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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金拍案】深度剖析《复旦投毒案》证据破绽及二审辩护之殇

楼主:金易恒 时间:2017-05-03 07:26:47 点击:14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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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金拍案】深度剖析《复旦投毒案》证据破绽及二审辩护之殇
  文/金易恒
  【声明】
  1,作者声明:未经作者本人书面授权同意,任何人不得另行全文下载转发,或挪作他用;若发现他人未经作者本人书面授权同意而另行全文下载另行转发、或将本文非法挪作他用,作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允许转发原文发表链接地址。
  2,写作本文的法理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百零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
  3,截止林森浩被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公诉方始终未能出示“毒物鉴定结论”的基础证据即“毒物质谱图”,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条文,《复旦投毒案》一、二审没有当庭调查清楚涉及本案定性及定量的“毒物鉴定结论”的来源依据即“毒物质谱图”,从而使复旦投毒案在投毒定性及投毒定量两方面的关键性法证依据存疑,进而说明本案的事实并未被法庭彻底查清楚。
  4,复旦投毒案在最高院核准林森浩死刑并执行后,案件已全部了结,本文作者的个人观点已不会影响本案的“公正”审判,但办案的证据疑点值得法学界人士研究探讨。
  5,复盘死刑案件的辩护得失,有助于刑辩律师加强对法证的逻辑辩识,提高刑辩能力,有助于通过逻辑严密的法证质辩来维护司法公正,在辩护环节尽可能阻截冤假错案的发生。
  6,本文所引用的所有拍摄图片部分转发自刘里远教授写的复旦投毒案分析巨篇【重磅】对林森浩案中盗毒、投毒、中毒真伪的研究及无罪判断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083451-1.shtml
  一文中,老金为说明案情事实真相,未经刘教授授权,在本文中引用了刘教授案文中的珍贵图片作品,特此声明并注明出处,刘教授如有异议,请联系老金删除,在此,特别向刘教授致谢,您为中国的法制建设留下了可以传承的《复旦投毒案•案例分析》巨篇,为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和老金一样,您虽不能凭一臂之力力挽狂澜,但一定能给未来的年轻一代司法人员留下警鉴之珍贵辩析档案!
  7,本文所引述的证人证言以及作证时间、相关监控视频的文字解读等均摘自“复旦投毒案一审公审记录”原文,而非摘自卷宗,若本案一审公审记录”与卷宗存在差错,本文相应的质证理由或不成立,特此说明。
  第一章 复旦投毒案一审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存疑
  一,复旦投毒案一审法庭调查认定的事实如下:
  附录1:复旦投毒案法庭一审公审记录(一)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083451-1.shtml
  附录2:复旦投毒案法庭一审公审记录(二)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083451-1.shtml
  1,被告人林森浩和被害人黄洋均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分属不同的医学专业。

  2010年8月起,林森浩与葛某等同学同住于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西20宿舍楼421室。

  2011年8月,黄洋调入421室,与林森浩、葛某三人同住。

  之后,林森浩因琐事对黄洋不满,逐渐对黄怀恨在心,决意采用投毒的方法加害黄洋。

  2,2013年3月31日下午,被告人林森浩以取物为名,通过同学吕某进入中山医院11号楼二楼影像医学实验室204室(以下简称204实验室),趁室内无人,取出其于2011年参与动物实验时剩余的装有剧毒化学品二甲基亚硝胺的试剂瓶和注射器,并装入一只黄色医疗废弃物袋中随身带离。
  当日下午5时50分许,林森浩将前述物品带至421室,趁无人之机,将上述二甲基亚硝胺投入该室的饮水机内,尔后,将试剂瓶等物连同黄色医疗废弃物袋带出宿舍楼予以丢弃。
  3,同年4月1日上午,黄洋从421室饮水机中接取并喝下已被林森浩投入二甲基亚硝胺的饮用水。之后,黄洋发生呕吐,于当日中午至中山医院就诊。
  次日下午,黄洋再次至中山医院就诊,被发现肝功能受损严重,遂留院观察。

  4月3日下午,黄洋因病情严重被转至外科重症监护室治疗。在黄洋就医期间,林森浩还故意隐瞒黄洋的病因。

  4月11日,林森浩在两次接受公安人员询问时均未供述投毒事实,直至次日凌晨经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传唤到案后,才如实供述了上述投毒事实。
  被害人黄洋经抢救无效于4月16日死亡。经鉴定,被害人黄洋符合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以上就是一审法庭查明的事实,证实以上事实的指控证据如下:
  二,复旦投毒案一审公诉人向法庭出示的指控证据有:
  1,吕巍巍证人证言以及相关辨认笔录实物照片。吕巍巍购买涉案二甲基硝酸胺的登记记录发票等证据证明:林森浩作案所用的剧毒化学品二甲基亚硝胺的来源。
  2,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笔录,以及相关扣押清单,吕鹏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林森浩于2013年3月31日,获取剧毒化学品二甲基亚硝胺的经过。
  3,公安机关现场勘查笔录、扣押清单、调取证据清单、盛磊等证人证言、黄洋在案发前购买饮水的记录、相关监控视频、侦查实验笔录、法医毒物鉴定报告等证据证明:林森浩于2013年3月31日17:50许,回到421室,趁室内无人,向饮水机内投毒,并随即丢弃相关作案物品的经过。
  4,王欢、孙希才、钟鸣证人证言,以及相关辨认笔录,黄洋病历资料等证据证明:黄洋于2013年4月1日上午喝下被投放了剧毒化学品二甲基硝酸胺的饮用水后,至中山医院就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经过。
  5,调取证据清单,法医毒物鉴定报告,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相关情况说明,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据证明:经鉴定在黄洋使用过的饮水机,饮用水桶,出水口封装盖,饮水杯,饮用水以及尿液中均检出二甲基亚硝氨成分,黄洋符合生前因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至肝脏,肾脏等多器官损伤,功能衰竭而死亡。
  6,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关于对二甲基亚硝胺化学试剂品名特性说明的复函》,林森浩撰写的相关学术论文,硕士毕业论文,吕巍巍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林森浩使用二甲基亚硝胺进行过肝纤维化方面的动物实验,并据此实验撰写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林森浩明知二甲基亚硝胺,系肝毒性物质,能够导致实验大鼠因急性肝功能衰竭而死亡。
  7,公安机关接受证据清单,计算机司法鉴定报告,及其附件的证据证明:2013年3月31日17:50许,林森浩投毒后又上网查询了二甲基亚硝胺的相关信息,已查明二甲基亚硝胺系高毒类化学物,摄入、吸入或经皮肤吸收可能致死。
  8,调取证据清单、葛俊奇、盛磊、付令元证人证言相关情况说明表格的证据证明:林森浩与黄洋平时关系,以及黄洋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成绩的情况。
  9,公安机关工作情况说明,张阳勇等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本案案发经过,以及林森浩的到案经过。

  10,法医精神病鉴定报告证明:林森浩作案当时及目前,无精神病,对本次做案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且目前具有受审能力。
  11,公安机关提供的户籍资料证明:林森浩的基本身份情况。

  12,林森浩到案后对本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作了供述,并对相关的犯罪现场,以及物证,书证等进行了辨认,其供述,辨认内容与证人证言的相关证据吻合。
  三,就上述指控证据,存在以下证据破绽:
  (一),盗毒证据破绽:

  在上述12组证据中,证据组1、证据组2是证明林森浩在中山医院204实验室盗毒的证据(注意:不是物证)均为证人证言(注:不是盗毒现场的目击证词),证明的是林森浩的所谓盗毒事实。
  公诉人在一审中当庭播放了六段监控录像,其中有三段监控录像是用于证明林森浩在2013年3月31日下午涉嫌盗毒的事实:

  第一段,3月31日17时41分22秒起,可以看到,被告人林森浩右手拧一只黄色的袋子和一名穿黑色上衣的男子即本案的证人盛磊一起从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东区大门向外走,(注:从中山医院到案发宿舍楼之间隔着枫林校区的东区)。
  第二段监控录像:17时42分41秒(却换镜头)被告人林森浩和黑衣男子在街边等候绿灯,待绿灯亮起以后,二人穿越马路,即本市徐汇区东安路进入了枫林校区西区的大门。
  第三段监控录像,17时47分36秒起,这是宿舍监控,黑衣男子刷宿舍门禁卡以后与被告人林森浩一前一后进入西20宿舍楼,其后黑衣男子又折回楼外,林森浩为其顶住大门,黑衣男子后来拿着一瓶牛奶进入楼内,林森浩右手拧着那只黄色袋子跟在后面,二人向镜头的左下方走去。
  对于上面的这三段监控录像证据,老金的质证意见如下:

  第一,起诉书指控林森浩盗毒的时间约为2013年3月31日下午14时左右,但这三段录像的记录时间为2013年3月31日下午17时41分、42分、47分,时间与林森浩涉嫌盗毒的时间明显不符;
  第二,林森浩盗毒的地点在中山医院内部的204实验室,但三段录像记录的地点分别在中山医院外部的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的东区大门、西区大门、复旦大学西20宿舍楼大门,因此,监控录像中出现的三个地点与林森浩涉嫌在中山医院内部盗毒及携毒的地点明显不符;
  第三,根据刘里远教授实地对源毒地即起诉书指称的中山医院204实验室大门外拍摄的照片来看(见图1),毒源地204实验室大门左上角位置明显安装有监控摄像头;而从图3可以看出:如果林森浩在31日下午确实去了中山医院204实验室盗过二甲基亚硝胺,那么在中山医院内部,林森浩的整个盗毒行走过程共有8个监控摄像头可以捕捉到。
  但是,公诉人当庭播放的这三段监控录像来自毒源地所在的中山医院以外的监控摄像头所拍,不是拍自于林森浩涉嫌盗毒的毒源地——中山医院内部,因此,这三段监控录像目击到的只是林森浩与黑衣男从复旦大学枫林校区东区出口一同走复旦大学西20宿舍楼的事实,完全不能反映林森浩进入中山医院204实验室盗毒以及从204室携毒经中山医院内马路走出中山医院的盗毒、携毒事实(注意:手里拎着一个黄袋子,这黄袋子究竟是不是从中山医院带出来的、究竟是不是被林森浩带进过204实验室都无法看出来;其次,黄袋子里面装着的究竟是不是二甲基亚硝胺也无法看出来),但控方却用这三这个时间节点与地点来印证起诉书所指控的林森浩涉在中山医院内部盗携毒的事实,因录像所目击的时间及地点与起诉书所指控的林森浩盗携毒时间及地点完全不符,这不是指鹿为马吗?显然不符合目击证据逻辑。
  第四,控方为了找到可以证明林森浩在204实验室盗毒的“目击证人”,于2013年4月21日询问了证人吕鹏,下面是证人吕鹏于2013年4月21日所作的证词:
  “林森浩本来和我约好2013年3月31号那天下午两点钟到我这里来做核磁共振志愿者,后来林森浩在电话中跟我说他两点中有事,所以我跟他约好中午12点30分到我这里来,核磁共振的地点在中山医院11号楼1楼核磁共振检测室,林森好12点30分来了以后,让我一块到中山医院11号楼204实验室去,看一下他原先做实验用的实验用品还在不在,他之所以叫我一起去,是因为我有204室的钥匙,而他没有;
  我们两人到了204室以后,我用钥匙开门一起进去,他打开实验室内靠窗附近离水池比较近的下排的一个柜子,翻动了大概5分钟,他具体在找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凑上去看,我本人当时在门口靠近冰箱的位置,然后他说好了,我们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我俩先去做检查,因为我们有规定,所有的金属物不能带入实验室,所以,我在进入实验室之前随手把11号楼204室的钥匙放在了医生操作时的一张桌子上,林森浩肯定是看见的,他把自己带有拉链的衣服外套脱了,也放在医生检查室的房间,我的这项检查,前后一共1小时左右;
  检查结束后,林森浩向我要了一个塑料袋,我就给了他一个黄色的医疗用废弃袋,随后,他就离开了检查室,他离开之前和我说,还要回11号楼204室拿东西,因为我当时在忙,可能他还跟我说过,要跟我借钥匙,而且他实际上也知道我的钥匙放在那里:
  10分钟左右以后,林森浩又返回了核磁共振检查室,在这10分钟里,他去了哪里,我不太清楚:

  因为当时我在忙,他一个人离开检查室去204室时带着黄色医用废弃物袋,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什么,我没有注意。”
  很显然,吕鹏证实林森浩偷拿他保管的204实验室钥匙去盗毒的时间为2013年3月31日下午14点左右,而上面这三段监控录像的起始时间为2013年3月31日17时41分22秒~47分36秒,比吕鹏证词所证实的所谓“林森浩偷拿他钥匙独自去204实验室盗毒”的时间晚了3小时41分,盗毒时间不符。
  其次,证人吕鹏还证实林森浩在拿他钥匙去204实验室盗毒前向他要了一只废弃的黄色医用袋才离开核磁共振检查室,林森浩离开核磁共振检查室10分钟后拿着他给的废弃医用袋又回到了检查室。但林森浩在这10分钟时间内究竟去哪了,吕鹏并不清楚,而黄袋子里面究竟装了什么,吕鹏也不清楚!
  因此,吕鹏在给了一只黄袋子之后,并不知道林森浩拿着黄装子去了哪里,即林森浩拿着黄袋子出去的这10分钟里,吕鹏并没有目击到林森浩确实去了204实验室盗毒;
  其次,林森浩究竟有没有问吕鹏借钥匙或者借拿他的钥匙,吕鹏证词中使用了“可能”一词,并未肯定林森浩向他借了或偷拿了204实验室钥匙,这证明林森浩也可能根本没有拿他的钥匙去204实验室;
  再其次,吕鹏称自己当时忙,林森浩拿了黄袋子出去,10分钟后回来时,林森浩手中拿着什么,吕鹏没有注意。这说明林森浩10分钟后再回到核磁共振室时也可能空手。
  综上分析,吕鹏并不是林森浩于2013年4月31日下午14时左右拎着他给的黄袋子去204实验室盗毒的现场目击证人,吕鹏的证词内容模糊不清,带有极大的猜测性和极大的不确定性,不能作为证明林森浩去204实验室盗毒的目击证词使用。
  第五,吕鹏证词证明给林森浩黄袋子的时间为2013年3月31日下午14时,地点在中山医院核磁共振室,而上面三段监控录像证明林森浩手中拎着黄袋子的时间为2013年3月31日下午17时41分之后,地点在中山医院之外,显而易见,两个时间节点相差3小时41分钟,地点不在一个地方,凭什么说林森浩17时41分手里拎着的黄袋子就一定是14时吕鹏给的那只黄袋子呢?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相隔了3小时41分的前与后的两只黄袋子无必然关联性,因为黄袋子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无数个相同的黄袋子!
  第六,无论是上面的这三段监控录像,还是吕鹏的证词,都不能证明林森浩在2013年3月31日下午17时41分之后手中拎着的黄袋子里面究竟装着什么,没有目击证据可以证明这个黄袋子一定到过204实验室,里面一定就装了林森浩从204实验室盗取的二甲基亚硝胺!
  综上,这三份监控录像证据不是“现场目击林森浩盗毒”的直接证据,由于录像时间比吕鹏证言证实的林森浩离开核磁共振室10分钟的时间滞后了3小时41分,地点也不在中山医院内,因此,这三份来自中山医院外部的监控录像证据根本无法直接证明林森浩盗毒的事实。
  而能证明林森浩盗毒事实的直接证据链应该是中山医院内部的3个相关监控录像,分别是毒源地204实验室门口、吕鹏工作地核磁共振室门口、林森浩工作地超声室门口的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监控录像,这3个监控电眼可以完整记录林森浩是否在2013年3月31日下午14时去过204实验室盗毒的全过程。
  如果204实验室、核磁共振检查室、超声室外部的监控摄像头能完整记录下林森浩于2013年3月31日下午14时从核磁共振室拎着黄袋子去204室盗走二甲基亚硝胺再将藏有毒物的黄袋子放置在超声室的行踪,就足以证明林森浩于31日下午14时溜进204实验室盗毒的犯罪事实,这将与吕鹏的证人证词及林森浩本人的审讯供词相印证,形成由现场监控目击物证、证人证词、犯罪嫌疑人供述构成的盗毒证据链!
  现在的疑问是:中山医院内部多达8个与林森浩盗携毒行踪相关的监控视频,控方为什么一个都未在法庭上出示?

