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残杂记•饥饿
　　我生于一九五五年的腊月初三，属羊，所以老年人就说：“腊月羊，跑断肠。这孩子将来命不济呀！”
　　如果按照农历计算，腊月是一年中最后的一个月分，也是北方最寒冷的季节。老北风狂暴地吼叫，猛烈地撕扯着大地，卷起沙粒子似地积雪漫天飞舞，打在脸上刀割似地生疼。如果稍不留意就会冻坏鼻子，甚至冻掉耳朵。这就是北大荒令人胆颤心寒的大烟炮，在这样的天气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全都销声匿迹，世界死一般的沉寂。
　　羊这种动物虽然生命力极强，但在这样的季节要想生存也是很艰难的，更何况又值年关，随时都有充人口福的危险。如此说来，我的命运真是坏上加坏了。所以，我如今虽然已经年已过六旬，却从来没不过生日。
　　对于命运，我历来抱定唯物主义的信念，但是如今回过头总结一下自己的前半生，却又不得不承认，如意的事情少之又少，失意的事情繁之又繁，而第一次遭逢的灾难，就是在刚刚断奶的时候便赶上了那场举世皆惊的大饥荒。从此，我的坎坷也就开始了——如今，我已年过花甲，而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前半生的所见所闻全部发表出来，并希望能为生活在当代的青年们提供一点儿参照，从而在比较之中了解我们现在所获得的进步。
　　邻儿幸获半碗薯，吝食不肯让爹娘。
　　阿娘怒夺不与食，阿爹抚儿心暗伤。
　　这是父亲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一首小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在那个年代，土豆和红薯是绝对的珍贵食品，小孩子贪吃自在情理之中。当饥饿超出了忍耐的限度，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因为饥饿是绝对的，不可抗拒的。它必然要摧毁一切虚伪的信条，使人类迅速地退化到原始森林中去——土豆呀红薯，你们是多么的平凡而又伟大！
　　那一次父亲参加劳动回来，竟然吃了满满的一盆土豆，可他却依然说饿——饿，已经成了一种死亡般的惯力。人们早已失去了“饱”的感觉。粉渣、豆渣、酒糟早已绝迹，所有的树叶都是光秃秃的。于是，有人便发明了一种淀粉，它是用玉米棒粉碎而成的粉状物，连牲口都不吃的东西！
　　记得邻居温二娘家的小姐姐永清饿得直哭，然而，把那东西吃进去，吐出来，再吃进去，又吐出来。她嗓眼太细，实在咽不下那东西。所以，她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好在当时五岁的我还没有完全断奶，四十多岁的老母竟然用她那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我。可是饥饿的母亲又有谁来怜悯呢！
　　一位表舅从哈尔滨回来探亲，给我带来了一包糖果。这是一种黑乎乎的木炭状的东西，据说还是从我们伟大的盟友古巴进口来的。但它决不是如今的巧克力，而是一种用甘蔗的余渣制成的东西。但我却从此知道了什么是糖。然而，听大人们说，县里某领导家的孩子，竟把糖果满地乱扔，当作玩具来玩，而我又从此懂得了什么是差别！
　　

　　老残杂记•我们心中的“乐土”
　　我父亲是老师，在城里的一所小学教书，为了逃避饥饿，只好主动要求调到乡下。
　　在卧古岭的西麓，有座百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虽然算不上山清水秀，却有一派得天独厚的风光。黑土地肥得流油，不旱不涝。春天只要能把种子撒到地里，秋天就指定能够给人一个慷慨的回报。我父亲一直崇拜陶渊明，特别向往那种“桃花源”式的生活，于是那里也就成了我们心中的一块“乐土”。其时，我的一位姨夫在那里当村支书，于是，我们一家便高高兴兴地投奔而去。
　　在城里时，六岁的我天天和母亲到城郊挖野菜，有时费了大半天的功夫，才能挖到浅浅的半筐。母亲难过得几乎流泪，因为挖不到足够的野菜，一家人这一天就只好饿着。另外，城郊的野菜多是不知名的植物，如果不慎就会中毒。记得有一次实在挖不到什么了，母亲就冒险把一种叫“大皮袄”的植物採回了家，结果吃得一家人吐了一天。然而乡下毕竟不同，地里长满了灰菜苋菜苣荬菜和婆婆丁；山上长满了蕨菜、明叶菜、枪头菜和“猫爪子”。若按中医的说法，这些植物都有治病的功效，经常食用还可以益寿延年哩！所以，在我的记忆里乡下总是比城里好。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世界上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我只记得我们一家五口：父母，十七岁的姐姐，十三岁的哥哥和七岁的我，挤挤挨挨地坐着一辆破旧的马车，为了能够填饱肚子，疲惫地奔波在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上。
　　如今，每当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总怀疑并非自己真实的记忆，而纯然是一场古老深沉的梦了。
　　我家在乡下没有房子，只好临时借住大队的养蚕室。这房子是几十年前的老宅，连门窗都七零八落的。这倒不是村里有意歧视，而是家家如此。
　　这房子屋檐低矮，小孩子踩着屋后的土堆就能爬上房顶。房上苫着半尺厚的茅草，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侵蚀早已腐烂；灰绿色的青苔毛茸茸的，一簇簇地挤在一起；墙是土坯的，泥土一片片地剥落，凹凸不平，就像刚刚退毛的狗皮，煞是难看；窗户还是老式的小格子，糊着厚厚的窗纸，风吹在上面嗡嗡作响，仿佛遥远、沉闷的鼓声。所幸的是没看见老鼠，也许，它们早已被那场伟大的“除四害”运动消灭干净了吧？或者也象我们一样，由于饥饿而远走他乡了。
　　然而，我们的心情却格外地平静，甚至新的环境还给我们童稚的生活带来了几许兴奋——我们是坐着村里唯一一辆马车来的，还有一口漂亮的炕琴，里边装着五床被褥和几件衣服。这就足以叫村里人羡慕。
　　小孩子自不必说，大人们也渐渐地围拢过来：探寻的目光夹杂着怀疑，仿佛要从我们身上发现点什么秘密。当时的农民把城里看成天堂，大炼钢铁的时候，年轻力壮的男人，几乎全都跑到双鸭山煤矿当了工人。他们宁肯冒着生命危险下洞挖煤，也不愿呆在这里。然而今天，一个有着正式职业的城里人，却自愿搬到乡下，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不过，乡亲们都十分热情——也许是看顾我姨夫的面子吧？你送碗米，他送把菜，以淳朴的乡情，对这位新来的教员一家表示了真诚地欢迎。
　　“你别看这房子破，解放前还是张瞎子的宅院呢！”
　　姨家的表兄叫小青，比我大一岁的样子。他说这话的意思，也许是想给我一点儿安慰吧？但却引起了我的好奇。
　　“张瞎子是谁？”
　　“就是俺村的大地主啊！”
　　“瞎说，大地主就住这破房子？”
　　我觉得好笑，便公然表示了怀疑。表兄有点尴尬，不由挠着头皮朝四周张望了一下，但四周都是和这老屋一样低矮破败的草房。他似乎有些沮丧，于是便转移了话题。
　　“你知道么？”
　　他神秘地朝老屋的西院看了一眼：“你知道吗？以前那碾坊里吊死过一个小媳妇，一到晚上就吱吱地哭……”
　　老屋的西院是一趟厢房，南头是碾道，北头住着一户人家。然而屋里黑漆漆的，好像没有一点人气儿。
　　“真的？”
　　“我骗你干么！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被子蒙严，不然那小媳妇就会来摸你的头……”
　　“ 呵——”
　　我身上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老残杂忆•恐怖之夜
　　初来乡下的感觉是神秘而新奇的。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迁徙不过是一次有趣的旅行——这老屋只有一铺小炕，住不下我们一家五口，父亲只好领着哥哥住到小学的办公室去。
　　月光从窗纸上透入，昏暗朦胧；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叫，一会儿又陷入了沉寂；有时，我家的小黄狗也跟着凑趣地叫上两声，但又怯怯的。也许它还不知道，从今夜起，这里就是我们永远的家了。小黄狗是我们从城里带来的，因为身材矮小，我们都叫它“板凳儿”。那年头人都有饿死的，而狗却活了下来。
　　这老屋是大队的养蚕室，外屋的墙上挂着一串串的蚕茧。春天来了，肥壮的蛾子已经破茧而飞，就像一只只硕大的蝴蝶，都纷纷奔向月光，敛着羽翅贴在窗上。这使我十分兴奋，便伸出小手不停地捉啊捉……刚来的时候，养蚕的赵大爷给我烧了几只蚕蛹，又香又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过的最美的东西。
　　赵大爷讲，蚕这东西光吃树叶就能生长，还能吐丝作茧，冬天来了就睡在里面，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便破茧而飞。我觉得新奇，于是就想，人要是也能像蚕一样该有多好？吃得饱，睡得暖，还长着翅膀，满天乱飞。
　　沉寂的老屋，渐渐响起了母亲和姐姐的鼾声，只有墙角里的蛐蛐在一唱一和地应答。然而我却兴奋得难以入眠，眼睛定定地盯着花格窗子。灰白的月光衬托出一只只蚕蛾的剪影，一动不动，它们大概也进入了梦乡吧？听赵大爷说，再过几天产完了卵，它们就会慢慢地死去，可是不久又会有新的蚕宝宝来接替它们，吐丝作茧，作茧吐丝……
　　忽然，一声女人的叹息从西厢房里传来，隐隐约约，好像还夹杂着喃喃的低语，过了一会儿，便颤颤微微地哭了起来。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赶紧闭上眼睛——那样的哭声我从未听过：哽咽、压抑，充满了凄凉。
　　想起表兄说的那个吊死的小媳妇，我急忙蒙上了被子，心里打鼓似地乱跳，气儿也不敢大出。然而那声音却越来越近，仿佛分明就在窗外了。我吓得一抖，赶紧拱进母亲的怀里，同时觉得那个小媳妇已经无声地来到了炕前……
　　母亲被我惊醒，接着姐姐也醒了。她们抬头窥探，窗外只有婆娑的树影；我又倾耳细听，原来那哭声还在西院。
　　母亲想了想，说：“是人在哭……你没听她念叨‘老头子呀，你咋走了，扔下我一个人可怎么活呀’——哎，鬼能说出这样的话么？”
　　姐姐也想了想，说对，是人在哭，上学时老师讲过唯物主义，说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鬼。然而，不是鬼又是谁呢？她为什么要深更半夜的哭呢？
　　我吓得一宿没睡，第二天一早母亲就去问邻居黄娘。黄娘听了哈哈一笑：“嗨，那是个寡妇，五八年修大河的时候，他男人叫炮崩死了。如今就剩下她一个人，整天孤孤单单的。她哪天晚上都哭，想男人呗！”
　　接着，黄娘又讲起那寡妇的身世，说她以前是个地主小姐，因为跟家里的长工相好怀了孕，父母逼着她打胎，落下了毛病，所以一直没儿没女。
　　听了黄娘的讲述，我的恐惧已经消除，就问：“黄娘，小青说碾道里吊死过一个小媳妇儿，是真的么？”
　　黄娘想了想说，“光复”那年秋天，官道上来了一队铁甲车，要攻打卧古岭上的军事要塞，可日本人早就跑没影儿了。那帮老毛子没事儿干，就闯进村里找女人。那咱老姚家的小媳妇儿刚过门儿，没来得及躲藏，就叫他们给糟蹋了。小媳妇觉得没脸见人，就在当天晚上躲进碾道吊死了……黄娘说着，便忍不住地骂了起来：“妈了个腿儿，那帮老毛子可骚性了。一见姑娘媳妇就满街撵，吓得鸡哭乱叫——呸，还老大哥呢，他们连小鬼子都不如！”
　　母亲接话道：“可不是，那年正月里我家老朱下乡走亲戚，半道碰上个小媳妇儿叫几个老毛子截住，大冷的天儿，他们就把那小媳妇按在雪地里糟蹋——哎嫂子，你知道不？报纸上说，咱这们二年的饥荒，也是叫他们闹得……”
　　我很用心地听着，但却懵懵懂懂，始终也没弄明白那个“小媳妇儿”究竟为什么要上吊。

　　老残杂忆•意外收获
　　我们从城里搬到乡下，是为了躲避饥饿。其实乡下比城里也好不了多少。队里的牛马大多已经累死、饿死，社员们就像牲口一样的拉车种地。好在春天已经来临，山上、地里有的是野菜和树叶，只要肯吃，活命是没问题的。
　　那天是个日丽风和的早晨，母亲领着我们跟黄娘去採山菜。黄娘家里就老两口，日子好过，用不着野菜充肠。她领我们上山是害怕我们採到有毒的东西——昨天，她和母亲一见面就成了朋友。
　　翠绿的大山岚气迷蒙，站在它的脚下，人就变成了蚂蚁儿。它的高大挺拔令人敬畏，而那无与伦比的雄浑，却仿佛能把一切苦难统统包容。古人所谓的“仁者乐山”，就是这个道理吧？我们奔跑着，欢叫着，一瞬间便融入了这片绿色的天地。
　　附近的山菜已经被人采光，黄娘只好领着我们到更远的大山里去。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不停地走着，兴奋而又好奇。那座蔚蓝的大山，本来就在我们的眼前，可它却好象随着我们前行的脚步在不停地后退：山路拐了个弯，以为就要到了，可是又拐了个弯，依然是弯弯曲曲的山路——山，可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听小青说，那山上有个深不可测的古洞，里边住着一雄一雌两条大蛇，它们日夜守护在那里，不许凡人登临，损伤山上的一草一木。所以那时的卧古岭上什么都有：人参，木耳，猴头……后来日本人来了，要在那里修碉堡、挖战壕，就往洞里灌烟、打枪、放炮，结果把雄蛇打死，而雌蛇却腾云驾雾地逃走。
　　因为那天受过一次欺骗，今天对小青的故事便不再相信，可小青不服，说是千真万确。于是就争论起来，结果争论到最后，把他气得袖子一甩，领着那个外号叫土地伙伴儿跑了。
　　经过十里跋涉，我们的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这里人迹罕至，树林里长满了各种山菜，绿油油，水灵灵。大家都忘记了疲劳，只是尽情地採呀採，把所有的筐和口袋都塞得满满登登。我还捉了一只蜗牛两只蚂蚱，宝贝似地攥在手里。
　　小蚂蚁在树上忙忙碌碌，把一切能吃的东西都一股脑地拖回家去。也许，它们也和我们一样，经过了一冬的饥饿，虚弱的身体正需要补充大量的营养。
　　大蝴蝶摇摇摆摆地飞来了，好像有意卖弄自己的风姿，可是当你想要跟它亲近的时候，它却将羽翅一闪，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蜻蜓也来凑趣了，却不像蝴蝶那样炫耀、招摇，只是悄无声息地跟着你，象好奇，又象窥探，还没等你生出扑捉它的念头，它便倏然刺向兰天，飞得比高高的桦梢还高。
　　突然，远处山坳里，传来小青和土地焦急的喊叫声，在空旷的峡谷中，由于大山的回应，两个稚嫩的声音显得特别遥远悠长。
　　“快来呀——快来……”
　　“呀，不好！”
　　黄娘惊叫一声，扔下菜筐便飞奔过去，母亲和哥哥也紧紧地跟在后边——也许，他们是遇见了那条逃走的大蛇吧？
　　山坳里人声嘈杂，他们好像捉住了什么东西。等我和姐姐赶到那里，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一头比山羊还大的野兽，正在小青的胯下拼命地挣扎，而土地则抡起一块石头使劲地敲打着它的脑袋。碧绿如茵的草地上，到处都是鲜血，还有一只黑乎乎的小东西在血泊中不停地蠕动。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血腥的场面，吓得赶紧躲在了姐姐的身后。
　　“咕咕，咕咕……”
　　密林深处，传来几声动物的哀鸣，好像在焦急地呼唤着自己的同伴。黄娘说这东西叫狍子，肉可香了。
　　狍子是鹿的一种，皮毛棕黄，臀部灰白，雄性有角，吃青草野果和菌类为生——此时，那只温顺的动物正在产仔，却不幸被两个孩子碰上。于是，大家便七手八脚地将它杀死。
　　然而，这个颇带一点儿传奇色彩的故事，却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哀伤。如今，每当回忆起那个血腥的场面，就会从心底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呦呦鹿鸣，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那么美丽温柔的动物，我们为什么要杀死它呢？唉，文明的人类不屑于茹毛饮血，但饥饿和贫穷，却使得那么小的孩子都变得冷酷残忍起来。
　　採了那么多的山菜，又意外地捡了一只狍子，我们今天可真算是满载而归了。黄娘说她的山菜全给我们，她只想要一只狍子大腿。母亲自然无话可说，慷慨地答应了。黄娘一高兴，便领着孩子们扭起了大秧歌。她是村里的美人，更是扭秧歌的高手。她说她年轻的时候能踩四、五尺高的高跷，还能扑蝴蝶、打小翻身。
　　母亲在一旁羡慕地看着，一个劲地夸她漂亮。黄娘兴奋得满面红光，就亮开嗓子唱了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
　　太阳已经落山了，但满天的彩霞却把远近的山峦映照得更加苍翠。我们蹦蹦跳跳地走着，叫着，完全忘记了一天的疲劳。黄娘跟母亲说，回家后她要送给我们二斤洋白面，好叫我家今晚就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狍肉馅饺子。
　　天色渐渐地暗淡下来，觅食归来的鸟儿都成群结队地寻找着各自的巢穴。当月亮升起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出了大山。
　　村头的狗儿叫起来了，隐隐约约，仿佛梦中；一些不辨晨昏的小公鸡蛋子，蹲在树杈上胡乱地打鸣，山谷传应，久久不绝；而满载归来的我们，好像一下都变成了传说中的“小矮人”，正兴高采烈地走在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老残杂记•饥饿年代的美食
　　在那个年代，如果要问一个人最想吃的是什么，他的回答一定是窝头——经历了整整三年的大饥饿，人们的胃口，已经降低到了食草动物的水平。因为后来我听说，同一时期的印度人，宁肯挨饿也不吃玉米，说那是饲料。
　　我们这里地处三江平原，当时是全国主要的产粮区，境况尚且如此糟糕，其他地区也就可想而知了。可惜那时没人调查所谓的“幸福指数”。除了阶级斗争，老百姓的苦难似乎被完全遗忘了。
　　白水煮茄不用油，糟糠肠胃欲何求。
　　窝头一个难果腹，依旧馋涎三尺流。
　　为了一个窝头儿，竟然垂涎三尺，现在的人谁会相信？但这首诗是我父亲正儿八经收入他的诗集《梦外吟稿》里的，所以，肯定不是瞎说。
　　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窝头应该是最粗劣的食物吧？而在那年月却是绝对的美味珍馐。如果每顿都能吃上的话，其“幸福指数”肯定要比当代高得多！
　　那时我家常吃的是野菜团子，即把野菜剁碎，掺上玉米面做成球状，上锅蒸熟就是一天的干粮。然而，叫我不明白的是，南院黄娘的家里却常有馒头可吃。
　　黄娘是我姨妈的干姐妹，我家刚来时，她一见我就特别喜欢。后来就老跟母亲念叨要收我当儿子。母亲似乎也愿意，所以就经常逗我说：“你去给黄娘当儿子吧？她家就老俩口，日子好过，天天吃白面馒头。” 可我说啥也不干，一听那话就大哭起来。黄娘人高马大，我有点儿害怕。更不明白，村里人吃糠咽菜还填不饱，她家为什么会有馒头吃。后来武娘到家串门提起才知道，原来黄娘是村里唯一的女党员女干部，家里开着小食堂，专门招待上边下乡的人。
　　那时的干部肯定要比现在的清廉，但是多吃多占的现象却十分普遍。至于说没有贪污腐败，那是因为老百姓太穷了。你就是叫他们贪污，他们也没地儿找钱去！

　　老残杂忆•硕鼠
　　自从吃了一顿狍肉馅儿饺子，我一直惦记着。那天又去山上採菜时，我就傻乎乎地问小青还能不能再抓一只？小青一听，不由哈哈大笑，说“狍子那玩意儿一蹦比房檐儿都高。你以为是你家的小猫儿小狗儿说抓就抓啊？”我叹了口气，觉着有点儿遗憾，心想要是把那只狍子逮住，放在家里叫它下崽儿就好了。
　　黄娘摸摸我的头顶，觉着可怜，就跟母亲说：“小孩儿老吃菜团子没营养，将来不长个儿的。你得想个办法！”
　　母亲说：“现在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还有啥法儿？”
　　黄娘说：“你家朱老师不是挣现钱儿吗？我领你去双山买点儿黄豆吧？那玩意油性大，给孩子补一补。”
　　母亲觉得奇怪：“哎？这农村社员不都一样分的粮食吗？咋还有外卖的？”
　　黄娘笑道：“这你就不懂了。口粮线儿虽然一样，可有的人家孩子多，吃得少，那粮不就攒下啦！”
　　母亲想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似的：“哎，那就买吧！”
　　村里很多人都得了肝炎，面黄肌瘦——当干部的可以走后门买点儿白糖，普通社员也就只能挺着了。
　　採菜回来时，母亲跟黄娘去了双山，果然把黄豆买了回来。用一条小面袋儿装着，小心翼翼地放在厨房的碗架柜上。晚饭时每人分了一羹匙盐煮豆。吃完，我和哥哥就叮叮当当地放屁。
　　第二天早晨，母亲起来做饭，一进厨房，不由得大吃一惊。只见黄豆撒了一地，放在碗架柜上的面袋儿也没了踪影。姐姐听见母亲的喊声，吓得一骨碌从炕上爬起跑了出去。
　　“妈，这一定是大耗子干的。”
　　“可不是，昨晚闻着味儿了！”
　　娘俩说完，又气又恨，就在屋里四下搜寻，终于在厨房的北墙角找到了一个耗洞。母亲拿起铲子就挖，把屋地挖了好深一个大坑。果然，黄豆袋子就藏在里边。
　　母亲高兴得大叫，一把手拽了出来，仔细地看了又看，说幸亏豆子还在，只是少了一点儿。一边骂一边把洒在地上的豆子，一粒一粒捡起装进面袋，然后踩着板凳高高地挂在了房梁上。一只燕子受了惊吓，匆匆飞走了。几只小燕儿张着大嘴叽叽喳喳乱叫，就像一群饥饿的孩子——那时的房子没有天棚，每当春天，燕子就钻进屋里在房梁上做窝儿。
　　姐姐说：“妈，咱不是还有半麻袋苞米么？它再来偷咋办？”
　　母亲恍然大悟似地哦了一声，急忙又去查看苞米袋子。果然，麻袋角已经咬了个大窟窿，苞米也撒了一地。
　　母亲想了想，就让姐姐找来一块木板放在墙角，在木板上扣了一只酒盅，在酒盅下边扣了一块干粮，然后又把一只海碗小心翼翼地搭在酒盅上边——这种变戏法儿似的玩意，引起了我的好奇，等母亲弄完，我就躲在一旁偷偷地观看，可是等了半天也没个动静。这时已经日上三竿，母亲和姐姐忙活着做饭，我就逗着小黄狗玩儿。
　　那只刚刚飞走的燕子又飞回来了，嘴里叼着一条白嫩的虫子，忙不迭地塞进一只小燕的嘴里又飞走了——现在村里村外到处都有虫子，小燕儿的日子可比我们幸福多了。忽然吧嗒一声大碗扣下，母亲和姐姐回头一看，不由吓了一跳。只见大海碗在板上霍霍乱动，就像底下有个小人儿在顶着行走。
　　母亲胆怯地叫道：“嗨，好大一只耗子哎！” 姐姐急忙躲在母亲身后：“妈，这可咋办呀？” 母亲想了想说：“等你爸回来吧，他胆儿大。”
　　我们静静地看着，大海碗停了一会儿，又霍霍地动起来，眼看着就要从板上掉下去了。母亲没法，只好咋着胆子把碗悄悄地挪到板子中央，然后又压上了一块砖头。
　　这时，恰巧父亲和哥哥回来了，都很高兴的样子——昨天父亲去中心校开会，曹校长传达上边精神，说是为了度过饥荒，今年允许搞小开荒，种自留地。所以，一大早他们就到山坡上去观察，看看有没有可以开荒种地的地方。
　　母亲一见父亲，好像来了救星，急忙摆手招呼：“快来快来，扣住了一只大耗子！”
　　父亲瞅了瞅二话没说，轻轻把大碗掀起，露出一道小缝儿。那耗子不知是计，还以为谁来救它，可是刚一伸出尖尖的脑袋，却被碗边儿压住。
　　父亲掐住耗子的耳朵，拎起来一看也有些吃惊：“嘿，好一只硕鼠，又大又肥——哎，这要在南方，倒能做一盘好菜！”
　　父亲说南方有一种木弩，就是专门用来射老鼠的。吃老鼠不用剥皮，放在炭火上烧烤。 母亲使劲推了他一把：“哎哎，说啥呢？恶心死了！” 父亲笑道：“嘁，这你就不懂了。耗子尽吃粮食，比猪还干净！” 母笑问：“你吃呀？” 父亲把眼睛一瞪：“哎，你敢做我就敢吃！” 母亲吐了一口：“少废话，快把它摔死，不然跑了！”
　　父亲刚把老鼠举起，却被哥哥拦住，用根线绳儿把那畜生的后腿一系，兴冲冲地拎着走了。
　　我们一出大门，恰巧遇着小青和土地。哥哥把老鼠挂在树上叫他俩用弹弓射，一气儿射了七八下。老鼠被射得吱吱乱叫，大伙就拍着巴掌哈哈大笑。射够了又浇上煤油用火烧，直到把它烧成了木炭——妈的，狗日的老鼠，看你以后还敢偷嘴不？
　　这件事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一直记着。后来上大学时，我们班有位南方同学，我问他在困难时期吃没吃过老鼠。那位同学挺不高兴，说他们吃的叫竹鼠。竹鼠以竹笋为生，个大体肥，是难得的佳肴。至于木弩，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兵器，可以打猎，也可以杀人，怎么能用来射老鼠呢？

　　@江城古柳 问好江城大哥！
　　本来把目录顺过来，是想按照纸制品书的排版用“………………”，后面写“1楼、2楼……”，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的，编辑完显示乱七八糟，也就是说，系统不支持这种编辑。没办法，只能一点点删除了。

　　@江城古柳 等有时间作图编辑。

　　@江城古柳 江城大哥，是不是传落下了《意外的收获》？如果是落下了，可以贴上来，帮您挪一挪。

　　老残杂忆•我们的新居
　　在养蚕老屋好歹熬过了一冬，第二年开春父亲就张罗盖房子。那时农村的房子有好多种：土坯的，拉克辫的，干打垒的，草筏子的……但最好的还是土坯的。
　　在农闲的时候，要盖房子的人家首先就是脱坯。脱坯是一项很繁重的劳动，先由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和上一滩粘泥，掺上铡碎的乱草或麦余子以增强拉力，然后选一块平整的场地摆放几只木制的坯模子，坯模子大约有四指厚，一尺宽，尺半长，把和好的粘泥填在模子里用手抹平拔出即成。等到晒干，就可以使用了。
　　用土坯盖的房子，墙面平整，四角见线，如果用上好的沙泥罩面，几乎可以和砖房比美。这是当时农村最好的房子，主人家也常常以此为荣。不过盖这样的房子费事，一块土坯从脱制到晒干，至少需要十天的时间，如果赶上下雨就更麻烦了。所以相比之下，用拉壳辫就省事多了。
　　那时候，我们这里的自然环境还没有破坏，从十里地外的草甸子拉回两车茅草，竖起房架，再和上一池子稀泥，将草把按在池子里打两个滚儿，就可以上墙了。砌墙的人，泥猴子似地蹲在墙上，接过草把就麻利地编织起来，一层层一直编到房脊，然后苫上草盖儿，这房子就算盖成了。
　　当时已经开始春耕，地里活忙，乡亲们只用了两天时间，帮我家把大筒盖完，就下地干活了。父亲教书脱不开身，抹墙的活儿就只好由姐姐和哥哥承担下来。可以想见，对于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件很繁重的劳动，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一点儿也没觉得苦累，反而整天有说有笑的。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填饱了肚子，并且很快就要有了新家。
　　我家的房子是拉克辫的，在当时虽然不算最好的，但肯定是比较好的。因为村里还有人家住着低矮的马架子和地窨子，简陋得就像原始人的洞穴，使人自然地联想到那些居住在“半坡村”里的远古祖先。
　　这里是完达山的支脉，多数人家的住宅，还保留着古代鞑靼人的习俗：一幢房分两半，外边是厨房，里边是寝室；寝室也分两半，南边一铺炕，北边一铺炕；中间是屋地，空落落的。一家人如果有了已婚子女，南炕是老两口，北炕是小两口。两炕间距不过三米，南北相望，一览无余。所以，既使新婚三天的小两口儿，要想亲热一下也要熬到晚上。因为晚上小两口儿的炕前可以拉幔子了，就象戏台上的剧幕一样。只是幔帐里不敢点灯。不然可就成了驴皮影了。
　　南北大炕是这样的不文明，以致经常闹出一些不雅的笑话。所以我家盖房时，顺子叔讲的那个故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至今还清晰地记得。
　　说是某村有一间房，南北炕分别住着两户人家。北炕是一对新婚小俩口，南炕是一伙推牌九的。晚上小俩口拉上幔子想睡觉，可是南炕不消停。于是，小俩口便玩起了游龙戏凤。起初小媳妇还忍着，渐渐地就放出声儿来。男人问媳妇好不好？媳妇说好，浑身麻酥的。不想这话叫南炕那伙儿耍钱的听见了，一个个都捂着嘴偷笑。偏巧其中有个麻子输了钱，以为小媳妇是说他，就顺口骂了一句：“妈的，用你管？麻输麻有钱！”
　　大伙听了都哈哈笑。二狗立刻搭茬儿，说顺子叔讲瞎话，不招人信，其实村里还有比那事儿更花花的。顺子叔一听马上追问，追问了老半天，二狗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实情。
　　原来，老德好的大儿子在城里上班，媳妇和公婆住南北炕。有一天晚上老德好下地撒尿，完事就钻进了儿媳妇的被窝，儿媳妇吓得喊叫起来，可老德好却说走差了。儿媳妇不敢在家呆，半夜三更地跑到他家去找宿儿，第二天进城就再也没回来——大伙听完又笑，说那老家伙最骚性，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在村里的二百来户人家中，我家屋子的格局是与众不同的：两炕之间不是南北相对而是连成一体，在中间打了一堵间墙，这样就隔成了一大两小三个房间。据说这在南方叫“老少屋”，居住起来十分方便。然而，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改革，却引起了乡邻的议论。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赞成的说：“你看人家城里人脑瓜就是聪明，那样式的屋子，住起来多方便！”
　　反对的说：“方便什么呀，南北炕有啥不好？难道不是咱们老祖先留下来的？一家人讲啥方便不方便！”
　　结果，议论到最后，赞成的少，反对的多。所以，从那时起直到我考上大学离开村子，其间虽然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可是南北炕依然是南北炕，挂幔子依然是挂幔子。

　　@松声竹韵BB ：“意外收获”一节已经上传，麻烦补上。谢谢！

　　老残杂忆•父亲的田园之梦
　　一
　　从记事时起，父亲就经常向我们夸耀：“我家是书香门第，诗礼传家。将来你们做人可得有个样子。”
　　我那时小，不懂这话的含意。待到上了大学以后，才恍然大悟似地明白：“书香”者，乃书中之霉气也。至于门第的“第”，就更挨不上了。“第”在古代是指皇上钦赐的豪宅，高屋大厦，翎顶辉煌。但我家自曾祖以下，世代以教书为业，无寸功报效国家，何得隆恩眷顾？这“门第”之说究竟是从何说起呢？所以，如今我和儿子虽然都是大学毕业，但对“书香”和“门第”之说，却一直敬而远之。因为那四个字太金贵，咱小家小户的承受不起。
　　我这样讲，并不是搞什么“黑色幽默”，而是实实在在的有感而发。因为自从清末科举制度被废，旧文人的社会地位，便一夜之间由天上跌落到了地下——“穿长衫”而“站着喝酒”；知道“回”字“有四样写法”却买不起一碟“茴香豆”。于是，渐渐地连他们自己也瞧不起自己了。“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不知出自何年何月、何人之口的老俗话，多少年来，一直成了他们自我解嘲的口头禅。
　　不过，要说旧文人“百无一用”也未免过甚其说，因为在那时的中国，至少还有两个行当少他们不得，就是教书和写诗。虽然比不得做官为宦，倒也还没有沦落到“臭老九”的地步。况且，教书可以养家，写诗可以扬名。归根结底，读书还是有用，倒也不算是瞎耽误工夫。
　　父亲生于民国五年，虽然没赶上“八股取士”，但他从小跟爷爷读私塾，没进过洋学堂，而且后来又自己设馆授徒，舌耕有年。论出身，划成份，自然要归入旧文人之列。所以写诗，也就成了他在教书之外的另一个本行。
　　父亲原本在城里小学教书，为了逃避那场可怕的饥饿，不得不主动要求调转到乡下，在卧古岭西麓的杏山村落了户。虽然吃糠咽菜也填不饱肚子，但是那种牧歌式的乡野生活，却极大地引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不但自己写诗，还每天领着我们背诗。时间一长，连念书不多的母亲都受到了熏染，也跟着我们一块背了起来。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可不知为什么，她老是把“啸”读成“哨”。父亲纠正了两回她不听，也就只好由她——这是一个诗的集体，诗的家庭。而隐居乡间，晴耕雨读，做那桃花源式的美梦，则是父亲理想中的最高境界。

