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石榴熟了么
阿富汗的石榴熟了么
每一次放学回家，路过地铁的一个中转站，我总会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去那里的一个水果摊挑选几样水果。那里总是站着几个终年不换外套、头发蜷曲、肤色蜡黄、睫毛长长、满手乌黑的年轻人在招呼步履匆匆的行人。澳洲芒果啊，西西里血橙啊，大樱桃啊，两三个就顶一个拳头那么大的草莓啊，在他们的铺子里都应有尽有，永远比大大小小的超市里贩售的新鲜又可口。只有一次我上了当，买了他们的荔枝，第二天路过挑选菠萝时，他们问我：
“昨天的荔枝好吃吗？”
“完全不好吃。”
“怎么会？那是马达加斯加的荔枝呢，我们都是进最好的货啊！”
“最好的荔枝在中国，你们从来没尝过吧？”
“噢啦啦 ，小姐”，他们都笑了，意思是我肯定是为了称赞自己的祖国才故意挑剔的。
“还是尝不到的好，尝到了也不能从那么远的地方进口啊，省得遗憾了。”我说。
他们中的一个冲着另一个挤了挤眼睛，然后那个就从放着秤盘的桌子上跳了下来，路过铺位时，拿了个石榴走到我身边递给我，说：
“那您尝尝这个。”
“谢谢，但我不喜欢石榴。”
“啊？您不喜欢石榴？这是多好吃的东西啊！”
“我吃过，我不喜欢。”
“不不不，您会喜欢的，我们国家的石榴也是最好的石榴。”
“你们是——？”
“这是阿富汗的石榴。”
“啊，原来如此！”
这种我只在中秋，从奶奶手里接过，当作喜庆吉祥的时令摆设，仅仅作为从小到大的传统，让它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因为那是童年的延续。可是这种淡而无味，华而不实，趣味多过美味的水果，确实引不起我什么真挚的食欲。——那天，我破天荒买了两个石榴。后来，每当看到他们，我总是想起去年春天，从罗马回巴黎的路上，和我同坐一个包厢的一位阿富汗青年。
那天回到家，我剖开又粗又硬，红黄驳杂的石榴皮，轻轻一掰，忽然有一种眩晕的感觉，好像是走进了阿拉伯童话里的红宝石山洞，只有那里的人才有一种特殊的无辜，干干脆脆让物质用它最纯真可爱的一面来取悦生活——那里的宝石都是一山洞一山洞的，金币都是一箱一箱的——财宝是什么？什么地位啊，名誉啊，权利啊，那些哲学玄虚政治老成的社会中衍生的复杂的思想统统闪开，财宝就是快乐呀！拥有珍宝，和什么纸币、信用卡，能一样吗？交换更方便，流通更无碍？可是谁还记得大地的欢笑所凝结的象征幸运的瑰宝？谁还记得命运独一无二的指示？我们与物的神圣关系被永久地损坏了，乃至遗忘了。
在中学时代，历史课上提到莫卧尔王朝时，令人印象深刻的只有四个名字：一是励精图治的阿克巴大王，一是性格乖张但也有两把刷子的逆子奥朗则步，还有沙贾汗、泰姬夫妇。我们当时只是纳罕，是不是所有历史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许多积习与弊端都带有深刻的传染性，即使被异族入侵和统治，也会反侵入他们的染色体并遗传下去。——譬如软禁父亲沙贾汗的蒙古人奥朗则步，就不免使人想到佛陀在世时的古印度，那些动辄趁父亲外出旅行便篡位，或者等不及即位就软禁父母的国王们 ，有些的确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有些简直如同幼稚小儿一样可笑，古籍上常有栩栩如生、读之仿佛历历在目的描绘：一时兴起要杀探望被软禁的父亲的母亲，却被大臣的一番“为贪图权位而弑父也还算开天辟地以来的惯例，你如今竟然连生养大恩也不顾，要杀毫无利害冲突的母亲，真是玷污整个刹帝利等级的血统，你自己个儿玩儿吧，恕我们没法奉陪了”的既大义凛然又让人忍俊不禁的威胁震慑得瞠目结舌，完全吓傻了，不知如何是好，让人难以想象他的第一次图谋是如何得手的？ 历史有时是无理的，它未必次次都让那些令普通人感到巨大、奥秘又毛骨悚然的事件由那些我们想象中必须具备如此如此素质才能执行的人来承担。——而那个常常是早年丧父，独自凭借胆识，智慧和勇气纵横天下的蒙古人传统却并没有保留下去。
楼主 ：豆蔻梦乡
时间：2013-07-20 05:14:00
在世界近代史上，有数不清的君主和领袖写过回忆录，有些我们喜欢看，是因为传记主人的成就和人格魅力令我们倾心：例如那个让俾斯麦流着泪弹奏贝多芬的时刻；有的是因为他所写的内容和我们的国家关系密切：不管尼克松几乎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机会以一个领袖所能允许的得体范围内的气急败坏来表达他对毛主席的某种情绪，但公平地说，他的那个“一袋土豆”的比喻 之传神，还是以美国式文学的生动，在这位具有他也不得不承认的盖世诗才的对手的面前，小小扳回了一局。但还有的回忆录，尽管所属时代并不十分遥远，可是依旧保留着古风，韵味盎然，英雄依然与时代、伦理与社会的整体处于实体性的统一，他绝不可能将自己的本来看作芸芸众生之中的一员，只是因为才干而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政府机构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某个分子。他将一切都看作是他自身或者自身的延续。因而读他们的传记就不免带有令我们现代人好奇又赞叹的浪漫色彩。例如当年统治新疆的察合台后裔羽奴思汗的女儿和帖木儿六世孙的儿子，莫卧尔王朝的开国皇帝巴布尔大王。也许只有古代的帝王才有可能将高度的神性与真正的洒脱融为一体，在那本我们揣测本该十分深刻，至少是十分严肃的书里，信手描绘了那么多山川风土人情的画卷，令人惊讶的是，一切都那么自然，清新，充实而诗情画意。
“在春天，喀布尔是花草满地的乐园，
而巴兰和古尔.巴哈尔此时尤为美甚。”
“我的心，像红玫瑰的蓓蕾，披上了一层鲜血，
能让我心的蓓蕾开放一万个春天之久吗？”
谁能相信一位打仗的君主能把葡萄，樱桃描绘得令人食指大动，野山鸡和山羊羔也散发着让人无法拒绝的喷香？尤为令人感动和尊敬的，是巴布尔对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充满感性的关注，至少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对他去过的地方的物产总是十分留意，任何他发现的好吃的东西，他都能根据气候地形和环境尽力推广，造福大众。可是往往在赞叹完他戎马一生所经之处的某样可爱的水果，或是漂亮的植物，或是某地相隔不远却形如冰炭的气候差异后，他又会毫无芥蒂地接下去说明，他又打劫了某处，生俘了多少人，砍下多少人头堆作小山。好像在他眼里，这就是天地万物生存的本来面目似的。在我们“诛降不祥”的汉语文明圈看来，简直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天真蛮暴。
在这部异国情调十分浓郁也十分自然的著作的开篇，巴布尔就兴味盎然地向我们介绍了费尔干那 的石榴。后来，他在介绍喀布尔的时候，也数次提到过当地的石榴。我不得不颇为羞愧地承认，对我来说，似乎所有的“斯坦”都是一回事，我分不清他们的区别，好像国界被他们的宗教搅拌得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似的。所以我一度以为费尔干那也是属于阿富汗的。