  如果中山医院内部的监控视频录像一个都没有,难道这8个监控摄像头同时坏了?为什么在林森浩盗毒期间这些监控摄像头都会集体罢工匿证呢?
  这一连串的疑问说明复旦投毒案事实及控证存疑,在疑点未被排除之下,在当下的司法环境下,二审法院依然维持一审死刑判决并很快获最高院核准死刑,这是令人难以置信和震撼的,疑罪从无原则还只是纸上谈兵,装装门面的!
  法庭调查的基本原则是注重物证的真实性与关联性,注重证人证言相对于所证明的事实应符合印证逻辑关系,控方拿出与林森浩在中山医院内部盗毒全过程根本无任何印证逻辑关系的中山医院外部的监控录像来证明林森浩在中山医院内部盗毒的全过程犯罪事实,这是指鹿为马,在法证逻辑上难以成立。
  其次,证据组3含有204实验室现场勘察报告,但这份勘察报告并未提取到林森浩的指纹及脚印痕,这说明31日下午14时,林森浩是否真正进入过204实验室盗毒的事实并无勘查证据证实,盗毒事实存疑。
  如果中山医院内的这些涉案监控摄像头没坏却不予出示,或者确实全坏了,这说明可以直接记录并证明林森浩在中山医院内部204实验室盗毒全过程的目击证据根本不存在,即盗毒证据链条从源头就已断开。
  很显然,在中山医院内部足以证明林森浩盗毒全过程的监控录像不存在、或者存在但控方不愿出示的情况下,控方出示的上面三段中山医院外部的监控录像远不能真实反映出林森浩涉嫌在中山医院内部盗毒的犯罪事实,证人吕鹏的证词因不是直接的204室盗毒现场目击证词、以推测性为主的证词也不能作为直接证明林森浩在中山医院204实验室现场盗毒的犯罪事实依据!

  【老金拍案】深度剖析《复旦投毒案》证据破绽及二审辩护之殇
  图1:204实验室  
  【老金拍案】深度剖析《复旦投毒案》证据破绽及二审辩护之殇
  图2:中山医院11号楼一楼大厅  
  【老金拍案】深度剖析《复旦投毒案》证据破绽及二审辩护之殇

  图3中山医院内林森浩被控提着藏毒黄色袋子的行经路线上部分监控分布示意图   
  (二),投毒证据破绽:

  控方在一审中,为了证明林森浩于2013年3月31日下午17时47分~18时之间已经完成投毒过程的犯罪事实,当庭播放了与投毒事实相关联的另外三段录像,为与庭审记录相一致,本文引述中仍然称之为第四段、第五段、第六段监控录像:
  第四段监控录像,10分钟以后,17时57分20秒,被告人林森浩装术未变右手拧着黄色的袋子从正对镜头的那部楼梯下来走出宿舍楼。
  第五段监控录像,34秒以后(切换监控镜头),17时57分54秒被告人林森浩右手拧着黄色的袋子从正对镜头的枫林校区第二教学楼门前走过,10秒钟以后,林森浩空手原路返回被镜头。
  第六段监控录像,两分钟以后。17时59分52秒宿舍监控录像记录,被告人林森浩刷门 禁卡以后空手进入西20宿舍楼。

  对于上面这三段监控录像证据,老金的质证意见是:

  这三段监控录像不能直接反映出“林森浩涉嫌在421宿舍将二甲基亚硝胺投放于饮水机中”的犯罪事实,这三段监控录像只记录了林森浩拎着黄袋子从西20宿舍楼下去了第二教学楼门口扔掉了黄袋子又回到西20宿舍楼的事实,但仅从这一过程能直观反映出林森浩于10分钟内在421宿舍一定向饮水机投毒了吗?显然不能!
  控方以此三段监控录像指控林森浩在17时47分~17时57分之间的10分钟内在421宿舍向饮水机中投放了二甲基亚硝胺化学物的犯罪事实,完全是基于侦查逻辑的推理,为了证实在10分钟时间内是否有可能完成投毒全过程,侦查人员进行了侦查实验,实验结果证实在10分钟时间内是完全可以完成投毒全过程的,但侦查实验本身并不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证据,而是侦查实验证据,如果被验证的事实本身只是侦查人员的推测,就无法直接证明由侦查实验验证的事实(用10分钟时间可以完成投毒全过程)就是林森浩投毒的犯罪事实,投毒事实还需要确凿的事实证据加以证实。
  为此,控方出示了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本人的供词,供词承认了侦查人员对上面这三段录像呈现的林森浩行踪的侦探逻辑推定,从而形成“物证
  供词”的有罪证据链,但这一证据链是否就无懈可击呢?老金根据犯罪心理学作如下反侦查逻辑推理:
  第一,盗毒现场中山医院的204实验室对林森浩来说不是陌生现场,曾与师姐吕巍巍等在此做过动物实验,而动物实验是一个漫长过程,在实验过程中林森浩会多次进出204实验室,应该非常熟悉204实验室的内外环境,对室外监控摄像头也应有所观察;
  林森浩与吕鹏关系很好,吕鹏工作所在的核磁共振室对林森浩而言并不陌生,应该经常会去,对核磁共振室的内外环境,对室外监控摄像头也应有所观察;
  林森浩自己工作所在的超声室内外环境,对室外监控摄像头更应了如指掌。

  因此,林森浩对上述三室门口装有的监控摄像头不会视而不见,即便平时不注意,但预谋盗毒前就一定会去观察,若要实施盗毒计划,根据犯罪心理学,林森浩出于反侦查思维逻辑,一定会考虑避开上述三个监控摄像头;
  第二,林森浩对自己学习、居住的复旦校园教学楼、宿舍楼应该更熟悉了,尤其是西20宿舍楼,因为,根据犯罪心理学,林森浩出于反侦查逻辑,不可能在中山医院将盗取的二甲基亚硝胺化装进颜色很显眼的医用黄袋子里并相约盛磊一起连续经过中山医院内部沿路的4个监控摄像头、枫林校区东、西区大门的两个监控摄像头和西20宿舍楼门口等3个监控摄像头大模大样地招摇过市,让证人盛磊以及多达7个之多的监控摄像头目睹自己携毒回到案发地的全过程!
  第三,从证人葛俊琦、孙希才、王欢和刘全的证词来看,葛俊琦于2013年4月9日晚发短信给孙希才,说周围有人可能用二甲基亚硝胺投毒,次日即2013年4同10日,证人刘全和王欢就在本市(上海市)买到了1000毫克二甲基亚硝胺。
  以上事实证明:对于并不熟悉二甲基亚硝胺的证人王欢和刘全来说,他们在听了二甲基亚硝胺的化学名之后,在没有有关部门出具任何用途证明的前提下,就在一天时间内买到了二甲基亚硝胺,这一事实证明了以下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购买二甲基亚硝胺无管控,不需要用途证明,任何人都可以购买;

  第二个事实:并不熟悉二甲基亚硝胺的王欢和刘全,在一天时间内就在本市区域买到了二甲基亚硝胺,这说明该二甲基亚硝胺毒物较为容易购买到。
  林森浩曾经用二甲基亚硝胺对大白鼠做过动物注射实验,研究过二甲基亚硝胺的毒性对大白鼠肝脏损伤的影响,这说明林森浩对二甲基亚硝胺化学物很了解;其次,林森浩在黄洋感觉身体不适前后多次上网查询二甲基亚硝胺,这说明林森浩是个擅长于上网查询信息的人,如果他预谋用二甲基亚硝胺毒杀室友,完全没有必要去布满电眼的中山医院内盗毒,而是可以先查询好二甲基亚硝胺哪里有卖,然后象证人王欢和刘全一样悄无声息地去买回二甲基亚硝胺再伺机投毒,这才符合一般的犯罪心理及思维逻辑,根本没必要先向好友吕鹏要个黄袋子,又借拿由吕鹏保管的204实验室钥匙,完全不顾人证和监控电眼,明摆着去偷盗保存在204实验室的二甲基亚硝胺。
  综上分析,林森浩本人的犯罪供述不符合犯罪思维逻辑,故意找两个证人并在布满电眼的环境下实施盗毒、投毒、丢抛犯罪工具的做法完全违背暗杀犯罪分子常有的反侦查犯罪思维逻辑,林森浩本人的有罪供述是十分存疑的。
  本案唯一真正可以被用来证明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是否实施过投毒的重要物证只有“毒物鉴定报告”(即鉴定结论)及其毒物检出数据证据——毒物质谱图!
  毒物鉴定报告(即鉴定结论)是建立在毒物质谱图检出定量数据之基础上得出的,因此,毒物鉴定报告本身没有意义,不具法定证明效力,它只是对毒物质谱图的毒物检出定量数据所作出的概括性结论,只有将毒物质谱图的毒物检出定量数据与毒物鉴定报告放在一起,才能成为有效合法的鉴定物证!
  因此,从严格法证意义上来说,没有毒物质谱图支持的单一毒物鉴定结论属于非法无效证据,在本案一审庭前会议上,辩护人就应对该表象证据的合法有效性提出强烈质疑,控方要么将毒物质谱图与之一同出示,要么被作为非法无效证据予以排除!
  做毒物鉴定的水样检材是由证人葛俊琦、孙希才在报案之前私自去412宿舍内饮水机及水桶中取得的,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作为证据使用先不作评论,但仅从水样检材中检出二甲基亚硝胺成份(具体检出定量数据不明)的这份鉴定报告就能认定黄洋的死亡一定是因为喝了与水样检材相同的饮用水所造成的,这算什么逻辑?为查明毒水究竟有多毒,是否足以毒死人,就必须看质谱图的毒物检出定量数据(如黄洋实际喝了一口,但因有异味吐掉了半口,只喝下了半口,这就需要确定喝下的半口饮用水中究竟含有多少二甲基亚硝胺毒物成份),毒物质谱图检测出二甲基亚硝胺毒物成份虽然能证明水样中含有二甲基亚硝胺成份,但如果含量根本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危害,处在安全定量范围内,则被称之为毒物含量未超标,所以,要将本案定性为“故意(投毒)杀人案”,就必须由毒物质谱图检出的毒物含量数据所决定!
  黄洋实际只喝下半口水,半口水为多少可以通过侦查实验测算出来,假设为10毫升,那么这10毫升水中所检出的二甲基亚硝胺定量数据,就是本案二审辩护人一再寻求的质谱图检出定量数据!
  毒物质谱图检出定量数据完全可以反映出黄洋喝下的这半口毒水中二甲基亚硝胺定量值是否达到人体致死量,这是基本上常识。

  但控方在证据组3、证据组5这两组证据中只举证了“毒物鉴定报告”(即毒物鉴定结论),拒绝出示毒物质谱图,这相当于书店只摆出一本书的封皮,而书中真正的内容没有,如果店家只卖书皮不卖内容,法官愿意掏钱买下一本只有书皮没有内容的书吗?
  如有原告当庭举着一个葫芦(相当于毒物鉴定报告)对法庭说:葫芦里面装着的是二甲基亚硝胺,但因涉及GJ机密不能当庭倒出来看,这叫什么举证?这叫“葫芦举证”,而葫芦举证如能在程序上获得一、二审法院甚至最高院的支持,这审的叫什么案?这叫“葫芦案”!
  质谱图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老金在此举几个常识性例子来加以说明:

  1,病人脚趾关节疼痛难忍去医院检查,医生为诊断病因,通常会开出一张血常规化验单,让病人第二天早上空腹去抽血,下午病人会拿到一张血检报告单,报告单上不仅有化验师给出的建议性结论,也会详尽列出每一检项的具体检出数据,医师就是通过每一检项的检出数据对病人的脚趾关节疼痛症状来作出病因诊断的,究竟是不是痛风所引起,要看其中尿酸检出数据有没有超标,化验单的每一检项都给出安全参考值,只有当尿裤检出数据超出安全参考值,才能说明尿酸含量异常,一般尿酸检出数据在400以下属正常,在400以上算超标,当尿酸含量超标了,医生才能作出病人的脚趾关节疼痛是因尿酸高引发了痛风的诊断。
  血检的目的就是检测出每一个检项的数据,这就是定量值,比如检出尿酸含量被检出低于400,则检出定量数据反映出的是尿酸的安全定量值,由此可确定病人脚趾关节疼痛不是尿酸引起的,不能诊断为痛风;若检出尿酸含量高于400,则检出定量数据反映出的是尿酸超标定量值,由此可确定病人脚趾关节疼痛是因尿酸超标引起的,可确诊为痛风。
  血检报告单中的尿酸检出定量值相当于复旦投毒案的水样质谱图检出二甲基亚硝胺定量值,凡毒物质谱图,都能检出毒物的定量值,二甲基亚硝胺毒物质谱图也不例外,这是质谱图的基本功能,也是基本常识。
  目前尚无人体耐受二甲基亚硝胺的安全定量标准(就是在这一定量以下对人体不会造成危害)是事实,但没有安全定量标准不等于质谱图不能准确检测出水样中的二甲基亚硝胺定量数据,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控方以没有人体耐受二甲基亚硝胺的安全定量标准为由解释毒物毒谱图不能检出毒物足量数据,这是在混淆概念,进而混淆事实!
  2,某甲去不锈钢市场购买304不锈钢板材或棒材,为防止买到假货,要求供应商就地验货!

  304不锈钢检测方法共有三种:

  能够就地验货的检测方法只有两种:

  第一种检测方法,在不锈钢板材或棒材上滴一滴304不锈钢检测液(无色),然后将9v电池的负极搭在被检不锈钢的检测液中,正极搭在不锈钢干的地方,这时检测液由无色变红,表示镍含量达标,收废品不锈钢的,主要是回收其中的镍成份,就会用这种简单滴液验货的方法来判断收购的不锈钢废品是不是304不锈钢。
  这种检测方式只检测304不锈钢成分中的镍元素含量,其它元素指标忽略;

  第二种检测方法,工业用不锈钢,一般会对不锈钢中的镍、铬两种元素含量进行检测,这时常用的检测仪器就是用光谱仪照一下被检测的不锈钢检材,光谱仪可快速显示该不锈钢检材的镍元素含量值(8.0%及以上为合格)和铬元素含量值(18.0%及以上为合格),用光谱仪检测304不锈钢关键元素镍和铬并显示出含量(定量)数据,被称之为304不锈钢质谱图,十分快捷方便,一般适用于供应商就地为客户检验不锈钢材料是否为合格品之用,但准确性一般;
  第三种检测方法,要求更高的使用场合如船舶及军用不锈钢,采取更严格的检测,方法是:截取304不锈钢检材送有资质的专业理化单位进行检测,检测方法是在不锈钢检材上钻取粉末,然后进行理化分析得出304不锈钢中的镍、铬、碳三种主要元素的含量(定量)数据并出具检测报告,注明检验师姓名并盖上检测单位公章。检测合格的标准是:镍含量大于或等于8.0%,铬含量大于或等于18.0%,碳小于或等于0.03%,即使最关键的镍、铬含量都达标,但碳含量大于0.03时,仍然不合格,因为不锈钢制品被用于制造船舶、军舰时,需要对不锈钢进行酸洗处理,而碳含量超标时,经酸洗的不锈钢会发黑甚至烂掉,在海面上使用就会受到腐蚀。
  如下图所示:
  【老金拍案】深度剖析《复旦投毒案》证据破绽及二审辩护之殇
  图4 不锈钢理化检测报告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304不锈钢达标的评判标准有高、中、低三种检测参考标准,不同的使用场合适用不同的检测合格指标,但不管其中的碳元素如何微量,都有相应的检测仪器能够检测出具体的含量值。

  3,先来回看几段8.12天津大爆炸时的录像场景:
  【8.12天津滨海特大危化品爆炸视频集1】疑是天津滨海大爆炸第一次爆炸的情形,清晰完整!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083451-1.shtml
  【8.12天津滨海特大危化品爆炸视频集2】一位网友车载记录仪拍下的天津滨海大爆炸情形!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083451-1.shtml
  【8.12天津滨海特大危化品爆炸视频集3】距离天津滨海爆炸中心两公里以上的住宅楼里拍摄的爆炸情形!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083451-1.shtml
  【8.12天津滨海特大危化品爆炸视频集4】这个是较早在网上见到的爆炸视频,目测拍摄者与爆炸中心之间的距离应在2公里开外,住宅窗户玻璃被第二次爆炸的冲击波击碎,足见威力之大。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083451-1.shtml
  【8.12天津滨海特大危化品爆炸视频集5】爆炸第4天即8月15日,无人机拍摄的爆炸场景:爆炸受害面积之大之严重超乎想象,触目惊心。让我们留下这些由人祸导致的灾难场景,永远牢记安全第一!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083451-1.shtml
  【8.12天津滨海特大危化品爆炸视频集6】超低空航拍爆炸情景:爆炸现场惨不忍睹!http://bbs.tianya.cn/post-free-3083451-1.shtml
  【8.12天津滨海特大危化品爆炸视频集7】央视记者随防化团官兵进入爆炸核心区域,戴着防化口罩还在对着话筒喊“白烟、黑烟、黄烟特别难受,特别刺鼻”;天津环保局官员在发布会上的言论是否与央视记者的实地感受的一致呢?大家自己去比较一下,我们究竟该信谁的话?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083451-1.shtml
  【8.12天津滨海特大危化品爆炸视频集8】见识了!在爆炸核心区域,看看调查组领导们都穿成啥样子了?领导辛苦了!
  http://bbs.tianya.cn/post-free-3083451-1.shtml
  1)人体口服0.1~0.3g剂量的氰化钠就会死亡;

