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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发征婚启事一则(转载)

楼主:野草酋长 时间:2014-06-04 09:30:33 点击:282 回复:19
脱水模式给他打赏只看楼主 阅读设置
  今日百事不宜,宜发征婚启事,大龄剩女,奇葩男儿,姑且围观。
楼主野草酋长 时间:2014-06-04 09:33:00
  话说围观也不容易,找准了对象,正要松个裤带,却怎么也解不开,岂不捉急。
楼主野草酋长 时间:2014-06-04 09:37:00
  什么时候美丽的星星变成的恶魔,原来它一直就是恶魔。

  
楼主野草酋长 时间:2014-06-04 09:54:00

  

  

  
作者 :言浅浅 时间:2014-06-04 10:06:00
  那,还能说点啥?
楼主野草酋长 时间:2014-06-04 10:10:00
  说点红中发财白板
  说点油盐酱醋娃娃
作者 :gougoumajia 时间:2014-06-04 10:19:00
  我们(不好意思用了这个代表性人称),心里都清楚的,不会忘记
作者 :掉队_蚂蚁 时间:2014-06-05 12:37:00
  干(掉)值班编辑也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当)不上。
作者 :林中之路 时间:2014-06-17 13:06:00
  
  高考天问 钟山说事 主持人痛批高考
作者 :林中之路 时间:2014-06-17 13:07:00
  又遭鞭尸,几年前的帖子也被翻出来删了,谢谢啊。

  
作者 :林中之路 时间:2014-06-17 13:08:00
  主持词

  今年高考刚刚结束了,萦绕在我们周围的有很多让你感动让我心酸的事,你看:为了孩子高考毒死青蛙的、考生家长组成人墙拦车堵人的、父亲去世两个月母亲为高考对女儿隐瞒死讯的、男孩高考结束后才得知母亲12天前车祸去世的、乡村中学高考壮行:校长祭旗学生含泪的、母亲送考遇车祸女儿含泪上考场的、上海考生迟到后不能进考场母亲下跪求情的,那更不用谈爱心车辆送考、交通管制等等为高考保驾护航的措施。

  我不知道一个考试有多么重要,能让家长们觉得冲马桶的水响都是一种罪过、为除蛙声甚至不惜荼毒一池青蛙的性命;我不知道一个考试有多么重要,能让家长自发把路过的车辆拦截、把骑自行车的市民强行拽下甚至不惜和路人多次冲突;我不知道一个考试有多么重要,能让父母强颜欢笑隐瞒亲人去世的死讯、甚至不惜让孩子错过与妈妈爸爸最后的绝别;我不知道一个考试究竟有多么重要,为了走进考场,甚至不惜让孩子无奈地离开倒在血泊中生死未卜的妈妈;我不知道一个考试有多么重要,能够让母亲不顾个人的尊严甚至不惜给监考老师跪下只为央求让自己迟到2分钟的孩子进场考试!!!

  这些事情从某个角度看,人们看到的也许会是感动,但是,换个角度,钟山我看到的却是人性的扭曲,没有人情没有亲情的癫狂和痴迷!一场考试有那么重要吗,去年有今年有明年有年年有的考试有那么重要吗?一场考试何至于让人性迷失后还在哭泣中被感动得稀里哗啦!?

  是的,全世界都知道中国的高考是目前相对公平的升学方式、是许多寒门学子扭转命运的仅有机会,不是有的高三教室里都挂出了“没有高考,你打得过富二代吗”这样的标语吗?可是这让人拼了命都要参加的高考真的有那么公平、真的能够使命运转向吗???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吧: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才有一个人能上北大、而北京的每190名考生当中就有一个人可以上北大,那么这样算下来,北京学生考进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是广东考生的37.5倍,是贵州考生的35.4倍、是河南考生的28倍!但是我告诉你,复旦比北大更狠,上海考生进复旦的机会是全国平均的53倍、是山东考生的274倍、是内蒙古考生的288倍!!!北京大学简直就是北京的大学、北京人的大学,复旦也就成了上海人的复旦。这是什么?这是赤裸裸的践踏公平的地方保护主义!!!看见了吗,虽然都是高考,但是在不同的地方高考,升学的难易是不一样的。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个我们湖南的小伙,在上海的一个建筑工地当农民工,偶然间和在建写字楼的设计师他们就聊上了天,没想到,没想到他们竟然都是1999年那年参加的高考,那个时候全国都是一样的考题,我们湖南的那位民工小伙子当年考了523分落榜了,设计师在北京,当年考了421分上了沈阳建筑工程大学,若干年之后,命运竟然如此差异,你说这高考公平吗?公平吗?那些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孩子们,你们说这公平吗?这场让学生痛苦家长痛苦老师痛苦,所有人都不会觉得轻松的考试过后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上大学了吧,啊(第二声),我们家长花了那么多钱培养的孩子们期许能进个什么大学、里面能学到什么东西、又有什么样的前途未来在等待着呢?

  咱们闭着眼睛都知道,北大清华那可是无数学子做梦都想去到的学校,要说起历史,这两所学校那都是百年名校啊,比如北大,历史悠久,1898年建校,那一年是戊戌变法的最高潮,它开始的名字叫做京师大学堂,它可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1912年5月改名为北京大学,等到1916年12月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这所学校才开始慢慢地壮大。许多学者名流来到北大,人才云集、面目焕然一新,像什么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等都来到北大教书。不同的思想在这里碰撞、不同的风格营造了共同的努力,学生们研究学问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越来越多,北大很快成为了真正的一流学府,执全国高校之牛耳,估计这是北大最为辉煌的时刻。可现在的北大又是什么样子?根据国际高等教育权威刊物《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的一个世界大学的排行榜,中国内地共有3所大学跻身全球200强,北京大学排在第49位、清华大学列在第71位。不明就里的人那么咋一看,唉(第二声),这样似乎还看得过去,但以所有上榜大学的总分计算,中国内地在亚洲排行第4,都排在了日本、中国香港和韩国之后,连新加坡都排在第5位,一个城市都快要赶过我们了,要知道咱们中国内地可是将近有2000所高校啊,2000所啊。其中,日本总共有5所大学在内都是在全球200强以内,在亚洲排名第一。而在学术排行榜上,也就是研究能力方面,你知道北大排名多少吗?第168名!清华更靠后,179名!我们的香港,除却香港大学建校历史与北大清华差不多,香港中文大学1963年才成立,如今早已蜚声亚洲,还有就是香港科技大学,在诸多权威大学的排名当中,港科大屡次名列亚洲前茅甚至是第一!可就是这样的一所大学,建校历史才20年时间!想想这么短时间,就能把北大等学校pk得很难堪,了不起!说个关于港科大的小故事,说有天晚上有一位助理教授在实验室挑灯夜战,突然发现空调被关了,有点热,于是他就给主管行政的副校长发了一封电邮,很快这位普通教师的普通要求立马被学校高层重视,没几天港科大就修改了“实验室夜间管空调”的规定,因为科研重于一切。另外这港科大我告诉你还真的很专一,创校20年,它现在仍然只有4个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根本就没什么法学院、医学院,也没有播音系、一般大学所开设的热门院系。

