流？其价值观何尝不会成为“世界公认价值”？届时，“世界”得与中国接轨，我们何必与世界“接鬼”呢？
而古丘先生以为我文多“西方话语”，涉嫌为另一种“西方话语霸权”。在中国文化中，“合法”一词，似乎可以相应对接“正统”一词。考虑到行文之需要，采用了“合法性”与“正统”两词并用。
古丘先生说：“当今世界虽没有实现全球化，但国家与国家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因此需要国际统一的历法和时间，难道中国要自立一套历法以“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吗？还是不要开这样的国际玩笑吧。” 按照康有为《大同书》的意见，各国之纪元皆为“私元”，不可以“私”为“公”。世界大同之日，还得遵照全人类意志制定新纪年法。但“大同”是世界与中国大同，还是中国与世界大同，就看以后谁能影响世界，谁掌握话语权，谁拥有规则制定权。故我以为，在世界大同之前，中国完全有必要建立一套本位纪年法和历法，一旦全世界将“中国文化”价值观当作好榜样的“世界公认价值”之际，即可通行世界。辛亥革命时期的黄帝纪年法似难以采用，因黄帝乃神话人物，不易考证。我认为，可采用孔子诞辰（“公元”前551年）作为“中国文化”式纪年的元年（2009年即孔纪二五六零年），或者采用秦始皇完成天下“大一统”的那年（“公元”前221年）作为“中国文化”式纪年的元年（2009年即大一统纪二二三零年）。
当今之西方文化，追求物质与财富及享乐的最大化，欲望无止尽，是人类历史以来最邪恶的文化。商业化席卷一切，不能商业化的文化就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因而许多濒危文化遗产被当作旅游开发，作为他者存在以悦看客，实际仍然无济于事。它对人类与地球产生的破坏最严重。现代西方文化是最“恶”的文化，违反自然规则，并不能给全人类带来福音。而人毕竟是一种动物，必须遵循自然规则。故而今人比古人越来越“恶”，对地球的破坏日益巨大。故而，我并不认为西方文化并非为世界最优秀的文化。西方文化未必能长盛不衰，其还能维持多久也是一个问题。此消彼长，再过几百年，何种文化成为世界潮流，我们也难以预知。
只有吸收当今西方文化之长处，内化为“中国文化”之精华，采取“抽象继承”与“批判继承”，旧瓶装新酒，转换创造，不盲目与世界“接轨”，不做对子孙后代极不负责的“接鬼”，作则垂范，建构“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为世界建构“中国文化”式样的新准则。一旦将来机缘契合，我想，“中国文化”也能引领世界潮流，其价值观也能成为“世界公认价值”，世界各国也会竞相与中国“接轨”。
许多人认为现行“春节”改称“元旦”是“瞎折腾”，或“除新布旧”，或“复古闹剧”。其实不然。我参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广播台在1月25日（除夕）上午8点至9点的《周日论坛》节目时，无意中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什么称作“除旧布新”，即是拨乱反正，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召唤大国意识，激起复兴中华之理想，建构“中国文化”之话语体系与准则。二是改现行“春节”为“元旦”，在仪式上具有规范与镇摄人心之作用，“以元统天”、“以元正始”，能告知国人“元旦”意味着“正义之始”、“光明之始”，能提醒世界人民何为中国文化之根源。三是“春节”是夏历“立春”之名，不能描述“元旦”之意义与价值。
全人类一切问题，可归结为“正义”与“秩序”，而“元旦”一词似可表述之。因此，将现行“春节”改正为“元旦”，可以全面彰显出传统“正月初一”的许多民俗意义、文化意义、宗教意义、政治意义，以免挂一漏万而遮蔽传统“元旦”之部分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至于肖落落先生《春节改“元旦”，元旦改“洋旦”行么？》（红网红辣椒评论1月28日）一文认为：“当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笔者不赞成轻易改‘元’。改来改去，是对政府权威的否定，也会造成公众意识混乱。”我倒以为改“元”能召唤国民大国意识，激起华人复兴华夏文化之理想。
孟子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故圣人设教创制，为后来者作则垂范。今人应既述又作，拨乱反正，为后世子孙留下文化瑰宝。因此，我以为现行“春节”改正为“元旦”并非“瞎折腾”和盲目“复古”，十分有意义。
己丑年正月初三凌晨一时
西元2009年1月28日於船山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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