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料与港脚

　　（一）前言
　　近几十年来，全世界的政治，正围绕着《石油资源》的争夺与获取,以及生存空间而大打出手；健忘的世人或许已经忘记，在刚过去的十七到十九世纪，全世界也曾为《香料之争》打了好几百年战争。如果说今天争夺石油是基于经济发展与动力的需要，那之前的香料之争，就是为了舌尖上嗅觉上的需要，而发生的 “蒜你狠、糖高宗、豆你玩、薑你军“的一场场时髦的政治游戏。

　　本文取题为“香料与港脚“，闪读就成了”香港脚“。但本文提到的”港脚“，说的不是香港足球队的球员或脚气病的香港脚，也不是当前盛行《舌尖上的中国》节目之《香料与猪脚》的故事续版；而是说十九世纪马来半岛南部的柔佛州和新加坡，基于英国殖民地政府鼓励种植香料对南来的中国人开垦芭地予以的港主用地制度，他们多聚集在河道下游或支流沿岸的地方，当时这些中国人以南方潮汕地区为主，俗称这样的地区部落为(港脚 Kang Kar）。另外还有当时英属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茶叶鸦片贸易间的所谓港脚贸易（Country –trade），后者还引发了二次惊动世界及影响中国近代史发展的鸦片战争，至于同历史阶段的这两个《港脚》之间惊人的巧合，是否有什么关联？且看下文分解。

　　笔者尝试通过这二个《港脚》的视角切面，来探看那个十九世纪之香料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博弈，带动风起云涌的壮观时代画面，虽然香味不在，但历史伤痛犹存。

　　（二）西欧社会对昂贵香料的无限追求

　　我们都知道，香料一直主宰着欧洲人的口味、财富与想象力。中世纪的烹饪若想呈现出新的着重点和创意，那就必须用到香料，而且要有浓浓的色泽，至于香料的昂贵则全然不顾。在那个年代，一匹马与一磅藏红花粉等值，一只羊用一磅生姜就能交换，一头牛只能换两磅豆蔻，胡椒更是昂贵，其价格甚至以单个干胡椒计量，胡椒也可以充当货币来交税交租。

　　其实早在公元10世纪的时候，威尼斯商人就从埃及人那里买下来自印度尼西亚、中国、锡兰（现斯里兰卡）和印度的香料，然后转卖到欧洲其它各国，从中牟取暴利。

　　到了14世纪时，印度的香料开始已吸引欧洲大批商船跨海而来，之后为了争夺香料买卖的庞大利益，发动了著名的“黑胡椒战争”，展开了长达450年的殖民历史。

　　到了16世纪，西欧发明了用水蒸气蒸馏提取芳香植物精油的方法，香料的应用从固态芳香植物的直接应用，发展到天然芳香的多用途上来，而香水更是风靡当时欧洲宫廷与上流社会的时尚之物。

　　到了17世纪初期，从香料群岛采购一船的香料只需三千英镑左右，卖到英国市场上价值三万六千多英镑。

　　就是为了摆脱威尼斯商人的垄断，葡、西、英、荷等西欧诸国，在12世纪至17世纪展开的新航线开拓、发现新大陆、以至于贸易权争夺及殖民地的建立，香料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强大的推手角色，而控制和开发适宜生产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昂贵香料如胡椒（Pepper）、丁香、肉桂、生姜、甘蜜（Gambier）、咖啡（Coffee)，茶（tea）的印度南亚大陆和亚洲（东南亚）的新殖民地就成了殖民主义者相互斗争的焦点。

　　（三）马来半岛南部的港主制度

　　在这场殖民地争夺战中胜出的英国，立刻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负责对亚洲的贸易，并在新殖民地开展香料大批量种植。

　　就说我熟悉的马来亚半岛南端的柔佛州（含新加坡），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大部份是尚未开发的森林芭地，土地虽然辽阔，人烟却很稀少，只有两万多人口，而且大多是居住在柔佛河两岸的聚落，而内地及东海岸鲜有人迹。到了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登陆新加坡以后，便与镇守新加坡及柔佛的天猛公（Temenggong）及新扶持的柔佛王朝苏丹（Sultan）签订条约，租借新加坡。到了1824年，英荷条约（Anglo Dutch Treaty）签订后，英荷殖民主义者划清势力范围，新加坡以南的廖内群岛、苏门答腊、爪哇等地归荷兰所属，新加坡及北部的马来半岛则落人英国人的势力范围内。