　　二
　　一九六二年的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不仅家家户户分了自留地，还允许搞小开荒。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虽然从来没有干过农活，这时也擦拳磨掌，跃跃欲试了。那天，他特地从供销社背回了片镐、锄头和铁锹，还有一对小车轱辘。这轱辘全是铁的，很结实也很沉重——胶皮车轮那是好几年以后才有的。
　　父亲用木头作了一副简单的车架，按上轱辘，一件小巧而又实用的交通工具就诞生了。一向令人敬畏的父亲，如今一反常态的平易近人，这使我们大为感动——饥饿，已经把他从一个孤傲冷漠的教书先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
　　东风无语到天涯，处处吹开野杏花。
　　昨夜千山万树雪，今朝一岭百重霞。
　　榆墙夹道方生叶，柳线垂篱已吐芽。
　　淡绿绯红过曲巷，来寻田老问桑麻。
　　村东的山坡上，是一大片柞树林，遮天蔽日，郁郁苍苍。柞树属于北方杂木，不成材的。然而在记忆中，我却一直对它怀着淡淡的眷恋和永久的情思。
　　柞树的叶子宽大，仿佛小孩儿的手掌；春天是碧绿的，半透明的，可以养蚕，就像南方的桑树；秋天经霜一点，就变成了枫树一样的火红，登高远望，还真有点“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气派。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它们的果实——橡子。
　　橡子是一种黄褐色的坚果，椭圆形，拇指大小，每个都戴着一顶斗笠似的小帽子；把小帽子摘去，就是橡果了；橡果粒粒饱满、圆润光洁，又像和尚手里的念珠了；如果给它画上鼻子眼睛，它就是活脱脱的小精灵了——养蚕的赵大爷说，康德八年闹饥荒，人们曾把橡子磨成面粉掺上苞米面蒸干粮。母亲听了就要采回一些尝尝，可黄娘不让，说那玩意又苦又涩，吃了大便不通。她骂赵大爷是老犊子，没事儿尽出馊主意。
　　柞树林里杂草丛生，茂密而凌乱。去年的败叶还没腐烂，散发着似有若无的芬芳。父亲选好了一块空地，简单地交代了一下劳动的程序，姐姐和哥哥便急不可耐地动起手来，连刨带挖，一会儿就翻出了黑油油的一片。
　　这样的劳动十分简单，就像原始人的刀耕火种：先用镰刀割去杂草，然后用片镐把草皮一块块地掘起打碎，堆成蚂蚁窝似的小土堆——埯子，再把洁白的倭瓜籽撒在里面踩实，这件工作就算完成了。可惜，这块空地实在是太小了，小得还没有我家的两间房子大。只是土质却分外的好，又松又软，油黑发亮。赵大爷说这地有劲，秋后肯定能结出又大又甜的倭瓜来！
　　一想到又大又甜的倭瓜，大家干得更欢了。大约只用了一顿饭的功夫，这块小小的处女地就被我们的撅头开垦出来。姐姐点着手指数了数，一共有二十来个“蚂蚁窝”，二十个“蚂蚁窝”就是二十来个又大又甜的倭瓜呀，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可真够辉煌的了！
　　哥哥余兴未尽，挥起镰刀朝一棵小树砍去，不想却遭到了父亲的呵斥。哥哥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都呆呆地望着父亲。然而父亲并不说话，只是皱着眉头看了那棵被砍倒的小树一眼，默默地扛起片镐向密林深处走去。
　　如今回想起来，那时的父亲，并不懂得环境保护的道理，他的行为完全是传统的、纯真的，表现了一个旧文人对于自然山水的深切眷恋。在他看来，有山就该有树，有树也就有了风景；有了风景才住着舒心，活得自然。于是，我们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在林子里四处寻觅起来，每当找到一块空地，哪怕只有巴掌大小，也像发现“新大陆”似地高喊：“嗨——这又有一块！”
　　大家听了便循声而来，兴奋地抡起片镐，挥起镰刀……就这样陆陆续续地，在整个春天里，我们一共开垦出了大约有十几块林间荒地，有大的，也有小的，但最大的依然没有我家的房子大——除了倭瓜，还种了玉米土豆和甜菜——甜菜可以熬成糖稀，用来补充我们缺乏的营养。
　　几亩林田芳草发，山溪荡漾水含沙。
　　耕耘本为农家事，五柳门前学种瓜。
　　也许是老天照应吧？今年的雨水特别调和。倭瓜、玉米、甜菜、土豆，不论什么都生机勃——玉米很快就窜起半人多高，舒展着宽大修长的叶子；大倭瓜也不甘落后，长长的蔓子自由自在地伸张，有的爬进草丛，有的攀上树枝，都开着金灿灿的黄花。
　　姐姐和哥哥小心翼翼地侍弄着它们：除草、培土、施肥，还打来泉水一勺勺地浇灌。田间的劳动是辛苦的，简单、机械，仿佛永远重复着一个动作。但是姐弟俩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还时不时地议论着，争辩着，就像老农那样煞有介事地预测着秋后的收成——饥饿已经使孩子们过早地成熟了。
　　然而我却不关心那些，只顾在林间玩耍。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撵蝴蝶；小蚂蚱在脚下跳来跳去，小蝈蝈也在草丛中忘情地唱歌……小黄狗汪汪地叫起来了，黑铃铛似地眼睛惊恐地盯着密林深处。我们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有动物在奔跑。突然，一只大鸟冲天而起，红冠子，绿尾巴，浑身五彩斑斓，飞翔的样子像孔雀又像传说中的凤凰。
　　父亲说古书上叫“雉”，也叫“翟”，是吉祥的鸟类，也是山林的象征。然而，表哥小青却觉得好笑，说那是野鸡，在这山里随处可见。去年冬天他还在柴垛里捉了一只，全家吃了顿饺子，味道特别鲜美。
　　这里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了父亲一心向往着的田园之梦——是的，还是父亲说得对：有山就该有树，有树才有风景；树是山的儿女，也是山的灵魂。

　　三
　　秋天里的山林是紧张而繁忙的，不论人和动物，都尽情地收获和享用着大地的恩赐；秋天里的山林是绚丽多彩的，柞树红了，桦树黄了,只有松树依旧，却默默地增长着年轮。
　　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小松鼠，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树枝上，把噙在嘴里的橡果偷偷地运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小松鼠本该生活在松林里以松子为食，但是我们这里松树不多，且又不到结子的年龄，所以，它们也就只能以橡果为生了，一如我们这些饥饿的孩子把倭瓜和野菜当做粮食一样。
　　小刺猬也蠢蠢欲动了，但它们却是山林里的懒汉，不劳而获的偷儿。我们经常发现它们躲在地里偷吃我们的倭瓜。我和哥哥都愤愤不平了。然而姐姐却从不让我们伤害它们，说它们是动物，并不知道这倭瓜是我家种的。在冬眠之前它们必须补充足够的营养，否则就会在冬天死去。姐姐读过初中，知道得很多，也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们热爱山林，山林也不辜负我们。在这金色的季节里，终于给了我们一个慷慨地回报：金灿灿的玉米，亮晶晶的倭瓜，甜菜和土豆都堆成了小山。父亲高兴，随即口占一绝。那种丰收的快乐，真是溢于言表。
　　种薯东山下，秋收几百斤。
　　龙珠初炫目，凤卵更怡人。
　　一亩银元宝，万枚锦绣纹。
　　莫言天赐福，唯我苦耕耘。
　　把土豆比作“龙珠”“凤卵”，现在的人听了会笑掉大牙。但在那个年代，土豆是可以救人活命的——听姨家的表姐说，有次她跟姥姥去哈尔滨的老姨家，在火车站看见一个人，要花十块钱买人家的几个土豆，可人家不卖。那人气得当场把钱撕得粉碎。
　　父亲真有先见之明，一直放在家里的小铁车终于派上了用场。那些日子，我们就像忙忙碌碌的小蚂蚁，把丰收的果实一车车，一趟趟地运回了家，直到很晚。
　　田家少闲日，秋里劳更勤。
　　月伴归人影，老屋犬狺狺。
　　父亲说“狺狺”是狗叫，我说不对，狗叫是“汪汪”；父亲说写诗要用古文，只有这样才有意境。我听不懂，以为古时候的狗都这么叫，可是学了两声，一点也不像。
　　今天是中秋节，从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吃上了月饼。这是一种极其珍贵的食品，不但很难买到，而且价格不菲。父亲是个极其俭省的人，俭省得几乎近于吝啬。要不是今年的收成好，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破费的。
　　热气腾腾的倭瓜端上来了，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倭瓜是切成整齐均匀的三角，黄亮亮，水汪汪；土豆开花裂瓣，就像一朵朵含苞欲放的棉桃，朝着我们傻傻地微笑。另外还有黄瓜柿子茄子和辣椒，都是我家园子里的出产。在这欢庆丰收的节日里，我们把从地里的所有收获，都一股脑地摆上了餐桌，借以向丰收之神献上我们的敬意——这是劳动的果实，也是大自然的惠顾，我们应该像大地山川，日月风雨感恩！
　　小黄狗在我的脚下急切地绕来绕去，正在寻找吃的东西——是啊，看着人们大吃大嚼的样子，它能不急吗？我偷偷地扔了个土豆给它，不想却被母亲发现，她将一把土豆皮洒在地上，说“不要糟蹋粮食，还是让它吃这个吧！”
　　我觉得委屈，难过地望着姐姐——连山里的小刺猬都可以偷吃我们的倭瓜，家里养的动物，为什么要苛待它呢？可是这能怪母亲吗？饥饿已经使她变得这样的节俭，以至几粒小米掉在地上，都要珍惜地检拾起来！
　　昨夜下了一场清霜，我家园里的花草，一眨眼就枯萎了。纷纷扬扬的落叶，漫天飞舞，飘飘洒洒地扑向大地。它们是大地的儿女，经历了春生、夏緑、秋黄，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呵，我们不喜欢冬天，但冬天还是来了！

　　四
　　过冬了，家家都忙着封窗户，可封完了窗户还是个冷。父亲给学生批改作业时不住地用嘴呵笔，还把棉被披在身上。
　　满山积雪压荒村，天地苍茫了无痕。
　　偶见儿童过曲巷，不闻瘦犬吠柴门。
　　衰翁畏冷拥棉絮，老妪驱寒弄火盆。
　　直欲长眠浑似梦，春风杨柳为招魂。
　　黄娘教母亲用黄泥做了个火盆儿，把做饭的余火从灶坑扒出放在里边，这才觉着暖和了一些。母亲坐在旁边打麻绳，我就和哥哥抢着烧土豆和黄豆粒，可是火盆里的火不到半个钟头就灭了，屋里依然是冷，连放在柜盖上的钢笔水瓶都快冻实心儿了。
　　我的手脚起了冻疮，又疼又痒。想起山林的小刺猬，就好奇地问姐姐，书上说人也是动物，可为啥不能像小刺猬那样冬眠？姐姐想了想，半天也没讲出个所以然来。母亲说，人要是能像刺猬那样冬眠就好了，不光省粮食，也少遭多少罪。父亲接茬儿道：“其实，人也可以冬眠的。晋朝的刘伶不就是一醉三年吗？可惜……”母亲把手一摆说：“得得，如今能填饱肚子就算祖宗吉祥了。你还想喝酒？”
　　父亲叹了口气，继续判他的作业。他虽然好饮，但至今已经三年滴酒未沾了。
　　乡村的冬天是寒冷而漫长的；冬天的乡村是沉寂而难挨的。天特别地冷，刮鼻子刮脸儿，冻得连小狗都不敢出窝。太阳也似乎被这寒冷吓住了，天已经大亮，还是赖在山坳里不肯露面，直到八九点钟才懒洋洋地爬上山梁。然而，又升得矮矮的，光线也是淡淡的，只在天上晃了一会儿，便匆匆忙忙地跑回家去了。
　　昨夜一场大雪，出山的路都被封死了。除了马拉爬犁，无论什么车辆都不能通行。听养蚕的赵大爷说，过去的北大荒比现在的雪还要大，连路边的地窨子都埋上了。没办法，人们只好挖洞出入。赶爬犁的老板子眼神不济，还以为那是个小雪堆，一加鞭呼地一下就从上边穿了过去，可是回头一看却吓了一跳，只见从雪堆下边钻出好几个小人儿，还扯着嗓子乱骂：“我x你妈呀， 咋把爬犁赶到人家的房上来了！”老板子以为遇见了鬼，抡起鞭子望风而逃。
　　快过年了，我们天天盼着。白面、豆油、猪肉、鸡蛋、粉条什么好东西都要等着过年，所以，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觉着活得像个人样儿。可是年老也不来。于是，我就偷偷地撕黄历。

　　五
　　过年了，父亲用苞米换了点儿酒，每顿都要喝上两盅儿。母亲有点心疼，便忍不住地唠叨，说好不容易收点儿粮食，就算暂时吃不了，也应该储存起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来年还说不定是个什么样子？然而父亲却振振有词，说当年陶渊明做彭泽令，把公家拨给他的几十亩地，全都种了粟米造酒。自古琴棋相伴，诗酒不分，这叫文人的雅兴。母亲觉得好笑，就顺口顶了一句：“陶渊明是谁呀？你怎么能跟人家比……”
　　父亲一听话里有刺，不觉勃然色变，猛地一拍桌子，连酒盅都掉在了炕上：“我怎么就不能跟他比？他虽然当过几天县令，可最后还不是回家种地？——哎你说，我怎么就不能跟他比？难道我还当不了个县令吗？”
　　自古落魄文人都犯这病，你可以说他放荡不羁，狂妄自大，也可以说他时乖运蹇，一事无成，但就是不能说他不会做官。因为在他们眼里，做官是读书人的本分，是件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如果笨到连官都不会做的话，那简直就是个百无一用的废物了。
　　母亲觉得失言，不再搭腔，可是父亲却喝起没完；喝着喝着就耍起了酒疯；把酒盅往地上一摔，躺在炕上嚎啕大哭； 骂母亲是“马前泼水”的“崔氏女”，说自己是砍柴读书的朱买臣。骂了半天还不解恨，又朗诵了他的一首新作《七律•答程生》
　　淡泊生涯何谓贫，冰为心肺水为身。
　　吟风诵月篇篇妙，唱种歌耕句句真。
　　凭我一腔诗浪起，洗君双睛眼光新。
　　愚氓不屑村夫子，如此村夫有几人。
　　上大学以后，学了古代文史才知道，其实，陶渊明活着的时候并有没多少人欣赏他的田园诗，而是叫他“村夫”。可是父亲既以“村夫”自居，却骂别人是“愚氓”，未免有点儿好笑。不过，在生活上父亲是个很有节制的人，自从耍了一回酒疯，就想把酒戒掉。因为喝酒吟诗虽然高雅，却挡不住饿肚皮。就算你真是陶“五柳”，也不能叫老婆孩子跟着喝西北风吧？
　　记得陶渊明曾在诗中诉说自己如何穷苦，甚至在灾荒年头和乡亲们一块出去要饭，其实纯属瞎编。据我所知，始安太守颜延之，有回路过浔阳，一次就给了他两万铜钱，可他既不买房也不置地，却一股脑地存在酒店里喝酒，可见他家并不缺米儿。因为人家毕竟是正儿八经的诗人，叫他沿街乞讨，政府丢不起那份人。而相比之下，父亲能算什么呢？况且现在是“困难时期”，听说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不吃红烧肉了，你一个平头百姓还想喝酒？
　　然而，好不容易忍了几个月，母亲又觉得他可怜，说：“喝酒可以，你辛辛苦苦挣钱养家，难道还不该有这点儿享受？只是以后不能再用自家的粮食去换，因为现在市面上已经能买到酒了。”说着就把一只大肚瓶子交给哥哥，叫他放学的以后从供销社打回几斤来。父亲有点不好意思，但紧锁着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我家有一块砚台，方方厚厚的。据说还是我爷爷的爷爷用过的玩意儿。不过，到了父亲这辈儿，“毛锥”已经换成了钢笔。所以这块经过精雕细刻的石头，也就被随手扔进了装满杂物的箱子。今天，父亲就像挖宝似地把又它翻捡出来，洗了洗，擦了擦，并郑重其事地摆放在办公桌上。他说他要装饰一下屋子，还要画几幅国画贴在墙上。
　　母亲讲，解放前有一段时期，父亲曾以卖画儿为生，虽然收入微薄，倒也勉强度日。不久八路军来了。有天一个军官拿着两张照片叫他放大，说一个叫朱德，一个叫毛泽东，是咱中国人民的大救星。父亲一听，不由肃然起敬，赶紧用心用意地画完，连钱都没要。那军官觉得父亲是个人才，就动员他参军，可父亲不愿当兵，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队伍，就推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他要走了没人养活。那军官无话可说，也便作罢。后来每当提起这事儿，他都要惆怅一回，认为错过了一生最好的一次机遇。那时共产党的队伍缺少文化人，如果干到现在，说不定还真能混个“县令”哩！
　　父亲据案作画，七岁的我便作了他的研墨书童。那时候只有这样磨出来的墨汁，没有其他颜色的颜料。因为肚子还没填饱，谁有闲心琢磨画画这些事儿？然而父亲却自有他的妙法。因为我家的园子里栽种着许多花草，每当春季便陆续开放，赤橙黄绿，应有尽有。
　　昨夜下了一场小雨，满园落英缤纷。父亲把沾在地上的花瓣小心翼翼地捡拾起来，放进蒜缸捣碎，挤出汁液，再兑点胶水，各色颜料就做成了。
　　父亲先画了两幅工笔草虫送给姐姐，又画了几幅写意山水，就贴在了屋里的东墙上。我们看了都觉着特别亲切，因为那是我们家乡的风景，也是我们生活于其间并且深深热爱着的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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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残杂忆•杏花村里的坏孩子
　　一
　　日暮苍茫里，独步下丹崖。
　　雨后山多翠，风偏禾尽斜。
　　虫肥招鸟雀，瓜嫩聚村娃。
　　又寻田老去。依旧话桑麻。
　　这是父亲的又一首田园诗，我不敢说它的意境有多美，但如今回忆起来，五十年前的那种牧歌式的乡野生活，却依然历历在目。
　　那时的孩子上学晚，不满九岁学校不收。我在家里呆不住，每天除了跟姐姐上山，就跑到村里的井台旁边去玩儿。那里鸡鸭鹅狗，猪马牛羊什么都有，一天到晚总是熙熙攘攘，热热闹闹。
　　一头老母猪领着一窝崽子哼哼唧唧地跑来，躺在泥坑里打了个滚儿，一眨眼，白猪就变成了黑猪。
　　一只大公鸡撵着一只小母鸡踩蛋，小母鸡在前边跑，大公鸡在后边追。小母鸡一亮翅儿，扑啦啦飞到了树上：大公鸡抬头瞅瞅，只好悻悻地走开。
　　一头牤牛要和一头母牛交配，母牛在前边跑，牤牛在后边追，一追追到墙角里，母牛跑不了了，牤牛就扬起前蹄搭在母牛身上使劲儿一拱，母牛哞地叫了一声，然后各自走路。
　　一会儿又跑来一条小母狗，一群牙狗（公狗）跟在后面，小母狗带搭不理地东张西望，可是赵大边儿家的大黄一出现，它立刻躺在地上四蹄朝天地撒欢儿，还伸出舌头舔大黄的鼻子，大黄趴下身子使劲一戳，它们就粘在了一起。
　　大黄是个凶悍残忍的霸主，村里的母狗都是它的妃嫔。它的种子绵延不绝，一直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在城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动物。于是，就坐在饮马的大石槽上观看。正看得津津有味，不知从哪钻个小男孩来：粗眉毛，三角眼，笑嘻嘻地凑到我跟前。
　　“以（你）是小翎儿吗？”
　　“嗯，你是谁？”
　　“我叫小百岁。”
　　“你找我干啥？”
　　“哎，以（你）想吃瓜吗？”
　　瓜？自从下乡以后，我只听父亲在他的诗里提过。小百岁用手比量着，说瓜可甜了，村外的地里就有。如果我要想吃，他可以领着我去。我觉得好奇，肚子也有点儿饿，于是就傻呵呵地跟他跑了。
　　东山坡下的瓜地，绿油油的一片，东边是苞米，西边是高粱。瓜地中间有座三角形的窝棚，一个老头站在那里张望。
　　小百岁看了半天，说他方才已经去了一趟，再去，老瓜头认出来就不给瓜吃了。如果我把衣服借给他穿会儿，他就去要个瓜给我。我以为他说的是真话，加上一心想要吃瓜，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
　　那天，我穿的是白布衫蓝裤子，城里孩子的打扮，而此时的农村孩子只穿着裤衩和背心。
　　小百岁穿上我的衣服美滋滋的，一猫腰便钻进高粱地里去了。我坐在桥头等啊等，一直等到太阳偏西，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手里攥着一个鸡蛋大小的緑东西给我；我咬了一口恶苦，说他骗人，就扔在了地上。小百岁说他不是骗我，是老瓜头不给摘好的。于是换回衣服，各自回家。

　　二
　　家里，母亲在厨房做饭，父亲在屋里吟诗——踱着方步，皱着眉头，一副冥思苦索的样子。
　　自从搞了小开荒，父亲写了许多诗，写完就读给我们听，如果有谁听不懂就修改，然后用蝇头小字儿抄在纸儿上，装订成册，宝贝似地藏在衣柜里。
　　那时我们这里没人懂诗，他也从来不给人看。当时我们都不能理解，日子这么艰难，他怎么还有那份儿闲心？也许，他真以为自己是陶渊明吧？可陶渊明做过县令，他却连个小学校长都没当上。否则我们还会因为挨饿来下乡吗？
　　“朱老师在家不？”
　　门外有人说话，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儿。母亲开门一笑，客客气气地让进屋来。这人姓郭，是我们队的队长，平时都叫他老队长。不知他忽然登门有什么事情。
　　父亲给老队长倒了杯凉开水，问他有什么事儿。老队长盯着我看了半天，一脸怀疑的神情。我从小文静，人家都说我像小姑娘。
　　“这是你老儿子吧？”
　　“是，他怎么了？”
　　“这……”
　　老队长犹豫了一下：“方才老德好说他偷瓜……”
　　“什么？”
　　父亲立刻瞪大了眼睛：“有这事儿？”
　　“哎，”
　　老队长勉强一笑：“光偷瓜也就算了，小孩子嘛。可他偷完了瓜还骂人。把老德好气得……我是队长，不能不管吧？得，跟你说说就是了，我走。”
　　老队长一走出房门，我立刻吓得浑身发抖，本想说话，可是一看父亲愤怒的样子，只觉得脑袋一片空白。突然啪的一声巨响，我的脸一下子胀大起来。
　　母亲大喊：“不对，咱孩子怎么能干这事儿！” 父亲大叫：“你还护着他，人家都找上门儿了！”说着又抡起了巴掌。母亲把我搂进怀里和父亲对峙：“谁护着他啦？你怎么没问清楚就打人？”
　　我委屈得尖声嚎啕，以至于喘不过气来。哭了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出小百岁的名字：
　　“妈……我、我没……是、是小百岁……”
　　“哪个小百岁？”
　　“不不……不认识。”
　　“那人家怎么赖上了你呀？”
　　“他、他跟我换衣服……”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换衣服呀？”
　　“他、他说……”
　　我结结巴巴，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事情的经过说完。父亲一听，又操起了笤帚疙瘩：“该打！” 母亲急了，把他使劲一推：“这不怨咱孩子，你凭啥打他？”
　　父亲依然不肯罢休，咬牙切齿地嚷嚷：“什么不怨？君子无德怪自修。你不嘴馋，不跟人家换衣服，他能赖上你？我教着村里上百名的学生，自己的孩子管不好，怎么教育别人？不行，得打！”
　　母亲左栏右挡地和父亲撕扯，我躲在母亲身后一个劲地嚎叫。正闹得不可开交，黄娘来了，赶紧把父亲拉开。母亲把刚才发生的事情一说，黄娘立刻骂了起来：“妈了个腿儿，那个有娘养没爹教的小杂种，咱翎儿这么老实，可不受他调理？”
　　母亲一把夺过父亲手里的笤帚，气道：“哎，都说城里的孩子乡下的狗，没想到乡下的孩子也这么坏！”
　　父亲想了想，恍然大悟似的：“哎，不行，这事儿得搞清楚。我去找小白岁！” 说着就往外走，黄娘拦住道：“咳，小百岁他妈是个泼妇，你找她，她要骂你两句儿，还不把你气死？得了，这事交给我吧！”

　　三
　　百岁家住在村西北角，两间破草房，一根大烟囱；破草房东倒西歪，鸡鸭鹅狗满院乱窜。那年月虽穷，但是正经过日子人家，也都把屋里屋外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
　　黄娘领着我走进大门，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立刻迎了出来。不用问，一看眉眼儿，就知道是小百岁的妈了。
　　百岁妈笑嘻嘻地打着招呼：“哟嫂子，啥风把你吹来啦？”黄娘是大队妇女主任，看样很有权威，爱答不理地瞥了她一眼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家百岁呐？”
　　“哟，找他干啥呀？”
　　“公事儿！”
　　黄娘的口气不容置疑，一副严肃认真的神气。百岁妈无奈，只得朝后园喊了一声：“百岁，你过来。”
　　话音刚落，小百岁腾地一下跳上窗台，一见我和黄娘，当时就打蔫儿了。
　　黄娘轻声细声问：“百岁，你今天干啥了？”小百岁眨着三角眼想了半天，只好实话实说。
　　“……和、和小翎换衣裳。”
　　“换衣裳干啥？”
　　“偷、偷瓜……”
　　“骂人了吗？”
　　“骂、骂了。”
　　“骂的啥话？”
　　“我、我骂，张老邪，秃老亮；掏灰爬，上儿媳妇炕。”
　　百岁妈一直站在旁边担心地看着，听了这话便嘻嘻一笑，抬腿踢了儿子一脚：“我x你祖宗，是谁教你的？”
　　黄娘把脸一沉：“你还笑？这孩子也忒坏了——哎百岁，跟黄娘走一趟！”
　　百岁妈吓了一跳：“干，干啥呀？”
　　黄娘伸手拉起百岁：“你说干啥？这事儿得跟老德好说清楚。不然可不就冤枉了人家的好孩子？”
　　黄娘领着我，小百岁跟在后边，过了村外的小桥就到了瓜地。此时太阳已经落山，笼罩在山影里的田野朦朦胧胧。河边传来鼓噪的蛙鸣，和归鸟的叫声彼此呼应。
　　瓜地里清香四溢，生机勃勃。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便好奇地四下张望，忽然被一个人头大的香瓜惊呆了——和小百岁给我的相比，它简直就像一架小山。奇怪的是，这瓜不光大得出奇，还用三块砖头挡着，就像给它盖了一间小房子；“小房子”前边放着一只瓷碗，里边插着几根蚊香。
　　黄娘说这是瓜王，满地里数它个大，给它盖房子烧香，是为了保佑瓜地平安丰收——呵，原来在这乡下，什么都有神灵！
　　瓜窝棚里有人在说话，听语声一个是老队长，另一个大概就是老德好了。
　　“妈了个巴子，他老师家的孩子都这么坏，咋教育别人？”
　　“嗨，一个七八岁的小嘎儿，你跟他计较啥？”
　　“我不是计较，可他骂的也忒难听了，谁掏爬呀！”
　　“哎，大人这么说，小孩子就跟着学舌呗！”
　　听见脚步声，老德好从窝棚里钻出来，五十多岁，黑麻脸，歪鼻子。一见黄娘，立刻满脸堆笑地打招呼。黄娘把我和小百岁俩往他面前一推：“哎，我给你送人来了——哎，你好好看看，偷瓜、骂人的孩子是这个不是这个！”
　　老德好一听，低头打量了半天，突然抡起胳膊给了小百岁一个大嘴巴：“我x你妈，你爷才是掏爬！”
　　小百岁被打得满脸飞红，立刻小狼似地嚎了起来。老德好的谩骂既恶毒又下流。骂了半天还不解恨，突然又举起了大巴掌，可是没等落下却被黄娘搡了一把：“咋的，还没完啦？他多大你多大？出息——去，给我摘几个瓜来！”
　　老德好不敢怠慢，立刻答应一声转身进地去了。黄娘朝他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呸，个老骚灯。不信你问问他，当年他儿媳妇究竟为啥跑的？” 老队长摇头一笑：“嗨，嫂子，他那点儿事儿谁还不知道？”
　　过了一会儿，老德好从地里转悠回来，拿着两个大瓜，笑嘻嘻地送到黄娘面前：“哎黄主任，现下瓜没熟，你将就吃个。” 黄娘抬手一拨拉：“我不吃，给俩孩子！”又瞪着他道：“以后长点眼睛，别光认衣裳不人儿！”说完，领着我和小百岁走出了瓜地。

　　老残杂忆•神秘的青纱帐
　　自从偷瓜上了小百岁的一回当，母亲再也不叫我跟村里的野孩子玩了。从此，我就成了表兄小青的跟屁虫，不是上山打鸟，就是下河捉鱼，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钻进高粱地里打乌米。
　　每当高粱秀穗的时候，秸秆上便生出一只扎枪样的穗包来。乌米是因为种子受霉菌的侵蚀发生了病变，虽然也能长出穗包，但却没有籽粒。
　　乌米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剥去外边包裹着的叶子，便露出一只手指粗细的东西，表面洁白里边乌黑，略苦微甜，特别招引小孩。所以每当出乌米的季节，就经常会有三五成群的半大孩子钻进地里乱掰一气。大人们见了就呵斥他们，因为乌米和穗包有时真假难辨，掰错了，也就把一株高粱给毁了。
　　高粱地是美丽而鲜活的，走进这里，你会感到有无数绿色的生命包围着你，保卫着你；闭上眼睛，屏住呼吸，你能听到高粱拨节的声音，更能嗅到高粱花散发出来的香馥的秋天的气息；高粱地是生动而诱人的，走进这里，你会感到被一种神秘的氛围迷惑着，撩拨着，从而想起那些永久流传着的故事。
　　七月里来七月七，
　　小媳妇穿红戴绿走亲戚。
　　半道碰上了个相好的，
　　拉拉扯扯进了高粱地，
　　哎哟，我的大娘啊……”
　　这是本地流传已久的一段粉词儿，小孩子觉得稀奇，一见着叫嫂子的小媳妇就唱。婶子大娘们听了，就骂他们不学好，没出息。
　　我和小青在高粱地里钻来钻去，忽然不远处传来一男一女的说话声，呢喃细语，好像十分亲热。
　　“老妹儿……”
　　“哥……”
　　接着就响起了咂咂的亲嘴声。小青听了便抻长了脖子偷看，可是看了半天，眼前除了密密麻麻的高粱秆什么也看不见——那俩人儿究竟是谁呢？
　　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我和小青才从高粱地里出来，腰间挂满了乌米，仿佛一排排的子弹，可是刚到地头，就叫老队长碰上了。
　　“哎，你俩干啥呢？”
　　“打、打乌米……”
　　“嘁，小兎崽子，你会打啥乌米？给我看看！”
　　老队长说着便剥开了两个，一看全是高粱包子，气得连胡子都撅了起来。我有些害怕，赶紧猫在了小青身后。
　　“我x你妈，小兔崽子，瞅瞅，你这不是祸害人吗！”
　　“那，咋的？我又不是故意的……”
　　“吔，小兔崽子，还敢顶嘴？仗着你爹是支书啊？”
　　老队长威吓地举起了巴掌，小青朝他做了个鬼脸，拉起我就跑。
　　一跑跑到姨家，姨夫和姨妈正在吃饭。二狗、顺子和养蚕的赵大爷都坐在炕沿上闲聊。姨夫虽是干部，但人缘好，没事儿大伙都喜欢上这儿来串门。
　　顺子说：“小孩子得注意呀！这两天一到下晚就听见有狼在村边嚎。”
　　二狗说：“你还不知道？前天齐小猫子在山上捡回俩狼崽，当时就送公社去了。说是政府号召打狼，一只奖励三十块。”
　　顺子一拍大腿：“哎，有这好事我咋不知道啊？那明天咱就上山掏狼窝呗！” 赵大爷一摆手：“那可了不得！狼这玩意最护崽子。就就你要是掏了它的窝，它就天天找上门来作闹……”
　　听小青说，这些年附近山林经常有野兽出没，还时不时地跑进村里偷吃鸡鸭。有人说是狼，也有人说是日本关东军撤退时扔下的军犬。但究竟是啥谁也说不清。

　　老残杂忆•活人难啊
　　日月人间促，山村又渡秋。
　　暑期方结尾，寒事已临头。
　　房舍催涂补，棉衣待运筹。
　　穷年欢愉少，何为苦淹留。
　　寒事：越冬之事也。 涂补：抹墙补漏也。草房每年秋季都要抹墙。否则，冬天就会格外寒冷。
　　那时买布和棉花需要布票，但在“三年灾害”期间，农民基本没有。我家一到乡下就变成了农村户口，所以，过冬的棉衣也只好翻新补旧地应付了。为这，母亲虽然费尽了心思，但还是捉襟见肘。
　　父亲本以为搬到乡下日子会好过得多，其实，除了勉强能填饱肚子，什么都赶不上城里。在城里，我们有供应粮、有布票、煤票，特别是还有电灯。也许，此时的父亲后悔了吧？——人生如此无趣，为什么还要苦苦地在这世上逗留呢？不过，这样的诗句在当时绝对犯忌，一旦被人发现是要受批判的。好在我们这里没人懂诗，父亲也不给人看，只是晚上悄悄地写在纸上，宝贝似的藏进柜子里。
　　母亲翻箱倒柜地找出了一堆旧衣服，然后一件件仔细地比量、筹算。如今实行的是供给制，上商店买衣服、买布要用布票，但是布票奇缺，城镇居民每人只有几尺，还不够大人做一件衣服。而此时的我家，连那可怜的几尺也没有了。
　　姐姐埋怨说：“想不到城乡差别会这么大，早知道这样，咱就不下乡了！”
　　母亲嗔道：“嘿，你刚填饱肚子就变卦啦？衣裳可以穿旧的，饭能不吃吗？”
　　姐姐有点不服：“那旧衣服要是穿完了呢？咋办？”
　　母亲想了想：“你没听报纸上说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不就是九年了吗？”
　　姐姐笑问：“那九年以后呢？还穿啥？”
　　母亲有点生气：“咳，看你说的，能老这样吗？”
　　娘俩正在争论，黄娘来了。看见炕上摆着的一堆衣服笑道：“不怪是城里来的，有点儿老底儿啊！” 母亲叹气道：“啥老底儿，就是几件旧衣服，给孩子改一改过年穿——唉，这人哪就是随贵随贱。挨饿的时候想吃的，刚填饱了肚子又琢磨穿的。”
　　黄娘拿起一件衣服看了看，说：“可不是么，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可如今能吃上的穿不上，能穿上的吃不上。比方咱们队的姜老七家，孩子多分的粮食多。小孩子饭量小，自然吃的不缺。可是年年欠着三角债，没钱花——这不，前两天招回个拉帮套的。”
　　姐姐问：“黄娘，啥叫拉帮套的啊？”
　　黄娘推了她一把：“去，闺女家别问这个，出去玩去。我跟你妈说会儿话儿。”
　　姐姐把脸一红，穿上衣服走了。我要跟着她不让，只好躺在炕上听母亲和黄娘唠嗑儿。
　　黄娘说，我们队的姜老七，五八年冬天修大河落下了老寒病，整天喉喽气喘下不来炕。家里五六个孩子都没成人，他老婆只好找了个拉帮套的。这事儿虽然有点儿丢人，可要没个帮手，他那一大家子怎么活呀？
　　老姜家那个拉帮套的是个泥瓦匠，三十多岁的样子。据说是从辽宁跑过来的盲流，论长相个头儿在农村要算挺出众的小伙，可他为什么要替人家养活老婆孩子呢？
　　我们这里虽是山区，但凡过得起日子的人家都喜欢砌砖烟囱；砖烟囱砌在山墙的旁边，四四方方，又高又直，就像一根粗大的筷子插在地上；相比之下，低矮的草房显得有点儿寒碜，可是外来人看了却很羡慕，都说我们这里有钱。
　　那小伙本来跟双山村的王寡妇搭伙，在附近的村子打零工，干瓦匠活儿，后来俩人闹掰了没地儿去，就叫老姜婆招来了。
　　黄娘说，小瓦匠虽然能挣几个现钱，可是花钱买不着口粮。要不然，谁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勾当？常言道：招拐子，养崽子；崽子大了打拐子。小瓦匠本来跟王寡妇过得挺好的，可她家的姑娘大了一点儿就把人家赶出来了——唉，这年头，活人难啊！

　　老残杂忆•逃荒来的女人
　　一
　　乡村的冬夜是这样漫长无聊，而漫长无聊的冬夜，却也有我们小孩子的乐趣。这时家雀不做窝，就蹲在房檐底下，有时翘脚一摸，就能抓在手里。
　　我们掏家雀不光是玩儿，还想吃它的肉。冬天家家有火盆儿，大人围在一起抽烟唠嗑儿，小孩子就把家雀摔死埋在火盆里烧。家雀慢慢散发出幽微的糊香，满屋子的人都筋着鼻子闻味儿。
　　保金家的房檐低矮，屋后有树，家雀特多。所以，那里也就成了我和表兄小青经常光顾的地方。那天晚上我们又去他家，不想却发现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秘密。
　　我们跳进保金家后园的杖子，悄悄溜到房檐底下。小青用手捂着电棒朝房檐晃了晃，恰巧有两只家雀挤在墙缝里。小青翘起脚尖刚要动手，忽然从屋里传出一声女人的叹息。那叹息幽怨深长，接着就嘟嘟哝哝地说起话来：
　　“小保金，你没良心，俺大老远来找你，就想跟你要个儿，将来好回老家自个儿过日子……”
　　“你现在不是有闺女吗？还要啥儿？”
　　小保金没吱声，他媳妇灵芝却嚷了起来：“嘁，都三十多岁的人了，也不嫌寒碜！”
　　“寒碜？我、我找我自个儿的男人要儿，我寒碜谁啦？”
　　那女人提高了嗓门儿，说着说着，就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要不是因为你，俺能守好几年的活寡吗？你现在倒能耐啦！”
　　小青觉着好奇，就趴在窗上偷听，突然咣啷一声，把立在墙边的一把铁锹绊倒。房檐下的几只家雀惊飞，叽叽喳喳地投进树林子里去了；屋内响了起一阵骚动，接着就听保金大喊：“谁？”我俩吓了一跳，撒腿就跑。