  相比之下,教育产业化下的学校就是只顾着招人收钱、流水线生产,什么热门就开设什么课程、什么赚钱就开什么课程,老师什么的都是临时集结。你想想,这样的教育下出来的学生还有多大出息,还指望他们做出多大的研究成果?!所以最近几年,你发现没有,哪里哪里啥的什么“高考状元”基本上慢慢的和北大清华失之交臂了,因为大多数的状元郎都去了香港,而且此风愈演愈烈。

  大学,这是一个国家思想界的代表,而思想界则是国家的灵魂。我们从北大落后于香港的大学这一事实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道理,决定一所大学优劣的主要不是历史、不是生源、不是资金投入、不是地理位置,甚至主要也不是什么大师,而是管理制度和办学宗旨!!!日本国内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在它的学校简介当中有一个版块,叫做“办学宗旨”,精髓也就这么三句话:学术的独立、学术的活用、造就模范国民。但是你看看咱们北大清华复旦的网站,根本都没什么“办学宗旨”、“大学使命”这样的条目,有的就只有自我吹捧,都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大学简介和大学历史,罗列事实而已,缺乏高瞻远瞩的目标设定,缺乏对自己想做些什么的清楚思考,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就更没有特征,灵魂从一开始就已经有缺失,还奢谈什么其他方面的改革呢?!这也难怪,现在不少学校它就是官场。比如说,大学里面开会发言,即便是学术性的会议,那也得是官大的先说,然后才轮到教授,至于真正有研究的小讲师,那就排到了最后喽。分配办公室,不是按照实际需要,也不是按照学术贡献,官阶大房间就大,一个院长办公室能够比一个资深教授都大不止一倍,更不用说乱授学位、离谱收费、论文剽窃、骗钱的专业、评职称的黑幕等等种种乱象了。研究,很多的教授们可能是在研究,研究的可能更多的是厚黑学,想着怎么升官发财。

  如果你觉得钟山我人轻言微不配谈学术,那咱就不谈学术,咱们谈就业好吧,通过高考这根独木桥之后就业前景就一片光明吗?不见得吧。是,钟山我不否认有些人的确是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前途,但估计在他们身后有着更多的被高考伤害、被大学坑的学生。想想大学里上的那些课程,还是为了考试、为了毕业、为了拿文凭、为了毕业之后找工作。但是你想啊,现在那么高的高校录取率,今年好像都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几了,如果高考真的能够改变命运的话,那么改变命运的就是很多人比之前的生活更惨了:花费了高昂的学习成本、浪费了宝贵的年华、经历了高三阶段非人的摧残,结果还是做大学生就业难,当很多学生毕业就失业的时候、很多大学生工资比农民工还低的时候,当初高三时一直萦绕在耳边的高考成功、人生美满的话语,估计更像是一记记耳光、一个个笑话。

  不是有个经典的笑话吗?有人创业成功,别人问他经验,他说我没读过书啊,到了20岁生日那天,老爸一次性给了我30万做创业启动资金。我就问老爸,这钱怎么来的。老爸就说,这就是你这些年如果要去读书要花的学费,我就一次性给你,还靠得住些,结果他成功了。其实我很欣赏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中国人真的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真的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一定要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在这种一边是恐惧、绝望、残忍,一边是亢奋、迎合、连根拔起的状态下成长吗?”

  片尾歌曲:
  我不能随波浮沉
  为了我挚爱的亲人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
  只为了那些期待的眼神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作者 :吃泡馍的鱼 时间:2014-06-17 13:29:00
  腻害~放这儿来了~
作者 :林中之路 时间:2014-10-08 13:14:00
  世界帖被删的:

香港学者:中港矛盾一次爆发
2014年10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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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响应占中运动人数超乎想像,除了金钟、铜锣湾、旺角三大据点,还扩散至尖沙嘴甚至上水,“占领中环”已成“占领香港”;香港科大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成名接受专访分析,中共撕毁对特首普选的承诺,让人民对一国两制完全失去信心,认为“中共欺骗香港人三十年”,这次运动引起这么大回响,毋宁是港人对近年贫富差距恶化、中港矛盾加剧累积的所有不满一次性大爆发。

成名表示,占中运动可以在短短几天内,迅速由学生罢课、夺回公民广场、提早启动占中发展为“遍地开花”,完全出乎警方预料;他认为学联和学民思潮这两大学生团体的决策相当关键,而港府判断错误,以为强力镇压就可以让人民噤声,竟对民众发射高达八十七枚催泪弹,也激起香港人民愤怒,认为有必要站出来保护学生。

除了这些近期因素,成名认为,香港人近年来对贫富差距、社会难以向上流动,以及中港矛盾所累积的诸多不满,是这场运动能够激发这么多社会能量的关键;很多人认为在过度亲北京的梁振英主政之下,官员操守出问题,官商勾结严重,新闻自由倒退,让香港这些好的传统被严重破坏,让香港变得不像香港,“保卫香港”的危机感油然而生。

至于人大常委对香港政改方案“落闸”,形同向香港人民撕毁普选承诺,成名表示,这件事让香港人觉得中共“欺骗香港人三十年”,中英联合声明是一九八四年签署时,即承诺让香港人实施普选,隔年港英政府也推动民主改革,但是回归后,中共一再阻挠香港民主化,重创港人对一国两制和中共的信心;香港人唯有站出来,才有机会一搏。
作者 :林中之路 时间:2014-10-09 09:22:00
  燕郊样本:香港中产的战场在中环

燕郊近年来大量的城市人口膨胀,为城市管理者提出了艰难的课题。这样的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先例可寻。随之而来的新兴中产与城市管理者的矛盾也被外界媒体的各种“堵路”与“维权”的报道不断放大。而做为同样是移民为主的香港,也曾面临一样的问题,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占领中环”事件。这篇文章可能是目前为止关于香港占领中环最详尽的报道,近一万五千字,仅提出阅读,以供借鉴。

