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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感湖农场岁月的记忆》(肖帅)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2-13 18:50:58 点击:1842 回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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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感湖农场岁月的记忆》



  (一)
  
  
  六七十年代在鄂东的龙感湖农场劳动,农工每月平均工资二十六元。大寨式评工分。成年的贫下中农男劳力,一般都是十分。妇女七分。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子女次一等。出身不好的,劳动力再强,也难“评”十分和七分。
  那个时代,在龙感湖农场,真正根正苗红,三代都是讨饭的正宗贫下中农不多。农场劳动强度特别大,环境极其恶劣,住的稻草房,下连阴雨爱露水,烧饭是稻草,烟子不出屋。穷人的气多,稻草的烟子多。千年荒湖,水网密布,蚂蝗比腰带长,(牛蚂蝗)蚊子比鸭子大。(过了严家闸,蚊子大似鸭)没有道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团糟。如果在家乡能够安稳地生存,谁还会到这孤魂野鬼不下蛋的荒野之邦落草!
  贫下中农到农场,有的是在老家犯了点什么事,吵嘴,打架,放火,偷鸡摸狗,等等。还有的是因为故乡闹饥荒,跑到农场。
  下放到农场的武汉知青,家庭成分不好的占多数。少数出身工人家庭的知青,都分配到了各分场机务队去了。
  少数贫下中农统治多数二等公民。劳动积极性自然提不高。磨洋工的现象很普遍。一些人自以为出身好,就欺负出身不好的人。打,骂,克扣工分,在分活路时故意刁难,同工不同酬,都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他们是不犯法的。
  想生存,出身不好的就得乖乖地任人宰割,讨好他们贫下中农,为他们无偿劳动。送吃的给他们。和他们一起打牌,下棋。混时间。
  一九七零年以后,文化大革命风暴已是强弩之末。农场一片萧条,万亩稻田里都是“社会主义的草,没有资本主义的苗。”全场出现严重亏损。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9,13)林彪叛逃事件,整个中国为之震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人不得不反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得失。横行一时的造反派开始夹起尾巴,收起“抓革命,促生产”的幌子,乖乖地和地,富反,右,坏一起下田劳动!
  养懒人,养狡猾人的“大寨式”记工取消了,无论什么人一律同工同酬,按定额记工。“出水才看两腿泥。”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工资开始明显高于造反派,贫下中农!农场的生产出现新局面。
  
  
  
  (二)
  
  在六七十年代,龙感湖农场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工资低,劳动强度特别大,一年到头,一日三餐,白菜萝卜三碗,三碗白菜萝卜,有盐无油。遇到畜牧队杀母猪,杀公猪,生产队死了牛,才能够买几斤一角钱一斤的死猪肉,牛肉打牙祭。母猪肉,公猪肉煮不烂,那时候没有高压锅。也没有冰箱。买多了也放不住。平常很少买一块钱一斤的好猪肉。过年生产队,杀年猪,猪头是猪肉的一半价,家大口阔的都争着买。没有一家过年炸肉圆子,家家户户炸萝卜圆子。人口多,孩子多的家庭,都是炸一大箩筐!把白萝卜洗净剁碎,掺一些面粉,加一些盐,用棉油炸。那粗制棉油黑乎乎的,很稠,六角钱一斤,托人到农村公社的榨坊去买。现在的地沟油恐怕比那时候的棉油强百倍。
  苕粉是家家户户都有的。到了秋天,生产队按劳力人口给农场职工分红苕,二分钱一斤。每个家庭都可以分到几百斤,上千斤。武汉知青和一般的单身职工分双份。农场每个生产队都有粉碎机。粉碎机一响,大人小孩就排队等候,轮到你名下,就把洗好的红苕倒进机器,眨眨眼就粉碎好了。你把粉碎好的红苕浆挑回家,像袋豆腐浆一样,把红苕渣滓袋(分离)出来,红苕粉就沉淀到桶(缸)底。到第二天早晨,把清水逼出来,把红苕粉块拿到太阳下晒干保存。这就是地道的正宗的红苕粉。
  来了嘉宾贵客,才舍得用红苕粉烧肉款待。馈赠亲朋好友的最好礼物的首选,也往往是红苕粉。武汉知青把红苕粉都带回武汉。
  在那经常吃不饱的岁月,凡是能够果腹之物都没有轻易浪费的。做过红苕粉的苕渣滓,都当宝贝一样晒干,留到第二年开春,泥耙水响,饥肠辘辘的时候吃,红苕渣滓做的粑粑,最塞肚子,最耐饿!
  
  
  
  (三)
  
  我从学校回到在龙感湖农场,才发现这是一个“风水宝地”!在还没有开垦出来的湖区,莲藕非常丰富。夏天,肥大的莲蓬任人采摘,嫩莲米特别甜,吃不够。每天收工就去摘,吃饱了还带一大袋子回家。老莲子煮熟,又甜又粉,既享口福,又饱肚子。吃不完的留到过年带回老家馈送亲戚朋友。秋冬就进湖挖藕。野藕比人工栽培的粉,口感特别好。无论蒸煮炒都十分可口。在那粮食不充足的岁月,实在是上天所赐予的无价之宝!
  夏天,我和弟弟经常去摘莲蓬。进进出出就像进出自己家的菜园。可是,有的人不敢轻易进去。那一望无边的荷塘,肥硕的荷叶杆一人多高,遮天蔽日。一进去就不辨东南西北。他们胆小鬼怕“有去无回”。我和弟弟自有办法;像杨子荣进威虎山,一边走一边把树皮削一刀。我们进湖,走三五步就把荷叶杆折断一根,即令是阴雨天,满载而归也绝不会迷失方向。
  农场的大排干(挖沟渠的泥巴形成的路)上有野生的苜子树,它的果实含丰富的油脂。供销社收购,每斤一角六分钱。我和弟弟,在国庆节前后,人不知鬼不觉,轻而易举地搞了三十多元钱。我们还卖了好几十元钱的益母草,桑白皮,地骨皮,霜桑叶和一些农场常见的中草药。那时候不行看小说,只许看《毛选》和《赤脚医生守则》之类的书。有关中草药的知识都是沾《赤脚医生守则》的光。
  现在想起来,古语云;苦人天照。天不绝无路之人。哪怕再恶劣的环境,只要善于观察,总会发现新大陆!
  
  
  
  (四)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龙感湖农场,一切权利归造反派,红卫兵。毛泽东说;“一切依靠贫下中农,打击贫下中农就是打击革命。”其实,真正的贫下中农都是文盲,什么都不懂,是不能依靠的,也没有谁去打击贫下中农。什么是走资派,反革命派,阶级斗争,修正主义,别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别人说坏,他们就说坏,别人说好就说好。根本淡不上什么阶级觉悟。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切身利益。让贫下中农“关心国家大事”,完全是对牛弹琴。贫下中农都是善良的,阶级仇恨是人为地挑起来的。解放前,张三是地主,李四是贫农,天各一方,解放后,五湖四海的人到了农场,张三不认识李四,阶级仇恨从何而来!
  文化大革命抄家,不是贫下中农的主意。他们不识字,不懂什么“香花”,“毒草”,“四旧”,“反动日记”,“变天账”。凡是抄家的都是心怀鬼胎的暴徒!
  龙感湖农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凡是成分历史“有问题的”家庭都被抄家。领土抄家的都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戴红袖章的造反派,红卫兵,其实都是流氓,打手,社会渣滓。他们抄家的目的绝对不是查找被抄家庭的反动罪证,而是奔着钱财而来。布票,粮票,现金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才是抄家的目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的一天傍晚,武汉知青罗寿昌带领一群造反派抄了右派子弟何清兄弟三人的家,他们弟兄三人都是单身汉。几十本小说,一百多斤全国,全省流通粮票,十几丈布票,七十多元现金,一扫而空。为了堵住三兄弟的嘴,罗寿昌又出谋划策,在一天晚上,在生产队的水泥稻场上召开贫下中农群众大会,斗争何清的弟弟文伢,罗寿昌主持大会,他说:“文伢反动透顶,我们查到他的反党的证据。他在反动日记,变天账里,他把共 产 党比成他文伢脚下的山,把自己比作船,把共 产 党比作他文伢船下的浪。(文伢的日记中的诗抄是:山再高,在人脚下,浪再大,在船底下。)我们贫下中农是可忍孰不可忍!打倒右派分子的孝子贤孙!(罗寿昌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解放初被镇压)踏上一只脚,让他远世不得翻身。。。。。。”那次贫下中农群众大会,罗寿昌当众抽下皮带,把文伢的头打破,鲜血染红了文伢的衬衣。是贫农吕盛全及时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罗寿昌心里明白,文伢不是天才诗人,写不出传世的诗歌。贫下中农更不知道,那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句。
  造反派的打手,打击,侮辱农场老领导徐德纯的罗寿昌,在文革后期,凭着他的狡猾,诡计多端,他在文革中的罪行,不但没有清算,还如了党,升了官,从生产队调到了总场!
  
  
  
  (五)
  
  有泥就有“鱼”。六七十年代的龙感湖农场的每一寸土地,一脚踩得出鱼----甲鱼来。那时候没有人工养的甲鱼,都是野生的。甲鱼是食肉性两栖动物,一般是昼伏夜出,行动隐蔽。只要是有水源,水草,鱼虾的沙质的湖区,小河,小水沟,都会有甲鱼栖息。甲鱼喜欢群居。如果你到湖水中去捉甲鱼,当你捉到第一只甲鱼时,无论大小,都不要放弃,要跟踪追击,可能会把它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网打尽。
  平时,我们没有时间到很远的湖区去捉甲鱼,就在生产队前后扑捉一些散兵游勇解馋。一般是用下钩的办法。下钩钓甲鱼最吸引甲鱼的饵料是猪肝。带臭味的猪肝最好。把猪肝切成拇指大小,套在用尼龙线系住的缝衣针上,尼龙线要系在缝衣针的中间。两头都不能露出。把另一头系了木桩的尼龙线埋在没有行人的隐蔽处的小水沟旁,到第二天清早去“收网”,不能去晚了,晚了就被别人顺手牵羊,“牵”到别人的汤罐里去了。
  笔杆黄鳝,马蹄鳖。吃甲鱼讲究吃小的,小的肉嫩。大的难得煨得烂。那时候没有高压锅。初夏,豌豆刚刚上市,用嫩豌豆米焖甲鱼。你吃了恐怕连县官也不想当!
  
  
  
  (六)
  
  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的口号响彻中国大地,云霄。龙感湖农场的革命职工,贫下中农,根红苗正的出身好的天天去“闹革命”,一个又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这个分场“闹”到那个分场,宣传毛泽东思想。地,富,反,坏,右,“可以教育好的子弟”们,还有“走资派”的职责是“促生产”,责无旁贷。十几个牛鬼蛇神,扛着十几把铁锹,走在生产队田野漫长的田埂上。群龙无首,没有领导人,“斗私批修”自觉干活,自觉改造自己的灵魂。
  牛鬼蛇神干活是不敢随便休息的,怕有人向造反派打小报告,那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给工分是小,接连开你几个晚上的批斗会,白天监督劳动,通宵达旦地写检讨可不是好玩的!
  实在累了怎么办?几个牛鬼蛇神心有灵犀。就是干一会活就去拉屎。虽然牛鬼蛇神都是男人,可以不避羞。可是,牛鬼蛇神拉屎是很臭的啊!拉屎就要自觉地走远一点,最好走三里远,那就闻不到臭了。每拉屎一次,去三里,回三里,要紧不慢地走,一个多钟头就过去了。一上午拉屎两次,有的人吃得多,拉屎三次,一个上午就过去了。有诗为证;“磨洋工,磨洋工,拉屎撒尿三点钟。”一天到底干了多少活,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反正造反派忙于“抓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没有时间来检查。
  难怪一些牛鬼蛇神情愿“促生产”,而不愿意去“抓革命”。
  
  
  
  (七)
  
  文革时期,龙感湖农场严重亏损。生产每一斤稻谷,比一斤大米还贵几分钱。原因何在?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国家开垦的农场,不收租金,农药,化肥,种子,各种大型机械,汽车,汽油,柴油都是国家平价供应,为什么亏本?谁也不敢狗胆包天说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说是阶级敌人破坏?好说不好听!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阶级敌人破坏,你造反派,红卫兵,贫下中农,公安局,派出所都是吃干饭的?
  龙感湖农场为什么连年亏本?终于找到原因!五分场有个副场长叫熊裴本(赔本),三分场有个会记叫吴伦(无论),一分场有个队长叫余河(如何)。哎呀,无论如何赔本!
  龙感湖农场全面亏损的根本原因终于找到了!但是,吴伦,余河,熊裴本三个“罪魁祸首”,怎么能够担当起偌大的龙感湖农场严重亏损的罪恶的大帽子!听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他们三个自知罪责难逃,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人间蒸发,悄悄地溜回老家去了!
  