费尔干那的马尔格兰，“这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好城，所产杏子和石榴最好。有一种石榴，他们称为‘大籽石榴’；这种石榴的甜味中，有一种轻微的小杏子的香味，可以认为比塞姆南的石榴更好”，甚至比“忽毡的石榴”还要好。——既然喀布尔的石榴也让巴布尔大王赞不绝口，对于我这数百年以后，数万里之外的读者，一种想象中的移情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多么可爱的石榴啊！清甜得醉人！只要看看那溢出表皮的黏劲儿，就知道它富含大自然多少的精华所孕育的糖分！我简直等不及，恨不得像一只小耗子缩进奶酪罐头似的，把脑袋埋在那裂开的红宝石窟里！这些澄澈的颜色，甘爽的口味，仿佛把高原凛冽干燥的空气，刺眼的日照和悬殊的温差都凝萃在其中了。出产如此美味的地方本该是个多么富庶宜人的所在啊！人类啊，为什么让大自然本来钟情的地方变得破碎哀伤？
去年春天，我完成了期待已久的首次意大利之行。从罗马返回巴黎时，我乘坐的是欧洲很常见的卧铺包厢火车。当我摆好了行李坐在沙发上看书时，包厢的门开了，一个肤色偏暗，鬈发细腻，嗓音温柔的青年走了进来。其实，我找不到什么准确的词来形容他的身份，说他是男孩子，因为他毕竟是年轻人，也许和我差不多大；可事实上男孩子这个词似乎更适合隔壁包厢里动辄纵情大笑的美国男孩，而他呢，从他的相貌和手来看，他平时从事颇为繁重的劳动，而他周身总环绕着一层化不开的忧郁。他一边给当时才刚刚流行起来的iPHONE充电，一边试图和我聊几句。然而，我正陷在李维对罗马建城以来那几位不堪的王的传奇描述中，一面强压住心中的惊讶，一面回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罗马精神核心的毫不掩饰的轻蔑，心想真有道理，初期罗马的恶贯满盈简直就是流氓团伙扎堆在垃圾箱呀，就这样他们还敢理直气壮觉得自己天命所归，要让中国的史官来秉笔直书，“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一句话把你贬入永世不得翻身之所。史家的作用，正如夫子定下的规矩，绝不仅仅是记录所发生的事情，而是诛乱讨贼辨夷夏，这是对正义的持守，也是对民族的最大守护——故而有一搭没一搭地答话。也许因为我的回应之简约客气让他误以为是极端多礼所致，他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纠正，是中国人。他微笑着说，他是阿富汗人。我那时很少听法语新闻，一时没有领会，他用英语和意大利语又说了两遍，我却还是没有反应过来，因为在汉语里，“阿富汗”的后面从来不带词缀“斯坦”。他只好说，是中国旁边的一个国家，我这才点点头。他有些尴尬地笑道，跟中国比，我的国家太小了，可能你没听过。我也只好抱歉地笑笑，说，中国的邻国很多，但是我只知道用中文怎么说它们的名字，不太懂在法语和英语里怎么说。他说，他的哥哥在中国，和他一样，是做水果生意的。我一面希望快点结束谈话好继续看书，一面又不能不表示一下主人翁的礼仪，问候说，是吗，他在中国的哪里，过得开心吗？他说，他哥哥在新疆，生活得很好，已经结婚了。我只好继续客套，你去过新疆吗？他忽然有些黯然地说，没有，我从没去过中国，我和我哥哥分开已经很久了，我好多年没有再见过他。我随口问道，你们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国家呢？他叹了口气说，我的国家在打仗。
我低下头看书时心里不免嘀咕，在中国附近的国家，谁在打仗呀？——等等，打仗？他刚才是怎么说他的国家的名字来着？那个发音是——
当我电光石火般醒悟时，包厢门忽然开了，一个金发高个儿穿着如同海军上将的制服的列车员用生硬的口吻重复着他在所有包厢里说得话：“晚上好，女士和先生，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和火车票。床单被套和枕巾在你们头顶上方的铺位上。”
我打开手提包把事先准备好的护照，长居和车票拿了出来，他大致瞄了一眼就登记在他捧着的墨绿色硬壳大簿子上；然后他把那硕大笔挺的长鼻子调转方向，指向那个阿富汗人。
他递上了车票。海军上将一边登记一边问，“你的证件呢，先生？”
“我没有证件。”
“你没有证件。”他似乎并不惊讶地重复着他的话，继续在绿色簿子上写字，“车票上是你的名字吗？”
“不是。是我朋友的。”
“你的名字。”
他说了自己的名字。
“国籍。”
“阿富汗。”
“下车时会有巴黎警察等候您。——晚安，女士，先生。”
“在春天，喀布尔是花草满地的乐园，
而巴兰和古尔.巴哈尔此时尤为美甚。”
“我的心，像红玫瑰的蓓蕾，披上了一层鲜血，
能让我心的蓓蕾开放一万个春天之久吗？”
谁能相信一位打仗的君主能把葡萄，樱桃描绘得令人食指大动，野山鸡和山羊羔也散发着让人无法拒绝的喷香？尤为令人感动和尊敬的，是巴布尔对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充满感性的关注，至少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对他去过的地方的物产总是十分留意，任何他发现的好吃的东西，他都能根据气候地形和环境尽力推广，造福大众。可是往往在赞叹完他戎马一生所经之处的某样可爱的水果，或是漂亮的植物，或是某地相隔不远却形如冰炭的气候差异后，他又会毫无芥蒂地接下去说明，他又打劫了某处，生俘了多少人，砍下多少人头堆作小山。好像在他眼里，这就是天地万物生存的本来面目似的。在我们“诛降不祥”的汉语文明圈看来，简直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天真蛮暴。
在这部异国情调十分浓郁也十分自然的著作的开篇，巴布尔就兴味盎然地向我们介绍了费尔干那 的石榴。后来，他在介绍喀布尔的时候，也数次提到过当地的石榴。我不得不颇为羞愧地承认，对我来说，似乎所有的“斯坦”都是一回事，我分不清他们的区别，好像国界被他们的宗教搅拌得没有那么泾渭分明似的。所以我一度以为费尔干那也是属于阿富汗的。
费尔干那的马尔格兰，“这是一个美不胜收的好城，所产杏子和石榴最好。有一种石榴，他们称为‘大籽石榴’；这种石榴的甜味中，有一种轻微的小杏子的香味，可以认为比塞姆南的石榴更好”，甚至比“忽毡的石榴”还要好。——既然喀布尔的石榴也让巴布尔大王赞不绝口，对于我这数百年以后，数万里之外的读者，一种想象中的移情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多么可爱的石榴啊！清甜得醉人！只要看看那溢出表皮的黏劲儿，就知道它富含大自然多少的精华所孕育的糖分！我简直等不及，恨不得像一只小耗子缩进奶酪罐头似的，把脑袋埋在那裂开的红宝石窟里！这些澄澈的颜色，甘爽的口味，仿佛把高原凛冽干燥的空气，刺眼的日照和悬殊的温差都凝萃在其中了。出产如此美味的地方本该是个多么富庶宜人的所在啊！人类啊，为什么让大自然本来钟情的地方变得破碎哀伤？