　　二
　　头二年，山东人经常跑到我们这儿来逃荒要饭，成群结队，络绎不绝。他们在当地落不了户，就靠打短工讨饭度日。政府称他们为“盲目流动人口”，老百姓就叫他们“盲流”。盲流多了影响当地治安，公社就派民兵四处抓捕往回遣送。但是后来越抓越多，连收容站都挤得没地儿了，渐渐地也就放任自流。
　　在这盲流大军中，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就是保金和他的媳妇灵芝。小两口在当地举目无亲，只好借住在我姨家的西屋。正好那年我姨家要盖仓房，他们两口子就把活揽了下来，连脱坯带砌墙，从开春一直忙活到入夏才把仓房盖完。给工钱他们说啥不要，情愿帮忙。姨夫觉得欠了人情，就留他们在村里落了户。一晃二年，保金已经有了一儿一女。渐渐地，人们就忘记了他们曾经当过盲流。他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今年秋天，保金的姐姐领着一个小姑娘来到村里，说现在的老家连树皮都吃光了。娘俩实在活不下去，只好投奔弟弟讨口饭吃。然而保金和灵芝却很尴尬，爱搭不理儿的。那娘俩站在院里不走，保金只好把她们留下。村里人都骂保金不讲情义，说一个亲姐来了，咋能那样？可也有人说，亲姐咋的？这年头日子这么艰难，就算亲爹亲妈还兴许养活不起呢！
　　保金自从落户以后，就忙活着给自己作窝，从夏天一直忙到老秋，才在村北盖起了两间干打垒的土草房，大小高矮和我姨家的仓房差不多。一家四口就那么一铺小炕，本来已经够挤的了，如今又凭空多出两个人来，那不就装了豆包了么？至于吃的就更不用说了，这年头家里来个串门的亲戚都觉着为难，何况她们还要长住？瞅着吧，用不了几天，她们就得回老家去。挨饿有啥法？在哪还不一样？可出乎意料的是，过了一个月她们没走，又过了俩月她们还没走。渐渐地大伙也就把这事儿忘了。

　　三
　　姨妈家里，几个婶子大娘正围着火盆儿说笑。姨妈一见我俩气喘吁吁地样子就骂：“妈了个腿儿，你俩又跑哪淘气啦？”小青嘻嘻一笑，便把方才听到的秘密说了一遍。婶子大娘们一听，立刻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武娘说：“保金姐长得倒不赖，就是黄瘦了些。”
　　八婶说：“听老辈儿讲，女人挨饿不生育，不然她咋会来跟弟弟要儿子？”
　　姨妈笑：“哎，你真实心眼儿。要儿子也不一定要别人的。她不是说找自个男人吗？叫保金睡了不就有了？”
　　八婶疑惑：“咦，那灵芝呢？不是保金的媳妇儿？”
　　武娘不解：“灵芝跟保金都俩孩子了，不是他媳妇是啥？”
　　几个老太太东猜西猜，一直猜到月牙落到了树梢，也没猜出个结果。姨夫喊小青上炕捂被，大伙这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八婶那人特好信儿，什么事儿都爱刨根问底。她和保金家住前后院，第二天就假装借筛子跑过去串门儿。恰巧保金和灵芝不在家，保金姐就跟她诉苦，说灵芝要撵她们娘俩回关里家，成天摔盆打碗地骂骂咧咧。可如今饥荒还没过，回去就得饿死。说着就哭了起来。
　　原来，保金姐八岁的时候因为她爹得病，被卖给保金家做“团圆媳妇儿”。那时保金才两岁，是她背着抱着带大的。保金十五岁那年他俩圆了房，一年后生了一个女儿。 又过了几年，村里实行了合作化，男男女女天天在一起干活。保金和灵芝是同学，渐渐地俩人就好上了。不久灵芝怀孕，村里要开斗争会。保金姐怕丈夫挨整，就叫保金领着灵芝跑出来了。
　　保金和灵芝逃走以后，保金姐一个人拉扯着女儿。本来女人下地干活就吃力，又赶上连年的饥荒。万般无奈，只得领着女儿到这儿来找丈夫。然而叫她没想到的是，当年千恩万谢的小俩口此时却翻脸无情，把她娘俩看做逃荒要饭的一般。特别是灵芝，经常指桑骂槐，恶语伤人。其实，她千里迢迢来寻丈夫，是想要个儿子，等日子好过一点儿就回老家独自过活。至于闺女吗，早晚是外姓人，就留在当地找个婆家吧？她把这个念头跟保金一说，保金也无可无不可的，毕竟是结发夫妻么，这点事儿还能不答应？可是灵芝却醋劲儿十足，天天晚上霸占着男人不叫她沾边儿。
　　讲到这儿，八婶跟姨妈比划着：“睡觉的时候，保金住炕头，她住炕稍，中间是灵芝和她的一儿一女，还有那个小姑娘——哎，嫂子你说，那两口子隔着八丈远，她能怀上孩子吗？”
　　武娘把嘴使劲一撇：“啧啧，那个傻媳妇儿，想要儿子就自个儿找呗？为啥非得大老远地跑来求那个没良心的！”
　　姨妈掐了武娘一把笑道：“嘁，骚老婆，你以为人家像你呀？想生孩子就生孩子？”
　　武娘年轻时跟人私奔，村里的姐妹儿经常拿这事儿跟她闹着玩儿，可她却满不在乎。听了姨妈的调侃，丹凤眼立刻笑得眯成了一条线，说：“如今讲究的是男女平等，既然小保金没有夫妻情意，敢是还要让她媳妇儿立贞节牌坊吗？嘁，我就不服这个理儿！”
　　八婶瞧不起武娘，瞅着姨妈嬉笑，说：“人家关里家的女人讲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跟自个儿的男人也不乱来！”
　　保金姐刚来的时候，有天上园子摘豆角，不想却叫保金在豆角架里搂住，说：“姐，你不是想要个儿子么？在屋里实在不方便，你别怪我……”说着就动手扒她的裤子，可她死活不干，觉着俩人是正经夫妻，不该这样偷偷摸摸。结果拉扯了半天也没把事儿办成。这时灵芝回来了，一听见豆角架里有动静，站在窗口就骂：“这是谁家的母狗啊？咋还跑到俺家园里起秧子？” 她一听羞臊得没法儿，赶紧提上了裤子。保金有点儿生气，从此就再也不搭理她了。
　　姨妈听了来气，用笤帚使劲一敲炕沿：“哎，这都啥年月了，咋还出这种事儿？八妹儿，你明天过去劝劝，叫她离婚改嫁得了！”
　　八婶一听，立刻顺水推舟，说她在山里有个娘家表弟，今年三十二岁，人品长相啥也不差，就因为成分不好一直打着光棍儿。如果保金姐愿意，这事儿准成。姨妈说：“这年头还是活着要紧，啥成分不成分的？成分当饭吃啊！”
　　八婶听了满心欢喜，武娘也一个劲儿地撺掇。于是，第二天八婶就跑过去给保金姐提亲，可是保金姐说啥也不干，嫌乎改嫁丢人，她要从一而终。
　　大伙听了都觉着惋惜，说王宝钏苦守寒窑一十八载，也得遇着有情有义的薛平贵呀？可他小保金算个啥玩意儿呢！

　　四
　　第二年，当柳条发青大山放绿的时候，保金姐终于领着十岁的女儿改嫁到山里去了。她虽然想守贞节，无奈娘俩没有户口，分不到队里的口粮。苦春头子，灵芝变本加厉，经常不给她娘俩饭吃。
　　临走那天，保金哭着送到村外，而保金姐却头也不回。“哀莫大于心死”，这个无情无义的小丈夫实在叫她太伤心了。
　　那天，村里的婶子大娘们都到小河桥头相送。母亲回来就跟黄娘议论：“走的本来应该是那个灵芝，可她怎么反而老鸹占了喜鹊的窝儿？你这个妇女主任是干啥的，怎么也不管管？”
　　黄娘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唉，灵芝两个孩子那么小，你叫她往哪去？逃荒要饭？那还得饿死！” 母亲气道：“灵芝是跟人私奔的，现在俩人儿又明铺夜盖地睡在一块儿，这不明摆着是犯重婚罪吗？” 黄娘一愣，眨着眼睛发问：
　　“啥罪？”
　　“重婚罪呗！”
　　“啥叫重婚罪呀？”
　　“就是一个男人娶两个老婆呗！”
　　“那，要是两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呢？”
　　“那，那也一样啊！”
　　“吔，这我还头回听说！”
　　“嘁，亏你还是妇女主任，《婚烟法》你没学呀？”
　　“啧啧，学了有啥用？啥法还不得让人活？”
　　黄娘说，就像姜老七家，如果按照什么“重婚罪”，那他那一大家子可咋活呀？母亲听了不住地叹息，最后还是认为保金姐该走。
　　一年以后，八婶从山里带回消息，说保金姐跟她表弟过得挺好。她不是想要个儿吗？这回还真就生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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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摘要：我半生坎坷，忍饥饿于三年灾害，受磨难于文革风云，是典型的被耽误了的一代。所以，我很想把我的经历及见闻发表出来，保存下去。因历史是大众创造的，它所记录的，不应该仅仅是英雄伟人们的叱咤风云和辉煌壮丽，也应该有小人物的艰苦奋斗与惨淡经营。只有这样，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才会丰富多彩和生动鲜活。这，也许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但我毕竟想过做过。哪怕像春水的流痕，也无怨无悔。

　　老残杂忆•贫困原始的家居
　　一
　　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土草房绝对是原始的居所。改革开放前，我们那里的乡下几乎看不见一栋砖房。土草房，除了前文说过的土坯和拉克辫以外，还有以下三种：
　　地窨子——在地上先挖个一米多深的四方坑，然后再从地面砌起一米来高的土墙，搭上草盖儿即成。这样式的房子盖起来简单，住着也保温。只是阴暗潮湿，有时屋地甚至长出了狗尿苔。但我家搬到乡下时，只有刘金田一家还住着。
　　干打垒——先用木板夹成一尺多宽的槽子，然后往槽子里填充黏土夯实。这样的房子面积较小，只适合人口少的人家。
　　草茷子——湿地里的草根儿因日积月累而粘在一起，用镰刀切割成块就可以砌墙。这样的房子跟土坯房没有多大区别，不过是住在草甸附近的人家，为了省事就地取材而已。
　　土草房墙体不承重，盖房前必须先搭房架。我们那里的房架大多没有大梁，只是几个三角架安上柱脚。柱脚下边没有地基，垫块石头即可。房架上横铺檩子顺铺椽子，把秫秸捆成小碗粗的把子铺在椽子上，然后用泥抹平，就可以苫房草了。
　　苫房的茅草有大叶张和小叶张两种。小叶张叶少根儿粗，是上等的房草。我家用的就是小叶张。
　　苫房时，用铡刀把房草的根部铡齐，均匀地铺在房巴上，厚度大约一尺，然后用一个长杆木拍使劲拍击，直到拍齐拍实为止。最后用草把编个草帘扣住房脊，压上竹竿，房子就算苫好了。手艺巧的，还要在房脊的两头编只小鸟，做出跃跃欲飞的样子，使得质朴的草房别有一番生趣。
　　房子盖好后安门窗。门窗的木材最好是红松，红松油脂大，挺年头，但红松不好买，只好用黄花松来代替。
　　我们那里的窗户都是上下两扇，上扇朝里，打开时用窗勾挂着——窗勾各式各样，有铁的，有木头的，而黄娘家则是狍子腿的；狍子腿小巧玲珑，毛茸茸的，完全可以和艺术品比美。
　　我家搬到乡下时，多数人家的窗户还糊着窗纸。窗纸灰白色，略透明，使用时必须纵横交错地粘上麻皮儿以增强拉力。
　　我们这儿的窗纸都是糊在外边，因为屋里潮湿，容易脱落。窗纸糊上后，要经常用鹅毛翎掸点儿豆油，一是防潮，二是增加亮度。我家盖房子时买不着玻璃，但市面上已经有了塑料布。所以，我家没用过窗纸。
　　绝大多数人家没有天棚，燕子可以随便进屋絮窝儿。干净人家，在燕窝下边吊顶草帽；埋汰人家，鸟屎就直接拉在地上。小燕出窝儿时满屋乱飞，扑得到处都是灰尘。
　　不过，我家是有天棚的。父亲先用秫秸扎了个框架，然后糊上花纸儿。

　　二
　　屋内的格局，里屋是南北大炕，外屋是南北锅台。大炕多用土坯搭成，如果家有小孩儿喜欢蹦跳，就用石板。石板炕面烧火即热，但是不保温，一会儿就凉。锅台也是土坯搭的。因为只烧秸秆，不用炉箅，所以叫做灶坑。干净人家，南锅做饭北锅烀猪食；埋汰人家，就稀里糊涂地混用了。
　　文革时期，《红卫兵战报》批判王光美，说她下乡蹲点时，嘲笑老乡用猪食锅做饭不卫生，而那位老乡则理直气壮地回答：人以水为净，锅已经涮过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句格言。
　　屋舍是这样的简陋，家具就更不用说了。一般是两只小箱子或者一个炕琴；炕琴多数四门两开，门上有玻璃彩画。家有老人的，可能在箱盖上摆放一只老式座钟或是一对帽筒（花瓶），帽筒里边插着一只鸡毛掸子。鸡毛掸子可以掸灰，但往往也是妇女们用来教训孩子的工具。
　　吃饭多用炕桌，有圆的、方的、长方的三种。炕桌面积较小，一般以坐四人为宜，如果多出一个，就会觉得拥挤。所以，有些人家第四个孩子的乳名就叫“满桌儿”。意思是够一桌儿了，以后不想再生了。
　　地桌和椅子之类是很少见的。即使是像父亲这样自称为诗人的老师，家里也没个正经的看书写字的地方。
　　墙壁的装饰是谈不上的。多数人家都是黄泥罩面，本皮本色；少数人家糊层废旧报纸，贴张年画而已。
　　六十年代以后，流行挂镜里边贴照片。照片多为1-2寸的黑白小照，也有少数加色加景的。亲戚朋友多，照片自然也多，如果能有几位身份较高的人物，便是这个家庭的骄傲——九十年代末期，我一个姓邹的同事的家里还挂着这样的镜框。其中有一帧江青同志的二寸小像，说是他的表姐。我以为吹牛，一笑置之。他家是北大荒土著，即使跟江青有亲，大概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一般结婚的家庭，都挂两面大镜子。大镜子两边挂副玻璃对联，或者革命口号或者毛主席诗词。
　　不过，我家有点儿与众不同。父亲喜欢干净，买专用的白纸糊墙花纸糊棚，过年时还要贴上成联的年画。记得有电影剧照《丰收在望》和京剧剧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
　　环境卫生，是一件最令人无奈的事情。因为几乎家家都有一个露天厕所，加之饲养家禽，各类害虫自然大量繁殖。然而，市面上却买不到纱窗。所以，每当夏季，苍蝇蚊子便成群结队地穿堂入室，一到晚间，落得棚上密密麻麻。如今一想就觉着恶心！
　　除了苍蝇蚊子，身上炕上还有虱子、臭虫和跳蚤，而最可恨的就是跳蚤。因为土草房的缝隙多，跳蚤可以随处繁殖。像现在的好砖房，你就是想养都养不活！
　　跳蚤的弹跳力极强，据说能跳跃超过自身一百倍的距离，而且外壳极其坚韧，如果人能具备那样的身体，就是从一千米的高空摔在地上也安然无恙。所以，跳蚤不但难捉，即使捉住了也弄不死它。唯一的办法是，睡觉时在炕前放只板凳，板凳上搁个水盆，一旦逮住立刻扔进水中。跳蚤能跳但不会游泳，一会儿就被淹死了。
　　跳蚤的骚扰，往往使人彻夜难眠，痛苦不堪。为此，父亲还写了一首七律，题名《诗灭虫》。
　　每羡昌黎逐鳄鱼，移文灭蚤竟何如。
　　发髻养盗难追捕，手眼兴师误读书。
　　昨夜分明虫灭种，今朝陆续虮生虱。
　　菊花看我三篇咏，吸血蟊贼一扫除。
　　据《新唐书•韩愈传》所载：韩愈被贬潮州，听说境内的恶溪中有鳄鱼为害，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于是，在元和十四年四月写了一篇《祭鳄鱼文》，劝诫鳄鱼搬迁。不久，恶溪之水西迁六十余里，潮州境内永远消除了鳄鱼之患。
　　不过，韩愈是千古名家，据说能够感天动地。至于父亲的“诗灭虫”的效果，自然是不用说的了。他要有韩愈的本事，还当小学老师吗？

　　三
　　如今回忆起来，最叫我难以理解的是，那时盖一幢土草房，如果自己出力，几乎不用花钱，可是住房奇缺。全村一百多户，除了黄娘武娘董娘李婶一家住着独门独院的三间房外，多数都住东西屋，中间是公用厨房。如果两家处的好，会像亲戚一样，这叫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不然可就闹了心，大人孩子几乎天天干架。
　　齐小猫子是无赖，张长脖儿媳妇是泼妇。两家住东西屋时，有一次差点没打出人命。后来在厨房中间加了一道土墙，可是因为走着一个院子，还是照打不误。
　　除了东西屋，还有住南北炕的。而且屋地没有间隔，就像一户人家一样。听老连二婶讲，有次她在北炕擦澡，南炕的三瞎子竟然扒着幔帐偷看。
　　三瞎子那时候已经六十来岁，虽然喉喽气喘，却老有色心。有天在道上碰见小凤。小凤说：“三爷，俺孩子感冒了想打针儿，你借咱俩钱儿呗？”不想三瞎子嘿嘿一笑说：“中。恁么的，你下晚儿到村外的更房子等着我。”小凤一听，气得使劲儿朝他吐了一口：“呸，个老骚灯。亏得我还叫你一声三爷！”
　　不过，二婶是老实人，没有小凤的泼辣。跟这种老不正经的同处一室，自然难免被他骚扰。为了报复，就隔三差五地炸点儿辣椒。三瞎子是肺气肿，最怕的就是炸辣椒，为这事儿没少吵闹。
　　按说两家闹到这个地步，就该自己盖栋房子。可是直到我离开村里，两家依然那么南北炕地住着。二叔在供销社上班，没有儿女，盖房子自然不差钱儿。至于他家为什么非要跟三瞎子住着南北炕，现在想来，无非是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一个职工干部尚且如此，普通农民也就可想而知了。
　　据此，我敢肯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即使再过一百年，甚至五百年，我们那里的生活，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老残杂记•大井和小井
　　村小多亲故，桃源古道存。
　　我家穿新井，劳烦众乡邻。
　　淤泥不堪饮，往来久无禽。
　　凿取寒泉水，甘甜浴后人。
　　穿井：打井也。无禽：易经《井卦•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意思是旧井浑浊已不堪食，连来找水的鸟儿都不见了。
　　寒泉：易经《井卦•九五》：“井冽，寒泉食。”意思是井水洁净清凉，可以食用。
　　一
　　我家的房子是新盖的，地窖也是新挖的，里边储存了许多好吃的东西。今年，我们终于可以过一个比较饱暖的冬天了。这是伟大自然的厚爱，我们应该向日月风雨和山川大地感恩！
　　人类真是一些不知餍足的动物，经过艰苦拼搏获得了温饱，而温饱又诱使人们产生了对安逸、美满和奢侈的追求——就在秋收后不久，父亲又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在自家的屋里打一眼小井，彻底解除每天去村里挑水的疲劳。
　　我们村里有两口大井，一口在村西，一口在村东。我家住在村子的西南角，到西井挑水要穿过两条街，来回足有一里路；如果西井出了毛病而去东井就更远了。
　　那时的农家都备有一根扁担两只水桶，挑水是农村最普通的日常劳动。我家用的是两只大木桶，八岁的我要想晃动一下都困难，但是父亲每天就是用它们挑回一家人一天的用水。特别是到了雨季，街道泥泞不堪，有时穿着靴子依然无法通行。可是水缸已经见底，一家人只好焦急地等着天晴，然而天却老也不晴，于是就全家出动，打着赤脚，顶着风雨，一桶一桶地往回抬。
　　萧红曾在《呼兰河传》中，费了很多笔墨描写她家门前的那个水洼，后人读了以为奇谈。其实在我们家乡那样的水洼随处可见，只不过因为乡下的车马行人少些，那水洼也就小些浅些——吃水是这样的困难，以至于影响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决定打井，并向我们摆出了三条理由：
　　其一，挑水的活太苦太累。我家有五口人，一头猪一条狗，再加上十只鸡，五只鸭，两只鹅，平均每天至少要用三挑水。对于一个农民来说，这也许算不了什么负担，可是当时的我家还没有像样的劳力。姐姐虽然已经年满十九，但一个女孩子怎么能承担这样繁重的劳动？所以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解放劳力也就成了头等大事。
　　其二，挑水这活不仅苦累，而且很不安全，稍微不慎就有伤痛之虞——说起农村的大井，现在回忆起来依然觉得恐怖。我们这里是山区，大井凿得又大又深，深得就像传说中的地穴，张着黑洞洞的大口，仿佛能把世间的一切都吞食进去！
　　井口架着木制的辘轳，密密麻麻地缠满了井绳，又粗又硬，足有二三十米长；盛水的家什叫柳罐，用柳条和麻绳勒制而成，就像一只深底铁锅，又笨又沉；木制的辘轳一摇起来吱吱嘎嘎乱响，一里之外都能听见。这种远古洪荒留下的玩意，即使成年男子使用时也要小心谨慎。否则，不是被辘轳把打伤，就是被柳罐带进井里。
　　其三，大井水太不卫生，有害身体健康。冬天的井沿儿，滴水成冰，冻得跟冰山似的，一到春天就成了鹅鸭猪狗的乐园。井沿儿旁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土坑，每当这时就注满了泥水，又因为人们打水的时候，难免有水从桶里溢出，所以，无论多么干旱的季节，这水坑都是黑油油水汪汪的。
　　那时农村的畜禽都是散养，每天一早，鸡鸭鹅狗便争先恐后地聚集到这里玩耍嬉戏；夏天一热，老母猪也领着崽子成群结队地到这里洗澡乘凉。鸡鸭有时被猪狗惊起，一不小心就掉到了井里，如果没人发现，它就老老实实地呆在里边，直到死去，直到腐烂。我就亲眼看见石大爷打上来的水里飘着鸭毛。他把水倒掉再打，依然如此。所以，村里人有好些日子就喝着这样的“鸭汤”，直到姨夫张罗着把井淘了，这“鸭汤”才算喝完，可是没过多久又出事了。

　　二
　　那天晌午，小百岁往井里撒尿，被石大爷看见。石大爷气得去找他父母，他父母也没个长短，就像他家不吃水似的——这个故事有点玄，也许会有人骂我污蔑同袍吧？
　　百岁妈外号周大胯子，是南北二屯有名的泼辣货。有一次只为开个玩笑，竟然纠集几个妇女，把二狗摁在地上要往嘴里撒尿，裤子已经脱了，多亏她男人回来才叫二狗逃走。
　　老年人常说：根不正，苗不正，结个葫芦歪歪腚。像这样的人家，生出这样的孩子，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据说，这口井已经很老了，老得就像这个村子。又据说这井里还淹死过两个人：一个是打水时掉进去的，另一个是“土改”时畏罪自杀的地主，但我们小孩子最感兴趣的还是井里的蛤蟆。
　　井里为什么会有蛤蟆呢？它们究竟是从外边掉进去的，还是自然生出来的？听老辈说没有蛤蟆的井水是不能吃的，因为有毒。如此说来，它们应该是井里原来就有的了？可它们为什么不趁着人们打水的时候逃出来呢？——呵，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父亲真是太英明了，打井的理由不用三条，一条就足够了。于是，第二天他就打发姐姐去城里请来了一位井匠。这老汉姓粱，是姐姐同学梁桂荣的父亲，手艺好，人也厚道。他说他一定要为我家打出一眼好井来。
　　我家打的是“高丽井”，顾名思义，大概是鲜族人的发明吧？打这样的井，首先得在屋地钻一个三盆口大的地洞，然后把木制的井筒插入洞中，再安上木制的小辘轳和带底叶的小铁桶，这样小井就算打成了。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时打井的工具很原始：一根粗大的钻头，就像小火轮尾部的螺旋桨，插在土里要四五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像推磨似地转来转去，直到实在转不动的时候才把钻头拔出来，刮掉夹在叶片间的泥巴，然后再插进去……就这样反反复复，一连气干了三天，小井终于打成了。
　　往常吃的大井水浑浊不堪，还带有一股说不出的怪味儿，而且缸底儿总是沉淀着一层淤泥，隔三差五就要清理一回。可小井的水就不同了，倒在缸里清澈见底，喝在嘴里凉爽甘甜。黄娘见了，说她家也要打一眼，叫母亲跟梁大爷说个情。
　　母亲说：“你家离大井多近，何苦花那个钱？”黄娘说：“我这人心赃，一想起小百岁往井里撒尿就恶心。都说人以水为净，你说这吃的水要是不干净，那人还有个活吗？”母亲笑道：“咋不能活？人家还说喝童子尿能治病哩！”黄娘骂道：“去他妈了个腿儿的。童子尿治病，咋不往他家的饭锅里撒啊！”母亲不由哈哈大笑。
　　记得八十年代，电影《红高粱》上演后，有些人扬言要“扒了张艺谋的皮”，说他“以污蔑自己的同胞去换洋人的大奖”。
　　其实，像往酒坛子里撒尿的情节在当时的农村稀松平常，连往人家酱缸里拉屎的都有。不过，这好像阿Q头上的秃疤，有些国人特别忌讳。在他们跟前非但不能说秃，甚至不能说“光”和“亮”。

　　老残杂记•姥姥家
　　我姥姥家住在别拉因山的北山脚下，站在我们卧古岭的山头西望，就能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座青山，然而，直到十岁那年我才去了一趟。
　　那天早晨，我跟母亲坐着村里的马车，先到城里的四姨家吃的中午饭；下午由姨夫找车捎脚到三姨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才走到姥姥家的村子。其实，两山相距不过四十公里，我们却走了整整两天。后来姥姥去世，因为秋雨连绵道路不通，母亲急得哭了三天，可是终于没有去成。
　　我表哥的岳父跟姥家一个屯，那年表嫂回家串门儿，孩子突然得了急性脑炎。表哥接到电话赶紧开车去接，可是走到半路却被一个水洼挡住。表哥一看，赶紧跑到路边的村里找大队干部商量，因为他是公安局的领导，大队干部自然乐意帮忙，立刻调来好几十个社员搬石运土，直到把那个水洼填平，吉普车才勉强通过。后来，母亲每当提起这事儿就叹息说：“亏得他是个官儿，要是平民百姓家的孩子还有个救吗？唉，你姥姥家实在离得太远了！”
　　一九八二年我转到进修学校工作，有次去函授点儿讲课，客车走到半路，因为下雨滑进沟里，我跟同事老关只好冒雨步行，走到函授点儿时天已经黑了。
　　从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结束，在整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这个地方，乡下没修过一条像样的公路，城里没修过一条像样的大街，甚至没盖起过一栋像样的楼房。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我敢肯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直到今天，我们这里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老残杂忆•杀头小猪过新年
　　一
　　最近看了几位文友的文章，大都感慨如今的春节没什么“年味儿”。然而，倘若仔细追究起所谓的“年味儿”来，恐怕又会感到茫然。所以，我以为所谓的“年味儿”，其实，只不过是那时的孩子们的一种期盼，而期盼中的事物总是美好的。
　　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凡是好点儿的东西都要留到过年——猪肉、粉条、白面、豆油，平时舍不得吃一口儿，非要等到过年那几天一股脑地改馋。于是，小孩子们就一天天地盼望着，仿佛只有过年才活得象个人样儿。
　　文革以前，我们那里还多少保留着一点儿传统习俗，如武娘家供家谱——一张大纸画几个小人儿，下边点着两根洋蜡烧一柱高香。到她家串门儿得先给老祖先磕头，然后才能坐下说话唠嗑儿。董娘家唱大鼓，不知从哪嘎达请来个说书先生，下晚说《隋唐》《大八义》《小八义》。因为屋里搁不下许多人，小孩子们进不去，就在外边吵嚷捣乱，甚至砸窗户。至于我们队的杨姨家就不用说了，本来就是村里的业余俱乐部，一大帮人凑在一起唱粉词儿讲瞎话，天天如此。
　　过年了，小孩子自然是最高兴的。日子好点儿的做件新衣服，差点儿穿双新袜子，再差点儿的平时穿啥还穿啥。三十儿那天，小孩子用秫秸扎个纸灯笼，晚上拎着满村跑。一跑跑到大半夜，跑够了回家吃“接神饺子”——“接神饺子”又叫“子孙饺子”，大大小小分了好几辈儿，有的里边藏着一分钱，说是谁吃了谁发财。
　　二
　　我家盖房子那年，国家号召“大养其猪”。办法是，猪由各家分别饲养，由集体统一放牧。村里安排了两个老猪倌，天天把猪赶到山上去啃青草芽儿。青草芽儿没营养，吃了不长膘。结果猪没养好，反倒弄得满街猪粪，臭气熏天。
　　满娘家的三小子去年当的兵，一年后回家探亲，可是待了两天就熏跑了。他们的部队在齐齐哈尔，说那儿的街道全铺柏油，干净得连根草刺儿都没有。婶子大娘们听说了就骂：“妈了个腿儿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他小子打这猪粪堆儿里才爬出去几天？这家咋就待不了啦？没出息的东西！”
　　养猪缺少饲料，大猪小猪都瘦得像猴子。然而年底一到，城里却派人下来征购生猪：一头征半头，两头征一头。虽然价格极低，却是责无旁贷。社员们来气，第二年谁家也不养了。这下好，村里倒是干净了，可是一年到头也捞不着一点儿荤腥儿。
　　我家是职工户，不用交那一半，母亲就养了一头。夏天喂野菜冬天喂高粱壳。高粱壳小猪不爱吃，母亲就哄小孩儿似的，一会儿加把糠，一会儿添点儿菜，结果把个小猪惯得越来越挑食，不给点儿好的就不吃。我瞅着来气，说要饿它三天。母亲一听就骂：“混小子，饿你三天试试？你要想吃它的肉，就得好好对待它。”
　　其实，这也不怪那小猪，高粱壳没有一点儿营养，就算它是个动物，也不该叫它吃那样的东西。可有啥办法呢？连人都没吃的，还有粮食喂它吗？就这样，好不容易养到年底，才长了一百二三十斤。杀猪时我跟哥哥抢着吃肥肉，一吃吃了一大碗。吃完了觉着头发晕，就躺在炕上睡着了；睡了一会儿又叫唤。母亲问我哪块儿疼？我拍打着炕沿儿说：“就这块儿疼！”大伙听了都笑。其实，那是因为肥肉吃多引起的酸中毒，拉了好几天的肚子才好。
　　过年了，母亲把姐姐穿过的花衣裳给我改了件小棉袄。小青和土地看了说我是丫头，不愿跟我玩儿。我气得哭了起来。
　　三
　　那时候过年，最想吃的就是饺子。可是白面粗糙，没有筋性。结果，好不容易把饺子包完，下锅一煮全成了片汤。
　　一晃正月到了，双山村的老艺人，王大眼皮组织了一个小草台班儿，那天来村里找姨夫要求唱二人转，说是演戏不要钱，供一顿有油水的吃喝就行。姨夫和姨妈都爱看，就把他们留下了。可是父亲不给开门，说看戏破坏桌椅板凳，影响学校上课。另外，“蹦蹦”这玩意儿有伤风化，不文明。
　　姨夫有些恼火，说：“咱农村一年也看不着个热闹，过年了，叫大伙乐呵一下有啥不对？桌椅板凳坏了可以修，至于文明不文明，那纯粹是你们知识分子唱高调，假正经！”
　　父亲生气，抬手一拍桌子：“你胡扯！这怎么是假正经？你看看现在这屯风……”
　　姨夫立刻大喊大叫：“这屯风咋的啦？杀人放火了吗？嫌不好你就走，没人鸡巴请你来！”
　　母亲也要看戏，就帮着姨夫说话：“看你这人，学校不归村上管是咋的？再说，这涉及到全村几百口子的事儿，你这么一搅和，戏演不成，那不把人都得罪啦！”
　　姨夫立刻威胁道：“今晚，你要是叫我下不来台，以后学校有啥事儿也别鸡巴找我！”
　　父亲一看拗不过，掏出钥匙狠狠往桌上一摔，指着姐姐和哥哥说：“哎，小羽、小翔，今晚你们谁也不准去！”
　　姐姐点点头，埋头看她的小说。哥哥本想去，并已获得了母亲的批准——他不爱看“蹦蹦”，但喜欢听那伴奏的小喇叭。现在听父亲一说，就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母亲，可是母亲不给他求情，他只好趴在窗台上生气。
　　教室里点起了汽灯，雪亮雪亮的。全村几百号儿人挤了满满一屋子，你推我搡，上蹿下跳，把桌椅板凳踩得吱嘎乱响。一会儿，二人转上场了，先唱《黄爱玉上坟》，接着又唱《马寡妇开店》。王大眼皮滑稽的表演和下流的说辞，把人们逗得哄堂大笑——王大眼皮今年已经五十挂零儿，就因为爱唱个二人转，连老婆孩子都看不上他。可他一到正月里就闲不住，非唱不可。不光过戏瘾，还为了喝点儿小酒抹个油嘴巴儿。
　　母亲领着我跟姨妈和武娘坐在一起——教室的门锁是小青打开的，他抢先占了几个最好的座位。
　　母亲没看过“蹦蹦”，有点儿不明白。武娘就絮絮叨叨地讲给她听，说黄爱玉跟人通奸，把自个儿的男人害死了。因为干得巧妙，谁也查不出来，最后刘罗锅子微服私访……
　　武娘正讲到热闹中间，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把她怀里的老丫吓得一抖，顿时尖着嗓子嚎了起来。这一下子不要紧，台上台下，都指着小百岁一片声地乱骂，原来，他把一个炮仗扔进炉子，连炉盖都崩飞了。
　　姨夫勃然大怒，撸着胳膊要揍他，可他妈周大胯子却横扒竖挡地护着，姨夫一气之下就把她们娘俩赶了出去。好在没有伤人，老丫也不哭了。于是，台上重整旗鼓，又吹吹打打地唱了起来。
　　姨妈摸了老丫一把，关切地说：“嫂子，这孩子八成吓着了，你还看啊？”
　　武娘四个儿子一个姑娘，平时把老丫心肝宝贝似地惯着，可这会儿却跟个没事人儿似的：“啧啧，一个小孩子哪那么娇气？看，接着看！”
　　庄稼人说：“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村里年八辈儿也不来回热闹，谁舍得看个半截唠就走？王大眼皮因为喝足了小酒越耍越欢，一直耍到了大半夜，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江城古柳 欣赏！朋友继续加油！

　　继续欣赏。周末愉快！

　　老残杂忆•蛇仙
　　一
　　武娘家的老丫病了，整天连哭带闹，找二神石大爷瞧了一下，石大爷说是看“蹦蹦”吓着了。画了一张“拘魂码”，叫武娘拿个饭勺儿敲着井沿儿叫魂，叫了半天，又把那张“纸儿”烧化，就着井水给老丫灌了下去，可是第二天不但没好，反而加重，整天躺在炕上迷迷糊糊。武娘慌了手脚，赶紧求石大爷到长岭村去请隋大神儿。
　　从前，这里的人大多信奉萨满教，很虔诚的。萨满教是一种多神教，相信万物有灵——蛇叫长仙，狐狸叫胡仙，黄鼠狼叫黄仙，甚至连瞎猫豆鼠子也都能得道成仙哩！
　　听石大爷讲，豆鼠子修炼得差不多的时候要跟人“讨封”。只有讨了“封”，才可以得道成仙。它把一块冻牛粪顶在头上当帽子，站在井台下边等着，一见挑水的人来就自言自语地念叨：“你看我象个人儿，你看我像个人儿•••••” 听的人如果回答一句：“嗯，我看你象个人儿。”它马上就能变成人形，跪在地上蹦蹦蹦磕仨响头，转身就没影儿了——它成仙去了。可是一个豆鼠子谁愿意让它成仙呢？于是就大喊一声：“去你妈的，我看你象犊子！” 豆鼠子吓了一跳，把那“帽子”狠狠一扔，呸呸呸吐了三口唾沫，撒腿就跑——它又找别人去了。小青年们听了觉得好笑，说石大爷胡勒，石大爷就骂：“就就，就你们这茬小兔羔子，就就他妈的啥也不信！”
　　萨满教原是北方鞑靼人的宗教，虽然没有教主，却有专门为人看病的巫医，满族人叫“萨满”，汉族人就叫“大神儿”。“大神儿”是某个神仙和精灵的代言人，它们能够通过“大神儿”之口，对病家的疑问给予解答。据说男人的火力旺，精灵鬼怪不敢靠前，所以，跳大神儿的多是年轻体弱的女人。比如谁家的姑娘媳妇得了病，老也治不好，请大夫又看不出个五痨七伤，人们就断定她得了“虚病”。于是就有“大神儿”来勾引她“出马”，收她做个徒弟。这样她的病也就好了。
　　跳神的主要活动是“板竿子”，即“二 神”通过不停地歌唱、乞求，招来神灵附在“大神”身上。神灵附体后，两人就一问一答地对唱，以解决病家的疑难。起初，“大神儿”坐在炕上盘腿打坐，不停地喝酒抽烟，还用手抓菜。听说有的“大神儿”平日里滴酒不沾，可是“神儿”一来却能大碗小碗地啁，喝多少都不醉。不过“大神儿”有时故意耍熊，无论“二神”怎么唱，她就是坐在炕头儿纹丝不动，直到把“二神”累得驴脸淌汗，声嘶力竭，这才应声儿。因为一请就来，那还叫“神儿”了么？
　　“扳竿子”请神多在夜里，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件新鲜事。不论谁家，也不管刮风下雨，只要“文王鼓”一响，不一会儿就挤了一屋子的人。如果“大神儿”和“二神”年轻漂亮，几乎还能把全村子的人都招来呢！