  
  
  (八)
  
  我们二分场四队是个特大生产队,三千多亩水田。男女老少四百多人口。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都是国家干部,每个月固定工资四十元。一个上等男劳动力不缺勤,再加上加班工资 龙感湖农场岁月的记忆(八) ,也很难拿到三十块,一个女劳动力一个月不缺勤,顶多十六七块。
  小组记工员每个月有两天记工补贴,木工按头等劳动力靠。理发的一个月有三天理发时间,理发一个五分钱,自己得,不上缴。统计员,负责统计每个职工每天的定额(劳动量)(叫收方)工资跟头等劳动力靠。开6----8抽水机的机手按头等劳动力靠。食堂的炊事员按头等劳动力靠。赤脚医生,妇女队长,团支部书记,工会主席,民兵连长,财经队长,事务长,组长,都有工分补贴。这些补贴都是“娘身上的肉”。除了正队长,支部书记的工资由国家另行发给,其他人员的一切补贴,都在“人平均26元工资”里面开支。所有,每个工分值很低。农忙季节,工分泡沫大,十分工往往子有六角多的价值。
  插一亩田稻秧每平米36 龙感湖农场岁月的记忆(八) ,自己扯秧苗,自己挑到几里远的田里去插,一共23976棵,十分工。修大堤,挑四个立方的泥土,爬十几米高的堤坡,十分工。挖三米深的沟,挖十几个立方,十分工!那种超强度的劳动,现在回想还是不寒而栗!
  在那非人的时代,劳动强度大还是其次,最惨的是吃不饱。因为食堂送到工地的菜根本就没有一点油星星。一年三百六五天,就有三百天是送饭到工地,无论天晴下雨起风,特别是“双抢季节”,(抢种抢收)往往是几天几夜不许回家!打饭的炊事员还要克扣一点,经常是吃了八两米的饭还没有吃饱。一个武汉知青抱怨:“我得了哑吃不饱的病哪!”
  
  
  
  (九)
  
  
  六七十年代,龙感湖农场八个分场,八十多个生产队,都是稻草盖的“职工宿舍”。总场也以稻草房居多。别号“茅屋街”。只有机关,医院,商店,仓库,油库,电站等是砖瓦房,但整个农场都没有楼房。生产队都是一色的稻草房。干部,贫下中农住的宽一些,地,富,反,右,坏,可以教育好的子弟住的窄小。
  稻草房,用竹子做屋架,屋顶盖上厚厚的稻草,那稻草是经过特别加工的。在秋冬季节稻谷脱粒时,选稻禾长的稻谷,在滚筒脱粒机上,一把一把地把稻穗上的谷粒脱干净。将整齐的稻草-----当地人叫“齐草”捆好待用。
  用齐草盖房,像盖瓦一样,一层一层,跟鱼鳞一样,每盖一层,都要用草绳固定,屋顶的人盖草,屋下的人用有针眼的竹竿穿稻草绳子往上递。穿针引线,一针一针,像缝补衣服。盖的稻草一尺多厚。
  稻草房的墙壁是用高粱杆缠上稻草,按照砌墙的格式树立好,用几根竹子固定,再糊上泥巴,就成了“墙壁”。
  因为稻草被雨水淋湿爱腐烂,生产队的稻草房,年年要轮流加盖稻草。春秋季节,阴雨连绵,没有及时加盖稻草的房子就漏雨。“屋破偏遭连夜雨”的夜晚显得更加漫长。
  "“穷人的气多,稻草的烟多。”阴雨天,烧饭的稻草烟不出屋,稻草烟因为气压而不易飘散,真正令人窒息!
  我们二分场职工子弟小学也是稻草房,一些附近人家养的大肥猪四处觅食,经常光顾学校。有时正在上课,这些不速之客就穿墙而入,跑到我们的桌子下找同学们遗落的蚕豆吃。你赶它们,它们哼哼,不理不睬,有时候和女生零距离,一些胆小的女生吓得尖叫,大肥猪和娇小姐共处一室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觉得妙趣横生!
  
  
  
  (十)
  
  董志良,河北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是龙感湖农场总场畜牧队的支部书记,部队转业之前是营级干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内查外调”,查出他原是胡宗南部下的一个连长,在进攻延安时被俘,成为一名“解放战士”,后来在解放济南时立特等功,晋升为营长。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下放到二分场四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董志良的妻子是总场职工子弟小学的老师,父亲是解放军部队的军长。所以,没有下放。董志良夫妻养育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是‘断肠儿”。一九六七年董志良落难时,“小董”只有六岁,还是一个学龄前儿童。
  董志良年过半百,身上有弹片,阴雨天就发痛,生产队安排他每天赶牛车,秋收季节,拖稻谷捆,平常到分场拖化肥,种子,等生产物资。牛车的两个轮子直径近两米,由老牛驾驭,行动十分缓慢。坐牛车是“小董”的最爱。三天两头,就要从总场赶来生产队坐“老董”的“专车”。老牛拖着牛车在宽宽的泥地上慢悠悠地走,“老董”牵着牛绳跟着在地上走,“小董”坐在牛车上的化肥袋子上,吃别人送给他的炒蚕豆。
  有一天,小董又到生产队来了,老董却不在家,到分场参加批斗会去了。生产队里又有人给蚕豆小董吃。小董一边吃蚕豆,一边玩,一边等老董会家。小家伙很调皮,把蚕豆抛得高高的,再张开嘴去接。一颗惹祸的蚕豆掉进了气管。赤脚医生殷济南不知所措。严肃舜的老父亲闻讯赶来,把小董揽在怀里掐人中,几分钟的功夫,小董的小脸就变得灰白了!我实在忍不住,大喊一声;还不送医院!
  几个年轻人听到我的一声喊,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抱起小董就往二里开外的分场医务室飞奔。武汉医学院毕业的吴茂明立即采取紧急抢救措施,才费了很大的周折,才终于用捻子把那颗差点要了小董的小命的蚕豆弄出来。一会儿,小董的死灰色的小脸慢慢变得有了血色!满头大汗的吴医生如释重负地叹道,你们总算有个明白人,再迟到三分种,我就没有回天之力了!
  老董像掉了魂似的,闻讯赶到医务室的时候,小董已经像无事人一样,和医务室的医生玩笑!
  
  
  
  (十一)
  
  龙感湖农场的稻草房,低矮,稻草盖得厚,又年年添加新的稻草,所以,冬暖夏凉,举世无双。但是,稻草房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容易发生火灾!冬天,是农场火烧连营的季节
    。经年累月的稻草房十分干燥,稍一不慎,就会引起火灾。那些年,龙感湖农场几乎年年冬天发火。还烧死了人!烧死耕牛!
  一九六二年冬天,二分场一队夜晚发火,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被烧死在稻草房里。本来,他可以轻易地逃出来,因为他去抢救他唯一的财产---一个大木箱。参加救火的人发现,他的躯干压在木箱上,手脚已经烧成了木炭!
  一九六三年冬天,二分场场部发火,也是夜晚,损失很大,连派出所的档案户口都没有抢出来!
  一九七三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北风呼呼,二分场四队,全生产队的人在仓库里开群众大会,文伢的“家”突然发火,等人们从会场冲出来救火时,文伢住的一栋稻草房已经化为灰烬!
  从省里到龙感湖农场参加“大四清'的干部房汝江看到事态的严重性,就和总场基建对的书记张盛尧共同策划“欺骗”农场的一把手王世民书记,说是建设一座砖瓦轮窑只要人民币五万元。王书记“上当受骗”,五万元只是给砖瓦窑打了个脚,(基础)王书记有口难言,“乖乖地”追加资金把龙感湖农场的第一座轮窑建成。为农场职工后来住上砖瓦房打下基层,彻底改变了农场稻草房经常发生火灾的局面。
  
  
  
  (十二)
  
  在生产队食堂门口的一棵树上,系一根竹竿,在竹竿上再系一块红布条
    ,就是龙感湖农场各个生产队收工的讯号。离开生产队远的田地有三里多,有时食堂的炊事员忘记把系有红布条的竹竿拉起来,(扯旗)在田地里干活的人,饥肠辘辘,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食堂炊事员,四十多岁的严尧山,正在和女朋友热恋的那一段时间,
    
  
     经常忘记“扯旗”,有一天早晨,太阳升起三杆子高,估计九点多了,严尧山还没有扯旗。武汉知青万文治发牢骚,说了一句粗话。结果被人告发,被另一个武汉知青罗寿昌主持的批斗会,连续批斗了三个夜晚,远在东西湖农场的女友闻讯,“金鱼从此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回。”和年届三十的万文治拜拜了!
  大寨式评工分,培懒人,培养狡猾人,让广种薄收的农场生产雪上加霜。“出工像拉纤,收工像射箭。”出工不出力。
  一块锈迹斑斑的拖拉机的圆盘耙,用一根铁丝挂在食堂门口的树上,生产队出工的信号是生产队使劲敲击这块圆盘耙,叫敲钟!经常是队长把那块“钟”敲得要破了,人们还在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
  出工的人们听到敲钟的声音,就零零散散地来到食堂门口集合。在那里天南地北地神侃。
  “水不急鱼不跳。”农场领导眼看万亩良田,一片荒芜,心急如焚,不得不改弦更张,取消大寨式评分法,开始按“定额”记工。磨洋工的局面从此结束。
  
  
  
  (十三)
  
  养猪,是六七十年代龙感湖农场生产队职工的一项主要副业收入。从苏联引进的优良品种约克夏,长白猪,是受香港居民欢迎的瘦肉型猪种。
  生猪收购站在离农场四十里以外的黄梅县小池,收购等级森严。产品猪分三个等级,一百八十斤一级,一百五十一斤二级,一百三十一斤三级,多一斤,少一斤,级别就不同,价格就有很大差别。有的人把猪送到小池生猪收购站,临时发现猪的重量不够,就把带去的油盐炒的大米饭偷偷地喂猪。结果,有的人把握不好,把猪撑死了!如果是夏天,死猪容易发臭,整匹肥猪就有丢弃的危险!那可是弥天之罪,灭顶之灾!
  二分场四队的财经队长张六记,经常 走霉运,接连撑死了几头猪,他舍不得把一家人辛辛苦苦喂大的猪丢弃,就把死猪运回来
  ,那么大的死猪,别人遇到这种倒霉的事情,就干脆倒霉到底,便宜卖给队里的人吃。可是,张六记觉得划不来,他终于想出一个绝招,把死猪肉掺上六六粉,腌起来!那个办法还真亏他张六记想得出来!用六六粉掺了的死猪肉,挂在太阳下晒,苍蝇都不敢盯一眼!
  到了冬天下雪天,张六记一家大小就享受那六六粉腌制的“腊肉”,可能是吃这种特别腌制的死猪肉,吃得太多,五十多岁的张六记夫妻和死猪一起去了,他三十几岁的儿子也紧随其后,也去了!
  
  
  
  (十四)
  
  刘振邦,武汉知青,出身资本家,哥哥号称“横笛王”,在文革时期被打成“反动权威”。
  刘振邦一九四四年出生在汉口六渡桥。一九六三年下放龙感湖农场,被分配到二分场四队。因为弱不禁风,出身又不好,十九岁的小伙子,大寨式评分,总是8分。每个月工资不到二十元。幸亏每个月有“知青补贴八角”。
  刘振邦也吹得一手横笛,但轻易不吹。他的横笛都是自己做的。我的几根横笛也是他教我做的。一段竹子,钻几个眼就大功告成了。他说,这样的横笛,只是玩玩,音不准。可是,我觉得很神奇。
  有一天,刘振邦请假到总场看病,却有人看见他在黄梅白湖渡卖笛子。支部书记王华丰找他谈话,说那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王书记悄悄给了他五元钱,叫他再不要轻易外出。如果被当地的造反派抓走了就不好办。在群众大会上,王华丰书记说,刘振邦是到白湖渡会马马,(女朋友)为他遮盖过去了。
  后来,王书记的爱人牵线,为刘振邦介绍了一个才四川万县流浪到农场的女孩。那个女孩很勤劳,天天出工,对刘振邦十分体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刘振邦带着四川老婆,回到了武汉,尽管没有户口,(户口在龙感湖农场)没有规定的工作,就靠小夫妻的一双手,天天做横笛,生活过得很安稳。
  前几天,我在六渡桥碰到年近古稀的刘振邦,他说,已经退休,养老保险是自己缴纳的,有一年,一个乐器公司聘请他去当技术指导,他没有去,不自由。他已经在汉口花园小区买了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孙子在武汉音乐学院读研究生。
  刘振邦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感恩。对不起已经去世的王华丰老书记。
  
  
  
  (十五)
  
  徐福林,一九四零年出生在新洲县仓埠,单身汉,贫农。一九六零年冬天流浪到龙感湖农场二分场四队。因为初到农场的时候,没有被子,北风呼呼的晚上就睡在铺着稻草的泥地上,垫的是稻草,盖的也是稻草。吃的很差,营养缺乏,二十几岁,年纪轻轻的徐福林就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十分的劳动力变成了八分的劳动力!
  支部书记王华丰在贫下中农会上说,我们阶级弟兄遇到了难处,我们就应该帮助他。后来,徐福林被安排到食堂,为武汉知青,单身汉煮饭。
  徐福林学会了煮饭,馒头发得又大又泡,切的萝卜丝粗细均匀。像粉条。武汉知青都很满意。
  一年冬天,一个讨饭的年轻女人讨到四队,女人不是那么漂亮,也不是蛮丑。就是一身脏兮兮的,一股难闻的气味。也看不出来到底有多大年纪。不知道是谁说,介绍给徐福林。就把女人带到食堂,徐福林给了女人三个冷馒头,女人狼吞虎咽,三个冷馒头很快就下肚了。徐福林又给了她三个,女人没有吃,把馒头踹在怀里,说是留到晚上吃。有人说,你吃吧,吃完了晚上再给你,你只要不走,天天给你馒头吃。
  王书记问徐福林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流浪女人?徐福林是瘸子上树---巴不得!生产队为一对天下沦落人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女人洗得干干净净,换上一身虽然不华丽,但整洁合身的衣裳,倒有点“出水芙蓉”的风韵!
  第二年冬天,徐福林的大儿子,徐大牛出生了。流浪女人像母鸡下蛋一样,又接连给徐福林生下两个肥胖的儿子---徐二牛,徐三牛。
  “男以女为家,女以男为室。”从此,徐福林天天喜笑颜开,有说有笑。因为有一位贤妻良母在身边,徐福林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强壮,哮喘病也很少发了。
  一九七三年秋天,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江苏男人找到生产队的造反派和贫下中农,并拿出他家乡造反派,革命委员会的证明。原来,那个沦落农场的,给徐福林当老婆的女人是这个男人的老婆!
  晴天霹雳让徐福林不知所措。怎么办?人家是合法夫妻,你徐福林是没有结婚证的露水夫妻!那个男人要马上带自己的女人离开农场。那个女人一步三回头,一边走,一边流泪。那个江苏来的男人带着女人刚刚走到离生产队二里远的桑树林,正好遇到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商惠珍从分场开会回来。商队长问明情况后,对女人说,你这一走,老徐怎么办?大牛,二牛,三牛怎么办?你到我们湖北十多年,和老徐已经是事实夫妻,是合法的。
  那个女人回到生产队的时候,徐福林躺在床上,像死人一样!女人叫他,他还以为是在梦中!
  