去年春天，我完成了期待已久的首次意大利之行。从罗马返回巴黎时，我乘坐的是欧洲很常见的卧铺包厢火车。当我摆好了行李坐在沙发上看书时，包厢的门开了，一个肤色偏暗，鬈发细腻，嗓音温柔的青年走了进来。其实，我找不到什么准确的词来形容他的身份，说他是男孩子，因为他毕竟是年轻人，也许和我差不多大；可事实上男孩子这个词似乎更适合隔壁包厢里动辄纵情大笑的美国男孩，而他呢，从他的相貌和手来看，他平时从事颇为繁重的劳动，而他周身总环绕着一层化不开的忧郁。他一边给当时才刚刚流行起来的iPHONE充电，一边试图和我聊几句。然而，我正陷在李维对罗马建城以来那几位不堪的王的传奇描述中，一面强压住心中的惊讶，一面回想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罗马精神核心的毫不掩饰的轻蔑，心想真有道理，初期罗马的恶贯满盈简直就是流氓团伙扎堆在垃圾箱呀，就这样他们还敢理直气壮觉得自己天命所归，要让中国的史官来秉笔直书，“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一句话把你贬入永世不得翻身之所。史家的作用，正如夫子定下的规矩，绝不仅仅是记录所发生的事情，而是诛乱讨贼辨夷夏，这是对正义的持守，也是对民族的最大守护——故而有一搭没一搭地答话。也许因为我的回应之简约客气让他误以为是极端多礼所致，他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纠正，是中国人。他微笑着说，他是阿富汗人。我那时很少听法语新闻，一时没有领会，他用英语和意大利语又说了两遍，我却还是没有反应过来，因为在汉语里，“阿富汗”的后面从来不带词缀“斯坦”。他只好说，是中国旁边的一个国家，我这才点点头。他有些尴尬地笑道，跟中国比，我的国家太小了，可能你没听过。我也只好抱歉地笑笑，说，中国的邻国很多，但是我只知道用中文怎么说它们的名字，不太懂在法语和英语里怎么说。他说，他的哥哥在中国，和他一样，是做水果生意的。我一面希望快点结束谈话好继续看书，一面又不能不表示一下主人翁的礼仪，问候说，是吗，他在中国的哪里，过得开心吗？他说，他哥哥在新疆，生活得很好，已经结婚了。我只好继续客套，你去过新疆吗？他忽然有些黯然地说，没有，我从没去过中国，我和我哥哥分开已经很久了，我好多年没有再见过他。我随口问道，你们为什么离开自己的国家呢？他叹了口气说，我的国家在打仗。
我低下头看书时心里不免嘀咕，在中国附近的国家，谁在打仗呀？——等等，打仗？他刚才是怎么说他的国家的名字来着？那个发音是——
当我电光石火般醒悟时，包厢门忽然开了，一个金发高个儿穿着如同海军上将的制服的列车员用生硬的口吻重复着他在所有包厢里说得话：“晚上好，女士和先生，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和火车票。床单被套和枕巾在你们头顶上方的铺位上。”
我打开手提包把事先准备好的护照，长居和车票拿了出来，他大致瞄了一眼就登记在他捧着的墨绿色硬壳大簿子上；然后他把那硕大笔挺的长鼻子调转方向，指向那个阿富汗人。
他递上了车票。海军上将一边登记一边问，“你的证件呢，先生？”
“我没有证件。”
“你没有证件。”他似乎并不惊讶地重复着他的话，继续在绿色簿子上写字，“车票上是你的名字吗？”
“不是。是我朋友的。”
“你的名字。”
他说了自己的名字。
“国籍。”
“阿富汗。”
“下车时会有巴黎警察等候您。——晚安，女士，先生。”
楼主 ：豆蔻梦乡
时间：2013-07-20 05:14:00
列车员转身离去。我低头看书时再也找不到当初的平静。他是阿富汗人？一个没有证件的阿富汗人？一个因为打仗而来到欧洲的阿富汗人？——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天哪，他，难道他是恐怖分子吗？我紧张地抬起头，打算以喝水为理由走出包厢，可是，包厢里已经没有人了。——手脚这么敏捷，是因为他真是干那一行的吗？
今天，我真为自己当时的胡乱猜测感到羞愧。可那时我真想大声质询海军上将，你既然知道他没有证件，为什么不把他带走却还把他留在这间包厢里呢？无论如何，他没有证件是真的。万一他是犯罪分子，难道应该让我冒险跟他相处吗？我立刻跑出了包厢，一节一节车厢地寻找大鼻子，可是我来来回回找了三遍，不仅没有碰到他，甚至连一个工作人员的影子都没看到。在欧洲的火车上，剪票结束之后再别想见到列车员的面那是常事，有的甚至会在下一站就下车，根本不见得和乘客一同抵达目的地。——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意思是，他们假定这火车上的人都在思想意识里有共识，那就是，至少在抵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要做坏人，因为我们在一条船上？——我这到底是回巴黎，还是坐着“五月花”即将登陆北美大陆？
我在火车走廊上来回走着，一群法国大学生从包厢里探出脑袋，问我是不是要找列车员，我说是的，他们笑着说，别抱希望了，“他消失了，我们也在找他，我们的包厢里没有床单被套”。我苦笑了一下，真希望自己的麻烦也是床单被套之类。然而我也不好意思把苦恼说给他们听，第一，无端怀疑我的同屋是恐怖分子，这好像不太能说得出口，我有什么证据呢？可，说真的，这种事等有了证据，那通常不也就迟了吗？
我傻乎乎地沉浸在自己的忧伤里，心想这一个晚上该怎么度过呀？原先我那么喜欢的包厢式火车现在让我无比的郁闷，如果这里也跟中国的硬卧火车一样，该多好啊，至少我就没那么害怕了。哎，什么隐私啊，安静啊，都是瞎讲究，关键时刻，还是人多力量大吧？搞什么包厢呢？那不是便于恐怖分子藏匿吗？
我在火车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站了一个多小时，无奈地回到自己的处所。我的假想敌已经戴着耳机在听手机里的广播了，腿上架着最新款的价值不菲的超薄笔记本。他的装备之精良和他没有证件的身份的反差又让我不安起来。我只好安慰自己说：如果他真是恐怖分子，怎么可能在任务没完成之前被查出证件问题，这也太逊了吧；如果他已经完成了任务，怎么可能被发现证件的问题之后还如此冷静地坐而待毙而不伺机逃跑？——我偷偷瞄了一眼他的电脑屏幕，哦，还好，只是普通网页，而不是显示着卫星定位图像的科幻3D模型。见我回去，他急忙摘下耳机，殷勤地说道，时间不早了，你是不是需要休息了？我把床单被套给你拿下来好吗？
我急忙摆手道，不用了，我自己爬梯子上去拿就好了。说着，我就登上了梯子从一片灰尘的顶层隔断处取下了自己的一套床上用品，谢天谢地，至少塑料袋是封口的，至于消不消毒，对于眼下被更棘手的问题困扰的我来说，好像已经不算什么了。那么，要不要顺便也把他的拿下来？可，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万一他真是坏人，而我竟然还为他着想过，今后想起来多幼稚，多让自己看不起自己呀。
