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本洁来还洁去

　　@西西里柠檬 （2011年6月的一篇旧文）

　　1938年，全面抗战如火如荼，但上海的沦陷还是要等到几年以后，一位名叫张可的年轻人，师从郑振铎、李健吾，在暨南大学英文系念书且学业优异，课余喜欢戏剧表演，受其胞兄满涛的影响，加入了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冒着生命危险在戏剧界从事革命活动。同一时期，张可认识了满涛的好友、湖北籍青年王元化，一位负责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组织工作的革命者，他正直、博学而富于激情，流淌着楚人傲岸不羁的血液。

　　故事讲到这里，似乎是一对青年人典型的“革命加爱情”的故事，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你错了，这只是一个开始，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人生故事的惯常开始。在那风雨如晦、国破家亡的时刻，很多进步青年就此抛弃了自己的专业专长和理想人生，或奔赴抗日前线加入八路军或新四军，或留在国统区从事地下工作就地抗日，而他们的命运，也由此展开，或者改写。比如，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思痛录》的作者、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他们均为那个时代的优秀青年，都因着理想中那独立、富强、民主的中国，坚定地迈出了决定其命运的关键性一步。
　　抗战的烽火熄灭未久，内战爆发。直到加入地下组织整整十年后的1948年，同时也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张可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离开慈爱的双亲，和并肩战斗了十年的王元化结为伴侣。第二年，张可唯一的儿子随同新中国一起诞生。张可是幸运的，她用了十余年的时间，亲历、参与，并最终见证了理想的实现。更多的战友没有等到这一刻，而是在胜利的前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是一段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无数革命者用鲜血、牺牲换来了进步与希望。历史就是这样，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
　　第二年，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上海的地下党员重新登记，准备进入各个岗位，其中包括张可的丈夫王元化。而三十岁的张可，一如她十八岁时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一样，坦然的、自然的放弃了她经过十二年血雨腥风的党籍，从时代的浪涛中抽身而去，专心在上海戏剧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次选择，对她日后的人生，对她的家庭，影响深远。当然，这是她始料未及的。

　　中国文人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熟读四书五经，自然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尽管最终往往是事与愿违。尽管历史上从来不乏“竹林七贤”之流的快意人生，曹渊明“采菊竹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散安适，主流还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亦进亦忧，退亦忧”。即便所谓的“独善己身”，也是无法居于庙堂的自我安慰，心里想着的，还是“兼济天下”。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05年前后，科举制度废除，外加西学东渐，中国逐渐形成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为入仕做官，而是为学问而学问，保存文脉，传承文化，同时也为改良中国寻求出路，比如建筑学家梁思成、社会学家费孝通，“乡村运动”的发起者晏阳初……从这个意义上，这群卓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涌现，应当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卷入全球浪潮后试图实现现代化转变的一支重要力量。只可惜时不我待，“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如意，几家能够？吾不能学太上老君之忘情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只好退居幕后了。
　　当我阅读历史，探寻那些时代浪涛中的个体命运，真是感慨万千。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爆发时已经学有所成的梁思成、费孝通们，在动荡的时局里，在恶劣的环境中，坚守知识分子的位置，对学问不离不弃，为文化与文明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其实是不幸时代的幸运者。而抗战爆发时恰好处于青年时代的韦君宜、浦安修，则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投笔从戎，将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交付给了民族和时代，终其一生，永不回头，从而也彻底丧失了在各自专业领域内有所建树的可能。在他们往后漫长的人生中，他们该进行怎样的回望，乃至不甘？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后一批人的选择又是让人敬佩的。

