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之争”实辨
　　一道闪电

　　“满汉之争”有五争：

　　其一、“国家之争”

　　明明是“中国与鞑靼之争”或者叫“华人和满洲人”之争，却被满遗们矮化为“满汉之争”。这个“满汉之争”有许多“吊诡”之处。
　　先谈谈所谓的“汉”，所谓的“汉”，在历史上，无论是唐人、宋人还是明朝人而言，世界（包括女真人）所公认就是中国人。她包括国内各个民族。他们通称中国人或者华人。用同样的语言文字，穿同样的衣服 （汉网所说的“汉服”更确切的应该叫“华服”，是古代中国人通用的服饰。 称“汉服”的确把实际意义缩小为汉族一家的事情。）。 信奉同样的儒家教义有共同的历史和民族心理。在宋末崖山投海殉国的也有按现代标准划分的少数民族，在南明抗清的也有苗族、回族。董必武副主席游崖门诗写道：“华人爱汉耻崇胡”。而蒙元、满清压迫征服的对象也不是专门针对“汉族”，而是所有“中国人”。而“满汉之争”则把古代“中国人”矮化为“汉人”，并和今天的汉族混淆， 于是把这场争论矮化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之争。就此“大汉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标签就可漫天飞舞，欺骗不少不明真相的人，特别是激起少数民族同胞的反感。

　　马克思也曾经说过：“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洲鞑靼人征服了中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
　　可见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满汉之争”，而是“中鞑之争”。“中鞑之争”实际是历史上的中国人和鞑靼人之间的国家意识的延续而非仅仅是民族意识之争。
　　今天，我们的祖国仍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华人。其中汉族、藏族、蒙族等其他民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满族人也成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老舍同志就是优秀代表，他这样对周总理说：“我们满族人曾对中国人民犯了罪。”。他这是真正站在了中国人的立场上，中华民族的立场上。

　　“满汉之争”在“满”这方面，其意义就更加“吊诡”。 这里“满”实际并非是“满族人”，而是“满洲人”，这不仅仅是民族意识，而是一种国家意识。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宣称“五族共和”，我们恢复了“中国人”的传统身份。相对而言，满洲人是亡了国的，这点满遗们心理上是不甘心的。满遗们不愿意认同这个“共和的中国”，不原意当满族人，他们要恢复“满洲国”，分裂自立。
　　他们真正向往的是恢复祖先的荣誉和国土。这点是有历史佐证的。
　　傅仪自己承认，九一八事变后，他曾经主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写信，宣称：“我朝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与汉族，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溥仪主动要求投靠日寇，建立满洲国。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写道：（登基那天）”那天勤民楼的大厅里铺着大红地毯，在北墙跟用丝帷幕装设成一个像神龛似的地方，中间放一特制的高背椅，上刻有作为徽号的兰花，所谓“御纹章”。我立在椅前，两旁站列着宫内府大臣宝熙、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和金卓、侍卫处长工藤忠、侍卫官熙仑免（熙洽之子）和润良（婉容之兄）等人，以“总理大臣”郑孝胥为首的文武百官列队向我行三鞠躬礼，我以半躬答之。接着是日本大使菱刈隆向我呈递国书和祝贺。　北京来的宗室觉罗（载、溥、毓字辈差不多全来了），以及前内务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礼。”溥仪宣称：“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不是中国人的满洲。”历史作证：满洲国的建立是满遗们共同的目标。
　　同满遗们相反，成为中国人的满族同胞却要当中国人，涌现出很多“反满抗日”的抗日英雄。
　　当年溥仪等满贵都一概自称是“满洲人”，而今天的满遗包括几个满网，也拒绝作“满族人”，要重新作“满洲人”，学习犹太人是他们共同的口号。