  
  
  (十六)
  
  六七十年代,我们弟兄四个在龙感湖农场劳改时,都是单身汉。我看生产队理发的章财生每个月有三天在家理发,既不下田,又有活钱(理一个头五分钱)就想当理发师。我问章师傅,学徒多久满师?他说:“三年”。我说,不能少吗?他干脆地回答:“一天也不能少。你想学剃头?恐怕贫下中农不会同意吧!”事实证明,在那个时代,不是贫下中农出身,想当理发师,简直是想和皇帝的女儿谈恋爱!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们生产队来了三个武汉华中农学院毕业生,他们都是罗田英山的农民子弟,生活节俭,待人亲切热情。在艰苦的劳动的空隙时间,经常拿出他们自己带来的理发工具为我们理发。他们还手把手地教我理发,并让我以他们的头当“实验品”。不到三天,我就掌握了理发的基本要领:“粗剪细修,先定型,后修改。看头型,定发型。”等等。我们互相理发,也为生产队的男职工免费理发。后来,章师傅因为得肝癌去世,我们生产队的人理发,一直没有出去。都是三个大学生和我们义务理发。
  我们那个生产队后来不少人买了理发推剪和剃刀。既节省了宝贵的五分钱,还不误工。
  我们弟兄从六七十年代的龙感湖时代到现在,一直坚持自己理发。自己理发的好处不只是节省理发费用和时间,最重要的是卫生。现在,人多,各种性病,传染病防不胜防。自己理发安全可靠。
  
  
  
  (十七)
  
  曾献长,新洲县孔埠人,贫农。一九六一年大饥荒只身来到龙感湖农场。文革时期担任二发场四队生产队队副队长。四十岁左右。身体很好。经常身先士卒,带头劳动。就是生活散漫。每天和单身汉一起吃食堂,住集体宿舍。
  到吃饭的时候,曾队长总是没有吃饭的碗,要是看见有别人有空碗放在那里,他拿起来就去打饭,问也不问一声,饭吃完,也不洗,随手一丢。开工没有锹,(锹是龙感湖农场生产队当时必须的工具)他就随手拿别人的,用完随手一丢。时间一长,都不愿意借碗和锹给曾队长。吃饭的时候,他用食堂的水瓢装饭菜,出工没有工具就在田畈空手打转转。
  经常有热心人给曾队长介绍“马马”(女朋友)。有一回,一个人说,已经给曾队长物色到一个马马,是一分场畜牧队的,姓朱(猪)一根独辫子长长的,就是皮肤很黑,不知道曾队长愿不愿意去约会。曾队长不知道别人拿他开轩。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把胡子刮得光光的,就到一分场畜牧队去了,结果问了半天,一分场畜牧队的人觉得事情有点奇怪,都说没有听说有哪一家的女儿要找“老板”。(男朋友)也没有姓朱的。
  当曾队长在一分场畜牧队进退两难时,一个年轻人突然焕然大悟地说:“哎呀,曾大队长,您恐怕被人涮了吧!我们畜牧队,一根独辫子长长的,皮肤黑黑的,那不就是大母猪吗?”曾队长一听,脸顿时红得像猴子屁股,掉头就跑。。。。。。
  从那以后,别人再给曾队长介绍马马,他就装没有听到的样子。
  
  
  
  (十八)
  
  章财生,黄梅县上乡人,四十二岁,贫农。一九六三年到农场,一九六四年调到二分场四队,会理发。我们四队大大小小一百多号男人的头都是他一人剃。他剃头不像现在武汉的理发师,没有半个钟头下不来。他章师傅剃头,三下五去二,八到十分钟就搞定了,不刮,不洗,不擦粉。生产队每个月给他三到五天的时间理发。每剃一个头五分钱,归自己,这在那个时代可是“暴发户”。
  傍晚,章师傅就拿出三角型的鱼网,到屋前屋后的水沟里捞捞,就是两三斤活蹦乱跳的小鱼小虾。
  章师傅的妻子海香二十八岁,会插秧,别人插一天秧,浑身是泥巴,像泥巴狗。她插秧,袖子只卷到手腕。浑身看不到一点泥巴!一个女儿五岁多,很乖,很听话。一家三口幸福和美,令人羡慕。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九六九年夏天的一天,正在吃饭的章师傅突然对妻子说:“海香,我浑身无力,怕是活不长了吧。。。。。。”。海香一听,手中的碗一下子掉在地上;“你疯了?大白天说鬼话!”“我一点劲都没有,又不想做事。。。。。”。“不想做事,就歇几天。”
  过了几天,海香突然发现自己的丈夫,几天的功夫就像变了一个人,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就有点着急,就去找王华丰书记。王书记派人
  把章财生送到总场医院,请姚龄岚院长亲自检查。姚院长初步诊断为血吸虫肝硬化。建议到武汉大医院确诊。
  王华丰书记,第二天就派万文治带章师傅到武汉协和医院挂专家号,确诊结果跟姚院长确诊的一样:肝硬化晚期!没有住院的价值,回家料理后事!
  
  
  
  (十九)
  
  章财生和武汉知青万文治一起回到农场,回到生产队,人已经是皮包骨。王华丰书记马上又派人把他连夜抬到总场医院。生产队派我到医院护理章财生。他的吃喝拉撒都是我料理。他对我说:“我不想死呀,我要是想死,从武汉回来的时候,我就从大轮船上滚到长江里去了哇!我的女囡还只有六岁啊。。。。。。”
  海香四处打听治疗肝硬化的民间偏方,单方。听说白马尿可以治疗肝硬化。队里就派安徽青年常乃桥连夜动身回安徽去萌(寻找)白马尿。
  听说白马尿能够治疗肝硬化,章财生住在总场医院充满信心。天天问我白马尿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夜晚也经常说梦话问我:“小肖,白马尿怎么还没有送来?'”常乃桥只晓得去玩,有不去把白马尿接着!"“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坐倒,还不快去接白马尿撒!”
  “病人恶似郎中。”(重病在身的人脾气比医生大)章财生经常无缘无故地发我的脾气。一口口带血的痰,不吐在我给他准备的纸盒里,非要吐在我的手中。
  一天,姚院长悄悄告诉我,章财生可能就在这一两天,要通知他的亲人准备后事。第二天晚上,他的妻子,哥哥都到医院来了,他还饭得清楚谁是谁,到凌晨就死了。
  生产队有人想撮合海香和曾献长。曾队长很乐意。可是,海香最终选择了章财生五十多岁的亲哥哥,她和哥哥带着六岁的女囡,回到丈夫黄梅上乡去了。
  
  
  
  (二十)
  
  周宜典,一九四三年出生在湖北沙市,家庭富农成分。一九六三年到龙感湖农场二场五队。能说会唱会画。平常在田地里劳动,一边薅秧,一边唱黄梅山歌,比黄梅本土人还动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龙感湖农场周边的很多造反派请他去画《毛主席到安源》,在那个时代是不兴润笔费的,但好饭好菜是少不了。也有人给周宜典牵线介绍“马马”,但一打听,是富农子弟,就都打了退堂鼓.有人问周宜典找“马马”要什么条件?他笑一笑,用黄梅调唱道:‘我的大哥哥呀,讲什么条件哪!能够传宗接待可也-----”有时又说:“我们这样的人,没有资格结婚,结婚是害了人家!不结婚也好,眼睛一闭,就了结了!"”
  一九七三年夏天,
  周宜典突然接到沙市机械厂的一封电报:弟逝,(表弟)速来厂顶职并结婚。
  周宜典接到奇怪的电报,一头雾水。大家帮他“翻译密电码”,电报的大意应该是,表弟可能因公牺牲,工厂为了照顾其家属,就让他这个表哥去顶职,并和表弟媳结婚,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有个依靠。沙市那个工厂也知道周宜典的特长。
  农场很快为周宜典办好了户口和粮油关系,并给他写了一份比较好的鉴定。
  几个月后,周宜典给我们写信说,朋友们当时分析的一点也不错。他在厂里专门负责画《毛主席去安源》和布置有关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栏。生活风平浪静。
  转帖未完待续

作者 :冯宇恒 时间:2013-02-14 15:40:00
  很棒!慢慢看!
作者 :人生ta如梦 时间:2013-02-14 17:37:00
  好文,让我们年轻一代了解过去。
  
  顶上去!
作者 :幽兰清弦 时间:2013-02-14 20:49:00
  赏佳作,新年好:)
作者 :海角老狼 时间:2013-02-16 09:57:00
  那个年代太黑了
作者 :文婷基金 时间:2013-02-16 10:18:00
  :)
作者 :墨香红尘 时间:2013-02-16 10:23:00
  往事不堪回首
作者 :墨香红尘 时间:2013-02-16 10:26:00
  继续
作者 :梦之依依 时间:2013-02-16 13:47:00
  往事
作者 :一抹幽兰一 时间:2013-02-16 20:56:00
  上一代人的回忆
作者 :何所冀 时间:2013-02-21 21:24:00
  没经历过那个年代
作者 :找个角落 时间:2013-02-25 13:54:00
  踩到那个年代的尾巴
作者 :忧伤之夏天 时间:2013-03-02 11:04:00
  待续待续
作者 :小小_622852 时间:2013-03-02 23:05:00
  遥远的记忆~~~~~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05:00
  
  (二十一)
  严尧山,一九二七年出生于黄梅县大河,贫农成分,一九六二年和前妻离婚后,只身一人来到龙感湖农场二分场四队。生产队安排他开6--8,(6--8马力的小型抽水机)兼民兵连长。一九六七年到生产队食堂当炊事员。
  有热心人牵线,年近四十的严尧山开始和十八岁的“历史反革命”张老太的幺女儿谈恋爱。条件是“换婚”。
  老张头,黄梅县上乡五祖寺镇人。出身贫农。一九六七年秋,从黄梅龙坪水库移民到龙感湖农场二分场四队。
  国内战争时期,小张被国民党抓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当炊事兵。在回乡相亲时吹牛说是给军长煮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的冲击,把他的罪恶历史暴露无遗!一夜之间,老贫农变成了老反革命。
  老张头有苦难言,最令他愧疚的是,他的俩儿一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却是门庭冷落,没有人提亲。
  严尧山的老家,有一个患有癫痫病的妹妹待字闺中。有热心人从中撮合,老张头的十八岁幺女囡嫁给四十岁的,有病的严尧山。严尧山的患癫痫病的妹妹嫁给老张的大儿子。
  结婚三年,严尧山的妻子没有给他生一男半女。老张头也没有盼到一个孙儿,孙女。
  我离开龙感湖农场多年,听朋友说,五人帮之后,那两对夫妻都重新组织了新的家庭。严尧山至今还是孤身一人。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06:00
  (二十二)
  
  
  刘同华,一九四五年出生于河南,家庭富农成分。一九六二年随哥哥来到龙感湖农场总场。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一九六四年,从总场调到二分场四队劳动。
  
  刘同华,性格活泼,口齿伶俐,外向,善于看风使舵,处处迎合贫下中农和造反派。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他不但没有被“专政”,还“专政”其他成分出身不好的人,企图踩着这些人的肩膀往上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造反派,红卫兵,参加了打砸抢,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武汉知青罗寿昌等暴徒狼狈为奸,以革命的形式,丑化老干部徐德纯。
  
  刘同华积极革命,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经常唱《你要嫁人就嫁给我-----》骗得了黄梅县上乡,五祖寺镇龙坪水库移民,老贫农欧阳爹的女儿欧阳雪岚的爱情。
  
  欧阳雪岚是欧阳爹的独生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和刘同华结婚之后,欧阳爹老父亲对刘同华视为己出,省吃俭用,把自己的口粮省给俩小夫妻,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特别是小外孙出生之后,俩老更是劳累不已!
  
  一九七二年春节期间,欧阳爹积劳成疾,分场医生决定送总场医院住院治疗。刘同华不闻不问,装作不知道。后来,欧阳爹是我和几个没有离开农场的武汉知青,送到总场医院,因为病重,我们又连夜送到江西九江人民医院。。。。。。。
  
  五人帮推出历史舞台,刘同华落实政策后回到了总场,和欧阳雪岚离婚即新婚。
  
  欧阳爹死了多年,欧阳雪岚的母亲也死了多年,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独生女儿雪岚六十多岁,孤苦伶仃,自食其力!
  