　　二
　　长岭离我们村十来里山路，直到太阳卡山，石大爷才把隋大神请来。隋大神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柳肩膀，水蛇腰，描眉画眼，扭扭捏捏。婶子大娘们围前围后地瞅了半天，都说她长得好看。
　　据说这隋大神从小体弱多病，直到结婚生了孩子，还是病病殃殃的。有天因为烦闷在村口闲逛，忽然看见几个顽童耍弄一条小蛇。那时候我们这一带自然环境好，蛇多，无毒，所以便成了小孩子们手里的玩具。
　　按说，女人本来怕蛇，一见就吓得乱叫。可是此时的她，不知怎么就动了恻隐之心，变着法儿地哄弄小孩子把那条小蛇放了。这一下子不要紧，第二天她就疯了，疯得不知羞丑，满街乱跑。先是光着身子钻草棵儿，接着又张牙舞爪地爬墙上树，最后，竟能蟠着灯笼杆子上下乱窜。就这样闹了两三个月，直到有“大神儿”领她出马，才算消停。从此，她便立了香堂，报号“长大姑娘”。给人瞧病，皆有灵验。十里八村，都信奉得了不得。
　　晚饭刚过，武娘家就挤满了人，比前天看“蹦蹦”还热闹。小孩子凑到一块儿就淘气，有的蹬上房顶，有的骑在树杈儿。小百岁爬还到树梢去掏老鸹窝儿，把一群老鸹气得满天乱飞，飞了一圈儿又噼哩啪啦地拉屎。大伙抬头观望，那屎就落了在脸上身上。石大爷害怕冲撞神灵，指着树梢儿破口大骂：“就就我x你妈，个有娘养没爹教的小杂种，就就那老哇子招你惹你啦，就就你弄它干啥？”
　　小百岁是村里最坏的淘小子。对石大爷的咒骂不但满不在乎，还拿着弹弓打那老鸹。直到他妈周大胯子扯着嗓子喊他，他才猴子似地跳了下来。
　　天渐渐黑了，被惊扰的老鸹陆续飞回，又安祥地落在树上。随着文王鼓的蓬蓬声，石大爷唱起了请神儿的鼓词儿，顿时，屋里屋外一片肃静。
　　“这日落西山呐，黑了天哪，哎嘿哎哎呀。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栓。行路君子奔客店，鸟入平林虎归山••••••”
　　石大爷的嗓门儿略显沙哑，但膛音好，底气足，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听说他年轻时候就当过二神，虽是个结巴，但唱起神调儿却有板有眼，稳稳当当。
　　“左手拿起文王鼓，右手拿起二郎赶神鞭。文王鼓，柳木圈，横三竖四七根线。三根朝北安天下，四根朝南保江山。姜太公，老神仙。
　　文王拉车访大贤。大笔写下封神榜，保了周朝基业八百年哪。哎嘿哎哎哎呀。”
　　神调儿没有固定的唱词，往往随口现编，想起什么唱什么。石大爷虽然不识字，因为平时喜欢唱粉词儿，就把那些南朝北国神仙鬼怪的瞎话，都一股脑的编排进去。
　　“大报马，五灵通，山崖道口把路封。身上千万金钱带，要请大堂人马下山峰啊。哎嘿哎哎哎呀。”
　　我和小青吃完晚饭，老早就跑到武娘家去找土地玩儿，等到“扳杆子”一开始，便鸦没鸟静地坐在北炕观看。
　　土地说，隋大神这堂子仙儿，就是当年从日本子手里逃走的那条大蛇。如今已经修成正果，得道成仙。因为隋大神儿心善，救了她的子孙，所以特地前来报答。
　　哦，我想起来了，前年黄娘领我们上山採菜，小青跟我讲过，说从前卧古岭有一雄一雌两条大蛇，后来雄蛇被日本人打死，雌蛇却腾云驾雾地逃走。
　　南炕放着一张小饭桌，桌上摆着四碟小菜。隋大神儿盘腿大坐地喝酒抽烟，啁一盅儿，抽一口儿，然后粉脸一仰，小嘴儿一窝，便吐出一串圆溜溜的烟圈儿。
　　“老仙家你下了山峰啊，有病之人躺在炕中••••••”
　　这时，土地悄悄碰了我一下，朝南炕一拱嘴儿：“哎你看，她多厉害！” 我点点头，看着空中旋转的烟圈儿，觉得此时醉眼迷离神情恍惚的隋大神儿，还真有点儿仙女下凡的意思。
　　老丫躺在北炕炕头，捂着被子一动不动。武娘有些着急，时不时地掀开被角摸摸头，贴贴脸儿。现在，“扳杆子”已经过了半个多时辰了，可隋大神儿依然喝酒抽烟，纹丝不动。
　　“你不来我就扳。扳到来年三月三。搅得你姑子不得睡，闹得你和尚不得安呐。哎嘿哎嘿哎嘿呀。”
　　一眨眼，又过了半个时辰。石大爷嗓子沙哑，大汗淋漓，已经有些支持不住了。大伙正在疑惑，只见隋大神儿突然打了个哈欠，抻了几个懒腰，噗的一声跳下炕来，披头散发，醉眼流星，摇头摆尾，浑身乱颤，挂在屁股上的腰铃也随之晃啷晃啷地响了起来。
　　我看着有些害怕，担心她会现出原形。然而又觉得好奇，舍不得走开。于是就偷偷地闭上了眼睛。
　　听养蚕的赵大爷说，康德八年的夏天，他在官道旁边放马，恰巧从山里开下来一辆日本嘎斯。他朝汽车上瞅了一眼，差点儿吓了个半死。原来车上拉着一条大蛇，足有水桶来粗，满满地蟠了一车，尾巴还拖在后边。日本人不养猪，没肉吃，小鬼子是想把它运到城里做罐头——当时我听了信以为真，等到上了大学以后才知道，其实，世界上最大的非洲蚺蟒也不过七八米长。我们这里没有蟒蛇，而普通的蛇类无论如何也长不了那么老大。
　　出我洞啊四下观，
　　看看阳间是阴间。
　　要是阳间骑马跑，
　　要是阴间驾云端。
　　……
　　石大爷又唱了老半天，隋大神儿终于开口应声儿了，可刚刚唱了个开头，忽然屋外一阵骚动，只见姨夫倒背着两手走了进来。此时隋大神儿又蹦又跳耍得正欢，一见姨夫站在门外瞪她，顿时吓醒，脸儿一捂，脖儿一缩，哧溜一下猫在了武娘身后。武娘一愣，赶紧笑脸相迎。
　　“哟呵，支书，你不是开会去了吗？”
　　“哼！老猫不在家，耗子上房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恐怕你们把王母娘娘都请下来了！”
　　“大兄弟……俺孩子吓着了。”
　　“吓着了就该上医院——老隋婆子，给我滚出来！”
　　“哎呀支书，我、我早就金盆洗手了，可老武大嫂……”
　　我以为隋大神儿会张牙舞爪，爬墙上树，蟠着灯笼杆子打滴溜，没想到一见姨夫却吓成这副模样——看来动物终究是动物，“长大姑娘”本事再大，也还是怕人。
　　“金盆洗手？哼！”
　　姨夫进屋，见隋大神儿还猫在武娘身后，就把武娘扒拉到一边儿：“哎，你不是有神儿吗？来来来，给我接着跳！”
　　隋大神儿无处可藏，只好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接受姨夫的训斥。直到姨夫把手一挥，她和石大爷才囚犯遇赦似地溜了出去。看热闹的也怕姨夫批评，都一哄声地散了。

　　三
　　赶跑了隋大神儿，姨夫又教训武娘，说现在又开始讲阶级斗争了，地富反坏、牛鬼蛇神都是专政对象。前些日子，县公安局在七星矿区挖出了一个反动会道门，自称什么“野猪叫”，结果连男带女好几十人都被判了刑。跳大神儿是封建迷信，自然也不例外。这事儿要是让公社知道，非办你们的学习班不可！
　　武大爷是个老实人，一听就害怕了，在旁边一劲儿埋怨：“个败家娘们，咋说你也不听……” 武娘在家里一向霸道惯了，稍有不顺就骂起没完。一听老头插嘴，伸手把他一推：“去去去，一边儿呆着去，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武大爷不敢反驳，就蹲在板凳上抽烟。姨夫看不上武那种娘蛮横的样子，抬手一拍桌子：“呀呵，你还不服？我告诉你啊，你家老大的预备党员还没批呐，这要是上边怪罪下来，我可管不了！”姨夫说完，抬腿就走。武娘慌了，扯住姨夫的后襟儿嚷嚷：“哎呀，我的大支书，这事儿跟俺老大可没关呀！你不是叫他带队修工去了么？求求你了大兄弟……要不，嫂子给你跪下磕头！”
　　武娘说着就把两腿一弯，做出下跪的样子。姨夫吓得一躲：“哎哎你，你要干啥？”武娘一看姨夫不好意思，却非要跪下。姨夫没法儿，只好把手一摆：“算了算了，以后别干这事儿就是了！”
　　跳了一场大神儿，老丫的病也没好，武娘就在背后骂姨夫，说他冲撞神灵，不得好死。中午放学，父亲忽听武家传出哭声，跑过去一看，只见武娘抱着老丫大哭，武大爷急得团团乱转。父亲说，这孩子病得不轻，得赶快上卫生院打针，武娘说家里没钱，卫生院不收。父亲二话没说，立刻从衣兜里掏出三十元塞给武娘。父亲平时有点儿吝啬，但是今天为救孩子，却显得出乎意外的大方。
　　武娘接钱在手，千恩万谢，抱起老丫就走。刚一出门，恰巧姐姐从门口路过，见武娘抱着孩子吃力，就说：“武娘，这么老远的山路您一个人不行，我和您一块儿去吧？” 武娘忙道：“那敢情好。我家老大不在，你大爷又病病歪歪。好闺女，那就辛苦你了！”说着把老丫放在姐姐背上，娘俩匆匆忙忙地走了。
　　傍晚，武娘和姐姐回来了。原来老丫得的是脑炎，打完一支吊针儿就醒过来了。晚饭后武娘来家说感激话，父亲就教诲她，说“搬杆子”跳神儿是封建迷信，有病就得上医院，一定要相信科学。武娘听着一劲儿点头，说庄稼人没文化，往后还求大兄弟多开导。
　　不久，从长岭那边儿传来消息，说是自从叫姨夫冲撞了以后，隋大神儿的“神儿”就没了。接着又有传言，说是将来人间要有一场劫难，“长大姑娘”已经打马归山，入了洞府。要等到十五年以后才能出来。

　　注释：“野猪叫”，即耶稣教。当时，道教、佛教、基督教都被严厉禁止。

　　老残杂忆•串门儿
　　寂寞的山村，寂寞的夜晚，如果还有一点儿乐趣儿，那就是串门儿了。
　　这里民风淳朴，无拘无束。乡亲邻里之间，很少有什么隔阂。不管是谁，只要说声“我来你家串个门儿。”主人就会亲热地把客人让上炕头，还要端来火盆、烟笸箩。于是大家就亲切地围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地闲聊起来：远到天南海北，近到李四张三；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仿佛要把一生的喜怒哀乐都一股脑地宣泄出来。然而杨姨家却是个例外。
　　杨姨是我姨妈的干姐妹，所以我们就随着这么叫。我跟表哥小青有时候去她家玩。杨姨喜欢我，老叫我干儿子。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杨姨家里就热闹起来:下象棋的、看纸牌的、抽烟喝茶、扯闲篇的；炕上躺着、地下蹲着的，屋里屋外到处都是人。现在是“猫冬”季节，每天吃饱了，睡够了，靠什么打发这漫长的冬夜呢？——串门儿。串门儿不光为了消遣，也交流着感情，传递着信息，还为青年男女的恋爱提供了方便。所以，串门儿是“北大荒”农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
　　听大人说，杨姨刚嫁到这里的时候，被村里的光棍儿列为四大美人之一。她嗓子好，爱说爱笑，扭秧歌唱戏要是少了她，不论演的还是看的都觉得没意思。只可惜，有次走夜路扭伤了脚，从此落下了残疾——据黄娘讲，杨姨年轻时风流的要命，她那残疾，其实是跟人跑破鞋时，不小心掉进山沟里摔的……等到我家搬来时，她已经很少下炕了。
　　杨姨活泼开朗，可她丈夫却像个没嘴的葫芦，一天到晚也说不上几句话。杨姨不耐寂寞，就往家里招人。先是东西两院，后是街坊邻居，渐渐地几乎我们队的男女老少都聚过来了，她家成了不挂牌的俱乐部。只要不扒炕拆房子，无论怎样打闹她都不烦。
　　如今每当想起杨姨，我依然怀着一种感激——那时农村的生活实在是太单调、太寂寞了，如果大家都关起门来过日子，这里就会像坟场一样的死气沉沉。所以，后来我虽然离开了村里，但每次回去，都特地到她家坐坐。不过，那时已经有了电视，发射台就建在东边的卧古岭上，收看电视方便得很。昔日老屋热闹的景象，早已梦幻般的逝去，她整天就一人孤零零地坐在炕上。儿女虽多，都已分家另过，谁有功夫陪着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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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子摘要：我半生坎坷，忍饥饿于三年灾害，受磨难于文革风云，是典型的被耽误了的一代。所以，我很想把我的经历及见闻发表出来，保存下去。因历史是大众创造的，它所记录的，不应该仅仅是英雄伟人们的叱咤风云和辉煌壮丽，也应该有小人物的艰苦奋斗与惨淡经营。只有这样，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才会丰富多彩和生动鲜活。这，也许只是个人的一厢情愿，但我毕竟想过做过。哪怕像春水的流痕，也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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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残杂忆•严厉的家风
　　从记事时起，父亲就经常向我们夸耀：“我家是书香门第，以后你们做人，可得有个样子！”
　　父亲是个老学究，打小跟爷爷念私塾，后来又自己设馆授徒，直到解放当了人民教师。他信奉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孔孟信条，所以，除了上学或下地干活儿，从不准许我们出去乱跑。可是一到冬天，漫漫长夜干什么呢？背诗，拉琴，唱歌。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姐姐先要领着我们背上几首古诗，然后我和哥哥就坐在炕上一人一把胡琴——我们拉，姐姐唱，父亲指挥。曲目主要是传统评戏唱腔，如《花为媒》《茶瓶记》《王少安赶船》《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等。
　　父亲教学极严，每个音符，每句唱腔都要求绝对准确，否则，就是一顿训斥——他要用中国最传统的教育方式培养自己的传人。
　　我学拉琴那年不到九岁，起先还觉得挺有意思，可是时间一长就腻烦了，老想着去跟小青、土地和老丫他们一块玩儿。为这事儿，可没少挨父亲的收拾。
　　父亲的家教，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有的说他尖酸刻薄，有的说他虐待孩子。特别是姨妈，为这事儿差点儿跟他闹翻，可他却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因为他相信“严师出高徒”，说是要想让孩子学好，就得狠管，严管。有回姐姐在道上碰见杨姨，杨姨喜欢她，非拉她到家坐会儿。父亲听说，立刻叫哥哥把她找回骂了一顿。
　　人说杨姨不正经，招男人。一贯以正人君子自居的父亲，自然看不上那种人，禁止我们到她家去玩儿。姐姐觉得委屈，就躲在自己的小屋里哭。今年她已经十九岁了，最近又当了妇女队长，父亲这样管她，叫她怎么好意思见人？
　　母亲劝道：“哎闺女，你爸也是为了你好，希望你将来能有点出息。如今报纸上天天批判资产阶级，连搞对象写情书都有人管着，咱可不能坏了名声啊！” 姐姐说：“我知道是为了我好，可我现在是队干部，也不能脱离群众啊？今后入党提干，都得经过大伙评议，如果有人反对，你就算再好也没用！”
　　母亲觉得有理，就跟父亲商量，父亲无奈，从此对姐姐的管束也就放松了些。但是仍然规定，除了干活开会，每晚必须在七点半之前回家。
　　父亲说：“以前不知道，现在才觉出这儿的屯风不正。昨天我去中心校开会，有两个同事跟我瞎闹，说咱公社有三多：‘北河的鱼长岭的狗，杏山的王八遍地走’。我骂他们扯淡，他们就给我讲了几个笑话。” 母亲问：“啥笑话？” 父亲把头一摆：“咳，都是些破鞋烂袜子的事儿， 听它干什么？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如果光是为了吃饭活着，那和动物又有多大的区别？”
　　在我们姐弟中，姐姐学唱学得最好——她人漂亮，有气质，唱起歌来字正腔圆，登台表演也像模像样。过年的时候，村里小剧团排演现代评剧《抛彩礼》，讲的是一个叫何秀云的姑娘，为了反抗父母的买卖婚姻进行坚决斗争。姐姐扮演何秀云，老队长扮演秀云爹，柳家二姐扮演秀云妈。父亲做导演，还画了舞台布景。
　　这出戏在县里汇演时得了大奖，轰动一时。恰巧当时地区文工团一伙演员来村里搞“面上社教”（社教试点），临走时想要把姐姐带了去，可是父亲说啥不准。理由是：他唱戏是业余爱好，但孩子不能干这个行当。
　　姐姐不敢违抗，只好跟姨妈哭诉。姨妈恨道：“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头回遇见你这个爹——天天教孩子唱戏，又不叫她干那行。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哎，丫头，不去就不去吧。赶明个儿叫姨夫培养你入党，将来咱当干部！”
　　对于父亲的严厉，小时候不理解，甚至背地里骂他，直到自己有了儿子才真正明白：小孩子就像一颗树苗，不光要浇水施肥，还要修枝打叶；不光要它长得茁壮健旺，还要它长得端正挺拔。只可惜一场文革之后，传统的家风遭到了毁灭性地批判，直弄到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无论丧尽，莫此为甚！
　　如今，虽然有人大力宣扬国粹，提倡传统道德，可是已经被当作垃圾扔掉的东西，还能原模原样地捡回来了吗？

　　老残杂忆•儿童游戏
　　如今回忆起来，那时的儿童游戏大多不太健康，至于培养文明增长知识就更谈不上了。但儿童游戏作为一种民俗，还是让我如实地把记录下来吧？
　　摔三角
　　摔三角，我们那里叫“打pia叽”。即把一张纸叠成三角扔在平地上，大家拿着同样的三角，朝地上的三角轮流摔打，谁将地上的三角摔翻，这个三角就归谁。
　　现在看来，这种游戏很可笑，但那时的孩子却玩得挺认真。因为废纸有许多用途，可以卷烟、引火、包东西。不过，有的孩子耍心眼儿，好玩赖，就像小青，每次摔三角都敞着怀儿，因为衣襟带风，那三角自然也就容易翻转过去。
　　有一次，我偷撕父亲拿回家的学生作业本叠了十好几个三角，结果一下子都输给了他。我说他玩赖，找姨妈哭诉，可姨妈却置之不理。姨妈虽然厉害，只要孩子不惹她，无论干什么都不管。因为她相信“淘小子出好汉”。所以，小青跟小百岁一样，都是村里最坏的调皮蛋。
　　弹泥球
　　弹泥球，又叫“弹圈儿”。即在地上画一个圆圈儿，大家各自把同样数量的泥球放在圈儿里，然后在圈儿外一定的距离内，用一枚玻璃球弹把圈儿里的泥球，谁弹出去归谁。现在看来，这种游戏也很可笑，但小伙伴们玩得也非常认真。因为泥球是弹弓的子弹，可以用来打鸟。
　　那时候，每年秋天都有人家挖菜窖，菜窖里挖出来的黄泥柔软细腻，孩子们就一块块地搬回家去搓泥球。搓泥球时还要念儿歌，可是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
　　“小二儿小二儿搓泥蛋儿，搓了泥蛋儿李大春。李呀么李，什么李；大呀么大，大家贼。”
　　泥球搓完，要放在窗台上晒干，然后藏在炕席底下。因为搓泥球受节气的限制，所以，玩弹弓的孩子都把泥球当做宝贝一样。
　　那时做弹弓的材料，主要是用汽车里带割成的皮条，但是汽车里带不好掏腾，所以，谁要是有一把好弹弓就会感到非常自豪。小青的大姐夫是城里马具社的工人，汽车里带自然不缺。所以，他就经常拿皮条换东西：铅笔、橡皮、小刀、作业本，反正孩子们手里有的，什么都能换。
　　滚苏雀
　　滚苏雀。苏雀学名叫朱顶雀，样子近似麻雀而略小，头顶有红点儿，有的腹部也有，据说是雄性。
　　我以为，在所有的禽鸟中，苏雀是最傻的一类，用滚笼捕获后放飞，它只在天上打了个旋儿，一会儿又落到了滚笼上——这小东西特别喜欢吃苏子，它架不住滚笼上的苏子香味的诱惑。
　　我们那时的滚笼都是自己制作——先用秫秸扎成框架，再安上竹棍扎的小窗户，这样就做成了一幢尖顶式的小楼房。“小楼房”的顶部有一个单独的小房间，关着一只苏雀做诱饵；小房间两边有非常灵活的翻滚儿，上边插着喷香的苏子。
　　做诱饵的苏雀孤零零的，一见小伙伴儿们从天上飞过就哒哒地叫。它的叫声清脆悦耳，能传出很远。小伙伴儿们听了，便纷纷投奔而来，争抢翻滚儿上边的苏子。于是，除了少数机灵的以外，多数都做了笼中之囚。
　　如果换了人类，一定会把这个出卖同胞的家伙弄死。然而鸟儿们不记仇，大家只管老老实实地呆在一起。那么，等待它们的命运将会怎样呢？
　　四十年后，我已经退居二线。有一次去一家小卖店买烟，小卖店的老板跟我说：“大哥，你要是闲着没事儿，就去滚苏雀呗！”
　　我问：“滚苏雀干嘛？”
　　他说：“吃呗！你没看见饭店里卖的炸铁雀？一盘好几十块，可香了！”
　　我说：“那不是杀生吗？”
　　他恍然大悟似的：“哎呀大哥，原来你信教啊！”
　　我一声没吱声，转身走了——哎，这种小市民你跟他说什么好呢？在他们看来，不杀生就是信教的；那么，不信教的自然也就可以杀生了！
　　下夹子
　　下夹子，主要是夹麻雀。那时的麻雀夹子有两种：钢丝的——夹背和夹嘴呈半圆形，小巧精致，埋在雪里不易发现；木头的——全用细柞条，先做一个小木弓，再做一大一小两个U形的夹嘴，大的绑在弓背上当底盘，小的插在弓弦里绞劲儿，然后安上消息儿（发动夹子的机关）就成了。下夹子时，在消息儿的顶端用细线儿串上一粒麻籽儿，小心翼翼地埋在雪里，四周撒点儿秕谷，一会儿，便有许多麻雀飞来觅食。家雀最爱吃的是麻籽儿，伸嘴一叨就被夹住；夹住了就拼命地挣扎，可无论怎样也逃不掉。夹子下得好的，一冬天能夹住上百只。过年时剁馅儿包饺子吃。
　　踢毽子
　　踢毽子。这是那个年代很少的一项有益游戏。我们当时踢毽子有一套规定的动作，即端盅、扦毛、翻背、上架，还有踢、打、奔、掰、压。
　　端盅：毽子下落时，左手作酒盅状接住；扦毛：毽子下落时，用食指和拇指把毽毛扦住；翻背：毽子下落时，用手背接住；上架：毽子下落时，伸出食指和中指接住。
　　踢：右腿朝里运动，把毽子踢起；打：右腿单跳，用左脚在背后把毽子踢起；奔：右腿弯曲，用脚尖把毽子踢起；掰：右腿朝外运动，把毽子踢起；压：右腿不动，用左脚在背后把毽子踢起。输赢以完成规定动作多少为准。赢家把毽子使劲踢出，由输家捡回。
　　我们的毽子，多由铜钱和狗毛做成——将四枚铜钱摞在一起，把狗毛的一端顿齐，从钱孔中穿入，在中间钉上竹钉即成。不过，做这样的毽子需要狗尾上的长毛，而我们那里因为长毛狗特少，所以，一枚好毽子也就显得十分珍贵——老刘小子家的大青是条长毛狗，大尾巴就像个鸡毛掸子。大伙都跟他要狗毛，可他不白给，一撮狗毛换三个大饼子，说是喂狗，其实都叫他自个儿吃了。结果，把个大青的尾巴剪得光秃秃的，倒像一头狮子。大人们见了都笑。
　　上述游戏都属于男孩子的。女孩子玩的是翻绳、跳绳、跳格、跳皮筋、踢口袋和攒（cua）嘎拉哈——嘎拉哈是动物的腿关节，猪马牛羊都有，但最好是狍子的，小巧玲珑，讨人喜爱。
　　我从小文静，男孩子的几种游戏都玩不好，跟女孩子玩又怕人家笑话。所以，除了看画本（小儿书）就是放风筝。我做的风筝十分简单，用竹棍儿扎成两个大小相等的四框，再把两个四框交错绑在一起糊上花纸，一只葵花形的八角风筝就做成了。
　　放风筝是我最喜爱的一项活动。特别是在父亲挨整期间，因为没有玩伴，风筝几乎伴随着我度过了整个孤独的少年时代。

　　跟读。问好

　　老残杂记•好药难得
　　八三安乃近，六四可的松。
　　人嫌此味苦，我道有奇功。
　　小病随时化，沉疴逐日空。
　　癒后增康健，脱胎换骨翁。

　　沉疴：老毛病也。空：消失也。安乃近：一种解热消炎药。可的松：主治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也治炎症疾病。
　　那时的药品十分缺乏。除了上述两种，还有樟脑、去痛片、安痛定、麻黄素、锁眉痛、磺胺嘧啶，但疗效最好的还是青霉素，只是经常脱销，没有门路很难买到。如果一老一少同时住院，有青霉素先可年轻人用，说老的没有医疗价值了。
　　那年月的人好像毒气特大，大人小孩多长疥疮。此外还有臭翻——肛门里起紫疱；白喉——嗓子里起白疱；羊毛疔——类似伤寒，在发病处能挑出丝状物。这几种病属于疑难杂症，医院一般治不了，甚至由于误诊而使人丧命。那年，我跟小伙伴儿们戏水得过羊毛疔，发病时上吐下泻，非常严重。村里的王奶奶是个巫医，母亲请她到家看后，一针而愈——但文革时说她是巫婆，挨了一回批判，以后就不敢给人看了。
　　我在七八岁时还长过黄皮疮，走路的时候裤腿一摩，便泛起一片片的小泡，小泡结痂后发痒，用手一挠就出血。玩伴儿们都害怕，一见我就跑。后来打了半个月的红霉素才好。
　　我哥从十几到二十多岁，年年长疖子。他打的消炎药主要是磺胺嘧啶，但是疗效很差。至于父亲把安乃近和可的松说得那般神奇，不过是诗家之语。如果让现在的大夫听了，肯定会笑掉大牙！

　　老残杂记•六十年代的三大件
　　文革时期富裕家庭的重要标志是“三大件”，即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至于家用电器，正如赵本山的小品所说，除了一个手电筒啥玩意儿没有。

　　手表
　　手表主要有“上海牌”和“东风牌“两种，价格都是一百二十元整。不过，“上海牌”属于名表，深受欢迎。有关资料表明：从建国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上海手表制造厂共计生产手表一亿二千万只，尽管如此，仍然供不应求。由于市面上很难买到，所以也就成为了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以至于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俗语：“如果你没有上海手表，就没有姑娘嫁给你。”不过，人们最向往的还是进口表，如罗马、瑞士、英格等。
　　听说离这儿不远的四方台煤矿有个司机叫吴方田，阳具甚伟。娶个媳妇没过五天就吓跑了，后来又找了一个，没出十天又吓跑了。他手上戴块罗马表，值三百多块。于是就到处张扬，说哪个女人要是能和他挺住一回儿，他宁愿以表奉送。有个女人稀罕那表，就偷偷跑去找他，可是没挺住，病了好几天。女人的姐姐不服，也去找他，结果比妹妹还惨。
　　当时以为编瞎话，后来上了大学才知道，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有个野爹叫嫪毐，阳具勃起能把车轮转得直飞。那时的车轮都是木制的，没有轴承，十分沉重。嫪毐有这等功夫，自然是天下第一伟哥了，寻常女人谁敢沾他？可是偏偏就被秦始皇的老娘看中，不但宠幸得不得了，而且还生了两个孩子。可惜，我们这儿的老乡不知道这个典故，都把个吴方田传得神乎其神。

　　缝纫机
　　我家的缝纫机购置于一九六四年冬天。那时候我们小孩子最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因为过年不但要吃点儿好的，有时还要做一件新衣裳，然而却满世界里找不到裁缝。其实倒也不是没有，而是家家活儿忙。父亲一生气就从城里买回了一台缝纫机，他要自己学着给孩子们做衣裳。当时，一台缝纫机一百六十多块，农民家庭根本买不起。我们村里一百多户就我家一台。
　　父亲心灵手巧、无师自通，从裁剪到缝纫没几天就练得精熟。接着一家人又跟着他学——方便呀，只要弄块布，自己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为此，父亲又写了一首小诗，一夸赞自己的聪明。
　　铁爪钢心缝纫机，穿针引线可成衣。
　　老夫昨夜乞新巧，敢与织娥比高低。
　　这下子家里可就热闹了，天天有人登门求着做衣裳，白干活不算，还搭着线钱，然而父亲和母亲却始终乐此不疲。
　　作衣裳虽然是件小事，但每次都得进城。花钱不说，也实在是麻烦。从此，父亲和母亲，就无条件的承担了这项不是义务的义务，毫无怨言地为乡亲们服务了十来年。

　　自行车
　　我们这里常见的自行车有大国防、大金鹿、小金鹿、永久、飞鸽、白山、孔雀。价格从一百五十元至一百八十元不等，恰好是普通职工半年的工资。所以，一台新买来的自行车是十分娇贵的，多数都用塑料布条把车架子缠上，除了起到保护作用，花花绿绿的也很吸人眼球儿。
　　当时我家虽然有手表和缝纫机，却一直没买自行车。对此，父亲跟打井时一样也摆出了三条理由：一是道路不好，下点儿小雨就不能骑了。二是常出毛病，自己修不了还要上城，平添了许多麻烦。三是难免别人借用，不借得罪人，借了容易损坏。
　　对此，哥哥非常不满，认为父亲偏心眼儿，既然给姐姐买了手表，为什么不给他买自行车？他跟嫂子订婚那年去城里照像，虽然自己不会骑，却特意借了一台推着。说是这样好看，否则被人笑话。后来姐夫买了一台永久牌的，自己不骑借给我们。结果，不到二年就造得不成样子了。
　　一台永久牌一百八十多元，是姐夫的半年工资。如果放到现在能买一台二手小汽车。父亲精明吝啬，自然不肯当姐夫那样的冤大头了。

　　老残杂记•传说中的电视机
　　我老姨住在哈尔滨。有一次，姥爷去她家串门回来，说他看过电视：一个小木匣，带个玻璃罩，里边的人会动会唱，就跟电影差不多。我听了不信，笑他哄弄小孩子。姥爷有点儿生气，从此就再也不跟我说了。
　　那时候的人傻，以为凡是自己没亲眼看见的东西都是假的。直到三十年后我才知道，其实电视这玩意，早在二战时期的美英法德这些发达国家就已经普及了。除了播放新闻时事还演“肥皂剧”。“肥皂剧”主要是用来做广告，发展到起来就成了电视连续剧。后来我又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确实已经有了电视，但是仅限于高层——我姨夫个处级干部，估计享受不着那样的待遇。姥爷看见的，一定是在别人家里。
　　最近看过一份资料，说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同志认为他们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面向西方的窗口，为了显示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要求中国支援他们一批电视机。当时的中国连收音机都很难买到，却立刻无偿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想，如果那时电视机能在市面买到的话，我家也能买。于是我又想，假如那时的中国普及了电视的话，还会不会发生后来的文革运动呢？ 大概至少不会那么狂热吧？
　　极度贫乏的文化生活，不仅导致了愚昧无知，也加重了人们的好奇之心。所以，开批斗会，跳忠字舞，围观游大街等等，也就成了一项引人入胜的活动，从而对整人运动的大规模展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这种判断，肯定会有人说我天真，但是仔细思考一下却有一定的道理。文革运动是一场典型的街头闹剧，如果没有围观者们的捧场起哄，即使一时搞起来了，也不会搞了整整十年。

　　老残杂忆•畸形的婚姻
　　当时，我们那里许多人家结婚都不登记。因为结婚早，多数不到法定年龄。另外，农村尚未实行户籍管理，生孩子无需落户，而且很少离婚，也涉及不到财产分割问题。所以，有些夫妻可能一辈子都没登记。
　　我家搬到乡下的时候，还存在着少数畸形的婚姻。如今回忆起来，共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搭伙。搭伙没有正式结婚，是临时性的夫妻，准确来说就是非法同居，合得来就过，合不来就散——前文提到的双山村的王寡妇和那个小瓦匠，就是这种关系。
　　第二种是两个老婆。这种婚姻是旧社会的遗迹，解放后已经基本消失。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也偶然存在。我们村的任保金，因为父母包办，娶了个比他大六七岁的媳妇。后来，保金领着情人灵芝跑盲流到村里，等到媳妇找来，三人就住在了一块儿。不过，令我至今不解的是，当时已经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年轻人谈恋爱都受限制，而保金明铺夜盖地睡着两个老婆，怎么就没人管呢？
　　第三种是拉帮套的。当时我们村里，除了姜老七以外，还有两家。一家姓张，一家姓许。而且时间都相当久远，大约已有几十年的光景了。
　　老张家是个地主，老太太年轻守寡，一个人拉扯着一个儿一女两个孩子。老李头是个画匠，一直住在她家。老张太太的孙辈共有三男三女，一家十来口人住着一间半房，可够挤的。老李头是贫农，享受五保户待遇，但却始终住在张家，直到老死——也许早就习以为常了吧？我在村里时，从未听见老辈儿们议论她家的事情。如今回忆起来不免有些遗憾。如果当时搞点调查，说不定还能发现一段凄美心酸的爱情故事。
　　老许头瘦高体弱，不能干活，全靠一个拉帮套的养家。拉帮套的姓魏，山东人，木匠。老魏头身材魁梧，鼻直口方，浓眉大眼，一表人才，可不知为啥却一辈子没有成家。先是住在许家北炕，后来又在院子里盖了一幢厢房。
　　据村里的老辈儿讲，老许头性无能，老许太太跟老魏头才是真正的夫妻。许家有个儿子是汽车司机，老许头经常以此炫耀。一次有人问他：“开车的小许是您儿子吗？”老许头得意地把嘴一撇：“差不多儿吧！”这话传到村里，乡亲们都笑，说：“不是差不多儿，而是差一点点儿！”
　　后来许家搬到山里，老魏头也跟着去了。许家儿女为其养老送终。