我拆开塑料袋才发现，这一套里缺少枕巾。唉，意大利人什么时候能把事情做得一丝不爽，恐怕南北极都得对调了吧？看我踌躇不动，他问我怎么了，我本不想解释，可如果我硬是装作听不见，会不会激怒他？我说这套用品里没有枕巾。他立刻拿起他的塑料袋递到我手中，说，你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如果有，你就拿去用吧。我慌忙站起来还给他，摇头解释说，不必了，我睡觉可以不用枕头的。他显得有些委屈地说，真的没关系，你需要你就拿去用吧，我完全无所谓，我习惯比这艰苦得多的环境，这对我来说没什么——何况明天我还得面对比这大得多的麻烦。
那一刹那，我的心被惭愧和同情撞了一下，可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世俗训导又魔鬼般地聚拢过来：坏人难道不会假装吗？难道他会告诉你他是坏人？唉，这下内心交战没完没了了。明天打电话告诉家人，肯定被他们笑话：就这么点事情，把你折腾成这样，你可真够有出息的！——可是，难道没有一点可能性？……
我拿起睡衣裤准备去卫生间时，包厢门忽然开了，一阵叽叽喳喳的好听的意大利语飞了进来，一个魁梧的中年男人抱着个不停跟人做鬼脸的金发小姑娘，旁边站着他的同样健壮但小一号的妻子，怀里捧着三个塑料袋，从我的角度望出去，只能看见海军上将浆得笔挺的制服领子和那标志性的大鼻子。原来他还在呀！
有新人来了，我就不担心了。这包厢本是供六个人住宿的，我说呢，为什么别人的包厢都是人满为患，就我的包厢人丁稀罕，原来只是时候未到。这一家子立刻就带来了家庭的氛围，而意大利人的浪漫活泼更把这气氛推向高潮，小姑娘刚被爸爸放到铺位上，妈妈连行李都不整理，就拿起相机，咔咔咔拍了好几张，只见她满屋里走动，不停地喊女儿看镜头，小姑娘捧着自己的小脚丫嗅嗅，皱起眉头看看妈妈，又看看我，忽然扑进妈妈的怀里，傻笑起来。这久违的温馨气氛让我想起了远在天边的爸爸妈妈，想起了我的童年，我一下子从被桎梏的被害妄想中解脱出来，恢复了轻松正常的心情。
很快，一家三口也发现了塑料袋里的缺憾，基于最小的孩子理应得到最多关照的原则，我把枕巾让了出去。他们很感激地收下了。这时我发现，阿富汗小伙子从和他们打过招呼之后就离开了包厢。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跟多事又鸡婆的十九世纪英国人一样向他们解释，这是他的枕巾，所以应该感谢的人是他。心里说，真好笑，这也值得当件事情说，今天整个人好像都不是我似的。
小姑娘最聪明，一眼就能看穿谁喜欢她，她从沙发上下地时，试探地用两只可能是黏着口水或是清鼻涕的亮晶晶的小手指头，轻轻戳了一下我的膝盖，看穿我装作不动声色地悄悄观察她，她就大着胆子撑着我的膝盖悠到地板上，把脚伸到鞋子里，然后赶紧再瞧瞧我，小声说，对不起，秀气的脸蛋上泛起了浓浓的番茄红，扇着两排小扇子似的睫毛抬眼望着妈妈。我微笑着问她，你叫什么。她一下子就明白我一点儿也不介意，开心地跟我说了她的大名，然后又告诉我她的小名。
很晚了，列车熄灯了。我躺在被子里感到奇怪，为什么阿富汗人还不回来呢？他该不会真是恐怖分子，现在趁大家睡觉了，准备作案吧？他是打算劫持人质，还是干脆炸火车呀？正瞎琢磨着，包厢的门开了，又被迅速关上，我能感觉到这是以免走廊的灯光照进来干扰大家的睡眠。他用手机屏幕的亮光照着自己的铺位——在我的铺位的下方——忽然又弯下身去，我忍不住好奇地探身瞧瞧，只见他捡起小姑娘翻身时掉在地板上的外套轻轻放回她的床铺，她睡在他对面的铺位上。我悄悄地躺下，很快包厢里就静得只剩下那对意大利爸爸和妈妈打呼噜的声音了。而我也在摇晃中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我是在小姑娘的笑声中醒来的。一睁眼就看到她妈妈急忙在嘘她，还担心地瞅了我一眼。互相问了早安，我就起床去卫生间换衣服梳洗。包厢里除了我和三口之家，看不到阿富汗人。他的铺位已经又被翻成沙发，小姑娘正坐在上面看漫画。
意大利妈妈把原先带着的食物放在桌上，请我尝尝，我道了谢，也拿出自己准备的早餐。大家边吃边聊。这对夫妇是带着三岁的孩子去巴黎的迪士尼乐园玩得，他们也和孩子一样是第一次去巴黎。在问过我巴黎有哪些地方值得参观之后，他们问我，你是法国人吗？我说不是，我是中国人。这对夫妇立即对我说，我们是博洛尼亚人，我们城市的历史也特别悠久，当然不能跟中国比，可是在欧洲是非常悠久的，欧洲第一所大学就在我们那儿；你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博洛尼亚评为音乐之都？——我心里对这对淳朴直率的意大利夫妇充满了喜爱，尤其玩味着他们在听到中国的名字之后，对自己城市历史的迫不及待的介绍。我说这座城市我这次到意大利还没有来及去拜访，但是我在留学期间绝不会只去一次意大利，下一次我一定会去欣赏博洛尼亚的风光。对自己的国家和城市充满发自内心的热爱之情的人们，总是那么可爱！
吃完了早餐，我看了看窗外的风景，那已经是巴黎近郊一个著名的别墅区了，两岸的柳树在明媚的春光中摇曳，天鹅在倒映着天空的蓝盈盈的湖水的岸边浮游，时不时低下优雅的颈子啄着岸上柔嫩的绿草坪中的虫子，一栋栋环绕着树篱，玫瑰，郁金香和保养得极好的草坪的小别墅在向过往的车辆问好。有时从敞开的落地窗和飘拂的窗帘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室内安谧的氛围：一间四壁都是书架，堆满了书籍的小起居室，里面摆放着全套细巧的十八世纪仿制家具，绣着丝绒的扶手椅凳面上，趴着一只约克夏。窗前的高脚小茶几旁，坐着体态圆润，神情慵懒的女主人，她的腿上搁着一个柳条编织的簸箕篮子，里面摆了密密一排剪下的玫瑰花，她正拿着剪刀修去多余的枝叶。茶几上有一只细颈瓷花瓶，一枝玫瑰亭亭玉立地绽放着，俯视着她身下的两本书和一杯咖啡。整个场景宛如萨金特的一幅油画。
今天，我真为自己当时的胡乱猜测感到羞愧。可那时我真想大声质询海军上将，你既然知道他没有证件，为什么不把他带走却还把他留在这间包厢里呢？无论如何，他没有证件是真的。万一他是犯罪分子，难道应该让我冒险跟他相处吗？我立刻跑出了包厢，一节一节车厢地寻找大鼻子，可是我来来回回找了三遍，不仅没有碰到他，甚至连一个工作人员的影子都没看到。在欧洲的火车上，剪票结束之后再别想见到列车员的面那是常事，有的甚至会在下一站就下车，根本不见得和乘客一同抵达目的地。——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意思是，他们假定这火车上的人都在思想意识里有共识，那就是，至少在抵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要做坏人，因为我们在一条船上？——我这到底是回巴黎，还是坐着“五月花”即将登陆北美大陆？
我在火车走廊上来回走着，一群法国大学生从包厢里探出脑袋，问我是不是要找列车员，我说是的，他们笑着说，别抱希望了，“他消失了，我们也在找他，我们的包厢里没有床单被套”。我苦笑了一下，真希望自己的麻烦也是床单被套之类。然而我也不好意思把苦恼说给他们听，第一，无端怀疑我的同屋是恐怖分子，这好像不太能说得出口，我有什么证据呢？可，说真的，这种事等有了证据，那通常不也就迟了吗？