　　为了鼓励更多的华人前来柔佛州从事开垦种植事业，天猛公便推行港主制度（Kanchu System），所谓港主制度就是前往柔佛开垦种植的人（大多数是潮籍华侨），向天猛公交纳一定的税金后，便可取得柔佛某一地区的开垦权。由于一般开垦的地区多数是在河口或支流的沿岸地区，而潮州人称河口支流为“港脚（Kang kar）；在“港脚”垦殖的人，由天猛公签发一张“港契”，通常人们称他们为港主（Kang chu）。港主又分为两类：一种是所持的“港契”不止一份，自己不居住在港区内，也不亲自处理港务，这类人们称之为大港主（马来语称为Tuan Sungei），另一类是未取得港契，只持有“采伐收割许可状”（Kebenaran Menebang Menabas），马来语则称之为Kang chu是潮语“港主”的译音。所以港主（Kang chu）也可以是大港主（Tuan Sungei）的代理人，并且由天猛公委任。

　　随着港主人数逐年增加，政府便推行一套更全面共有81条的港主统制法令（Kanun Kangchu )，其中包括了港主在其所经营的港区里，拥有：⑴开伐林矿；⑵米粮、酒、鸦片的专卖；⑶抽取各类土产的出人口税；⑷开设赌馆、当铺等特权。其中一些港主也得到柔佛苏丹的许可，在各自的港区内，发行货币，并且流通使用。由此看来，柔佛港主制度下的开港者，俨然有如地方上的土皇帝了。

　　由于港区的开发，柔佛州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成为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人口也从1835年的2.5万人激增至1894年的30万人，其中华人22万占了七成。在实施港主制后，柔佛政府的税收逐渐增加，便致力于当时新山地区的发展。据统计，到了19世纪末，柔佛州总共开发了一百多个港区，这些港区之中，以潮汕人为之最。今天，当我们翻开柔佛州的地图时，还可以找到一些以“港脚”（Kang Kar）为地名的地方，例如：Kangkar ulu，kangkar Pendas，Kangkar Ahung等马来地名。至于中文地名，如：永平港，丰盛港，陈厝港等等。由于欧洲市场对于胡椒等农产品需求激增，也刺激了华人后期到新加坡开辟种植场，故有林厝港（Lim Chu Kang）、杨厝港（Yio Chu Kang）、蔡厝港（Choa Chu Kang）以及后港，现在我们一看就知道港主姓什么，这些地名都是早年闻名的港区。

　　在柔佛的一百多个港区里，以种植甘蜜占了绝大多数。在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李钟珏所著的《新加坡风土记》里，对于当时新加坡的潮籍商贾，在柔佛开港种植有生动的记载。事实上，甘蜜早于十七世纪时最先种植于印尼的廖内群岛，新加坡开埠后才移植于此。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椒蜜市价挺升，新加坡土地不够应用，才移植柔佛。据统计，1892年从新加坡出口的甘蜜达5万吨以上，主要便是产自柔佛，由新加坡转运。

　　港主制度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便开始走上没落的道路，并面临严重的考验，主要原因是甘蜜市场和价格滑落了百分之六十以上，这是由于甘蜜的主要用途是作染料，而欧洲已发明了其他的化学物代替，造成种植甘蜜无利可图；同时甘蜜的种植，对于林地的破坏极大，又因收成时间很短，只能采用迁移种植的方式；另外，提炼甘蜜也需大量的燃料，大量的伐木，以满足供应。这种恶性循环，已开始不合时宜。

　　到了1917年，柔佛政府颁布(港主权利（废除）条例- The Kangchu Rights（Abolition）Enactment）。这项条例指出，全柔佛州港主的权力，必须于1917年12月31日以前停止实施，州政府将给予一切补偿，据统计柔佛政府对于大约四十多个港区，给予将近一百万元的赔偿，同时在接受英国委派顾问官后，政府便决定废除公开赌博及鸦片的专卖，由于经营赌馆及鸦片专卖是港主的特权，这些特权的取消，严重地影响了港主的收人。柔佛政府废除港主制度表面上是一种主权回收的象征，实际上是方便英殖民主义对半岛资源的垄断及控制。

　　柔佛港主制度从兴盛走向衰落，是有其一定的规律性，它与马来亚半岛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密切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自港主制实施以来，由于大量的土地被开辟，农业经济成了主导地位，进人二十世纪后，柔佛州已成为一个现代化商业繁盛的城市，港主制度也完成了它开辟柔佛的基本使命。柔佛(含新加坡)有今日的繁华，是百年前千千万万的老华侨我们的先辈，以汗水和血泪灌溉而成的。