　　老残杂忆•桃花源里可耕田？
　　那天，哥哥放学回来说，最近毛主席在一本什么杂志上发表了一首诗，全校的老师学生都在传抄。父亲忙问是新体还是旧体，他抄了没有？哥哥摇摇头，就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便信放在桌上。
　　哥哥现在念初中，他的班主任老师叫程青云，也就是父亲诗中所指的那位“程生”。他是父亲唯一的诗友和忘年之交。两人虽然很少见面，却经常以诗酬答。
　　父亲把信打开，先是一怔，接着就高声朗诵起来。这些年父亲常说，古人的好诗他已经读遍，今人的好诗却一首也没见。为此，他经常大发感慨，以为唐诗宋词后继无人，说不定哪天就要断种绝根了。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母亲正在厨房忙活，听了父亲的朗诵，以为他又有了新作，端着饭菜进屋笑道：“哎，我听你这首诗结尾一联挺好。那个陶令虽然不在了，可这桃花源里不是还有个‘村夫’吗？所以，咱的小开荒还得种啊！咱凭劳动弄点吃的又没剥削谁，怎么就是资本主义了？再说搞小开荒也是上边号召的，总不能这么快就变卦儿了吧？”
　　从去冬开始，报纸上经常批判资本主义，说是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父亲认为个人搞小开荒不符合上边精神，不想再种了。可母亲不服，坚持要种。父亲怕人家说他不务正业，影响教学，所以宣布今年小开荒的劳动他不再参加，而且也不叫姐姐和哥哥帮忙。现在，父亲听了母亲的议论，未免有些尴尬：“哎，你什么脑子呀？我要是能写出这样的诗来，还在这儿当个小学老师吗？”
　　“那，是程青云？”
　　“嘁，他要能写出如此佳作，还给我当学生？那我倒要拜他为师了！”
　　“那是谁呀？”
　　“毛主席！”
　　“啥？毛主席也会写诗？”
　　“哎，不但会写，而且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过去，父亲最崇拜的诗人只有两位，一位是陶渊明，一位是孟浩然，连李白杜甫都不大放在眼里。他这人心直性耿，目空一切，如果不是心悦诚服，即使是在自己家里，也绝对不会这么说的。
　　父亲兴奋的情绪，很快感染了全家。姐姐和哥哥争相抄写，并打赌谁能以最快的速度背诵下来；母亲似乎也格外的高兴，还亲自为父亲倒了盅酒。看那样子，好像马上就要有什么喜事降临似的。
　　母亲讲，当年在城里的时候，父亲曾经一度以美术知名。那年县文教科要调他到县一中教图画，可他非要教语文。人家说他读的是私塾，不是正规学校毕业，子曰诗云那套早就不适用了。他不服，跟人家较劲，说教图画是大材小用，只有教语文才能发挥他的特长。结果争来争去，人家连图画也不用他教了。
　　母亲了解父亲的才华，也理解他的苦闷。自从下乡以来，他已经写了上百首的田园诗，而且不厌其烦地加工、润色、修改、琢磨。也真够得上“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了。只可惜，全公社中小学一百多位老师，除了一个程青云，再也没有第二个欣赏的人了。在那些人的眼里，曾经辉耀千古的唐诗宋词，如今不过是田间地头的闲花野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弄它何用？然而今天，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却以“古为今用”的伟大气魄，又将古典文化重新发扬光大起来。这对父亲来说，难道还不算是一个喜讯么？
　　父亲一边喝酒，一边看信；一边看信，一边沉思。待到看完又问姐姐：“哎，小羽，‘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你对此联怎么理解？”
　　姐姐初中毕业后，本来已经上了半年高中，后来下乡，只好中途辍学。不过，她喜欢看书，再加上父亲的熏陶，对唐诗宋词也非常喜欢。见父亲发问，便认真地想了想，说“我认为这一联是赞美社会主义新农村，毛主席是要实现陶渊明所向往的那个理想社会。” 父亲点点头，说“有道理。不过，读古诗，应该体味作者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程青云说此联标点是问号。在这里，问号等于反诘，反诘等于否定。如果他没有抄错的话，那就应该另有寓意了。”
　　听父亲这么一说，姐姐不由沉思起来。她去冬为入了党，这一阵经常去公社开会学习。她虽然不大关心政治，但也觉得如今的形势的确和以往不同了。
　　大家已经吃完，母亲在收拾碗，看着父女俩一副深沉模样，就插言道：“嗨，什么另有寓意？我看小羽方才说的就对。你没听报纸上说么？等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咱农村都能住上砖房，点上电灯，用上机器，到那时••••••”
　　父亲摇了摇头，就把程青云的信递给母亲。程青云以为此联应该是对陶渊明的委婉批判，是否定“桃花源”的存在。因为那样的社会不讲阶级，和共产党的斗争观念不相适应。信中，程青云告诫父亲以后不要再写诗了，特别是小开荒，更不要搞了。因为最近的报纸广播都在频繁地宣传阶级斗争，批判资产阶级。而毛主席的诗歌选在此时发表，显然是运动前的一个信号。对此，程青云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桃花源并非陶渊明的凭空想象，而是确有其人其事。这地方就在湖南的武陵山中，距毛主席的家乡也不过百十多里，他老人家怎么能不知道呢？只不过因为信仰斗争学说，不肯承认罢了。
　　这封信很长，洋洋洒洒的足有好几篇，而且在结尾处还郑重其事地叮嘱：“阅后付丙，切切！”
　　母亲一看程青云说不让搞小开荒，立刻变了脸，把那信往桌上使劲一扔，没好气地说：“不就是一首诗么？哪来那么多的讲究？不叫搞小开荒，小开荒怎么了？要是没有小开荒，这二年还说不定得饿死多少人呢！——嘁，这个小程，就是疑神疑鬼，胡思乱想！”
　　也许母亲说的没错，然而父亲却用了心思，特地去街里买回了宣纸，把那诗用楷书抄写下来，又经过一番细心装裱，然后恭恭敬敬地挂在墙上。过去，他一直以自己的田园诗为荣，但在毛主席那高瞻远瞩，空前绝后的雄浑奔放面前，一切古人都不免黯然失色，而作为仅仅仅满足于个人情趣的自己，就更显得渺小和卑微了。于是，在经历了几天几夜的反思之后，他终于写出了一首表现与传统诗风决裂的新作《七律•再答程生》：
　　可怜挂冠陶靖节，莫问辞阙孟浩然。
　　百岁有为能济世，一生无志枉称贤。
　　菊开抱怨霜来早，花落成忧夜不眠。
　　好景人间随处有，何须误入桃花源。
　　诗中，首先批判陶孟不该隐居，因为消极避世无益于世，所以二人算不上贤者，接着又讽刺了他们不事生产，种菊赏花，满足于封建士大夫的无聊闲情。结尾一联，意在告诫“程生”应该认清形势，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不要被“桃花源”式的幻想所迷。
　　父亲去世以后，我曾对他的诗集进行过整理和选编，但对此诗的解释，未免有些为难。因为谁都知道，陶孟隐居是因为不满于当时社会的黑暗——“达则兼养天下，退则独善其身”，这是孔老夫子早就教导过的，您怎么能说人家不是贤者呢？再者，陶渊明爱菊种菊，历代文坛传为佳话。翻遍他的诗集，并未见过什么“抱怨”霜来早晚的只言片语，至于孟浩然的那首《春眠》就更不用说了，人家本来睡了一宿的好觉，听到鸟鸣才醒过来的，您又根据什么说人家是“夜不成眠”呢？
　　或许当时的“程生”也有同感吧？对父亲这首用心良苦的赠诗始终没有作答。父亲十分不满，说他食古不化，禀性难移。从此，两人的关系便渐渐疏远了。
　　母亲有些愁苦，整天絮絮叨叨。文人的雅兴与她无关，她只怕没有粮食。然而父亲却满怀信心，以为日子会越过越美。不久，在破败的村小学里，便传出了学生们的歌声。那是父亲教给他们学唱的一首新歌：
　　“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屋里挂着毛主席的像。贫下中农瞧着您呀，好像见了亲爹娘。••••••”

　　老残杂记•八元钱的党票
　　一
　　老德好姓张，据说沙皇时代跑过俄罗斯，开过“洋犁”、修过“马神”。所以，村里人都叫他“张大车”。
　　一九六五年冬，社教工作队进村了。先是唱红歌,接着是学《毛著》。学《毛著》得买书，一套四本，价格四元。工作队要求每家一套，而老德好一家三口却买了两套。当时农民花钱都以分角计算，八元在当时是绝对的大数。于是，老德好就被工作队树立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可他毕竟是个农民，没念过书，不识字儿。所以说完了几句现成话也就没词儿了。没词儿了就东拉西扯，顺嘴瞎编。
　　“……想当年我在俄国工作的时候，有回上莫斯科修马神，正赶上列宁和斯大林领着工人打白宫……那大炮放的，把炮筒子都打红了……”
　　轰的一声，满屋子的人都笑了起来：这事儿可真新鲜，人家白宫在美国，啥时候叫他给搬莫斯科去了？这不是狗带嚼子胡嘞吗？再者，他平时只说自己去过庙街、海参崴；修过马神，偷过金条，逛过窑子•••他啥时候去莫斯科了？
　　第二天有人找工作队揭发，说老德好除了那几件事，光复那年还给老毛子当过翻译。如今苏联修正了，这种人怎么能当积极分子呢？社教队的高队长不动声色地听完，然后发问：“当时苏联红军到咱这干什么来了？”
　　“打日本人呗……”
　　“这不就结了！”
　　高队长一敲桌子：“苏联红军来抗日，张大爷给他们当翻译不也是抗日吗？好人呐！至于偷金条、逛窑子，谁看着了？”
　　揭发的人被问得张口结舌，一转身灰溜溜地走了——听养蚕的赵大爷讲，老德好年轻的时候不着调，长年在外边东跑西颠。光复那年给老毛子当通事（翻译），回来时带了不少“洋落”。他弟媳妇儿眼窝子浅，就跟他扯勾，结果，把个弟弟活活气死了。他现在的老婆就是他原来的弟媳妇儿。
　　二
　　高队长叫老德好忆苦思甜。天刚黑下，马号里就坐满了人。起先，老德好因为受了大伙的嘲笑有点畏缩，但在高队长的鼓动下还是讲了起来。
　　他说他小时候家里穷，十几岁就在外边闯荡。有一年跟着一伙把兄弟去俄罗斯打渔，就住在乌苏里江边。那天鱼亮子打了一条大红鲤子，中午做饭的时候，他把兄叫他去借口大锅炖鱼。当时离渔亮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伙毛子妇女在草甸子里采雅各丹——雅各丹是一种小浆果，酸甜儿，俄国人用它做罐头。
　　老德好说他不会俄语，他把兄就教了他一句“拱科马达姆”。他听不懂那话的意思，有点儿胆怯，可他把兄非要他去。无计奈何，他只好把那话嘟哝了几遍，磨磨蹭蹭地去了。当时那帮毛子妇女也在做饭，一听那话，立刻七手八脚地打他。他吓得撒腿就跑，可是回头一看，那帮妇女却一窝蜂地追了过来。一追追到鱼亮子，他把兄听见吵嚷，赶紧从窝棚里钻出来劝架，叽叽嘎嘎地说了一通毛子话，那帮妇女都拍手大笑••••••
　　然而，没等老德好讲完，社员们就乱哄哄地议论开了。其实，这个故事他早就讲过多少遍了，连我这样的小孩子都耳熟能详。但顺子叔和二狗恨他假积极，就故意追问，想叫他在工作队跟前出丑。
　　“哎，拱克是啥玩意呀？”
　　“拱克……就是、就是女人身上的东西……”
　　“啥东西呀？”
　　“嘁，你们都知道……”
　　“谁知道啊，俺们又不会俄语？”
　　“哎，别闹……”
　　“谁跟你闹了？”
　　原来在俄语里，“拱克”是女人下体，“拱斯克”才是大锅。老德好的把兄欺负他不懂，故意耍他。
　　第二天，马号的墙上贴出了一段顺口溜，小孩子们好奇，就拍着手地满街传唱。高队长他们听了，也都忍不住地笑。
　　老德好，真是乖。
　　大锅屁股分不开。
　　说俄语，尽瞎掰，
　　叫玛达姆好顿拍。
　　老德好忆苦思甜丢了丑，闹得满城风雨。工作队觉得他实在上不去台面，只好作罢。可老德好不甘心，要求工作队培养他儿子。他儿子春晓那年才十七，刚下学生门儿。虽然初中毕业，却连个稿子也念不全。可人家老德好毕竟为工作队出过力，不能亏待人家。所以，就叫春晓入了党。
　　那年月入党要求得特别严格，得上查三代，根红苗正。有人当了一辈子村干部，连个党员的边儿都没摸着。于是，乡亲们就背后议论，说老德好八块钱给儿子弄了个党票，这算盘打得可真精啊！
　　当时，全国都在“活学活用”，只要根红苗正，能说会道，不管品质如何，一夜之间就可能红得发紫——少数人投机取巧，多数人跟风起哄，于是便形成了风气，掀起了高潮。而所谓的“崇拜”也就由此产生了。

　　老残杂记•贫下中农腰杆子硬
　　父亲是村小学的校长，古板严厉，一丝不苟，整天就是忙着讲课备课和批改作业。但今天，他却要教我们学唱一首歌曲《贫下中农腰杆子硬》。这是中国进入六十年代以来，最为流行的一首新歌。歌词简洁明快，曲调慷慨激昂，使任何人听了都会为之一振。
　　“贫下中农，腰杆子硬，革命大旗握在手中。 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革命路上打先锋。旧社会黑咕隆咚，数咱们苦来数咱们穷。斗地主，闹翻身，穷人当家做了主人。最可恨，地富反坏不甘心，和平演变来进攻。一心想夺走咱的印把子，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组织起干革命，团结中农来斗争。要把那黑帮黑线牛鬼蛇神，连根拔它个干净！”
　　我们的小学是一所又大又破的土草房，一共分成两个教室，中间隔着一道栅板，可以随时打开。因为这里不光是学校，还是村里唯一的公共活动场所：开会了，把栅板一打就是会场；唱戏了，又把栅板一打就成了剧院。每次活动过后，教室里一片狼藉，桌子板凳全都弄得七零八落。
　　为这事儿，父亲经常生气、吵闹，可是没用，他不过是个小学老师，没有权利不让村民们在这里活动。特别是“社教”运动以来，公共活动更加频繁，大会小会，走马灯似地没完。
　　那天，县剧院来村里演出《收租院》。说四川省有个大地主叫刘文彩，年年强迫农民到他家缴纳地租，稍有反抗就被关进水牢。不过这出戏很奇怪，一帮大活人，不说不唱，光伸胳膊撂腿摆姿势，一动不动地站在台上。小孩子看不懂，就吵嚷打闹。突然，一个外号叫“杨排风”的女生跟赵大边家的小二黑干起架来。杨排风站在桌上抡着笤帚猛抽；小二黑慌忙跳上炉子抵抗，只听轰隆一声，炉子塌了，炉筒子也随之稀里哗啦地倒下，火星乱飞，乌烟瘴气。这一不打紧，站在台上的那些“死人”都一下子活了起来，一个个捂着脑袋，乱糟糟地跑进后台去了。
　　炉子坏了学校不能上课。父亲就去赵大边家找小二黑，叫他给修炉子，可是小二黑不但不服，还骂父亲是老顽固。赵大边和他老婆站在一旁也没个长短。父亲气得几乎发疯，一下子就摊在了地上。王明臣和顺子叔把父亲抬回家，父亲躺在炕上不停地呻吟。
　　王明臣骂：“妈的，老赵家那小杂种也太没教养了。这要放在过去，早叫先生揍扁了！”
　　母亲气道：“可不是，你大哥教私塾那会儿，哪个学生要是犯了规矩，都得老老实实地朝墙跪着。谁家的父母敢说个不字？现在可倒好，孩子当面骂老师，爹妈就在旁边听着。这年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王明臣点头道：“那是，我念书那会儿，背书背不好，老师拿起板子就打，打得哇哇直哭，回家一说，我爹说该揍！”
　　顺子说：“嫂子，你还不知道吧？那赵大边一个大字不识，他老婆是个胡子（土匪）。他们懂得什么道理！”
　　母亲惊讶：“啥？一个女人，咋还当胡子？”
　　顺子叔刚想回答，工作队的人来了。这人姓王，据说是齐齐哈尔师范学院的讲师——那时候的工作队由三种人组成：部队军官，地方干部，大学老师和学生。
　　王讲师不满地看了躺在炕上的父亲一眼，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拐弯抹角地批评父亲，说他缺乏雅量。一个人民教师，怎么能跟个小孩子一般见识。
　　炉子踩坏，学生不能上课，这事儿本来是非分明，可是王讲师却来批评父亲，这叫父亲如何忍受？不等王讲师话完，立刻反驳，说工作队既然是来搞“社会主义教育”的，就不能光整干部，对那些无法无天的群众也该管管。王讲师说赵大边苦大仇深，是工作队依靠的对象，只能保护不能打击。
　　母亲听着来气，就忍不住地插了一句：“什么苦大仇深，他老婆当过胡子！”
　　王讲师一愣，想了半天：“哦，土匪也是穷苦人，解放前他们衣食无着，卖儿卖女。打家劫舍能怪他们么？”
　　母亲张了张嘴，一下子卡住了——是啊，当胡子的可不都是穷人呗！地主老财谁干那个？然而父亲却冥顽不灵，依然坚持要赵大边家给修炉子，否则，以后就别在学校开会唱戏。
　　王讲师把手一挥：“那不行。教育必须服从政治。要想搞阶级斗争，就不怕打烂坛坛罐罐！”
　　父亲一听，勃然大怒，噗地一声跳下炕来，抻着脖子大叫：“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身为大学讲师，怎么连这个都不懂！”
　　王讲师自然不甘示弱，也抻着脖子大叫：“什么树木树人，当前的一切都要服从阶级斗争！”
　　接着，两人就霹雳火爆地干起仗来，差点没把房盖儿震飞——这个王讲师实在叫人难以理解。小孩子无知也就罢了，怎么一个大学老师也是这副德性？你说我父亲没有雅量，可你的雅量又是什么？
　　一晃，这事儿已经过去五十年了，王讲师大概早就当上专家教授了吧？万一他能看见我的这篇小文，会不会有一点儿反思呢？

　　老残杂忆•赵大边的胡子老婆
　　说起赵大边儿，早在解放前就小有名气了。他给地主张瞎子当了半辈子打头的，干起活来很是卖力。那时，他几乎常年不穿鞋，连割小麦都光着脚。因为脚上长满了老茧，不怕扎，不怕硌；抽烟时把火柴往脚跟上一划就着了——这事儿听起来有点玄，可是村里的老年人都这么说。
　　我十来岁的时候，大边儿已经满头白发，可他的老伴儿却很年轻，浓眉大眼，干净利索。所以，村里的老年人就常说：“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你看赵大边儿那样，倒娶了个俊媳妇儿！”
　　听养蚕的赵大爷说，大边儿老伴儿解放前本是个大家闺秀，家住离我们村二十里外的一个镇子。她的婆家也是个地主，可惜结婚娶亲那天叫胡子绑了“花票”，掳到山上去了。胡子要五百大洋，一手交钱一手放人。那年月，十块大洋就能买一垧好地，五百块该是多少钱？于是，娘家和婆家便互相推脱起来——娘家说：“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她是在娶亲的路上叫人劫走的，这钱应该婆家出！”婆家说：“这事儿我们不管，还没拜天地呢，不算俺家人！”
　　结果推来推去，一晃就是半年。不久，娘家收到了胡子送来的半拉人耳朵。父母吓了一跳，赶紧找婆家商量，情愿两家各出一半儿钱，可是婆家说啥不干：“嘁，一样花钱谁娶个半拉耳朵的？你们自己赎人吧，俺家不要了！”
　　娘家一想也是，一个姑娘没了半拉耳朵，将来咋找婆家呀？这五百块大洋不是白花吗？得，干脆就等于没生这个女儿吧！
　　再说那姑娘在山上呆了将近一年，又气又恨，于是就对大当家的说：“娘家婆家都不要我了，咋办？你撕票吧！”
　　大当家的是个小伙，有点儿舍不得，说：“那你先回去吧。为了你我宁愿破一回规矩，以后可千万别再叫我碰上！”
　　那姑娘不走，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了，要不你撕票，要不你就娶了我……”
　　起先大当家的不肯，怕坏了规矩。后来看看实在没人来赎，也就顺水推舟了。
　　胡子这玩意心狠手辣，但也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吓人。虽然没什么军纪，却有约定俗成的山规，而其中最严厉的是“上马不嫖，下马不赌”。一旦违犯，就地枪决。
　　胡子全都骑马，主要活动在春秋季节。天一煞冷，就散伙“猫冬，待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再重新“上马”入伙。在此期间，绝对不许玩弄女人。因为绑票只是为了勒索钱财，一旦谁家的女人被糟蹋，这条财路也就断了。《水浒传》里的李逵一听说宋江抢女人，就怒气冲天地抡起斧头砍杏黄旗，恐怕也是这个道理。可是一伙粗野的大男人呆在一起，不玩女人又能干什么呢？赌博。
　　“下马”就是散伙猫冬，在此期间，可以逛妓院、找相好，但绝对不许进赌场。因为那地方人多眼杂，容易引起官府的怀疑。《水浒传》里的“白日鼠”白胜，就是这么犯的事儿。
　　再说那姑娘在胡子窝里又呆了半年，偏赶上官府进山剿匪。大当家的跑了，她被活捉了。官军出山的那天晚上在村里宿营，张瞎子就花了十块大洋把她买下许配给了赵大边儿。
　　大边儿那时已经三十来岁，得了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媳妇，自然对东家感恩戴德，从此干活就更卖力了。等到临近解放的时候，他家已经买了三垧地一头牛，虽然算不上富有，但在村里也算是小康之家了。
　　一九四六年，来了“土改”工作队，把赵大边儿当做苦大仇深的典型，动员他斗地主，闹翻身。可是赵大边儿却不知好歹，竟说东家对他有恩。工作队长一生气，就给他划了个小地主，要斗争他。但是村里有些人不服，说大边儿从十一岁上起就给地主抗大活，一辈子连双像样的鞋都没穿过，他要是地主，那天底下还有贫下中农了吗？当时农会会长是李大脚，和大边儿一块扛过活，结果争来争去，只好给他划了个中农。等到土改结束以后，又改为下中农。
　　听完赵大爷的讲述，我不相信，说他瞎编。因为赵大边儿的小儿子和我是同学，以前常上他家去玩，怎么就没发现他妈是个半拉耳朵呢？赵大爷把大腿一拍：“哎，刚才我忘说了，那耳朵是胡子从死人头上割下来的。”
　　“为什么呀？”
　　“吓唬人呗！”
　　“他赶过大车吗？”
　　赵大爷哈哈一笑，说“大边儿”就是王八。因为他老伴儿来路不正，所以大伙就给他取了这么个外号儿。
　　炉子的事儿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忘了，但是从此以后，教学就再也不能正常进行了。有天早晨上课，父亲一打开讲台上的书桌，立刻捂着鼻子大叫起来，原来抽屉里被人拉了一泡稀屎——也许，又会有人骂我污蔑同胞吧？但我敢发誓，这事儿绝对不是瞎编。父亲教学认真，许多跟他念过书的学生都恨他。以前还多少讲点师道尊严，自从那次以后可就肆无忌惮了。为这，父亲还写了一首七律，题名《呕血植树》。
　　常将杨柳墙边种，更把春桃满院栽。
　　此日遥期浓荫覆，何年得见艳花开。
　　难堪猪狗胡蹬践，无奈牛羊乱往来。
　　呕尽衰翁半世血，误他一代不成材。
　　诗中以植树为喻，表明了教书育人之难。从解放直到离休，父亲教过的学生多得数不清，却没听说有一个成才的。对此，他一辈子耿耿于怀，可这能怪他吗？

　　老残杂忆•小幽默五则
　　除四害
　　“除四害”那年乡上召开动员大会，村长李大脚听完乡长的动员报告，赶紧回村传达。他说：“除四害，家雀麻雀老鼠耗子，这些东西跟地主阶级一样都是吸血鬼，咱们必须把它们消灭！”
　　不想话音刚落，台下就炸了锅。
　　“咦，家雀（qiao）跟麻雀不是一伙儿的吗？”
　　“就是啊，那老鼠跟耗子不也是一窝儿的吗？”
　　大伙想不通，就七嘴八舌地争论。直到把村小学的邬老师请来才弄明白，原来“四害”是麻雀、老鼠、苍蝇、蚊子。
　　不远万里
　　我姨夫虽然没念过书，却最爱领着党员搞学习。有天晚上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当念到“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就大模大样地解释：“哎，你锁（说）啊，这个这个，这个白求恩同志来咱中国参加革命，不远嘛还一万多里——好家伙，你锁那些远的该有多远了吧？”
　　大头朝下
　　社教工作队进村后，办起了夜校，除了学《毛选》还讲科学知识。王讲师是教中文的，自然责无旁贷。那天他讲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并随手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说：“大地是圆的，它不仅能绕着自己的轴心自转，还能绕着太阳公转；地球运行时，它的轴心与太阳平面有一个45度的夹角，所以••••••”
　　二狗听不懂，就问：“大地是圆的？还自转？那它一转，人不就大头朝下了吗？”
　　顺子叔抬手打了他一拳：“嘁，文盲，连这都不懂。你白天头朝下，半夜头朝上！”
　　轰的一声，满屋的人都大笑起来。气得王讲师把粉笔一摔：“你们，简直是••••••”
　　一枪打个眼儿
　　王明臣十六岁当兵，据说在部队已经当上了连长。有回大家伙在一起喝酒，说起抗美援朝的光荣历史，都七嘴八摆自己的功劳。王明臣一拍身上的枪伤，笑嘻嘻地来了一句：“一枪打个眼儿，比司令小不点儿！”
　　这话说得合辙押韵，幽默滑稽，第二天就传了出去。不久，反右斗争开始，有人揭发他居功自傲，有野心，想当司令，大会小会地叫他检查。他性格倔强，不肯认错，一气之下，便脱掉军服回乡当了农民。从此人送外号“王司令”。
　　省里的
　　胜利村的老陶当兵复员后，从四川领回一个小媳妇。那天俩人去乡里登记，老陶半路遇着个熟人，他好说，讲起部队里的故事就没完。他媳妇有点着急，就自己先走了。一走走进乡政府，正赶上民政助理老卢头坐在办公桌上抽烟。老陶媳妇在家时当过妇女干部，巧小玲珑，面相不俗，是典型的四川妹子。老卢头一见，马上跳下桌子上前搭话：
　　“你找谁？”
　　“饿（我）等姐（登记）！”
　　“打哪来？”
　　“胜利来！”
　　“这••••••”
　　老卢头有点儿发蒙，第一句没听懂，第二句听个“省里来”。愣了半天，赶紧找领导汇报，可巧领导一个不在。看看已近中午，就跑到食堂去安排伙食。等到从食堂出来，恰好遇见了老陶。当年老陶参军就是他送走的，俩人一见，立刻吵吵闹闹地说笑起来。扯了半天闲篇儿老卢头才问：“你干啥来了？”老姚说：“我登记呀！”老卢头一拍大腿：“操，你妈了巴子的，老子白他妈地给你媳妇儿忙活了这么半天！”老陶得知原委，不由鼓掌大笑。

　　老残杂忆•一起桃色事件
　　一
　　“社教”运动，又叫“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的方式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开展夺权斗争。开展夺权得有个组织，叫“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贫协”得有个头儿，叫“贫协主席“，由全体会员海选产生。因为村干部都”上楼洗澡”了，所以“贫协主席”就成了最高领导。武娘的儿子武大要当“贫协主席”，可是大伙却推选了王明臣。武大不服，就想法儿使坏。无奈王明臣根红苗正，抓不着把柄，于是便闹出了一场桃色事件来。
　　村里有个小媳妇姓白，原来是辽宁营口的一个女学生。三年灾害时期，周永发从那里退伍回乡，跟她说北大荒的白面馒头管够吃。她听了嘴馋，就背着父母跟着跑过来了。
　　周永发在村里辈份儿高，青年人都管叫他老叔，小白虽是个小媳妇，但从此也跟着变成了老婶。
　　老婶姓白长得也白，活泼好笑，据说有点儿像《林海雪原》里的卫生员“白茹”，所以村里的光棍儿们都叫她“小白鸽”。其实那个“白茹”啥样谁也没见过，反正就是好看呗！
　　刚结婚那会儿，老婶总夸自个儿男人，动不动就跟人说：“哎你看，俺家那位多帅，就像棵小松树似地！”
　　村里人听了都笑，说“这小媳妇八成是饿傻了吧？就那模样还小松树？做个兔子拐棒儿还差不多！”
　　说起我们那位老叔，长相实在是一般：水蛇腰，角瓜脸，又黑又瘦，一走道还两边晃，连我姨家的黑狗都看不上他，一见他就跟腚咬。于是，婶子大娘就背后议论，说“那小媳妇柳叶眉，桃花眼，一看就是个小骚X，那个小松树啊，怕是将来养不了她！”
　　第二年老婶生下个女儿，又过了一年，果然就后悔了。她嫌老根叔窝囊懒惰，也不会说笑哄人。她说自己当年是营口三中的校花，老根叔只给了她几个馒头就把她骗来了。当时他穿了一身黄皮瞅着还挺英俊，可如今一看，咋看咋不顺眼。
　　二
　　老婶常跟人说，杏山村的男人她一个也没看上，一个个土头土脑，又没文化。可是不知怎的，自从有回去公社看了一场电影，就再也不说了，没事便坐在窗台上唱歌儿。她嗓子好，韵味足，唱的都是电影插曲。但最动情的还是《四季歌》，不论什么男人听了都会想入非非。
　　春季到来柳丝长，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天涯各一方。
　　夏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夜夜梦家乡。江南江北风光好，怎及青纱起高粱。……
　　有人说她想家了，也有人说她怀春了，还有人骂她是放骚勾引男人。于是，婶子大娘们又凑在一起议论，说秋天的时候，谁家的小孩子上高粱地打“乌米，看见那小骚X正跟王明臣在地里……”
　　王明臣是复员军人，退伍后一直没娶媳妇，但因面目英俊，又有文化，所以经常遭到村里一些风流女人的纠缠。至于他跟老婶究竟是怎么扯勾上的，谁也说不清。此时姨夫被定为当权派，正在“上楼洗澡”，村里的大事小情就由他张罗。老婶家住三间房，西屋闲着。那天晚上“贫协”在她家开会。散会后，俩人就钻进了被窝。
　　老叔干不了庄稼活，又不会当干部，只好给生产队喂马。社教队进村后，天天讲阶级斗争，今天说某地一个地主投毒，把集体的牛马药死了；明天又说某村一个富农放火，把生产队的房子烧了。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工作队规定饲养员除了吃饭，其他时间一律不准回家。
　　那年月整人，如果没有政治问题，最严重的就是男女关系。武发要想扳倒王司令，也只有抓他这个把柄。所以，散会后就趴在老婶家的窗外偷听，等到俩人一上炕，赶紧去马号告诉了老叔。老叔一听不由火冒三丈，立刻跑回家去把俩人光溜溜地摁在了一块儿。
　　武大撺掇老叔咬住王明臣强奸，无奈老婶死不承认。高队长认为社教运动要解决的是路线问题，这些破鞋烂袜子的事儿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既然女方说是自愿，那就只能按照通奸处理。结果争来争去，只好把王明臣的贫协主席撤销了事。
　　武大接了“贫协”主席，就想整倒我姨夫。他本来是我姨夫培养起来的，但是为了将来当上村支书，这时却翻脸无情了。

　　老残杂忆•姨夫下楼
　　那时候的政治家也真能整词儿：干部停职检查叫“上楼”，接受群众批判叫“洗澡”。社员们不大明白，还以为是给干部们的什么优待，直到把我姨夫揪上台叫大伙提意见，这才明白不是好事情。可姨夫实在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说来说去，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勾当，比如叫周大胯子当众检讨偷苞米脱裤子的事儿，还有老德好家的老母猪钻进生产队的苞米地里偷嘴，叫他开枪打死了。等等。
　　工作队的王讲师坚持说是欺压群众，迫害贫下中农；而黄娘说那些人损公肥私，当干部的就该管；王讲师说那些问题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说服教育；黄娘说要是说服教育管用，那法院公安局就得黄了。
　　俩人争论了半天，还是高队长出来打圆场，说这次运动主要是依靠贫下中农，“上楼”的该不该“下楼”，就让群众决定吧？
　　高队长说的符合上边精神，谁也否定不了。于是，就召集贫协开会投票。投票的结果，姨夫以微弱多数获准“下楼”。“下楼”了也就没事儿了，该干什么干什么。然而姨夫伤了心，撂了挑子，说“我李春云十八岁就参加地下党，这二十年本来一心一意为群众办事儿，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盼着我下台——得，当干部三年讨狗嫌，这个支书我不干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大多数群众还是拥护姨夫的。于是就在当晚，黄娘、顺子叔、石大爷、二狗等一帮群众便登门相劝，就连蚕场的赵大爷都来了——他平时住在山上，没有大事儿从不进村。
　　顺子叔报告说：“投反对票的不光武大一伙，连老史婆儿、老赵婆儿、老李婆儿和杨大美人这一帮娘们儿也都随了人家！”
　　姨夫听了不由一愣：“不会吧？她们可都是你嫂子的干姐妹……”
　　黄娘把嘴一撇：“啧啧，还干姐妹？这叫墙倒众人推，那帮玩意儿都是随风倒儿，有啥立场！”
　　姨妈觉着奇怪：“就算不是干姐妹，我们平时也没得罪过她们呀？”
　　顺子叔立刻发誓：“嫂子，这事儿我可不敢瞎说。老武婆儿和周大胯子跟那杨大美人儿一帮娘们儿串联的时候我都听见了。”又故作神秘地问：“哎，嫂子，你知道她们为啥不投支书的票吗？”
　　姨妈问：“为啥？”
　　顺子叔嘿嘿一笑：“为啥？就因为你男人太正经了，没挨个儿x她们！”
　　满屋子的人，立刻哈哈大笑起来。
　　姨夫的支书终于没有辞掉，但从此却学乖了，不管什么事儿都睁一只眼儿闭一只眼儿。可不久运动又来了，就因为家里养了几只绵羊，再一次被打成了走资派。

　　老残杂忆•学《毛著》
　　自从“社教”以后，最频繁的活动就是学《毛著》，而且还要“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学得好的可以树为典型，入党提干。于是便迅速地掀起了高潮。大小孩伢，人人都念《语录》背《语录》。听说有个老贫农，虽然一个大字不识，却能背下一百多条。有次走路因为背得入神，竟一头撞在了大树上，在医院里躺了两三天。不过，在“活学活用”的典型中，也有一些大伙不服气的。比如有个妇女，在地区讲用时据说非常精彩，感动了许多人，可是回到县里却有点儿底气不足，等回到公社干脆就不敢讲了。因为大伙都知道她作风不正，跟好几个男人“借籽儿”要儿子。这事儿究竟真假我说不清，但是知道我们队里的张德好，虽然是个老无赖，却因为买了两套《毛选》，就被工作队树立为典型，还叫他儿子入了党。
　　其实,当时买《毛选》最多的是我家——父亲是老师，姐姐是公社干部，分别在各自的单位买了一套；哥哥是社员，又在队里买了一套。当时的《毛选》是罕见的塑料精装，红彤彤地摆在箱盖儿上分外耀眼。父亲如获至宝，天天晚上捧读，有时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他说毛主席的文章幽默，耐读。为此，他还写了一首小诗，以抒发自己学习后的觉悟：
　　学孔多年弄石田，耕而无获乞人怜。
　　半生有愧张思德，一句力行司马言。
　　石田是指石多瘠薄之地，司马言是指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一句名言：“人生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诗中，父亲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的前半生，把孔孟之道比作贫瘠不毛的“石田”，由于耕而无获，不得已向而劳动人民乞食。与张思德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相比，能不惭愧吗？至于司马迁所讲的道理虽然作起来很难，但也还是要勉力为之的。就算不能“重于泰山”，总不该“轻于鸿毛”吧？
　　父亲此诗，是否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如今已经无法判断。但他为人，从来不说假话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属于旧知识分子，一直认为自己的政治觉悟与毛主席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所以，就应该诚心实意地接受思想改造。
　　在那个年代，这种观念不独父亲，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工人做工和农民种地，都是正儿八经的工作，而知识分子则与剥削阶级一样，属于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从此，知识分子就成了令人不齿的“臭老九”，比大老粗们矮了一大截。父亲的老同事邬凤阁先生，出门时总是冒充农民，直到文革结束以后依然如此。

