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钱先生书札）
钱先生书札
《钱宾四先生全集》中，收有他写给严耕望先生的书信十三通。这当然不是钱先生所写给严先生的全部书信，而只是选载的一部分。或许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吧。这十三通书信的时间跨度，从民国五十年到六十四年。严先生《钱宾四先生与我》书中《从师问学六十年》说到钱先生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二年这段日子中，钱先生给他的信共有四十四通，对照看起来，这十三通和四十四通，有的是重叠的，有的不是的。
这些信，当年是师生之间的私人信件，谈生活，讲学问，说写作……，都是特定的，所谓量身定制，完全是一对一、面对面的。但是现在存留下来，收在书里，公之于世，则就变成了文化遗产，读到的人都可以从中受益，各取所得了。
严先生把那四十四通书信，综合为经营庭园、诵赏诗篇、论治学蹊径、校订《国史大纲》、谈学术写作、激励我坚守学术岗位六端。这六个方面当然是严先生身受心受的体会，但是我们今天读者读这十三通和四十四通（片段）书札时，却或许得到的印象会超出这六个方面，也可能会读到严先生所没有说出的地方。
一是师生和师友。钱先生初识严先生，是抗日战争时的大后方，严先生当时是武汉大学的大学生，学校因战争而搬迁，教授也有流动，时在历史系三年级的严先生和几名同学，一起上书校长，请求学校设法聘请钱先生等几位名师来校执教，校长果然接受建议，积极联络，钱先生当时已应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之聘，但也应允抽时间到武大讲学一个月（实际在武大嘉定校执教时间四十多天）。严先生在此期间，除了跟班听课，钱先生到校外演讲，他也去听。晚上钱先生回住地，严先生也几度问学，把论文稿请先生批阅。钱先生从中了解了严先生治学的大概，听说严先生准备毕业后就先去中学教一年书，等明年武汉大学办历史研究所时在回来读，就提出或许可以到齐鲁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钱先生回研究所后来信确定后，严先生就到齐鲁，任助理研究员，研究两汉史了这样跟钱先生学了三年。三年师生，严先生说是问学六十年。从书信看，这“师生关系”其实说“亦师亦友”更贴切了。
钱先生十三通书中有一通这样“耕望老弟大鉴：即日奉来书，相念之意溢于纸外，诵之感慰。惟儒家处世必求有一本末终始之道，穆在此办学，亦是一时之不得已，惟既已作始，应有一终，此刻尚非其时。弟缄云云，穆实无时不在筹虑中也。此刻只有力求护摄之道，不使精力过于浪掷，人事应酬已省无可省，内部只问大体，此外分层负责，亦不多操心。自问多已做到。只是年岁日迈，精力有限，即复摆弃百事，亦恐不足副相知如吾弟者之深望耳。回顾廿六年后，此二十五年全在乱离窘迫中过去，岂能无慨于中。匆复顺颂近祉 穆启 三月十九（当作于民国五十一年）”二百来字的短信，但是钱先生严先生之间师生关系之不凡，也可说是溢于纸外了。可以看出这是钱先生给严的一回信，而严先生的去信，虽然没有引录，可知乃是力劝钱先生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职务（去专心研究著述）。一九六二年春天，胡适之先生突然去世。严先生惊闻噩耗之后，乃给钱先生写了这样的书信。钱先生所说：“即日奉来书，相念之意溢于纸外，诵之感慰。”真是良有以也。从书信看，这“师生关系”其实说“亦师亦友”更贴切了。一百个师生关系中能有几个变成师友关系？我们自己和学生和老师之间，有这样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存在吗？
严先生以“朋友资格”对钱先生提意见，从钱先生给余英时先生一信中可见另例“ 数月前严君耕望来信，亦甚道胡君对穆著书极表
同意云云，其意似亦谓穆于胡君或有所误会。实则穆之
为学向来不为目前私人利害计，更岂有私人恩怨夹杂
其间。 弟与严君与穆关系不得谓浅，而仍以此相规，
则在穆惟有更自内省，自求无疚神明而已。道路之言，
穆自更不能对之有所辩白也。”附抄于此。
上引这两信告诉我们，严先生（又余先生）去信劝他辞去新亚校长，劝他改善和胡先生关系，这两件事，都不是等闲小事，不是不一般的关系不会提及这样的问题。“人生得一知己”不是易事，从上引书信看，这类书信可称“知己的通信”（那十三通和四十四通书中，这样的内容也是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如严先生从四是四通中摘出的一句“弟驾此来，能多获畅晤，一抒积念之悃。人生快事，宜无过于此矣！”）。