记者/谢梦遥 江雁南 朱永潇 刊于亚洲周刊
战场在中环
战场在中环
总有一些东西,在香港这座城市中是恒久不变的,比如拼命三郎式的加班文化、实用主义至上的中环价值、嫁入豪门的传说,以及,人们对民主的渴望。

“民主”是这座城市的公共讨论中出现的高频词,然而不同的人对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解。一个叫做“占领中环”的组织正在以它所理解的方式推进香港民主,这个运动自诞生之初就伴随巨大的争议,目前行进到关键节点——号召全体香港人加入到关于特首普选方案的电子投票中。

来自北京的声音表达了占中运动演进至今最为强硬的反对态度。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均强调,任何形式的“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也是无效的,“香港某些人为一己私利,非法策动所谓‘全民投票’,是为其发动非法的‘占领中环’活动造势。”《环球时报》发出《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没13亿人多》为题的社评,指即使有全港一半以上人口投票,政改也不能背弃基本法。

不带情绪地看,这不是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邪恶之争——当然沿用这样的说法更具鼓动性,而是一场关于普选的游戏规则之争。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通过决定,2017年香港特首由普选产生,但有关这场普选的程序细节并不明确,需要由香港政府经民间谘询后推出方案(预计时间在今年7月),再经立法会通过才生效。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特首候选人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争议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有人认为严格沿用提名委员会的字面解释,在这个框架下设计更民主的细则,有人则认为扩大解释甚至跳出这个框架,采用公民推荐、政党提名或者公民提名的方式,以避免北京不喜欢的候选人被筛选掉。而“占领中环”主张,如果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的愿景落空,将发动民众占领香港的核心金融区:中环。

占领中环是一种手段而非追求的结果。在占领发生前,“占领中环”希望用民意推动改革,火热进行的全民投票这种推动的一部分。香港政府并没有阻挠这场投票,但表明不认同其效力。三个备选方案里都有公民提名(即达到一定比例的选民提名,即可成为特首候选人)——法律界的主流意见是,这违反了香港基本法。投票面临着一种悖论,对“占领中环”的质疑者不会参与这场投票,或者说,他们已经用脚投了票。

但另一方面,这场投票似乎又彰显了强大的民意,截至6月25日下午已经有74万香港人完成投票。除了“占领中环”组织,泛民派政党、香港的学生组织均加入了这场投票动员,他们出现在地铁站、十字路口、大学校园,宣讲投票理念。然而大量投票仍是超乎组织者预测的。

很大的原因是某种情绪的反弹。此前国务院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意欲为“一国两制”定调(有人认为是摊牌),但过于直白的语言刺激了香港人原本敏感的神经。而在投票启动前后,投票网络平台持续遭受黑客攻击,这激起了更多人的同仇敌忾,他们未必支持占中,未必支持公民提名方案,但视投票是对破坏的反击,而就算对现有三个方案均不认同,也可以投票——弃权票。

电子投票由“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主持,投票系统自6月14日起——即投票启动近一周前,受到黑客大量攻击而暂停服务。当投票启动后,网络攻击由最初每秒75Gb增强到每秒300Gb,系统并没有再次出现瘫痪。供应商CloudFlare将保安升至最高级,通宵应战调动人手及专属伺服器化解了黑客攻势。为了网络安全考虑,“占领中环”将原本3日的投票延长至10日。许多人认为北京主导了这场破坏。另一些人则认为,占领中环内部的人自导自演了苦肉计,就像2004年台湾总统选举前发生的枪击案。两种观点均没有足够证据支持。

全民投票的非官方性,决定了某些瑕疵不可避免。尽管18岁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才有投票资格,但因为组织者无法获得官方身份证数据库信息,只要拥有香港身份证的人事实都可以投票。电子投票系统也存在漏洞,冒用他人身份证以及以自动生成的身份证号码也可以投票(只需通过手机号码验证)。由于绝大部分的投票(实体票只有4.9万张)是通过网络完成,一些人质疑,票数被夸大了。

在回归之后香港发生的诸多社会大事件如“23条立法”、“反国民教育”,香港的民意总能形成多数的一致,但这一次,香港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野。

这种分野似乎与信息结构有关——活在互联网世界的80后年轻人多支持占中。在占中问题上,不同立场的报纸通过不同的报道手法,同样的事件会呈现多棱镜效果,但传统的新闻操作规范多少影响着报道本身。而这种束缚在社交网站完全被解放了。网络生产的内容更容易演变得情绪化与片面化,而那里恰恰是年轻人的天下,他们很少看报纸。

这种分野也似乎与既得利益有关——专业人士多反对占中。与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以及再无可失的基层贫困者不同,他们有着稳定的生活,香港社会经济层面的核心矛盾如地产霸权、贫富悬殊,并不会困扰他们。他们并不是反对民主,只是在风险与收获的评估上,他们保持了谨慎态度。

但以上归类恐怕又未免简单。个人的性格、成长经历、对共产党的好恶、所处的舆论场等诸多细分的因素,似乎都成影响对阵营的选择。哪怕一个家族聚会的饭桌,也会为占中化作辩论台,争论的双方可能是每天读同一份报纸、收入相仿的同代人。

一些危险的信号已经出现。几天前,一百多位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反对者,意图攻入立法大楼未遂。那场进攻是突然触发的,民众原本只是在大楼外示威区的和平静坐。这个事件与占领中环无关,却带来一丝阴霾,组织者如何控制民众的狂热,让人忧虑。

中环依旧太平,占领尚未发生。作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占领中环”,从无到有,已经历了许多故事。

作者 :林中之路 时间:2014-10-09 09:23:00
  (一)缘起

后来发生的这一切,相当偶然地开始于那篇专栏。

2013年1月16日,信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的文章,其中粗略地论述了“占领中环”的原则、目标与方法。作者是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廷,当时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后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他从2006年即在信报开设专栏。多数情况下,他不会收到关于他文章的任何反馈,那些文字迅速地淹没在过期报纸中。他从来不是一个有着生动有趣文笔的专栏作家,他的写法和语感都充满学术味道——换言之近乎乏味,他更习惯从法律学者的视角,写对香港社会的观察。哪怕是《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这个轰动的标题之下(他承认,这个标题是编辑改过的,原标题并未强调“最大”二字),内容延续了他既往沈闷艰深的风格。