　　老残杂忆•读毛主席诗词兼答友人
　　千古诗坛一扫空，而今独立毛泽东。
　　激扬文字风云起，指点江山鬼神惊。
　　虎啸龙吟天地外，雷声雪韵笑谈中。
　　百花齐放争春艳，我辈难得半点红。
　　自一九六四年以来，毛主席接连在报刊上发表了好几首诗词，给当时沉闷的诗坛吹来了一股强劲的东风。特别是两首《沁园春》，雄浑奔放，大气磅礴。一时间，文坛震惊，人人叹服。文革运动发生不久，又出版了一本《毛主席诗词》，记得共有三十六首。
　　那天，父亲特意进城买回了宣纸，把两首《沁园春》用楷书恭恭敬敬地抄写、装帧，然后郑重其事地挂在墙上。在他看来，毛主席的诗词空前绝后，继往开来。不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而至于自己嘛，虽然也算个诗人，但在这百花争艳的春天里，恐怕就连一星半点的红色都沾染不上哩！
　　父亲骄傲自大，眼高于顶，如果不是真心崇拜，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有崇拜诗人的传统。据说宋代文人对于苏轼的崇拜，甚至远远超过了皇帝。以此推论，作为集领袖与诗人于一身的毛主席，之所以受到知识分子的追捧，自然也就属于正常的了。所以，在文革期间，父亲虽然屡遭磨难，但对毛主席的崇拜之情，一直到死也没有多大的改变。
　　毛主席的诗词不仅征服了知识分子，同时也征服了广大群众。一九六九年，《七律•咏梅》发表之后，我的两个亲戚家的小女孩儿都以“冬梅”命名。可见，文革运动的产生，除了政治因素以外，还有更为深层的社会原因与文化原因。

　　老残杂忆•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学校有两份报纸，《文汇报》和《少年报》。父亲是校长，所以看报纸便成了我们的一项特权：父亲看《文汇报》，我和哥哥看《少年报》。如今回忆起来，印象较深的故事有《少年英雄刘文学》《草原小姐妹》等。但印象最深的还是邓拓先生的一篇寓言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
　　说是有个懒汉走路的时候拾了一个鸡蛋，于是他就异想天开地做起了发家致富的美梦来——蛋生鸡，鸡生蛋；鸡生蛋，蛋生鸡……如此循环往复，用不了几年，就可以办起一个养鸡场了。
　　赖汉回家，把这个计划跟老婆一说，老婆也十分高兴。于是，两人就盘算起发财之后，应该怎样安排生活的事来，然而这时那懒汉却起了邪念，说是要娶房小老婆。他老婆一听勃然大怒，一拳便将那个鸡蛋凿得粉碎。于是，一场发财梦也就破了产。
　　父亲给我们讲解说，这个懒汉的计划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因为一枚捡来的鸡蛋，怎么能断定它一定会孵出鸡仔来？就算能断定它一定孵出鸡仔来，又如何能断定它一定是母鸡？就算能断定它一定是母鸡，但没有公鸡的配合，它下的蛋又如何能孵出鸡仔？
　　我觉得有趣儿，就到学校讲给同学们听。不想被父亲知道，却把我骂了一顿。因为那时《文汇报》已经开始批判邓拓了，而其中最主要的罪状就是这篇小杂文，说是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三面红旗”。
　　大约几个月后，《文汇报》和《少年报》都不来了，却突然间来一份《红卫兵战报》。记得有篇文章的标题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手发出黑号角”。说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如何与刘少奇派去的工作组斗智斗勇的故事。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父亲曾经把那篇文章年绘声绘色地我们听过。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正式开始了。

　　老残杂忆•姐姐抓贼
　　自从社教运动结束以后，姐姐的工作越来越忙。最近她在双山大队蹲点儿扶班子，虽然离家不过二里，却一连几天都不回来。
　　双山大队的支书老徐和大队长（村长）老翟，因为“上楼洗澡时受到群众的批判，所以，工作队一走他们就一块儿撂了挑子。剩下个妇女主任王丽红，今年还不到二十岁。这样一来可就乱了套，村里几乎天天发生偷盗，各家的鸡鸭鹅狗，学校的桌椅板凳啥玩意都丢，最后就连大井的井绳和柳罐都没了。姐姐进村后决心整治一下歪风邪气，抓两个典型，可是明明知道是谁却没有证据。那天，她回家跟母亲说，双山村的王婶要买一只大鹅，母亲说不卖，可她把大鹅装进麻袋拎起就走。等到母亲追出院外，她已经走远了。母亲气得直骂。
　　一
　　说起社教运动，如今七八十岁的老年人都印象很深，而且普遍认为那是建国以来，历次运动最得人心的一次。以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出于对贪腐的不满，人们强烈要求再来一次社教运动。
　　那么，社教运动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呢？现在回忆起来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整干部。当时的农村已经实行了选举制——大队书记由党员选举，大小队长由社员海选。不过，与现在不同的是，那时候没有多少人愿意当干部，除了怕运动，也没有什么好处可捞。最多就是少干点儿活，多挣几个工分。
　　在群众眼里，大小队干部虽然是自己选举出来的，但又好像是一个特殊阶层——那年代没有“管理”这个概念，如果有的话，也跟“管制”差不多的意思。既然干部是管人的，也就是压迫人的，所以，对于挨整的干部没有多少人同情。其二是搞“三同”。社教工作队主要由三种人组成，即机关干部、解放军军官、大专院校的师生。这些人素质高，执行政策严——住宿在老乡家，吃饭挨家挨户轮流（地富除外），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特别是解放军军官，每天除了做政治工作，晚上还要办夜校，搞军训，教唱革命歌曲。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虚伪，不作秀，能够诚心实意地跟群众打成一片。
　　我们生产队的工作队长姓刘，据说是沈阳军区某部的一个连指导员。我那时上小学一年级，可刘叔每次见我都乐呵呵地打招呼：“小翎儿，你干啥呢？”
　　老八路什么样儿，我们这里没人见过。但是，解放军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却实实在在地感动着人们。所以，当时最为流行的一首歌曲，就是马玉涛的《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
　　如今回忆起来，那时的工作队员也真够苦的，住宿和干活儿还好说，但吃饭可就犯了难。上边明确规定不准吃细粮和肉类，即使群众自愿给吃也不行。
　　那时候的老百姓特别穷，几乎顿顿窝头苞米碴子。条件好点儿的还能炒盘土豆丝，条件差的就只能舌头抿大酱了。另外，还有跟工作队闹别扭而故意糊弄的。我们队的保管员王化成要整郭队长，因为工作队不支持他，所以，每次到他家吃饭就给一碗小米粥喝。由于缺乏营养，时间一长，许多队员都得了肝炎。但是依然得坚持工作。
　　除了伙食差，卫生条件更叫人难堪。听姐姐讲，有一次，他们到一户全村最穷最埋汰的人家吃饭，窝头蒸的半生不熟，吃在嘴里又酸又臭，一股脚后跟味儿。可是不吃没法儿，只好闭着眼睛使劲儿往下咽。然而吃到半落儿，一个孩子突然在北炕拉了一泡屎，大人来不及收拾，爬得满炕都是。姐姐恶心得赶紧跑出去呕吐，结果一天也没吃什么东西。好在她出去的时间短，几个月就回来了。不然，还说不定饿成什么样子。
　　不过，在吃饭方面，上边也给他们留了一条活路儿，一是粗粮细作，比如玉米面可以作汤子，炒土豆丝可以加点儿荤油。二是职工干部与工作队员属于革命同志，吃什么可以不受限制。比如，他们到我家吃饭，每次都得炒上几个菜，还喝酒，买不着猪肉就杀小鸡。父母什么都舍得给他们吃，就像招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只可惜，我们队的职工户就我们一家，他们要等到二十多天才能吃上一顿。
　　二
　　关于社教运动，近几年我看了一些资料，论其实质，不过是文革运动的一次预演，继而便掀起了惊心动魄的文革浪潮。
　　按照原来的设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期一年，而我们这里的工作队从一九六五年秋末进村，第二年刚一开春便匆匆撤离。因为文革运动开始了——据说那位王讲师回到家里一下火车，就被他的学生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游了大街。还有高队长，据说也被打成了“走资派”。
　　社教运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宣称许多地方的政权已被地富反坏篡夺。所以开展运动的方式是：“秘密工作。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发动群众，开展夺权斗争”。
　　刘晓庆主演的电影《芙蓉镇》，讲的就是在社教运动中发生的一段令人悲伤的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由于提倡自由经济，村妇胡玉音在自家的堂屋里开了个小吃店，因为挣了几个小钱，翻盖了一下房子。等到社教运动一来，就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而遭到迫害，并且还牵连到了粮站站长谷燕山和村支书黎满庚。然而，那个村痞无赖王秋设不但成为社教工作队依靠的对象，还入了党，提了干。成为芙蓉镇的一大祸害。《芙蓉镇》所表现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和当时我们村里的情况大体相同。只不过没有那么激烈罢了。
　　这几天，我又翻看了一下一九九O年出版的《黑龙江农业合作史》，在谈到社教运动时，有如下记载：
　　中共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十条”发布以后，黑龙江的社教运动铺开了第一批，其中包括六县一社——阿城、拜泉、庆安、集贤、宁安、爱辉以及巴彦县的兴隆公社。搞了58个公社，746个大队，3918个小队，县直机关185个，公社直属企事业单位676个，总计为5583个单位。
　　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中共黑龙江省委社教办公室发出《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摸底排队情况》的通报，对六县一社总的分类排队情况是：好的单位只有168个，占3%；较好的单位有1071个，占19.2%；问题严重的单位有2348个，占42.1%；烂掉或半烂掉的单位有1996个，占35.7%。
　　具体分类排队情况是：
　　58个公社没有一个好的；较好的只有一个，占2%弱；问题严重的40个，占68.9%；烂掉的17个，占29.1%。
　　大队746个，好的只有3个，仅占0.4%；较好的54个，占7.2%；问题严重的332个，占44.5%；烂掉的357个，占47.9%。
　　小队3918个，好的117个，占3%；较好的812个，占20.7%；问题严重的1595个，占40.7%；烂掉的1394个，占35.6%；
　　县直机关与企事业单位185个，较好的25个，占13.4%；问题严重的85个，占46%；烂掉的75个，占40.6%；
　　公社直属企事业单位676个，好的48个，占7.2%；较好的179个，占26.5%；问题严重的296个，占43.8%；烂掉的153个，占22.5%。
　　分类排队的条件和标准：
　　第一、二类（略）。
　　第三类（问题严重的）社队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核心不纯，党的政策贯彻不下去，主要领导成员或大部分领导成员有严重的“四不清”问题，在政治上丧失立场，敌我不分，包庇或重用坏人，个别人已蜕化变质，在组织上闹不团结。
　　第四类（烂掉的）社队的表现是：领导权完全被钻进来的地富反坏篡夺，或蜕化变质分子把持领导权，实行两面政权。显然，这两类社队是需要夺权或半夺权的单位。这样的单位竟占到这批社教单位总数的77.8%。
　　在六县一社的9729名干部中，划为三类的2461名，占总数的25.3%；四类的967名，占9.9%。三四类干部合占干部总数的35.2%，超过了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运动中，被揪斗的干部有：公社干部138名，大队干部598名，小队干部2394名。合计3130名，占干部总数的32%以上。也就是说，凡是被工作队划为三四类的干部几乎都挨了斗。其中有107名干部挨了打，307名干部被体罚。被打和被体罚的干部占被斗干部的13%以上。
　　在被斗的干部中，一开始就有159名被撤职反省，还有34名被逮捕拘留。干部自杀事件也屡有发生，几个月中发生了49起。
　　——摘自《黑龙江合作化史》387页。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群众，怀念那个时代的干部。说他们为政清廉，大公无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好像他们个个都是《金光大道》里边的“高大全”。但是看完了上述材料，是不是会感到触目惊心呢？
　　另一些材料表明，相比之下，黑龙江省的社教运动还算比较平和的。据说其他省份有的地区，竟然召开群众大会，将已经自杀死亡的干部的尸体抬到会场进行批斗。
　　那么，当时的社队干部，究竟是不是有那么严重的问题呢？根据记忆，我敢说，我们这里绝对没有！
　　就像我姨夫，论资历，十八岁就参加了地下党；论工作，也算兢兢业业；论群众关系，全村的男女老少，大小孩伢儿，几乎人人都可以去他家玩耍打闹。至于所谓的“四不清”问题，也无非是少干点活儿，多挣点分，或者上边来人陪着吃顿蹭饭。
　　在这样的形势下，社队干部人人自危，乃至风声鹤唳，撂挑子趴窝成为普遍现象。然而，最不可思议的是，人家不干，又反过来千方百计地动员，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
　　三
　　母亲养的是一对大白鹅，一公一母，干净漂亮。姐姐拿走的是公鹅，母鹅突然丢了丈夫，一天到晚哏儿嘎乱叫。母亲心疼，好不容易盼到姐姐回家，劈头就问：“我的鹅呢？”
　　姐姐嫣然一笑，说：“妈，您的鹅给我立了一大功！”
　　母亲说：“你立不立功我不管，我就要我的鹅！”
　　姐姐说：“那只鹅回不来了。我再给您买一只吧？”
　　母亲说：“谁要你买？我就要我那只！”
　　姐姐叹气道：“妈，您得支持我工作呀！您姑娘在外容易吗？”
　　母亲问：“你不是说卖人了吗？怎么又扯到工作上去了？”
　　姐姐说明原委，母亲也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原来，双山那伙盗贼是几个光棍儿，为首的叫王老赖。姐姐想抓他们没有证据，就用大鹅引蛇出洞。王老赖不知是计，果然上当，被特派员老宋带到公社一审，一个个竹筒倒豆子，全都招认。按照法律足够劳教了，可他们都是铁杆贫下中农，属于“人民内部”，应当从宽处理。结果，只叫老宋教训了一顿了事儿——支书老徐和大队长老翟坚决辞职，姐姐只好让丽红姐代理了大队长的职务。
　　社教运动整了干部，给贫下中农撑了腰、壮了胆儿。然而，社会风气却一天不如一天。以至于不久就流行起这样一句俏皮嗑儿：“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气死公安，难倒法院。”

　　老残杂忆•红卫兵来了
　　我们这里，文革真正的开始，是一九六七年春天城里的红卫兵下乡来搞“破旧立新”，一伙接着一伙，一拨跟着一拨。但最好看的还是女学生，一律羊角辫，绿军装，使劲扭着屁股跳舞唱歌。火爆、泼辣，到处播撒着革命火种。
　　老子革命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
　　你就滚他妈的蛋！
　　滚滚嘿！
　　滚他妈的蛋！
　　舞台的地板被跺得山响，震得天棚上的灰尘都抖落下来。乡下的小青年没见过世面，一个个看得张着嘴巴，口水直流。
　　那天，父亲正教我们唱歌，突然砰的一声巨响，教室的房门被一脚踢开，气势汹汹地闯进三男两女五个青年。他们目光炯炯地在教室里搜寻，仿佛这里隐藏着什么巨大的秘密。
　　红卫兵下乡的主要活动，除了歌颂伟大领袖，就是“破四旧，立四新”。“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是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至于怎么个“破”法又怎么个“立”法，却没有任何规定。一帮中学生得了这个机会，自然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有关资料表明，在这场运动中，全国总共一千多万个家庭被抄，毁坏的文物古迹不计其数。
　　也许是因为没有发现什么吧？三男两女显得有些失望和恼怒，忽然，其中的一个猛地把胳膊一扬，伸手将贴在门旁的一幅大雁狠狠地扯下，一点一点撕碎，随手一抛，顿时满屋纸屑乱飞。这是一张教学图画，跟“四旧”毫不沾边儿，他们为什么要撕毁它呢？多亏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文物，否则，肯定不能幸免！
　　“我们是锦城县第三兵团司令部的红卫兵，现在向你们郑重宣布：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希望你们全体师生破四旧，立四新……”
　　话音未落，又一脚踹开房门，扬长而去——“第三兵团司令部”简称“三司”，是本县最大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在后来的“文攻武卫”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几个小毛孩子，公然搅扰课堂，损毁公物。要在平时，父亲绝不会容忍。但他们是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谁也不敢阻拦。
　　多年以后，我问过好几个参加过这个组织的红卫兵，想知道这个名称的含义和来源，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清楚。也许，当时根本就没人考虑这些，只不过觉得好玩罢了。

　　老残杂记•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学生们都到县里看纪录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我们村离县城二十多里路，不满十岁的我，来回足足走了一天，直累得腿肚子抽筋儿，晚上睡觉时疼得一劲儿叫唤。
　　后来，又接连看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小孩子们虽然不爱看纪录片，但依然高高兴兴。因为城里毕竟比乡下热闹——游行的，贴大字报的，还有跳舞唱歌搞宣传的。不过，最高兴的还是，如果家里条件好一点儿的，父母能给带上几个小钱儿和几两粮票，买个麻花或者烧饼什么的。那可是难得的美味！
　　如今回忆起来，几次电影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一是有个扎着羊角辫儿的女学生，在天南门城楼上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标。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她回答叫宋彬彬。毛主席说“要武嘛”。从此她就改名叫宋要武了。二是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检阅，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据说开车的司机是个上将，叫杨成武，但是没过多久就被打成了“杨余傅反党集团”。对此，很多人不相信，说他既然是毛主席的司机，就是毛主席最信任的人。咋能反党呢？
　　我跟哥哥听了觉得好笑，说他们啥也不懂。因为我家有一部小说叫《长城烟尘》，写的是一九四几年，杨成武在太行山区带领八路军抗日的故事。在一次反扫荡中，还炸死了日军的“名将之花”阿部规秀，而那时的他就已经是军分区司令了。所以，他肯定不是毛主席的司机。至于为什么被打倒了，报纸上好像没有说。
　　父亲越来越崇拜毛主席了，那天他跟母亲议论说，毛主席真是太伟大了。这么大的中国，一百多万的红卫兵，竟能在同一时间自发地响应号召赶到北京。这是一种什么力量？除了毛主席，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人也做不到。母亲有点奇怪，说北京那么老远，去一趟得花多少钱？父亲说，花点儿钱算什么，这可是一辈子的光荣。母亲掐指算了算，从我们这里到北京，打个来回恐怕得一百多块。这可是父亲两个月的工资啊！不用说，能去的自然都是当官儿家的孩子了。
　　四十年后，我跟一位老红卫兵谈起此事。他笑了笑，说：“你不知道，当年去北京接受检阅是有组织的——先从各个中学选拨出红苗正的当代表，然后地方政府派人带队，在指定的时间同时出发。进京后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统一安排食宿，统一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毛主席。根本不用个人花钱。那次，他们坐的那趟火车，走到半路被一伙学生拦截，要求一块儿进京，不答应就躺在道轨上放赖。后来经过当地政府三个多小时的劝告，才骂骂咧咧地散去。不过，后来全部放开了，只要拿着当地政府的介绍信，不论到哪都不用花钱。他们一伙最远去了毛主席的家乡韶山，还有的去了海南岛——哦，我明白了，像这种有组织的免费旅行，不要说在那个时代，就是现在的小青年们不也照样趋之若鹜，热烈响应吗？只可惜这样的好事，恐怕今后再也不会有了。

　　老残杂记•样板戏下乡
　　县电影队下乡来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走马灯似地上演——李铁梅可真漂亮，那模样儿、那身段儿，一夜之间就成了无数青年男女们的偶像。不过，有人不知道这叫样板戏，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地说了几句下流话。这一说不要紧，结果被人举报，挨了一顿批判。
　　那时候中国最火的两个女人，第一个自然是江青，而第二个就是铁梅的扮演者刘长瑜。所以，每当样板戏电影一下乡，小伙子们都十里八村地撵着看，也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至于姑娘媳妇儿，就不用说了，几乎人人会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除了刘长瑜，扮演李玉和的钱浩亮也十分引人注目，不光因为他魁梧漂亮，更因为他脸上长的两块儿肉疙瘩。有人说是天生的，有人说是整过容，还有人说是嘴里含着俩糖球——可是，含着糖球怎么说话唱歌呢？结果，争论了好几天也没弄明白。
　　除了钱浩亮，《奇袭白虎团》里的“杨伟才”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据说这片子在城里电影院上演时，“杨伟才”一亮相，全场的女人顿时一片声地叫好：“哎，这才叫个男人，真他妈盖！”
　　除了“杨伟才”，剧里边的那个朝鲜妇女“崔大嫂”也跟着火了起来。据小道消息说，那女人不仅漂亮而且风流。闲来无事就跟男演员“体验生活”。云云。
　　最有意思的是武娘和几个老太太，竟说李铁梅是李玉和的小媳妇儿。还说胡传魁看上了沙奶奶，叫阿庆嫂替他保媒。沙奶奶看不上胡传魁，结果把阿庆嫂骂了一顿。
　　对此，八婶表示怀疑：“不对吧？那阿庆嫂又年轻又好看，他为啥非要娶沙奶奶呢？——你看，头发都白了！”
　　武娘把嘴一撇：“啧啧，这你还不懂？阿庆嫂不是他的救命恩人嘛！他抹不开呗！”
　　大伙听了都笑——哎，这没有文化真是可怕！

　　老残杂忆•盼代表迎代表
　　一
　　一场透雨过后，大田里草苗疯长。密密麻麻的稗草，把垄沟都遮住了。然而此时，满地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只有几只觅食的燕子来来往往，叽叽喳喳。
　　今天，省里来了一个“活学活用”演讲团，全公社的男女老少必须前往迎接。
　　公社院里搭起了演讲台，比唱戏的舞台还大。迎接演讲团的人龙一字排开，从公社大门往西，一直夹道扯出二里多地。迎接演讲团的时间原定九点半，可是将近中午，却依然不见一个踪影儿。这时一股凉风吹过，接着就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人们不敢躲避，便嘀嘀咕咕地议论。
　　“我操，咋赶上这么个败家天儿？”
　　“可不呗！早不来晚不来，这不是他妈求雨吗？”
　　“哎，别瞎说，你没看老卢头领着民兵吗？”
　　“我操……”
　　“哎，你知道不？咱接的代表，听说还有双山的王丽红？”
　　“可不，听说她去了北京，连毛主席都接见了！”
　　“真假的？”
　　“谁知道？反正都这么说。”
　　“哎，你不就是双山的吗，听说她妈是个小寡妇儿？”
　　一提这话儿，几个男女的脑袋立刻凑到了一块儿，叽叽喳喳地说笑起来。
　　自从姐姐抓了王老赖一伙盗贼后，丽红姐就被选为双山大队的大队长。她工作积极，作风泼辣，不久又被培养为预备党员。开春时公社准备举行“颂扬”大会，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丽红姐要组织一帮老年妇女跳“忠字舞”。可她既不会唱也不会跳，只好求姐姐作指导。姐姐没空，便回家来请父亲。
　　父亲询问演员情况，丽红姐说最小的七十一，最大的八十二，平均年龄七十七。父亲有点惊讶，说这个年龄的妇女肯定都是小脚，真要叫她们唱歌跳舞，那可是创造了奇迹。丽红姐听了十分高兴，说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出来。
　　父亲受了鼓励，便答应帮忙，可是去了两趟，就借故推辞了。他嫌那帮“小脚”觉悟低，凑到一起不是说下流话，就是讲些破鞋乱袜子的事儿。最可气的是，她们参加演出并不是出于热爱，只是为了点儿挣工分。原来说好每晚排练记半工，可后来却要求记整工。丽红姐不敢答应，她们就联合起来吵闹，把丽红姐气得直哭。
　　然而出人意料，就在那次“颂扬”大会上，丽红姐还真的创造出了奇迹——十几个小脚老奶的狂歌劲舞，直把台下的观众看得目瞪口呆。一时间全县轰动，成为奇闻。不久，公社把丽红姐作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选送到县，县又选送到省，出去演讲了一个来月。今天她即将荣归故里，受到如此规格的欢迎，她和她妈的事情，自然也就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突然，公社门前的大喇叭响起来了，迎接代表的人们不觉为之一振。
　　“啊——代表来啦，代表来啦！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我们的亲人！让我们以最最激动的心情，最最热烈的欢呼来迎接他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刹那间，锣鼓声、鞭炮声惊天动地，人们拼命挥舞着花环，跟着大喇叭一起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盼代表，迎代表，代表今天就来了！”
　　“啊——迎接代表心沸腾，十里长街摆人龙。 您到北京去做客呀，又为我们送恩情！”
　　“啊——卧古岭上太阳升，春雷阵阵报雨晴。 革命人民放声唱啊，全国山河齐沸腾！”
　　“啊——”
　　“啊——”
　　以秧歌队为前导，在人们的热烈欢呼中，五位代表站在车上，每个身旁都有人打着雨伞。他们笑容可掬，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人们的呼喊声愈加热烈，真像见到了日夜盼望的亲人。
　　二
　　中午十一时许，“亲人”们登上了讲台。卫生院的林院长背着个药箱子，毕恭毕敬地为代表们倒水，然后便退到一边老老实实地垂手站着——听说他倒的那叫矿泉水，是从好几百米深的矿井里抽出来的，而且开瓶前还要化验，说是防止阶级敌人投毒。
　　那个林院长，平日里架子大得吓人。老百姓找他看病，连眼皮儿都不瞭。今天如此谦恭的态度，不禁使乡亲们惊讶万分——王丽红谁不知道？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出去一趟回来，就受到了如此规格的接待？她将来得当多大的官呀？
　　演讲开始了，人头攒动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当时，我们公社的总人口不足一万，可是那天男女老幼一下子去了六七千。此等规模实属空前，也好称作“万人大会”了！
　　代表们的事迹都很感人，演讲起来也都绘声绘气儿——有大公无私的，有舍己救人的，有脱胎换骨的，有勇于斗争的……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瞎子张朝文。
　　张朝文，黑龙江五常人，矮个儿，黄瘦，四十来岁。他说他过去靠算命骗人为生，自从“活学活用”后，便改邪归正，自食其力，每天跟着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劳动。薅谷子蹲不下，就坐在板凳上一点一点往前挪……接着还朗诵了一首诗：
　　我是盲人张朝文，
　　红太阳照亮我的心。
　　革命路线指方向，
　　浪子回头值千金。
　　我当时还在念小学，不懂。待到下地以后才知道，薅谷子这个活儿，聋子、哑巴、傻子、瘸子都能干，唯独瞎子不行——也许他有啥特异功能吧？光用手就能分辨出草和苗来！
　　小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那时的农民，几乎没有防雨工具，身上湿漉漉的滋味儿实在难受。有人跑到房檐下躲避，可是刚刚站了一会儿，就叫老卢头连吵带骂地撵了回来。讲台上有苫布遮风挡雨，而聆听演讲的革命群众就只好淋着了。其实这也难怪，代表们能在百忙之中莅临这样一个小镇演讲，已属格外关怀，难道你叫人家躺在床上等着天晴？可是偏偏就有那么几个“路线觉悟低的”，站了一会儿就嘀嘀咕咕地议论起来：
　　“这雨，看样子是不能住了？”
　　“怎么还讲！”
　　“唉，又冷又饿！”
　　这时，有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跟她爹说冷，想要回家。那男人把小女孩抱起来说再等会儿，可是小女孩一个劲儿地吵吵。那男人仰脸望天，露出焦急的神色。跟在身边的妻子说孩子感冒了，要走，可是刚一转身，就被老卢头和两个挎枪的民兵挡住了去路。
　　“走？谁批准你啦？”
　　老卢头是公社民政助理，当时兼任“民兵指挥部”的头头，虽然五十多岁，可是一遇上抓人打人的事，倒比个小青年还兴奋。
　　“我孩子感冒了！”
　　“那你为啥让她来？”
　　“是学校老师领来的！”
　　那男人虽然没动，却显出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老卢头一向是野蛮惯了的，突然短胳膊一挥，啪地就给了那男人一个大耳刮子：“妈了个x，你这是搅闹会场——来呀，把他给我抓起来！”两个民兵一听，立刻扑上去抓住那男人的胳膊，把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那男人不服，和民兵撕扯，连衣服扣子都崩掉了。
　　“我、我孩子有病，你们……凭啥抓我！”
　　那男人大声嚷嚷，会场里一阵骚动。然而，凶神恶煞的老卢头却不容分辩，在一阵猛烈地拳打脚踢之后，就像杀猪似地把那男人拖进民兵指挥部，在房梁上高高地吊了起来。
　　听说他叫高守孝，是长岭二队的社员——别以为我是编故事，因为有苍天作证！有全公社几千双父老乡亲们的眼睛作证！
　　小雨越下越急，人们已经浑身湿透。然而，那瞎子却依旧坐在台上喋喋不休——盲人耳灵，下雨、抓人的事儿他不会不知道。过了一会儿，他慢慢地掏出红宝书，高高地举过头顶，翻着白眼领着大伙一字一句地唱了起来。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千遍那个万遍哟呵下功夫。
　　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
　　只觉得心眼儿里头热乎乎。
　　哎——好像那，
　　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
　　小苗挂满了露水珠。
　　……
　　代表“讲用”会开了两天，直到王丽红最后一个讲完。然而几天以后，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大事——她妈因为跟人偷情被抓，她气疯了！

　　老残杂忆•寡妇和光棍
　　早晨，姐姐从公社回家，突然带回一个惊人的消息：丽红姐出事了。母亲吓了一跳，急忙追问。
　　昨晚姐姐在公社值班，双山大队的张万福和王老赖几个，半夜三更绑去了一男一女：男的叫于生水，女的就是丽红妈王婶。
　　王婶三十来岁守寡，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早先，她和一个小瓦匠“搭伙”，等到丽红姐长大一点，就把那个小瓦匠撵走了。小瓦匠没地儿去，只好给我们村的姜老七家拉帮套。社教那年小瓦匠吓跑了，姜老七媳妇找到双山，跟王婶打了一仗，硬说她把小瓦匠藏起来了。丽红姐觉得丢人，打那以后就天天看着她妈，可无奈弟弟妹妹都小，家里有点重活就得求人，结果，在她出去“讲用”期间，她妈就偷偷地跟一个叫于生水的光棍儿好上了。
　　起初，这事儿没人在意——人家是孤男寡女，不要说相好，就是明媒正娶谁又管得着？可是自从丽红姐回来“讲用”以后，闲言碎语就出来了，有的捕风捉影，有的添油加醋，一时传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
　　张万福是丽红姐的表叔。也许是出于对侄女前途的关心吧？就背地里提醒她说：“哎丫头，你将来保证是要当大官的了，可你妈名声不好……”
　　丽红姐早就担心这事儿，听了表叔的告诫，立刻回家追问。她妈一听就哭了，说：“村里那些人，是看你出息了眼红嫉妒，故意造谣。张万福没安好心，你没在家时，他三番两次地调戏我……”
　　丽红姐年轻气盛，眼里揉不进沙子。听完，立刻把张万福叫到大队办公室当众训斥了一顿。还说等她“讲用”回来，要狠狠整治一下造谣分子。张万福虽然是铁杆贫农，但这次看着丽红姐“讲用”时的排场，也不知道这个侄女究竟是什么来头——听说她到中南海做过客，连毛主席都接见了，要想整他，还不像踩个蚂蚁？——妈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在王老赖几个的纵容下，便发生了一场“捉奸”闹剧。
　　姐姐是公社妇联主任，对这事儿自然要管。王婶说她是找于生水干活儿，张万福却一口咬定是搞破鞋。说丽红妈和于生水当时在仓房里一丝不挂地搂在一块儿，要不是给丽红留点儿面子，干脆就把她俩光溜溜地捆在一起送来。
　　姐姐说：“光棍儿和寡妇，就算真有那事儿也不违法。你们凭啥抓人？马上放了！”
　　张万福不服，说没登记结婚乱搞就是违法。如果公社包庇，他们就把人送到县去。姐姐怕把事情闹大，只好和张万福私下沟通，可张万福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因为他担心丽红回来报复。一不做二不休，这个道理谁还不懂？
　　姐姐无奈，只得向领导报告。领导不敢做主，连夜召开“文革小组”集体讨论。姐姐要求按照普通群众纠纷处理，可是多数人却坚持上报，特别是文教组组长老肖，简直是幸灾乐祸，手舞足蹈了。这人是造反头头，正等着将来“三结合”的时候挤进公社领导班子。如果丽红姐垮了，他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父亲听了这个消息，不由大发感慨，说人不能红得发紫，一发紫就要变黑。然而母亲不服，说是嫉妒陷害：“寡妇和光棍不是正好配对儿么？犯着什么法了？难道女儿当了什么代表，她妈就该守一辈子活寡？”
　　过了几天，姐姐又回来了，带着一脸的疲惫和悲哀。说县文革小组已经做出决定，撤销了丽红姐的代表资格。当时丽红姐正在县里开会，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昏了过去，等到醒来人就疯了。
　　姐姐十分难过，说自己当初就不该支持她。她十一岁没了爹，活得不易。父亲摇了摇头：“哎，就算你不支持她，她也要表现；就算她不表现，别人也要表现。总之，潮起潮落，大浪淘沙……”
　　丽红姐得的是神经分裂，经过一年多的治疗有了好转，不久就结婚了。她对象是我们村的小学老师，俩人已经谈了二年恋爱。那人厚道，没嫌弃她。至于她妈王婶，虽然是无辜的，却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大破鞋！

　　老残杂记•抄家
　　村里有人学着城里红卫兵的样子戴上了红底黄字的袖标，神气活现地在街上晃来晃去。地富反坏也带上了袖标，但白底黑字却格外刺眼。造反派命令他们扫大街、掏厕所，一个个就像过街的老鼠，惶惶不可终日。
　　中午正吃着饭，忽听街上有小孩子嚷嚷：“呕——抄家喽！抄家喽！”
　　母亲吓了一跳：“抄家？抄谁家？”
　　我一听，立刻兴奋地跑了出去。出了大门，见许多人都往地主张瞎子家跑，姨家表兄小青也跟在后边。
　　小青说，昨天大队派人修碾坊，在房草里发现了一把撸子。那碾坊原来是张瞎子的，藏撸子的自然就是他了。上午，公社的老卢头来村里调查，张瞎子死不认账儿。造反派头头儿武大就领着民兵抄了他的家。
　　大杂院里站满了看热闹的人，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一地。张瞎子的疯儿媳颠着脚地乱骂：“土匪，胡子！你们过去分了俺家的房子地，现在又来抢东西？胡子，胡……” 站在人堆里的小二黑，正跟小青小百岁几个嬉戏，一听疯子骂胡子，冷丁从背后一推，那疯子站脚不稳，一下子跌坐在水坑里。
　　疯子其实是个魔怔，没人招惹，从不闹事儿。如今受了这样的羞辱，便躺在水坑里打着滚儿地嚎啕。她儿子张梦生是个孝子，赶紧跑过来把她抱进屋去。突然，赵大边怒气冲天地走来，抡起一根柞木棍子就打小二黑，一边打一边骂：“小兔崽子，忘恩负义的东西！”
　　小二黑挨了一棍撒腿就跑，赵大边一溜烟地撵了出去。满院子的人都嘻嘻哈哈地笑，说“可不是呗！想当年，要不是张瞎子花了十块大洋买下他妈，现在哪有他们几个崽子？”
　　武娘说张瞎子解放前还有一颗“汉阳造”，土改时也没听说交上去。她儿子武大说“汉阳造”是大枪，不能藏在房草里。于是就叫几个民兵在屋里乱挖，连炕洞子都造塌了。可是一直闹到东南晌儿，连个枪毛儿也没找着。然而武大却上了瘾，又一哄声地去抄老柳家。柳家母女不知所措，一个个吓得小猫儿似地挤在炕上。可是折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武大只好把一对铜蜡台拿走。他家年年供家谱，这玩意用得着。

