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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之神器与法器

楼主:薛依云 时间:2015-01-29 09:40:45 点击:121 回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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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之神器与法器

  
作者:薛依云

  

  


  权力之神器与法器

  现在大家在网上都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权力来自哪里?而笼子又在哪里呢?

  (一)权力导致腐败

  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曾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越是权力得不到制衡的国家,权力就越容易滥用”。(孟先生是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也是法国思想家和社会学家)。

  研究政治的学者也常说:政治如鸦片,掌握权力的人大多会上瘾成癖,因为代表公众利益的权力往往成为个人荣耀的象征。虽然在名义上,所谓"朕即天下,朕即国家",已被历史唾弃,但还是阴魂不散,换了一套马甲又粉墨登场,公众权力被某些个人滥用而不受制约,官本位的现象并没有消失。

  有识之士认为,要消除对权力的膜拜,关键是要认清政府或政党仅仅是人民委托的一个管理机构,是公民将自己的"天赋人权"让出部分交给公众部门来维护自己的权力,这个政府或政党的行为必须依法行政,接受人民有效的监督,而不仅仅是自我监督,而监督的表现是将官员的行为,置于民众的视线之内。

  (二)君权神授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产生了多种关于政治权力来源的理论。

  最早的就是《君权神授论》,这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本依据,认为皇帝的权力是神给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皇帝代表神在人间行使权力,管理人民。

  周朝出土的铜器之毛公鼎的铭文有记载:“丕显文武,皇天宏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历史上,周王被赋予了“天子”的称谓,明确地宣扬了“君权神授”的思想。

  秦始皇的玉玺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亦可看出中国帝制君主,视自己的权力由上天所赐。

  君权神授的理论到汉代,有了更系统的发展,董仲舒提出了“天意”和“天志”的概念,以及“天人相与”的理论,认为天和人间是相通的,天是有意志的,是最高的人格神,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这个”“君权神授”认为皇帝是奉天之命来统治人世的。

  君权神授的理论,强调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从书上读到历代帝王,甚至造反的农民领袖,无不假托天命,自称“奉天承运或“替天行道”,说是受了上天指使,从而达到神化自己及其活动的目的。中国历代皇帝都有在最接近天的高山,比如“泰山”,或设立天坛来祭天,就是这个“通天”的原因。

  在西方原古的历史,也流行君权神授说(Divine right of kings)。它是以宗教来主导政治,君主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提倡的一种说法:即指自己是天神派遣下来凡间管治世人,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作为人民只可遵从君主的指示去做,不能反抗。到了中世纪时期,查士丁尼皇帝竭力歌颂君主的权力,第一个提出君权神授的思想,竭力将世俗君权和宗教神权结合起来,从而使东罗马帝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神权君主国,实行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直到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后,人们的思想才开始由宗教指导中释放出来。

  如果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逻辑来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革命的政治权力来自人民的信任和委托。在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中,各种类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其选举和授权的形式和程序,大概就是指“人民民主“的意思吧。

  (三)荷花与利剑

  新加坡这个小小的岛国,其政府的廉洁高效令世界瞩目,被国际社会公认成功抑制腐败的国家之一。它的贪污调查局(Corrupt Practice Investigation Bureau ,简称 CPIB)的局徽就是:一朵荷花正中间穿出一把利剑,荷花象征“出淤泥而不染”,利剑表示“威严与公正”。CPIB的主要任务是受理和调查对政府和私营机构贪污贿赂犯罪的举报;调查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法定机构中的任何贪污嫌疑;负责向国家总检察暑提请起诉包括行贿、受贿在内的贪污案件;检讨政府部门的工作程序,提供预防和减少贪贿犯罪的方案。

  如果说“荷花”是道德楷范的比喻,那“利剑”又是指什么呢?学者是这样分析的:新加坡的法治精神,是从政府高层、社会贤达到平常百姓,基本上都实现内化的一种状态;在其他社会“情理法”的排序,在新加坡则成为“法理情”,而且法律高度专业化,架构涵盖方方面面、事无巨细,渗透到生活的不同细节之中。人们对法律能够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公平有充分的信心,也因此才会对法律有绝对的服从意识。

  (四)康德头顶上的星空

  近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德国的康德(1724~1804)曾说过:“世界上有两个东西能够深深地震撼人们的心灵,一个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气势磅礴的名言之一,这样的提法是震撼人心和令人深思的,它就刻在康德的墓碑上(原文出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

  我们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这两件东西,对它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越在我们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不断增长。

  作为文化强国的儒家思想主导的两汉魏晋开始,中国的士大夫文化知识界,开始接受了外来佛教的影响至今,佛家因果报应的说法,又何曾发挥过对权力滥用产生过道德或人性心灵的警惕力量呢?