按照严先生六个方面，第一就是经营庭园。这其实就是说的是素书楼。当时钱先生本想自己买地请工建房，而政府知道了要由政府造这个楼房让钱先生住，不过只造了房子，没有修花园。现在我们到台北，看到素书楼，这个花园庭院，就是钱先生钱太太手自经营的。一通著名的书札（十三分之一，四十四分之一都有收入）：“归田老弟大鉴:二月八日函早到,所寄茶叶乃小事,聊表愚夫妇相念之意,不足挂齿.所居小园,半年来栽种花木略成格局,意外获得古松四枝,一逾两丈双干竞挺,馀三枝亦得一丈五尺,苍奇硕大可爱.尚有五松,则颇平常也。又得三十年竹柏一枝,大榕一枝,枫树,樱花,山茶各二三十枝,杜鹃逾百五十枝,盘桓顾盼,大可怡神.学案急切难完,当到暑中或可毕事,此乃穆晚年一惬意之工作也.匆颂
俪祺,并贺
新喜 穆启 三月一日”
这信里讲到的那棵双干竞挺的古松,在钱先生搬出这园,病故后,忽然枯黄,不久也死了(前几年去台湾,到素书楼纪念馆,听管理人员这样说的)。 “学案急切难完”,则是指的<朱子新学案>,这书现在在大陆也有出版了。
钱先生全集中《双溪闲吟》，对此也有“翠竹成堆秀，枫林满径阴。诸松齐肃立，佇待病翁归。”“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等诗，“历年春联”又有“门外有贞松每忆前贤珍晚节 庭前罗众卉且将余年乐春妍”“欣逢新岁来旧雨 漫学老圃莳杂花”“溪山长亲开春倏尔逢甲子 枫竹日壮闭户仅此作老朋”等等。“此乃穆晚年一惬意之工作也” 这句话说的是写作新学案，也是说的经营庭院松竹吧。
楼主 ：毕明迩
时间：2013-08-17 15:36:00
严先生说的诵赏诗篇，他引录了钱先生二信中两段：“弟乃性情中人，故能欣赏诗篇。古人论诗，必曰陶杜，陶乃闲适田园诗，而实具刚性，境界之高，颇难匹俦。杜有意为诗，陶则无意为诗。傥两家合读，必可增体悟。”
“穆与弟性格微有不同。穆偏近刚进，弟似为柔退，故于陶杜各有爱好。高明柔克，沉潜刚克，正是各于自己偏处求补。曾文正特爱闲暇恬退诗，即是此故。”
另外有几个单句“不吟诗，而好读古人诗集”（自谓，并以为）“晚年最好消遣”。又说到“最近选宋明理学五家诗”“藉此玩诵，聊以忘忧”。
这“弟乃性情中人”一则，全集十三通中有。下面还有一段 “穆教人治理学须从年谱、诗文集入手，再及其语录，则易于启发也。晦翁诗能化，中年后极少理学气味；阳明早年曾刻意吟咏，而中年以后诗反多理学气；两家高下于斯可见。东莱古史，一见便是史；温公通鉴，史中兼融文哲。 弟试从此两义参入，学问必可更上一层。” （六十一年二月二十日）而“最近选宋明理学五家诗”“藉此玩诵，聊以忘忧” 此信，十三通中则未见收入。另信中说“去年选钞理学六家诗尚未付印”想来说的是同一事(或先选五家，后增为六家？)。
以上是钱先生书札。严先生书中说道，他“实亦极服膺陶之境界，故以陶诗归园田居自字”（严先生字归田）。这句似乎是不完全同意钱先生“正是各于自己偏处求补”说法吧。这个看法大概当时也向老师说过了，而钱先生又有“古人论诗，必曰陶杜，陶乃闲适田园诗，而实具刚性，……”的说法，又像是对这的补充解释（但是无论十三通或四十四通，都把“弟乃性情中人”一书列在前面，“性格微有不同”列在后面，则我这里想的“又像是”就不能成立了。姑备一说吧）。
“穆与弟性格微有不同。穆偏近刚进，弟似为柔退，故于陶杜各有爱好。高明柔克，沉潜刚克，正是各于自己偏处求补。曾文正特爱闲暇恬退诗，即是此故。”
另外有几个单句“不吟诗，而好读古人诗集”（自谓，并以为）“晚年最好消遣”。又说到“最近选宋明理学五家诗”“藉此玩诵，聊以忘忧”。
这“弟乃性情中人”一则，全集十三通中有。下面还有一段 “穆教人治理学须从年谱、诗文集入手，再及其语录，则易于启发也。晦翁诗能化，中年后极少理学气味；阳明早年曾刻意吟咏，而中年以后诗反多理学气；两家高下于斯可见。东莱古史，一见便是史；温公通鉴，史中兼融文哲。 弟试从此两义参入，学问必可更上一层。” （六十一年二月二十日）而“最近选宋明理学五家诗”“藉此玩诵，聊以忘忧” 此信，十三通中则未见收入。另信中说“去年选钞理学六家诗尚未付印”想来说的是同一事(或先选五家，后增为六家？)。
以上是钱先生书札。严先生书中说道，他“实亦极服膺陶之境界，故以陶诗归园田居自字”（严先生字归田）。这句似乎是不完全同意钱先生“正是各于自己偏处求补”说法吧。这个看法大概当时也向老师说过了，而钱先生又有“古人论诗，必曰陶杜，陶乃闲适田园诗，而实具刚性，……”的说法，又像是对这的补充解释（但是无论十三通或四十四通，都把“弟乃性情中人”一书列在前面，“性格微有不同”列在后面，则我这里想的“又像是”就不能成立了。姑备一说吧）。
楼主 ：毕明迩
时间：2013-08-18 15:16:00