“一,人数。参与人数必须超过一个关键数目,若人数太少,警方可轻易抬走示威者”。他写道,“只要人数超过关键数目,在香港,有一万人以上应可以达到效果,警方除非出动催泪弹和防暴队,否则不能驱散示威者…….”像在写一本产品说明书,由一到八,他逐条写下操作指南。

2011年,香港曾有过一次同名为“占领中环”的示威,为回应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几十名反对者在中环的汇丰银行底座的公共空间里占领了11个月。但那次占领,规模极小,既不影响公共安全,也不影响汇丰员工的出入,和戴耀廷的“占领中环”截然不同。

事实上,这不是戴耀廷首次论述“占领中环”。2010年同样在信报专栏,他分析香港如何争取普选时,提过类似的建议。那篇文章没有激起任何反响。

站在故事的起点看,《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一文,命运将如他刊发于报纸的过往专栏一样,很快被人们抛在脑后了。在发表后第一个星期里,这篇文章并无引起太多公众关注,直到一个叫陈玉峰的独立记者(她的本职是见习律师)向他发出采访邀约。采访初衷仅仅是一个法律人对另一个法律人产生了某种好奇,“为什么法律教授要大家犯法?”

“占领中环”,从一篇被冷落的不足2000字的小文,到一项为舆论所热议的雄心勃勃的庞大计划,转变是这样发生的——陈玉峰很快写出了一篇对谈式文章,发表在“香港独立媒体”的网站上。这篇阅读门槛颇低充满港式口语用词的文章,真正开启了传播按钮。传媒约访接踵而来。其中,明报副刊版刊发了最多“占领中环”相关的重磅文章,先是戴耀廷专访,继而又发展为每周一篇他与不同政治人物(几乎都是泛民主派)的对谈,接连刊载了12周。在这些碰撞中,关于一场全港动员公民抗命的理论脉络逐渐清晰起来——“商讨日”(即按阶段设定议程,让各界别展开讨论)的概念出现了,而一些最初的设想得到了调整,比如放宽条件,不再限定参与者必须事后自首。

当然,这一切也不能全部归于传播上的偶然。占领中环的口号,确实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在许多反对者看来,过往抗议行动——游行、变相公投、小范围堵路、绝食乃至光怪陆离的各种行为艺术,均效果有限,香港亟需一种更有效的抗争方式。把目标瞄准香港的金融命脉中环,用占领的方式将其瘫痪,无疑是当下最具爆炸力的手段。

这种玉石俱焚的威胁,过往未曾出现。多年以来,香港抗争文化温和,香港人向来为自己优雅的教养、文明的秩序引以为傲。但现在,一些人想往枪筒里,加入更猛烈的火药。

这是回归中国17年之后的香港,愈发严重的焦虑感与不信任感却在人们心中蔓延。焦虑感源于香港人的自身生活,地产霸权、贫富悬殊、年轻人上升通道受阻、陆港矛盾、经济发展停滞,种种问题没有因为回归而消失,似乎变得更加严重了。而不信任感指向对岸,北京始终是一个遥远却近在咫尺的威权符号,而一切内地被封杀的负面新闻可以在香港通畅无阻,以至于被部分地放大了,“一国两制”的承诺似乎岌岌可危。在这种情绪下,一些事件被赋予了公开事实之外的更多意义,比如许多人坚信,明报前总编辑刘进图的被刺(发生于2014年2月26日),既是结果又是证据,与共产党对新闻自由的威胁有关,尽管两者之间可能缺少逻辑的桥梁。

戴耀廷不是一个“突然民主人士”,早在80年代他尚在香港大学法学院就读时,他就曾作为学生代表,参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但当他毕业后,他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学术中——他甚至从没想过要当执业律师。虽然他也是“民主发展网络”(一个2002年成立的推动民主的政治组织)的成员,但始终保持着学界身份的距离,所做的事情无非撰文、联署签名,从未成为社运的领导者。一个极为低调的人,却提出了那些最高调最激进的人都未曾喊出的话,占领中环。

“占中是策略,要产生一种政治压力。”他声称并不希望占领中环这件事真正发生,早在他那篇起到檄文效果的专栏中,他写道,“绝不可以随便使用,必须到了最后时刻,也是到了港人追求真普选的梦想彻底幻灭时才可使用”。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并不是所有人——包括站在他一方的人,都能理解他的话。

作者 :林中之路 时间:2014-10-09 09:24:00
  (二) 占中三子

电话是从地球的另一面打来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健民接到牧师朱耀明的越洋电话时,他正在法国巴黎开会。“我们被点名了。”牧师告诉他,“戴耀廷公开说,有两个人能带领占中运动,一个就是你,一个是我。”

此时是2013年2月中旬。陈建民与戴耀廷相识十几年,但直到此刻,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先前的知会。他从没看过戴耀廷在信报的专栏,他的生活被大量的学术与社会工作占据,他是中大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任,也是民主发展网络学者组召集人、终极普选联盟(2010年成立由多个泛民团体组成的推动普选的联盟,后因政治分歧停止运作)的核心成员。很难将他定义为一个反对派,他的研究重点是内地公民社会,经常往返陆港之间,也曾多次参与中联办就政改问题的协商。

此前,当戴耀廷的文章在坊间传播时,有记者请陈健民从同样的学者身份解读,他尚未预见一场浩浩荡荡的运动将会发生,他只是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态,“学者就是这样,很忧郁,充满无力感,觉得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在过去十年作为学界代表与中央对话,陈健民感到了失望。“你觉得学者写一个好的方案,人家就会接受吗?这个想法太天真。”

在接到朱耀明的电话时,身在巴黎的他刚刚与另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吃了一顿跨时很长的午饭。郑宇硕表示,他正在与几个泛民大党派筹备成立一个能将所有泛民议员统和到一起的联盟(即真普选联盟。一年后,真普联交出它的答卷,融合各泛民党派共识的普选方案)。这是次前所未有的联合,但两人均感到,争取真普选,单靠泛民众党派已经非常困难。党派间缺少互信,“整个民主运动已经是分裂了,温和派不愿再去和中央谈判了,激进派边缘化,没有影响。”

在过往,激进的政党如人民力量、社民连也多次发动过短期的堵路与占领行为,但由于人少,很快即被驱散,效果式微。作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占领,戴耀廷认为需要找到“过去不曾违法,或不属激进的政治领袖参与”,以增加感召力,而且这个领袖应该是真诚的,有能力缩窄泛民分歧。他不认为自己是合适的领袖,接受明报专访时,他公开推荐了陈健民、朱耀明。