  氰化钠遇潮湿空气或水,会散发出氰化氢有毒气体,人体服用0.06g剂量的氰化氢就会死亡;

  当空气中氰化氢含量达到15mg/m3浓度以上时,人体长期在这种空气环节下工作会中毒,造成残疾或疾病,当氰化氢在空气中浓度达到20ppm(注:ppm为百万分率单位)时,人体中毒数小时后就会死亡。
  根据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2015年8月19日在天津8.12大爆炸新闻发布会现场证实:天津8.12大爆炸前现场有剧毒化学品氰化钠700吨,爆炸之后找到150吨,换言之,就是有550吨氰化钠被炸飞了;
  【老金拍案】深度剖析《复旦投毒案》证据破绽及二审辩护之殇
  根据网友在距离天津大爆炸中心为1公里、2公里左右拍摄爆炸过程时窗户玻璃被震响来看,天津大爆炸时的爆炸辐射波强劲,而550吨氰化钠将会随着巨大的爆炸辐射波弥漫。根据2015年8月20日天津大爆头新闻发布会介绍,环保部在警戒区内的8个监测点测出的氰化物含量超标356倍,因为重点围堵的是受氰化钠污染的水源,因此,可以认定被监测的检材应为监测点的水质,从而推断出监测点测出的氰化物应为氰化氢HCN;
  【老金拍案】深度剖析《复旦投毒案》证据破绽及二审辩护之殇
  人体服用HCN0.06g即可导致死亡,人体在HCN浓度达到20ppm的空气中呼吸将中毒死亡,警戒区内的水环境中氰化氢HCN超标356倍是个什么概念?
  但环保部同时表示,在警戒区以外,水环境是达标的!什么叫达标?就是说,水检材中可以检出氰化物,但其定量在安全定量标准以内!而8.12天津大爆炸至今已过去8个多月,没有发现有人因氰化物中毒的案例,这充分说明天津市及环保部的监测数据是准确的。
  2)通过对天津大爆炸毒物(氰化物)安全定量标准以及检出氰化物定量数据的分析,可得出如下推论:

  第一,再微量的剧毒物成份也能被高科技检测仪器准确地检测出含量数据,水源中含有毒成份不等于一定就会致人死亡,只有毒物超标了才可能致人死亡。当毒物浓度不超标时就处于相对安全阀值内,对人体不会造成致命伤害!
  第二,本案控方仅以在饮水机及水桶中检出二甲基亚硝胺成份就认定黄洋的死亡一定是因2013年4月1日早晨喝下了半口饮水机中的饮用水所致,这一事实认定依据不足,缺乏的就是水样质谱图检出的二甲基亚硝胺毒物含量数据,只要控方不出示毒物质谱图,这一毒物含量大小始终不明确,依法可以认定本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遵从疑罪从无原则,判决林森浩无罪;其次,如果毒物质谱图所检出的毒物含量低于国际上公认的安全参考值,而林森浩又确实投了毒,其所犯下的罪行适用于“故意伤害罪”而不适用于“故意杀人罪”,二审应撤销原判,重新作出轻罪判决。
  本案控方不能出示毒物质谱图之事实表明:被检水样中二甲基亚硝胺浓度可以被合理怀疑为:其检出的毒物含量数据或为人体可耐受的安全微量值,远未达到人体致死量,无论是二审辩护律师的质疑还是老金今天的质疑,都是基于程序辩护与实体辩护之需要,是维护司法程序正义、实体正义、推进司法公正的必要辩护,控方拒不出示毒物质谱图检出的具体毒物含量数据来证明黄洋的死亡确与二甲基亚硝胺含量太大有直接关系之做法,既不符合程序正义也不符合实体正义!
  (三)对本案关键证人证词的质证
  本案证人证言堆积如山,如何从纷纷杂杂各怀珠胎的证人证言中找出致命的七寸点呢?这是衡量刑辩律师是否具有证据综合概括能力并从中找出证据七寸破绽的标杆!
  从一审的庭审记录来看,辩护人在质证环节面对堆积如山的证人证言已不知所措,质证意见几乎是清一色的“没有意见”,在没有质证意见的状况下,公诉人轻轻松松顺顺利利地完成了繁重的举证任务,大家不妨从一审庭审记录中一睹辩护人的质证风釆。
  但是,无论控证如何堆砌,老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刑辩律师都应该有能力从浩瀚的繁证中找出最致命的七寸点!本案证人证言中最为关键的证词来自三人,第一个是吕鹏的证词,因为在31日中午12点开始至14点“林森浩完成盗毒”的这段时间内,吕鹏除了有10分钟不知林森浩去哪了、去干啥了之外,其余时间都与林森浩在一起,是所有证人中唯一有可能目击到林森浩盗毒事实的证人,这就是本案有关盗毒证人证词的七寸点,一旦吕鹏的证词在法证逻辑上出现自相矛盾,说明本案其它有关证明林森浩盗毒事实的证人证言都是建立在推测性沙漠基础之上,无实质性事实依据。因此,吕鹏的证人证言是本案可以被控方用来证明林森浩盗毒犯罪事实的关键性七寸证词之一,辩方应重点研析质证;
  第二个七寸证词是出现在控方当庭出示的六段监控录像中的唯一证人盛磊,用以证明在中山医院内盛磊就与林森浩一起吃晚饭并看着林森浩从超声室取了装有毒物的黄袋子长出来再一同走回学校宿舍的事实,以此来嫁接控方因拿不出中山医院内部实时监控林森浩盗毒全过程的电眼目击证据(监控录像)所出现的盗毒证据链断点,用盛磊的证人证词来弥补控方回避出示中山医院内部现场与林森浩盗毒相关监控录像的证证漏洞,因此,盛磊的证人证词是控方用来证明林森浩盗毒犯罪事实的七寸证据之二,辩方应予重点研析质证;
  第三个七寸证词是与林森浩同住421宿舍的证人葛俊琦的证人证言,这是因为葛俊琦与黄洋、林森浩同住421宿舍,又是最早怀疑林森浩用二甲基亚硝胺向饮水机里投毒的人,因此,葛俊琦的证词是所有证人中唯一可能目击到林森浩投毒事实的证人,是本案可以证明林森浩涉嫌在投毒现场实施犯罪事实的七寸证词,辩方应予重点研析质证。
  如果吕鹏、盛磊与葛俊琦的证言分别在盗毒与投毒环节的法证逻辑印证关系无懈可击,那么林森浩供述的犯罪事实的可信度就大大提高;
  反之,如果吕鹏、盛磊与葛俊琦的证言分别在盗毒与投毒环节的法证逻辑印证关系上漏洞百出,无法链接起来,那么林森浩供述的犯罪事实的可信度将大大降低。
  因此,只要这三名与林森浩盗毒、投毒现场密切关联的证人证词陷入逻辑自掐的死循环境地不能自拔,那么支撑本案的证词大厦就将土崩瓦解!
  本案一审,公诉人当庭宣读了控方查明的事实真相有4项,其中第三项称“4月3日下午,黄洋因病情严重被转至外科重症监护室治疗。在黄洋就医期间,林森浩还故意隐瞒黄洋的病因。4月11日,林森浩在两次接受公安人员询问时均未供述投毒事实,直至次日凌晨经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传唤到案后,才如实供述了上述投毒事实。”
  通过控方查明核实的事实来看,即使在黄洋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即使面对公安人员的两次询问,作案后的林森浩始终对自己“投毒杀害黄洋”的作案真相守口如瓶,这种秘而不宣的犯罪心理才符合“用投毒这样的暗杀手段来谋害他人”的犯罪特征,是犯罪心理的正常逻辑体现,目的是想逃避法律的严惩。
  但是,林森浩在作案过程中的犯罪心理则与其作案后的抗拒心理截然相反,盗毒前明目张胆地先带着证人吕鹏去毒源地204实验室侦察毒物存放的具体位置,接着又向证人吕鹏要了用以携毒的且特别醒目的黄色塑料袋、向证人吕鹏借拿钥匙并说明要去毒源地204实验室拿点东西,唯恐其盗毒意图及其盗毒行为不为他人所知,很显然,这不符合暗杀犯罪的心理逻辑!
  下面先来分析一下关键证人吕鹏和盛磊的证词,看看林森浩盗毒过程是何等的高调与明目张胆:

  1,吕鹏的证人证言所呈现的证词逻辑:

  公诉人:证人吕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于2013年4月21日所作证言,其笔录原文摘要宣读如下:
  林森浩本来和我约好2013年3月31号那天下午两点钟到我这里来做核磁共振志愿者,后来林森浩在电话中跟我说他两点中有事,所以我跟他约好中午12点30分到我这里来,核磁共振的地点在中山医院11号楼1楼核磁共振检测室,林森好12点30分来了以后,让我一块到中山医院11号楼204实验室去,看一下他原先做实验用的实验用品还在不在,他之所以叫我一起去,是因为我有204室的钥匙,而他没有;
  我们两人到了204室以后,我用钥匙开门一起进去,他打开实验室内靠窗附近离水池比较近的下排的一个柜子,翻动了大概5分钟,他具体在找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凑上去看,我本人当时在门口靠近冰箱的位置,然后他说好了,我们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我俩先去做检查,因为我们有规定,所有的金属物不能带入实验室,所以,我在进入实验室之前随手把11号楼204室的钥匙放在了医生操作时的一张桌子上,林森浩肯定是看见的,他把自己带有拉链的衣服外套脱了,也放在医生检查室的房间,我的这项检查,前后一共1小时左右;
  检查结束后,林森浩向我要了一个塑料袋,我就给了他一个黄色的医疗用废弃袋,随后,他就离开了检查室,他离开之前和我说,还要回11号楼204室拿东西,因为我当时在忙,可能他还跟我说过,要跟我借钥匙,而且他实际上也知道我的钥匙放在那里:
  10分钟左右以后,林森浩又返回了核磁共振检查室,在这10分钟里,他去了哪里,我不太清楚:

  因为当时我在忙,他一个人离开检查室去204室时带着黄色医用废弃物袋,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什么,我没有注意。
  吕鹏的这份证词信息量很大,为了更好地分析,先将这份证词分为三个段落:

  1)第一段证言:

  在中山医院11号楼1楼核磁共振检测室,林森浩12点30分来了以后,让我一块到中山医院11号楼204实验室去,看一下他原先做实验用的实验用品还在不在,他之所以叫我一起去,是因为我有204室的钥匙,而他没有; 
  我们两人到了204室以后,我用钥匙开门一起进去,他打开实验室内靠窗附近离水池比较近的下排的一个柜子,翻动了大概5分钟,他具体在找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凑上去看,我本人当时在门口靠近冰箱的位置,然后他说好了,我们就离开了;
  吕鹏的第一段证言证实的是以下事实:

  a)林森浩于2013年9月31日中午12:30在中山医院11号楼1楼核磁共振检测室,并随后约吕鹏陪他一起走楼梯去了二楼的204实验室,据林森浩说是去查看之前做实验用的实验用品还在不在(老金的质证意见:林要盗走实验用品,在盗之前,先告诉他人并约上他人去看看要盗的东西在不在,唯恐有人不知,这显然不符合用毒药暗杀他人的犯罪思维逻辑!);
  b)林森浩约吕鹏去204察看毒物存放位置时进入204实验室是吕鹏开的门(老金的质证意见:这说明204实验室钥匙很重要,不会随便给他人使用,更不会随便放在桌子上,否则,吕鹏完全可以让林森浩自己拿钥匙去楼上开门,根本没必要陪他上楼!)
  c)吕鹏上楼帮林森浩开了204实验室的门之后,吕鹏看到林森浩在204实验室里面打开一个柜子并在柜子里翻动了大概5分钟,但吕鹏不清楚林森浩在找什么(老金的质证意见是:这段证词证明了林森浩寻找到二甲基亚硝胺毒物的具体存放位置只用了5分钟,目的是什么?老金认为:提前侦察毒物存放位置是为了后续再进入实验室盗取毒物的速度能够做到稳准快!)
  2)第二段证言:

  离开之后,我俩先去做检查,因为我们有规定,所有的金属物不能带入实验室,所以,我在进入实验室之前随手把11号楼204室的钥匙放在了医生操作时的一张桌子上,林森浩肯定是看见的,他把自己带有拉链的衣服外套脱了,也放在医生检查室的房间,我的这项检查,前后一共1小时左右;
  检查结束后,林森浩向我要了一个塑料袋,我就给了他一个黄色的医疗用废弃袋,随后,他就离开了检查室,他离开之前和我说,还要回11号楼204室拿东西,因为我当时在忙,可能他还跟我说过,要跟我借钥匙,而且他实际上也知道我的钥匙放在那里:
  吕鹏的第二段证言证实的是以下事实:

  a)林森浩为了提前去204实验室侦察二甲基亚硝胺毒物存放位置,带吕鹏一起上楼帮他开了204实验室的门,5分钟后两人一同回到一楼核磁共振室,共同做了一项检查,用时一个小时(老金的质证意见:这段证词固化了两个时间慨念,一是林森浩带吕鹏上二楼204侦察毒物存放位置,用时在5
  1=6分钟左右(根据吕鹏证言以及走一层楼梯所需时间推算出来,上、下楼梯包括开门锁门的时间各用去30秒足够;二是吕鹏和林森浩一起做检查的时间为1小时。)
  b)两人做完检查之后,林森浩向吕鹏要了一只医用黄色塑料装,说明要回二楼204实验室拿东西,其次,林森浩可能向吕鹏借用了204室钥匙,也可能自己偷拿了204室钥匙(老金的质证意见是:林森浩工作的超声室一定也有医用塑料袋,超声室就在一号楼的一楼,而1号楼与11号楼相对,相距十步之遥,出于犯罪分子的反侦察本能,决不会在预谋投毒暗杀他人的过程中不考虑隐蔽性,林森浩完全可以回自己的科室拿只医用塑料袋,不可能连随手可取的但被用来携毒的塑料袋都要向他人要,并明白地告诉对方要这袋子的用途:是为了去204实验室拿东西,别说林森浩这样的研究生智商,就算是文盲,这点反侦察本能还是有的);
  c)吕鹏证言称:林森浩“可能”跟他说过借用204实验室钥匙去拿东西(老金的质证意见是:吕鹏在证实“林森浩借拿他204室钥匙独自去204室拿东西”这一事实时,使用了“可能”一词,这说明吕鹏对这一事实并不确定,作为杀人案件,用“不确定的证词”来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的证据,这符合证据逻辑吗?)。
  第三段证言:

  3)10分钟左右以后,林森浩又返回了核磁共振检查室,在这10分钟里,他去了哪里,我不太清楚:

  因为当时我在忙,他一个人离开检查室去204室时带着黄色医用废弃物袋,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什么,我没有注意。

  吕鹏的第三证言证实的是以下事实:

  a)林森浩拿了204室钥匙独自上二楼204室盗取二甲基亚硝胺毒物的整个过程花了10分钟时间(老金的质证意见是:前面吕鹏已证实:林森浩带吕鹏上二楼204室侦察毒物存放位置时,林森浩翻找二甲基亚硝胺存放位置用了约5分钟时间,而204实验室就在核磁共振室正上方的二楼,林森浩这一次进入204室目标明确,就是为了盗取二甲基亚硝胺毒物,而毒物存放位置前面已经侦察清楚,这一次开门后就可以直奔目标而去,拿起毒物放进黄装子,这一过程最多1分钟,上、下走一层楼梯(包括开关门)用时1分钟足够,即整个盗毒过程用时2分钟足够,留点余地4分钟绝对足够了,为什么会用了10分钟时间?反而比前面侦察寻找毒物所用时间更长?这显然说不通!这说明吕鹏的证言之间存在逻辑矛盾,前后证词不能自圆其说!)。
  b)林森浩拿了黄装子离开核磁共振室后的10分钟里究竟去了哪里,吕鹏不太清楚(老金的质证意见是:吕鹏不能肯定林森浩拿了黄袋子究竟去了哪里,前面对林森浩是否向他借过204室钥匙也不能肯定,这就证明了“在2013年3月31日下午14时林森浩是否真的去过204实验室盗取二甲基亚硝胺的事实”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目击证人,即吕鹏并非是林森浩盗毒犯罪现场的目击证人!)
  c)林森浩拿了吕鹏给的黄袋子离开核磁共振室,10分钟后回到核磁共振室时,林森浩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吕鹏没有注意(老金的质证意见是:既然吕鹏没有注意林森浩手里有没有拿东西、或拿着什么东西,这说明林森浩10分钟后回到核磁共振室时很可能空手,也可能拿着的是别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拿着刚从204室盗取的二甲基亚硝胺!)。
  通过上述质证,可以看出吕鹏的证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证词前后矛盾,后面的陈述总是在否定前面所陈述的事实;