  欧阳爹,婆死不瞑目!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07:00
  (二十三)
  英记岚,黄梅县濯港人,一九五一年出生,家庭贫农成分,一九六二年随父母和弟弟到龙感湖农场而分场四队,不久,父亲在一次故事中去世。年幼的姐弟和孀居的母亲相依为命。
  
  英记岚在二分场职工子弟小学,勉强读完四年级就辍学回到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开始,和妇女们在泥田里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大寨式评分,只有四分,母亲在生产队的“托儿所”带小儿,每天五分。母女俩辛辛苦苦一个月的收入往往不到二十元。还要供弟弟春明上学。
  
  后来,群众看到英记岚什么农活都会做,工分评到七分,这是大寨式评分,妇女等级最高的。一家三口,生活一直十分艰难。
  
  一九六九年,年仅十六岁的英记岚想通过婚姻解决家庭的困境,让母亲和弟弟过得好一些。可是,家庭出身好的青年,嫌她们家太穷,连一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还不说嫁妆。有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想和她谈恋爱,但她的亲戚都一致反对。怕她跳进了火坑!她的母亲只能夜夜流泪。
  
  一九七零年,根据上级有关部们的指示,农场的每个生产队派一个成分出身贫农的,有初中文化的青年到黄梅县集中培训赤脚医生。英记岚虽然文化程度不达标,但没有比她更适合的人选。当时生产队凡是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弟”,因为阶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为贫下中农服务。
  
  仅仅经过三个月的赤脚医生速成班培训,英记岚就学成归来,开始为贫下中农,革命群众服务。我们那个队是个血吸虫窝,理发师章才生就是在我们队染上的血吸虫病而死的。英记岚每天为下田劳动的人擦血吸虫防护油。
  
  我离开龙感湖农场很多年,听说,经过近三十年的磨练,英记岚成为一位很有工作能力的女医生,早已经调到八分场医务室坐诊,已经退休多年。老公是一名中学外语教师,女儿亭亭玉立,聪明伶俐,大学毕业还在江西南昌工作,外孙在那里读初中。
  
  令人叹息的是,英记岚受苦受难的母亲没有看到女儿幸福的家庭。
  
  啊,还有。英记岚的弟弟,是解放军的一位营级军官。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07:00
  (二十四)
  
  段凤英,一九五五年出生。是一名弃婴。她的养父母一九五九年冬天,从新洲县到龙感湖农场时,在武汉到九江的大轮船上捡到的。
  段凤英的养父家庭贫农出身,养母解放前是国民党军官太太,后来那个军官跑到台湾去了。
  段凤英一家一直住在二分场四队。养父给生产队喂猪,大猪小猪一共三四十头,早晨赶到大排干上放草,晚上赶回猪圈喂一些饲料。小凤英帮父亲赶了一段时间的猪就不愿意了,她不想当猪倌,又脏又臭。
  凤英的养母在生产队托儿所带小儿,凤英经常看见母亲偷偷地吸烟。但她从来不做声。养父母对凤英特别喜爱,处处宠她。但她从来不娇惯自己。三个人“组合家庭”十分和谐美满。
  段凤英的养母为人很谨慎,经常给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小恩小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凡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无不受到残酷批斗打击。他们一家在那波涛汹涌的岁月,竟然没有沉没!
  段凤英特别勤劳,割谷,插秧,打耙,脱粒都是一把好手。大寨式评工分,她十五岁就评到七分。一九七四年,十九岁的段凤英看中了勤劳忠厚的青年小团。可是,小团的父亲是右派分子。她不管这些,坚决要和小团结婚。她的养父母无可奈何,就去找支部书记王华丰。王书记说,婚姻自主。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是,造反派坚决不答应。
  再后来,段凤英投降了,和一个贫农的儿子结婚了,接连生了三个女儿。至今还在农场。她的养父母早已去世。小团的父亲平反落实政策后,小团就回城了。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09:00
  (二十五)
  
  王华丰,黄梅县大河人,贫农出身。龙感湖农场二分场四队支部书记,国家干部。文革时期大约四十上下年纪。在派性斗争极其激烈的一九六七年,他是冷观形势,不表示支持任何一派。不买造反派“钢工总”的账。甚嚣尘上的“钢工总”夺了他的权,让他“靠边站”。叫他每天和大水牛为伴。
  不少干部在那场动荡中,认为无产阶级的天下是造反派的,讨好造反派,向造反派屈服。
  王华丰一直不向造反派低头。他说,天是共 产 党的天,是人民的天。天下大乱是暂时的。他说他是共 产 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干部,你们夺权是违法的!生产队有关生产和人事问题他都要过问,不许造反派胡作非为。
  右派子弟因为探亲要请假。造反派不同意。王书记和贫下中农商量后就批了假。“地主子弟”因病不能出工,他说,吃了五谷六米,那个不得病,不管是谁,有病就去诊,记病假工分。
  在生产队食堂吃饭的武汉知青和其他单身汉,差不多都是出身“不好的”。王华丰书记,经常过问食堂饭菜情况,还亲自食到堂为单身汉烧冬瓜。生产队分红薯,分自留地,分花生,过年分鱼分肉,单身汉总是职工家属的双倍。冬天上级分配下来的棉花票都是给知青和单身汉的。救济款才是照顾困难贫下中农户的。
  有人反对王华丰的作风,认为他太“右”,他说:“我是按党的政策办事,不是感情用事。我敢作敢当,我如果犯法,我自己承担。”造反派奈何不了他。
  五人帮垮塌之后,有一个离开龙感湖农场二十多年的“地主”,千里迢迢给当年给予“宽大政策”照顾的王书记给去家乡的油菜蜜。。。。。。。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11:00
  (二十六)
  
  “屋破偏遭连夜雨”。龙感湖农场六七十年代的职工,不怕劳累的折磨,不怕饥寒的交迫,不怕清贫的煎熬,不怕蛇虫的袭扰,不怕蚊蝇的叮咬,不怕天下大乱,不怕娘嫁人,就怕天下雨。
  稻草房,低矮,狭窄,没有窗户,没有厨房,在屋内烧火做饭,烧的是潮湿的稻草,浓浓的稻草烟不出屋。窒息得要人的命!
  我们二分场四队是农场的大型水稻队。水稻面积五千多亩。每年秋冬,生产队就按职工家庭的人口多少分给各户稻草。每家一个稻草堆,这就是职工家庭一年的薪柴。春秋多雨,阴雨连绵十天半月,没有干燥的稻草,做一餐饭十分艰难。烧火的时候,用一根竹筒,趴在灶门口使劲地吹。胆大的人夜晚去抽水机棚偷一桶柴油回,烧火时,就像小孩玩打水枪一样,把柴油往灶里打。火特别大,浓烟滚滚。那时候,野外到处是抽水机棚,到处是无人管理的大油桶。
  职工住的都是稻草房,低矮,地面潮湿。很多人没有床,受潮的稻草铺在潮湿的泥地上,就是农场职工的床。经年累月,在泥里水里劳动,夜夜睡在潮湿的“床”上,没有患风湿关节炎的人恐怕没有几个。成分出身不好的人,是入另册的二等公民。住的“宿舍”多是被遗忘的,年久失修的稻草房,雨季来临,“外面大下,屋内小下,外面不下,屋里还滴答。”
  也许,读中国的近代史,中国人只知道“北大荒”的寒冷,新疆建设兵团的风沙,却没有人知道湖北龙感湖农场职工住的稻草房。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12:00
  (二十七)
  
  “大雨当小雨,小雨当天晴,晴天一天当两天,加上夜班当三天。”是龙感湖农场当年响彻云霄的战斗口号。
  “插秧插到八月,割谷割到腊月,脱粒脱到正月。”六七十年代的龙感湖农场的生产队,一年四季,没有农闲的概念。特别是割早谷后“复晚”,就是割完早谷的田,立即翻耕再插晚稻,叫“双抢”----抢收抢插。几乎是不分日夜。
  秋收季节,几千亩稻田的水稻,等待人工一把一把地割,一抱一抱地捆,一捆一捆地用牛车往生产队的大稻场拖,一牛车一牛车的稻捆,像筑万长城的烽火台一样往半天云里码。一座座高大的稻谷堆高耸入云。
  稻谷收回来了,但还没有“归仓”。入夜,大型脱粒机“康拜因”像一头巨大的怪兽,靠在高大的稻谷堆旁,在茫茫黑夜里凶狠地吼叫起来。年轻的男人们,一个个像董存瑞一样扑上去,把一捆捆稻禾拼命地往康拜因的巨大的铁嘴里喂。康拜因“轰”地一声吼,稻捆就粉身碎骨了。康拜因后面是一群像疯子一样的女工,?负责把康拜因巨大铁嘴里吐出的稻草像春卷一样风卷残云地卷起来,捆好,再送到一边,由几个男人码起来。
  把稻谷禾铺在很大的打谷场上,一辆大型的“神牛”拖着一个特制的巨大的水泥滚,在铺得一米多厚的稻谷上一圈一圈地,像华子良一样不停地跑。跑得累了,一群男女职工,人手一把杨叉冲上去一阵翻抄,把谷粒都抖下来。把稻草卷起来,堆成高高的稻草堆。
  如果需要修盖职工稻草房的“齐草”,生产队就特别安排“滚筒脱粒机”。一台台滚筒脱粒机,就像二郎神的巨型狼牙棒。横卧在稻场中间,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钢丝牙齿,一台滚筒脱粒机二米五长,五六台,七八台连在一起,一字长蛇阵排开,由一台柴油机带动,十几个壮汉一齐上阵把一抱一抱的稻禾压在飞快旋转的滚筒上,气势恢宏,灰尘蔽天!
  脱粒场上,都是名符其实的“灰姑娘”!除了两只眼睛一眨一眨的,全身都是稻草灰,泥土灰。
  脱粒机一响,就像上战场。全体职工,无论男女,不分老少齐上阵。一日三餐,饭菜送到田头地边,起风,下雨,下雪,也一刻不停。吃奶的孩子由托儿所集体送到田畈“就餐”。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14:00
  (二十八)
  
  古人云:五风十雨说丰年。可是,龙感湖农场的职工都不喜欢下雨,特别是春寒料峭的春季,无论多大的雨,天天要出工。没有胶鞋,没有雨衣,没有今天的羽绒服。那种人世间少有的凄苦,我怎么描写,您都不能理解。红军的高级将领无论怎么讲解,画图,鲁迅如椽大笔始终未能草就《红军万里长征》。
  六七十年代,塑料薄膜已经出现在农场的各个生产队,那是育早稻苗的必备的。职工们就祈求保管发善心卖几尺,雨天就缠在身上抵挡一阵。
  我们兄弟的女邻居是分场干部家属,有一台荷花牌缝纫机,她帮我们把买来的塑料薄膜剪裁缝成雨衣,解了我们兄弟的燃眉之急。
  早春,赤脚下田,鲜红的血会从毛细血管里往外渗,钻心般的疼。有人逼上梁山,右派子弟何清首先发明了人造深筒胶鞋。
  把低价的马口胶鞋买回,用剪刀把胶鞋口剪齐,再把买回的旧板车胎绕成圈,一圈一圈地用胶水嫁接在马口胶鞋上,几十元一双的深筒胶鞋,只花几元钱就到手了。后来,仿效的人越来越多。差不多“人脚一双”。
  一件雨衣,一双深筒胶鞋,现在,在城市的垃圾桶里都经常可见,在那非人的艰苦岁月,却是农场男女职工梦寐以求的宝贝。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15:00
  (二十九)
  
  开门八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六七十年代的龙感湖农场的人可没有那么复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是关注稻草,大米,面粉,粗盐和一月供应的半斤棉油。酱,醋,茶很少有人享用。
  一麻袋大米连皮一百八十二斤,一个麻袋不过一斤重,一回买一麻袋,可以得到一斤左右的免费大米的实惠。每次生产队食堂拖大米,面粉回来,家大口阔的人家都是买整麻袋的大米。每斤一角一分三厘钱,一麻袋大米二十元零三角四分,相当一个中等男劳力一个月三十天,一天也不缺工的工资。很多有男劳力的家庭都买得起。家中有大米,心里不慌。买大米,买面粉,都不能超过供应指标。一个男劳力每月粮食指标是三十二斤,妇女小孩,老人少一些。但农忙季节可以超支。
  一袋面粉五十斤,一斤一角七分,一袋八块五角。湖南,安徽人普遍喜欢面粉食,一回买两袋三袋的都有。一般是擀面条吃,连汤带菜,吃的舒服又节省。都不舍得蒸馒头。他们擀面条的技术高超,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桌子上,像变魔术般,眨眼就能够擀出一张薄如纸的面条!
  水稻生产队的所有农场人的薪柴都是稻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有一个挂在嘴巴上的臭名昭著的口头禅是“救命的稻草”。比如,北京的造反派就说国家主席刘少奇把一部《宪法》当救命稻草。就是说稻草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在那个年代,稻草,是农场人一天都不可或缺的,虽然烟多,但是不值钱,便宜。生产队分稻草从来不斤斤计较。你去拖几十捆或百把捆,堆成一个稻草堆,财经队长看一眼,一千斤,顶多估计五百斤。记个账完事。好像从来没有扣过工资。但是,稻草灰要交公,不能送到自留地里去。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17:00
  (三十)
  