钱先生说，高明柔克，沉潜刚克，正是各于自己偏处求补。他自己偏近刚进，所以喜欢陶渊明的诗。在《中国文学论丛》一篇《谈诗》里边，他讲到“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这或许和他书札中所说可以互相发明吧。而对于他所喜爱的陶诗，在这《谈诗》里也有一段“陶诗境界高。他生活简单，是个田园诗人。。唐以后也有过不少的田园诗人，可是没有一个能出乎其右的。陶诗像是极平淡，其实他的性情也可说是很刚烈的。他能以一种很刚烈的性情，而过这样一种极恬淡的生活，把这两者配合起来，才见他人格的高处。西方人分心为智、情、意三项，西方哲学重在智，中国文学重在情与意。情当境而发，意则内涵成体。‘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须明得此真意，始能读陶诗。”没有一个能出乎其右，恐怕不是说他的技巧，功力，而是由于境界高，人格高吧。性情刚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宁愿归田园居。发而为诗，读出来全是平淡的生活。钱先生说自己不吟诗，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素书楼余渖》中也留写了一些他的诗作（甚至还有几首白话诗）。抄几首在这里。《海滨闲居漫成绝句四首》：“海楼一角漫闲居，云水苍茫自豁如，
摆脱真成无一事，好效年少日亲书。
祸难奔亡岁月侵，居然赏乐有如今，
商量碧海青天事，俯仰前贤古籍心。
山作围屏海镜开，鸢飞鱼跃亦悠哉！
从容镇日茶烟了，夜听涛声入梦来。
风月宵来醉欲醒，
云山长护日闲清，
无情都作有情客，却觉有情无着情。”
（全集编者按：民国五十三年九月，先生辞卸新亚书院院长职，屏居青山湾海滨，偶成四绝句，曾发表于《人生杂志》。）
是不是也可说发而为诗，读出来全是平淡的生活呀。
摆脱真成无一事，好效年少日亲书。
祸难奔亡岁月侵，居然赏乐有如今，
商量碧海青天事，俯仰前贤古籍心。
山作围屏海镜开，鸢飞鱼跃亦悠哉！
从容镇日茶烟了，夜听涛声入梦来。
风月宵来醉欲醒，
云山长护日闲清，
无情都作有情客，却觉有情无着情。”
（全集编者按：民国五十三年九月，先生辞卸新亚书院院长职，屏居青山湾海滨，偶成四绝句，曾发表于《人生杂志》。）
是不是也可说发而为诗，读出来全是平淡的生活呀。
楼主 ：毕明迩
时间：2013-08-19 16:23:00
在上述诵赏诗篇的书札中提到的《理学六家诗钞》，六十三年（（1974）由台湾中华书局初版印行，以后编入《钱宾四先生全集46》（与《灵魂与心》合为一册）。计选宋明清三代康节、晦庵、白沙、阳明，、景逸、桴亭六家，每家钞踰百首。每家之前，钱先生各撰别传一篇。先生自谓“余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学家中，爱诵之诗尚不少，惟以此六家为主。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乐也。”（《理学六家诗钞》出版说明）
在诗钞的自序中说到陆桴亭时，钱先生说到“六家中惟桴亭遭遇特酷。生值易世，坚贞不仕。生事穷窘，茹苦更深。故其诗多幽忧沉痛之辞。然其近于入屈者，亦终自归于陶。其心情之洒落恬淡，亦与前五家无殊致。……”陆诗近于屈原，但是还是归到陶渊明一路。其心情之洒落恬淡，亦与前五家无殊致。这也就是说，这六家的诗都是和陶诗那样胸襟洒落，情意恬淡的，都是钱先生所爱诵的。
在诗钞的自序中说到陆桴亭时，钱先生说到“六家中惟桴亭遭遇特酷。生值易世，坚贞不仕。生事穷窘，茹苦更深。故其诗多幽忧沉痛之辞。然其近于入屈者，亦终自归于陶。其心情之洒落恬淡，亦与前五家无殊致。……”陆诗近于屈原，但是还是归到陶渊明一路。其心情之洒落恬淡，亦与前五家无殊致。这也就是说，这六家的诗都是和陶诗那样胸襟洒落，情意恬淡的，都是钱先生所爱诵的。
楼主 ：毕明迩
时间：2013-08-21 20:19:49
zh读钱先生诗之五
定居台湾的外省人写的思乡诗，比较有名的有于右任先生、余光中先生的传世名作。其实，在两岸交通、交流严重受阻的几十年中，这样的思乡诗是很多很多的。下面是其中的两首：“平生爱读放翁诗，长忆中原墨渖悲。浮海始知翁足羡，故乡垂老固相依。”“鸣鸣四面满窗喧 ，何事相呼总不言，宁有深情难倾吐，欲随病叟去中原。”二诗是钱穆先生所做，发表于他去世以后台湾编辑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中。
陆放翁的诗很多，这第一首里“长忆中原墨渖悲”，恐怕是几个字就概括了陆游许多诗的主旨和读者们共同的印象吧。陆放翁可悲，但是我这个在台湾的外省人，却反而觉得他还比我好，至少还能在家乡度过晚年。这就是说自己才更可悲。第二首以鸟儿鸣叫起兴，讲的还是思乡，想回乡。诗人自称“病叟”，病中寂寞，更思乡。非但我思乡，想回乡，恐怕鸟儿也思乡，也想回乡吧。“深情难倾吐”，是说鸟，其实是说自己。此情难倾吐，只能写成这样的诗了。二诗之深情，之感人，当不逊于于右任先生、余光中先生的名作吧。或许是发表较迟，全集又没在大陆发行，所以知之者或不多，所以名气也不大了。