  第二,证词所陈述的事实不肯定、不明确,完全基于吕鹏的个人猜测,证词逻辑似是而非,不足以支持控方针对林森浩盗毒犯罪事实的指控。
  第三,吕鹏证词所陈述的盗毒犯罪事实好象是林森浩想要盗毒杀人又唯恐他人不知晓,故意找个证人以暴露其盗毒痕迹,这种明目张胆的盗毒行为完全不符合“投毒杀人的隐蔽性犯罪思维逻辑”,因此,这份自相矛盾的吕鹏证词,不具事实及逻辑印证关系,证词的真实性存疑。
  2,盛磊的证人证言所呈现的证词逻辑:

  公诉人:证人盛磊(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2010级硕士研究生、西20宿舍楼413室住宿生)于2013年8月12日所作的证言及其签字确认的三张视频截图。宣读其笔录原文:
  2013年3月30号下午5点左右,我和林森浩通过飞信联系,我问他晚上在哪里吃饭?他回答去中山医院食堂,于是,我们约了10分钟后在食堂门口见面,傍晚吃饭是刷的林森浩的饭卡,他先吃完对我说,他要先去拿点东西和我约会在中山医院住院部B超室附近的一个过道碰头,随后他离开了,过了不久,我吃好饭在过道哪里站了一会,见他手里拿着一只黄色的医疗废弃物袋过来,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有没有问过他袋子里是什么,汇合以后,我们两人一起往回枫林校区西20宿舍楼的路上走,快要进门时,我让他等我一下,我去门口墙上的牛奶箱里取我当天订的牛奶,随后,我们一起上了4楼,然后回到各自的寝室,在从食堂门口碰头一直到回到宿舍楼的整个过程中,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对于盛磊的这一证词,老金质证意见如下:

  1)在质证盛磊的证人证词之前,老金要先提一下《聂树斌案》中相关证人证词的问题,虽然聂树斌被杀已有21年了,但聂树斌家人从未停止过申诉喊冤的脚步,聂树斌案中,聂树斌本人也是有认罪供词的,也形成了“可以构建证据链”的证人证词,但聂树斌案直至今日,山东高院还在复查,这说明:只有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供述与之可以形成相互印证关系的证人证词是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就一定是杀人凶手,在聂树斌案中:
  受害人死亡时间为1994年8月5日;

  发现并尸检的时间为1994年8月11日;

  能够证明被害人失踪时间的关键证人被害人丈夫侯某某、同事王某某和余某某,但公安机关直到1994年10月1日才找到证人侯某某录第一份证词,这比发现被害人尸体的时间晚了50天;
  公安机关找到证人王某某录第一份证词的时间是1994年10月11日,这比发现被害人尸体的时间晚了60天;

  公安机关找到证人余某某录第一份证词的时间是1994年10月21日,这比发现被害人尸体的时间晚了70天。

  不难看出,聂树斌案发生后,按照刑事侦查的基本常识及侦查逻辑,公安机关理应在康某某尸体被发现后的第一时间找到康某某的丈夫侯某某、同事王某某和余某某进行询问并作笔录,但公安机关竟然在发现被害人尸体之后的50天、60天、70天后再分别找侯、王、余三名重要证人录第一份证词,这就是聂树斌案的关键证人证词存在的违背侦查逻辑的重大疑点之处,证词程序错误,就必然导致证词逻辑错误,证词逻辑错误就可能导致冤假错案。
  2)回到本案来看本案的重要证人盛磊的证词发现:林森浩在2013年4月12日已被刑事拘留,但与林森浩拿着黄袋子一起从中山医院出来走回学校宿舍且多次在监控录像中与林森浩一同出现的重要证人盛磊的这份证词,其笔录时间为2013年8月12日,而2013年7月29日~2013年9月12日期间处在审查起诉阶段(注:依据法定程序,公安机关在2013年7月29日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对本案不能再侦查,检察院于2013年9月13日第一次退侦,即公安机关依法应在2013年9月13日起才能进行一次补侦搜集证据),因此,盛磊的这份作证于2013年8月12日的证人证词依据法定侦查程序,应认定为非法无效证词。
  林森浩于2013年4月12日被刑拘,公安机关于2013年4月15日就在复旦大学保卫处调取了相关监控录像,即公安机关于2013年4月15日就从相关监控录像中注意到了盛磊,从刑事侦查逻辑出发,盛磊与林森浩当日的行踪同样值得怀疑,不可能只讯问林森浩而不询问盛磊,但盛磊的这份被控方当庭举证的证词作证于2013年8月12日,比公安机关调取监控录像的日期晚了117天,正常命案的刑事侦查会这样吗?这显然不符合命案刑事侦查逻辑!
  很显然,从吕鹏自相矛盾逻辑不通的证词来看,侦查人员自省他们并未找到可以证明林森浩盗毒犯罪事实的目击证人,为了修补吕鹏证词的破绽以及已出示六段监控录像的仓白无力,必须再找出一个盗毒现场的目击证人出来作证,以修补指控林森浩盗毒犯罪事实的证据链上的断裂痕,所以,盛磊的这份证词带有明显的证据修补痕迹。
  那么,盛磊的这份证词想修补什么证据漏洞呢?控方指控林森浩盗毒的证据链上缺失了林森浩在2013年3月31日12:30~14:00之间在中山医院11号楼的一楼核磁共振室、二楼204实验室有关盗毒活动轨迹的相关监控录像以及1号楼一楼超声室临时藏毒的相关监控录像,而核磁共振室门口、204实验室门口和超声室门口均有监控摄像头,因此,中山医院监控室不可能没有这三处的监控录像,控方既然连盗毒现场(中山医院)以外的监控录像都调取了,难道偏偏会忽略盗毒现场的相关监控录像?这绝无可能!
  但为什么控方没有出示最重要的盗毒现场相关监控录像呢?对于这个问题,老金认为没必要去搞明白,但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盗毒现场有监控摄像头,但没有目击到林森浩于2013年3月31日下午去204室盗毒的犯罪事实,因此提供不出其中的任何一个相关监控录像,从而证明吕鹏的证词内容十分可疑。
  而从1号楼一楼的超声室到中山医院的两个出入口之间,即林森浩与盛磊两人从超声室走到中山医院门口之间,共有5个监控摄像头可以监控并录下两人当时的行踪,但控方没有出示这5个监控录像,这同样说明盛磊的证词内容缺少应有但没有出示的监护目击证据的佐证,其证词内容存疑。
  控方在无法出示盗毒现场(中山医院内)的相关监控目击证据——监控录像的情况下,试图用盛磊这份姗姗来迟的人证来修补吕鹏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证词以形成有关林森浩盗毒的证据链,盛磊的这个补丁证词证据的妙用就体现在这里,但这份补丁证词如果作证于2013年4月16日~2013年4月21日之间,则补丁痕迹会显得光滑不少。
  3,葛俊琦的证人证词:

  对葛俊琦的证人证词,留待本文第二章中质证。
  4,林森浩供词分别与吕鹏证词、与盛磊证词之间的逻辑印证关系:

  下面是一审公诉人讯问被告人林森浩的部分庭审记录:

  “审判长:公诉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向被告人询问。

  公诉人:被告人林森浩,公诉人现在对你讯问,你听清楚问题之后要直接如实的回答,你是否明白?

  林森浩:明白。

  公诉人:2013年的3月31日下午,你是否去过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1号楼二楼影像医学实验室204室?

  林森浩:对,去过两次。

  公诉人:你第一次去是做什么?

  林森浩:第一次到医院之后,我是跟我同学吕鹏说上去看下一我当时实验的手套等东西还在不在?但实际上我是想去看我当时实验的这药还在不在。
  公诉人:你说的药是指什么?

  林森浩:就是指二甲基亚硝胺。

  公诉人:第一次上去的是吕鹏陪你上去的吗?

  林森浩:对,他陪我上去的。

  公诉人:是谁用钥匙打开的门?

  林森浩:是吕鹏用钥匙打开的门。

  公诉人:你本人有钥匙吗 ?

  林森浩:我没有钥匙。

  公诉人:你刚才向法庭陈述说你第一次是和吕鹏一起去的204实验室,但是当时没有拿二甲基亚硝胺,是不是这样?

  林森浩:对

  公诉人:当时没有拿的原因是什么?

  林森浩:原因就是,首先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装,而且没跟吕鹏说是要那这个东西的。

  公诉人:你是担心吕鹏看到是不是?

  林森浩:对

  公诉人:那么你第二次进入204实验室的时候,是怎么跟吕鹏说的?

  林森浩:我说,我现在上去拿东西,你给我一个装的袋子。

  公诉人:然后呢?

  林森浩:然后他就从里面给我找来了,我们医院比较多的那种黄色医疗废弃物袋,并跟我说钥匙就放在我手机旁边那个桌上,让我自己拿过去,然后我就自己上去。
  公诉人:你进去之后拿了些什么东西?

  林森浩:拿了装有二甲基亚硝胺的原液瓶,它是用一个纸盒子装着的,还有它旁边放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里面装有一支注射器,注射器里大概装有2.3毫升的黄色液体,我当时猜测这应该就是我们当时做实验留下来的二甲基亚硝胺。
  公诉人:当时这些物品是放在204实验室的什么位置?

  林森浩:在进门的左手边靠近窗户下方的一个柜子里,柜子里面有一个纸箱,它放在纸箱的外侧,一眼就看见。

  公诉人:当时这个二甲基亚硝胺的这个试剂瓶,是怎么样是多少容量的?

  林森浩:容量,我当时也没看,但是后来,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应该是100毫升的瓶子。”
  林森浩在一审中的这部分当庭供词,单从供词本身看似乎无懈可击,但如果结合案情侦查事实(盗毒相关现场有三个目击监控摄像头,在中山医院内携毒离开医院的过程中沿内道有4个监控摄像头,但控方一个监控录像都没出示)和证人证词(吕鹏、盛磊、葛俊琦等)来看,林森浩的这部份供词存在如下疑点:
  当公诉人问他“当时(指林森浩上次做实验时)这些物品是放在204实验室的什么位置”时,林森浩的回答是“在进门的左手边靠近窗户下方的一个柜子里,柜子里面有一个纸箱,它放在纸箱的外侧,一眼就看见。”
  注意林森浩这段供词的最后一句“一眼就看见”,这说明二甲基亚硝胺毒物很容易找到,林森浩当时如果确实从一楼核磁共振室上二楼204室去拿过二甲基亚硝胺毒物再回到一楼核磁共振室,绝对不需要10分钟时间,这是林、吕两人证词之间的矛盾点之一;
  处在一楼的核磁共振室与处在正上方的二楼204室同属11号楼,两者只有楼下楼上的天花板距离,(见下图1、2),一楼核磁共振室旁边就是直通二楼204室的楼梯,楼梯对着的正是一楼核磁共振室对面的监控摄像头,由此可见,林森浩第二次从一楼上二楼盗毒的过程及所用时间都将被这一监控摄像头以及204室门口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下来,不出示这楼上楼下两处监控摄像头拍下的录像实证,何以证明言词证据的真实性?
  为了查明林森浩投毒的犯罪事实,公诉人当庭举证的第二组第一小组证据中的两份实验证据:

  第一份实验证据是为了“验证林森浩投毒过程用时10分钟究竟够不够?”的侦查实验笔录,内容为:2013年7月6日将林森浩在2013年3月31日下午将二甲基亚硝胺毒物注入寝室饮水机的动作演示了两遍,本次实验器材为与作案时相同型号的饮水机一台,林森浩辨认认可与作案时试剂瓶瓶身粗细相似的6号试剂瓶,林森浩作案时的饮水桶与林森浩作案时相同规格的5毫升注射器,550毫升农夫山泉水瓶和带刻度的量杯等,经实验,被告人林森浩演示的将二甲基亚硝胺注入饮水机的动作过程与其供述的内容相符,公安人员根据林森浩演示的试剂瓶内的试剂量估算,其与案发当日投入饮水机内的二甲基亚硝胺约为50毫升”。
  第二份实验证据为林森浩丢弃相关物品行径路线的侦查实验笔录,主要内容为:“2013年7月2日15时公安机关选择了与被告人林森浩身高相仿的民警汤勇,在复旦大学保卫处工作人员吴桂干的见证下,按林森浩2013年3月31日行径的路线,先后两次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西20宿舍楼与第二教学楼对面电话亭边的垃圾桶间往返,整个线路单程约120米,途中有三处转角,从西20宿舍楼到第二教学楼对面电话亭边的垃圾桶只有一条道路,侦查员两次均以匀速正常行走,第一次来回用时2分33秒,第二次来回用时2分46秒,经查看刚才公诉人当庭播放的监控录像,2013年3月31日被告人林森浩实施投毒以后离开宿舍楼外出丢弃瓶子等作案工具并返回宿舍楼,实际共花费2分37秒与本次侦查实验中侦查员所用时基本相符”。
  上述两份侦查实验证据都是为了印证林森浩供词以及根据相关监控录像推算出的投毒过程用时10分钟所作出的侦查结论进行核实的实验数据!
  老金有理由相信:既然控方能对投毒过程用时时间进行了侦查实验,那么,林森浩与吕鹏的言词证据中也涉及到了林森浩盗毒过程的用时时间,侦查实验也应包括“验证林森浩从11号楼的一楼核磁共振室经楼梯到达11号楼的二楼204室开门取走二甲基亚硝铵再回到一楼核磁共振室的过程用时时间为10分钟是否准确的侦查实验,但控方没有当庭出示有关“盗毒时间”的侦查实验,这说明本案本案侦查实验是根据控方需要而进行,而不是基于案情为了查明整个案情事实真相而进行,本案尚有明显疑点未被排除。
  【老金拍案】深度剖析《复旦投毒案》证据破绽及二审辩护之殇

  图1:204实验室
  【老金拍案】深度剖析《复旦投毒案》证据破绽及二审辩护之殇

  图2:中山医院11号楼一楼大厅
  【老金拍案】深度剖析《复旦投毒案》证据破绽及二审辩护之殇

  图3中山医院内林森浩被控提着藏毒黄色袋子的行经路线上部分监控分布示意图

  2)林森浩供词与盛磊证词之间的逻辑印证关系:

  下面是一审公诉人询问被告人林森浩的另一部分庭审记录:

  “公诉人:你拿了这些二甲基亚硝胺的原液之后去了哪里?

  林森浩:我因为那天下午跟我们科里的一个老师有约,所以我就回到科里去了。

  公诉人:你说的科里是在哪里?

  林森浩:是指中山医院一号楼的底楼的超声科

  公诉人:是在哪一个超声室?

  林森浩:在7号房间

  公诉人:也是在一号楼吗?

  林森浩:对

  公诉人:那么你一直逗留到什么时间?

  林森浩:我跟老师,讨论完事情之后,又有一个同学要过来一起吃饭。

  公诉人:你说的这个同学是指哪一位?

  林森浩:我的同学,盛磊。

  公诉人:你当时进入这个B超室的时候把二甲基亚硝胺的原液是放在什么地方的?

  林森浩:放在右手边楼梯下方的墙角 。

  公诉人:这个地方容易被人发现吗?

  林森浩:容易。

  公诉人:你指的容易是指,你们科室的人是不是?

  林森浩:对 !

  公诉人:那么有外面的人能够进入这个地方吗?

  林森浩:我们科室的门是需要刷卡才进得去 。

  公诉人:也就是说外人是无法进入的?

  林森浩:对的 。

  公诉人:那么盛磊是什么时候约你碰面的?

  林森浩:大概是四点四十、五十分这样 。

  公诉人:你们是在哪里碰面?

  林森浩:我们应该是直接在医院的食堂碰面。

  公诉人:那么你当时有没有直接把这个原液带过去呢?

  林森浩:没有 。

  公诉人:为什么没有带过去?

  林森浩:你总不可能带着一个东西去吃饭吧,而且是黄色医疗废弃物袋装的。

  公诉人:因为你带着东西过去被盛磊发现不方便,是不是这样?