  龙感湖农场在文革时期限制农场职工搞家庭副业,叫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家只许养一头猪,大猪要出栏还没有出栏的时候,写一份申请,造反派批准,才能捉一头小猪回来。按人口,一口人只能养三只鸡。每户66,6平方自留地,而且只许种菜,不许种和生产队一样的油料,粮食作物。喂肥的猪,只能卖给供销社,杀有病的猪,自己卖死猪肉要缴纳税收。鸡生的蛋要卖给供销社,夜晚有供销社的工作人员挨门挨户上门收购,卖一斤鸡蛋有二两糖票,凭糖票到供销社可以买到白糖,红糖。
  生产队种的菜很便宜,大白菜,白萝卜,黄瓜,都是半分钱一斤,番茄一分,洋葱二分。职工一般不买,都是吃自己菜园里的。
  水稻吐穗的季节,照顾小水牛的一不小心,让小水牛跑到田里饱餐一顿,就会被撑死。这样的小牛肉炒辣椒特别好吃。一角钱一斤,按人头分,武汉知青和其他单身汉照例分双份。
  畜牧队有时杀公猪(种猪)或母猪,猪肉也是一角钱一斤,随便买。因为都没有高压锅,煮不烂,买的人很少。
  好猪肉七角钱一斤。没有人要瘦肉,都是要肥肉,排骨更是被卖肉的屠夫剔除来丢给狗去啃!家中有老弱病残的,就买点猪板油当营养品补养身体。六七十年代,龙感湖农场的猪肉不要肉票。
  鱼,泥鳅,黄鳝,都是不值钱的,生产队的大大小小的水沟,到处是,只要你动手。但是,一般家庭不吃这些东西---费油!鱼不值钱,油贵。而且,吃这些东西,饭吃得更多,不划算!老人说;“一园菜可以抵一仓谷,吃一塘鱼要多吃一仓谷(的饭)。”
  粮食不够,又没有劳力出去挖藕,实在没有办法,就到五里闸,孔垄的黑市买黑市米,一斤二角四到二角五分。是当地的黄梅人卖的。没有城管干涉。
  六七十年代的龙感湖农场的职工似乎都不怕生病,甚至还希望生病,生病就可以休息,(凭医务室,医院的证明)不管得里什么病,都只要五分钱的挂号费,其他什么费也没有。如果得的是血吸虫病,住院治疗,不但是免费的,连五分钱的挂号费都不要,还有营养补贴,工分照记。出院休息,工分也不少。龙感湖农场的这一待遇,普及到地富反坏右。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56:00
  (三十一)
  
  三年天灾人祸,饥饿像魔鬼一样把天南地北的成千上万的人,驱赶到龙感湖农场。龙感湖农场以博大的胸怀容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饥民。
  “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改不掉的缺点,就是爱饿肚子。”饥饿像影子,千百年来跟着中国人。一代伟人也未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饿肚子是世间最残酷的罪恶。饿肚子使人屈服,饿肚子使人失去人格,龙感湖农场流通一种农场内使用的粮票;龙感湖农场粮票。到食堂买饭,先要凭“龙感湖农场粮票”买饭票。到总场食堂吃饭,到其他分场,其他生产队食堂吃饭,都必须带“龙感湖农场粮票”。如果你出差到武汉,到外省,就要凭“龙感湖农场粮票”和证明到总场粮店换湖北省粮票或全国粮票。
  二分场职工子弟小学一位青年老师粮食不够吃,就自己画“龙感湖农场粮票”,让学生去食堂买饭票。有一回,一个同学拿老师画的粮票到食堂买饭票,事务长突然发现粮票上的图案模糊不清,原来,这个同学刚刚洗过碗的手是湿的,把粮票打湿了。。。。。。
  画龙感湖农场粮票的老师被判刑三年。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58:00
  (三十二)
  六七十年代,阶级斗争,是龙感湖农场的主题。阶级斗争的内容无非就是看家庭出身。阶级斗争的对象都是“牛鬼蛇神二代”,被称之为牛鬼蛇神的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基本不存在了。土地改革时期的地主,富农都是五十岁左右,到六七十年代差不多死光了。没有死的已经是日薄西山了。他们的罪恶都被转移到他们的儿女和孙儿孙女的身上。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什么阶级斗争?其实,被斗争的地主阶级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被消灭了。当年的地主,富农的儿女,孙儿,孙女已经不成其为阶级了。
  土地革命时期划分地主富农成分的依据是看被划成分人近三年的经济情况。一个人在土地改革前三年,生活富裕,就有可能划成地主或富农。如果这个人三年前很富裕,因为赌博输光了万贯家产,他就会划贫农或雇农。
  土地革命过去二十多年,地主,富农的后代早已经成为自自食其力的“贫农”,还是把这些无辜的人当阶级敌人斗争,实在是荒唐透顶。他们人数少,手无寸铁,没有丝毫权力,没有行动的自由,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结婚的自由,没有当兵的权力,没有当工人的权力,只能在农田里出体力。做最苦的事情。他们这个“阶级”凭什么和无产阶级“斗争”?
  龙感湖农场的阶级斗争,无非就是不许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说话,掌权,读书,学技术,同工不同酬,强迫他们做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事情,却给他们最低的报酬。这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
  
  (三十三)
  龙感湖农场六七十年代,贫下中农家庭出生的初中生很少。我们二分场四队二百多人口,没有一个贫下中农子弟上过初中。
  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天下午,临开工前,照例聚集在食堂的那块拖拉机圆盘耙做的钟下聊天,不知是谁惊呼道:反标!石破天惊!人们的目光全部被那块锈迹斑斑的圆盘耙上。圆盘耙上一行歪歪扭扭的粉笔字触目惊心;打倒XXX!贫农子弟严淑训看了一眼,立刻下结论;这肯定是读了中学的人写的!贫下中农不会写,也写不出这么好的字!
  我们四队的“读了初中的人”屈指可数。武汉知青中“读了初中的人”有罗寿昌,万文治,(高中)夏焕武,张振邦,许汉生,常乃桥,李再柱,张楚俞,张松林,还有右派子弟文伢。武伢,何清,贵腾芳,罗寿昌是当时红得发紫的造反派头头,他不会写反标。那么,其他的人就是脱不了干系的“嫌疑犯”!带领大家下田做事的生产队副队长曾献长当机立断:你们这些家伙三,(“读了初中的人”)下午就不要出工了,接受贫下中农,造反派的审查!
  审查由贫农子弟严淑顺主持,罗寿昌做笔录,老贫农商记生,徐福林,吕盛全“培审”。“公堂”就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严淑顺一副包青天坐堂的样子。一呼二吼:“你们这些家伙三,总是想变天。你们不自己交待,自果负!(后果自负)”罗寿昌狐假虎威,一副鸭公的喉咙叫道:“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商记生屁股后面挂个死老鼠,假装打猎的样子,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们这些蚊子,钻进夜壶---冒充哪咤闹海!还想翻天!”
  “排排座,吃果果”。“审判官”轮流审问嫌疑犯们。徐福林审问文伢:“是你写的反标吧,坦白了不要紧的!”文伢说:“我家没有粉笔。”吕盛全审问张振邦:“我看样子像是你写的!?”张振邦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春耕大生产,在家私设公堂,无聊!”罗寿昌审问夏焕武:“是你写的吧?”夏焕武一笑:“那么好的字,我怎么写得出来呀?”严肃顺跳起来大吼:“绣房里失了绣花针,不是丫鬟就是小姐!”张振邦一冷笑:“我们既不是丫鬟,更不是小姐,我们不会绣花,偷绣花针做么事!”徐福林也大吼起来:“你张振邦就是鸭子死了嘴壳子硬!要是查出来是你写的反标,看你吃不完兜着走!”张振邦说:“我吃不完就分一点给你!”
  打了一下午嘴巴仗,水没落,石没出。“审判官”们工分照记,嫌疑犯们要等破案之后再看记不记工分。
  第二天下午,黄梅县公安局派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严肃顺从仓库搬出那块圆盘耙。小伙子看了一眼就说:“这是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写的,顶多三年级。”第三天,“反标案”就破了。江苏来农场的贫农王火焰的十一岁,读三年级的儿子,借了本队同学的一角钱,为了赖账,就在圆盘耙上写“反标”,嫁祸于人。。。。。。
  (三十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龙感湖农场黄梅贫下中农娶媳妇,嫁女儿的阶级意识特别强。有女初长成的贫下中农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不怕穷得响叮当,只怕阶级成分有问题。万一掉进火坑,就是女囡一生的苦难!一定要给女囡找一个根红苗子正的贫下中农子弟。现役军人是首选。找一个普通一兵就是烧高香了!其次,就是分场机务队开拖拉机的,虽然日夜耕田,夜不归宿,浑身油腻,但每个月三十六块五的级别工资,实在是令人刮目。再其次就是生产队开6---8的。(小柴油机)“快活得没得法,就去开六至八。”开6--8的人自由,有功夫回家煮饭,做家务事。再再其次就是有一技之长的泥瓦匠,木匠,铁匠,剃头匠,裁缝匠,阉鸡匠,阉猪匠,道士,赤脚医生,等等,只要不盘泥巴。生产队会记,保管,队长,就更是瘸子上树----扒不得了!
  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右派分子的子弟,哪怕人长得金枝玉叶,家财万贯。”蚂蚁坐沙发----谈(弹)都不谈!(弹)
  武汉知青来自大城市武汉,武汉多么好!可是,没有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囡看中成分出身不好的武汉知青。极其个别的例外。
  我们队的会记罗寿昌是武汉知青,父亲是“历史反革命”。罗寿昌属于出身不好的子弟,他的老婆是黄梅县上乡的贫农女儿,她别具慧眼,不顾爹娘的死死哀求,亲戚六眷的反对,坚决要嫁罗寿昌。五人帮垮塌后,罗寿昌国家干部退休,带着贫农女儿老婆一起到天府之国的成都当寓公去了。
  走投无路的四川女子嫁了成分出身“历史反革命”子弟的张振邦,张振邦在五人帮垮塌之后,当上农场中学教师,退休后,把“四川佬”带回武汉享清福去了。
  人们始料未及的人间事,可谓多矣!
  (三十五)
  
  严桃荣,(女)一九四二年出生。黄梅县苦竹人,家庭贫农,父亲,中共党员,国家干部,在黄梅县小池镇药材公司主要领导职务。严桃荣的两个哥哥,都是中共党员,龙感湖农场三分场的领导干部。严桃荣本人共青团员。一九六二年冬天,她和一分场菜园队会记,团支部书记朱寿南结婚。
  一九六四年农场“大四清”,内查外调,发现朱寿南的父亲是“漏划富农”,朱寿南因为隐瞒家庭成分,被开除团籍,撤销团支部书记职务,撤销生产队会记职务,戴“坏分子”帽子,在贫下中农管制下劳动改造。每给月只发给十五元生活费。
  很多好心人都来劝严桃荣和坏分子朱寿南离婚。严桃荣说,我们结婚,你们都来喝酒,那时候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是坏分子?
  有的人劝严桃荣说,你是贫农,革命家庭的子女,应该和坏分子划清阶级界线。。。。。
  严桃荣没有和坏分子朱寿南离婚。他们还生了一个肥胖的儿子。
  一九六六年“五,一六”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龙感湖农场烧得面目全非。造反派,红卫兵争相“揪斗”走资派,坏分子,地富反坏右。朱寿南在劫难逃,天天像热锅上的蚂蚁。
  有一天早饭后,生产队男女职工正准备出工,一个造反派头头拦住大家说,今天上午“抓革命”批斗坏分子朱寿南。并呼喊口号;打倒坏分子朱寿南!造反派,红卫兵把朱寿南押到生产队的稻场上,给他戴上一个写着“坏分子朱寿南”的高帽子。还要他向贫下中农革命群众低下“狗头”。
  突然,严桃荣冲上去,一把把朱寿南头上的高帽子扯下来,丢在地上用脚踩扁!严桃荣说,你们破坏“促生产”,搞武斗,违反了中央政策。说完就把朱寿南带到田里薅稻秧去了。造反派红卫兵干瞪眼!以后再也不敢惹严桃荣这只“恶鸡婆”。
  五人帮垮塌之后,朱寿南调到一分场场部任主管会记。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5:59:00
  
  (三十六)
  六七十年代的龙感湖农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却不讲职工和职工子女的文化教育和科技兴农,是农场农业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一九六二年,二分场职工子弟小学的生源来自总场,三分场,二分场,一分场一共还不到一百名学生。毕业班只有"“十八勇士”,全班当年升入初中(黄梅二中)只有一人!当时龙感湖农场全场一万五千多人,八个分场近八十个生产队没有一所初中!只有一所“农业中学”!一直到文革时期,除了武汉知青,农场职工的子弟中很难找到一个初中生,根本就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
  我们所在的二分场四队,除了武汉知青和地主子弟,富农子弟,坏分子子弟,历史反革命子弟,右派子弟,全队的贫下中农子弟,基本上是文盲。
  贫下中农子弟邵玉香管水,不懂“水往低处流”的朴素道理。生产队领导派他管理全队几千亩水稻的灌溉。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响,大面积的田还是晒了。田一晒,草就疯长。他不知道观察,不懂得,给稻田灌溉,先要送水到最高的田,沿路漏的水就自然流到低田里去了。
  后来生产队领导派右派子弟何清管水。抽水机只要白天抽水,夜晚停机。无论高田低田,都灌上了水,没有晒一块田。人还挺清闲。
  农场在六七十年代就开始推广化学药剂除草。生产队领导先派贫下中农子弟管理全队几千亩水稻的化学除草。他们看不懂说明书,不懂化学药剂的性能,结果宝贵的化学药品都随水流走了。草没有除掉。
  后来领导还是派一个出身“剥削家庭”的有初中文化的“子弟”主持化学除草。结果效果显著。受到分场农业技术员的肯定。
  “贫下中农管学校。”一分场,二分场职工子弟小学选拔教师,只考虑家庭出身是否贫下中农子弟。把有初中的“子弟”排挤在外。二分场的工会主席殷宝林坚决反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弟”进入学校:“他们这些家伙还能教育出一个好人?”
  一分场职工子弟小学的张兴武校长对我抱怨:“王老师(一分场工会主席的侄儿)板书总是把吃饭的“吃”字多些一横。纠正几次还是错了!”
  一九七零年,农场在大坝口修建的电排站,当年兴建,当年受益,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可是,没有人写得出一份新闻稿,
  一九七二年农场兴建一座自动化甘蔗糖搾糖厂,湖北省宣传部门也不知道----农场没有人写稿。
  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力的最大制约,是农场发展的阻碍。
  (三十七)
  
  六七十年代,全国农业学大寨,大寨式评分在龙感湖农场各个生产队实行,实行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老实人,嘴巴不会说的人,成分出身不好的人,总评不到十分。成分出身好的,出工不出力的,狡猾的,月月评十分。同工不同酬,大大地损害了职工的积极性。磨洋工,偷懒的人越来越多。
  农场不得不取消大寨式评分,实行按活路的劳动强度分等级记工,按劳动定额记工。多劳多得。
  割谷,插秧,抄田,挑稻捆,送(抬)病号,一类活,完成一个定额十分。耕田,脱粒,捆稻禾,二类活,完成一个定额九分。耙田,打杂,三类活,一个定额八分。
  定额记工,体现了按劳动取酬的社会分配原则。贫下中农和武汉知青,成分出身不好的人同工同酬,大大地提高了农场职工的灵动的积极性。
  在定额记工,也不是一刀切,对年老体弱的贫下中农还是有诸多照顾。尽量安排他们做轻松一点的活路,尽量安排在家门口的田里做事。尽量安排他们到食堂,喂猪,看稻场。
  按定额记工,成分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工资明显高于贫下中农。生产队最苦最累最危险的事,都是他们的。晚上抬病号到总场,防汛抢险,都是他们打头阵。
  在讲成分的那个岁月,出身不好的人,哪怕在生产队表现最好,也是没有前途的,也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有些人自暴自弃,神经出现问题的,自杀的都有。
  武汉知青雷香龄,曾贵娣是武汉知青的优秀代表,她们年轻的生命都不幸夭折在那块荒野的土地上!
  
