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过去出版的“党史”都异口同声称,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作出了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因此,造成这次西路军全军覆灭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暗示,陈昌浩的责任只是在于,由于担心再犯“路线错误”,未能及时反抗中央军委的指挥,而是逆来顺受、惟命令是听,从而遭到以剽悍的回民为主体的“马家军”的围歼。当时有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中央军委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而不应将责任推到西路军领导人之一陈昌浩一个人的身上,这已经成为党史界的共识。在短短几个月中,“中央军委”一会儿要求 “西路军” “东进”,一会儿要求其“西进”,一会儿又要求其“原地待命”。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当西路军损兵折将,好不容易杀出重围之后,“中央军委”竟不顾严峻情势,再次下令“原地坚持”,致使该军失去最后的生机,被紧追而来的敌军团团包围,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