与陈健民不同,白发苍苍的牧师朱耀明更像一个街头战士,最有说服力的一段履历是,他曾负责拯救**事件通缉者的黄雀行动。从1980年代起,他即参与民主运动,是高山大会、民促会、支联会的筹建者。他的过往生活经验里,也充斥着艰难与惊险,他是孤儿,童年曾流浪街头。五年前,他肠穿孔,医生预测只有五成活命机会,但他仍顽强地活了下来。如今,年届70岁的他,在香港民主派中享有广泛的尊重,司徒华病逝时,他是治丧委员会的召集人。

“你做不做?”电话中,朱耀明问陈健民。陈健民没有直接回答,但以他对这位年长他近20岁的老朋友的了解,他知道牧师的意思是,“你不做,我也不做,你要做,我就做”。他也知道,如果他一旦说不,戴耀廷独力很难撑起占中运动。虽然仅仅是被隔空点名,但他却似乎被放置到了一个无法拒绝的境地。

戴耀廷缺少应对媒体和领导社运的经验,他一再强调并不想担任占中运动的领袖,但随着舆论持续发酵,在面对各路人马的对谈中,他不断论述并完善“占中”的理念,俨然已是众望所归的扛旗者。他也承认,作为“占中”概念的提出者,他负有参与的道义责任。希望与忧虑同时存于他心中,“如果有人领头继续下去,可能影响整个香港的发展,但要是没有人带领,(占中)就慢慢没了。”

很快,他们都做了决定。

2013年3月27日,在九龙的一间教堂里,占领中环行动召开记者会宣布启动。戴耀廷、陈健民与朱耀明成为发起人。在未来十数个月里,两位大学教授与一个基督教浸信会的牧师,将领导一场让香港与北京震荡的运动。

运动的全称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这个颇有宗教意味的名字,来自“占中三子”唯一不是教徒的陈健民,他否定了一些更具冲击力的名称备选。而运动的徽标,是一只鸟立于圆圈上。“我觉得这个运动的最大力量不在占领,而在于自我牺牲。‘中环’不是中环,是你的心,你想用什么占领?爱与和平。”陈健民强调道德的力量。当然,在反对者看来,这不过像是用塑料彩纸包装一枚炸弹,没有改变内核。

“占领中环”的秘书处,由十几个工作人员组成,只有三个全职,其他是兼职。这些人多是陈健民的学生、研究机构的下属。陈健民主要负责筹款、文宣,朱耀明统领行动组,准备占领中环的落地行动。

2个月后的6月初,“占领中环”进行了首轮“商讨日”,约700名获邀者参加,分组讨论占中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组织者似乎过于执着程序与民主,“下一场商讨应该讨论什么”,都成为了讨论的重点。后来的一年里,这样商讨开展了多次,最多时曾有超过2000人参加,成果也逐渐展现出来。“公民提名”变成了占中支持者们的主流意见。最初,香港人追求的是没有筛选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到后来,博弈的坐标轴产生了偏移,候选人门槛降到最低的“公民提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泛民阵营里的“政治正确”。

如第一次商讨一样,后来所有的商讨,都没有涉及占中的具体战术、执行方式。占领运动似乎成为一个议事平台,不同光谱的彼此敌对的泛民政治力量先后参与了进来,不同界别的公民团体亦参与其中。这和“占中三子”的理念密不可分,他们希望在香港推进一场商讨文化。他们严格遵守着运动成立第一天起就订立的步骤:签署誓约、商讨日、公民授权,经过前三步后,会向香港政府提出2017年特首普选的具体方案,如果真普选的希望破灭,作为公民抗命的“占领中环”,是最后一步。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运动,“占中三子”都付出了代价。在投入占中工作后仅仅第3个月,因为忙碌和缺少睡眠,戴耀廷就瘦了10磅。陈健民辞去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主任职务,中心需要经常与大陆打交道,他担心他的身份敏感招惹麻烦。而作为一名为浸信会忠心服务了40年的牧师,朱耀明成为尴尬的逆行者,他的教会向来保守,不支持占中。

戴耀廷是个过于乐观的人,在“占领中环”发起之初,他预测将来,“1万人签下誓约,10万人参与占领,40岁以上的人走在前面去自首”。但一切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按照香港大学民意计划从2013年4月到2014年5月间所进行的5次调查中,对占中持反对态度的香港人始终占据了大多数,而支持者百分比徘徊在25%上下[1]。占中意向书,至今也只有2000余人签署。

戴耀廷最初想限制捐款数额,提议很快被否决了。“他严格(设限)到一个地步,让我觉得是荒谬的。”陈健民回忆说,“封顶没意义。人家可以捐五次、十次,可以用不同名字给你钱。最重要的是,捐款不能带有任何附带条件,这样就够了。”他向亚洲周刊否认有外国政治势力的捐款,“(否则)国安那么厉害,总能查到一点点吧?没有,一块都没有。”

截至2014年2月,“占领中环”共募得款项530万元(支出230万元)。陈健民说,单笔最大的捐款,是来自几位专业人士的几十万元。虽然民意调查结果并不出色,但“占领中环”在街头募款的能力,却远远领先香港其他组织,只有反国教运动中一战成名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能与之匹敌,去年七一游行的几个小时内,“占领中环”就募得了80万元。

不过筹款事项上,“占中三子”也设置了额外的原则。6月4日维园集会,并没有“占领中环”的捐款箱。他们的理由是,这是支联会纪念**事件的主场,况且朱耀明是支联会的常委,“不要分支联会的钱”。“我们要是筹,一定可以筹到三四十万的。”陈健民说,“所以说我们是很笨的学者。”

除了较为常规的筹款晚宴与沙龙,陈健民还与支持者推动各色颇具特色的活动。比如旺角的一家咖啡店,会把“Cappuccino”更名为“Occupyccino”卖,香港理工大学的小卖部推出“普选碱”的肥皂(“碱”的香港话发音同“选”,意为“普选有的选”)与“民主糯米糍”的小吃(意为“民主不要太迟来了”)。这些活动带来的收入可能只有几百元,但陈健民视筹款过程为推广理念的一种方式。

一些时事的发生,也会引来捐款。港府宣布不给香港电视网络发免费电视牌照的那天,“占领中环”的银行小额捐款帐户里,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总计10万元。

确切说,捐款是由“民主发展网络”银行帐户代收,“占领中环”并无机构帐户。其秘书处曾以“OCLP Limited”为名向公司注册处申请私人担保公司(香港很多NGO均以公司形式注册,程序相对容易),但未获批准。政府的拒绝理由是,“占领中环”涉及违法行为。