二诗见《钱宾四先生全集》之《素书楼余渖•诗联辑存》，二诗原无题，编者将其编为《双溪闲吟三十五首》之二十四、之二十五。这三十五首的写作时间，编者标明是“民国六十三——七年”。
《素书楼余渖》除《诗联辑存》外，又有《历年春联辑存》，其中“民国七十年辛酉”之一联似与这二诗相关。“书剑飘零吾身为报国为偷生满心愧耻终何事 云山缥缈大陆是天堂是地狱尽日瞻望竟忘年 ”。这联语，却是比二诗更早被引入大陆。始见于钱先生家人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但是有一句很不恰当的话，说钱先生虽然在怀疑大陆是天堂是地狱，却毕竟反映了他的思乡之情（此非原话，是凭记忆所写）。家人写文章，不会这样“批评”（‘虽然’以下的话显然有批评指责的意思）自己的亲人吧（后来果然见文章作者的声明，这句话是编辑先生所妄加）。民国七十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两岸交通仍然不畅，正如联中所说是云山缥缈，大陆是天堂是地狱，难道不是一个很正当的怀疑吗（即使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抱这种怀疑的台湾人，肯定仍不在少数）?虽然不知是天堂是地狱，可是仍然尽日瞻望竟忘年，仍然有诗“欲随病叟去中原”（那两首诗写作时间还要早，大陆文革还未结束），可以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了。但是编辑先生当时思想还落后于时间，所以才会觉得不添这么一句，就政治不正确了。
（据旧帖《一百句下》之七十七七十八改写）
以上是 以上是闲闲书话一个旧帖，复制在这里。有一首“四面满窗喧”前面二字或许是“鸟鸣 ”。
定居台湾的外省人写的思乡诗，比较有名的有于右任先生、余光中先生的传世名作。其实，在两岸交通、交流严重受阻的几十年中，这样的思乡诗是很多很多的。下面是其中的两首：“平生爱读放翁诗，长忆中原墨渖悲。浮海始知翁足羡，故乡垂老固相依。”“鸣鸣四面满窗喧 ，何事相呼总不言，宁有深情难倾吐，欲随病叟去中原。”二诗是钱穆先生所做，发表于他去世以后台湾编辑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中。
陆放翁的诗很多，这第一首里“长忆中原墨渖悲”，恐怕是几个字就概括了陆游许多诗的主旨和读者们共同的印象吧。陆放翁可悲，但是我这个在台湾的外省人，却反而觉得他还比我好，至少还能在家乡度过晚年。这就是说自己才更可悲。第二首以鸟儿鸣叫起兴，讲的还是思乡，想回乡。诗人自称“病叟”，病中寂寞，更思乡。非但我思乡，想回乡，恐怕鸟儿也思乡，也想回乡吧。“深情难倾吐”，是说鸟，其实是说自己。此情难倾吐，只能写成这样的诗了。二诗之深情，之感人，当不逊于于右任先生、余光中先生的名作吧。或许是发表较迟，全集又没在大陆发行，所以知之者或不多，所以名气也不大了。
二诗见《钱宾四先生全集》之《素书楼余渖•诗联辑存》，二诗原无题，编者将其编为《双溪闲吟三十五首》之二十四、之二十五。这三十五首的写作时间，编者标明是“民国六十三——七年”。
《素书楼余渖》除《诗联辑存》外，又有《历年春联辑存》，其中“民国七十年辛酉”之一联似与这二诗相关。“书剑飘零吾身为报国为偷生满心愧耻终何事 云山缥缈大陆是天堂是地狱尽日瞻望竟忘年 ”。这联语，却是比二诗更早被引入大陆。始见于钱先生家人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但是有一句很不恰当的话，说钱先生虽然在怀疑大陆是天堂是地狱，却毕竟反映了他的思乡之情（此非原话，是凭记忆所写）。家人写文章，不会这样“批评”（‘虽然’以下的话显然有批评指责的意思）自己的亲人吧（后来果然见文章作者的声明，这句话是编辑先生所妄加）。民国七十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两岸交通仍然不畅，正如联中所说是云山缥缈，大陆是天堂是地狱，难道不是一个很正当的怀疑吗（即使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抱这种怀疑的台湾人，肯定仍不在少数）?虽然不知是天堂是地狱，可是仍然尽日瞻望竟忘年，仍然有诗“欲随病叟去中原”（那两首诗写作时间还要早，大陆文革还未结束），可以说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了。但是编辑先生当时思想还落后于时间，所以才会觉得不添这么一句，就政治不正确了。