  (三十八)
  
  回忆龙感湖农场十五年的生活,五味杂陈。最令人痛惜的是不许读书。浪费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文革时期,读书有罪。我在文革时期挨斗,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罪名就是“深更半夜还在读书”。
  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不感兴趣,只想读书。白天哪怕累得筋疲力尽,不看一会书就难以入睡。我始终认为,老百姓与政治无关,老百姓与国家大事无关。国家大事是国家领导人的事情。
  文革前,离我们农场五里远的孔垄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借书是免费的。我在那个图书馆借读了至少三百本小说。文革开始,天下大乱。图书馆被造反派砸了。我找黄梅的同学借书看,饥不择食寒不择衣,不管什么书我都看。看书,我喜欢做笔记,摘抄。这都是我后来挨打挨斗的原因。读书笔记被造反派说成“变天账”。
  家中的所有书,包括我找同学借来的书,都被造反派抄家抄得干干净净!
  贫下中农是不读书的,贫下中农子弟也不读书。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是无稽之谈。昨天晚上把拳头举得高高: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今天早上把拳头举得高高:林彪这个贼,罪该万死!国家的事情,贫下中农搞得清楚吗?
  土地改革时期,贫下中农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贫下中农扭起秧歌,划起采莲船,放鞭炮敲锣打鼓庆祝。不到三年,党分给贫下中农的土地,党又收回去了。参加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又是锣鼓喧天地庆祝。吃饱饭也好,饿肚子也好,贫下中农都认了。贫下中农是不懂“国家大事”的。
  国家没有为贫下中农建设学校,没有鼓励贫下中农送子女读书,贫下中农不懂读书的重要性。对贫下中农实行愚民教育。“一切依靠贫下中农”。谁依靠贫下中农?农场的建设,能够依靠没有文化的贫下中农吗?龙感湖农场的贫下中农,只是有一顶好看的帽子---贫下中农。其实,贫下中农一直很贫穷,很辛苦,没有得到实惠。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读书,没有文化,什么都不懂。
  
  
  (三十九)
  
  
  龚万年,贫农出身,五短身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改名“龚平”(谐音公平)是我们生产队的统计,每天统计每个职工的劳动定额。你如果和龚平的关系搞好了,他对的定额就可能是“公平”的,反之就有可能不那么“公平”了。你想和大统计龚平搞好关系也不像加入世贸组织那么难,容易得很。我和他的关系就还好。他家哪个病了,我放下饭碗去给他扎针灸。他家的猪病了,我马上去给他的猪打针,我借给他的锹,锄头的把把被他弄断了,我说算了。我的挑稻捆的扁管(当地的一种农具)一根三块六角钱,他拿去搞断了也没有赔!
  
  龚平的厉害我是领教过的。你插的秧,他可以说插得不均匀,你割谷,他可以说,谷桩子留深了,你打场,他可以说你的稻草里面还有谷粒,没有抖干净,你挖沟,他可以说坡度不标准,你薅草,他可以说你没有薅干净,随时可以扣你的工分。他三个钱一根的蜡烛总是照着你,就像有一根紧箍咒紧紧地箍在你的头上。
  
  恶人就要恶人磨。也有不怕龚平的人。何清管水,(负责生产队水稻田的灌溉)龚平的儿子给何清送饭。有一回,龚平的儿子送饭,不小心把何清家的开水瓶打破了。换一个开水瓶胆,一块八角钱,相当一个强劳动力翘起屁股插两亩田的秧的工资。十四五岁的男孩连一个开水瓶都提不好,摔破了,理应照价赔偿。可是,龚平对何清说,哪个把开水瓶打破了你去找哪个!何清吃了个哑巴亏。三天后,龚平找何清给他家的母猪打针,龚平给什么药,和清看都不看,就给他家的母猪把针打了。在以往,何清要仔细地诊断猪的病情,研究用什么药,剂量是多少最合适。基本上做到没有失误。全队的人都相信何清。过了两天,龚平的猪死了,就去找何清。何清说,哪个卖给你的药,你就去找哪个!龚平以后对何清特别客气。
  
  何清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弟”,对贫下中农办事很认真,很负责,贫下中农都很喜欢他。五人帮垮塌,何清回武汉“顶职”接父亲的“班',临走,全队的人送行,殷记兰的母亲送来一提篮鸡蛋,流着眼泪说;“何清是一个好人哪!”
  
  
  (四十)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五,一六”魔瓶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魔鬼放了出来。龙感湖农场的生产日益走向瘫痪。从总场党委,分场党委到全场一百多个生产队,工副业单位的权力都逐渐落到造反派,红卫兵的魔掌中。
  总场党委办公室主任刘方正被造反派,红卫兵“架飞机”,跪拖拉机链轨板,皮带抽打。以致脑震荡!
  总场医院优秀接生员武汉知青曾贵娣“站错了队”,被“钢工总”造反派,红卫兵挂铁牌(用柴油桶的厚铁片所制)游行。还强迫她站在板凳上,脸朝天跳。叫做“跳得高”。铁牌磨破了曾贵娣前胸的衣襟,惨不忍睹。
  在一天傍晚,曾贵娣喝了一瓶“莱尔苏”,在衣裳的口袋里装满小石头后,跳进了医院后面的小河。。。医院院长被造反派红卫兵关押。
  三分场妇女干事武汉知青雷香龄,全国优秀知青代表,曾经进京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一九六七年夏天,被农场造反派,红卫兵打成“假红旗”,被迫服毒(1059)自杀。
  接连非正常死亡两个优秀的武汉女知青,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6:00:00
  
  (四十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龙感湖农场一片混乱。各种各样的革命组织林立。打出的旗号都是“毛泽东思想革命派”。互相倾轧,都企图把对方打成保守派。甚至反革命组织。置之死地而后快。
  黄梅县的造反派一度分成以马聚才和姚某某的两大派,剑拔弩张,势均力敌。后来,武汉的“钢工总”的势力渗入黄梅县,渗入龙感湖农场。黄梅县和龙感湖农场的造反派中,有人想投靠“钢工总”这棵大树,振臂一呼:“不要马派,不要姚派,要毛泽东思想革命派!”龙感湖农场的“井冈山'”战斗队,“星火燎原”战斗队,“革命到底”战斗队,“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夕阳红”战斗队,“万里长征”战斗队,“红旗”战斗队,“毛主席的红卫兵”战斗队,“东方红”战斗队,一时间,一些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倒戈,都争先恐后地投靠在“钢工总”的麾下。
  龙感湖农场成了“钢工总”的一统天下,农场的各级党委都靠边站了。二分场的党委书记魏芮锋被打倒,农场淹水后造反派派他驻扎在黄梅县独山,专门和安徽人打交道,采购复堤的石头。后来,造反派又派他到大坝口当建设电排站的总指挥。
  造反派,红卫兵,他们的革命方向是什么?他们造反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革命的对象是谁?没有一个造反派,红卫兵头头是明确的。都是一群糊涂虫!
  
  (四十二)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龙感湖农场的造反派夺权之后,响应“中央文革小组”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怎么样抓革命,怎么样促生产?农场的造反派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分工。造反派,红卫兵们“抓革命”,地主,富农,坏分子,反革命,右派分子,以及这些人的子孙们“促生产”。
  
  造反派,红卫兵“抓革命”的具体内容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抄家,把成分出身不好的家庭一扫而光!书籍,笔记本,现金,粮票,布票都抄光。批判,斗争,殴打无辜群众,丑化老干部。凡是造反派,红卫兵不参加农田的生产,每天就是打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横幅,敲锣打鼓,从这个分场到那个分场,自编自演一些低级的庸俗的,甚至下流的节目,对老干部进行人身攻击。
  
  二分场四队造反派,红卫兵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二分场场部自编自演的节目,队老干部徐德纯极尽人格侮辱之能事。在农场职工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出身不好的,“可以教育的子弟”天天下田劳动。二分场四队,出勤人数最少的时候,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甚嚣尘上的时候。有的贫下中农既没有参加造反派,红卫兵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别的分场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没有和出身不好的,“可以教育的子弟”下田“促生产”。一心搞自己的自留地。
  
  农场万亩良田,月复一月,长满“社会主义的草”。不见“资本主义的苗。”没有人忧虑“明年的日子怎么过”。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6:01:00
  (四十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解放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登峰造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一九六三年的“大四清”运动只是预演。口号是“团结百分子九十九”的人,打击极少数。实际上是打击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基础干部。在“大四清”运动中,没有挨整的干部极少。几十元,几百元的账目不清,就要挨斗,甚至戴上“贪污分子”的帽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龙感湖农场二分场四队的团支部书记陈共成,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就被打成“走资派”。老贫农,老党员,老支部书记王华丰被打倒,靠边站,天天和大水牛为伴。管生产的领导不能管生产。
  “造反派”们还要在“造反派”三个字前加上“革命”二字。他们对毛泽东著作断章取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革命是用一种暴力推翻另一种暴力。”流氓暴力,要推翻革命了几十年的“另一种暴力”。
  龙感湖农场总场办公室刘方正,河北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住过延安窑洞,参加过延安整风。没有倒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没有倒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六十年代转业到黄梅县,后来调到龙感湖农场总场任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倒在了革命造反派的皮鞭下。被革命的造反派“踏上一只脚。”他被革命的造反派打成脑震荡。他五人帮之后平反,但不能工作了!他的妻子受牵连,被戴上“四类分子”的帽子,监督改造。他们的儿子虽然改姓“胡”,(胡茂林)和他划清阶级界限,断绝父子关系,但还是难逃厄运。黄梅二中毕业后,尽管学习成绩优秀,不能升学,回到农场,被遣送到老八场四队劳动,那是一个血吸虫窝。十八岁的胡茂林血吸虫急性感染,后来死于肝硬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中华民族一场千古不复的浩劫,是历史的大倒退,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内乱!
  
  
  (四十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龙感湖农场没有出一个大学生。生产队没有高中生,初中生凤毛麟角。农场没有自己的中学。一分场职工子弟小学的教语文的王老师不会写吃饭的“吃”,不知道“妈妈”和“母亲”是同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别墅”读“别野”,“的”,“地”“得”不分。
  是否让地主家庭出身的小学生参加升学考试,要经过领导研究研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农场生产队培训赤脚医生,在贫下中农家庭找不到初中毕业生。总场兴建的糖厂各分场,各生产队选派的贫下中农子弟,全部是小学生,多数是小学没有毕业的文盲。物理反应,化学反应,几何体,立体,平面,温度,气压沉淀,直径,通风,能量,水分,糖化,发酵,一窍不通,到广东江门糖厂实习,什么都听不懂,什么也没有学到。聘请广东江门糖厂的师傅来农场指导设备安装,结果大部分青年人连扳手都不会拿。这些不学无术的糖厂未来的主人,不懂技术,不努力钻研业务,不读书。在晚上却把成捆的甘蔗拖到寝室大嚼特嚼。
  结果,农场投资百万的现代化糖厂没有榨出一颗白糖!倒是大型榨汁机搾出成堆的甘蔗渣,酿出的“甘蔗渣酒”醉倒了一群“年轻有为”的糖厂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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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五)
  