　　而和这先后两代人相比，张可显得有些特别：1938年投身革命，1950年重返书斋，她介入过历史，又从历史的激荡中抽身而出，直到许多年以后，成为莎士比亚研究领域的专家。
　　五十年代初期，那真是新中国的黄金时期，百废俱兴，日新月异。当然同样也是张可的黄金时期，生活中只需做两件事，而且是令人愉快的事：相夫教子，认真治学，并且把莎士比亚戏剧作为自己终身研究的方向。
　　好景不长。从1955年夏天起，王元化先后因“胡风案”和“文革大革命”，陷入了长达二十三年的厄运，先后两次数年被隔离审查。其间患上了心因性精神病，丧失辨别真假的能力，后营养严重不良，精神压力过大，突然失明。这个时候的张可，既要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重担，又要救治丈夫可怕的疾病，还要对付各种来自外面的压力，生活处境可想而知。她曾在单位的批斗会上被逼迫承认丈夫是“反革命”，被人用书打脸，但她拒绝承认。引用多年以后王元化的话说：“当时四周一片冰冷，唯一可靠的是家庭，如果张可想和我划出一点界限，那我可能早死了。”张可承受下来了，以她的坚韧、仁爱和担当，支撑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没有一句怨语，没有一点倦意，没有一丝放弃，直到大地回春的1979年。

　　在那漫长的苦寒岁月，张可不仅看顾了王元化的身体和灵魂，还拿来了莎士比亚广阔的智慧世界。王元化失去失去了工作，失去了收入，但张可还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微薄的收入，为王元化购得不少研究资料。在张可用心经营的温暖的家中，王元化依然是一个有着恰如其分的尊严的学者。在物质匮乏、思想禁锢的日子里，他们一同阅读、翻译、写作，共同创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就这样，王元化先后完成了《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秦腔赵氏孤儿》、《文心雕龙创作论》等大量在当时毫无希望发表的作品。许多年后，王元化回忆起这段苦难与温暖并存的岁月时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遨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元化成为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用他高尚的人格、精深的学问和不断的吸收与开拓，赢得了几代学人的尊敬。自始至终，他从未放弃过对社会、对国家、对文化的思考，“北有李慎之，南有王元化”，经过了严酷冬天的漫长而深厚的学术积累以后，他的书一本一本的出版了，去书店签名售书，人潮涌动。但正如王元化的好友所说的那样，要不是经历了五十年代的那场坎坷，退守于一个知识分子的温暖家中，王元化不会成为现在这样一个中西并进的大学者。可惜命运不济，就在王元化被平反的前夕，张可倒地中风，从此读写俱废。

　　二十世纪已是渐行渐远，但它却以其独特的方式镌刻在我们的生命和血液当中，让我时时默念、感怀、深思。我有时会翻阅各种资料，既是感受、探索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更是关注历史浪涛中个体的选择和命运，尤其是那一群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光彩照人而又历经磨难的一生。我常常思考：当人们以勇气、韧性、牺牲在参与历史的同时，自身也在被历史所裹挟、所塑造，在动荡不安、充满变幻的二十世纪，最难做到的，或许并不是慷慨赴死，而是在漫长的一生中，始终为国家尽忠、对亲人尽责，同时又保全自身的完整人格和个人理想。而这个故事中的张可，以女性的柔弱之躯，以其特有的坦然和泰然，都做到了。似乎很少有人能够像她这样，既积极入世，又始终独立于一切她所经历的事件之上，包括白色恐怖中的出生入死，革命胜利后的悄然隐退，漫长灾难里的不懈护卫，而且终其一生，从未放弃过对知识和学问的探索，并最终成为一位人格优美的莎士比亚专家。贯穿张可坎坷而美好的一生的精神主线究竟是什么？也许是热血青年的家国情怀，也许是身为女性的善良天性，也许是对学问的与生俱来的热爱……但这似乎还不是全部。

　　我们曾经积极的介入这个世界，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又回到自己的天地，追求安全和自在。但我们的内心始终有一种力量，提醒我们和人们休戚与共、一道分担，与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们建立一种血肉相关的联系。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如此爱惜自己的羽毛，力求不受干扰的经营自己，以保持自身的完整与独立。
　　究竟是消极自由，还是积极入世？我曾以为这二者是冲突的，但张可则给了我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