　　注释：撸子，小手枪。

　　老残杂忆•村里的两个疯子
　　村里有两个疯子，一个叫刘兴国，一个叫刘晨光。原来都是念大书的，可是后来一下子都疯了。所以，每当提起孩子念书的勾当，老年人就叹气说：“唉，这书可不能念多了，因为那书里有毒，一念多了人就疯了。”
　　父亲听了来气，就瞪着眼睛驳斥：“什么念书念疯的。人家写书的都没疯，他念书的疯什么！”
　　一
　　刘兴国，表字宇瞻，以前是村小学的校长。他爹赶了一辈子的大车，外号“刘老板子”。至于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为什么能在满洲国时期考入新京大学，我就说不清了。只可惜刚刚念了一年，日本人投降，他就回家当了小学老师。这人琴棋书画儿，样样精通，当时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才子。
　　他妻子也是老师，和他同在村里教书。俩人恩恩爱爱，本来过得好好的，可是不知道怎的，有天那媳妇却突然跟他离婚走了。他受不了刺激，几天以后就疯了，疯得不省人事，满街乱跑，躺在井台下的泥坑里打滚儿。组织上来人把他弄到上边的精神病院去检查，直到查实他的确疯了，才把他送回村里。
　　这人中等身材，面目英俊。我家搬来时，已经变成了魔怔：不打不闹，只是低头沉思；嘴唇偶尔翕动几下，也不知说些什么。
　　前些日子，他妈刘奶奶得了痢疾。痢疾本来不算什么大病，可是城里天天打派仗，医院住满了伤员，有药人家不给她用，说是优先造反战士。结果，呆了两天人就不行了。
　　出灵的时候，他不让车走，说他妈没死，趴在棺材头上一劲儿往老太太嘴里灌紫药水。大伙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拉开，匆匆忙忙地安葬在了东山脚下。不久，他父亲也去世了，他成了村里的五保户。
　　那么，他究竟是为什么疯的呢？村里人都说他想媳妇想的，说念书人死心眼儿，钻牛角尖。不过，听黄娘讲，他那媳妇小矮个儿，大长脸，因为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不论冬夏都带着口罩。可他媳妇究竟为啥要离婚呢？而且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值得一个念过大学的男人为她发疯么？
　　可惜，我离开村里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所以，他究竟为什么疯的，便成了我心中的一个永久之谜。
　　二
　　刘晨光是唐婶的大儿子，早年在佳木斯师范学校念书。当时，佳木斯没有大学，师范学校是最高学府。所以在农民眼里，刘晨光自然也算个念大书的了，然而，就在刚要毕业的时候却突然疯了。有人说他失恋，也有人说他《红楼梦》看多了走火入魔。
　　他弟弟跟我最要好，有一次去他家里玩儿，刚进门就把我吓了一跳，只见外屋的小炕上，坐着一个长发披肩脸色煞白的男人，样子就像灶王爷，只有眼睛一眨，才能看出是个活物。从此，我就再也不敢去他家玩儿了。
　　他弟弟姓唐，乳名关锁儿，是他妈改嫁到唐家以后生的。关锁儿爹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面目却跟《南征北战》里的“李军长”几乎一模一样。小青年们觉得好笑，一见面就喊：“张军长，快来拉兄弟一把！”
　　关锁儿爹三十多岁那年才得了关锁儿这么一个儿子，宝贝疙瘩似的。为了好养，就取了关锁儿这么个乳名，意思要把他关住锁住，叫阎王小鬼抓不走他，他自然也就长命百岁了。
　　因为我不敢去他家玩儿，关锁儿有点难过，所以，他就跟我说了他哥的事儿。他哥比他大了二十来岁，从他懂事那天起，他哥就一直这么坐着。他哥本来能走，可是从不出屋，至于究竟为啥疯的，连他妈也不知道。他只朦朦胧胧地记得，那年暑假他哥从学校回家，先是蒙头大睡，醒了就坐在小炕上发呆，坐着坐着人就傻了。
　　三
　　文革发生的第二年，有天关锁儿突然激动地告诉我，说他哥醒过来了。
　　那时家家安了小广播，几乎天天播放批斗大会的实况。有天批斗省里一个走资派，主持人的嗓门特别洪亮，口号喊得震天介响。他哥先是倾耳细听，听着听着就开口说话了：“妈，这是不是开批判大会呀？”他妈说是，他立刻跳下炕来，抱着他妈大哭。边哭边说自己这些年一直在做梦，今天听见广播里的口号声，突然醒过来了。接着就讲出了当年事情的经过。
　　原来，他在学校和一个女同学谈恋爱，两人相约毕业以后回到家乡教学，可是另一个同学也在追求那个女生，因为嫉恨，就向党支部揭发他说过什么反动言论。他不服，就大会小会地批判。那个女生害怕影响，立刻宣布和他断绝关系。他气得几天几夜没睡觉，脑袋里就像有一群苍蝇嗡嗡乱飞。等到放假回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关锁儿说，自从醒了以后，他哥跟好人一样，特别觉得对不起他妈。从此，帮他妈洗衣做饭侍弄园子。还说等养一养身体，就上队里干活。
　　刘晨光醒过来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成了南北二屯的奇闻。都说这念大书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然而养蚕的赵大爷却大摇其头，说出的话来叫人吃惊：“嘁，一个疯了十来年的人，咋冷丁说好就好了呢？知道吗？他这是熬干了心血，回光返照！”
　　人们听了，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信的说：“嗯，这事儿真的奇怪，老赵头说的有点儿道理。”不信的说：“没啥奇怪的。他当时是因为一时想不开，被气血迷住了心窍，如今叫那口号声一吓，心窍就打开了；心窍打开了，那病不就好了么？”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那天，关锁儿家突然传出他妈的哭声。等到大伙跑去一看，只见刘晨光已经直挺挺地躺在了小炕上。大伙无话可说，立刻七手八脚地帮忙安排后事，当天就出殡安葬了。
　　后来，关锁儿跟我说，那天，他哥正帮他妈洗衣服，洗着洗着突然喷了一口鲜血。他妈赶紧拿个瓦盆儿去接，他就一口一口地呕了起来，一呕呕了一小盆儿，呕完躺在炕上就不行了。临死前，他拉着他妈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妈，您千万记着，叫关锁儿念完小学就下地干活儿，可别像我……”
　　也许是受了两个疯子的影响吧？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七年高考制度恢复，在整整二十年的时间里，村里才出了我一个大学生。

　　老残杂忆•小故事二则
　　马尾巴丢了
　　我们队的几匹马尾巴，一夜之间被人割了个溜溜光儿。第二天社员们都聚在马号乱骂，说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必须揪出来。
　　公社接到报案，特派员老宋立刻来村调查。查来查去，原来是赵大边家的小二黑干的事儿。
　　县里废品收购站有个一只耳朵的老苏，外号“秃耳朵”。推着个小胶皮轱辘车，天天走街串巷地收破烂，猫皮、狗皮、猪鬃、马尾啥玩意都要。有的花钱买，有的用麻花换。小二黑瞅着眼馋，就把马尾巴割了换了几根大麻花。不想一人儿躲在旮旯里吃的正香，却被小百岁发现。小二黑为了堵嘴，只好分给小百岁两根儿。可是小百岁吃完了却到处卖乖。结果叫老宋顺藤摸瓜破了案。
　　割马尾巴纯属破坏生产，如果是地富子弟，至少劳教三年。因为小二黑是铁杆贫农，属于“人民内部”，只好批评几句了事儿。
　　打电话
　　大队看电话的三流子喜欢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小北屋的炕上睡大觉。大队部跟村小学挨着，运动来了以后不上课，小百岁就和几个淘气鬼时不时地溜进去摆弄电话玩儿。那电话机是老式手摇的，打电话时得经过公社广播站的交换台，先跟接线员说要什么地方，然后才能接通。
　　交换台是个大长箱子，上边有一排插孔，电话线有个插头，谁要哪个地方，接线员就把电话线插进哪个插孔。所以，当时流行着一句俏皮嗑儿：“交换台拔橛子——不来话”
　　有天小百岁要通了交换台，接线员问：“您要哪？”小百岁嘻嘻一笑：“我要你大腿根儿！”接线员骂了一句“臭流氓”，啪的一声把电话撂了。然而，小百岁从此却上了瘾，几乎天天跑到大队部去耍流氓。
　　那天，村文革组长武大有急事要跟公社文革小组汇报，可是刚一接通，就听接线员骂了一句：“臭流氓！”然后就没声了。此时，武大造反正在兴头，岂能容忍？立刻跑到广播站去兴师问罪。接线员叫阎某清，是个大姑娘，不服，跟武大吵吵，一直吵吵到公社文革小组办公室，小组长吕某臣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于是，又打发老宋来村里调查。可是一查查了一上午，也没查出个子午卯酉来。实在没法儿，只好叫小学生们写纸条检举揭发。小百岁是个万人烦，那些女生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平时不敢招惹，得着这个机会自然乐得检举揭发。无奈小百岁跟小二黑一样，也属于“人民内部”。结果，依然是批评了几句了事。

　　打算看完，忆苦思甜

　　好文。

　　老残杂记•揪斗走资派
　　文革初期，不论城里乡下，凡是挂了一点官衔的干部，一律划为当权派。当权派必须在群众大会上坦白交代，然后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如果不能过关，就会被打成走资派而遭到揪斗。
　　我们公社的几个老领导，虽然淳朴得就像农村老汉，但也没有逃脱挨斗的厄运。先是开大会批判，然后是戴高帽游街。高帽足有两米来高，用竹竿支着。最有趣的是纪检副书记老姜头，因为平时喜欢喝点小酒，耳朵上还被挂了两个酒盅子。造反派骂他“逢酒必喝，逢喝必醉，逢醉必睡。”据说有一次还尿了裤子。
　　走资派最大的是共和国主席，最小的是生产队长。我们邻村太平大队的金某贵，当队长时集体经济搞得好，年年分红全公社第一。因为工作认真，得罪了几个人，所以，运动一来就被打成了走资派。他既没贪污，也没腐败，罪行只有一条：“光拉车，不看路。”而且每次开批斗会的时候，他的儿子都要跑到台上跟着乱喊。结果吓的许多生产队长都不敢干了。
　　生产队长由社员们海选产生，但社员们对于自己选举出来的干部既不尊重，也不支持。所以，当时就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上台鼓掌，下台挨绑”。每年春耕之前，公社干部最忙的工作就是下乡扶班子。
　　现在，那些整过人的人，都说自己当时是上当受骗，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作为百姓，你可能不了解国家大事，但作为社员，你难道不了解自己的队长？作为儿子，你难道不了解自己的父亲？那你为啥还跟着起哄？——可见，反思文革，最应该反思的是人性和良知，而不是仅仅针对某个人或几个人。

　　老残杂记•两个省级走资派的罪状
　　文革时期，我省最大的两个走资派是省委书记欧某和省长李某。记得《红卫兵战报》揭露他俩的“罪行”都是两条，性质也基本上一致，即污蔑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书记欧某的两条是：一次接见外宾，他说“东北人傻大黑粗，不像南方人小巧玲珑。”——“傻大黑粗”自然有点儿贬低的意味，可是“巧小玲珑”也算污蔑吗？另一次是香港电影明星夏梦来哈尔滨演出，他接连陪着跳了两场交谊舞——哈市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因受俄国人的影响，文革前的一段时间，跳交谊舞的风气十分盛行。这本来是生活小节，但在残酷的迫害之中，他的唯一的儿子却因此丧生。
　　省长李某的两条是：在一次计划生育会上，说“东北的女人就能生孩子，像老母猪下崽儿，一窝接着一窝儿。”
　　一九六四年，全国开展了计划生育运动，实行男人输卵管结扎手术，后来因为文革发生而终止——作为一个高级干部，说妇女生孩子是“老母猪下崽儿”虽然有失文雅，可这能成为一条罪状吗？还有就是他家住着一栋大房子，前后都是花园。为了栽一棵大松树，竟然动用消防车拉水。后来知道，其实，他家住的是省政府的家属宿舍，而宿舍的周边是个苗圃——那时个人没有房产，住的都是公房。作为一个省长，住房面积超标的问题也许存在，但这即使在当时也算不上什么问题。
　　这位省长和他的妻子以及岳父一家都是抗联战士，为国为党奋斗了大半生。造反派找不出他的罪证，就从他的一个女儿身上下手。在职期间，他曾因开会领着这个女儿出去住过一次宾馆。造反派便以当兵为条件，诱其女儿在一次批判大会上揭发其父乱伦，从而使其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六十三岁郁郁而终——作为一个省长，想搞女人还不容易？干嘛要跟自己的女儿？稍有人性者，谁能相信？然而，这种不择手段的栽赃陷害，竟能大行其道！
　　现在，有些人之所以怀念那个年代，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那时的干部没有贪污腐败——是的，从上述两位领导的“罪状”来看，不要说和现在的干部相比，即使在当时也算是为政清廉的了。然而，造反派在揪斗他们的时候却无所不用其极。至于那些被称之为“眼睛雪亮的革命群众”，只要不整到自己头上，谁管他青红皂白？反正就是跟着起哄看热闹呗！

　　老残杂记•人物三则

　　牛乃文
　　当时，我们这里流行一种哈尔滨牌香烟，商标下边有一行连写的拼音。可是不知怎的，却有人发现这是一幅“反标”，因为从烟盒的背面对着太阳一照，那拼音竟是“牛乃文主义”五个汉字。恰巧省城有个叫牛乃文的，于是，这烟盒便成为了全省轰动一时的反革命事件。
　　那时候的哈尔滨烟三角钱，在普通香烟中属于高挡烟，连公社干部都抽不起，但在那一阵却很畅销。因为人们好奇，都想看看那副“反标”什么样，至于那个牛乃文是干啥的谁也不知道。很久以后，我看了一篇资料，原来牛乃文是个老干部。
　　在文革大潮中，“牛乃文事件”不过是朵小小的浪花，但是两种文字的巧合以及整人者的古怪刁钻，实在是不可思议！

　　包马列
　　县委宣传部长包某会讲党课，人送外号“包马列”。他女儿是姐姐的同学，也是好朋友。
　　那天姐姐从县里开会回来说，刚开始抓“走资派”的时候，包部长因为人缘好，革命群众只给他提了点儿意见，可他为了表现自己的态度，第二天却在会上主动提交了一份检查，其中有一句是“革命群众给我提的意见都非正确”。
　　这一下可不得了，造反派说他污蔑革命群众，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他赶紧解释，因为写时着忙，落了个“常”字。造反派骂他狡辩，立刻揪上台去坐起了喷气式——哈腰低头，两臂向后伸直张开。一连批斗了三四天，然后又隔离审查。也说不上将来怎样？
　　后来毛主席提出了“全国山河一片红”，要求革命造反派派实行大联合。不久，包部长就“站起来”了，依然当他的宣传部长，只是得了个外号，叫“非正确”。

　　于某和
　　于某和是副县长，第一个被打成“走资派”，小广播里天天开他的批判会，而他的回答似乎永远只有两个字：“是”“有”。但他究竟是个什么，有些什么，谁也不明白。
　　于某和被整整批斗了二年之后也“站起来”了，不但官复原职还调到邻县当了县长，可见他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既然没有什么问题，为啥要整整批判他二年呢？
　　那时候，最常听到的是两个词儿——普通人解除管制叫“解放了”，（不管是否冤枉）走资派官复原职叫“站起来了”。（不论有无错误）
　　两个词儿看似寻常，却蕴藏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前者是民，处于被动状态，只能等待别人的拯救；后者是官，处于主动状态，虽被打倒也可以自己站起来。直到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似地明白：原来民就是民，官就是官，即使同样挨整也有很大的区别。

　　老残杂记•红总和三司
　　县里有两大对立的群众组织：一个叫“红色造反总部”，简称“红总”；另一个叫“第三造反兵团司令部”，简称“三司”。“红总”的主要成员是机关干部，属“保皇派”；“三司”大多是学生和工人，属造反派。两大派为了夺权，先是用大喇叭大字报互相攻讦，接着就开始了武斗，除了棍棒刀子还动用了枪支。虽然没有死人，但是受伤的不少，弄得医院经常人满为患。
　　三司的大头领是个学生，叫王某鹏，据说是个英雄，战斗时手使双刀，所向披靡。二头领也是个学生，叫李某杰，据说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视死如归，被称为“当代江姐”。所以，当她受伤住院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排着长队前去看望。
　　有一次我去城里串门儿，原来的那些老邻居，都一本正经地追问我家是什么观点，我那年才十三，根本不懂。但见他们个个一副认真的样子，只好含混地回答：“是‘三司’吧？”他们一听，立刻高兴地笑了起来。其实，他们都是郊区农业社的普通农民，淳朴得就像大地里的苞米高粱。他们之所以支持“三司”，是把它当做了自己的组织，而“红总”则是走资派们的帮凶。
　　如今回忆起来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那时的政府官员，既没人说贪污腐败，也没人说欺压百姓，可是一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为什么会对那种乱打乱闹的勾当如此热心呢？他们所希望和要求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直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

　　喜欢这类文章

　　顶

　　看着看着就没了??

　　老残杂忆•村里的大辩论
　　一
　　父亲虽然忠于毛主席，一心一意要参加革命。但是作为老师，依然遭到了红卫兵的攻击。那天有人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作者是李婶的二女儿春华姐的妹妹丽华，说父亲体罚学生，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父亲发怒，立刻反击。丽华人小鬼大，针锋相对，第二天又贴出了一张，呼吁全村革命群众起来斗争。于是，村里的文革小组，就召集革命群众展开了大鸣大放大辩论。辩论会由武大主持，先叫丽华把那两张大字报当众念了一遍，然后又叫革命群众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老德好，他骂父亲心狠刻毒，小孩子们稍微犯点儿错儿，就被他弄到家里关起来，不叫吃饭，饿得直哭。
　　老德好刚说完，看电话的三流子马上搭茬儿，说父亲不光把小孩子关起来，还叫小孩子一溜在地上跪着。可他呢，却坐在炕头喝酒吃饺子。
　　父亲一听，气得脸色煞白，拍着桌子大叫：“胡扯！你们这是诬陷，诬陷！我领学生回家是为了批评教育。谁家的孩子跪着了？谁家的孩子饿着了？我啥时候喝酒吃饺子了？这是哪个学生说的？你们把他给我找出来，叫他当众说清楚！”
　　这一问不要紧，老德好和三流子一下都卡了壳儿。父亲一看自己占了上风，就慷慨激昂地演说起来，一讲讲了一大篇儿，说“自古严师出高徒。人之为人总得学好吧？可是要想学好靠什么？不就是老师好好教吗？……”父亲一讲完，革命群众立刻嗡嗡嗡地议论开了，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
　　支持的说：老师管教学生有啥不对？小孩子没人管，自个儿能学好吗？就像赵二黑和小百岁那样的讨厌鬼，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我看叫他们跪着饿着就对了！就对了！
　　反对的说：这都啥年月了，咋还搞旧社会那套？不是他的孩子他自然不心疼。就算没叫学生跪着饿着，也不该圈在他家里吧？现在毛主席号召学生造老师的反，我看就对了！ 对了！对了！
　　我家刚来村里的时候，李婶的大女儿春华是姐姐的闺中密友，可她妹妹丽华为什么要给父亲贴大字报呢？说来话长。
　　李婶跟黄娘、董娘、杨姨当年并列为村里的“四大美人”，而其中的李婶最招闲言。比如有时看完一场电影，第二天，她就跟姐妹儿们在一块儿议论，说自个儿昨晚做了个梦，梦见跟电影里的哪个男人如何如何。姐妹儿们都骂她虎，骂她骚，可她不但不恼，反而咯咯儿地乐。
　　李婶究竟跟了哪个男人我不知道，只是常听养蚕的赵大爷背后骂她是个“烂桃儿”。
　　二
　　李婶面色微黑，细腻光洁，一笑露虎牙，脸上挂酒窝儿——在“四大美人”中，黄娘骄横，董娘安稳，杨姨傲气，唯有李婶永远是那样地快乐天真。她的笑声清脆嘹亮，不论哪个男人听了都会想入非非——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在那样封闭压抑的年代，在那样偏僻落后的小山村，为什么会生出那样风流漂亮的女人。
　　李叔高个儿长脸儿，外号大下巴，但模样儿不丑，也不窝囊，可李婶偏偏猴眼儿看不上他。虽然不打不闹，却经常背后跟姐妹儿们说他坏话儿。骂他大驴脸，一宿摸不到头儿；骂他大下巴，吃饺子不用碟儿。
　　关于李婶的风流，村里人都说是李家的门风，因为她老婆婆年轻的时候就那样儿。听赵大爷讲，解放前，我们这块儿种大烟，秋天一到，割大烟和收大烟的就蜂拥而至。李家婆婆见钱眼开，就招些外地男人住在家里，扯仨拽俩，连唬带蒙，几年的功夫就置买了八垧地三间房。土改时本该划为富农，因为跟农会会长李大脚扯勾上了，所以先是划了个中农，后来又改成了下中农。
　　李婶的娘家在长岭村，十七岁嫁到李家。据说她在家时已经有了相好，因为父母嫌贫爱富，硬把她嫁到这儿来。李叔是家里三代单传的独生子，人口清，日子好过，可李婶结婚以后，隔三差五就往娘家跑。那年，她怀孕都快十个月了，差点儿没把孩子生在道上。据说她跟原来的相好一直没断，大女儿春华就是那个男人的。
　　春华姐的面目像李婶，但白嫩文静，憨厚老实，是十里八村最出众的姑娘，十六七岁时提亲保媒的就踏破了门槛，可她谁也不干，却偏偏看中了柳娘的大儿子云清。柳娘家是地主成分，云清还比她大了四岁，所以，村里人都替她惋惜。不过，云清念过高中，而且能拉会唱，也算农村的文化人。春华姐看中他的，大概就是这个吧？
　　春华姐结婚那天晚上，姐姐领我去看她，她的小姑儿云霞还给了我一把糖球儿。所以那天的情景，五十年以后还依稀记得。
　　三
　　我们这里土地肥沃，解放前有钱的人家较多。一九四六年村里来了工作队，发动群众搞土改闹翻身，但因当地农民多与地主富农沾亲带故，土改号召无人响应。于是，工作队就把临近一个最穷村子的几十户贫农全部迁移过来。这些穷棒子无牵无挂，人地两生，斗起争来自然十分卖力，土改运动很快就结束了。然而奇怪的是，当地贫农虽然也一样分得了“胜利果实”，却把外来户看做强盗一般。特别是武娘，经常背地谩骂，说外来户都是穷鬼，自己个儿过不起日子，就跑来抢人家的。
　　我姨夫和黄娘是外来户的带头人，土改后都当了村干部。坐地户不服，从此便埋下了“派性”的根源。以前大家表面还装着，自从社教以后，矛盾就激化了。
　　父亲站在姨夫和黄娘一边，认定武家母子是“地主阶级的走狗代理人”，而对李家婆媳，更是恶语相加，不是说她们“阶级混线”，就是骂她们败坏屯风。这话传进李家婆媳耳朵，自然怀恨在心。偏巧丽华在城里念书当了红卫兵，逮着这个机会，就回家造起反来。
　　武大一伙本想揪斗父亲，可是辩论会开了三四天，因为两派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只好偃旗息鼓，不了了之。

　　老残杂忆•入另册
　　村里的小剧团排演歌剧《井冈山的道路》，说的是毛主席在井冈山发动农民“秋收起义”的故事。我打小爱好文艺，天天晚上去看热闹，不久，就学会了那首主题歌：“天上乌云压红云，江河翻腾恶浪滚。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航船迷路程……”
　　这首歌，曲调深沉，气势磅礴，至今还依稀记得。但另一首歌词里边有一句“地主土豪入另册”——“另册”是什么谁也搞不懂。哥哥扮演剧中的“红伢子”，于是，剧团团长就叫他回家请教父亲。
　　父亲解释说：清代的户籍管理，分为“正册”和“另册”。官府把他们认定的良民归入“正册”，而非良民则打入“另册”。被打入“另册”的本人及其家属，不许科举，不许做官，不许当兵，并且世代相传，永不变更。
　　对此，有人私下里表示怀疑，说打倒地主土豪的目的是为了争取人人平等。可是，已经得到了解放的人民群众，如果再反过来把他们打入“另册”，不是又出现了新的不平等吗？
　　父亲听了，认为是反动言论。既然地主阶级可以把穷人打入“另册”，翻了身的穷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把他们也打入“另册”？可是没想到两个月以后，他也被打入了“另册”。

　　老残杂忆•哥哥打了一头狼
　　一
　　我们这块儿狼多，经常跑到村里偷吃鸡鸭，有时还撵小孩儿。于是，公社号召群众打狼，不论大小，打死一只奖励三十块。
　　哥哥跟杨姨家的铁子冬天没事上山打石头，常见一头大灰狼在山林中出没。他们回到村里一说，养蚕的赵大爷就从箱底儿摸出个小口袋，捏点儿黑药面儿包了个小包儿，再打碎一个破碗，把碗碴儿包在外边用麻绳缠住。缠完，又叫哥哥和铁子去队里猪场捡来一只冻死的小猪崽儿，把药包埋在肚子里。他说这药灵性得很，一有摩擦就会爆炸。
　　第二天早晨，哥哥跟铁子把死猪崽儿悄悄扔在大灰狼出没的林子里，待到中午，忽听一声巨响，炸药果然炸了。哥俩跑去一看，只见一头老狼正鲜血淋漓地在那儿挣扎，连嘴巴子都崩掉了。他们不敢靠前，一直等了半个钟头，那头老狼才不甘心地死去。
　　他们把老狼抬回扔在赵大爷家的院里，全村的大人小孩儿都一窝蜂地跑去看新鲜儿。赵大爷惋惜道：“嗨，死狼不值钱，你们要是逮个活的回来那可就成了宝儿！”
　　他说过去的胡子头儿，都用活狼皮做褥子。半夜睡觉，外边要是有点儿动静，狼毛会就竖起来扎人；如果有人偷了东西，把活狼筋用火一烤，那小偷就会浑身乱颤抖做一团。不过，活狼皮和活狼筋得之不易，因为狼这玩意儿太机灵，用枪打不着，下套套不着；陷阱虽然管用，可是谁敢下去活抓它？于是就想了一个妙法儿：在地上挖一个土坑，上边盖上锅盖；锅盖留个圆孔，猎人猫在坑里敲打小猪；小猪一叫，狼便寻声而来；它把爪子伸进圆孔想抓小猪，猎人就逮住它的爪子把它和锅盖一块儿背在身上，背到家里往树叉上一挂，先扒皮后抽筋——哎你说，这可不是两件活宝吗？
　　我听了浑身发麻，直起鸡皮疙瘩。都说狼是最残忍的野兽，可是人的这种干法儿又该怎么说呢？
　　几天以后，大队羊圈遭到了狼群的袭击，三只绵羊被咬死，它们是给那头老狼报仇来了。不过，这事儿并未激起人们对狼的仇恨，因为那天家家都美美地吃了一顿羊肉馅饺子。
　　哥哥跟铁子用奖金雇人把狼皮熟好（去掉皮板上的油脂使之柔软）吊了三顶帽子，可是赵大爷不要，说狼皮帽子压运，谁戴了谁倒霉。哥哥和铁子一听也不要了。我那年刚满十三，人小胆大不知道忌讳，于是，那顶帽子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我原来的帽子是狗皮的，毛短发硬不暖和，而狼皮却跟最好的貉子（我们这里叫naotuo）皮几乎一样。不过，我以为“狼皮帽子压运”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因为当时倒霉的人太多了，有几个戴过狼皮帽子？
　　二
　　上了大学以后看过一些历史资料，说是在一万年以前，狼经过人类的驯养而渐渐地进化成狗。我当时十分怀疑，以为写书的人瞎编——那么凶残狡猾的狼，怎么会变成温顺忠实的狗呢？至于其他方面的差别就不用说了。所以，我一直认为狼就是狼，狗就是狗，二者不会有任何血缘关系。
　　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狼图腾》，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在内蒙古最后一片原始草原，蒙古牧民依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他们自由地放牧着自己的牛羊，与成群的草原狼共同维护着草原的生态平衡。他们憎恨狼，因为狼有时袭击他们的牛羊，但也敬畏狼，因为狼能捕杀黄羊野兔和老鼠——狼，即是他们的敌人也是他们的图腾。
　　随着“上山下乡”的人流，一个叫陈阵的知青来到了这里。有一次，他亲眼目睹了一群草原狼在头狼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捕杀了几十只黄羊，并把猎物埋在雪里储藏起来。然而，牧民们知道后，却在一天夜里把黄羊全部挖出偷走。这一行为激起了狼群的愤怒，为了报复人类的贪婪，在一个风雪之夜，对军马场进行了疯狂地袭击，将几十匹军马赶进湖中活活冻死。于是，人狼之间便展开了一场残酷壮烈地战争——军马场领导老包不顾老牧民毕力格的反对，决心对草原狼进行斩草除根，不论大小，打死一只奖励三十块。
　　在捕杀草原狼的过程中，陈阵被它们的勇敢坚韧和牺牲精神所震撼，认为人狼之间应该和平相处，以保持草原的自然生态。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去狼窝掏回一只狼崽儿偷偷饲养。几经波折，终于将小狼养大并放归了自然。
　　该片是中法合拍，导演是法国最擅长拍摄动物题材的雅克•阿若。为了取得真实效果，他们特意在北京郊区建立了养狼基地并请来加拿大素有“狼王”之称的驯兽师安德鲁对小狼进行培训。从筹备到拍摄完毕前后七年，光养狼驯狼就用去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最后，从百头狼中遴选了二十头参演。
　　该片对于狼的描述，以一种颠覆传统的全新的形象进入观众的视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几十年前的那个疑问，而制片人的一个观点则使我非常信服——狗，其实就是没有长大的狼。
　　他说狼的幼崽，无论习性和体貌特征都与家犬相似，像狗一样地摇尾，也像狗一样地叫唤。所以，要想把狼养熟，最好是在狼崽儿没睁眼睛之前，这样，它就会把第一个看到的人类当作自己的父母，并一直保持着幼崽的特征，渐渐地就变成了温顺忠诚的狗。
　　可惜，赵大爷早已去世。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要把这些狼和狗的故事，详详细细地讲给他听。

　　老残杂忆•强抢之风
　　继“忠字化海洋”之后，兴起了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的质料有铝的和有机玻璃的两种，样式则丰富多彩，简直无法统计。一枚漂亮的像章可以抬高身价，于是便兴起了强抢之风。如果你戴了一枚与众不同的像章，必须时时刻刻注意。否则，稍一疏忽就会被人抢走。我曾戴过一枚有机玻璃的《毛主席去安源》，被人抢走后，难过了好些天。因为抢像章是热爱毛主席，所以没人敢管。
　　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世上最可爱的人是解放军。有大门路的可以穿套军装，有小门路的可以戴顶军帽，没门路的就动手去抢。因为抢军帽是热爱解放军，所以也没人敢管。据说省军区司令杨X臣有一次微服私访，戴的一顶军帽也被人抢走了。他马上到当地派出所去报案，但却没人搭理。他一气之下，便把那个所长撤了职。
　　抢军帽之风延续到八十年代，又演变为抢民帽。八四年冬，我花五十多元买了一顶水耗子皮帽，恰好是一个月的工资。有天傍晚下班路过四中，因为赶上放学，秩序很乱，帽子突然被摘。我以为有人和我闹玩，等到想起追赶，那家伙早跑没影了。后来，我跟一个当警察的亲戚提起这事，他埋怨我当时为什么不去找他。他跟那一片的小偷都熟，可以帮我找回来。

　　老残杂忆•父亲也被打倒了
　　一
　　谁也没有想到，一心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父亲，只在一夜之间就被打到了——在全公社七十多名老师中，第一个倒霉的是柳家二姐，第二个就轮到了他。
　　昨天，在中心校召开的忆苦思甜大会上，主持会议的老肖要求每个老师都要发言。父亲觉得无话可说，只好保持沉默。
　　我家从曾祖、祖父到父亲，三代均以教书为业，虽然也是贫下中农，可是一没给地主抗过活，二没给资本家做过工，这苦大愁深的故事叫他从何说起？可是老肖不答应，台下的一些老师也跟着起哄，说既然是贫下中农，就一定苦大仇深；如果不是苦大仇深，那还算什么贫下中农？
　　父亲无奈，只好装模作样地“控诉”起来，说小时候家穷，冬天没有柴烧。恰巧邻居家是个地主，有一垛秫秸堆在墙外。于是，他一个叔叔就在半夜里去偷。他不敢成捆拿，只好顺着柴垛一根一根地往出抽，一根，两根……
　　“你胡扯！”
　　突然，老肖一声断喝，指着父亲的鼻子嚷嚷起来：“哎，你说你叔偷秫秸？这不是污蔑贫下中农吗？”
　　老肖原来是公社中学的语文老师，外号肖老蹦。因为是个学语文的师范生，平时轻狂自大，总以文豪自居。他喜欢写诗，还爱卖弄。有天讲课，他朗诵了自己的一首绝句，记得其中一联是：“独有山头柞叶色，一经秋风绿转红。” 学生们不懂，以为是什么好诗。一时间争相传抄，到处宣扬。
　　父亲有点文人相轻，看了老肖的诗后，就跟几个同事议论：“这算什么好诗？其一平淡无奇，其二平仄失对，其三与实景不符——柞叶经秋不过变黄，需待严冬浸染方能‘转红’。”
　　这话传进老肖的耳朵，自然不满，从此见到父亲便横眉冷对。父亲不甘示弱，以眼还眼。有一次，中小学老师在一起搞政治学习，老肖争着念报纸，念着念着就念了个错别字：“资产阶级负偶顽抗••••••”
　　别人都装聋作哑，父亲却嘴尖舌快：“哎老肖，你念错了吧？那个字的发音应该是‘雨’。” 老肖一愣，狠狠地瞪着父亲：“谁念错了？当年我老师就是这么教的！” 父亲跟他较劲：“谁教的也不对，不信你回家查查字典！”
　　按说，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闹过去也就算了，可是偏偏老肖心胸狭隘，一直怀恨在心。今天逮着这个机会，就想公报私仇。
　　“对对，是污蔑贫下中农！”
　　“就是，贫下中农怎么能偷东西？”
　　老肖虽然平时没什么威望，但现在是造反派头头，说话自然有人应声附和，接着就一片声地议论起来。父亲当时有些尴尬，便慌不择言地顶了一句：“我讲的是真事儿。偷地主家的东西能叫偷吗？”
　　轰的一声，大家都笑了起来。 当老师的谁不明白？孔乙己说“窃”不算“偷”，那不过是书呆子的狡辩，可如今到他这里，竟连“偷”也不叫“偷”了。父亲不服，跟大伙辩论，说斗地主闹翻身，穷人把他们的房子地都分了，偷他几根秫秸怎么能叫偷？
　　“打到反革命份子苏……”
　　突然，一个女老师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由于胆怯，竟一时忘记了父亲的姓名。会场沉默了片刻，接着就骚动起来。老肖一看人心可用，立刻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朱笑尘！”
　　“打倒反革命分子朱笑尘！”
　　全体老师也都随之振臂高呼。一时间，群情愤激，斗志昂扬。紧接着又冲上来几个红卫兵，不由分说，把父亲的胳膊一扭，连拖带拽地押上台去——这年头，有一个吹风的，就有十个下雨的；有十个下雨的，就有一百个浑水摸鱼的••••••