（据旧帖《一百句下》之七十七七十八改写）
以上是 以上是闲闲书话一个旧帖，复制在这里。有一首“四面满窗喧”前面二字或许是“鸟鸣 ”。
作者
：豆蔻梦乡
时间：2013-08-21 21:47:14
楼主 ：毕明迩
时间：2013-08-27 21:16:00
楼主 ：毕明迩
时间：2013-11-06 20:25:37
不很相同
我博客里写了一篇《历史没有过去》，这篇短文说的是读《中国历史精神》，钱先生讲的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要打倒历史，就没有了未来，等等。有位朋友写了一个回复说，看来钱先生讲的历史会和我们听惯的历史不很相同吧。这位朋友是大学里的老师（非历史专业）。她的这句话真有点切中要害 一针见血的样子。
有一句俗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们听惯的解释，往往会认为这是“封建流毒”，这种道德观念早过时了。胡适之先生一九五二年写给杨联陞先生的一封信中就说到过这句话。他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臣罪当诛天王圣明’，都是依据‘名分’。‘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何服之有！’这是‘对待’的观念，近于契约的看法。”很明显，胡先生认为“名分”和“契约”两种观念，一种是过时的，一种是现代的。
钱先生文章里，也说到这句“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会不会和我们听惯的解释不同？“故格物斯能致知，必先知有此规矩不能逾越，乃能反而求诸己，求方法上之改进，而一切正当知识遂从而产生。故孝子不能先求改造父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即父母而善尽我孝，此之谓人道。”这是钱先生在《晚学盲言》这部书中一篇《中国文化传统与人权》里所说的一句话。他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不是说父母天生就对，不会错；而是说子女不能认为父母错而要想去改造他，正确的做法是“即父母而善尽我孝”，也就是说，应当根据（即）父母的情况来很好地尽自己的孝（而不是可以根据父母的情况而让自己的孝打折扣）。《论语》里有过“其父攘羊”的极端例子，即使是父亲偷人家的羊，儿子也不必去揭发他（或许可以劝告他）。所以说“故孝子不能先求改造父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舜、闵子骞，他们的父母都做过“不是”的事（而且很严重），但是孝子没有因而不孝，而是“即父母而善尽我孝”，乃被称为大孝。
看来钱先生讲的历史会和我们听惯的历史不很相同吧。这可以算一个例子。
我博客里写了一篇《历史没有过去》，这篇短文说的是读《中国历史精神》，钱先生讲的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要打倒历史，就没有了未来，等等。有位朋友写了一个回复说，看来钱先生讲的历史会和我们听惯的历史不很相同吧。这位朋友是大学里的老师（非历史专业）。她的这句话真有点切中要害 一针见血的样子。
有一句俗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们听惯的解释，往往会认为这是“封建流毒”，这种道德观念早过时了。胡适之先生一九五二年写给杨联陞先生的一封信中就说到过这句话。他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臣罪当诛天王圣明’，都是依据‘名分’。‘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何服之有！’这是‘对待’的观念，近于契约的看法。”很明显，胡先生认为“名分”和“契约”两种观念，一种是过时的，一种是现代的。
钱先生文章里，也说到这句“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会不会和我们听惯的解释不同？“故格物斯能致知，必先知有此规矩不能逾越，乃能反而求诸己，求方法上之改进，而一切正当知识遂从而产生。故孝子不能先求改造父母，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即父母而善尽我孝，此之谓人道。”这是钱先生在《晚学盲言》这部书中一篇《中国文化传统与人权》里所说的一句话。他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不是说父母天生就对，不会错；而是说子女不能认为父母错而要想去改造他，正确的做法是“即父母而善尽我孝”，也就是说，应当根据（即）父母的情况来很好地尽自己的孝（而不是可以根据父母的情况而让自己的孝打折扣）。《论语》里有过“其父攘羊”的极端例子，即使是父亲偷人家的羊，儿子也不必去揭发他（或许可以劝告他）。所以说“故孝子不能先求改造父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孝子舜、闵子骞，他们的父母都做过“不是”的事（而且很严重），但是孝子没有因而不孝，而是“即父母而善尽我孝”，乃被称为大孝。