  龙感湖农场在六七十年代,广种薄收,浪费惊人。生产一斤水稻的成本远远超过一斤大米。
  差不多所有生产队的抽水机,从春耕生产开始的第一天,到秋收结束之前的一天,无论天晴还是下雨,没有停止过一天。
  秋收季节,拖拉机过沟过缺,用成捆的稻谷填沟补缺。熟视无睹,没有人感到痛惜。秋收后的稻田,麦地,撒满稻穗,麦穗,不许职工捡,都被拖拉机翻耕覆盖。
  当年,生产队在稻田里播种蚕豆作水稻绿肥,在初夏,蚕豆夹已经饱满,可是,不许职工摘食,都被拖拉机翻耕覆盖。
  有一天夜晚,总场油库成百吨的食油罐的阀门被人拧开,几十吨麻油从油库里流出来,附近的居民闻到阵阵油香,嚷嚷声惊醒了油库的看门人。油罐的阀门才被关住。可是,满地流淌的麻油不许职工收集。都被油库的领导派人用灰土覆盖。
  一九七零年秋天,农场八垦区的一,二,三,八,四个分场全部淹水,不少人趁浑水摸鱼。盗窃国家生产物资和粮食。一分场八队造反派头目,模范保管员袁建珠里应外合,勾结附近农村的不法之徒,趁着夜幕的掩护,用木船把生产队仓库的稻谷,化肥,种子,往农村盗运。后来因为分赃不均才被暴露。
  文革时期,农场造反派,红卫兵打砸抢,夺权,使农场党组织瘫痪,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四十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龙感湖农场职工的文娱生活极其贫乏。除了八个样板戏。其他的电影基本上打进了“毒草”的冤牢地狱。歌曲也只有歌颂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内容的。其他歌曲都是“毒草”。个人不许拥有收音机,电视机。二分场五队食堂买的一台黑白电视机被总场派出所没收。
  电影队很少到分场,根本到不了生产队。要看电影,一般是晚上收工吃完饭,赶二十多里夜路到总场去看。看电影好像是免费的,露天电影,没有座位。累了一天。还有精神跑那么远去看电影,只有年轻人。看一场电影,一来一去,四十多里。
  有一天夜晚总场放《渡江侦察记》,其实,这部电影也不知道放过多少次。但看电影的人还是如潮。不知道是哪个场的一个女孩,一条腿被挤断!每次放电影,离总场最近的七分场,四场,畜牧队,加工厂,基建队,三分场,是近水楼台。一分场,五分场,六分场,八分场的最可怜。最远的往返五十多里。
  生产队没有任何体育设施,打乒乓要到三里外的分场场部,但僧多粥少,只有一副乒乓球台,很难轮到你名下打一盘。劳动之余,看书是犯法的,动笔是犯忌的,最简单最安全的就是睡觉。大雪天,暴雨天,过年,三天三夜不起床的多。
  有的人有空就下棋,打扑克。这也是安全的娱乐。造反派,红卫兵不干涉。下棋,打扑克在那个年代是不来钱的。麻将还没有出现。赌博之风还没有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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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七)
  
  六七十年代的龙感湖农场的交通极其闭塞,制约了农场经济的发展。总场到各个分场都没有通公路。各个生产队到分场,到总场,都是挖排干(排水渠)的泥巴铺成的“路”。龙感湖的湖泥是一种胶状体。一下雨,道路就变成泥潭,深过牛肚,超过人膝盖。太阳出来一晒,泥巴就坚硬如刀。有顺口溜为证;下雨一潭糟,天晴一把刀。
  有一年秋天,汉口长堤街的范老爹到农场来看儿子,适逢秋雨连绵,老人在孔垄下车,经过钱家树,翻过百里长堤,一进入一分场的范围,面对眼前的泥糊糊路,一筹莫展。农场地广人稀,可怜的范老爹,叫天不应,喊地不灵。只好在泥地上爬。。。。。。
  各个生产队的口粮,食用油,都是派男劳动力到总场去挑。下雨下雪天,道路泥泞。经常有挑油的滑倒泼油的事情发生。泼了油要赔钱。因此很多人下雨,下雪天拒绝到总场去挑油。我们生产队食堂的事务长找孔垄的白铁匠特制了几个油桶,即令油桶倒了,油也泼不出来。才解决了泼油的难题。
  万一是接连十天半月下大雨,生产队领导就请求分场机务队领导派东方红拖拉机(像坦克一样有履带)到总场拖大米和食用油解燃眉之急。
  东方红履带拖拉机是农场道路的祸害!任何道路它们都满不在乎。泥里水里,畅通无阻。最可怕的是,它们像挖掘机一样,把本来坑坑洼洼的不像样的路,拱得更加坑坑洼洼。就像炸弹坑。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汽车兵高秉义师傅感叹道:“没有到过朝鲜的人,看了龙感湖农场的路,就知道抗美援朝时期朝鲜的路是么样!”
  从生产队雨夜送病人到总场医院,被视为畏途!一个病人两个人抬,两个人轮流换班,一个四节电池的电筒分分秒秒都不能熄灭。二十多里路,摸爬滚打四五个小时,浑身是泥,筋疲力尽。
  农场职工都没有自行车,即令有自行车也不能骑。不到万不得已,就不到总场,不到孔垄。有重要的事情才出一趟门,过春节,“外水佬”回武汉,深更半夜起床,赶孔垄的车,赶九江的大轮船。
  想当年,一个农场干部到武汉招徕知青,有一句名言;“站在龙感湖农场的任何一寸土地上,都能够看到江西庐山。”其忽悠水平之高,实在是叹为观止!
  面对农场的现状,您敢幻想登庐山么?如今的龙感湖农场的道路是四通八达的坦途,想当年,大有隔世之感!
  
  
  (四十八)
  
  六七十年代的龙感湖农场,普通农工的家庭,没有衣柜,没有箱子,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没有吃饭的桌子,椅子是柳树干弯成的,没有床,睡在破木板上,没有棉絮,冬天垫稻草,没有门窗,没有门锁,没有存款,没有雨衣,没有雨伞,没有胶鞋,一年四季打赤脚。没有酒瓶,没有醋瓶,没有酱油瓶,没有胡椒,没有味精,没有茶叶,一年吃两三次肉。(死猪肉,死牛肉例外)鱼虾,黄鳝,泥鳅,田螺,甲鱼,乌龟,青蛙不要钱,自己去捉。除了每月的工资,或卖猪,卖鸡蛋,再没有其他收入。
  只有季节菜,什么菜出来吃什么菜。冬天,春天,萝卜,白菜多,秋天冬瓜,南瓜,茄子辣椒多。就是春夏之交,莴苣吃完了,蔬菜就断档了。很多人家没有菜吃。辣椒酱,酱生姜,烂蚕豆酱,是家家户户的“压桌菜”。农场很少有人有做腌菜的习惯。没有腌菜的罐子,都不想买,都是临时思想,游击思想,过一天算一天,没有长期打算。
  生产队食堂是专门为武汉知青和其他单身汉服务的。一份新鲜菜二分钱,有的生产队食堂只要一分钱。一份死猪肉五分钱,有一斤多,酱油烧的。有家的人一般不买食堂的菜。
  生产队经常加夜班,半夜十二点,打夜班的男女职工,都到食堂吃加餐饭,一般是面条,里面有肉。是免费的,家有老小或病人的,就把面条拿回家。
  总场机关食堂对外,凭龙感湖农场粮票买饭票。一份新鲜蔬菜二分钱,一份死猪肉,死鸡肉,死鸭肉一角钱。生产队职工到总场办事,可以到机关食堂买饭。
  总场“茅屋街”没有没有饭店,餐馆,没有卖馒头,面条,稀饭的,没有街头摊贩,没有沿街叫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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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九)
  
  六七十年代,龙感湖农场的干部没有"“三公消费”。南下干部房汝江,当年是龙感湖农场管工业,副业的场长,经常跑分场,不在分场吃住,天黑了,步行十几里,二十几里回总场的家,回家煮一点面条吃。分场的干部下队,分场的医生下队巡回医疗,都不在生产队吃饭。生产队没有公款招待客人。
  七十年代初,农场搞了几项比较大的建设工程。为了与外界沟通,一九七零年夏天,在一分场八队和黄梅县五里闸交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公路桥,总场基建的书记陈文星当总工程师,和建桥工人吃住在工地的工棚,没有总场领导到工地开工剪彩,工程竣工也没有任何一级的领导到工地“合影留念”施工期间,一直没有任何一级领导“检查工作”。
  建设一分场南圩电排站,建设大坝口电排站,建设四分场春港电排站,从开工挖海底到竣工,从来没有哪一级领导到工地剪彩或“检查工作”。修建五分场电排站,总场党委魏华林副书记到工地去过一次,吃了一餐便饭。徐良荣总工程师,柳师傅和我们几个人,一脸盆喜头鱼,一盘大蒜兜炸的“虾子”,一盘鱼鳞冻,都是没有花钱的,也没有喝酒。
  糖厂,是农场当年最大的建设工程,自始至终,除了管工业,副业的场长房汝江,整个工程建设期间,总场党委成员中,没有一个到过糖厂。
  那个年代,尽管天下大乱,各级领导都不吃“嗟来之食”。
  
  
  (五十)
  
  六七十年代,龙感湖农场的农业职工的福利政策性很强。贫困线是七元。比如,你们家六口人,男女两个劳力每月工资不足四十二元,即有补贴,差多少不多少。但只有贫下中农家庭才能享受。每年冬天的救济款,都是贫下中农家庭的,布票,棉絮,都是武汉知青的。武汉知青,每月有八角钱的粮食补贴,在每个月的工资里发给。
  送病号到总场,除了工分照记,另外有二角钱出差补贴。因公到农场外,黄梅县内,一天补贴三角,出省,如到农场临近的安徽宿松,和黄梅一江之隔的江西九江,一天补助八角。到武汉虽然很远,但属于本省,每天补助五角。
  在本场搞水利建设,工分按生产队同等劳力靠,另外补助百分之十的工分。
  农场基层干部出差,补贴和职工一样,没有区别。
  看病只要五分钱挂号费,其余药费不要个人负担。治疗血吸虫病,连挂号费都不要,由各自的生产队统一安排。无论什么出身,一视同仁,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分子,都有休息,工分照记,营养品一样。重病到九江,到武汉,有人护送,有人护理。一切费用不要个人负担。
  发生火灾,无论家庭出身,都有一定补贴。一年七天法定假,工分照记。
  没有重病证明,没有老家的电报,农忙季节,任何人都一律不得请假离场。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6:04:00
  
  (五十一)
  
  六七十年代,龙感湖农场的农业职工,每天出工都是打赤脚。商店没有鞋卖,有女孩谈朋友,找男孩要一双白球鞋,黄梅县没有,大武汉也没有。塑料凉鞋七元钱一双,相当一个妇女劳力半个月的工资,但很难买到。我们在武汉的旧货商店买部队丢的破军用鞋,六角钱一双,带回农场,补好穿,当地人很羡慕。黄梅人自己做鞋,用竹笋的外壳和破布当材料,用苴麻搓线纳鞋底,做一双鞋十分艰难。
  冬天穿袜子的人也很少。我是整个青年时代没有穿过袜子,没有穿过棉衣。没有洗脸的毛巾。我在黄梅二中三年,洗脸,洗脚,细澡,就是少年时代的一条红领巾。
  农场有很多安徽,河南,江苏人,他们离开家乡多年,千里迢迢,家有老父母。过年回家一趟,就要把多年的积蓄花得一干二尽!
  生产队的职工,几乎家家户户,都没有大门,没有门锁。除了不多的大米或面粉,食用油和盐,再也没有值得小偷光顾的东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头头罗寿昌带领红卫兵抄家,是有目标的。像我们兄弟三个都是生产队的强劳力,都是单身汉,总不缺工,每月的工资除了生活,是有结余的。所以就找借口抄了我们的家。他们抄我们家的战利品就是一百多元现金,几十斤湖北省粮票和几丈布票,几十本小说。真正的贫下中农的家,可以说都是像水洗了一样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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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是中国著名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定论。但严重饥荒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饿死了人是事实。国家领导人的口粮都是定量。
  龙感湖农场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世外桃源。在“三年困难时期”,龙感湖农场没有因为饥荒饿死一个人。农场给职工能够提供的口粮有限,男女老少平均不到二十斤。但“瓜菜代”稳定了大局。龙感湖农场土地肥沃,无论是田,地里都长满各种蔬菜。白萝卜,胡萝卜,大白菜,冬瓜,南瓜,洋葱,农场职工,每家都堆满了瓜菜。
  平时,一日三餐,把胡萝卜剁细煮饭,煮大米粥,焖饭,味道甜甜的,很不错。过年,把白萝卜剁碎,搅上一些面粉炸萝卜圆子,可口,耐饥,存放十天半月不坏。
  莲藕是上天赐给饥民的最好食物。你天天去挖,天天都不让你空手,永远挖不完。藕躺在湖泥中,不烂不坏。你随时都可以去挖。藕既可以当饭吃,也可以做菜,不给油盐,味道也不错。
  在挖藕的同时,还有意外的收获。把泥坑中的湖水舀干,有鲫鱼,黄鳝,泥鳅,甲鱼。我们挖藕,一般对黄鳝,泥鳅,甲鱼是“熟视无睹”,懒得捡。吃那些东西费油。
  除了莲藕,田,地里的瓜菜,野外还有很多野菜。鸡蛋包(芡实)的杆子,藕带(黄梅人叫藕肠子)味道都不错。
  夏天,野地里的一种野豌豆,比家豌豆的味道胜过百倍。打个泡鸡蛋一起煮,简直是皇帝吃了还想吃的美味佳肴。
  春雷一响,田埂上的蘑菇伞,一朵一朵,阵阵飘香,实在诱人!
  我在龙感湖十五年,苦辣酸甜尽尝,但时刻不忘龙感湖的救命之恩!
  