　　所有为满清辩护的，他们并非站在“满族人”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满洲人”的立场上，是发自“满洲人”内心的民族国家意识。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谓“满遗”不是“满族遗民”而是“满洲遗民”。这点也是满遗们不为人们注意的“吊诡”之处。
　　“满洲遗民”不愿当中国人，非当不可。 也一定要求把“中国”改成以“满洲人”为主体的所谓“满清中华”，如此“满洲”就永存了，这是更隐蔽的“内涵”。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何溥滢女士 1996年12月在石狮举办的“洪承畴在清初的历史作用”研讨会说：“如果将说洪承畴是“汉奸”，那我就不算中国人”。他们这种诡辩技巧很有蛊惑力，很多满族兄弟还有其他人都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满洲人”的立场上，也成为他们发展的对象。
　　中国的朝代兴替总是一个朝代灭亡跟着一个朝代开始，史学界通例把旧朝代灭亡之时作为新朝代的开始，秦、汉、以下到元、明，都是同年。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如果一个朝代灭亡，新朝代并没有建立，出现的是分裂状态那才另说。而阎崇年等清史专家却不按这个规则，把清朝从1616年建立后金算起，而不是从1644年明朝灭亡，满清定都北京建立全国性政权算起。这只能让人怀疑他们是从满洲人的角度，而不是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满清。
　　官方舆论出于继承满清领土和民族的考虑，把“当代中国”看成是满清的继承者，有意无意地否定明代以前的古代中国。 这点遭到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出于对满清统治下之野蛮、愚昧、奴性、部族殖民统治之蔑视。是愿意作文明中国的子孙还是野蛮人的后代，有自尊心的人不难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汉服”现象的又一层意义。

　　其二、由最根本的国家之争引发“是非善恶”基本道德观念之争。

　　在满遗看来只有满清才是“中国”，只有为满清建功立业者才能是民族英雄，反对者都是民族罪人。 所以反抗满人先祖传统上的民族英雄是绝对不能存在的。岳飞的民族英雄地位要动摇，而洪承畴等汉奸却要树立起来，施琅是英雄要歌颂，郑成功却被冷落。是非、善恶、正义、非正义就是这样被颠倒。满遗们悄悄的改变主流舆论的善恶是非标准。

　　其三、挑战人类底线，基本价值观之争

　　张佳生(辽宁省民族研究所所长、满学研究专家)：关于入关的问题，我认为有三个角度：民族的角度是满族入关、政治的角度是清兵入关、综合的角度是八旗入关。清兵入关体现了朝代更替，历史发展。“扬州十日”杀了80万人，客观上伤害了汉人，但这是改朝换代的需要，包括它后来的“文字狱”，与秦“焚书坑儒”的意义是一样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八旗入关对民族的发展，对中国疆域的确定都有积极意义。（2004年11月17日 新周报）
　　在这里满遗们试图为“屠杀”这类人类最野蛮行为辩解，轻描淡写把屠杀当作政治问题，与“打击政敌”之类的政策问题相混淆，满清之屠杀同秦王朝“焚书坑儒”毫不相同，秦王朝打击的是敌对政治势力，而非滥杀无辜。滥杀无辜的行为，历朝历代都是受到谴责的。满清屠杀往往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老弱妇孺杀光不算，连十里八乡也要斩杀干净。（顾诚《南明史》）这种最不可容忍的反人类罪，岂能用政治问题来亲描淡写。岂能用“需要”来巧辩，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满遗看来，战杀和俘杀一会事，杀敌和杀民一会事。这种思维实际就是野蛮人的思维。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对方部落所有的人都是敌人，不是俘获用来当奴隶的，就是必需要死的敌人，没有无辜平民之说。从这种野蛮人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他们会把长平和扬州相提并论，所以会把汉代反击匈奴杀死匈奴兵和蒙满屠杀中原相提并论。
　　出于为满清政权辩护的立场，他们必然站在当时满清野蛮社会的立场上，为祖先辩护，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他们辩解说：古代社会屠杀多了，屠杀是正常现象。的确，在人类野蛮时代屠杀的确是经常出现的，但是一旦人类进入文明，屠杀就被当作反人类的暴行，永远被人类正义所谴责。在文明社会里，屠杀永远是被看作暴行，汉明帝说：“长平之暴，帝不为也！”。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只要是文明社会，屠杀都是人类的耻辱。并不因为过去别人有过类似暴行，就能减轻罪孽。不承认古代中国是文明社会，否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巨大落差是满遗们共同的看法。

　　满遗常常以汉族历史上也有杀戮来为满清辩护，这根本站不住脚，我们现在辩论的是如何看待这种屠杀和屠杀英雄。明确的说，批判“辫子颂”的目的是为了给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我们中华文化向来是反对屠杀和暴虐的。没有一部电视剧反映大军事家白起的军事事迹，更不用提屠杀残暴的羯人英雄冉闵。古人文艺作品里从来没有把这两人当作正面形象来歌颂过，而歌颂满清、蒙元的杀人英雄，杀人事迹的电视剧和文艺作品却比比皆是。
　　在满遗看来，只要谁胆敢反对辫子颂就是大汉族主义发作。他们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价值观强制转成民族团结问题，反对大汉族主义问题，就从这点来看，满遗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谁还是呢？