陈健民曾研究过社团登记问题,他发现不成功的案例只占1.5%,一般都是黑社会性质。“绿色和平、人民力量、社民连都登记了,绿色和平是全球最有名的用和平方法去进行公民抗命的。难道我们是黑社会吗?”他认为政府应该从成立宗旨考虑批准与否。

无法登记注册所带来的另一个困扰是,“占领中环”无法以单独机构名义借场地办活动,需要每次找到合作伙伴来承办(这也是出于省钱考虑,第一场商讨日以个人名义向港大申请,场地费高达20万元),最近的一场在2014年5月6日的商讨,即是通过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基督教循道卫理公会等才获得场地(朱耀明所在的浸信会并未提供场地支援)。

在“占领中环”的工作团队中,基本上没有激进派,除了一个人,朱耀明所统领行动组中的黄浩铭。这位25岁的年轻人是社民连副主席,因为被警察抓捕经验丰富,特地被招募进来。

这种人员结构,是“占中三子”刻意为之的,以避免被激进势力绑架。“把社民连和人民力量加起来,只有一个人进到我们的团队里头。”陈健民说,“我们一定要把整个运动拉到中间去。”

作者 :林中之路 时间:2014-10-09 09:25:00
  (三)反攻

以反对者姿态出现的“占领中环”,亦不缺少反对者。在过往,与泛民派唱对台戏的往往是香港建制派,但这一次,一些昔日不涉政治的中产阶级,也加入了“中环保卫战”。

在过去的一年里,周融领导的“帮港出声”,是“占领中环”最尖锐的民间反对者,该组织在2013年8月成立,与其他活跃的反占中的团体如“爱港力”、“爱港之声”不同——这些团体除了议题不够单一,和港府、大陆的关系似乎过近。“帮港出声”目标明确,就是“反占中”,成员多是教授、商人、专业人士。

很难将这些人视为政治的投机者。事实上 “帮港出声”代表了一批本土精英的想法,对现状纵有不满,却不愿用香港的稳定作为筹码来押注。香港昔日引以为傲的转口贸易已经大为衰落,国际金融中心的存在可能是香港为数不多的优势了,而占领中环可能将其摧毁。按照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雷鼎鸣的估算,如果占领中环发生,每日会有16亿的损失产生。接受采访时,周融一遍又一遍强调:“香港不能发生动乱。”

64岁的周融,是保守派的象征。在他身上,能隐隐看到老派乡绅贵族的影子,雪白而梳理得一丝不乱的头发,薄薄的时常抿紧的嘴唇,端正威严的仪态,早在香港回归前,他已取得英国居留权。如果占中与反占中是一幕电影,他为他担任的角色注入了许多鲜明的个人风格,当他说起话来,能让人感受到凌厉或者伶俐,作为一个颇受欢迎的前电台主持人,他擅于修辞,也充分懂得该在何种场合使用他的愤怒。他毫不避讳表现出他性格里争强好胜的一面,几年前,香港电台曾邀请他加盟,他开出的条件是,“一定拿顶薪,哪怕只比月薪最多的人,多100块。”

不安的感觉,是在2013年的五六月时入侵周融的,“不对路了,他们要来真的了。”早在年初,他即已注意到占领中环的说法,他并不以为意,“讲讲罢了,他们疯了,不可能发生的”。但很快,他感到,“气势越来越强。”

“怎么可能逼北京让步呢?这么奇怪的一个理念,可以吵得这么厉害,因为香港传媒都在吹捧它。”周融说。一次,他跟朋友吃饭,哀叹香港局势,表示想做些事情。朋友向他推荐了年届六旬的金融家冯家彬,“冯先生已经找人准备反占中了。”他马上约冯家彬在中环的香港会会所里吃早餐,后者告诉他,已经找到若干人,每个人说好捐10万、20万出来做事。

周融与冯家彬第二次见面时,冯家彬已经筹到了超过百万元,他计划将其分批在未来5个月用掉。周融表示反对,“没用的,这种社会运动,不能当成小本经营,你要在第一次就把所有钱扔下去。你要让公众看到,有一个声音站出来与他们对抗。我们是Worthy opponent,真正的对手。”他认为政府永远是守的,而民间力量,可以形成对攻。

他的计划得到了采纳。“帮港出声”8月初成立后,在1个月内花掉了作为启动资金的上百万元,在香港多家主流报纸投放了4轮广告,号召市民发出声音,反对占中。从标题上来看,帮港出声像是做着麦克风音量逐渐放大的喊话,“你会出声吗?”,“对占中势力说不,你敢吗?”,“没有动乱的民主,你同意吗?”在最后一轮广告中,目标直指了几个主流泛民党派,文中写道,“他们应该知道选民在想什么,做什么。”

“我的工作是令到占中没有一万人。谁有一万人?民主党、公民党、工党。你们去(占中),我们就不给你选票,还号召周围的人,不要给你们票,你怕不怕?”周融认为,一旦对泛民党派在立法会的议席发出了威胁,他们就会有所忌惮。所有的文案都是他完成的。

主流报纸中,唯一没投放广告的是。周融与本有渊源——他开设的印刷厂曾给印刷,合约结束时,他还专门买了100个苹果派送给报社,但他显然已经把全力支持“占领中环”的视为敌人。“他们跟文汇(报)大公(报)有什么差别啊,文汇大公有一件事是不会做——造新闻,他们连这个都做了。”

“帮港出声”成立初,即有30余人加入(后来逐渐增加到50人),没有一个大陆背景的人,“普通话都讲得好差”,加入的条件是,必须出钱,门槛是5000元。香港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泺生是六名发起人之一,自1983年留学回港后,至今为止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帮港出声”是他参加的第一个。“我加入的唯一理由就是不认同公民抗命的方式争取普选。”他对亚洲周刊说。

这是个很松散的机构,连实体办公室也没有。除了少数几个成员公开身份,大多数成员并不愿抛头露面,担心激进势力来找麻烦。“民主派有传媒、网络、政治人物,当有人反对他们,他们就一窝蜂上,所以很多人就怕。”周融认为这是白色恐怖,造就了沈默的大多数。

“帮港出声”与“占领中环”首次面对面的交锋(如果不算前几天前周融和戴耀廷在电台的一场平淡的辩论),是在2013年8月20日的公开论坛上。“占中三子”都到了场。自由发言时,朱耀明回顾香港30年来的艰难民主路,他为反对者声称“占领中环”将导致暴乱,感到难过。说到动情处,70岁的牧师声带哽咽。