  林森浩:也可以这样认为。

  公诉人:你在这个中山医院的食堂吃晚饭之后,是否去取得这个原液?

  林森浩:对,吃晚饭之后回来就去取得这个东西。

  公诉人:然后呢?

  林森浩:然后就跟盛磊之后一块回学校。

  公诉人:你们就直接返回寝室了是不是?

  林森浩:对的。

  公诉人:你是怎么走的?

  林森浩:就是正常的,住在医院的实习同学都这么走的。

  公诉人:你简单向法庭陈述一下

  林森浩:沿着医学院路,一直走到东安路,然后穿过东安路,进入学校,然后沿着学校里面的路,再往宿舍里面走

  公诉人:你是直接回到宿舍是吗?

  林森浩:应该是。”
  上面这段讯问记录存在明显矛盾,公诉人问林森浩为什么没带着黄色塑料袋去食堂时当庭引供说“因为你带着东西过去被盛磊发现不方便,是不是这样?”,林森浩面对公诉人的引供顺势回答说“也可以这样认为”,这一问一答证明一个逻辑问题:如果林森浩在饭前没有拎着黄袋子去食堂吃饭是因为怕被盛磊发现,那么林森浩在饭后拎着黄袋子与盛磊一起回宿舍就不怕被盛磊发现了?这就是林森浩这份供词所存在的逻辑悖论!
  其次,从上图3以及控方当庭播放的中山医院以外的六段监控录像来看,两人从超声室附近一起离开医院走回宿舍的过程中,中山医院内沿路有4个监控摄像头,中山医院外沿路有3个监控摄像头,林森浩拎着装有毒物的黄袋子一路走在监控摄像头下难就不怕被发现?难道一点疑虑担忧都没有?可见林森浩的当庭供词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矛盾逻辑,为什么这样的荒唐言词逻辑会被法庭当着言词确的有罪供词确凿的有罪供词来确认呢?这说明,当辩方不能指出被告人林森浩供词的逻辑悖论时,即使被告人供词漏洞百出自相矛盾,也会被法院锁定为有罪供词加以确认。
  其次,本案焦点是控方当庭播放的中山医院以外的六段监控录像中所出现的黄袋子来历!

  林森浩供词、盛磊证词的共同疑点就是:出现在中山医院外部监控录像中的黄袋子究竟是不是从中山医院的超声室带出去的?

  要消除上述疑点的物证其实触手可及,如上图3所示,从超声室出来到中山医院门口,中山医院内部共有5个监控摄像头可以来证明这一事实:那就是出现在中山医院外部监控录像中的黄袋子究竟有没有在中山医院内部的5个监控镜头中连续出现过?你会相信上图3中的超声室及医院沿路共5个监控摄像头全部都瞎眼了吗?所以,面对中山医院外部的西20宿舍楼门前出现的黄袋子,控方用无可争议的电眼目击证据(监控录像)来证明林森浩回西20宿舍楼的过程中手中拎着一个装了毒物的黄袋子,但这个黄袋子一定就是从中山医院超声室带出来的吗?里面装的就一定是二甲基亚硝胺吗?
  面对这两个疑问,控方知道,光出示中山医院外部西20宿舍门口的监控录像是不足以证明黄袋子来历的,控方为了证明西20宿舍楼门口出现的黄袋子就是从中山医院超声室带出去的,用了由林森浩供词与证人盛磊证词组成的言词证据链加以证明,却回避了垂手可得的中山医院内部的5个电眼目击证据来证明黄袋子的源头出处,本可以用中山医院内外多达8个监控摄像头分别拍下的监控目击证据来形成无可争议的全监控目击证据链及时间记录链来证明黄袋子的源头出处,但控方为什么要自断物证链条用言词证据来嫁接搭桥呢?这就是本案最大也最明显的控证疑点,完全不符合证据链的连贯性一致性,控方选择性出示证据,自有其不可告人之用意,但辩方对此不予揭示也是耐人寻味的!
  综上本章对复旦投毒案的证据分析及法证逻辑推理得出推论:本案有关林森浩盗毒、投毒两大关键环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院理应遵从疑罪从无的审判原则作出公正审判。但一、二审法院均对林森浩作出死刑判决特别是最高院核准了死刑是令人失望和充满疑问的,但究其原因,与一、二审中辩护人的辩护逻辑错误不无关系。




  第二章 《复旦投毒案》二审辩护之殇
  一,2015年1月8日,上海高院对林森浩投毒案作出终审裁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12月9日,最高院下达核准林森浩死刑裁定书,林森浩被最高院核准死刑;

  2015年12月11日,林森浩被执行死刑。

  至此,《复旦投毒案》似乎已被画上了句号。

  但是,从本案现有证据及一、二审庭审记录来看,本案事实并没有被真正审理清楚,特别是在林森浩盗毒、投毒两大犯罪环节上的控证疑点太多,没有得到充分质证并被排除。
  本案二审辩护人在辩护词中确实也抓住了“检方没有当庭出示毒物质谱图”以及“二甲基亚硝胺存放两年后毒性有可能大为减少”这两大中毒环节中的关键疑点进行了强有力辩护,但是,由于二审辩护逻辑是建立在“故意伤害”及“过失致人死亡”这样的有罪辩护基础之上,使之辩护深度有所顾忌不能深入,更由于罪轻辩护逻辑已在二审辩护人心理上建立起了被告人林森浩是有罪的辩护心理模型,使之所有的罪轻辩护反而一再间接帮助控方认定了林森浩在盗毒、投毒两大环节上的犯罪事实,通过二审庭审记录来看,辩护人当庭对林森浩的发问内容就侧重于林森浩曾经用二甲基亚硝胺给大白鼠做过注射实验的经过,这样的发问也间接帮助控方坐实了林森浩熟知二甲基亚硝胺这一剧毒化学物、比一般人更具备用二甲基亚硝胺毒物来报复暗杀黄洋的犯罪基础,其辩护功能完全被局限在了林森浩犯罪事实确定、只是犯罪程度轻与重的框架内,从而无法放手跳出“有罪辩护框架”来深入彻底地质疑控方在指控林森浩盗毒、投毒两大环节的犯罪事实上所出现的一系列控证疑点,对本案诸多疑证未予深入及充分的质疑,将本可以为当事人作疑罪辩护的翻盘机会付之东流,本案二审辩护之所以寸功未建,关键在于二审辩护人所制定的有罪辩护策略已错误在先,辩护策略一旦错误,再好的战术也挽回不了败局。
  本案二审辩护人如果能在辩护策略上牢牢抓住一审庭审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控证疑点来行使独立辩护权,围绕一个“疑”字坚决果断地为当事人作疑罪辩护,则以辩护人雄厚广博的刑辩能力,很可能一辩成功,林森浩不仅可以不死,还存在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的可能!
  在被告人供词中已承认犯罪事实以及当庭认罪的情况下,二审辩护人依据案情事实及控证疑点作出与一审辩护逻辑截然不同的疑罪辩护是不是可行呢?
  以李庄案一季二审为例,陈有西、高子程两位大律师,面对在二审开庭伊始李庄就当庭认罪的窘境,根据案情事实及控证疑点仍然决定继续为李庄做无罪辩护,行使独立辩护权,因此得到了广泛肯定和赞誉!
  辩护人为当事人辩护的根本目的和原则是尽一切可能从实体正义出发来还原案件事实,深入彻底质疑关键性控证疑点,维护个案的实体正义;同时也必须从程序正义出发来质疑一切违背程序正义的侦、检疑点,维护个案的程序正义。
  再看本案,除了林森浩本人供述、陈述事实模糊的诸多证人证词之外,辩护人若能紧紧抓住控方有意回避出示有关证明林森浩盗毒犯罪事实的现场监控目击证据以及证明投毒犯罪事实的毒物质谱图证据这两大实证上的破绽以及本案多数关键性证词证据违反法定程序出现的侦查取证疑点,二审辩护人若坚决行驶独立辩护权,为当事人作疑罪辩护,林森浩不死是大概率,被无罪释放也存在较大可能性。
  遗憾的是,二审辩护人实际做的有罪辩护逻辑完全束缚了自己的辩护手脚,重点放在了黄洋中毒深度的探索上,但二甲基亚硝胺鲜为人知,没有针对人体中毒致死量的权威定量标准可以作参考,因此仅仅质疑投毒量大小是远远不足以为林森浩摆脱“故意杀人”之嫌疑的,有罪辩护必然会无功而返,而有罪辩护的后果恰恰是将林森浩的盗毒、投毒犯罪事实在二审庭审中得到了二次固化,加上林森浩又无自首情节,怎么可能在量刑上为被告人林森浩争取到轻罪判决呢?
  了解一审庭审的人应该知道,控方在指控林森浩犯罪的整个过程中不只针对中毒环节,更多更具体地涉及到对林森浩的前因环节1——盗毒、前因环节2——投毒的犯罪指控,这两个前因环节才是在实体上构成林森浩犯罪事实的犯罪证据链要件,如果在实体上拿不出相反证据来推翻林森浩在盗毒、投毒两方面的犯罪事实,就应从程序上来看这两方面的控证是否无懈可击?从已经被平反的诸多冤假错案来看,造成冤假错案的根源往往在于侦、检、审某一环节违背了程序正义!
  只有程序正义了,才会有实体正义!

  本案二审辩护人虽然对控方未出示毒物质谱图这一违背程序正义的控证疑点提出了强烈质疑,但本案更多违背程序正义的明显疑点没有被二审辩护人揭示出来,这正是由于二审辩护人制定了错误的有罪辩护策略而导致二审辩护投鼠忌器不能够深入彻底。
  控方在举证上未出示“毒物质谱图”这一结果(中毒)环节上的关键证据说明:黄洋之死与林森浩是否投毒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具排它性,可能存在另外的侵害因素(比如由专门知识的人胡志强法医根据黄洋住院期间的医治过程所呈现的病理特征推断出的结论:黄洋或死于爆发性乙肝)合力致黄洋死亡,因此,控方未当庭出示毒物质谱图而暴露出的证据破绽不仅仅局限于本案中毒定量的大小,实体上更涉及到对本案有无盗毒事实、有无投毒事实存在的定性问题,放弃对盗毒、投毒两方面犯罪事实的疑罪辩护,已注定二审辩护必然失败!
  将公平正义寄希望于法官,那么这个世界还需要律师干吗?

  控方之所以执意留下“拒不出示毒物质谱图”这一中毒证据破绽以及“没有出示中山医院内部的8个监控探头拍下的监控目击证据”这一盗毒证据破绽而让本案一、二审辩护人去抓挠,其原因一是毒物质谱图在中毒定量上恐怕远不足以给林森浩定罪;二是出于公诉战术需要,因为控方手中握有已经排除刑讯逼供疑点下的林森浩认罪口供——承认了盗毒和投毒的有罪供述,如果再出示毒物质谱图,一旦质谱图显示的毒物含量在定性上不足以认定黄洋之死是由二甲基亚硝胺中毒造成的,势必会推翻林森浩在供词中已经承认了的盗毒、投毒两方面的犯罪事实,进而推翻本案系“故意(投毒)杀人案”的定性,导致在质证环节产生节外生枝。
  为避免上述情况出现,控方从技战术出发,干脆一再拒绝当庭出示毒物质谱图;至于中山医院内部的8个监控摄像头不可能全部坏了,不愿出示这些盗携毒的监控目击物证,已经暗合了林森浩供述以及吕鹏证词所证明的盗毒事实可能不存在,一旦出示,很可能会推翻由林森浩供述、吕鹏证词构成证据链证明的盗毒事实不存在。
  在质疑控方不出示毒物质谱图这一重大证据破绽上,二审辩护人的质疑应该也必须与盗毒、投毒环节的疑罪辩护形成前呼后应,只有通过对盗毒、投毒两大环节的控证疑点进行强有力的彻底质疑,才能迫使控方不得不出示毒物质谱图甚至不得不出示中山医院内部的部分监控录像来与辩方决一死战,否则,法院不顾辩方辩据充分的疑罪辩护而仍然维持一审判决,就会使本案显现出严重判决不公的错判痕迹,在死刑复核阶段将对林森浩有利,二审法院如何担责?
  法律人主张的公平正义究竟在哪?不在于庭下的呐喊,更多应体现于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诉辩能力(技术)对抗!

  二审辩护人出于技战术需要,理应胸怀不战则已,战之一战到底的气魄,在盗毒、投毒、中毒这三大环节的所有辩护意见都应保持前后一致性,绝不能前后矛盾、自相矛盾而陷辩证逻辑于窘境。
  遗憾的是,从本案二审辩护人发表的辩护词及二审庭审记录来看,对盗毒、投毒两大环节的辩护意见几乎虚无,而在中毒环节的质证辩护中又投鼠忌器不够深入彻底,其羞羞答答的罪轻辩护间接帮助了控方指控林森浩盗毒、投毒的犯罪事实成立。
  不难理解,毒物质谱图具有定性、定量双重证力,我们不能排除“毒物质谱图存在根本反映不出二甲基亚硝胺毒物存在”的可能性,一旦毒物质谱图出现了这样的证力,本案的定性事实就不存在了,黄洋的死亡就与林森浩是否投毒就无关了,定量更无从谈起,这将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控方对林森浩犯有故意(投毒)杀人罪的指控!
  因此,要迫使控方不得不出示毒物质谱图,辩护人就必须首先强化质疑盗毒、投毒事实的存在与否,迫使控方首先出示盗毒环节的证据——中山医院内部的8个监控录像或其中最为关键的核磁共振室、204实验室、超声室门口的3个监控目击证据,用不会说谎的电眼目击证据所构成的监控目击证据链来印证或否定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才能迫使控方最终不得不出示中毒环节的毒物质谱图来决一死战!
  由于辩护人一边要求控方出示毒物质谱图,一边又间接承认林森浩盗毒、投毒的犯罪事实存在(这是由有罪辩护的“辩护性质”所决定的),只是生产日期超过了两年已过保质期,这时的二审辩护人已经陷入了由自己设下的辩护逻辑自相矛盾的困境中不能自拨,在此情况下,控方抓住了辩方的辩护逻辑漏洞,出于技战术需要而拒不出示毒物质谱图,则充分体现出了控方的技战术水平,不给辩方以任何还手翻盘的机会,这就是法庭上的诉辩较量,只体现诉辩能力(技术),而法庭上的公平正义是审方的事,由法官来展现。
  本案二审辩护人沿袭并照搬念斌案的成功辩护经验,寄希望以质谱图的毒物定量来逆转林森浩投毒案,这在辩护思路的方向上虽没有错,但辩护人只将辩护思路局限于中毒环节而忽视关键的盗毒、投毒两大环节所出现的诸多控证疑点,使之二审辩护未形成系统性疑罪辩护,最终致二审辩无法成链而功亏一篑,这是非常可惜的!
  辩方具有专门知识的证人胡志强法医所得出的“黄洋之死系爆发性乙肝所致”的结论也许就是本案事实,但控方认为这一鉴定结论不是基于实体法医解剖结论之上,所以证力有限,不足以从根本上推翻本案的故意(投毒)杀人案定性,这也是本案二审辩护未能出现决胜性转机的因素之一。
  二,本案二审辩护漏洞:

  法庭上的诉辩双方在维护司法公正的权力与义务上是对等的,如果控证疑点或漏洞会影响司法公正,同样,辩方的辩护疑点或漏洞同样也会影响司法公正,要阻截控方疑点或漏洞实质性影响个案司法公正,就需要依靠刑辩律师在法庭上展现出高超的辩护水平,从辩护技术上来当庭揭示控证疑点或漏洞以阻截这些控证疑点在法庭上发挥法证作用,避免这些控证疑点影响审判公正。
  对于控方而言:如果没有个案的程序正义,哪来个案的公平正义?

  对于辩方而言:如果没有个案的辩护正义,哪来个案的公平正义?