我傻乎乎地沉浸在自己的忧伤里，心想这一个晚上该怎么度过呀？原先我那么喜欢的包厢式火车现在让我无比的郁闷，如果这里也跟中国的硬卧火车一样，该多好啊，至少我就没那么害怕了。哎，什么隐私啊，安静啊，都是瞎讲究，关键时刻，还是人多力量大吧？搞什么包厢呢？那不是便于恐怖分子藏匿吗？
我在火车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站了一个多小时，无奈地回到自己的处所。我的假想敌已经戴着耳机在听手机里的广播了，腿上架着最新款的价值不菲的超薄笔记本。他的装备之精良和他没有证件的身份的反差又让我不安起来。我只好安慰自己说：如果他真是恐怖分子，怎么可能在任务没完成之前被查出证件问题，这也太逊了吧；如果他已经完成了任务，怎么可能被发现证件的问题之后还如此冷静地坐而待毙而不伺机逃跑？——我偷偷瞄了一眼他的电脑屏幕，哦，还好，只是普通网页，而不是显示着卫星定位图像的科幻3D模型。见我回去，他急忙摘下耳机，殷勤地说道，时间不早了，你是不是需要休息了？我把床单被套给你拿下来好吗？
我急忙摆手道，不用了，我自己爬梯子上去拿就好了。说着，我就登上了梯子从一片灰尘的顶层隔断处取下了自己的一套床上用品，谢天谢地，至少塑料袋是封口的，至于消不消毒，对于眼下被更棘手的问题困扰的我来说，好像已经不算什么了。那么，要不要顺便也把他的拿下来？可，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万一他真是坏人，而我竟然还为他着想过，今后想起来多幼稚，多让自己看不起自己呀。
我拆开塑料袋才发现，这一套里缺少枕巾。唉，意大利人什么时候能把事情做得一丝不爽，恐怕南北极都得对调了吧？看我踌躇不动，他问我怎么了，我本不想解释，可如果我硬是装作听不见，会不会激怒他？我说这套用品里没有枕巾。他立刻拿起他的塑料袋递到我手中，说，你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如果有，你就拿去用吧。我慌忙站起来还给他，摇头解释说，不必了，我睡觉可以不用枕头的。他显得有些委屈地说，真的没关系，你需要你就拿去用吧，我完全无所谓，我习惯比这艰苦得多的环境，这对我来说没什么——何况明天我还得面对比这大得多的麻烦。
那一刹那，我的心被惭愧和同情撞了一下，可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世俗训导又魔鬼般地聚拢过来：坏人难道不会假装吗？难道他会告诉你他是坏人？唉，这下内心交战没完没了了。明天打电话告诉家人，肯定被他们笑话：就这么点事情，把你折腾成这样，你可真够有出息的！——可是，难道没有一点可能性？……
我拿起睡衣裤准备去卫生间时，包厢门忽然开了，一阵叽叽喳喳的好听的意大利语飞了进来，一个魁梧的中年男人抱着个不停跟人做鬼脸的金发小姑娘，旁边站着他的同样健壮但小一号的妻子，怀里捧着三个塑料袋，从我的角度望出去，只能看见海军上将浆得笔挺的制服领子和那标志性的大鼻子。原来他还在呀！
有新人来了，我就不担心了。这包厢本是供六个人住宿的，我说呢，为什么别人的包厢都是人满为患，就我的包厢人丁稀罕，原来只是时候未到。这一家子立刻就带来了家庭的氛围，而意大利人的浪漫活泼更把这气氛推向高潮，小姑娘刚被爸爸放到铺位上，妈妈连行李都不整理，就拿起相机，咔咔咔拍了好几张，只见她满屋里走动，不停地喊女儿看镜头，小姑娘捧着自己的小脚丫嗅嗅，皱起眉头看看妈妈，又看看我，忽然扑进妈妈的怀里，傻笑起来。这久违的温馨气氛让我想起了远在天边的爸爸妈妈，想起了我的童年，我一下子从被桎梏的被害妄想中解脱出来，恢复了轻松正常的心情。
很快，一家三口也发现了塑料袋里的缺憾，基于最小的孩子理应得到最多关照的原则，我把枕巾让了出去。他们很感激地收下了。这时我发现，阿富汗小伙子从和他们打过招呼之后就离开了包厢。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跟多事又鸡婆的十九世纪英国人一样向他们解释，这是他的枕巾，所以应该感谢的人是他。心里说，真好笑，这也值得当件事情说，今天整个人好像都不是我似的。
小姑娘最聪明，一眼就能看穿谁喜欢她，她从沙发上下地时，试探地用两只可能是黏着口水或是清鼻涕的亮晶晶的小手指头，轻轻戳了一下我的膝盖，看穿我装作不动声色地悄悄观察她，她就大着胆子撑着我的膝盖悠到地板上，把脚伸到鞋子里，然后赶紧再瞧瞧我，小声说，对不起，秀气的脸蛋上泛起了浓浓的番茄红，扇着两排小扇子似的睫毛抬眼望着妈妈。我微笑着问她，你叫什么。她一下子就明白我一点儿也不介意，开心地跟我说了她的大名，然后又告诉我她的小名。
很晚了，列车熄灯了。我躺在被子里感到奇怪，为什么阿富汗人还不回来呢？他该不会真是恐怖分子，现在趁大家睡觉了，准备作案吧？他是打算劫持人质，还是干脆炸火车呀？正瞎琢磨着，包厢的门开了，又被迅速关上，我能感觉到这是以免走廊的灯光照进来干扰大家的睡眠。他用手机屏幕的亮光照着自己的铺位——在我的铺位的下方——忽然又弯下身去，我忍不住好奇地探身瞧瞧，只见他捡起小姑娘翻身时掉在地板上的外套轻轻放回她的床铺，她睡在他对面的铺位上。我悄悄地躺下，很快包厢里就静得只剩下那对意大利爸爸和妈妈打呼噜的声音了。而我也在摇晃中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晨，我是在小姑娘的笑声中醒来的。一睁眼就看到她妈妈急忙在嘘她，还担心地瞅了我一眼。互相问了早安，我就起床去卫生间换衣服梳洗。包厢里除了我和三口之家，看不到阿富汗人。他的铺位已经又被翻成沙发，小姑娘正坐在上面看漫画。
意大利妈妈把原先带着的食物放在桌上，请我尝尝，我道了谢，也拿出自己准备的早餐。大家边吃边聊。这对夫妇是带着三岁的孩子去巴黎的迪士尼乐园玩得，他们也和孩子一样是第一次去巴黎。在问过我巴黎有哪些地方值得参观之后，他们问我，你是法国人吗？我说不是，我是中国人。这对夫妇立即对我说，我们是博洛尼亚人，我们城市的历史也特别悠久，当然不能跟中国比，可是在欧洲是非常悠久的，欧洲第一所大学就在我们那儿；你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博洛尼亚评为音乐之都？——我心里对这对淳朴直率的意大利夫妇充满了喜爱，尤其玩味着他们在听到中国的名字之后，对自己城市历史的迫不及待的介绍。我说这座城市我这次到意大利还没有来及去拜访，但是我在留学期间绝不会只去一次意大利，下一次我一定会去欣赏博洛尼亚的风光。对自己的国家和城市充满发自内心的热爱之情的人们，总是那么可爱！
吃完了早餐，我看了看窗外的风景，那已经是巴黎近郊一个著名的别墅区了，两岸的柳树在明媚的春光中摇曳，天鹅在倒映着天空的蓝盈盈的湖水的岸边浮游，时不时低下优雅的颈子啄着岸上柔嫩的绿草坪中的虫子，一栋栋环绕着树篱，玫瑰，郁金香和保养得极好的草坪的小别墅在向过往的车辆问好。有时从敞开的落地窗和飘拂的窗帘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室内安谧的氛围：一间四壁都是书架，堆满了书籍的小起居室，里面摆放着全套细巧的十八世纪仿制家具，绣着丝绒的扶手椅凳面上，趴着一只约克夏。窗前的高脚小茶几旁，坐着体态圆润，神情慵懒的女主人，她的腿上搁着一个柳条编织的簸箕篮子，里面摆了密密一排剪下的玫瑰花，她正拿着剪刀修去多余的枝叶。茶几上有一只细颈瓷花瓶，一枝玫瑰亭亭玉立地绽放着，俯视着她身下的两本书和一杯咖啡。整个场景宛如萨金特的一幅油画。
