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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头条]“容忍判决”的方向性错误

楼主:ll777888 时间:2008-06-20 03:32:44 点击:6361 回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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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华律师: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624c2201009g5h.html
    
     2007年3月24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了河北晋州海龙棉织厂生产“毒毛巾”的事件。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当地质监局封存了该厂产品,该厂由此倒闭。但后经检验,该厂毛巾虽不合格却并未含禁用的强致癌物质。随后,该厂负责人孟林茂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央视。近日,北京一中院对此做出了驳回诉请的终审判决。判决认为,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获得客观社会评价的权利,然法律亦保护媒体的正当舆论监督权利。央视报道虽与事实略有出入,但毛巾安全问题涉及公众利益,生产厂家针对媒体与公众对其产品质量及安全的苛责,应予以必要的容忍。
       许多论者把这一判决誉为中国法治进步的标本,认为中国司法也终于开始借鉴国际法治经验,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媒体的监督。然笔者以为,这个“容忍判决”实为罔顾中国国情,硬套国际经验,犯下了方向性的错误,因而也使得它的标本意义大打折扣,充满遗憾!
       之所以如此断言,乃是基于对新闻自由的宪政体认。在宪政体制看来,新闻自由的根本目的在于以言论自由制约公权力的滥用。但公权力往往拥有强大的物质甲胄,新闻媒体却只能以笔为戈。新闻媒体自由监督公权力,其情势不啻于“苍蝇撼大象”,因此社会才需要司法去保障新闻自由,为被监督者设定容忍的法律义务。但在毒毛巾事件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不再是“苍蝇”和“大象”的关系,而是“大象”与“苍蝇”的关系。身为监督者的央视本身无比强大,而被监督者只不过是一个内陆省份的私人小厂。如果再联想到央视对公权力的种种阿谀与吹捧,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所谓的新闻监督,其实是变了味的新闻监督。在这种变了味的新闻监督案例中去引用宪政国家保护新闻自由的国际经验实在是一个生搬硬套、南橘北枳的大笑话!
       有人把这个案例去与著名的1964年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相提并论,实际上二者根本不同。在后者,纽约时报并不是公权力的“喉舌”,萨利文也不是普通民事主体、而是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头子。正是为了保障新闻媒体批评政府的权利和自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在该案判决中第一次阐明了“真正恶意”(actual malice)的原则,即只有在证明媒体的批评系真正恶意所为时,政府或公职人员才能要求追究媒体的法律责任,否则只能忍受。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真正恶意”原则只适用政府、公职人员、公众人物。在1974年的格茨诉韦尔奇公司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裁定纽约时报案原则不适用非官员和非公众人物寻求赔偿的诽谤案。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媒体滥用这个原则侵犯普通民众的权利。这说明,在面对媒体批评时,政府(也包括公职人员、公众人物)和普通民众的容忍义务在程度上是有巨大不同的,政府负有高容忍度,普通民众的容忍度则相对较低。
       但显然,北京一中院的终审判决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区别。我们国家的相关法律不但没注意到,甚至在暗示颠倒这种区别,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就要求新闻单位报道国家机关职权行为时要达到“客观准确”的标准,否则就属报道失实,名誉侵权;第九条则认为“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内容的”,不构成名誉侵权。法律和司法的这种忽视和颠倒助长了变味的新闻监督,使得央视这样的媒体在得到公权力的支持后,再次获得法律的支持,从而可以更加肆无忌惮的挤压普通民众,抓住普通民众的一些小辫子大做文章,以掩饰自己在公权力面前的那副奴才像。
       所以,当司法要去借鉴国际法治经验时一定要充分注意到我国的具体国情,根据国情来改造、应用国际法治经验。在我国,央视本身就是“权力的”媒体,带有浓厚的二政府色彩。一般来说,它根本不敢置喙中央级的公权力,这点我们不用去强求它。如果它去监督批评相对低级别的公权力,那么根据“真正恶意”原则,低级别的公权力应该保持高容忍度。但若它剑锋所指命中的是普通民事主体,则法院应注意到央视的特殊性,要求央视履行高度审慎的义务,而不是一味地要求普通民事主体承担容忍的义务。央视自己也应有自知之明,明白自己的报道在地方上具有“一言以活人,一言以杀人”的威力,不要错杀那些罪不至死的海龙棉织厂们。而现在“容忍判决”却支持这样的央视行为,还美其名曰保护新闻自由,这真是错的找不到“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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