  辩护正义究竟体现在哪里?辩护正义就体现在每一个辩护环节的技战术上而不是体现在庭下空洞的喊冤声中,如果刑辩律师不掌握一定的辩护技术,辩方就根本发现不了控证中的疑点和漏洞,其刑辩过程也就是走过场,难以从其辩护中充分体现出辩护正义。
  (一),朱令铊中毒案与复旦投毒案的关联性:

  21年前,在清华大学发生了著名的朱令铊中毒案,朱令前后两次铊中毒,第一次铊中毒时间为1994年12月5日,身体感觉不适后住院治疗,半个月后开始脱发并随后掉光,身体极度虚弱,但住院期间没有被院方查出病因,后依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及新陈代谢修复功能,身体逐渐自主恢复起来并长出了头发,一个月后身体初步康复并参加了文艺演出。朱令第一次铊中毒在没有查明病因且未对症下药但仍能自愈的事实说明:当中毒定量不足以致人死亡的前提下,利用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及新陈代谢修复功能是完全有可能实现自我排毒并痊愈的,对此,本案二审辩护人抓住毒物质谱图这一能够反映出毒物定量的特征来为林森浩辩护,这在“中毒环节”上的辩护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作轻罪辩护则是错误的,只要毒物质谱图未经当庭质证,质谱图无论在毒物定量上还是在毒物定性上都存在不确定性,何以认定罪轻罪重?因为不能排除质谱图不含有二甲基亚硝胺成份的可能性。
  从相反辩护逻辑来推理,如果黄洋无其它侵害因素,纯粹是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则有在以下两种可能性:

  一是投毒量未及致死量,则黄洋将会和朱令一样在已知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后及时采取针对性解毒救治措施后就能活下来;

  二是投毒量达到致死量,那么在2013年4月9日已知黄洋是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虽及时采取了针对性解毒救治措施后仍然未能活下来。
  综上两种情况分析,只有在黄洋活下来的情况下为林森浩作罪轻辩护的辩护逻辑才能成立,现在黄洋已死,而林森浩本人以及辩护人又未否定盗毒、投毒的犯罪事实,在此前提下为林森浩作罪轻辩护,其罪轻辩护逻辑就很能成立,二审有罪辩护失败是必然的。
  但本案不能排除第三种情况,即质谱图毒物数据未能反映二甲基亚硝胺成份,黄洋的死亡与二甲基亚硝胺毒物无关,死于爆发性乙肝或其它因素,因此,为了迫使控方不得不出示毒物质谱图来反驳这一质疑,辩方就必须为林森浩作疑罪辩护,才能在法庭上如愿见到质谱图!
  朱令第二次铊中毒时间为1995年2月22日,确诊铊中毒时间为1995年4月28日,准确使用解药时间为确诊之后。从二次中毒发病伊始至确诊用解药为止,之间有68天时间,在这68天时间内,朱令大多数时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确诊铊中毒后,经医生准确使用解药后,朱令铊中毒症状随即减轻并很快清醒过来,造成的后遗症是失忆、说话口齿不清、几乎不能说话等,但至今依然活着。
  这再次说明:中毒量大小是判断人体中毒后是否危及生命的重要指标,本案二审辩护人抓住控方未当庭出示毒物质谱图这一重大控证疑点为林森浩辩护的辩护方向没有错,但只局限于有罪辩护框架,未能跳出有罪框架与盗毒、投毒两大环节的疑证结合起来形成疑罪证据链为被告人林森浩作疑罪辩护,这是本案二审最明显的辩护短板。
  因此,控方针对辩方的罪轻辩护可以轻易作出反驳:即使林森浩投毒量不足以构成黄洋中毒致死的唯一原因,但也不能排除林森浩盗毒、投毒的犯罪事实以及黄洋因中毒才引发体内相应脏器功能衰竭死亡的根源!
  二审辩护人若以“定性
  定量”为法理辩护基础,对本案的投毒定性及定量同时兼顾质疑,坚持要求控方向法庭出示盗毒现场的监控目击证据(中山医院内部的3个相关监控录像)及导致黄洋中毒的“定性
  定量”证据——毒物质谱图,二审辩护或一举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控方认为二甲基亚硝胺这种化学物质对于人体的致死量没有一个定量标准,所以,毒物鉴定不需要作定量检测而只需作定性检测即可;而二审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只有投毒量达到人体致死定量,才能认定黄洋的死亡完全是因二甲基亚硝胺中毒所致,所以质谱图的毒物定量是关键,因为即使是广为人知的剧毒物质砒霜也存在人体耐受的安全阀值,国外一些著名品牌的化妆品中,也能被检出砒霜成份。
  要求控方出示毒物质谱图的法理意义不完全是为了当庭验证毒物质谱图的检出定量数据大小,而是还要验证关乎定性依据的毒物安全阀值,如果没有一个人体耐受二甲基亚硝胺的安全定量标谁阀值,可以请有专门知识的人通过对大白鼠作侦查实验来获得临床试验参考值。
  侦查实验中,将检出定量经专家等量换算出黄洋的饮用毒水定量注射到大白鼠身体中,如果连不足1公斤重的大白鼠能耐受不死,那么约60公斤以上重量的黄洋就一定能耐受相等量的毒水。
  大白鼠是临床医学常用的试验动物,几乎每个三甲医院都长期备用并随时用于临床医学实验,大白鼠对药物的耐受量常被作为临床人体用药量的安全参考,控方不能因为不能直接做人体实验而否定大白鼠与人体之间对毒物耐受能力存在参比关系的医科学依据,本案完全可以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来对大白鼠作侦查实验后给出专业鉴定性质的二甲基亚硝胺安全定量参考值,而不是凭侦检人员的主观意志来决定二甲基亚硝胺毒物致死量并随意下结论。
  综上分析,控方以“定量没有标准也就没有出示毒物质谱图意义”的说法违背人类生存于这个大自然的一般性认知,尤其在今天,城市环境受到严重的工农业污染,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微量有毒物质侵害的客观事实,比如去年的天津大爆炸中有550吨剧毒氰化钠爆炸后弥漫于周边数公里范围内的空气及河水中,多个监测站都能从数公里范围检测出氰化钠,但均未超标。
  不难推断,医学界也不可能用氰化钠对人体做实验,环保部门得出的“水样中氰化钠含量均未超标”的结论依据是从哪来的?这不可能是从人体实验而来,一定是通过动物实验得出的动物安全定量数据后再推断出人体的安全阀值数据。大白鼠的抗体最接近人类,以致于各大医院的临床医学实验都采用大白鼠作为毒物试验对象,而吕巍巍、林森浩给大白鼠注射二甲基亚硝胺的动物实验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检测大白鼠耐受二甲基亚硝胺毒物的安全阀值数据,并以此动物实验数据来推断出人体对二甲基亚硝胺的耐受安全定量,所以,人体对氰化钠的耐受安全定量标准也应是这样得出的!
  如果本案毒物质谱图没有定量检测数据、只检出了微量二甲基亚硝胺成份,法庭为了查明本案的定性依据,更有必要要求控方当庭出示毒物质谱图。
  问题是:在法庭拒绝要求控方出示毒物质谱图之后,二审辩护人没有及时调整辩护策略,及时改“有罪辩护”为“疑罪辩护”甚至为“无罪辩护”来对抗法庭因违背程序正义而可能导致实体跟着失去正义的错误之举,因为本案违背程序正义的地方远不止控方未当庭出示毒物质谱图这一个方面,而是涉及到了更多方面,辩护人根据庭审变化及时调整辩护策略迫使控方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妥协,这是最基本的刑辩应变技能,因为要最大限度地维护程序正义、实体正义和司法公正,就一定需要诉辩双方都能在法庭上展现出对等的诉辩技术,而不是一强一弱。最高法近日发布了新修改的将于2016年5月1日实行的《法庭规则》,其中最为突出的亮点就是“律师与检察人员在法庭上享有同等待遇,但老金认为,在法庭规则上,刑辩律师需要得到的不仅仅只是与检察员的待遇相对等,而且更需要刑辩律师在法庭上展现出高超的刑辩策略、刑辩技术来与检察员对等展开诉辩战,不能只在待遇上与检察员争高低,而在刑辩策略及技术上示弱,刑辩律师不仅仅只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与检察员的天职也是对等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个案公正、司法公正。
  黄洋于2013年4月1日发病就诊,不久住院医治,从黄洋发病后在第一时间就迅速去医院就诊这一点看,黄洋的就医时间与朱令二次中毒后随即就医的情况相当,黄洋住院后,医院对黄洋提取了尿样、血样,并进行了尽可能的尿血化验,多次化验结果均为肝功能相关指标异常,诊断未能反映出系二甲基亚硝胺中毒症状;
  2013年4月9日有同宿舍室友葛俊琦怀疑黄洋是二甲基亚硝胺中毒(注意:仅仅是怀疑,葛俊琦并未掌握真凭实据;朱令当年铊中毒后,不是也有人怀疑是孙维投的毒吗?但公安机关在查无实证的情况下中止了对孙维的调查!),按理,即使黄洋系二甲基亚硝胺中毒的事实确定无疑,那么从黄洋发病(中毒)到确诊病因(查明系二甲基亚硝胺中毒)为9天时间,在这九天时间内,医院早期就已经怀疑到黄洋可能是肝病并已持续使用了保肝药物,而黄洋死亡时间是2013年4月16日,从知道系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到死亡之间仍有7天时间,如果4月9日即对黄洋进行针对性的洗胃和血透,按理,即使在林森浩承认的二甲基亚硝胺投毒量的前提下,黄洋喝光了所有有毒饮用水(实际只喝了半口)那么在9天时间内因医生始终对黄洋开具了保肝药物护肝,应该不会对肝脏造成致命性损坏,经洗胃和血透(老金尚未查阅到二甲基亚硝胺中毒的解药)及对症用药后,黄洋中毒症状应如朱令二次中毒68天后服用解药后病情迅速缓解一样,其病况应该马上转好才符合中毒解毒的病理逻辑,不致于在查明具体化学品名后立即实施解毒、排毒的有效救治措施后病情反而加重以致于7天后会死亡,这与林森浩、吕巍巍对大自鼠注射二甲基亚硝胺的动物实验结果相悖,这足以说明黄洋从发病到死亡的真正病因始终没有被法庭查明!
  如何排除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可能性呢?光依赖于质疑二甲基亚硝胺存放了两年而毒性大减、控方未能当庭提供毒物质谱图的辩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即使毒性不至于致命,也不致于能否定黄洋系中毒而亡的事实后果,而要推翻黄洋不是死于二甲基亚硝胺中毒,系死于爆发性乙肝或其它因素,就必须象贝志诚那样在全球范围内找出“即使二甲基亚硝胺中毒出现与黄洋相同的症状,但从第9天或更长时间查明病因后马上釆取针对性解毒措施救治后就能很快缓解中毒症状而不会在7天后死亡的临床医学病例”作为佐证,一旦二审辩护人找出了这样的临床医学病例,则黄洋因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而亡的指控就很难成立了!
  由此说明:二审辩护人在质疑控方未出示毒物质谱图时没有对“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死定量”找到足以为林森浩脱罪或摆脱死罪所进行的辩护提供充分的辩护佐证,这样的掉链辩护自然无法打动法官接受辩方的质证意见。
  (二)念斌案与复旦投毒案的关联与区别:

  第一,念斌案存在刑询逼供,被告人在庭审中当庭进行了翻供,否认投毒;而复旦投毒案不存在刑询逼供,被告人承认投毒,在二审庭审中也没有翻供,只进行了有限变供,称自己无主观故意。
  第二,念斌案在死者的心血、尿液、鼠药工具中均未检出“氟乙酸盐”;

  但复旦投毒案在421宿舍饮水机残液中及黄洋尿液中均检出了“二甲基亚硝胺”成份,理论上为本案提供了定性证据链,而二审辩护人制定出的辩护策略之核心就是要通过定量分析得出足以推翻这一定性证据链的质证依据,很显然,这属于针尖对麦芒的锋芒之争,但锋芒之争的结果可以从二审庭审记录中看出来:二审辩护人明显处于劣势,这主要是二审辩护人根本拿不出相反证据来推翻控方的定性证据链。
  为此,正确的辩护策略不应该直接迎着“投毒案”的定性锋芒出击,相反要对此先作技术性回避,从逻辑上讲,投毒定性如果已经错了,你还作什么“故意伤害”或“过失致人死亡”的有罪辩护干吗?是不是可以直接进行无罪辩护了?
  所以,二审辩护策略上应对控方给出的投毒定性结论暂时作技术性回避,先从盗毒、投毒这两大环节查找控证破绽!

  本案在盗毒、投毒这两大环节中是否存在控证破绽呢?对于这个问题,一是老金已在本文第一章进行了质证,读者可以回看第一章相关内容,二是下面的分析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展开的。
  (三)本案二审辩护疑点剖析:

  1,辩护疑点之一,公诉人为证明林森浩盗毒的事实,当庭举证了以下于2013年4月15日从复旦大学保卫处调取了六段监控录像,对这六段监控录像,老金在本文第一章中已作详尽质疑,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仅就侦查疑点及辩护疑点作出分析:
  通过公审,人们已知本案的事实是:

  1)毒源地在中山医院11号楼204实验室,实验室门口有监控摄像头;

  2)陪同林森浩去毒源地侦察的“盗毒证人”吕鹏工作所在地的中山医院核磁共振室就在11号楼204实验室的楼下,门口也设有监控摄像头;
  3)陪同林森浩一同在中山医院吃晚饭、一同走出中山医院大门穿过枫林校区东区后回西20宿舍楼而在中山医院外部的监控录像中出现的“携毒目击证人”盛磊,在从超声室附近过道等候林森浩一同走出中山医院大门的这段医院内路上设有4个监控摄像头,即林森浩在中山医院盗毒及携毒的整个过程中共有8个监控目击电眼可以目击到林森浩和吕鹏、林森浩和盛磊于2013年3月31日下午在中山医院内的整个与盗毒有关的活动轨迹!
  但是,公诉人一口气当庭举证了与藏毒地中山医院根本无关的六段监控录像,但与林森浩盗毒直接关联并能目击林森浩盗毒全过程的中山医院内部的8个监控目击证据却一个都不予出示,难道中山医院的这8个监护电眼同时瞎掉了?这显然不符合三甲医院的保卫工作常识,是本案在侦查盗毒取证过程中出现的明显违背侦查逻辑的重大侦查疑点!
  对如此明显的侦查疑点,即便是实习律师也会一目了然,难道大名鼎鼎的本案二审辩护人会真的没看出来?

  遗憾的是,从本案二审庭审记录来看,对如此显见的侦查疑点,二辩护人未提出质疑,侦查疑点由此被潜化为辩护疑点。
  2,辩护疑点之二,公诉人为证明“与藏毒地中山医院无关的六段监控录像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监控画面中出现的黑衣男即本案证人盛磊目击了林森浩手中拎着的黄色袋子就是从中山医院超声室带出来的”的事实,当庭举证了黑衣男即证人盛磊于2013年8月12日所作的证词,但2013年7月29日本案已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依据法定程序,在侦查终结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不能再对本案进行侦查取证,需要补充侦查的,需在检察院作出一次退侦之后,而检察院作出一次退侦的时间为2013年9月13日,很显然,盛磊证词的作证时间介于2013年7月29日~2013年9月12日的审查起诉期间,显然不符合法定侦查取证程序,依法属于无效证据。
  其次,公安机关早在2013年4月15日就从复旦大学保卫处调取了上述六段监控录像,也就是说,证人盛磊于2013年4月15日即已进入侦查人员调查取证的视线之中,证人盛磊作为与携毒的林森浩一起走出中山医院回学校宿舍且在部分监控中出现的唯一证人,依据侦查逻辑,理应在2013年4月15日之后很快接受侦查人员的询问,怎么可能会在公安机关调取录像之后的第117天才接受侦查人员的询问呢?这显然也不符合侦查逻辑!
  根据网上公开可以查询到的一审庭审记录显示:

  1)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时间为2013年7月29日,即于2013年7月29日之后,公安机关依法对本案不再侦查取证;
  2)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于2013年9月13日作出一次退侦,公安机关自2013年9月13日开始进入补充侦查阶段,依法对本案再作补充侦查。
  很显然,被公诉人当庭举证的盛磊证词作证于2013年8月12日,这一证人证词为公安机关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所搜集,违反了法定侦查取证程序,因此,盛磊于2013年8月12日所作的证词属于无效证据,理应在庭前会议依法予以排除。
  面对如此明显疑点,综观二审辩护词及二审庭审记录,没有看到有辩护人对如此重大侦查疑点提出质疑,这显然背离正常辩护逻辑,侦查疑点由此被潜为辩护疑点。
  3,辩护疑点之三,公诉人为证明林森浩在中山医院204实验室盗毒、在421宿舍投毒、黄洋在421宿舍中毒、有关证人从421宿舍饮水机及水桶里取走水样检材验毒等四大环节的的相关事实,众多证人在作证时间链上出现大面积侦查疑点:
  根据网上公开可以查询到的一审庭审记录可知:

  林森浩于2013年4月12日被公安机关刑拘,;

  林森浩于2013年4月26日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如上质证意见,公安机关于2013年7月29侦查终结,以林森浩涉嫌故意杀人罪将本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后,在检察院于2013年9月13日作出一次退侦之前,公安机关依法不能再对本案进行侦查取证。
  但在一审中,公诉人当庭举证了如此众多的证人证词,其作证时间同盛磊证词一样均在侦查终结审查起诉期间作出的:

  吴鑫明于2013年8月1日所作的证词;

  丁红于2013年8月7日所作的证词;

  孙希才于2013年8月9日所作的证词;

  盛磊于2013年8月12日所作的证词;

  吴鑫明于2013年8月14日所作的证词;

  张卫于2013年8月15日所作的证词;

  陈彩英于2013年8月21日所作的证词;

  王于2013年8月22日;

  付令元于2013年8月30日所作的证词;

  葛俊琦于2013年9月12日所作的证词。

  很显然,以上证人证词均出自于2013年7月29日~2013年9月12日之间即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取证时间显然违反法定程序,均属无效证据,依法应在一审庭前会议予以排除,如果在一审庭前会议未予以排除,显然是一审辩护出现了严重的辩护漏洞,而二审辩护人理应针对一审出现的严重辩护漏洞在二审辩护中加以补救,对上述违反法定程序所搜集的证人证词应提出质疑,但无论是二审辩护词还是二审庭审记录,老金均未看到二审辩护人对上述证人证词提出质疑,使上述违反法定程序所搜集的多个无效证词证据被二次合法化,侦查疑点由此被潜化为辩护疑点!
  4,辩护疑点之四,公诉人为证明“是由证人葛俊琦、孙希才于2013年4月3日下午共同从421宿舍饮水机及水桶中取走的水样检材,以及是葛俊琦最早怀疑到林森浩涉嫌投毒并将这一怀疑短信给孙希才”的事实,当庭举证了葛俊琦于2013年9月12日所作的证词以及孙希才于2013年8月9日所作的证词,很显然,这两份证据同样也是违反法定程序所搜集的,依法属于无效证据,理由同上。
  其次,从一审庭审记录来看,最早怀疑林森浩投毒并向证人孙希才短信通报的唯一关键证人葛俊琦是与林森浩、黄洋同宿舍的室友,葛俊琦与孙希才最早于2013年4月11日向复旦大学保卫处报案,举报林森浩有投毒嫌疑,林森浩即于当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但葛、孙两人于2013年4月11日接受公安机关的询问记录公诉人未予当庭出示,在此套用一句本案二审辩护人之一的著名律师所写文章的标题:“未经剪辑的录像证据才是证据之王”,老金借此引伸一下:最初的证人证言才是证词证据之王!
  再其次,为查明同一事实所搜集的相关证人证词,公诉人当庭举证的葛俊琦证词的作证时间比孙希才证词的作证时间滞后33天,而最初注意并怀疑林森浩涉嫌投毒的是葛俊琦而不是孙希才,从侦查逻辑上讲,即使就相关事实先询问证人孙希才,也应从孙希才证词中看出葛俊琦是更关键的证人,理应就同一事实尽快询问葛俊琦,为什么会相隔33天才作询问?而从公诉人当庭举证的众多证人证词的作证时间链排序来看,最初怀疑并由孙希才等人向复旦大学保卫处报案举报林森浩涉嫌在421宿舍向饮水机投放二甲基亚硝胺毒物的唯一关键证人葛俊琦的作证时间排在了最后,为2013年9月12日,这显然不符合正常的刑事侦查逻辑,对如此显见的侦查疑点,二审辩护人为何不向法庭申请证人(相关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接受法庭询问呢?
  从一审庭审记录来看,葛俊琦作证称他与孙希才于4月3日下午到他住的宿舍421室取水样送检,这一事实是本案有关饮水机及水桶是否含有二甲基亚硝胺毒物的关键证词,葛俊琦作为与黄洋、林森浩同宿舍的室友,对421宿舍饮水机及水桶最熟悉;同时,葛俊琦既是与孙希才于2013年4月3日下午去421宿舍取走饮水机及水桶水样的关键性重要证人,也是最早于4月9日怀疑并向孙希才短信通报林森浩涉嫌投毒的关键性重要证人,面对如此既最关键的证人,被公诉人用来当庭举证的葛俊琦证词的作证时间竟然在林森浩被刑拘之后的第150天,且已处于侦查终结的审查起诉阶段,属于明显违反法定侦查取证程序的无效证词,理应在庭前会议予以排除,但就是这么明显的侦查疑点,二审辩护人没有对此提出质疑,本案又一侦查疑点由此被潜化为辩护疑点。
  5,辩护疑点之五,公诉人为证明“由葛俊琦、孙希才于2013年4月3日下午去421宿舍从饮水机及水桶中提取了水样检材,并于2013年4月4日上午由证人罗荣奎、孙希才、于华鹏、王欢一起将水样检材以及黄洋的尿样、血样送检,当庭举证人了如下证人证词:
  罗荣奎分别作证于2013年的4月15日、5月15日和5月21日的合一证词;

  于华鹏分别作证于2013年的4月15日和5月21日的合一证词;

  孙希才作证于2013年8月9日的证词;

  王欢作证于2013年的8月22日的证词。

  从上述作证时间链序列不难看出:被当庭举证的证人罗荣奎、于华鹏证人证词的作证时间处于法定侦查取证期间,符合法定侦查取证程序,而证人孙希才和王欢的作证时间分别比证人罗荣奎、于华鹏两位证人证言的最后一次作证时间分别滞后78天和91天,且作证时间均处于侦查终结、审查起诉期间,这不仅违反法定侦查取证程序,也违背了重大刑事案件的侦查逻辑,这是本案证人证词中的又一重大侦查疑点。
  面对如此明显的侦查疑点,从二审庭审记录来看,二审辩护人没有对此提出质疑,又一侦查疑点由此被潜化为辩护疑点。
  6,辩护疑点之六,公诉人为证明“黄洋在2013年4月1日早上喝了饮水机中的水之后感到身体不适,在去医院就诊并住院过程中,曾向多人说过他怀疑421宿舍饮水机里的水有问题”的事实,当庭举证了如下证人证词:
  潘美巧作证于2013年4月11日的证词;

  沈钰新作证于2013年4月15日的证词;

  罗荣奎分别作证于2013年4月15日/5月15日/5月21日的证词;

  于华鹏分别作证于2013年4月11日/5月15日/5月21日的证词;

  钟鸣作证于2013年5月21日的证词;

  黄俊峰作证于2013年5月21日的证词;

  孙希才作证于2013年8月9日的证词;

  吴鑫明作证于2013年8月14日的证词;

  王欢作证于2013年8月22日的证词;

  付令元作证于2013年8月30日的证词;

  葛俊琦作证于2013年9月12日的证词。
  为证明“黄洋于2013年4月1日早上喝了饮水机里的饮用水之后感到身体不适之后以及住院期间曾对他人说过他喝的饮水机里的水有问题”这一事实,公诉人当庭举证的证人证词多达11份,但这11份证词的作证时间链序列很耐人寻味,潘美巧作为于华鹏的妻子,黄洋病重期间仅仅陪同丈夫于华鹏去病房看望了黄洋,从证人地位的主次来看,证人孙希才、吴鑫明、付令元、葛俊琦的证人地位明显高于证人潘美巧,但孙、吴、付、葛四位证人的作证时间均处在侦查终结之后的审查起诉期间,比潘美巧证词的作证时间滞后了123天~151天,这显然不符合侦查逻辑,也不符合法定侦查取证程序,再次暴露出本案又一侦查疑点,而二审辩护人并未对此提出质疑。
  本案在立案后,依据侦查逻辑,首先纳入侦查调查取证视线的关键证人应该是证人葛俊琦,这是因为:

  葛俊琦是唯一一个首先想到化学名叫“二甲基亚硝胺”是剧毒化学物质的证人;

  葛俊琦是唯一一个首先怀疑林森浩涉嫌在421宿舍向饮水机及水桶中投放剧毒化学物二甲基亚硝胺的证人;

  葛俊琦是唯一一个将自己的怀疑首先以短信方式明确透露给他人(孙希才)但却未参与向复旦大学保卫处报案举报林森浩涉嫌投毒的证人;
  葛俊琦是唯一一个参与去421宿舍从饮水机及水桶中采集水样但却没有参与送检的证人;

  正是葛俊琦以上“四个唯一”才使得公安机关能够快速“侦破”本案,葛俊琦显然是第一“功臣”,同时也是首要的关键证人,但从本案一审庭审记录来看,被控方当庭举证的有关葛俊琦证人证言的唯一一份证词的作证时间为2013年9月12日,排在所有证人作证时间链序列的末端,且取证于侦查终结审查起诉期间,比可有可无最早作证的证人潘美巧的作证时间整整滞后151天,这符合侦查逻辑吗?难道侦查收搜证词证据也要釆用类似于“农村包围城市”的迂回战术?
  这么明显的侦查疑点难道仍不足以引起本案二审辩护人的关注吗?这是令人吃惊的,本案又一次侦查疑点由此被潜化为辩护疑点。

  (四)将明显的重大侦查疑点潜化为辩护疑点对重大刑事案件的审理及判决走向有何影响?

  本案的控证特点是“证词证据堆积如山”,这也是老金数月来研究《复旦投毒案》颇感震惊的地方,但综观本案控证特点,尽管证词证据蔚为壮观,但能够证明“林森浩盗毒、投毒犯罪事实的确凿证词、物证一个也找不出来!
  可以被用以直接反映并证明林森浩投毒量大小即黄洋中毒深度检测指标的毒物质谱图这一物证未予出示,可以直接看到林森浩整个盗毒过程的监控目击证据“中山医院11号楼毒物所在的二楼204实验室门口、关键证人吕鹏工作所在的核磁共振室门口、林森浩工作所在以及临时藏毒所在的超声室门口、林森浩携毒与盛磊一同走出中山医院的医院内路等共计8个相关监控摄像头拍下的监控目击证据”全都未予当庭出示,而本案堆积如山的证词证据中无一是盗毒及投毒的现场目击证人证词,不具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词价值,而其中大多证人证词的搜集时间不符合法定侦查取证程序。这些无效证词表面上看似相互印证,并与林森浩供词也能相互印证,但偏偏找不出一个真正是在现场目击到林森浩盗、投毒行踪的现场目击证人(吕鹏也不是林森浩在204实验室盗毒的现场目击证人),因此,从侦查推理逻辑上讲,本案不仅在林森浩的投毒定量上存疑,其实在本案的投毒定性上同样存疑!
  黄洋的死亡并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一定就是林森浩投毒造成的,不能排除其它因素所造成,控证在有罪证据链上的断点接痕明显,辩方完全可以根据一系列控证漏洞,在制定辩护策略上避免为当事人作诸如“故意伤害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等有罪辩护,本案所呈现的事实及证据特点集中起来可用一个“疑”字来概括,因此,本案最为恰当的辩护应为当事人作“疑罪辩护”,这将使辩方的辩材信手拈来,辩护思路流畅统一,质证可以放手大胆、深入彻底,根据老金的上述分析,本案呈现出大量的侦查疑点,紧紧围绕并抓住这些侦查疑点不放,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辩方定能在强大辩证逻辑的支持下令控方倍感“亚力山大”,即使不一定能完全逆转本案,但在针对林森浩量刑的尺度上,控方作出一定让度来换取辩方放弃穷追猛究,寻求并实现最终的诉辩平衡是完全可能的,而凭借本案二审辩护人闻名江湖的卓越刑辩能力,二审改判林森浩死缓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由于二审辩护人在制定辩护策略上错误在先,一招错,招招错,导致后续实战辩护的手脚被“有罪”二字捆绑住而动弹不得,整个辩护一边要认罪,一边又说是轻罪,陷辩护逻辑于自相矛盾中。
  本案二审辩护不是没有亮点(比如质疑控方未出示毒物质谱图,比如质疑葛俊琦、孙希才是否具有提取水样检材的技术资质以及侦查资质?比如水样检材经多人传递送达鉴定机构,整个传递链条是否都符合法定程序规则?水样检材在传递环节谁能保证不被污染?请具有专业知识的人胡志强法医出庭发表专业鉴定意见等,都是本案的辩护亮点),但亮点没有贯穿案件始终,没有照亮出一条逻辑统一完整、思路清哳流畅的疑罪辩护链条,使二审辩护无功而返,究其原因,还是辩护策略上的问题,“有罪辩护”的辩护思路完全压抑和束缚了二审辩护人本来在法庭辩护中极为擅长的强突破能力,最终导致二审辩护走向了渐行渐弱的境地!
  辩护人为什么会选择为林森浩作有罪辩护呢?其原因之一是在接受委托的短时间内对本案庞大的堆证不及疏理,对每一个证据的证力在短时间内无法作出正确判断;原因之二是本案出现的一系列侦查疑点事先没有被推理出来,这些本来应由控方承担审查失察责任的侦查疑点没有被辩护人一一暴露在法庭上,这等同于辩方在整个辩护过程中无意间包容了出示在法庭上的诸多证据破绽及侦查疑点,使侦查疑点在法庭上被潜化为辩护疑点,最终由辩护人承担质证不力的后果!
  审判正义就是法官始终持公平中立的立场,即使法官在法庭上能够一眼看出这些证据破绽及侦查疑点,也不能代为使使辩护权来代替辩护人职责,因此,在这些证据破绽及侦查疑点未被辩护人当庭揭示的前提下,法西依法作出了完全不利于被告人林森浩及辩方的判决也就拥有了法理依据,这不能说法院判决不公!
  老金在前面已经说过:程序正义、实体正义、司法公正取决于诉辩双方的共同努力,无论是本案一审还是二审,检方公诉人的全力以赴及技术攻坚能力有目共睹,非常出色,他们倾尽公诉智慧同样也是为了司法公正;
  相比之下,本案一审辩护可以用“弱不禁风”来概括之,本案二审辩护可以用“外强中干”来概括之,打个比方,犹如当年义和团面对列强,以为自己的拳脚武功了得足以御放,殊不知列强根本不跟你用什么拳头,容不得你近身,而是远距离开枪直接打死你!拳头再强难敌枪子,这是现在人人都已明白的宇宙真理但在当年义和团勇士们是不明白的。
  再看本案控方,在举证上周密布局(大量堆砌证人证词令人眼花缭乱),声东击西(出示盗毒现场以外的监控目击证据来覆盖盗毒现场的监控目击证据),避重就轻(只出示毒物鉴定结论,拒不出示毒物质谱图即拒绝用具体的毒物检出数据来证明投毒事实)等等;而本案二审辩方,除了要求控方出示毒物质谱图、邀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胡志强出庭这两大辩护亮点外,其罪轻辩护思路基本上被一系列控证所困扰,几乎被控方牵着鼻子走,未能在整体辩护上为被告人林森浩构筑起一道疑罪墙来挡住来自各个方向的千方百计欲置他于死地的“正义”子弹!
  既然二审辩护人在辩护逻辑上容许部分重要证据破绽和侦查疑点的存在,那么二审法院顺势而为作出维持林森浩死刑的终审裁决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综上分析可知,一旦辩护人对侦查疑点失察,未能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让侦查疑点一一暴露出来,那么,这些侦查疑点就会被法庭的合法外衣所笼罩,法官就不可能自己去揭开这块蒙布去察看这些侦查疑点(这理应是辩护人职责范围内的事),从而让无效证据经过庭审而成为合法有效证据,最终就会影响到整个案件的定性走向及量刑深浅。
  律师都知道,非诉律师的业务中有一种业务叫“尽职调查”,如果在尽职调查中律师不尽职会出现什么问题?那就会损害到委托当事人的利益!
  显而易见的侦查疑点能越过一、二审辩护律师的两道法眼墙,这说明辩护人未能做到尽职辩护,从而使控证漏洞通过庭审合法化,实现“诉辩漏洞转移”,本是控证漏洞,但在庭审过程中未被辩方识破尽力堵住漏洞,就演变成了辩护漏洞,这说明辩护人辩护未到位不彻底,使控证漏洞通过庭审实现了“诉辩漏洞转移”,法官看到的不是控证漏洞,而是辩护漏洞,法官据此认定辩护逻辑不成立,最终作出了完全不利于被告人及辩方的判决,这不能说法官判决不公。
  (五)本案二审辩护对被告人的当庭发问,有投鼠忌器之嫌

  本案二审辩护人就《复旦投毒案》案发二年前林森浩针对白鼠所进行的二甲基亚硝胺注射实验进行了“详细发问”,占据了相当多的辩护人发问时间,但是,针对二年前林森浩实验过程的“详细发问”疑是本案辩护的一大败笔,“详细发问”不代表就是“发问详尽”,疑是避重就轻。如果二审辩护人为当事人所作的是疑罪辩护,抓住“发问机会”针对控证漏洞展开发问,若林森浩确实在2013年3月31日下午14点左右盗了毒,那么在中山医院内的盗毒行迹必然会被核磁共振室门口、204实验室门口的监控电眼所目击,而林森浩拎着黄袋子从超声室出来与盛磊一同离开中山医院的过程也必然会被医院内沿路5个监控电眼所目击,如果林森浩预谋在工作单位中山医院11号楼二楼204室盗毒并保管在自己工作所在的1号楼一楼超声室,林森浩怎么可能会不考虑这三处的监控电眼呢?这是以暗杀手段杀死被害人最基本的反侦察本能;其次,盗毒当日,林森浩出于保护自己的必要性,他会约盛磊一起吃晚饭然后拎着黄袋子与盛磊一起回宿舍吗?;林森浩与盛磊一起离开中山医院的行踪,属于中山医院内部路段沿路共有5个监控摄像头,复旦校区及宿舍楼沿路也有3个监控摄像头,面对如此多的监控摄像头,一个马上想投毒杀人的罪犯就不怕留下这么多的监控目击证据吗?
  从犯罪心理学来分析林森浩投毒杀人案的犯罪痕迹,林森浩盗毒、投毒当日的行为举止完全不符合用投毒这样的暗杀行为来毒死同学的罪犯所应该具有的反侦察思维逻辑,林森浩是否有过盗毒、投毒的犯罪事实,在中山医院多达8个相关监控目击录像证据未被当庭出示之前是始终存疑的!
  今天林森浩虽然已经被执行死刑,但林森浩投毒案的事实并没有被真正审明,这是本案永远都抹不去的侦检审疑点,但由于辩方的忽视,未能拦住这一颗错射的“子弹”(注:林森浩是被注射处死),这颗射向林森浩的“致命子弹”也许并不完全彰显正义!
  本案二审辩护人如果能利用本案出现的一系列侦查疑点作疑罪辩护,放手一搏,或迫使控方转攻为守,只要二审辩护始终围绕控证中的疑点展开并凝聚成一个“疑”字搏击,为林森浩辩得一条不死生路是完全可能的。
  犹如围棋比赛一样,对于败局已不可挽回,但可以复盘,复盘既能让棋局中人知道自己究竟败在哪里细节上,也能让棋局外人从中学到棋艺,今天复盘《复旦投毒森》,虽然已无法再挽回林森浩的生命,但我们能从中看明白林森浩是否真的该死?如果辩护得当,林森浩是不是可以不死呢?相信读者心中自有答案。
  三,2013年3月31日愚人节前夕,林森浩给自己开了个死亡玩笑!