看来钱先生讲的历史会和我们听惯的历史不很相同吧。这可以算一个例子。
楼主 ：毕明迩
时间：2013-11-08 13:37:06
楼主 ：毕明迩
时间：2013-12-07 20:23:42
《素书楼余渖》书外的致友人书
《素书楼余渖》中所收书札，都是当年编全集时，各地的亲友门人（或他们的家人）提供的。所以虽然编在全集里，其实是很不全的。其他很多书札，或许很难见到了；但是也有一些致友人书早前公开发表过，并收入钱先生的其他著作中，所以《素书楼余渖》未收，而在全集他书中可以找到的。例如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就收有《答徐君书》作为附录。
《答徐君书》，这篇文字是钱先生１９６６年所写，是徐君来信讨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某部分，而钱先生写的复信。大陆三联本没这篇文章，九州本有这个附录。
此书原载香港《民主评论》十七卷八期（上世纪六十年代）。徐先生先直接去信给钱先生，再把意见写成文发表。钱先生写此作为答复。徐先生说读了《历代政治得失》，要为张江陵昭雪。钱先生说，本书专讲历代政治制度的得失，并不想批评人物。对张江陵，书中也是说：“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朝，那是一好宰相。”在此文中，又说“张江陵的事业，历史有定评；张江陵的居心，是不是权奸，在我书里没有触及到。所谓权臣、大臣之辨，也只转述当时人从明代政制上所发的意见。”
书中有：“政治该分两面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较变动，可以创造制度，改换制度；而制度较稳定，也可规定人事限制人事。而这一番演讲，则只想多讲制度，少讲人事的。”文中又说“徐君纵然揭出当时反对者系刘台之类的居心和人格之种种的不是，但刘台有些话，却是根据明太祖所定的制度来打击张江陵。”下面又引书中结束语里的：“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是法，而是我们之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之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则有大乱。若专用法制束缚人，便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的。”
文中还有一段值得注意：“因读徐君文，却有另外一些意见想藉此再一提。我总认为历史应就历史之客观讲。若自己标举一理论，那是谈理论，不是谈历史。若针切着时代，那又是谈时代，不是谈历史。这并不是说历史经过，全符不上理论，全切不到时代。只是用心立说，应该各有一立场。”“徐君似乎有些像站在近代欧美民主政治的时代意见之大理论之下来衡评全部中国的政治史。我决不是有意菲薄近代民主政治的人，只认为论史该客观，不该和时代意见相揉杂。”这段讲历史应怎样讲，不应怎样讲，是超出了具体问题的讨论，便是“另外一些意见”了。这意见，显然也就有更大、更普遍的意义了。
在文章最后，钱先生又说：“但我们该知道，从共产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封建。从民主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专制。从西洋现代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中古。若真从中国全部历史之本身实情看，我总觉得中国历史并不尽如是。但我若只讲中国的历史，共产党将认我是守旧，民主主义者将认我反民主，现代化主义者将认我反现代。无怪陈龙川要叹无须之祸了。但我总觉得真要讲历史，实该如此讲。不然受冤枉的，还是在历史之本身。”
这《答徐君书》答了徐君所说“为张江陵平反”这个具体问题，讲到制度和人事之间关系，又推而广之说到历史、理论、时代、立场等等。作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附录，好像是很有意义的，三联本少了这一篇，很可惜。