　　二十世纪之后，马来半岛不再大批量种植生产香料，英国开始引进适合当地土壤地势与气候而种植的橡胶树与棕油树等农作物。据悉橡胶原产于南美亚马孙森林，1877年被运至新加坡，1898年传到马来半岛，此后大规模的发展，马来亚终于取代了巴西成为了新的橡胶王国。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再一次推高了对橡胶的需求，而日本军队内部对于战争策路的选择特别是橡胶资源的渴望，实行了对东南亚的侵略。另外马来西亚同时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棕榈油及相关制品的生产和出口国，根据 2002年该国棕榈油的产量和出口量分别为1190万吨和1162万吨，占世界总产量和总出口量的比重分别为48%和61%。 目前，全马从事棕榈油加工的各类企业超过400家，直接从事油棕树种植开发及棕榈油和相关制品生产、贸易及研究的各类人员超过35万人，而间接带动的相关产业从业人员达到200万，占总人口近8%。当年的马来半岛早就走出香料迷惑的年代。

　　（四）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港脚贸易（ Country- trade）

　　根据著名历史学者范文澜 在《中国近代史》第一章第八节引证解释：“‘港脚’是印度各埠的统称，特指鸦片战争前英国所属的印度各商埠码头以及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英国和印度的散商。

　　这些从十七世纪末叶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满清的嘉庆道光年间）来往印度、东印度群岛同中国之间的贸易形式叫（Country-trade），而其商人就叫港脚商（Country merchant），他们都经东印度公司批准，介入对华贸易后迅速崛起，后来更与英国本土的工业资产阶级配合，促使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他们而由东印度公司的附庸，成为了英国资产阶级对华殖民扩张的主力军；更由于中英印三国形成巨额的贸易逆差，促使他们在广州从事疯狂的走私鸦片贸易迅速暴富的同时，在广州建立了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前沿阵地，他们不但是对华武力扩张的狂热鼓吹者，而且还直接参与英国政府发动对华侵略战争－－鸦片战争的策划和实施。

　　话说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英国对华贸易由此开始。整个十八世纪，英国对华贸易是为东印度公司所垄断，后来一种称为英印“港脚商人”经东印度公司批准，开始介入对华贸易。所谓“英印港脚商人” 就是在印度孟买与孟加拉之间从事小额贸易的英国小商人。由于他们的资金短少，只能在广州开设一些代理商行，代理伦敦或印度的商号的对华进出口业务，从中抽取佣金，然后把贸易中所得的白银交东印度公司广州金库，换取伦敦的汇票，这时候的港脚商人实际上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的附庸。

　　1796年(嘉庆元年)，中国政府正式禁止鸦片贸易后，港脚商人便替代了东印度公司充当对华鸦片走私的主角，为此港脚商人在对华贸易中赚取愈来愈多的中国白银。十九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广州金库的现金几乎有三分之一来自港脚商人，港脚商对华贸易的顺差大大缓解了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的逆差中所造成的资金不足的困难。为此，广州的英印港脚商逐步成为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支柱，港脚贸易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的根本性的变化，使广州的港脚商人再也不甘居于东印度公司的附庸地位了，要求打破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