  对于复旦投毒案,为什么连鼎鼎大名拥有一双犀利鹰眼的本案二审辩护人都会为林森浩做“故意伤害”之类的有罪辩护呢?这是很出人意料的!
  假设我们在未对本案证据作深入研究之前来粗看本案表象事实的话,包括老金在内的几乎所有关注本案的专业及非专业人士都会认为林森浩就是一个投毒杀人犯,但当我们深入到案件之中,对本案所呈现的证据属性逐一进行分析、归类、串联时,就会大吃一惊,因为本案的直接犯罪物证几乎是空白的,如果撇开犯罪嫌疑人林森浩自己的有罪供述,主要有罪证据就是被控方堆积起的证词证据,但通过本文第二章有关证词证据的作证时间链分析推理所得出的推论是:不管一些关键证词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如何,但就程序而言,在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违反法定程序所侦查搜集的证词证据依法都属于无效证据,这就为辩护人替被告人林森浩做“疑罪辩护”提供了法理辩护依据,再加上控方未出示实证“毒物质谱图、中山医院内部相关监控录像”等疑点,已为“疑罪辩护”提供了明确无误的方向及目标。
  刑事案件中,需要格守公平正义信条的不只是检法双方,辩方更应格守这一信条!

  二审刑辩律师为被告人林森浩进行辩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让一审中未能查明的案情透明化,让每一个控证在程序和实体两方面接受进一步的充分质疑,以助于法庭还原出一审未能还原的本案事实真相,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而不只是为了替当事人争取减刑而辩护,要让法官看到辩护人的辩理是充足的,辩据是充分的,还原事实是清楚的,或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被当庭释放有什么不可能?
  愚人节前夕,林森浩在给黄洋开愚人节玩笑的同时,也给自己开了个死亡玩笑,无论是身与心,不是每个人都开得起玩笑的,愚弄他人时,或祸及自身。
  从过往一些著名案例来看,辩护人往往会将自身辩护不力的责任通过指责法官判决不公来撇清自己,他们常在辩护失败后发一篇死磕文章上网为当事人喊上几声“冤枉”,就可以将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并借机将自己打扮成正义的化身,这犹如过愚人节,但若愚弄过头,必祸累自身,事实上,辩技拙劣但却擅长于炒作的个别死磕律师,已经尝到了苦果。
  四,本案制定二审辩护策略为什么非要从盗毒、投毒两大环节的控证疑点入手辩护呢?

  本案二审辩护人没有在盗毒、投毒环节上做足功课,放弃了本应属于本案二审辩护之本的基础性辩护,这是导致本案二审辩护功亏一篑的主因。
  接照本案控方的反质证逻辑,毒物鉴定不一定非要提供质谱图,因为导致黄洋死亡的前因是饮用了含有二甲基亚硝胺的饮用水,而这一剧毒化学物质又是由林森浩自己承认投放的,进而证明黄洋中毒致死的前因是因为林森诰在饮水机中投了毒,这就形成了定性证据。
  投毒事实一旦被固化,二审辩护人为当事人所做的有罪辩护相当于辩方已经认同了控方对林森浩作出的犯罪指控,在此前提下,想要质疑中毒定量就很困难了,虽然毒物质谱图既是定性分析也是定量分析的依据,但辩护人想要用其中的定量数据来作为衡量黄洋致死原因和量刑依据是辩护误区,对此,控方在庭审过程中进行了有力反驳,不妨打个通俗的比方来诠释控方的反质证逻辑是有法理依据的:
  比如A、B、C三人一起去医院输液室探望挂水的朋友甲,三人回家后,其中A被传染得了病毒性流感,而B、C两人一切正常,这就说明A与B、C两人的体质不同,自然对病毒的抵抗能力也不同,体质偏弱的A感染病毒后呈阳性,表现出流感症状,而体质偏强的B、C两人呈阴性,未表现出流感症状,这种事例是不是很能说明问题?是不是支持了控方的反质证逻辑?
  又比如喝酒,人与人之间对酒精的解毒能力差异非常大,有人喝一两52度白酒就会支撑不住出现不适反应,有人喝一斤白酒依然谈笑风生一切正常,这说明人与人之间不同的体质对酒精的解毒能力差异极大,让一个只能喝一两白酒的人喝下一斤白酒,很可能会危及生命。
  同样道理,假设林森浩和黄洋喝下了同样多的含毒饮用水,黄洋中毒死了,而林森浩很可能安然无恙,因为两人的体质或不一样,因此,回避很容易辩护成功的盗毒、投毒两大环节的诸多疑点于不顾,用毒物定量来单刀直入地质疑黄洋的死因是缺乏辩护智慧的,因为辩护很难找到无可辩驳的佐证来支持,做的完全是无用功!
  所以,单用毒物定量来质疑黄洋死因虽是必要性辩护,但却不是充分性辩护,无法形成充分的罪轻证据链使林森浩降低罪责!

  但如果采用围魏救赵的辩护策略,辩护人不首先去直接质疑毒物质谱图所呈现出或根本未呈现出的毒物定量数据,而是先从程序及实体两方面去深挖盗毒、投毒两大环节中有无控证疑点及破绽,而事实正如老金所料,本案有关盗毒、投毒控证中埋伏了一系列疑点及破绽,这些控证疑点及破绽一旦被当庭揭示,这为争取合议庭遵从疑罪从无的审判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林森浩的终审判决无疑提供了辩证支持。
  其次,二审辩护人质疑林森浩投毒的二甲基亚硝胺属于“非法制造的产品”,其毒性远没有合法制造的二甲基亚硝胺毒性大,这仍然属于毒物定量质疑,表面上似在质疑林森浩使用了过期毒品来证明毒性不大,但这仅仅是二审辩护人的一面之词一厢情愿,其实辩护人并没有掌握充分证据来佐证自己关于二甲基亚硝胺毒性大小的推测,而在此质疑基础上暴露出的辩护破绽是:反而间接肯定了林森浩盗毒、投毒的事实,帮助控方堵掉了盗毒、投毒两大环节出现的控证漏洞,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反而进一步间接帮助控方坐实了林森浩盗毒、投毒的犯罪事实,说不定公诉人在法庭上看到这样明显缺乏辩护智慧的示弱性辩护恨不得当庭为辩护人鼓掌呢!
  二审辩护人的辩护逻辑犹如投掷硬币猜正反面是一样的,世上没有一个公理或定理被直接引用来证明“非法制造的二甲基亚硝胺”一定比“合法制造的二甲基亚硝胺”毒性小;而存放时间达二年也不能证明毒性就会锐减,控方可以从黄洋中毒死亡这一事实后果来反推投放的二甲基亚硝胺毒性足够大,恰恰反证了这个存放了两年的二甲基亚硝胺或非法生产的二甲基亚硝胺毒性足够大,法庭不采纳二审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符合法理逻辑判断的!
  辩护人始终想通过毒物定量来为林森浩降低罪责的辩护逻辑贯穿于整个二审辩护中,在放弃质疑盗毒、投毒这两大环节中出现的控证疑点前提下,仅质疑黄洋的中毒深浅就想为林森浩降低罪责是不靠谱的,这种脱节的单一性罪轻辩护是根本无法推翻因林森浩投毒而导致黄洋死亡的重罪事实的,不能推翻盗毒、投毒事实,何以认定罪轻?
  法官的公正性体现在客观面对证据和结果,复旦投毒案的侦查结论是“黄洋系中毒死亡”,而导致这一可能后果的前因系林森浩投毒所致!法庭呈现的黄洋尿检结论证据显示:是黄洋饮用了宿舍内的含有二甲基亚硝胺的饮用水,这就证明了黄洋的死与二甲基亚硝胺中毒有关。
  从实体上讲,本案控方不能当庭举证毒物质谱图虽是硬伤,但有林森浩本人承认盗毒、投毒的供词来弥补控证漏洞,除非林森浩当庭翻供否认之前的供词属实,因此控方拒绝出示毒物质谱图是基于策略上的考量,是技战术的充分运用,而得以运用这一技战术的底气在于有林森浩本人的有罪供述及辩护人的有罪辩护作支持,这说明,本案单从实体上展开辩护是很难死守控方攻势的,必须从程序上寻找突破口,令控方转攻为守,遗憾的是,本案二审辩护人或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五,本案是否存在杀人动机?质疑杀人动机是个伪命题,因为永远不可能有答案!

  本案一审就应该做疑罪辩护,但看了一审庭审记录后,对本案一审辩护水平,老金懒得置评一个字!

  就本案二审而言,本以为二审辩护人一定会为上诉人林森浩做疑罪辩护的,但开庭后方知二审辩护人也做了有罪辩护(再罪轻也是先承认犯罪呀!),这或许与林森浩的有限变供有关,林森浩本人希望通过“只是开愚人节玩笑,无主观故意的杀人动机”以求保命不死,这一变供或干扰了二审辩护人对本案的独立判断,迎合了当事人力求保命的垂死心态,从而沿袭一审辩护思路,在二审继续为当事人做有罪(罪轻)辩护,而制定罪轻辩护策略的依据一是来自林森浩本人的变供:投毒只是为了跟黄洋开个愚人节玩笑,无主观故意;其次仍然是基于对毒物定量的疑问:控方未出示毒物质谱图。
  但林森浩的这一变供却给自己开了个愚人节玩笑,同时也给二审辩护人开了个玩笑,何以见得?

  林森浩说他想在4月1日愚人节给黄洋开个玩笑,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逻辑悖论,因为421宿舍住着三个人而非只有林、黄二人,假如3月31日晚或4月1日早晨从饮水机中放水喝的人不是黄洋,而是另一室友葛俊琦,那么林森浩是不是该变供说是想在愚人节给葛俊琦开个玩笑呢?
  所以,一个存在逻辑悖论不值一驳的变供理由很难成立,不可能为控方及法庭所采信,但却愚弄了被告人自己,而善良的二审辩护人很可能受此变供影响,制定出了错误的有罪(罪轻)辩护策略,将辩护底线降至二审改判死缓的最低辩护要求,因此,整个二审辩护的核心就是质疑毒物定量,其它控证疑点不再顾及。
  但是,法庭犹如战场,法不容情,控方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可能揣着一颗菩萨心上法庭。

  如果林森浩在黄洋病重时能及时向院方说明黄洋是系二甲基亚硝胺中毒,那么黄洋有可能会象朱令一样活下来,但林森浩始终没有主动去作过挽救黄洋生命的努力,在此前提下变供毫无实际意义,因为投毒杀人与失手推人致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投毒杀人是长时间思维的一次预谋犯罪,而失手推人致死是一瞬间发生的,没有时间来预谋犯罪,对此做“过失致人死亡”的有罪(罪轻)辩护具有法理逻辑基础,但针对“投毒杀人案”做“过失致人死亡”的有罪(罪轻)辩护在法理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但是,如果本案将“被告人林森浩不存在故意杀人动机”的命题建立在疑罪辩护之上,对准控方有关盗毒、投毒两大环节所呈现出的一系列疑证展开凌厉的质疑攻势,或令控方作出有限让度,不再坚持要求法庭判处被告人死刑是大概率预期;而当事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获无罪释放有没有可能?如果出现这样的判决结果,这正是“疑罪辩护”的期望目标。
  林森浩在已经承认投毒的供词面前当庭变供,强调自己无杀人动机,而辩护人作出同样的辩护,这在法证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这不是基于法理辩护,而是基于假设性辩护,而假设性辩护必定无解,不可能为法庭所采信。
  本文结束语:

  通过本文分析尤其是第二章分析,本案存在着诸多控证疑点,已经形成了逻辑一致的疑罪辩护链条,因为本案一审中的多个控证疑点未遭质疑,证据不确定,证据之间的矛盾没有被合理排除,这就给二审辩护人留下充分的法理辩护空间在二审为被告人林森浩做疑罪辩护!
  但是,本案二审辩护人在一审有罪辩护逻辑已经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依然延续这一错误的有罪辩护逻辑,继续在二审为被告人林森浩制定了有罪(罪轻)辩护的辩护策略,使之陷入了由自己设下的辩护逻辑自掐的死循环中并被一直延续到了死刑复核阶段而不能自拨。
  所有刑辩律师都希望侦、检、审三方能公正办案,依法办案,但很少对辩方自身提出相同境界的辩护要求,要使一个复杂的重大刑事案件尤其是涉嫌故意杀人这类重大刑事案件得到公正的审判,辩方如果制定不出正确的辩护策略和拥有灵活多变的辩护技术是根本做不到的!
  产生一起疑错案件,不只是侦、检、审三方是否持公平公正立场的问题,辩方在个案辩护水平上技不如人也同样是个问题!

  老金花费四个多月的业余时间用来复盘《复旦投毒案》,是希望更多刑辩律师能从本案中吸取点经验教训,避免今后犯类似的辩护失误。
  由于《复旦投毒案》是三年前发生的,案情复杂,本文研究资料主要来自网络公开的一、二审庭审记录等,不能确定其完整性、正确性,如出现引述错误,是网络公开的一、二审庭审记录等有误,望大家批评指正。
  本文观点为个人学术观点,仅限于对已决案件的法学探讨层面,已不能影响对本案的“公正”判决。

  其次,本文中不少个人观点仍值得商榷,希望看到有更多反驳本文观点的商榷文章出现,共同为提高刑辩技术水平、促进司法公正尽一份力。
  全文完
  附录1:复旦投毒案法庭一审公审记录 http://bbs.tianya.cn/post-50043-1318-1.shtml
  附录2:复旦投毒案一审判决书 http://bbs.tianya.cn/post-50043-1318-1.shtml
  附录3.1:复旦投毒案法庭二审公审记录(一) http://bbs.tianya.cn/post-50043-1318-1.shtml
  附录3.2:复旦投毒案法庭二审公审记录(二,1) http://bbs.tianya.cn/post-50043-1318-1.shtml
  附录3.3:复旦投毒案法庭二审公审记录(二,2;三)http://bbs.tianya.cn/post-50043-1318-1.shtml
  附录4:复旦投毒杀人案二审辩护词(唐志坚) http://bbs.tianya.cn/post-50043-1318-1.shtml
  附录45.1:复旦投毒案二审辩护词上(斯伟江) http://bbs.tianya.cn/post-50043-1318-1.shtml
  附录5.2:复旦投毒案二审辩护词下(斯伟江) http://bbs.tianya.cn/post-50043-131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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