这或许是为数不多的让所有人动容的时刻。整体来看,双方完全不可能说服彼此,论坛没有学理的探究,变得更像一场修辞大赛。戴耀廷以地底水管比喻现时政制,“占中”意在提醒“水管即将爆裂”。周融则沿用戴耀廷文章把“占中”比作“核爆炸”的说法,指出核爆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之后产生的辐射,“最后受苦的还是香港人”。各种比喻贯穿了全场。

“帮港出声”与“占领中环”类似的交锋,在之后的日子里,进行过十几场。如第一场一样,没有辩胜的一方,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取普罗大众。“这不是一个辩论比赛,而在于我可以打动多少人,你可以打动多少人。”周融说。作为一个半程杀出的“占领中环”狙击者,他放下几乎手头所有的其他工作,参加了近百场演讲——欣赏他的人也许会说他精力旺盛,讨厌他的人会说他好斗——他甚至曾受中大社会学系主任之邀,进入陈健民的课堂讲述他的理论,可想而知,在陈健民的主场里,那是一场嘘声四起的演讲。

双方的战斗不仅仅在发生在讲台前,也进入到社区里。2014年3月,帮港出声启动了“和平香港”活动,以图文展形式在各个社区反占中,得到了近百位建制派区议员支持。但在网上的虚拟世界里,“占领中环”似乎赢下了高地,Facebook有5.2万用户点赞(帮港出声曾有短暂的领先,但很快被甩到了后面,只有1.5万“赞”),而“高登论坛”、“谜米”、“主场新闻”等颇受欢迎的网站里,支持占中的言论占压倒性优势,这些论坛用户多为年轻人。主流网站里,能与占中形成对抗话语权的只有“巴士的报”一家。

按照周融的说法,“帮港出声”目前已经取得了近10万人的签名,反对占中。而捐款有时会主动送上门来,一次他和朋友吃饭,闲聊到最近做的事,对方手一挥:“周融,我支持你,我给你50万。”周融说不用这么多,对方想了想:“好,那我写30万。”当即写下支票。那笔钱后来成了“帮港出声”几百万募款中最大的一笔。

周融与戴耀廷同住西贡附近的一个住宅区,他经常会撞见戴耀廷牵着一只小狗散步。尽管两人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私下却保持着友好,会礼节性地互倒一番苦水。“最坏是你啊,搞到我现在这样。”“你说你惨,我惨过你啦。”有次公开活动正式环节外,周融与陈健民聊到广告投放,还教他如何谈广告会拿到便宜的价格。陈健民一直感到奇怪,“他不是把反对占中当人生使命吗?怎么会跟你聊这些呃?”

他们有着很多共性,在香港长大,人生履历漂亮,实现了财务自由,采访时把“民主”等词挂在嘴边。他们都爱香港。某种程度上,他们像是未曾料想对方入场的拳击手。

作者 :林中之路 时间:2014-10-09 09:26:00
  (四)“光明顶”

早在周融开启第一波对“占中三子”的攻势前,另一股力量,早已经在部署了。

一个代号“光明顶”(Solarpeak)的指挥部,在2013年4月——占领中环行动发起后不足一个月,由香港警方成立。(详见亚洲周刊此前的独家报道《港警S计划揭密防占领中环失控》,在当时,警方并未透露计划全称,以S指代。)在香港武侠作家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光明顶”为少林、武当、峨眉等六大派围攻。显然在警方看来,中环成为了江湖告急的“光明顶”。

指挥部的最高指挥官是香港警察的最高首长——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警察总部的几乎所有高层都参与其中,主要包括行动部(统领机动部队)与刑事部(负责监控、搜证)。上一次成立如此高规格由警务处长亲自督阵的指挥部,需要追溯到2005年韩国农民冲击世贸会议事件。当时警方调用至第三梯队的警力(警方总计有五级梯队用于快速反应),以保证现场随时有1500名警察驻守(一般来说,警察每周48工时,12小时轮班)。而香港每年声势浩大的维园集会和七一游行,也仅由港岛警区统筹即可,人手只需第一梯队内的3个机动部队(约500人)。

56岁的曾伟雄是“红裤子”出身(指拥有实战经验逐步晋升,而非文职空降),民间给他起的绰号为“秃鹰”。这是一个涉嫌侮辱的不友好的称呼,但能感受到人们对于曾伟雄行事风格的判断:强硬。在过往面对挑衅时,他从不惧怕。

但这个历来强硬的人,对“占领中环”现场处理发出的内部指引是——克制。亚洲周刊所采访到的3位警察(均为中高层,因担心触犯警方发言纪律,他们要求匿名)一致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全世界很多记者的镜头,在看着占中。我们私下说,美国、台湾都想我们输。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他们就有话说,这里是极权。”一名总督察对亚洲周刊说。为此,他反复告诫他的下属,“克制不是一个懦夫的行为,只有够勇气够承担才能克制”。

占领中环一旦发生,警方希望打赢一场形象仗,很多细节都要考虑到。警棍被强调不能轻易使用,“预防一些死士,你明明打他脚,他把头撞上来,流血博取同情”。要注意控制场面,考虑拘捕时机,避免出现更混乱场面,“在现场第一是劝谕,第二就是平复他们的情绪”。到了必须驱散占领者之时,采取人力方式逐个搬运,不动用催泪弹,因为中环大厦密集,催泪弹的刺激气体会通过中央空调进入大厦内部。还有一条指引是,在不影响警方行动的前提下,尽量为传媒采访提供方便。

近年来,香港警方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2013年,香港游行集会达到6166起,是2004年-2006年的总和[2]。警方也慢慢从中总结了应对经验,比如机动部队配备了写有诸如“不要冲击我们的防线”警告旗帜——这在几年前是没有的。

为了守住“光明顶”,警方部署周密,与消防、医务卫生署、运输署均有联动,也已召集电讯公司、港铁、巴士公司以及三条过海隧道的高层开会。为应对“坐爆差馆”(即投案者不取保候审,留在警局形成人数压力),警方与律政署沟通研究过,将采取一种加快处理方式(未透露细节),同时保留检控权力。而对于迫不得已的清场,警方也探索出一种轻巧方法,可节省人力,只需两个警察抬走一个人——通常需要4人,

战线甚至拉到了空中与海面,水警会驻守中环边的维多利亚港,防止“有一些人从海路攻过来”,飞行服务队则在必要时会予以协助拍摄与空中监控。

“占领中环”对警方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民意调查的占中支持者只有25%,但以香港700万人口而言,哪怕只有千分之二的站出来,也将组成万人军团,足以瘫痪中环。香港有28000名警察(不计文职人员),其中大部分仍需负责五大警区的巡逻。