《素书楼余渖》中所收书札，都是当年编全集时，各地的亲友门人（或他们的家人）提供的。所以虽然编在全集里，其实是很不全的。其他很多书札，或许很难见到了；但是也有一些致友人书早前公开发表过，并收入钱先生的其他著作中，所以《素书楼余渖》未收，而在全集他书中可以找到的。例如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就收有《答徐君书》作为附录。
《答徐君书》，这篇文字是钱先生１９６６年所写，是徐君来信讨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中某部分，而钱先生写的复信。大陆三联本没这篇文章，九州本有这个附录。
此书原载香港《民主评论》十七卷八期（上世纪六十年代）。徐先生先直接去信给钱先生，再把意见写成文发表。钱先生写此作为答复。徐先生说读了《历代政治得失》，要为张江陵昭雪。钱先生说，本书专讲历代政治制度的得失，并不想批评人物。对张江陵，书中也是说：“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朝，那是一好宰相。”在此文中，又说“张江陵的事业，历史有定评；张江陵的居心，是不是权奸，在我书里没有触及到。所谓权臣、大臣之辨，也只转述当时人从明代政制上所发的意见。”
书中有：“政治该分两面讲：一是讲人事，一是讲制度。人事较变动，可以创造制度，改换制度；而制度较稳定，也可规定人事限制人事。而这一番演讲，则只想多讲制度，少讲人事的。”文中又说“徐君纵然揭出当时反对者系刘台之类的居心和人格之种种的不是，但刘台有些话，却是根据明太祖所定的制度来打击张江陵。”下面又引书中结束语里的：“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是法，而是我们之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之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则有大乱。若专用法制束缚人，便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的。”
文中还有一段值得注意：“因读徐君文，却有另外一些意见想藉此再一提。我总认为历史应就历史之客观讲。若自己标举一理论，那是谈理论，不是谈历史。若针切着时代，那又是谈时代，不是谈历史。这并不是说历史经过，全符不上理论，全切不到时代。只是用心立说，应该各有一立场。”“徐君似乎有些像站在近代欧美民主政治的时代意见之大理论之下来衡评全部中国的政治史。我决不是有意菲薄近代民主政治的人，只认为论史该客观，不该和时代意见相揉杂。”这段讲历史应怎样讲，不应怎样讲，是超出了具体问题的讨论，便是“另外一些意见”了。这意见，显然也就有更大、更普遍的意义了。
在文章最后，钱先生又说：“但我们该知道，从共产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封建。从民主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专制。从西洋现代立场讲，中国全部历史只是一中古。若真从中国全部历史之本身实情看，我总觉得中国历史并不尽如是。但我若只讲中国的历史，共产党将认我是守旧，民主主义者将认我反民主，现代化主义者将认我反现代。无怪陈龙川要叹无须之祸了。但我总觉得真要讲历史，实该如此讲。不然受冤枉的，还是在历史之本身。”
这《答徐君书》答了徐君所说“为张江陵平反”这个具体问题，讲到制度和人事之间关系，又推而广之说到历史、理论、时代、立场等等。作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附录，好像是很有意义的，三联本少了这一篇，很可惜。
楼主 ：毕明迩
时间：2014-01-27 21:05:00
上星期在文汇读书周报发的文章
钱穆撰写的春联
友人到台湾，参观过了台北外双溪钱穆先生故居，回来说起，陈列室里有一幅当年钱先生手书春联“新春来旧雨 小坐话中兴”，并且出示了他拍摄的图片。确实是钱先生手迹，下面还有署名和印章———但却有点不合春联格式。所以我猜想是一个复制品，而且是经过拼接合成的。前不久在苏州中学图书馆，见到一块“尊经阁”匾额，也由钱穆先生署名，算是他题写的。想来也一样，是字迹加上署名的合成品。且春联十个字还是原来就在一起的，匾额三个字很可能是从不同地方集来的。