楼主 ：豆蔻梦乡
时间：2013-07-20 05:15:00
我看时候差不多了，就起身去卫生间洗手，准备收拾一下随身的手提包。路过车厢门口，只见阿富汗人独自一人蹲在角落里抽烟，看起来煞是落寞。一个早晨不见踪影，原来在这里！我想起昨天对别人的无端猜疑，很是不好意思，对他说早上好，并且告诉他巴黎快到了。他感激地点点头，站起来，尾随着我回到了包厢，开始整理自己的随身行李。
忽然，列车行驶得越来越慢，最后直接停了下来。正在诧异中，广播里传来通讯：因为巴黎附近的铁轨现正繁忙，我们要为另外的一列火车让行，所以暂且停留在原地等待巴黎的调度通知。
一整个车厢都发出了“哦”的遗憾之声。然后就是各个包厢里参差不齐的笑声。意大利夫妇问我，这在法国是不是常事。我说，我坐火车的次数不频繁，但也碰上过几次。
意大利人因为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机会和阿富汗人接触过，这下他们可不愿放弃攀谈的机会。那位妈妈率先打了招呼，阿富汗人也回了礼。我忽然间产生了一个直觉，这个阿富汗人之所以从昨晚开始就消失，一个人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呆着，就是为了避免再次和人交流。也许，他不想在有其他人的场合下，再度遇到海军上将。我昨晚在意大利一家没有上车之前的紧张或许被他看出来了，不管怎么说，“没有证件”至少意味着你是个“麻烦缠身”的人。旧时人说，“家贫常恐人疑贼” ，此番凄凉怕不是我们这些大惊小怪的人所能理解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现在火车停在这里，而这对意大利夫妇又这么热情健谈，他真能免得了尴尬吗？就算他们什么也不问，万一海军上将又出现了，他怎么办？
我还没有想完这些，果然那位意大利爸爸就问：“您是哪儿人？”
“我住在巴黎。”他迟疑了一下。
“您是法国人？”意大利爸爸疑惑地问，因为显然阿富汗人的法语还不如他的英语和意大利语流利。
“不，”他看了我一眼，“我是中国人。”
我们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我也忍不住侧过身看着他，在那很短暂的目光交汇中，那混合着祈求、悲伤和无计可施的眼神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垂下眼睛，没有说话。
“可是，”意大利妈妈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看看我，又看看他，说道，“你们俩长得好不一样啊！——嗯，你明白，我的意思是说，这位小姐看起来像中国人，您看起来，长得不大像中国人。”
是的，他的轮廓分明的脸型，深而狭长的眼窝，绻绻的绒毛似的的头发，还有西亚人天生的黯淡的肤色，装成炎黄子孙实在过于勉强。何况欧洲是见惯了各色移民的地方，对于种族，血缘和民族气质的敏感体悟，他们通常都很在行。我认为他的计策前景不妙。
“我，”他又悄悄瞅了我一眼，“我不是东部人。我是中国西部人。”
意大利夫妇有些疑惑地望着我，笑说：“中国东西部人有这么大的差别啊？”
我知道欧洲人很少撒谎，而一旦他们起疑，他们就不再相信。可是我也知道，即使这个阿富汗人撒谎，他也没有恶意。他只是被我昨晚的惊慌失措刺伤了自尊心，变得胆怯，他不敢再对别人说出他真实的国籍，以免引来和我似的慌乱，而这，是他在这个狭小空间所无法面对的。
“中国的西部有很多少数民族。我是汉族，这位先生不是汉族。”我想了一下，以尽量不冒犯事实的方式替他圆了谎。虽然我很清楚，这句话意味着：我已认可他是中国人的前提之下，所做的描述。我在内心为自己辩护：这个谎言虽然违背了事实，但并没有违背伦理。
那对夫妇微微张开口，以恍然大悟的神情点点头，重新对阿富汗人热情一笑。
这下，轮到我如坐针毡地担心海军上将的出现了。我忍不住扪心自问，我到底有没有权利随便把我的国家的国籍借给外人呢，哪怕仅仅只是提供一个名义上的庇护？如果当时我不接茬，没有人会相信他是中国人，他那本来是为了自尊心的撒谎只会拙劣地把他推向更令人鄙夷的境地。可是那不关我的国家的事情。但如果将来海军上将或是巴黎警察出现时，不留情面地向人宣布他没有证件，那么，他就在给我的国家抹黑，而我就等于是共谋。这个由事实谎言所开的头最终将无法避免地结出伦理谎言的果吗？这件我已然做了的事情，是不是太轻率了？
我陷入了沉默。
回顾我从昨天得知他的国籍和无证件状态之后的一系列反应，我觉得似乎我每一件事都做得既白痴又窝囊。要是我没有那么神经质的胆怯，他顶多当时有些尴尬，过一会儿肯定会恢复正常，也就不会担心他自己的国籍可能会给人造成的精神上的困扰，也不必假借我的国家的国籍撒谎，而我也不必因为隐隐的内疚帮着他圆谎，结果现在还得为可能的后果忧虑。
但是我为什么在听懂了他是阿富汗人以及没有证件之后，会那么害怕？为什么我脑子里起得第一个联想就是“恐怖分子”？多少年来，我不是一直知道那场战争的性质，而且不是从来就知道，入侵者的理由再冠冕，也不能掩盖对当地人民的罪行？可是，当我真的遇上了一个阿富汗人，我所受的全部教育，我的民族的全部历史记忆，竟然都暂时失效了，控制我的，是那些宣传机器制造出的形象，炮制出的话语！我忘记了他才是被战争打断了正常生活的人，忘记了他才是背井离乡讨生活的人，忘记了他所来自的那片土地遭受得蹂躏和创伤——一句话，我遗忘了现实，丧失了对真实人性的全部感受能力。我在幻觉中可笑地为自己的安危焦虑，更可笑地戴着我向来自以为有能力免疫的有色眼镜提防别人，污蔑别人。我读着“敌人即使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的诗句长大，然而当我第一次在生活中遇到一个不仅在偶然的个人际遇并且在实体性的民族命运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时，在我被首鼠两端的窝囊所掣肘而干出一系列傻事以至于可能又莫名其妙赔上我自己的祖国的名誉，做谎言的同谋之前，先做了侵略者的心理上的共犯！
这个可怜又狡猾的阿富汗人，让我在内心苦笑和叹息，他懂得这个包厢里所有的人。他既知道该如何同中国人相处，也知道该如何同欧洲人相处。他在和我相处的短短几个小时里就得出了不妨在我会替他圆谎的这桩事情中赌一把的结论，而在和欧洲人的几次照面之后就明白体面在交际中的重要性。呵，一份多么富于洞察力的现实又精准的人性报告！不是阿富汗人有多么精明，而是脱离现实的书呆子、傲慢又自认为恪守道德的体面人，具有一份多么愚蠢又不自知的活肖像啊！