  
  (五十三)
  龙感湖农场的农工来自五湖四海,相互之间信任度不高。黄梅人的戒备心理最强。凡是黄梅县以外的人,一概称之为“外水佬”。“外水佬,”带着几分贬义色彩。你想和黄梅人交一个“千杯万杯也不醉”的朋友,比登天还难。
  六七十年代的黄梅,交通闭塞,进出不便。农民过着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很多人一生也没有走出过黄梅县,只到过黄梅县城的不多,很少有人到过九江。可能是为儿女的婚事采买结婚用品。在黄梅人眼中,武汉是一遥远的地方。
  二分场三队,七八个如花似玉的女囡,都到了“女大当婚”的年纪,媒人踏破了门槛,都爱理不理。问她们为什么不找个老板(男朋友)?她们的回答是异口同声;“没有一个像样的,好一点的都被人赶(选)跑了!”
  “好的”,在待字闺中的黄梅女囡眼中,首先是现役军人,那是凤毛麟角,可望不可求。其次是开拖拉机,抽水机的,再其次是手艺人。那个年代的黄梅女囡好像对身高的要求不那么明确。还没有听说要身高一米七几,一米八几的。对住房的要求也不很高。有个房子结婚就可以。至于说要求:三转一响带咔嚓(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照相机)只是调侃,没有女囡敢提出。
  黄梅女囡,情愿终身不嫁,也不嫁“可以教育的子弟”,也不愿远嫁武汉。嫁给成分出身不好的人永生永世不得翻身。武汉遥远,武汉知青自己也没有回武汉的希望,宁愿嫁个本乡本土的种田佬,也比嫁武汉知青强。
  黄梅人为人真诚,不虚与委蛇。你和黄梅人关系再好,他可以为你办很多事,就是不提介绍“马马”。(女朋友)
  在那个年代,龙感湖农场几乎没有一家黄梅人和“外水佬”结成儿女亲家的。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6:06:00
  
  (五十四)
  
  六七十年代,我和黄梅人比邻而居十几年。黄梅人生活简朴,饮食结构简单。黄梅产糯米,却没有看见黄梅人做糯米酒,也没有看见黄梅打糍粑。黄梅湖多,河汊多,鱼多,却没有看见黄梅人做鱼丸。没有看见黄梅人包饺子,蒸蒸肉。我吃过黄梅的同学母亲做的高粱粑粑,把红高粱浸泡一两个月,去涩味,淘洗清水再加一些糯米磨成浆做粑粑。别有一番地方风味,但没有糍粑的“糍”性。黄梅盛产苦荞,苦荞粑粑带青瓷色,进口弱带苦味,咀嚼之后味微甜。可谓先苦后甜。
  腌制的生姜和红辣椒酱是黄梅餐桌上的一大特色。无论贫富,家家户户,一年四季,三百六五天,餐餐都有这两大“压桌菜”。
  生姜都不切,都是整块的,洗净泥沙,晒干表水后按比例拌上食盐,用马卵古(卵石)压紧封好坛口,罐口,一个月左右即可食用。随取随上桌,不切,不下锅。
  辣酱是选用秋后熟透的红辣椒,洗净灰尘,晒干表水,按比例拌上食盐,用马卵古压紧,封住坛口,罐口,一个月后,倒出来用石磨(手工)磨细,有一股鲜美的味道。
  黄梅人在那个温饱还很遥远的年代,一个上中农家庭,一年也只能吃三次猪肉。过年,吃新,中秋。早稻登场,是黄梅人一年之中的第一次收获粮食,为此庆贺,叫“吃新”。
  黄梅人吃肉,多半是土豆烧肉,或苕粉烧肉。过年过节,也没有看见过黄梅人自己杀猪自己享受。
  
  
  
  (五十五)
  
  
  六七十年代,我们在龙感湖农场的艰苦生活的艰苦程度,生活在现在的人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哪怕你的想象力再丰富!可是,武汉知青比我们更艰难更困苦。
  
  我们好歹有个家,有个人说几句体贴话。病了,有亲人烧热水热饭。实在拖惨了,自己弄点好吃的,去捉几条鱼是轻而易举的。自己家有锅,有灶,有稻草。武汉知青,只能指望食堂。头疼脑热,像死狗一样躺在自己的床上,哪个知道?你就是想吃一碗素面条也是不可能的!
  
  一般武汉知青,对回武汉不抱幻想,前途渺茫,情绪很低落。对农场,对生产队根本没有家的感觉。有个叫张敏的武汉知青,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天哪,我们哪一天才能够“砸(扎)根农场啊!
  
  十几岁的武汉知青,在家一切靠父母,到了农场,一切靠自己。嘴馋了,没有人给你做好吃的。想吃一碗热稀饭都难,衣服鞋子破了要自己补。有个知青弄了一卷胶布,衣服哪里破了就用胶布一贴。蚊帐破了,用胶布一贴。
  
  女知青比男知青更惨。她们体力差,收入少。每月的工资很难维持自己的生活。她们病了显得更伤心!有的女知青和比自己爸爸小不了多少的外地男人结婚,完全是被迫的!
  
  从龙感湖农场那个年代走过来武汉知青,还健在的幸存者,恐怕已经寥若晨星。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6:06:00
  
  (五十六)
  
  六七十年代的龙感湖农场,生产队,分场,总场,都没有幼儿园。生产队农工的孩子最苦。每个生产队有两个年纪比较大,身体不好的老太婆带幼儿,一个老太婆带七八个,农工叫“托儿所”,托儿所没有有专门的空房,都是在带孩子老太婆的家办幼儿所,你自己送一个摇篮去,每天早饭后,出工前,把孩子送去。这些孩子都是一睡就是几个小时。农忙季节,女工不能回来喂奶,托儿所的老太婆把孩子送到田畈去。大一点不吃奶的孩子就喂一些自己家拿到托儿所的稀饭。饱一餐饿一顿,没有一个幼儿是天真活泼健康的!托儿所没有任何玩具。一岁左右不会走路的整天睡在摇篮里,二三岁的就在泥地上玩。
  一九七五年秋天,我离开龙感湖农场的时候,生产队还没有幼儿园。分场好像也没有。
  龙感湖农场办学条件差,很多农工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回老家去,有的人想方设法离开了农场。六十年代初,龙感湖农场人口一万五千多,新洲县人占到占到三分之一。后来大部分回新洲去了。
  龙感湖农场当年虽然看病不要钱,但看病很难。每个分场都只有医务室,医疗条件极其简陋。药品,医疗器械都很缺乏。医务室只能够看一些感冒咳嗽之类的小毛病。就是切除阑尾也要到二十里开外的总场医院,再重一点的病就要到九,到武汉。
  很多人都是小病拖,大病挨,重病听天由命。血吸虫病早已不是疑难杂症,可是,龙感湖农场因为血吸虫病引起的肝硬化,死了不少人。总场党委成员刘方正下放八分场的儿子胡茂林,二分场四队章财生,四分场八队的武汉知青王清权,都是死于血吸虫病引起的肝硬化。都是看病难的恶果。
  
  
  (五十七)
  
  六七十年代的龙感湖农场,各个分场,各个生产队都不知道什么叫自来水。吃水,用水都是自然的雨水。小沟,小水荡子,只要有水,都是农场人的饮用水源。有的水坑,妇女洗衣裳,洗菜,挑吃水,牛喝水,甚至洗马桶,都在那里。
  二分场,四分场,八分场,有几个生产队是血吸虫疫区。具体是哪里有血吸虫,并没有书写的标准。农场年年有感染血吸虫病的人。我们兄弟三人在龙感湖农场都感染过血吸虫病。农场对于血吸虫病人的治疗是负责任的,差不多年检查血吸虫病,年年在总场医院安排血吸虫病人病房。但对血吸虫病的防御是比较忽视的。职工到血吸虫钉螺活动区劳动,没有具体的预防措施。开始几年,根本无人过问。后来,生产队里有了赤脚医生,才弄一些什么防护油在下水田的职工的脚上简单地摸一点。泥巴一擦就干干净净了,一点预防作用都没有。
  我所知道的就有二分场四队的黄梅人章财生,八分场四队的干部子弟胡茂林,四分场的武汉知青李清都,都是血吸虫病引起肝硬化死的,终年都不到五十岁。
  生产队领导只管生产,不管职工的健康。上级领导没有考虑改善农场职工饮用水的重要性,根本没有改善职工饮用水的资金投入。生产队领导也没有精力管职工的饮用水。
  如果在一定的地方,挖一个水塘,或是一个水井,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就是没有人领头。那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造反派,红卫兵,都去关心国家大事去了。农业职工的饮用水,是不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6:07:00
  
  (五十八)
  
  六七十年代的龙感湖农场的生产队是没有厕所的。连最简单的一张遮屁股芦席,草袋都没有。随时大小便,随地大小便,男女老少都习以为常。无论大小便,只要前后看一下是否有人来,就地解决。“鄂尿不望人,望人鄂不成。'有时候内急,不管有没有人,裤子一垮。他不避你,你还要假装没有看见。
  农忙季节,日夜加班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情。要解大小便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情。干部再厉害,总不能不让人拉屎拉尿。往往是三男六女,往东边去,五女三男往西边去。一去二三里,男女各不同。一来一往,个把小时是不稀奇的。一上午拉一次,一下午拉一,还是比较老实的人。有的人像拉稀,一上午跑几次,一下午跑几次。干部知道多数是“懒牛懒马屎尿多。”拉假屎。拉假尿。没有屎尿,也要走一走,松松筋骨。
  生产队干部脑子都是一条筋,不知道叫人就近挖一个“男厕所”,挖一个“女厕所”。“千村霹雳人遗屎”。没有厕所,却到处是“厕所”。你想上哪个“厕所”,就上哪个“厕所”不分男女。比武汉市的免费厕所还方便。所以,有的人不叫上厕所,叫方便。随地大小便,实在方便!解大便也不用卫生纸,抓一把草就是。
  生产队的男男女女,随地大小便,生产队的大水牛也是随地大小便,生产队职工喂的猪,也是随地大小便。如果是雨天,生产队到处是屎尿横流。那时候的农场人,无论天晴下雨,都习惯打赤脚。刚开始,你看到到处是猪屎,牛屎,鸡鸭屎,无处下脚,心里像虾子夹,背上像蚂蚁在爬。日久天长,忙忙碌碌,起早摸黑,深一脚,浅一脚,哪顾得了那么多。有时候踩到一堆牛屎,暖呼呼的,还蛮舒服!
  
  (五十九)
  
  龙感湖农场,在六七十年代,接媳妇,嫁姑娘,放鞭炮的喜庆景象极少有。在龙感湖农场十五年,我好像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今天回忆,也许是忘记了吧?龙感湖农场的八个分场和总场,我都到过,今天怎么也想不起来敲锣打鼓,放鞭炮,抬花轿子,迎娶新娘的喜庆情景!更没有看见大张旗鼓地宴请宾客的场面。我在农场,在黄梅好几个要好的黄梅的同学,他们结婚,生子,我都不知道!
  二分场四队的赵文婷从河南老家带来一个女人,说是他的老婆,在老家结的婚。我们连喜糖都没有看见一颗。赵文婷在农场没有房子,住单身宿舍。老婆来的第一个“新婚之夜”,是在生产队的大牛车下度过的!
  陈共成是黄梅本地人,在农场,只有父母的两间稻草房。新媳妇就和公婆挤在一起。新媳妇来的那一天,生产队里静悄悄,没有鞭炮声,没有锣鼓声,没有闹新房。接一个新媳妇,跟捉回一只猪一样,平常而又平常。
  贫下中农的子弟名声自然好一些。父母起码也有两间稻草房。“可以教育的子弟”名声狼藉,在农场的生产队,连宽一点的稻草房都没有,也不怪别人不嫁给你。周边农村,极少有把女儿嫁给农场人的。
  在农场结婚,生活在一起的武汉知青,多是多年的恋人。都没有在农场举行婚礼,都说是在武汉结的婚。回武汉,肯定说是在农场结的婚。革命的伴侣,结革命化的婚。一切从简。
  在那个年代,在农场能够温饱是万幸。繁衍后代不是人们的思想。结婚的不多,生孩子的很少,根本不存在“上幼儿园难”的问题。
  看农场生产队的情形,你再看人间那么多的人看破红尘,住到孤山野洼去当尼姑和尚,就不觉得奇怪了。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6:08:00
  
  (六十)
  六七十年代,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山西昔阳的大寨,成了全国农村,农业,农民的一面红旗。全国的农村学大寨。农场也学大寨,学大寨的方法就是大寨式记工。突出政治。因为农场没有虎头山,没有七沟一面梁。但是,“全国学大寨”是一项政治任务。为了学到大寨的真经。全国各地农村的生产队的支部书记,都蜂拥到大寨取经。
  一九七二年初夏,一分场九队的年轻支部书记谢永贵,参加了龙感湖农场总场党委组织的“赴山西昔阳大寨精神取经团'."”
  二十多天后,农场“赴山西昔阳精神取经团”凯旋。谢永贵像英模一样到各生产队“传经送宝。”我们以为农场职工生活很艰苦,大寨那么红,大寨农民一定是吃香的喝辣的,很幸福。可是,谢永贵说,大寨农民吃饭,不是吃饭,是喝高粱糊糊,没有菜,没有桌子,椅子,吃“饭”的时候,都捧着大碗的糊糊蹲在自己家门口喝。
  大寨农民没有自留地,没有家禽家畜。村子里除了人声鼎沸,没有鸡鸣犬吠。也没有听到猪哼哼。大寨没有一家“小卖部”。到大寨参观的人,在大寨连一根烟也买不到。大寨的支部书记,不拿国家工资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说,(和我们的支部书记的名字只有一个字的差别)私有制是资本主义。鸡子在地里啄的都是公家的粮食。
  农场职工家庭的家庭副业,有一段时期,也想步大寨的后尘。不许养猪,不许养鸡,不许种自留地。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农场生产队的定额记工,取代了大寨式记工。家庭副业也有所松动。学大寨,像一阵风,就刮过去了。
  我们曾经反对教条主义。结果不知不觉地掉进了教条主义的泥潭。大寨精神,只能适合大寨,不可能是全国农村农场行之有效的万应灵丹。
  唯物主义者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不是昔日的社会主义中国。今天的昔阳大寨也不可能是当年的大寨。今天的龙感湖农场,肯定也不是当年的龙感湖农场。我真诚地希望,今天的龙感湖农场人不再过我们曾经的生活!
楼主骑着牛车 时间:2013-03-03 16:14:00
  全文完
作者 :海角老狼 时间:2013-03-13 17:49:00
  那岁月连肚子都填不饱,还谈什么其它:)
作者 :海角老狼 时间:2013-03-13 17:51:00
  问好牛车盆友
作者 :小小_622852 时间:2013-03-15 21:55:00
  现在吃饱了,好像也没什么好谈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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