　　在我们看来，人类自从告别茹毛吮血的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人类生命的价值就应该得到尊重，人类的生命价值永远是第一位的。 滥杀无辜永远是应该批判的。不管他是来自何方，为了多么伟大的目标。来自哪个民族、社会制度。 即便是日本右翼、纳粹余孽他们做的也是否认屠杀暴行，而不是给暴行辩护。没有任何理由能给屠杀暴行辩护，因为这是挑战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底线。
　　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的本意在于：阐发历史在于时代精神，时代价值观。历史观是价值观的体现。由此我们看到，某些人鼓吹满清种种功绩，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完全没有从人的角度、人类生命价值的角度。以至于“屠杀”无辜都成为合理的政策行为，是政治需要。

　　满遗这样的价值观比当代纳粹更凶恶。有这种价值观在条件合适的场合，“为了某种他们自认为崇高的目标”，为了“某种需要”，类似的暴行他们完全能再度重演。
　　实际上我们和满遗争论的就在于此，他们坚持的是野蛮社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反人类的，在条件合适的场合这种可怕的观念会带来可怕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决不能与之调和。
　　歌颂满清入关前后所谓“功绩”，实际上是宣传屠杀、掠夺、奴役这种极端反人类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盛行一时，必将给社会带来潜在的犯罪取向，不稳定因素，分裂隐患，其恶果正在逐渐显现。

　　其四、散布精英主义、种族主义之争。

　　满遗有个很荒谬的逻辑，杀人的罪过不在于人数多少，也不在于是死于战场还是屠杀，而在于其占整个民族的比例。所以他们竟然宣称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战争，不管少数民族死了多少，按人口比例，汉族就是犯了种族屠杀罪。按这种逻辑，人的生命价值竟然是不等价的，人数越多的民族其个体价值越低。
　　这反映了满遗等少数民族精英内心的恐惧，生怕自己的民族被同化，在历史舞台消失的心理。惟其如此，满遗等精英意识、种族主义意识是相当突出的，什么“输血论”、“受精论”、“狼羊论”。 他们公然号召要当犹太人，象以色列那样对付阿拉伯人。 在他们内心中，我们一个人的价值顶你们汉人百个、千个、万个。我们死一个人要你们死一万个才能抵消。

　　其五、“成王败寇”的帝王史观还是以“正义”为标准的民众史观。

　　满遗分子常用“得人心者得天下”为满清辩护，试图把儒家精髓“民本主义”歪曲成“成王败寇”的谬论。
　　“得民心者得天下”，语出孟子的“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乎丘民为天子”。孟子的“王道”主张被当时列国统治者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不被采纳。李斯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商鞅在《慎法》中明确声明：“外不能战，内不能守，虽尧为主，不能以不臣谐所谓不若之国。自此观之，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
　　而得天下的恰恰是孟子等儒家认为的“存首级之功”不行仁义、大肆杀伐的暴秦。
　　而满遗们则进一步歪曲发挥，把“得民心者得天下”，引申为“得天下者必得人心。” 大家想想，这两个命题是否等价？毫无疑问，满遗分子把孟子的“民本主义”篡改成了“成王败寇”的帝王霸道，这更是对儒家的污蔑。

　　谁统一，谁取得政权，谁是胜利者，谁就是正义的。这是满遗分子最常见的史学观点。把自古以来的“成王败寇”帝王史观重新包装，美化为“胜利者宣言”：成功者代表了社会的进步，时代的需要，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

　　近代史各种政治势力在历史舞台上，或多或少的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唯独满贵以及后来的满遗势力不同，这股政治势力始终是最黑暗、最反动的一股势力，始终是历次革命和改良运动的阻力，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妥协投降派，分裂中国的急先锋， 毫无进步性可言。当代满遗仍然是集“民族虚无主义”、“实用主义”、“精英主义”、“种族主义”、“贵族心理”、“汉奸哲学”等各种反动思潮为一体的最黑暗势力。是中华复兴的阻碍。

　　现在某些地方势力、某些政治势力利用满遗的视角来增加发言权，获得某种利益。给中国稳定发展带来的是不可预见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