忽然我有一股笑的冲动，在人世间这所大学里，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学问会猝不及防地向我们展示它的深刻，为我们勾勒自以为远离却近在咫尺的荒诞的悬崖的深渊。宇宙万象纷至沓来，跃入我们的眼帘，仿佛一切都是为我们而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欣赏者无法免除有朝一日的审问，人类啊，你在历史沧海桑田的变幻中跬步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你有撒手放弃的勇气吗？在这只允许携带一样东西越过的深渊前，你意欲如何？抛弃那惊慌失措的眼睛和固步自封的微笑吧，冒险是崇高的事业，是天道的犒赏！
一个没有证件的人，是赤子；一个被剥夺了证件的人，是流浪者，是吟游诗人，是在这个时代里陪尽小心也依然处处受制于人的人。他没有证件，因为他来到了异乡，只身而来，无财产，无手艺，无可利用之处，在这个社会等级的环节中，他是可以被任意取代的那一种类。他甚至没有血缘和关系可以依靠。他脱离了他的土地是该遭到谴责的吗？是他自愿的旅行吗？不，一切逼迫个人的力量都是看不见的，然而它们存在。他的祖国被欺凌被压迫这个对他来说最深刻的现实造就了他的处境。是的，他似乎不该在得不到难民申请的批准时就偷渡，可生存怎么等得了证件？他也不该在没有证件时就擅自移动自己，藐视收留他的国家的法律，可是不管他对于这个国家是多么的无足轻重，这个国家毕竟在吝啬地从不向他提供法律保护的情况下笑纳了他的劳动。他更不该撒谎，因为撒谎将剥夺他至少可以自欺欺人地用以保护自尊的人格，然而他为什么唯独就要向这个早就剥夺了他的一切的社会的道德取向致敬，如果那些对此有要求的人们总是在无形中利用着这一点来造成他更不堪的处境？一句话，他不是同这个世界的“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他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 ，这就是被资本的世界所主宰的无产阶级的命运！他们生来在异乡，定居也等于流浪。
忽然，列车行驶得越来越慢，最后直接停了下来。正在诧异中，广播里传来通讯：因为巴黎附近的铁轨现正繁忙，我们要为另外的一列火车让行，所以暂且停留在原地等待巴黎的调度通知。
一整个车厢都发出了“哦”的遗憾之声。然后就是各个包厢里参差不齐的笑声。意大利夫妇问我，这在法国是不是常事。我说，我坐火车的次数不频繁，但也碰上过几次。
意大利人因为从昨晚到现在都没有机会和阿富汗人接触过，这下他们可不愿放弃攀谈的机会。那位妈妈率先打了招呼，阿富汗人也回了礼。我忽然间产生了一个直觉，这个阿富汗人之所以从昨晚开始就消失，一个人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呆着，就是为了避免再次和人交流。也许，他不想在有其他人的场合下，再度遇到海军上将。我昨晚在意大利一家没有上车之前的紧张或许被他看出来了，不管怎么说，“没有证件”至少意味着你是个“麻烦缠身”的人。旧时人说，“家贫常恐人疑贼” ，此番凄凉怕不是我们这些大惊小怪的人所能理解的。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现在火车停在这里，而这对意大利夫妇又这么热情健谈，他真能免得了尴尬吗？就算他们什么也不问，万一海军上将又出现了，他怎么办？
我还没有想完这些，果然那位意大利爸爸就问：“您是哪儿人？”
“我住在巴黎。”他迟疑了一下。
“您是法国人？”意大利爸爸疑惑地问，因为显然阿富汗人的法语还不如他的英语和意大利语流利。
“不，”他看了我一眼，“我是中国人。”
我们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我也忍不住侧过身看着他，在那很短暂的目光交汇中，那混合着祈求、悲伤和无计可施的眼神深深地触动了我。我垂下眼睛，没有说话。
“可是，”意大利妈妈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看看我，又看看他，说道，“你们俩长得好不一样啊！——嗯，你明白，我的意思是说，这位小姐看起来像中国人，您看起来，长得不大像中国人。”
是的，他的轮廓分明的脸型，深而狭长的眼窝，绻绻的绒毛似的的头发，还有西亚人天生的黯淡的肤色，装成炎黄子孙实在过于勉强。何况欧洲是见惯了各色移民的地方，对于种族，血缘和民族气质的敏感体悟，他们通常都很在行。我认为他的计策前景不妙。
“我，”他又悄悄瞅了我一眼，“我不是东部人。我是中国西部人。”
意大利夫妇有些疑惑地望着我，笑说：“中国东西部人有这么大的差别啊？”
我知道欧洲人很少撒谎，而一旦他们起疑，他们就不再相信。可是我也知道，即使这个阿富汗人撒谎，他也没有恶意。他只是被我昨晚的惊慌失措刺伤了自尊心，变得胆怯，他不敢再对别人说出他真实的国籍，以免引来和我似的慌乱，而这，是他在这个狭小空间所无法面对的。
“中国的西部有很多少数民族。我是汉族，这位先生不是汉族。”我想了一下，以尽量不冒犯事实的方式替他圆了谎。虽然我很清楚，这句话意味着：我已认可他是中国人的前提之下，所做的描述。我在内心为自己辩护：这个谎言虽然违背了事实，但并没有违背伦理。
那对夫妇微微张开口，以恍然大悟的神情点点头，重新对阿富汗人热情一笑。
这下，轮到我如坐针毡地担心海军上将的出现了。我忍不住扪心自问，我到底有没有权利随便把我的国家的国籍借给外人呢，哪怕仅仅只是提供一个名义上的庇护？如果当时我不接茬，没有人会相信他是中国人，他那本来是为了自尊心的撒谎只会拙劣地把他推向更令人鄙夷的境地。可是那不关我的国家的事情。但如果将来海军上将或是巴黎警察出现时，不留情面地向人宣布他没有证件，那么，他就在给我的国家抹黑，而我就等于是共谋。这个由事实谎言所开的头最终将无法避免地结出伦理谎言的果吗？这件我已然做了的事情，是不是太轻率了？
我陷入了沉默。
回顾我从昨天得知他的国籍和无证件状态之后的一系列反应，我觉得似乎我每一件事都做得既白痴又窝囊。要是我没有那么神经质的胆怯，他顶多当时有些尴尬，过一会儿肯定会恢复正常，也就不会担心他自己的国籍可能会给人造成的精神上的困扰，也不必假借我的国家的国籍撒谎，而我也不必因为隐隐的内疚帮着他圆谎，结果现在还得为可能的后果忧虑。
但是我为什么在听懂了他是阿富汗人以及没有证件之后，会那么害怕？为什么我脑子里起得第一个联想就是“恐怖分子”？多少年来，我不是一直知道那场战争的性质，而且不是从来就知道，入侵者的理由再冠冕，也不能掩盖对当地人民的罪行？可是，当我真的遇上了一个阿富汗人，我所受的全部教育，我的民族的全部历史记忆，竟然都暂时失效了，控制我的，是那些宣传机器制造出的形象，炮制出的话语！我忘记了他才是被战争打断了正常生活的人，忘记了他才是背井离乡讨生活的人，忘记了他所来自的那片土地遭受得蹂躏和创伤——一句话，我遗忘了现实，丧失了对真实人性的全部感受能力。我在幻觉中可笑地为自己的安危焦虑，更可笑地戴着我向来自以为有能力免疫的有色眼镜提防别人，污蔑别人。我读着“敌人即使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的诗句长大，然而当我第一次在生活中遇到一个不仅在偶然的个人际遇并且在实体性的民族命运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时，在我被首鼠两端的窝囊所掣肘而干出一系列傻事以至于可能又莫名其妙赔上我自己的祖国的名誉，做谎言的同谋之前，先做了侵略者的心理上的共犯！