　　十九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高潮阶段，其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量的45％，故被称为“世界工厂”。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开拓更广阔的工业品推销市场和原料、粮食供应地，便成为英国工业革命最后的历史要求。为了扫除对外扩张的障碍，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发动所谓的“自由贸易”运动，与顽固坚持关税保护政策和特许公司垄断政策的金融土地贵族、商业资产阶级开展激烈的斗争，成功地促使英国政府加快实施一系列“自由贸易”政策。在亚洲，英国“自由贸易”运动最大的成果是促使了英国政府于1813年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的贸易垄断权，接着又于公元1823年，促使英国政府把刚开拓的殖民地新加坡变为自由贸易港。为此，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自由贸易”运动首要的任务就是争取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和打开清帝国闭关着的大门。当时，冲击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的实际行动，是由广州的英印港脚商与英国本土的工业资产阶级联合进行的。他们利用自由贸易港新加坡进行转口贸易，使在新加坡停泊后的港脚商船，摆脱东印度公司的束缚，成为了“自由商船”。这些“自由商船”在广州不受东印度公司驻广州机构的管理，直接推销英国的棉纺织品等原来由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商品。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废除后，更多的英印散商加入了对华“自由贸易”行列，他们在广州掀起了开设商行的高潮。这时期，新开设的商行多达150家，昔日东印度公司附庸的英印港脚商人就样这种崛起于英国对华贸易的前沿，成为了英国的“自由贸易”势力的新生力量，他们就是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进行殖民扩张前沿阵地的先头部队，与英国工业资本势力一样，他们要以“英国的立法原则”，对大清帝国的广州对外贸易体制实行“根本的改造”。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广州的英印港脚商人不择手段地对清帝国的对外贸易体制进行了全面的冲击。首先，他们在广东进行更大规模的进出口商品的走私贸易。英印港脚商人在广州的贸易活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按清政府有关对外贸易规定行事，而是与广州行商以外的中国私商进行暗中的交易。从1821年(道光元年)起，这种非法的交易逐渐发展成为愈来愈大规模的肆无忌惮走私活动。首先，他们利用大量的趸船在珠江口外伶仃洋建立海上鸦片仓库，用一种能逆风快速航行的飞剪船，开辟了一条由加尔各答到伶仃洋之间的快速航线，源源不断地把大量的鸦片运到趸船存放，从而建立了一个珠江口的鸦片走私中心。其次，利用中国鸦片贩子建立了一个以广东为中心、辐射全中国的鸦片走私网络。到了道光十四年至十九年(1834~1839)是以港脚商为首的西方国家鸦片对华鸦片走私最为疯狂的时期。鸦片走私活动具有公开化、遍地化、武装化等特点，他们甚至敢于武力抗拒广东水师巡船的缉捕。这种违法贸易大大发展了，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增加了五倍多，严重地冲击着清政府的广州对外贸易体制。尤其是道光十四年(1834)以后的英印港脚商人利用“商欠”，进行金融资本的扩张，支配了濒临破产的广州行商，使其在中西方贸易中逐渐失去了独立经营权，亦使其无法再去履行代理政府管理外商的职能。就这样，清帝国的广州对外贸易体制的基础便为英印港脚商逐步瓦解，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恶性发展，终于使英国在英中贸易中从入超变为出超。在1830到1839年间，流入英印资产阶级钱袋的中国白银，平均每年约五百万至六百万两。对华的商品和鸦片的走私虽然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愈来愈多的利益，但远不能满足他们对华殖民扩张的战略需要。为此，在巴麦尊的主持下，英国政府开始加紧对华战争的策划，以图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在广州英印港脚商、臭名昭著的鸦片巨贩查顿的配合之下，立即恶意挑起外交纠纷，对清政府广东当局行了武力挑衅，泡制了史称之的“律劳卑事件”，为发动对华战争制造借口，英国政府终于把对华“炮舰政策”付之行动了。1839年8月，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英国，英国工业资本集团立即采取一系列行动，促使英政府马上出兵中国，而伦敦印度中国协会主席、下议院议员拉本德和英印港脚商、鸦片巨商查顿等充任常委会的负责人，这个常设委员会又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其任务就是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为制订对华作战计划出谋划策。1839年10月初，英国内阁会议，一致通过了有关派遣舰队实施对华作战的决议。1840年2月，英国政府派出远征军舰队开赴中国，英国发动的侵华战争“鸦片战争”终于爆发。到了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同意将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标志着清朝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

　　近代学者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称，当时潮帮烟商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城市，垄断鸦片零售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六十年之久。这或许能说明横行于中国南方城市的印度散商Country merchant被俗称港脚商人，竟然和同时期马来半岛南端潮汕人为主的港主制度下的港脚（Kang-Kar）惊人相似，语意都是河道支流的商务经济活动。后来广东人兴起在上海主导的烟商人数上升到20万以上，并称雄上海滩三十年。

　　衰败不堪的满清从此走进半殖民地被世界列强分割的时代，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耻辱百年中国近代史。

　　（五）在那个香料的时代，几片叶子兴旺了中国也摧毁了中国

　　古老的中国以茶兴国，以茶名伴国。茶叶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对外输出的高峰与中华文明的鼎盛在时间点上总有着惊人的相同，对其他民族的影响也是至深且巨，一次是在盛唐时朝，向日本和朝鲜输出了茶叶及以茶为载体的文化形式，让东洋弥漫着以仿效唐风为荣的气氛；另一次是在明末清初的进入欧洲，中国茶叶在西洋同时造成了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

　　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国的茶叶成为当时全球贸易链条的关键一环。茶带给英帝国的是健康与财富，却给中国带来耻辱与灾难。英国政府为了平衡国内巨大的茶叶需求带来的中英贸易逆差，就在1710年到1760年的半个世纪之间，英国相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几乎让这个国家的白银耗尽，促使后来英国不得不诉诸于武力与鸦片贸易等行径。同时，出于价廉物美的考量，英国也直接在在印度、锡兰（斯里兰卡）等地发展茶叶栽培业，对中国茶来个釜底抽薪；随着英帝国的崛起同时，中国茶叶经济与中华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由盛转衰。所以有学者说，与其称这场是鸦片战争不如说是茶叶战争。

　　在那个香料的时代，几片叶子，兴旺了中国也摧毁了中国，让人无限唏嘘。而港脚的故事仍然流传于南洋老一辈华侨的茶余饭后闲聊之间。

　　完稿于2014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