　　老残杂忆•大字报风波
　　一
　　父亲挨了一顿批斗，第二天被放了回来。因为他的言论也实在算不了什么。无论怎样上纲上线，也不过是个认识问题。
　　这些年，除了教学写诗，父亲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然而老肖的报复行为，却激起了他的革命精神。他这人耿直倔强，受不得一点儿委屈。为了跟老肖作对，他决定参加造反。造反团没人要他，他就自己组团，自称“金猴造反者”。戴着自制的袖标，天马行空似地独往独来。母亲说了他几句，不想年近五旬的他，竟然挥以老拳。宣称谁要反对他革命，谁就是他的敌人。
　　十里溪流羞问渡，半杯海水虑翻船。
　　何人生死无牵挂，敢向阎罗奋老拳。
　　母亲躲进厨房流泪，他却坐在炕头喝酒吟诗。我和哥哥似懂非懂地听着，以为他疯了——直到很久以后，读了他的诗集我才明白，原来那诗的意思是说：庸人怯懦，谨小慎微，哪怕面临一条溪流，半杯海水，亦怀溺亡之忧。而至于我，既然已经下定了革命的决心，就应该将生死置之度外。不要说一个老肖，就是到了阴曹地府，我也敢于同那阎王老儿奋拳相争哩！
　　不过，作为新世界改造对象的旧文人，父亲忘记了自己头上一直戴着的“紧箍咒”。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命运同阿Q一样，无论怎样向往革命，都逃不掉被革命的厄运！
　　那是六月里的一天中午，哥哥从供销社买盐回来——那时日用品经常脱销，来货时人们便纷纷跑去抢购。父亲在家百事不问，但对革命形势却极为关心。哥哥刚一进屋就问：公社有没有新贴出来的大字报？贴给谁的？说了什么？对方有什么反应？发没发生辩论？
　　自从上次挨了一顿批斗，父亲接二连三地给老肖贴了好几张大字报。老肖觉得理亏，一直装聋作哑。父亲欲待乘胜追击，经过母亲和姐姐的极力劝阻，只好暂且收兵。如果哥哥会撒谎，说他什么也没看见，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可他心眼实，不敢隐瞒。在父亲不厌其烦地盘诘下，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一个令人愤怒的消息：新贴出来的大字报只有一张，就是贴给父亲的。但作者并不是老肖，而是邻村茂盛大队的几个农民。
　　此时，父亲正坐在炕头喝酒，不等哥哥说完，勃然大怒，立刻扔下筷子吆喝一声：“小翎，给我研磨！”
　　我惴惴不安地看着母亲，而母亲却使劲瞪了父亲一眼，无奈地叹了口气，又躲进厨房去了。
　　二
　　夏季的山野，到处充斥着焦躁的气息；路上的尘土踩在脚下，烟雾似地仆仆飞扬。父亲怒气冲天地走来，仿佛去进行一场生死存亡的决斗。那年我刚满十三，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非要带着我去。也许他已经觉察到了斗争形势的严峻，想让我经经风雨，见见世面。
　　父亲的腋下夹着一卷毛边儿黄纸，那是一篇反击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大块文章。他写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观看，笔墨潇洒，酣畅淋漓——在记忆中，我老以为他是个画家。可惜他怀才不遇，生不逢时。
　　父亲心急火燎地疾行，我拎着一只小桶跟在后边。毒辣的太阳一路炙烤，等到走近公社驻地的村边，我已经汗流浃背，气喘吁吁了。
　　父亲这人真有意思，贴大字报舍不得打浆子，却领我跑到一个大坑里去抠黄泥。他把黄泥放进小桶兑水搅匀，直到又稠又粘。这是一种自制的浆糊，他说使用起来效果极佳。那年月白面珍贵，用来“糊墙”实在可惜。
　　公社东侧一面几十米长的青砖围墙，已经完全被大字报覆盖，而贴在上边的东西，除了几个老师和学生的，就是广大贫下中农社员们的杰作了——说起来好笑，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谁见过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泥腿子舞文弄墨来？想当年，大家饿了三年肚皮都没发过一声怨言，可如今一叫造反整人，立刻扔下锄头耍起了笔杆儿，你一张他一张，一时间闹得洛阳纸贵。
　　中国的文房四宝，应该说是专门用来写诗作画的吧？但是到了卑鄙无知者的手里，就只能涂鬼脸，描画皮了——感谢苍頡先生创造了文字，感谢老祖宗留下了笔墨纸砚这几样好东西。否则，今天的我们必定仍然是一群茹毛饮血的野人——我这样说，并没有讽刺农民舞文弄墨的意思。李白的朋友汪伦不就是农民吗？但人家只爱写诗，绝不会拿起笔杆子去整人！
　　父亲仔细读着那篇攻击他的东西，我就蹲在一旁摆弄黄泥。那大坑是座新修的水库，里边的黄泥柔软细腻，是从十几米深的地下挖出来的。小时候姐姐教过我泥塑，我心灵手巧，捏出的小人小狗栩栩如生。班里的女生看了都喜欢，往往红着脸跟我讨要。特别是燕子淑英云霞几个，都当做宝贝似地收藏起来。
　　父亲的双手攥起了拳头，两只脚也不安地挪来挪去。我抬头看了一眼，见他脸色煞白，眉头扭成了一个可怕的八字。突然，他一步窜到墙下，掏出毛笔扬手一挥，只见那张大字报上，立刻现出了一行龙飞凤舞的大字：放屁，放屁，放臭屁！
　　他用的是给学生批改作业的红墨水，鲜红鲜红，就像古代露布上判决死囚的御笔硃批，煞是好看！
　　我依旧低头捏我的小人，心里想着羊角辫的燕子。不过现在只是个轮廓，还要晾干以后精雕细刻，叫人一看就知道是谁••••••地上出现了几只穿着农田鞋的大脚，有人来看大字报了。过了一会儿大脚渐渐增多，很快就聚拢成一面弧圈。 先是一阵怯懦的嘲笑，接着又嘀嘀咕咕地议论起来：
　　“咦，怎么往人家的大字报上乱写乱画？”
　　“就是嘛，你有理，为啥不贴大字报反驳呀？”
　　“哎，骂贫下中农放臭屁是啥意思？”
　　“反动……”
　　三
　　我使劲地低着头，恨不能钻进地缝里。父亲违背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规则，显然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然而，面对贫下中农的横眉冷对，父亲却镇定自如，满不在乎地拿起刷子一下一下往墙上涂抹着“浆糊”，看那从容不迫的样子就像个老练的油漆匠。粘稠的黄泥粘在墙上，烈日一晒就风干了，他歪着脑袋打量了一下，又慢悠悠地刷了一层••••••
　　忽然，人群外边挤进来几个年轻人，先是七嘴八舌地吵嚷，接着就跟父亲推搡撕扯起来。我刚刚捏好的燕子，被几双大脚残酷地踩扁了。我本来还想捏个云霞的，这一下全都毁了——燕子是石大爷的女儿，坐在我的前座，上课的时候老是回头看着我笑。
　　父亲，已经被他们打翻在地，拼命地嘶吼挣扎。我吓得大哭，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姐姐闻讯赶来了。一看见父亲受侮，立刻冲了上去；先是左拦右挡，接着又拳打脚踢——姐姐今天没下乡，方才正在屋里学习。
　　这伙人本是普通的农民，平时在公社干部跟前毕恭毕敬。姐姐的行动把他们吓住了，一个个都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也许，他们在群殴父亲的时候，忘记了他还有一个厉害的女儿吧？
　　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几乎把公社门前的马路都堵塞了。也许是因为农村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吧？所以，看打架和开批斗会也就成了一项引人入胜的娱乐活动——被打的挨批的哭爹喊娘，整人的围观的却幸灾乐祸，笑逐颜开。这是一个无秩序，无是非，无人性的时代！
　　经过一番激烈地搏斗，父亲终于从地上爬了起来，口角流血，不住地叫骂，接着又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真正的无产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父亲说的，是当时最时髦的语言，但是伴随着他那夸张的手势和语调儿，却显得格外滑稽。有人嘻嘻哈哈，有人鼓掌起哄。然而失去了理智的父亲，仍然滔滔不绝——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好笑。俞平伯先生曾经赞美陶渊明“静穆得伟大”，但不知同样作为田园诗人的父亲当时为什么会那样浮躁狷狂？
　　姐姐觉得尴尬， 劝父亲回家，可是父亲死活不肯。姐姐有点生气，就拉着我挤出了人群。 我担心那几个家伙还会跟父亲撕打，而姐姐却轻蔑地把头一摆：“不会，那就是几个叭儿狗！” 我回头看了一眼，见那几个家伙果然灰溜溜地走了。
　　回到家里，父亲再三盘问姐姐是不是得罪过那几个家伙，姐姐说他们都是普通社员，她跟他们根本就不熟。可他们为什么要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勾当呢？父亲以为老肖背地搞鬼，说他挑动群众斗群众。从此，矛盾就更激烈了——古人说：“一犬吠形，百犬吠音”。用来形容那些卑鄙无知的小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老残杂记•一副对联的秘密
　　一
　　天，总是阴沉沉的，闷热、压抑、潮湿。我独自在村口 的小河沟里捞鱼。说来也怪，这小河本是雨季从山上淌下来的泉水，前几天还是干涸的，怎么一夜之间就生出了鱼呢？它们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大自然可真是个奇妙的东西。
　　大路上传来拖拉机的马达声。我不经意地望了一眼，只见拖车厢里黑压压的挤满了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呀，是游大街的！我傻呵呵地望着，心中充满了好奇。
　　挂牌游街，这是一个绝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发明，如今真应该将它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从而使人类永远记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切——突然，我感到一阵晕眩，心脏猛地抽搐起来。呵，我看到了父亲……
　　父亲显得十分憔悴。一向有洁癖的他，满脸长出了黑乎乎的胡茬儿，但并没象别人那样低着头，顺着眼，只是定定地望着远方，像期盼，又像沉思。我急忙转过身去，拔脚就往家跑。
　　母亲见我含着眼泪气喘吁吁的样子吓了一跳，可我只是一劲儿摇头，说不出一句话来。因为我知道，从今往后，我将跟柳家的云霞一样，成为永世不得翻身的“黑五类”了。
　　母亲叹气道：“唉，怪不得这些日子眼皮儿老跳，我就知道早晚得有这天儿……老活鬼，死不听劝！”说着吩咐我和哥哥：“哎，你们两个，赶紧把你爸的书本检查一下！”
　　哥哥说：“妈，没事儿吧？”
　　母亲一脸严峻：“别废话。你爸常讲‘诸葛一生为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现在的事儿难说，万一叫他们抓住点儿把柄，白纸黑字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哎，快点儿！”说着把头探进衣柜里翻检，随后拿出一沓东西：“你们看，这是你爸的诗稿，要是落到老肖他们手里，肯定是一大罪状！”
　　哥哥说：“哎妈，这诗我爸都给我讲过，没啥毛病！”
　　母亲拍了他一下：“嗨，傻儿子，啥叫毛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听你爸讲，前清有个文人，一天坐在院子里看书，忽然来了一阵凉风把书页刮乱，他有点生气，就随口说了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不想被人告密，丢了脑袋！”
　　哥哥不信：“妈，那是编瞎话吧？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话有毛病吗？”
　　母亲认真道：“怎么没毛病？清风的‘清’和清朝的‘清’不是一个字儿吗？人家说他含沙射影，污蔑皇上••••••”
　　哥哥把头一摆：“嘁，要这么分析，那天底下的读书人不都给他们杀光了吗？”
　　母亲把眼一瞪：“你，怎么跟你爸一样死犟？现在谁跟你讲那个理儿。快点儿！”
　　哥哥问：“那咋办？把它烧了？”
　　母亲急道：“吔，那还了得，这可是你爸的命根子！”
　　夜色朦胧，村里一片死寂。哥哥在海棠树下挖了个小坑，母亲把塑料布包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埋上，又回头悄声地叮嘱了我一句：“老儿子，可不能跟外人说呀！”
　　当时，对于母亲的行为不能理解：不就是父亲自己写的几本儿诗稿吗？干嘛要把它藏起来？这要是被人发现，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不管你那里写的是什么，行为本身就足以构成犯罪。然而，如今回忆起来又觉得钦佩。因为文化终需由人创造，传统也需要有人继承。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该泯灭！
　　二
　　这一夜，我老做恶梦，三番五次地醒来。早晨，太阳刚刚爬上山顶，突然大花狗一阵狂叫，造反派果然抄家来了。老肖带队，后边跟着一大帮带袖标的红卫兵，其中还夹杂着好几个农民。
　　哥哥挡在门口质问：“你们要干什么？”
　　老肖把手一扬：“搜查！”
　　哥哥不让他进：“凭什么？”
　　老肖伸手把哥哥一推：“凭什么？朱笑尘是历史反革命！”说着几步抢入屋内，在书架上一阵乱翻。他检查的非常仔细，就像电影里的特务一样。因为没找到想要的东西，便回过头来追问母亲：
　　“朱笑尘的诗稿呢？”
　　“什么湿搞干搞？”
　　“你别跟我装糊涂。朱笑尘写了许多反动诗词！”
　　“反动不反动，自有党的政策，你姓肖的说了不算！”
　　“你……”
　　老肖无奈，只好自找台阶，朝书架上把手一挥：“这书都属于四旧，一律没收！” 大哥想要阻拦，母亲气道：“叫他们拿吧拿吧！拿回家去糊墙铺炕，烧纸上坟！”
　　然而老肖并不死心，东张西望，就像警犬似的挨屋乱窜。窜了一会儿，觉得实在找不出什么破绽，便把目光定在了西墙上。
　　西墙贴着一张毛主席画像，是我家刚刚搬进新房的时候，父亲特地从城里“请”回来的。画面很大、很亮，他老人家潇洒地坐着一只藤椅，正满面慈祥地朝着我们微笑。
　　画像两边贴着父亲手写的一副对联：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人民服务终生——横批忘了，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老肖看了半天，好像发现了什么秘密，抬手一指：“哎你们，把这幅画像给我摘下来。”
　　同来的人都有点发愣，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而站在他身后的那两个农民，立刻答应一声，搬过凳子跳了上去——咦，他们要干什么？就算父亲真是反革命，也不能不让我们热爱毛主席呀？
　　画像，被从墙上一点一点地——我实在想象不出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准确地描述他们的行为。因为画像在墙上粘得很紧，要想完好无损地摘下来实在困难。于是，那个农民便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削铅笔的小刀。母亲冷漠地看着。嘴角隐隐流露出一丝嘲笑。
　　小刀划着墙壁沙沙作响，画像也随之一点一点儿地剥落，那个农民忽然嘿嘿一笑：“哎有意思，这玩意儿，就像扒xx似的……”
　　我们听了不由大吃一惊——我发誓，这种亵渎神圣的言词绝对不是我的编造。否则，我将罪该万死！
　　然而除了我们，屋里所有的人都无动于衷，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一样——哦，原来这些口口声声自称“无限忠于，无限热爱的”的造反者们只想整人，根本就谈不上信仰何热爱！
　　三
　　姐姐回来了。母亲对她说：“那老肖的胆儿可真大，万一那画像有什么损坏，他不就是现行反革命吗？昨天听说县一中有个老师，因为写标语写差了一个字儿，当时就被抓了起来！”
　　姐姐叹气道：“妈，现在的形势您还没看出来？七派八派，其实只有两派：一派是整人的，一派是挨整的；整人的可以胡作非为，挨整的只能低头认罪。您说的那个老师被抓，是因为出身不好。”
　　提起那副对联，姐姐说老肖他们已经送到“军管”鉴定过了，“军管”的同志认为不算“反标”。
　　原来，那幅毛主席画像刚被“请”来时，父亲当天就写了一幅对联贴在两旁。前年春节，因为觉得有点儿旧了，便又写了一副新的贴在旧的上边，可是新的比旧的短了一块儿，所以只好把露出来的俩字用白纸糊了。老肖认为，新旧两副对联联系起来的意思，是隐晦地谩骂领袖，表明朱笑尘是个极其反动的阶级敌人——这种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明摆着是栽赃陷害，稍有一点儿头脑的谁会相信？
　　然而，叫人百思不解的是，原来的那副对联写的什么连我们家人都忘了，他老肖是怎么发现的呢？不用说，这事儿肯定有人告密，可那个告密者又是谁呢？难道早就有人监视着我们？可我家平时很少有人串门，他又是怎么监视的呢？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搞清楚那个告密者究竟是谁。

　　老残杂忆•哥哥的婚事
　　一
　　淑英眉清目秀，身段苗条，一双好看的眼睛，秋水盈盈。在和我同龄的女孩儿中，她属于早熟的一类。所以，刚一上学就被父亲任命为班长。她的眼睛会说话，经常直勾勾地盯着我。这时我就羞臊得低下了头，觉得她的眼神有点儿邪。
　　说来也巧，淑英和我同龄，她大姐和我哥同龄，而且不论长相个头都特别般配。所以，前些年村里就有人议论，说这两家迟早是要噶亲（结亲）的，至于将来谁跟谁，那就看缘分了。可是十年以后，不但一对儿没成，反倒成了解不开的冤家。
　　淑英爹是车老板，也是我们队的车马队长。这人干活是好手，但是为人太奸，所以人送外号老鬼。老鬼早就看中了我哥，每当出车干活都愿意带着他。当时我家在村里也算“贵族”——姐姐是公社妇联主任，父亲是小学老师，一家两个挣工资的国家干部，这样的好亲谁不想攀？
　　淑英的大姐叫淑华，从小跟我哥是同学，还坐过同座。男女之间青梅竹马，年貌相当，能没感情么？不过，淑华姐性格内向，胆小腼腆，虽然喜欢我哥，却从来不敢表白。也许，那时他们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或者他们在等着双方父母的撮合，可没想一晃二年，却冒出个“女魔头”来。
　　淑英的二姐叫淑美，因为有个姨妈在县中学当老师，所以淑美从小一直在城里念书。听说她人很聪明，曾立志报考大学，可是没等初中毕业，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她当了红卫兵，经常跑到街上参加武斗。她姨妈害怕出事，只好把她打发回家。当时的农村不养闲人，不管你是娇小姐还是洋学生，只要落到这里就得受苦。
　　回乡务农，使淑美意懒心灰。于是，就在村里寻觅起对象来。她的性格和淑华姐恰好相反，开朗、泼辣，说话也带着一股洋气儿。那时的农村姑娘虽然朴实，却也人人爱美。每天下地干活，怀里总是揣面小镜子，时不时地拿出来照照。但淑美却从来不带，想用时就招呼同伴：“哎，把你的对象借我用用！”满地的人听了都笑，说“这城里呆过的，跟咱土生土长的就是不一样！”
　　我们这里的姑娘，找对象大多不愿出村，因为土地肥沃，旱涝保收。年底分红，日值最高可达两元。一个好劳力一年的收入，要比一个新参加工作的青工工资都多。在村里，我哥不光是好劳力，也是好小伙，长相个头都出众。于是就叫淑美缠上了，整天跟在身后“哥呀哥”的叫。
　　淑华姐虽然脾气温和，但是遇着这种横刀夺爱的事情，自然也不甘示弱。于是，姐妹俩就在家里吵起架来。吵了几回，淑华姐不是对手，只好求父母做主：意思我是姐姐，她是妹妹，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然而，当爹妈的也无奈，手心手背都是肉，难道还能顶着一个踩着一个？得，争吧，人家要谁算谁！
　　不过，在我家父母看来，哥哥跟淑华姐最为合适，不论个头长相和人品性格样样都挺般配。而淑美呢，扁平脸，浓眉毛，宽肩膀，水蛇腰，说话吵吵嚷嚷，活脱脱一个假小子。
　　按说淑美这副摸样，我哥是不该动心的，可她偏偏生性活泼，野调风流。渐渐地，淑华姐便败下阵来。她脸皮薄，怕和妹妹争男人叫人笑话。于是，哥哥就跟淑美热恋起来。这一年，哥哥十九，淑美十七。
　　二
　　父亲游了大街，立刻引起村里的一片喧嚣。井台边，柳树下，马号里，小河桥边，到处都在议论纷纷。
　　老德好恶狠狠地说：“妈的这家伙，游大街便宜了他。那天把他弄回来狠狠地批斗，打他个半死！” 有人立刻应声附和：“可不是咋的，等他回来的！”
　　武娘说：“哎，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出来的。这个朱笑尘，恐怕今后永世不得翻身咯！”
　　我家刚来乡下时，她家老丫得了脑炎，是父亲拿了三十块钱才救了一命。后来母亲跟她要钱，就把她得罪了。
　　武娘刚把话说完，史姨立刻搭茬儿：“可不是，我看不光他自个儿完了，用不了几天，他家朱羽也得掉蛋儿——啧啧，一个反革命的闺女咋能当公社干部？”
　　史姨也是我姨妈的干姐妹。我家有缝纫机，母亲经常给村里人做活儿，不要钱还搭着线。以前，史姨家的衣服几乎叫母亲包了。上个月她家玉洁姐结婚，新衣服全是母亲做的。可是一眨眼的功夫，她就变了脸。有人说：“你外甥女不是正跟他家朱翔搞对象吗？”史姨把嘴狠狠一撇：“呸，他那是癞蛤蟆想吃天鹅屁！”
　　史姨男人史文精是信用社的会计，淑美的舅舅。以前，史姨老羡慕姐姐当干部，巴不得把外甥女嫁到我家，现在倒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来。
　　天黑了，草草地吃完晚饭，连灯都赖得点。隔壁传来母亲和哥哥的说话声，俩人正在议论淑美。
　　“她没提出跟你分手？”
　　“她没提，我提了。”
　　“她怎么说？”
　　“她说她等我。”
　　“你相信吗？”
　　“……”
　　哥哥说，昨天顺子叔给他出主意，叫他把淑美坏了。母亲不等哥哥说完立刻斥责：“胡说，人家还是个小姑娘，咱们宁可打光棍儿也不能干那缺德事儿！”哥哥说：“妈你放心，我要是那种人，还用别人教吗？” 母亲幽幽地叹了口气：“唉，淑美这是还抱着希望啊！可是……”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哥哥赶紧安慰：“妈，您别难过，不就是打光棍儿吗？我不在乎！”
　　母亲一听，哭得更厉害了。现在，村里总共十二个光棍儿，多数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论长相个头什么也不差。娶不上媳妇儿，就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听说关里许多地方时兴换亲，两个成分不好的家庭，儿女互为嫁娶，但我们这里从来没有听说。因为地主富农家的姑娘也都想嫁给贫下中农。不光为了自己脱离苦海，更为了子孙后代的将来。
　　然而淑美怕，淑华却不怕。她嘲笑妹妹夺人之爱又用心不专。她说如果是她，马上就跟朱翔结婚——钟情若到伤心处，生死风波又何妨？
　　淑美一听姐姐要钻空子，马上就把大门堵上了——人说城外的想进去，城里的想出来，可是淑美既不想进去，也不想出来。她要守在门口，等待时机。不过，我以为哥哥肯定不会打光棍儿的，因为在农村小伙当中他太出众了。就算没有淑华和淑美姐俩，他也用不着为娶媳妇儿发愁。

　　老残杂忆•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了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号召，各级政府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除台湾省外的“全国山河一片红”。人们以为运动已经结束，可是接着又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有关资料表明，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转发毛主席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经验>的批示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在清理厂矿、机关和教育系统中的阶级队伍中，要“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此后，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大规模展开，遭受各种形式的迫害者达三千余万，至于死亡人数，已经成为了历史之谜——当时，光我知道的自杀和被迫害致死的就有下边几例：
　　一， 父亲在城里的老同事金某昌老师，因为伪满时期当过雇员
　　而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上吊自杀未遂。
　　二， 我们公社的中心小学共有十一人被隔离审查，其中中心校
　　校长李某富因精神失常自杀，孙某林老师跳井被人救起。造反派强迫被隔离审查的老师们淘井，父亲也参加了。
　　三，父亲的老同事卞叔叔因为参加过“三青团”而被审查。有次他喝了点酒，回家时在一座桥上，用粉笔写了一句谩骂江青和陈伯达的话，被军管会定为反动标语，判了二十年徒刑，家属不服，也遭到了迫害——他的大儿子被人从汽车上推下压死，卞婶疯了。
　　四，城里元龙包铺的穆厨师，据说伪满时期是日本特务机关长小野的干儿子，造反派说他是潜伏特务，还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准备在某年某月某日举行暴动。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然而过了一段却无声无息了。也不知是真是假——二十年后，我在县城中学教书时，偶然和一位老同事提起此事，才知道原委。原来，穆师傅小时候在元龙包铺当学徒。小野是个中国通，经常去那块儿吃饭，因为爱开玩笑，所以一见穆师傅就“干儿子，干儿子”地乱叫。当时根本没人拿这事当真儿，不想“清理阶级队伍”时却被揭发出来。穆师傅自杀未遂，大儿子被开除了军纪。
　　柳家二姐也在这场运动中自杀了。因为情节比较复杂，在下篇单独叙述。

　　老残杂忆•红颜薄命有谁怜
　　柳家二姐自从忆苦思甜那回遭到批判，半年后就匆匆结婚了。那年她已经二十六了，眼看就成了老姑娘。她虽然人才出众，找对象却很难：有喜欢她的，她不肯嫁；有她喜欢的，人家又怕影响前途。后来经她大姐的介绍，远嫁到大庆油田。她的丈夫我见过，是个石油工人，一副粗俗凶恶的样子。村里的婶子大娘都替她惋惜,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二姐婚后的生活十分悲惨。因为出身不好，又遭到了审查。丈夫说他影响前途，经常对她打骂。 听说有一次打完，还叫她在地上跪着。二姐是何等样的女人？面对无端的欺压和凌辱，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在这纷乱忧攘的世界，二姐就像一粒沙子，任由风吹雨打，践踏冲刷。然而，二姐发过光，散过热；她是美好的，她不该这样被毁灭！
　　四十年后，我看到了一份资料，说大庆油田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和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
　　前些年，村里的几个老年人说柳家的房子不好，以后怕是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当时大伙不信，可是，就在她家二姐自杀不久，她家三姐又疯了。那天一早她光着上身，披头散发地满街乱跑，好几个人都拦挡不住，四妹云霞拉着她的手，哭泣哀嚎着。我在一旁惊惧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不知所措……可怕的灾难再一次降临了这个不幸的家庭——哥哥说，那天队里开会的时候，三姐就坐在他的前边，还跟着姐妹们有说有笑的哩，怎么突然就疯了呢？
　　大概是秉承了柳娘的遗传吧？她家的姐妹各个开朗朴实，有模有样。只是三姐胆小怯懦，听说那天晚上散会后，在回家的路上她碰见了鬼。那鬼的哭声特别瘆人。她吓得要命，等到大汗淋漓地跑回家里时，已经说不出话了。
　　也许这世上真的有鬼吧？听老年人说，有些屈死的冤魂不能转世投胎，就经常在夜里到人间游荡。可是鬼为什么偏要吓唬她呢？难道鬼也欺负老实人？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夏锄，秋收，冬藏，乡村的生活永远是这样循环往复，单调繁忙。白天帮着母亲收拾了一天自留地，直累得腰酸腿痛，晚饭过后，一沾枕头便沉沉睡去。梦中，我看见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像鬼又像人••••••倏然醒来，心还在砰砰乱地跳；偶一抬头，立刻吓得大叫起来，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影子就坐在外边的窗台上，像哭又像在唱。
　　母亲和哥哥被惊醒了。哥哥仔细地看了看，说：“那不是三丫儿吗？咋又跑出来了？”
　　母亲一听，赶紧穿衣下地，外边天冷，能冻坏人的。时令已经是初冬，纷纷扬扬地下着轻雪，窗外凄凉的树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母亲领进来的果然是三姐，此时，她的身上还穿着单衣，恐惧地瑟缩在墙角。哥哥找了件衣服给她——他们是小学同学，还坐过一座儿。可是刚一靠近，她立刻浑身哆嗦：“别，别碰我，求求你••••••啊——救命••••••”
　　母亲看着心疼，给她倒了杯水，又炒了碗饭，等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叫哥哥赶紧送她回家。
　　“唉，一个好好的姑娘，怎么说疯就疯了呢？”
　　母亲忧伤的自言自语着。当时，村里人都说她是叫鬼吓得，他家人也这么说。后来渐渐地露出了风声，原来那晚在回家的路上，她遭遇了可怕的袭击。为了保卫童贞，她进行了拼死的抵抗。可当时没人救她，事后也没人安慰她，因为当时柳娘正在大庆照顾二姐——二姐是服毒自杀，被抢救过来后，耳朵聋了，人也傻了。
　　三姐刚满二十，一个姑娘家受了这样的折磨，自己如何支撑得住？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煎熬之后她疯了。不久她再次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不知去了何方••••••

　　老残杂忆•父亲的历史问题
　　一
　　今天早晨，父亲去公社中心校开会，直到晚上也没回来。母亲有些担心，不住地唉声叹气。突然，挂在墙上的小广播响起来了，断断续续，嘶嘶啦啦，好像有人在掐着脖子说话，可是说了几句就没动静了。
　　姐姐说，公社广播站的设备太陈旧了，这些日子老出毛病。如果不及时更换，早晚得出大事儿。自从运动以来，经常有“最新最高指示”在半夜发表，而且每次都要求革命群众敲锣打鼓地迎接。如果因为广播不及时而耽误，那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
　　至今，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展一年多了。其间最大的成就就是家家户户都安上了广播：一只浅盘子似的小喇叭，由一根头发丝粗细的铁线连着，一直连到北京中南海，连到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聆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浑厚悠扬的湖南口音：
　　“全鬼（国）的无产该（阶）级文化大鬼迷（革命），形四（势）大好，不是小好。形四（势）大好的重要标子（志），就是把广大的鬼迷（革命）群众，全部发动起来咯！”
　　突然，小广播又响起来了。先是嘈杂的喧闹，接着好像发生了撕打。随着一阵慷慨激昂的口号，我们一下子惊呆了。
　　“打倒历史反革命分子朱笑尘！”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陷害陷害！你们胆敢陷••••••”
　　啊，这是父亲，和贴大字报那天一样，愤怒地嘶吼，咆哮，挣扎••••••突然啪的一声，哥哥把小广播扯下，摔在地上发疯似地狠踹狠踹，直到踹得稀烂。
　　据以老肖为首的龙山公社“一打三反”领导小组宣布，父亲在日伪时期当过土匪、警长、特务，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
　　对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和哥哥都很震惊，同时也感到愤怒。做梦也没有想到，令人敬畏的父亲，多少年来竟一直隐瞒着自己的罪恶历史。他不是口口声声自称是“毛主席的信徒”吗？ 他不是要像孙猴子一样造反革命吗？ 原来所有这些都是伪装。 然而，母亲却异常坚决，一口咬定父亲只是一般的历史问题。因为从解放至今，经过“镇反”“肃反”“反右”“社教”好几次运动， 他那点儿历史，也不知道被折腾了多少遍了。如果真有问题，姐姐还能入党提干吗？于是，母亲为我们详细地讲述了父亲的历史，从“九一八”事变一直到新中国的诞生。
　　二
　　父亲是吉林省九台县人。“九一八”事变那年，他刚满十六，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也扛枪上了战场。
　　关于父亲那段历史，我后来写了一首小诗《滴血的高粱》，再后来又想写成小说，但是思来想去，却一直没有下笔。因为父亲的那段经历既简单又复杂，有许多想说而又说不清的事情。比如小说《林海雪原》里边的谢文东，本是个家喻户晓的土匪头子。但在一九三四年的春天，他却领导了举世震惊的土龙山农民抗日大暴动。而父亲之所以被说成土匪，就是因为参加过他的队伍。起义失败后，队伍转移到完达山一带打游击。亏得爷爷没叫父亲跟着上山。不然，恐怕连命都丢了。
　　康德八年，满洲国征兵，父亲被征到抚远县日伪边防武警部队服役。因为有文化，就做了一个边防哨所的内勤。那年月缺少文化人，一百个当兵的也找不出几个识字的，只要稍微干的好点，就能弄个一官半职。但父亲性格孤僻，恃才傲物，他的上司都讨厌他——中国人说他狂妄自大，日本人说他思想不良。结果一气干了三年，同来的战友大小都当了个官儿，可他却连个警长也没混上。亲朋埋怨，说他不随潮流。他觉得窝囊，一气之下便泡病回乡和爷爷当了私塾先生。 五年以后，日本投降。后来东北解放，就参加教育队伍，当了一名小学老师。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开始了，凡是公职人员，都要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接受组织审查。有一天，肃反人员找到父亲，说“你参加的所谓抗日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而是土匪绺子。”父亲吃了一惊，说“不对，我们是抗日暴动，当时参加的有一两千人，还在白家沟打了一场伏击，击毙了一个日军大佐。这怎么能是土匪绺子呢？” 肃反人员想了半天，说“行，就算你抗日吧，可你后来干什么了？”
　　“我•••••”
　　“说吧！”
　　“后来？当了伪警••••••”
　　父亲感到心慌，觉得有点不妙。那两天，先后有好几个人找他谈话。那些人都是十分老练的政工人员，态度和蔼可亲，让你随便写随便说。但是到了最后这人却严厉起来。
　　“你先参加抗日，后当日伪警察。这叫变节投敌！”
　　“那，那是日本人强迫的呀？”
　　“那你为什么不投奔抗联呢？”
　　“这……我上哪找去呀？”
　　“你不是参加过抗日吗？”
　　“这••••••”
　　见父亲沉默不语，肃反人员又说：“老朱，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承认是土匪，要么承认是叛徒。你自己选择吧！”
　　这还用问吗？稍有一点头脑的谁不知道？当土匪虽不光彩，可整的毕竟是地主老财。至于变节投敌，那是多大的罪过？父亲觉得无话可说，于是，签字画押，存进了档案。
　　听完母亲的讲述，我们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父亲既然没当过警长特务，按照《公安六条》的规定就不算“历史反革命”。老肖栽赃陷害，用不了多久，组织上自然会为他平反申冤。

　　老残杂忆•父亲坐牢了
　　一连开了几次批斗大会，父亲始终不服。老肖无奈，只好把他送到公社的石材场去强制劳动。石材场是社办企业，民兵指挥部经常抓人干活，光管吃饭不给工钱。父亲依然不服，今天罢工明日绝食。直闹得老肖骑虎难下，焦头烂额。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公社革委会来了个莫主任，这人有魄力，敢想敢干，自称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听说父亲不服从管制，立刻采取了革命行动。
　　记得那是九月初的一天，老莫派人把父亲押到公社，拿出一份林彪的“八•二八声明”，逼着父亲当众朗读。父亲推说老眼昏花，看不清那纸上的小字儿。老莫勃然大怒，轮起胳膊狠狠地打了父亲一记耳光：“我x你祖宗，你敢反对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来呀，把他给我捆起来押到县军管去！奶奶的，我要判他二十年！”
　　关于林彪的“八•二八声明”，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究竟讲的什么，在网上也搜不到。但我没记错，父亲肯定是因为这个罪名被抓起来的——“军管”，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简称，是当时地方上的最高权力机关。自从运动以来，派仗激烈，武斗成风。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在全国实行了“三支两军”，地方政权一律由军人接管。不过我们这里是小地方，还没有乱到不可收拾的程度。所以，“军管”主要是代行公检法的职能。
　　那天，王明臣去供销社打酒，看见父亲被五花大绑，赶紧回来报信儿。待到母亲赶到“军管”，见老莫正在“军代表”的办公室里吵闹。母亲陪着父亲站在走廊里呆了半天，直到中午才来了个管教磨磨蹭蹭地把父亲押走——母亲听出了“军代表”的意思，好像说父亲这样的“反革命”太多，他们不愿意接收。因为监狱早已人满为患，实在腾不出地儿来。
　　第二天姐姐回家，果然证实了母亲的猜测。“军代表”看过父亲的材料，说这人的行为很难定性，更不够判刑，要老莫带回公社自己处理。老莫觉得没法下台，就撒野放赖，硬逼着“军管”把父亲押了起来。
　　我成了狗崽子，一个多月没敢上学。那天，村小学的邬老师来家找我，再三动员我上学——父亲挨整后，他就接替了父亲的岗位。他是父亲的老朋友，不忍心看着一个老师的孩子沦为文盲。我怕受人欺负，想跟哥哥下地干活儿。母亲说我太小，非逼我上学。可是没念上几天我说啥也不干了。
　　那天，燕子在书桌里发现了一只死老鼠，把她和同坐的淑英吓得嗷嗷乱叫。有人说是小百岁干的，可小百岁却一口咬定是我。我气得要命，狠狠地踹了他一脚，背起书包就跑。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叹气道：“唉，不念也好。你爸要不是因为念书，能三番五次地挨查挨整吗？——文盲好，将来没了臭老九，也就不用搞运动了！”