这个可怜又狡猾的阿富汗人，让我在内心苦笑和叹息，他懂得这个包厢里所有的人。他既知道该如何同中国人相处，也知道该如何同欧洲人相处。他在和我相处的短短几个小时里就得出了不妨在我会替他圆谎的这桩事情中赌一把的结论，而在和欧洲人的几次照面之后就明白体面在交际中的重要性。呵，一份多么富于洞察力的现实又精准的人性报告！不是阿富汗人有多么精明，而是脱离现实的书呆子、傲慢又自认为恪守道德的体面人，具有一份多么愚蠢又不自知的活肖像啊！
忽然我有一股笑的冲动，在人世间这所大学里，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学问会猝不及防地向我们展示它的深刻，为我们勾勒自以为远离却近在咫尺的荒诞的悬崖的深渊。宇宙万象纷至沓来，跃入我们的眼帘，仿佛一切都是为我们而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欣赏者无法免除有朝一日的审问，人类啊，你在历史沧海桑田的变幻中跬步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你有撒手放弃的勇气吗？在这只允许携带一样东西越过的深渊前，你意欲如何？抛弃那惊慌失措的眼睛和固步自封的微笑吧，冒险是崇高的事业，是天道的犒赏！
一个没有证件的人，是赤子；一个被剥夺了证件的人，是流浪者，是吟游诗人，是在这个时代里陪尽小心也依然处处受制于人的人。他没有证件，因为他来到了异乡，只身而来，无财产，无手艺，无可利用之处，在这个社会等级的环节中，他是可以被任意取代的那一种类。他甚至没有血缘和关系可以依靠。他脱离了他的土地是该遭到谴责的吗？是他自愿的旅行吗？不，一切逼迫个人的力量都是看不见的，然而它们存在。他的祖国被欺凌被压迫这个对他来说最深刻的现实造就了他的处境。是的，他似乎不该在得不到难民申请的批准时就偷渡，可生存怎么等得了证件？他也不该在没有证件时就擅自移动自己，藐视收留他的国家的法律，可是不管他对于这个国家是多么的无足轻重，这个国家毕竟在吝啬地从不向他提供法律保护的情况下笑纳了他的劳动。他更不该撒谎，因为撒谎将剥夺他至少可以自欺欺人地用以保护自尊的人格，然而他为什么唯独就要向这个早就剥夺了他的一切的社会的道德取向致敬，如果那些对此有要求的人们总是在无形中利用着这一点来造成他更不堪的处境？一句话，他不是同这个世界的“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他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并同时解放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 ，这就是被资本的世界所主宰的无产阶级的命运！他们生来在异乡，定居也等于流浪。
楼主 ：豆蔻梦乡
时间：2013-07-20 05:15:00
火车到巴黎了，小姑娘欢蹦乱跳地拽着爸爸妈妈下车，我和这对意大利夫妇告别。——阿富汗人在停车前就借故离开了包厢，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是去找列车员而免得他来找他。他保护自尊也爱惜我借给他的国籍，我放下了心里隐隐的不安。
当我拎着行李走出火车站时，看到海军上将正捧着手里的登记簿，一个一个喊名字，而一排各种肤色人种的“无证件者”在排队报到。他们的旁边是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无证件者们像中学里被老师点名站起来发言的差生一样左顾右盼，其实巴黎人绝不会多看他们一眼，这样的景象从《巴黎圣母院》所描写的时代以来，每天都在重复。
我有意无意地一个个看过去，寻找着阿富汗人，他比我找到他先看到我，当我的目光迎上他的目光时，他已经挤出一个微笑，动了动嘴巴，那是一个法语的“谢谢”。我没有回以微笑，也没有说“不客气”，只是点点头，然后朝电梯走去，迅速汇入了汹涌的人流。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我时常想起那个阿富汗人和他在巴黎地铁里卖水果的同胞们。历史有时向我们初现端倪，不一会儿就被更多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所淹没。在火车包厢里发生的一幕对于人类历史甚或当事者各自的一生来说，算得了什么，但也许命运的踪迹也就隐藏在所有的见微知著之处。
又是一年秋好时，阿富汗的石榴熟了么？
当我拎着行李走出火车站时，看到海军上将正捧着手里的登记簿，一个一个喊名字，而一排各种肤色人种的“无证件者”在排队报到。他们的旁边是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无证件者们像中学里被老师点名站起来发言的差生一样左顾右盼，其实巴黎人绝不会多看他们一眼，这样的景象从《巴黎圣母院》所描写的时代以来，每天都在重复。
我有意无意地一个个看过去，寻找着阿富汗人，他比我找到他先看到我，当我的目光迎上他的目光时，他已经挤出一个微笑，动了动嘴巴，那是一个法语的“谢谢”。我没有回以微笑，也没有说“不客气”，只是点点头，然后朝电梯走去，迅速汇入了汹涌的人流。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一年半，我时常想起那个阿富汗人和他在巴黎地铁里卖水果的同胞们。历史有时向我们初现端倪，不一会儿就被更多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所淹没。在火车包厢里发生的一幕对于人类历史甚或当事者各自的一生来说，算得了什么，但也许命运的踪迹也就隐藏在所有的见微知著之处。
又是一年秋好时，阿富汗的石榴熟了么？
作者
：雁也过M
时间：2013-07-20 09:57:00
楼主 ：豆蔻梦乡
时间：2013-07-20 14:54:00
楼主 ：豆蔻梦乡
时间：2013-07-22 07:27:00
楼主 ：豆蔻梦乡
时间：2013-07-22 07:33:00
楼主 ：豆蔻梦乡
时间：2013-07-22 07:37:00
楼主 ：豆蔻梦乡
时间：2013-07-22 07:46:00
楼主 ：豆蔻梦乡
时间：2013-07-22 07:49:00
楼主 ：豆蔻梦乡
时间：2013-07-23 15:38:00
作者
：同尘三千1
时间：2013-07-23 20:39:00
作者
：面冷心热
时间：2013-07-24 16:35:00
作者
：木萧萧88
时间：2013-07-25 20:2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