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两种极端的云游之人，一是商家富贾，一是闲散之人。我自幼向往返古归真的生活，但当今世道没有一寸宁静的容身之处，故我只好做一个闲散之人，用剧烈的行走寻找内心片刻的宁静。本人缺钱无粮，艰难到楼顶开花，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可以不断地有机会云游四方，饱览祖国壮丽河山，甚至可以一路向西，考察西式灭绝人性的发展模式与腐朽的生活方式。
　　本次的云游从我国最原生态的地区贵州省开始，然后奔赴曾经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尚未解放的美属殖民地台湾，最后直捣资本主义的老巢—美国。需要申明的是，本次旅游式的考察经费非每年预算将近一万亿人民币的“三公”支持。

　　为什么说贵州省是我国最原生态的省份，其一，文化多样性，民族多样性，生物多样性，这是与其资源禀赋有关；其二，属于后发地区，现代化进程推进缓慢。连鬼子的强枪利炮都无法攻克的地方，即使鸟可下蛋，但肯定人烟罕至。
　　当然，原生态与现代性似乎是一对矛盾体，特别是在当下的发展模式里，两者彰显出不可调和的张力，如，现代化高度改造的地区，一般都无法逃脱生态环境破坏，传统文化流失，族群被同化的命运。
　　本人入黔也有点时日了，算是四分之一个贵州人。在前期的三年时间里，我跑遍了贵州十几个县的二十多个农村，以闪婚般的速度与贵州各地人民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那时，西江尚未开发，梵净山上也只有几处破庙，黄果树瀑布尚未萎缩；同时，各地交通业极为不便，记得从贵阳到织金县的一个小山村的距离不过99公里，我们自驾也要花去将近5个小时的车程。但旅途就是风景，一路的惊叹足以抵消身体疲累，而祖国壮丽河山所催生的豪情也助长了自己作为中国人的另外一份另类的骄傲。
　　但近三年来，由于外事活动增多，本人在贵州生活的时间变短，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在机场、办公室、家三点之间游走，也逐渐忘掉了曾经留恋山水的点滴。但每次回来都发现了变化，那就是我家周边的山大多被平掉，或是被扒光了，成为一个个建筑工地，据说，整个贵阳现在就是一个大工地。
　　从2012年，由于新的项目需要重新评估与规划，我下乡的次数也逐渐多了起来，这次之后我猛然发现自己的思维严重地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不得不重新界定“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概念。西江开发了，游人如鲫；梵净山通缆车，和尚下海了；黄果树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不出；更为神速的是，从贵阳到那个小山村现在只需一个半钟头。
　　基建改善了，交通便利了，人们似乎只要跨过一条马路就可抵达小康。但一路的风景却是开膛破肚，满目疮痍，在“后发赶超、工业强省”的催人奋进的口号下，山河破碎的悲凉不禁涌上心头。

　　我不会就此做宏大述事的分析，但目前主流所肯定的发展模式是否人类发展的必然，我持谨慎怀疑态度。要知道，很久以前重农主义也曾甚嚣尘上，人们也曾经一度相信只有农业才及尊重自然才能带来财富。两三百年在人类发展的星河里只能算是电光火石的一霎那，千年过后，也许现在的发展主流只能算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偶发事件，因此，我宁愿相信，贪欲，总会有被终止的一天；但我不希望，那一天与人类的自我毁灭同时到达。

　　回到国内，回到贵州来谈这个问题。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对衍生品，而城镇化是城市化的一种途径，在高屋建瓴的决策视角，城镇化是最有效率的就地城市化的农民市民化道路，而如今卷土重来，扬起阵阵浓烟，其中自有奥秘。
　　城市/镇化的好处就轮不到我说了，当然我也赞同大部分的类似观点。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其他视角的观点，与其他人无关。
　　众所周知，拉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主要的三驾马车是：世界工厂与出口，房地产以及来源于积极财政干预的基建建设。
　　世界工厂与出口优势形成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劳动力低廉。但近几年来，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扬，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可以悲观地预见，未来十年，中国的世界工厂优势地位将消失殆尽。不可否认，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不可忽视，如提供就业、拉动内需、贡献高额税务等。但是，高房价与高利润的对比以及征地中屡发的流氓行径，导致社会各阶层对其恨之入骨，当然，基于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以及民间对房地产的诟病之间的张力，政府对之爱恨交加，房价明控暗升、外称其为配套产业而内部却把之当做支柱产业加以支持，就是最好明证。
　　世界工厂地位即将不保，非政府不作为，而是大势所趋；房地产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政府也跟着起哄，但不会真打；而积极财政拉动内需的效果虽然明显，但那充其量是左手出右手进的游戏，不是长久之计。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是最明智的治国良方。综合各种考量，国家不得不做出取舍，当然，城镇化不出意料地成为拉动经济发展引擎的超级替补，而且可以预见，这个替补在未来五年里将逐渐成为铁打的主力。城镇化的好处多多，举不胜举，但本人认为那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本人认为，回应以上马车的拉力不足是基础性原因，而迅速大规模启动的动能则只有一个考虑，即可以实现多赢，当然多赢的一方也包括满足农民的短期目标，其高超的技巧体现在，城镇化过程不会触碰到除农民外的任何利益方，绝妙地绕过了中国历次改革的雷区。
　　毫不疑问，从表面看，农民也是城镇化的受益者，如就近就业甚至就地市民化、征地补偿与安置，城镇化所带来的工业化与产业化的利益转化等。但实质上，就像三十年来不断上演的版本一样，农民其实就是最大的受害者。第一，农地的经济功能一直让位于社会保障功能，剥夺农地等于剥夺农民的社保，即使给失地农民买社保也在逐渐推入实践，但能否大规模推行依然未知；第二，征地补偿过低。农地的承包权是可以继承的，且不说补偿计算是否公平，以10年或30年的土地产出总价格购买土地的永久使用价值，这就是强买强卖；第三，这也是最为可怕的一点，即剥夺土地就是让大部分的农民变成无产者，成为出卖劳动力的产业工人。“没有土地了你可以去打工”是这世上最没有技术含量的谎言，因为有土地时农民有选择，是人；失去土地后，农民没有选择，被物化了—成为纯粹的劳动力商品。
　　推动农民从土地上流动出来，变成无产者，就可以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人口红利消失问题、房地产用地问题，拉动内需的问题等。更有迷惑性的是，农民似乎也暂时性地从中得到实惠，何乐而不为？但当解决之道成为新的问题时，我们又该怎么办？

　　在这样的发展桥段里，农民绝对不会是主角，甚至连路人甲乙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缺乏发声管道；因为牺牲他们的利益可以满足多方利益诉求，而且成本低的可伶。但我始终固执地认为，农民才应该是这一场的主角，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里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一直在导演着这个国家的兴衰，但你看不见。
　　这与开膛破肚、满目疮痍的表象无关，因为农民从土地中流动出来，就说明以基建为表征的现代性正在入侵，但我关心的核心始终是农民权益的问题。
　　也许还有与农民权益高度相关的环境问题及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我就懒得谈了。百年之后，或是千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看到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