  (五)京剧里约束后代皇帝的《神器》

  在“百岁挂帅”和“太君辞朝”的传统京剧中,杨家将佘太君手执皇上御赐的龙头拐杖,其他耳熟能详的故事还有包青天的侧刀及〈打龙袍〉的故事,《说唐演义》里的程咬金、尉迟恭的兵器如鞭锏锤等等。在这些故事中,上代皇帝恩典赏赐臣子《神器》,在特殊情况下,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事实上,这些都是说故事的文人,在历史长河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把民间老百姓的美好愿望,通过戏剧文学的形式展现出来,而真正的历史现实里好像没有发生过。

  (六)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

  对法治与国家权力、国家治理的关系的认定和强调,中国政府多年来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表述:
  -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 2002年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 2007年十七大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2012年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这次2014年的四中全会,更将“依法治国”定为会议主题,出台了具体方案和决策,再度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但国外媒体评论更多的是“以法治国”,这和“依法治国”仅是一字之差,后者强调更多的应该是对执政者的监督,对权力的约束;但实际上,在法律做出各种具体规定之后,“依法治国”同样也可能成为执政者维护和巩固现状的合法外衣。

  高智慧的中国人有句名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既然不能寄望于“神器“,那只好依靠现政府高效的“法器”了。文这里提到的法器,可指法度和制度,可参阅唐陈子昂的“摹其法器无不驯,从其事政无不理“。亦指宗教仪式用之法器,比如金刚降魔杵,破除愚痴妄想之内魔,以展现自性清净之智光。

  完稿于2014年11月9日

  【摘录参阅文章一】
  2014年11月17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有篇《沈泽玮:反腐新靶——虎蝇》,谨摘录精彩评论的最后一段如下:

  在官场动物园里,老虎和苍蝇的区分并没有一个官方定义。就全国而言,副省级、副部级以上一般被当作老虎,厅局级以下算是苍蝇。就贪污金额而言,一些苍蝇抽取的油水早已不亚于老虎,此类苍蝇实际上已变种为“虎蝇”,是苍蝇中的老虎,敛收上亿现金的魏鹏远和马超群就是典型。

  相较于处在顶层、屁股难摸的“老虎”,这些处在中端的“虎蝇”数量庞大,也更容易下手。“打老虎”可大大强化震慑贪官的作用,但要达到整肃“动物链”的目的,猛拍“虎蝇”可能才是反腐上策。又或者,老虎和苍蝇实为一体,它们上下勾结、相互喂食,苍蝇背靠老虎,老虎纵容苍蝇,虎蝇难分。

  再问贪官要那么多钱干嘛?恐又是权力春药的问题。小官争钱,大官争权,小官靠权力寻租吸钱之后,需回馈背后那双权力之手,动物园里的老虎苍蝇就在这权钱交易链中持续翻滚。唯有靠中共四中全会所提的法治建设,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更彻底地切断“权生钱,钱生权”的恶性链条。

  【摘录参阅文章二】
  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孙笑侠解说【“习版法治”新涵义】

  中共前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曾在1986、1987年多次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在1989年刹车。20年多后,中共领导层终于找到了重启政改的突破口,那就是在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

  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孙笑侠于2014年11月26日在新加坡管理大学举办的 “2014年中国论坛”演讲时说:“虽然官方的文件中没有点明突破口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法治就是政改的突破口,(对此)已经有了高度共识。”

  孙笑侠是中国法理学与宪法学专家,曾受邀参加有关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的小范围内部讨论。而这个理论难题之最大难点,在于法治(rule of law)概念源自于西方,法治原则包括多党制民主,而中共要如何处理法治(rule of law)与坚持中共领导(party rule)的关系,怎么解决“党和法的关系”,这是最大的难题。

  最终,四中全会的决定——孙笑侠形容为“习版法治”的思路,尝试去解决中共在法治理论上三个最让人困惑的问题:法制(rule by law)还是法治(rule of law)?授权还是控权(control power)?党的领导还是法治?

  那“习版法治”究竟是“法制”还是“法治”?孙笑侠分析说,1997年中共第一次提出法治时,当时谈的其实是“法制”,因为当年说的法治,仅仅是把法律作为治理的工具。

  但从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到四中全会的决定,都要求法律人,领导干部都要用法治的思维。“习版法治”,已经为中共原来所谓的法治增加了六层涵义:

  1)法治被纳入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2)法治是过程,主体是老百姓。
  3)法治是中共执政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式。
  4)法治是改革的依据。
  5)法治要对政府进行控权。
  6)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法治政府

编辑:墨邑居士

    


作者 :墨邑居士 时间:2015-01-29 10:07:00
  沙发,待编辑。
作者 :墨邑居士 时间:2015-01-29 12:20:00
  

楼主薛依云 时间:2015-01-31 09:31:00
  在“百岁挂帅”和“太君辞朝”的传统京剧中,杨家将佘太君手执皇上御赐的龙头拐杖,其他耳熟能详的故事还有包青天的侧刀及〈打龙袍〉的故事,《说唐演义》里的程咬金、尉迟恭的兵器如鞭锏锤等等。在这些故事中,上代皇帝恩典赏赐臣子《神器》,在特殊情况下,可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事实上,这些都是说故事的文人,在历史长河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把民间老百姓的美好愿望,通过戏剧文学的形式展现出来,而真正的历史现实里好像没有发生过。

  高智慧的中国人有句名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们既然不能寄望于“神器“,那只好依靠现政府高效的“法器”了。文这里提到的法器,可指法度和制度,可参阅唐陈子昂的“摹其法器无不驯,从其事政无不理“。亦指宗教仪式用之法器,比如金刚降魔杵,破除愚痴妄想之内魔,以展现自性清净之智光。
作者 :墨邑居士 时间:2015-02-02 12:32:00
  拜读先生宏论,颇有感触。个人浅见:在中国,无论法器或神器,仅是制约当权者的对立派和束缚被统治的大众,但凡由统治阶层豢养的立法者或理论家终究是其喉舌,所起到的作用不外乎恫吓与迷惑。尤其是当代,以荫得官,且官荫其子,以家代国,脉脉相传。如此弊政,非法能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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