春联这东西，本来是过年时候贴在门上的，过一个月就过时了。最多在门上经过一年日晒夜露风吹雨淋，等到炮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就更新了。《钱宾四先生全集》 中收有素书楼历年春联若干（包括上述“新春来旧雨”一联），据全集“出版说明”:“民国四十五年先生再组家庭后，每年新春，必撰二或三对联语应景，或大门、客堂两联，或大门、客堂、书房三联；胥随兴戏笔，无意保存，更未记录。友人抄录寄赠，则亦何妨存之。惟最早数年之联语已无从查询。所存虽不全，亦可见先生生活之一面。”可以想见，每年初，“新春来旧雨”，有人会摄影留念，有人会抄下一两副联语。并非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没有想到后来编全集时，有的送来钱先生书信，有人就送过来春联抄本（或照片）了。
这些联语自民国五十一年到七十八年，二十多年大概有六十多副。我在《思亲补读录》书中《四副对联写心情》 文里就是写的读这些联语后的联想。其中写到的是“有忧有乐依世运 不知不愠在我心”、“新春来旧雨 小坐话中兴”、“粗茶淡饭长向孔颜守乐处清风和气每于夷惠得真情”、“飞越欧亚廿七年相依亲情应犹在海峡两岸四十年阻隔伦理有若无”四副。这“新春来旧雨”一联，是钱先生初回台湾那一年（1968）所写，“话中兴”话的是什么？我猜测是和台湾老“总统”所提复兴文化伦理、民主、科学三纲领有关的。“飞越欧亚”一联，则是写的钱先生女儿钱易自荷兰到台北探视一事。“亲情应犹在”、“伦理有若无”这真是喜忧参半，感叹超过了过年的喜庆了。
素书楼春联除了上引一些，这里再看几联写景的。“群壑环门护宅住 一溪排闼送春来”、“观水听山皆所适 迎新除旧亦攸宜”。这两联是刚搬进素书楼那一年写的，接下去几年又写有此类春联。“溪声绕砌疑韶乐 山色当门代素书”、“花草环庐尽沾春意 云烟往事同沐新生”、“一溪当门污浊全部带去 群峰环屋光景四时常新”、“室有诗书满院春光长住 门无车马一湾溪水细流”。这些都是当年情景。现在游客登临“钱穆故居”，不知道会是风景依旧浮想联翩，还是物是人非感慨系之？
■毕明迩
钱穆撰写的春联
友人到台湾，参观过了台北外双溪钱穆先生故居，回来说起，陈列室里有一幅当年钱先生手书春联“新春来旧雨 小坐话中兴”，并且出示了他拍摄的图片。确实是钱先生手迹，下面还有署名和印章———但却有点不合春联格式。所以我猜想是一个复制品，而且是经过拼接合成的。前不久在苏州中学图书馆，见到一块“尊经阁”匾额，也由钱穆先生署名，算是他题写的。想来也一样，是字迹加上署名的合成品。且春联十个字还是原来就在一起的，匾额三个字很可能是从不同地方集来的。
春联这东西，本来是过年时候贴在门上的，过一个月就过时了。最多在门上经过一年日晒夜露风吹雨淋，等到炮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就更新了。《钱宾四先生全集》 中收有素书楼历年春联若干（包括上述“新春来旧雨”一联），据全集“出版说明”:“民国四十五年先生再组家庭后，每年新春，必撰二或三对联语应景，或大门、客堂两联，或大门、客堂、书房三联；胥随兴戏笔，无意保存，更未记录。友人抄录寄赠，则亦何妨存之。惟最早数年之联语已无从查询。所存虽不全，亦可见先生生活之一面。”可以想见，每年初，“新春来旧雨”，有人会摄影留念，有人会抄下一两副联语。并非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没有想到后来编全集时，有的送来钱先生书信，有人就送过来春联抄本（或照片）了。
这些联语自民国五十一年到七十八年，二十多年大概有六十多副。我在《思亲补读录》书中《四副对联写心情》 文里就是写的读这些联语后的联想。其中写到的是“有忧有乐依世运 不知不愠在我心”、“新春来旧雨 小坐话中兴”、“粗茶淡饭长向孔颜守乐处清风和气每于夷惠得真情”、“飞越欧亚廿七年相依亲情应犹在海峡两岸四十年阻隔伦理有若无”四副。这“新春来旧雨”一联，是钱先生初回台湾那一年（1968）所写，“话中兴”话的是什么？我猜测是和台湾老“总统”所提复兴文化伦理、民主、科学三纲领有关的。“飞越欧亚”一联，则是写的钱先生女儿钱易自荷兰到台北探视一事。“亲情应犹在”、“伦理有若无”这真是喜忧参半，感叹超过了过年的喜庆了。
素书楼春联除了上引一些，这里再看几联写景的。“群壑环门护宅住 一溪排闼送春来”、“观水听山皆所适 迎新除旧亦攸宜”。这两联是刚搬进素书楼那一年写的，接下去几年又写有此类春联。“溪声绕砌疑韶乐 山色当门代素书”、“花草环庐尽沾春意 云烟往事同沐新生”、“一溪当门污浊全部带去 群峰环屋光景四时常新”、“室有诗书满院春光长住 门无车马一湾溪水细流”。这些都是当年情景。现在游客登临“钱穆故居”，不知道会是风景依旧浮想联翩，还是物是人非感慨系之？
■毕明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