“几乎每一次大型游行,都会发生很多大厦窃案。”前述的那位总督察说,“很多警力被安排走了,巡逻的人少了,贼是知道的。”他举例证明他并非危言耸听,十年前他还是一名在中环巡街的冲锋队员,被抽调去一个大游行现场,结果中环两座大厦内的十几个单位发生了爆窃。

最让他担心的,不是抗议的中年人,而是学生。“以我们的经验看,泛民主派很难控制这班后生仔。”他充满忧虑地说,“现在的年轻人,慢慢变成了红卫兵,以为自己是正义的维护者。他们自己有自己一套,做不到见好就收。”在《倚天屠龙记》的光明顶一役中,被围攻的明教,面对的不是一股统一行动的力量。

香港中环

作者 :林中之路 时间:2014-10-09 09:27:00
  五)变数

从一些迹象看来,学生们已经不愿跟在中年人后面,他们要拿起属于他们的麦克风。

在2014年3月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的换届大会上,学生代表们订立了特首普选方案(后来学民思潮也加入,这个方案被称“学界方案”)。同时,他们宣布,如果政府的回应不能让人满意,可能在7月1日(即香港回归纪念日)发动占中。

很大程度上,学生的这种突然表态,是来自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激励。在3月中旬,台湾的一批大学生在几个小时内形成了决策,发动闪电战攻占立法院。

这将打乱“占中三子”所公布的时间表。按计划,即便选出代表“占领中环”的普选方案后,仍将预留时间让民间以不同手段与北京、特区政府对话,直到所有希望破灭后,才实施占领。随着香港政府将政改谘询推迟进行,“占领中环”早已宣布,将占中发动的最早日期推迟到2015年1月。

但如果不是亚洲周刊问起,占中三子不会公开表达他们的忧虑。“如果占领太早出现,会不会将对话的空间被压缩到没有?中央的鹰派也可以利用这个借口,说没什么好谈的,这些人就是捣乱的,我方案都没有出,你们就占领。”陈健民说,“我们要避免64(事件)那种状态,要有学生的热情,可是也不会过激。”

商讨耗时太久与行动纸上谈兵的指责,在过去的一年里始终伴随着“占领中环”。不仅仅是学生,一些组织也早已等不及了,喊出需要在7月占领中环。

“我从来都是温和的,我到现在还是温和的。”在2014年3月太阳花学运发生后,戴耀廷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做占领中环的行动,是用现在的方式,而不是台湾学生一跳,就去采取对抗,就是因为我是文人”。

他承认占中时间的提前是他必须面对的压力。“我们不要随便的出这张牌,因为只能出一次。最大的力量在于不出。不出,你就不知道(这张牌)有多大,可能是A,可能是3,你不知道。”

“占中三子”与学联领袖,都有过多次沟通,每次都会劝,但似乎无法动摇年轻人的决心。“我相信当社会有这样一种力量在滚动的时候,他们(占中三子)也自然会参加在里面。不是他们牵头,大家跟着去走,而是群众来判断,到底这是不是一个时机。”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说。

从4月开始,学联开始在香港八大院校进行为占中而成立的“大专行动团”的招募。“已经有100多个学生参加了。”在5月初,周永康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人数并不显著,但周永康很乐观,“在台湾你去占领(立法院),也不过300多学生,背后会有不同的民间团体去做支缓。”

他的乐观并非毫无根据。学校是个巨大的人力资源水库——全港有21万中四以上的中学生,8.5万大学生,可能只需开启一个豁口,洪水将倾泻而出。2012年反国教运动中,只有400余成员的学民思潮,通过社交网络和媒体宣传,动员了十几万人围守政府总部。

与很多谈起时事滔滔不绝的青年不同(比如上任学联秘书长陈树辉),1989年出生的周永康是个话不多的人,自我评价是“稳重、冷静、谨慎。”但性格的差异,似乎丝毫不会影响学联作为一个整体的走向,在占领的时间点选择、公民提名必不可少等事项上,年轻的学生领袖们步调是一致的。

至少在泛民阵营内,天平似乎正在倒向学生这一方。在2014年5月6日“占领中环”普选方案的内部投票中,学界方案成了胜出的三个方案之一,获得票数最多,超过了由12个泛民政党及团体和26位泛民议员的组成的真普选联盟的方案(这部分故事,请参考亚洲周刊此前报道《战场在中环之外》)。而6月底的“占领中环”的全民电子投票后,票数最多的那个方案,将呈交港府。

对于那场可能到来的占领,占中三子已经想好了退场机制,全体签署意向书的人通过手机上的应用软件做决定。这也许低估了广场政治的复杂性——这恰恰也是很多民众担心的,原本和平的战中运动会演变成流血冲突,但陈健民坚信不会失控。“在我们的培训手册里,连(被拘捕时)用力挣扎都是反对的,因为可能伤害到警察。”

另一种的退场机制是,“站出来带领群众,去最近的警察局自首。” 采访中,他偶尔也会言辞悲壮:“我们三个人第一天走出来,已经把整个生命放在这个运动里了,坐牢都不怕了。”

中环的战斗尚未开始,各方的战斗还在持续。6月14日之后的一周,占中三子展开“毅行争普选”的活动,每天连续步行12小时,路途遍布香港岛、九龙和新界,呼吁港人参与电子投票,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陈日君、的老板等颇有号召力的民主派大佬级人物均参与其中。而“帮港出声”推出了一个耸动的视频,用沙盘推演的方式,说明占中发生后如何在短时间内即可形成灾难性影响。也有人为反对激进,将本身行动激进化,“正义联盟”召集人李偲嫣在政府总部发起了绝食。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许多事件的意义不会自动呈现,从不同视角看有着截然不同的观感。5月底,密会被视为鹰派人物的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沃佛维茨,后者在小布什时期任职。两人在香港西贡的游艇上停留5小时。宣称只是会见旧友,但怀疑者认为,这是外部势力意图控制泛民派行动的明证,意图干预香港政治。

在6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度出现在了中环。驻港部队总部的大厦外墙上,出现了前述字样的简体汉字灯饰。依照官方的解释,这是大厦维护翻新所进行的灯饰测试。这个变化被媒体发现并予以报道,引发了一些港人的反感。

官方说,灯饰效果目前还没有最终确定。
作者 :北国之春1102 时间:2014-10-09 1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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